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察东抗战

一.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成立

1933年5月下旬,长城抗战失败,冀东沦陷。日本兵临平、津城下,仍不罢休。5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对路透社记者声称:“日军现在密云、唐山线暂停进攻,日军以此进攻为消灭华军攻击长城之大本营,其军事动作目前告一段落……为保卫满洲国西境,日军有进占张家口之必要。”张家口为察哈尔首府。显然,日军在冀东得手后,又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察哈尔。

1933年2月,日军侵犯热河时曾以一部逼近察、热交界地区。长城抗战开始之后,日军把进攻的重点放在长城各口,在察、热边境只有一小部日军和大部伪军。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为保障察、热边界的安全,曾令傅作义为第7军团总指挥,在察东一带布防。4月底,自古北口方向进犯的日军逼近密云,何应钦急调傅作义部至昌平加强北平的防守,察东防务空虚,日军乘机于5月11日侵占察东重镇多伦,继而侵占沽源。察省形势日益危急。正当南京国民Government的代表与日本谈判签订《塘沽协定》的时候,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了。

1932年秋,日本侵略华北的军事准备正加紧进行。此时,冯的旧部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察省是抗日前线,又是国民党势力较为薄弱的省份,过去曾是西北军活动的地盘,便于进行抗日斗争。于是冯于1932年10月9日抵达察省省府张家口,受到宋哲元等的热烈欢迎。中共北方党组织派代表赴张家口与冯交换组织抗日力量的意见,冯也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到察省共商抗日大计,决心以察哈尔为阵地,为抗日救国大干一番事业。

冯玉祥到察哈尔的抗日举动引起蒋介石的极度不安。蒋介石一面以舆论对冯进行造谣中伤,一面以高官厚禄诱冯到南京做官。冯志在抗日,不为所动。长城抗战开始之后,蒋介石北上保定,邀冯会晤,冯未予理会。蒋介石南返后,华北军事由何应钦指挥。长城抗战开始,人们还对国民Government抱有希望;随着军事的失利和投降妥协的加剧,冯越来越对蒋介石失望,于是召集汾阳军校的师生由晋开察,将第29军的留察部队(主力在喜峰口)进行扩编。此后又有决心抗日救国的旧部吉鸿昌和故友方振武纷纷率部来投。热河失守之后,在热河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赶到察哈尔,孤悬无靠,此时纷纷投到冯玉祥的麾下。

在《塘沽协定》签订的前夕,1933年5月24日,冯玉祥召开了各方军事首领的会议,决定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5月26日举行全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一致推举冯玉祥为同盟军总司令,并发出了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通电。通电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丈,直以灭我国家、奴我国族,为其绝无变更之目的。握Government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的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淞沪、平津。即就此次北方战事而言,全国陆军用之于抗日者不及十分之一,海、空军则根本未出动;全国收入用之于抗日者不及二十分之一,民众捐助尚被封锁挪用。要之,Government殆始终无抗日决心,始终未尝制定实行整个作战计划。且因部队待遇不平,饥军实难作战。中间虽有几部忠勇卫国武士自动奋战,获得一时局部的胜利,终以后援不继而挫折。迩者,长城全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即张家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力,转为妥协苟安之计。方以忍辱负重自期,以安民心期人。前此,前敌抗日将士所流之血,后方民众为抗日所流之汗,俱将成毫无价值之牺牲。一时之苟安难期,他日之祸害愈深。国亡种奴,危机迫切。玉祥僻居张垣,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信使频至,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每一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自审才短力微,不敢避死偷生。谨依各地民众之责望,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民众一分子之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有一分力量,尽一分力量,有十分力量,尽十分力量。大义所在,死而后已。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敬祈赐予指导及援助。

当日,冯玉祥改组了察哈尔省Government,委任佟麟阁代理主席。

“抗日同盟军为革命军民联合战线,以外抗暴力,内除国贼为宗旨”。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和有志于抗日的将士闻之振奋。一时间,孤立无靠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报国无门的抗日群众和失去兵权的抗日将领纷纷汇集于张家口,察哈尔成为抗日怒潮汹涌澎湃的地方,成为世人注目的中心。

6月15日,根据抗日的形势和民众的要求,在张家口召开了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抗日同盟军纲领,以及有关军事问题、财政政策、军队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选举了抗日同盟军最高权力机关——军事委员会,推举冯玉祥、方振武等11人组成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冯玉祥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到军事委员会成立时,同盟军所属有12万人,枪10万多枝。其基本力量的组成,包括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热河抗日民军、察哈尔省自卫军与抗日救国军,以及冯玉祥的旧部5部分。由于是各武装力量的联合和同盟,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组织和编制,也一律由原将领指挥。各部军队的组织情况如下:

由冯玉祥的旧部组成的有:

第1军,军长佟麟阁,辖彭政国第1师、支应遴第2师和刘克义独立旅。7月25日,第24师富春部、第25师马冠军部也拨归该军节制。

第2军,军长吉鸿昌,辖周义宣骑兵第3师、徐荣华第4师、宣侠父第5师和李廷振第6师。

以上两军均有共产党员作骨干,战斗力比较强。

第6军,于6月30日编成,军长张凌云,辖乜玉岭游击师、胡云山骑兵第2师。

骑兵挺进军,总指挥孙良诚,辖雷中田第1挺进军、高树勋第2挺进军。

由方振武抗日救国军组成的有:

第1军,军长张人杰,辖宋铁林、杜光明、宋克宾第1、第2、第3师和崔国庆独立旅、谷有祺独立骑兵旅。

第4军,军长米文和,辖王中孚教导师。

第5军,7月25日编成,军长阮玄武,辖汲汉东第16师、许权中第18师。该军有共产党员作骨干。

由东北抗日义勇军组成的有:

第5路军,总指挥邓文(邓文被刺死后,檀自新继任总指挥)。该军系黑龙江抗日义勇军马占山旧部改编而成,辖邓文兼师长的骑兵第10师,檀自新的骑兵第11师,吴松林(后改霍刚)的骑兵第12师和郭凤来、唐忠信的骑兵第21旅、步兵第1旅。

由察哈尔省自卫军编成的有:

察哈尔的自卫军,军长张砺生。该军由张北、商都、宝昌等县的民团编成,辖张子光、曹汉相、白振宝第1、第2、第3师和王德重、焦朴斋第1、第2支队。

独立第13师,师长任平治。

由热河抗日民军编成的有:

第18军,军长黄守忠,辖于立志第32师、谭世林第33师、阎尚元第34师。

骑兵第4师,师长姚景川。

另外还有由蒙古、绥远地方部队编成的部队。蒙古军有:第1军,军长德穆楚克栋鲁普;第2军,军长卓特巴扎普;自卫军,军长富龄阿。

由绥西土匪王英编成的游击第1路也于5月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山东贯匪刘桂堂曾一度投日,在抗日同盟军成立时,派人向冯玉祥接洽反正,冯委其为第6路总指挥。

从抗日同盟军的组成可以看出,冯玉祥对待各支队伍,不管过去历史如何,现在只要抗日,都给予接纳、欢迎。抗日同盟军的成立,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带来了新的生机。

二.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1933年6月20至1933年7月12日)

抗日同盟军甫告成立,察东局势日趋恶化。6月1日,日飞机轰炸独石口,4日敌陷宝昌,5日又侵占康保,张北危急,张垣震动。抗击日本的军事行动已刻不容缓。冯玉祥于6月20日作出部署: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李忠义为左、右副总指挥,统帅大军北进,收复察东失地。

6月21日,北路同盟军又编成3个梯队:邓文为左翼第一梯队,从左卫出发;李忠义部为右翼第二梯队,从旧万全出发;周义宣部为第三梯队,从张家口出发。各部分头北上,向日、伪军展开进攻。22日,先头部队迫近康保,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伪军崔兴五部向东败逃。同盟军进驻康保。23日,北路军兵分两路向宝昌、沽源挺进:左路军吉鸿昌指挥邓文、张凌云、张砺生自卫军一部向宝昌进攻,右路军李忠义部直趋沽源。30日,两路军分别迫近宝、沽。7月1日,驻宝昌的伪军张海鹏、崔兴五两部被击溃,残敌弃城逃往多伦,抗日同盟军占领宝昌。盘踞在沽源的伪军刘桂堂慑于抗日同盟军的凌厉攻势,派人向吉鸿昌接洽,投诚反正。沽源亦被收复。初战告捷,抗日同盟军士气高涨,斗志旺盛。为了不让敌有喘息的机会,吉鸿昌又率大军乘胜东进,直捣多伦。多伦为塞北重镇,位于滦河上游、内兴安岭西口,是察、绥、热之间的交通枢纽,是察东、热北的商业中心。日军在侵占热河、掌握内兴安岭之后,即指挥日、伪军于5月11日将其占领。抗日同盟军成立之后,日、伪军为加强多伦的防御,又调来大批兵力。城内驻有日军茂木骑兵第4旅团2000多人(一说3000多人)及炮兵部队固守;在城外构筑32座碉堡,用交通壕连通,并设置电网和多层障碍物,令伪军李守信部担任外围防御工事的守卫。关东军另调第8师团进驻丰宁,与多伦互为犄角。

7月4日,吉鸿昌率邓文、李忠义等部迫近多伦,乃以张凌云部为左翼,李忠义部为总预备队。7日,下达总攻击令。吉鸿昌亲自到前线督战指挥。经过激战,敌伤亡甚重,被迫退入城内,城外为同盟军占领。日、伪军据城顽抗。吉鸿昌派副官带兵40名扮做回民商贩,分批潜入城内,分住在城内5所清真寺中,调查敌情,投送情报,以便里应外合。7月12日,同盟军再度发起全线进攻。吉鸿昌“亲率敢死之士,肉袒匍匐前进,爬城三次”。吉部从南、北、西三门冲入城内,与先入城者内外配合,巷战肉搏3个小时之久。日、伪军不支,自东门向经棚方向逃遁。沦陷2个多月的多伦,经过血战终于光复。在收复察东四县的战斗中,共毙伤日、伪军1000多名,俘虏数百名。同盟军也伤亡1600多名,4名团长受重伤。

克复多伦,全国军民莫不欢欣鼓舞。各界同胞、抗日爱国团体或发函祝贺,或捐款、献物慰劳支持。著名学者章炳麟给予很高的评价,谓:“近世与外国战,获胜者有之,地虽一砦一垒,既失,则不可复得矣。得之自多伦始。以争一县,死将士几二千人,虽在一隅,恢复之功,为九十余年所未有。”

三.昙花一现,抗日同盟军的悲惨早夭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及其抗日活动符合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要求,得到全国广大爱国军民的声援和响应,但不符合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蒋介石等国民党上层人物十分仇视这支军队,必欲除之而后快。

抗日同盟军成立之始,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即下令断绝平绥线上的客车通行。不久,国民党当局派出铁甲车向张家口逼近,并策动阎锡山屯兵于晋察边界;《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将冯钦哉、傅作义、庞炳勋部从平东调到察哈尔,向抗日同盟军施加压力;又调徐庭瑶第17军、王敬久第87师到平绥线,形成围攻的态势。因而,抗日同盟军从成立之日起就陷入了国民Government军和伪军包围的境地。这种状况,对于刚刚成立的、内部尚不巩固的抗日同盟军来说,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利用抗日同盟军内部不团结,派遣特务潜入内部搜集情报,制造谣言,挑拨离间,对抗日同盟军进行收买拉拢,致使同盟军的将领鲍刚、冯占海、李忠义、檀自新等先后投蒋,邓文则被暗杀。

与此同时,日伪也乘机分路向察省进犯。8月8日,日机轰炸沽源平定堡,南路日军入侵沽源,北路日军向多伦急进。经吉鸿昌率部抵抗,虽暂时阻止住日军,但事态却日益严重。冯玉祥眼看抗日同盟军受日、蒋的重重围困,外援无望,内部不稳,粮秣、服装已感缺乏,现金则更无法筹借,财政经济窘困达于极点,〔8〕于8月5日发出“歌电”,表示“完全收缩军事”,并请国民Government让宋哲元回察办理善后。冯自卸同盟军总司令,总部撤销,人员解散。他于8月14日抱恨离察,解甲归泰山。

冯一离察,形势骤变。8月中旬,多伦复被日军攻陷。何应钦指挥宋哲元剿、抚并用。抗日同盟军虽由方振武代理总司令,但人心动摇,不易收拾。宋哲元按照何应钦“少编大遣”的旨意将抗日同盟军收编。收编情况如下:

(一)委阮玄武为商都警备司令。阮各部共编为2个团,富春部编1个团,归其指挥;(二)委张凌云为康保、宝昌警备司令,乜玉岭为副司令,所部编为2个团;(三)委黄守中为察省游击支队,所部编为2个大队;(四)委刘桂堂为察东游击司令,所部编为3个团;(五)孙良诚部编为1个团,暂归张允荣指挥,孙即日通电宋哲元,自解兵权离察;(六)刘震东部编为1个团;(七)唐聚五部编为1个团;(八)张砺生由省府聘为顾问,所部解散归还地方;(九)檀自新、张人杰、李忠义各部均照军分会规定编制;(十)姚景川、苏雨生、宋克宾、李子铎各师拟分别编遣;(十一)清乡司令韩青芳部已下令解散;(十二)冯玉祥部军官队4个大队及佟麟阁部独立旅约500余人均已遣散。另拟给方振武以名义,令其出洋,但他不愿离开军队,令阮玄武与彼商洽。

被收编的部队动摇分化,甚至掉转枪口对准抗日同盟军反戈一击。此时只有方振武、吉鸿昌爱国立场屹立不动,矢志抗日。

冯玉祥出走后,国民Government军队向抗日同盟军发起猛烈的进攻。方振武就任同盟军代总司令,他命令部队东向独石口开发。吉鸿昌所部则西向商都转移,准备经绥远退入宁夏,因受傅作义、张凌云部的追堵,在二台子东与敌接触,被俘“三百余人”,不得不改向东进独石口,与方振武会合。

9月10日,吉鸿昌赴云州(今赤城北)与方振武、汤玉麟、刘桂堂等召开军事会议,共同作出了整编队伍的决定,将抗日同盟军改名为“抗日讨贼军”,推方振武为总司令,汤玉麟为副总司令,刘桂堂为右路总指挥,吉鸿昌为左路总指挥,并决定从独石口出发进攻密云、怀柔,限旧历八月十五(公历10月4日)攻进北平。

会后,方、吉率部向北平挺进,方部右路军在长城线以西沿白河向东南前进,吉部在长城以东经黑河挺进怀柔。两部先后越过长城。9月20日、21日,吉、方两部先后攻进怀柔、密云,逼近北平。北平军分会十分惊恐。

在方振武部攻占密云的当日,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柴山与何应钦在居仁堂密晤。此后何应钦发表书面谈话,称:“关东军电复,充分谅解。因方、吉坚持抗日,如不限期退出非武装区域,关东军将予以讨伐。”同时,日关东军以信守《塘沽协定》为由,警告石友三等部不得与方、吉“勾结”,否则将“绝不容许”其“存在”。9月25日,方振武部攻占高丽营。日飞机在空中监视,并抛下“警告方振武及其联合驻军”的传单,限其于9月26日退出“中立区”。9月27日,日军飞机轰炸方振武驻地。时方、吉商定以五六千人、枪约半数的兵力,分3路向北平发动进攻。10月初,方、吉部在昌平、大小汤山等地被商震、关麟徵、庞炳勋等部堵截包围。激战多日。每战,方、吉均亲上前线,士兵亦非常勇敢,但因连续苦战,人员、粮弹俱无补充,部队伤亡惨重,残存者仅四五百人,被迫接受改编。方、吉于10月16日脱险,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到天津继续进行秘密的抗日活动。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于11月24日英勇就义。临刑前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豪迈遗言。方振武则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一.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成立

1933年5月下旬,长城抗战失败,冀东沦陷。日本兵临平、津城下,仍不罢休。5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对路透社记者声称:“日军现在密云、唐山线暂停进攻,日军以此进攻为消灭华军攻击长城之大本营,其军事动作目前告一段落……为保卫满洲国西境,日军有进占张家口之必要。”张家口为察哈尔首府。显然,日军在冀东得手后,又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察哈尔。

1933年2月,日军侵犯热河时曾以一部逼近察、热交界地区。长城抗战开始之后,日军把进攻的重点放在长城各口,在察、热边境只有一小部日军和大部伪军。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为保障察、热边界的安全,曾令傅作义为第7军团总指挥,在察东一带布防。4月底,自古北口方向进犯的日军逼近密云,何应钦急调傅作义部至昌平加强北平的防守,察东防务空虚,日军乘机于5月11日侵占察东重镇多伦,继而侵占沽源。察省形势日益危急。正当南京国民Government的代表与日本谈判签订《塘沽协定》的时候,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了。

1932年秋,日本侵略华北的军事准备正加紧进行。此时,冯的旧部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察省是抗日前线,又是国民党势力较为薄弱的省份,过去曾是西北军活动的地盘,便于进行抗日斗争。于是冯于1932年10月9日抵达察省省府张家口,受到宋哲元等的热烈欢迎。中共北方党组织派代表赴张家口与冯交换组织抗日力量的意见,冯也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到察省共商抗日大计,决心以察哈尔为阵地,为抗日救国大干一番事业。

冯玉祥到察哈尔的抗日举动引起蒋介石的极度不安。蒋介石一面以舆论对冯进行造谣中伤,一面以高官厚禄诱冯到南京做官。冯志在抗日,不为所动。长城抗战开始之后,蒋介石北上保定,邀冯会晤,冯未予理会。蒋介石南返后,华北军事由何应钦指挥。长城抗战开始,人们还对国民Government抱有希望;随着军事的失利和投降妥协的加剧,冯越来越对蒋介石失望,于是召集汾阳军校的师生由晋开察,将第29军的留察部队(主力在喜峰口)进行扩编。此后又有决心抗日救国的旧部吉鸿昌和故友方振武纷纷率部来投。热河失守之后,在热河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赶到察哈尔,孤悬无靠,此时纷纷投到冯玉祥的麾下。

在《塘沽协定》签订的前夕,1933年5月24日,冯玉祥召开了各方军事首领的会议,决定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5月26日举行全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一致推举冯玉祥为同盟军总司令,并发出了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通电。通电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丈,直以灭我国家、奴我国族,为其绝无变更之目的。握Government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的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淞沪、平津。即就此次北方战事而言,全国陆军用之于抗日者不及十分之一,海、空军则根本未出动;全国收入用之于抗日者不及二十分之一,民众捐助尚被封锁挪用。要之,Government殆始终无抗日决心,始终未尝制定实行整个作战计划。且因部队待遇不平,饥军实难作战。中间虽有几部忠勇卫国武士自动奋战,获得一时局部的胜利,终以后援不继而挫折。迩者,长城全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即张家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力,转为妥协苟安之计。方以忍辱负重自期,以安民心期人。前此,前敌抗日将士所流之血,后方民众为抗日所流之汗,俱将成毫无价值之牺牲。一时之苟安难期,他日之祸害愈深。国亡种奴,危机迫切。玉祥僻居张垣,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信使频至,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每一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自审才短力微,不敢避死偷生。谨依各地民众之责望,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民众一分子之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有一分力量,尽一分力量,有十分力量,尽十分力量。大义所在,死而后已。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敬祈赐予指导及援助。

当日,冯玉祥改组了察哈尔省Government,委任佟麟阁代理主席。

“抗日同盟军为革命军民联合战线,以外抗暴力,内除国贼为宗旨”。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和有志于抗日的将士闻之振奋。一时间,孤立无靠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报国无门的抗日群众和失去兵权的抗日将领纷纷汇集于张家口,察哈尔成为抗日怒潮汹涌澎湃的地方,成为世人注目的中心。

6月15日,根据抗日的形势和民众的要求,在张家口召开了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抗日同盟军纲领,以及有关军事问题、财政政策、军队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选举了抗日同盟军最高权力机关——军事委员会,推举冯玉祥、方振武等11人组成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冯玉祥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到军事委员会成立时,同盟军所属有12万人,枪10万多枝。其基本力量的组成,包括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热河抗日民军、察哈尔省自卫军与抗日救国军,以及冯玉祥的旧部5部分。由于是各武装力量的联合和同盟,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组织和编制,也一律由原将领指挥。各部军队的组织情况如下:

由冯玉祥的旧部组成的有:

第1军,军长佟麟阁,辖彭政国第1师、支应遴第2师和刘克义独立旅。7月25日,第24师富春部、第25师马冠军部也拨归该军节制。

第2军,军长吉鸿昌,辖周义宣骑兵第3师、徐荣华第4师、宣侠父第5师和李廷振第6师。

以上两军均有共产党员作骨干,战斗力比较强。

第6军,于6月30日编成,军长张凌云,辖乜玉岭游击师、胡云山骑兵第2师。

骑兵挺进军,总指挥孙良诚,辖雷中田第1挺进军、高树勋第2挺进军。

由方振武抗日救国军组成的有:

第1军,军长张人杰,辖宋铁林、杜光明、宋克宾第1、第2、第3师和崔国庆独立旅、谷有祺独立骑兵旅。

第4军,军长米文和,辖王中孚教导师。

第5军,7月25日编成,军长阮玄武,辖汲汉东第16师、许权中第18师。该军有共产党员作骨干。

由东北抗日义勇军组成的有:

第5路军,总指挥邓文(邓文被刺死后,檀自新继任总指挥)。该军系黑龙江抗日义勇军马占山旧部改编而成,辖邓文兼师长的骑兵第10师,檀自新的骑兵第11师,吴松林(后改霍刚)的骑兵第12师和郭凤来、唐忠信的骑兵第21旅、步兵第1旅。

由察哈尔省自卫军编成的有:

察哈尔的自卫军,军长张砺生。该军由张北、商都、宝昌等县的民团编成,辖张子光、曹汉相、白振宝第1、第2、第3师和王德重、焦朴斋第1、第2支队。

独立第13师,师长任平治。

由热河抗日民军编成的有:

第18军,军长黄守忠,辖于立志第32师、谭世林第33师、阎尚元第34师。

骑兵第4师,师长姚景川。

另外还有由蒙古、绥远地方部队编成的部队。蒙古军有:第1军,军长德穆楚克栋鲁普;第2军,军长卓特巴扎普;自卫军,军长富龄阿。

由绥西土匪王英编成的游击第1路也于5月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山东贯匪刘桂堂曾一度投日,在抗日同盟军成立时,派人向冯玉祥接洽反正,冯委其为第6路总指挥。

从抗日同盟军的组成可以看出,冯玉祥对待各支队伍,不管过去历史如何,现在只要抗日,都给予接纳、欢迎。抗日同盟军的成立,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带来了新的生机。

二.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1933年6月20至1933年7月12日)

抗日同盟军甫告成立,察东局势日趋恶化。6月1日,日飞机轰炸独石口,4日敌陷宝昌,5日又侵占康保,张北危急,张垣震动。抗击日本的军事行动已刻不容缓。冯玉祥于6月20日作出部署: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李忠义为左、右副总指挥,统帅大军北进,收复察东失地。

6月21日,北路同盟军又编成3个梯队:邓文为左翼第一梯队,从左卫出发;李忠义部为右翼第二梯队,从旧万全出发;周义宣部为第三梯队,从张家口出发。各部分头北上,向日、伪军展开进攻。22日,先头部队迫近康保,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伪军崔兴五部向东败逃。同盟军进驻康保。23日,北路军兵分两路向宝昌、沽源挺进:左路军吉鸿昌指挥邓文、张凌云、张砺生自卫军一部向宝昌进攻,右路军李忠义部直趋沽源。30日,两路军分别迫近宝、沽。7月1日,驻宝昌的伪军张海鹏、崔兴五两部被击溃,残敌弃城逃往多伦,抗日同盟军占领宝昌。盘踞在沽源的伪军刘桂堂慑于抗日同盟军的凌厉攻势,派人向吉鸿昌接洽,投诚反正。沽源亦被收复。初战告捷,抗日同盟军士气高涨,斗志旺盛。为了不让敌有喘息的机会,吉鸿昌又率大军乘胜东进,直捣多伦。多伦为塞北重镇,位于滦河上游、内兴安岭西口,是察、绥、热之间的交通枢纽,是察东、热北的商业中心。日军在侵占热河、掌握内兴安岭之后,即指挥日、伪军于5月11日将其占领。抗日同盟军成立之后,日、伪军为加强多伦的防御,又调来大批兵力。城内驻有日军茂木骑兵第4旅团2000多人(一说3000多人)及炮兵部队固守;在城外构筑32座碉堡,用交通壕连通,并设置电网和多层障碍物,令伪军李守信部担任外围防御工事的守卫。关东军另调第8师团进驻丰宁,与多伦互为犄角。

7月4日,吉鸿昌率邓文、李忠义等部迫近多伦,乃以张凌云部为左翼,李忠义部为总预备队。7日,下达总攻击令。吉鸿昌亲自到前线督战指挥。经过激战,敌伤亡甚重,被迫退入城内,城外为同盟军占领。日、伪军据城顽抗。吉鸿昌派副官带兵40名扮做回民商贩,分批潜入城内,分住在城内5所清真寺中,调查敌情,投送情报,以便里应外合。7月12日,同盟军再度发起全线进攻。吉鸿昌“亲率敢死之士,肉袒匍匐前进,爬城三次”。吉部从南、北、西三门冲入城内,与先入城者内外配合,巷战肉搏3个小时之久。日、伪军不支,自东门向经棚方向逃遁。沦陷2个多月的多伦,经过血战终于光复。在收复察东四县的战斗中,共毙伤日、伪军1000多名,俘虏数百名。同盟军也伤亡1600多名,4名团长受重伤。

克复多伦,全国军民莫不欢欣鼓舞。各界同胞、抗日爱国团体或发函祝贺,或捐款、献物慰劳支持。著名学者章炳麟给予很高的评价,谓:“近世与外国战,获胜者有之,地虽一砦一垒,既失,则不可复得矣。得之自多伦始。以争一县,死将士几二千人,虽在一隅,恢复之功,为九十余年所未有。”

三.昙花一现,抗日同盟军的悲惨早夭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及其抗日活动符合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要求,得到全国广大爱国军民的声援和响应,但不符合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蒋介石等国民党上层人物十分仇视这支军队,必欲除之而后快。

抗日同盟军成立之始,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即下令断绝平绥线上的客车通行。不久,国民党当局派出铁甲车向张家口逼近,并策动阎锡山屯兵于晋察边界;《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将冯钦哉、傅作义、庞炳勋部从平东调到察哈尔,向抗日同盟军施加压力;又调徐庭瑶第17军、王敬久第87师到平绥线,形成围攻的态势。因而,抗日同盟军从成立之日起就陷入了国民Government军和伪军包围的境地。这种状况,对于刚刚成立的、内部尚不巩固的抗日同盟军来说,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利用抗日同盟军内部不团结,派遣特务潜入内部搜集情报,制造谣言,挑拨离间,对抗日同盟军进行收买拉拢,致使同盟军的将领鲍刚、冯占海、李忠义、檀自新等先后投蒋,邓文则被暗杀。

与此同时,日伪也乘机分路向察省进犯。8月8日,日机轰炸沽源平定堡,南路日军入侵沽源,北路日军向多伦急进。经吉鸿昌率部抵抗,虽暂时阻止住日军,但事态却日益严重。冯玉祥眼看抗日同盟军受日、蒋的重重围困,外援无望,内部不稳,粮秣、服装已感缺乏,现金则更无法筹借,财政经济窘困达于极点,〔8〕于8月5日发出“歌电”,表示“完全收缩军事”,并请国民Government让宋哲元回察办理善后。冯自卸同盟军总司令,总部撤销,人员解散。他于8月14日抱恨离察,解甲归泰山。

冯一离察,形势骤变。8月中旬,多伦复被日军攻陷。何应钦指挥宋哲元剿、抚并用。抗日同盟军虽由方振武代理总司令,但人心动摇,不易收拾。宋哲元按照何应钦“少编大遣”的旨意将抗日同盟军收编。收编情况如下:

(一)委阮玄武为商都警备司令。阮各部共编为2个团,富春部编1个团,归其指挥;(二)委张凌云为康保、宝昌警备司令,乜玉岭为副司令,所部编为2个团;(三)委黄守中为察省游击支队,所部编为2个大队;(四)委刘桂堂为察东游击司令,所部编为3个团;(五)孙良诚部编为1个团,暂归张允荣指挥,孙即日通电宋哲元,自解兵权离察;(六)刘震东部编为1个团;(七)唐聚五部编为1个团;(八)张砺生由省府聘为顾问,所部解散归还地方;(九)檀自新、张人杰、李忠义各部均照军分会规定编制;(十)姚景川、苏雨生、宋克宾、李子铎各师拟分别编遣;(十一)清乡司令韩青芳部已下令解散;(十二)冯玉祥部军官队4个大队及佟麟阁部独立旅约500余人均已遣散。另拟给方振武以名义,令其出洋,但他不愿离开军队,令阮玄武与彼商洽。

被收编的部队动摇分化,甚至掉转枪口对准抗日同盟军反戈一击。此时只有方振武、吉鸿昌爱国立场屹立不动,矢志抗日。

冯玉祥出走后,国民Government军队向抗日同盟军发起猛烈的进攻。方振武就任同盟军代总司令,他命令部队东向独石口开发。吉鸿昌所部则西向商都转移,准备经绥远退入宁夏,因受傅作义、张凌云部的追堵,在二台子东与敌接触,被俘“三百余人”,不得不改向东进独石口,与方振武会合。

9月10日,吉鸿昌赴云州(今赤城北)与方振武、汤玉麟、刘桂堂等召开军事会议,共同作出了整编队伍的决定,将抗日同盟军改名为“抗日讨贼军”,推方振武为总司令,汤玉麟为副总司令,刘桂堂为右路总指挥,吉鸿昌为左路总指挥,并决定从独石口出发进攻密云、怀柔,限旧历八月十五(公历10月4日)攻进北平。

会后,方、吉率部向北平挺进,方部右路军在长城线以西沿白河向东南前进,吉部在长城以东经黑河挺进怀柔。两部先后越过长城。9月20日、21日,吉、方两部先后攻进怀柔、密云,逼近北平。北平军分会十分惊恐。

在方振武部攻占密云的当日,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柴山与何应钦在居仁堂密晤。此后何应钦发表书面谈话,称:“关东军电复,充分谅解。因方、吉坚持抗日,如不限期退出非武装区域,关东军将予以讨伐。”同时,日关东军以信守《塘沽协定》为由,警告石友三等部不得与方、吉“勾结”,否则将“绝不容许”其“存在”。9月25日,方振武部攻占高丽营。日飞机在空中监视,并抛下“警告方振武及其联合驻军”的传单,限其于9月26日退出“中立区”。9月27日,日军飞机轰炸方振武驻地。时方、吉商定以五六千人、枪约半数的兵力,分3路向北平发动进攻。10月初,方、吉部在昌平、大小汤山等地被商震、关麟徵、庞炳勋等部堵截包围。激战多日。每战,方、吉均亲上前线,士兵亦非常勇敢,但因连续苦战,人员、粮弹俱无补充,部队伤亡惨重,残存者仅四五百人,被迫接受改编。方、吉于10月16日脱险,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到天津继续进行秘密的抗日活动。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于11月24日英勇就义。临刑前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豪迈遗言。方振武则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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