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书法作品中的虚实关系

论述书法作品中的虚实关系

虚实与疏密是有区别的,疏密多用在书法作品结字的点画安排上,在章法上虽然也要讲疏密,但更多地着眼于虚实的处理上。书法作品,只有黑白两种颜色,黑处是实,白处是虚,虚与实是对立的统一体,所以前人说“无虚不能显实,无实不能存虚。”书法家非常重视用虚白去突出黑的表现手法,“计白以当黑”是处理虚实关系的核心,所谓“运实为虚”,是在点画密集之处,要考虑到字写得空灵,必须实而不问。所谓“以虚为实”,是说在空白之处,不是没有内容,而是有笔意,笔势存在。要“笔断意不断”,于是“断处皆续”,气脉得以贯通。这是通常所说的“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章法变化的奥秘,就在于虚虚实实之中,纵观古代名家名迹莫不如此。

如何理解带燥方润,将浓遂枯

燥、润、浓、枯是用墨时的四种情况,要根据这四种情况写出四种笔画。“带”是指象带子一样的笔画,“方”是指方笔,“将”是指将要,“遂”是指就要。也就是说,写象带子的笔画要用燥笔,写方笔画要用润笔,墨将要变浓的时候就要写成枯笔 擫、押、钩、格、抵,谓之五字李煜拨镫

结字又叫结体或间架结构。启功先生曾指出,写毛笔字一要把握间架结构,二要练好笔画特点。间架结构比点画特点重要。间架好的字,笔画特点不突出,也还顺眼;反过来就不行了。因此,认真研究并把握好字的结体规律十分重要。所谓“初学分布,但求平正”。 《兰亭序》是王羲之47岁时的书作,记述的是王羲之和友人雅士会聚兰亭的盛游之事。全篇写的从容娴和,气盛神凝。被后世学书者尊崇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共计三百二十七个字,逸笔天成,而且变化结构、转换笔法,匠心独运而又不毫无安排造作的痕迹。这样的基于资质超群,功臣力深厚的作品,被评“为天下第一行书” ,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兰亭书法,符合传统书法最基本的审美观,“文而不华、质而不野、不激不厉、温文尔雅”。“内恹”的笔法偏重骨力,刚柔相济,点画凝练简洁;在书写技巧上包含了无数变化之道,仅一个“之”字就有十余种写法,在传统的“中和之美”的格式上成为样板。千余年来,历代文人多以《兰亭序》为标准,笔耕不辍。人们习惯地把书法家写《兰亭序》的水准作为衡量其传统功力的尺度。

《兰亭序》不愧为博涉众美的经典之作,读其文、赏其书、品其趣,是一种非凡的艺术享受。

《祭侄文稿》,全名《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原作纸本,纵28.8厘米。横75.5厘米,共234字(另有涂抹字30余个)。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颜真卿为杨国忠排挤,出为平原(今山东德州)太守。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在范阳(今北京南)起兵,著名的安史之乱开始。一时河北诸郡迅速瓦解,惟颜真卿的平原郡高举义旗,起兵讨叛,被推为义军首领。时颜真卿的从兄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派其第三子颜季明与真卿联系,联合反叛。颜杲卿与长史袁履谦设计杀死安禄山党羽、镇守土门(今河北井泾)要塞的李钦凑,夺回土门。一时形势好转。颜杲卿派长子颜泉明押送俘虏到长安报捷群请求救兵。不料路经太原时为太原节度使王承业截留。王想冒功,拥兵不救。安禄山闻河北有变,派史思明回兵常山。颜杲卿孤军奋战,苦战三日,粮尽矢绝,城破被俘。颜季明等被杀头,颜氏家族死者三十余人。颜杲卿被押解至洛阳,英勇不屈,先被断一足,凌迟处死。直到乾元元年(公元

758年)五月,颜杲卿才被朝廷追赠太子太保,溢“忠节”。颜真卿时任蒲州太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即派杲卿长于颜泉明到常山、洛阳寻找季明、杲卿遗骸。只得到季明头部和杲卿部分尸骨,为了暂时安葬这些尸骨,颜真卿写下了这篇祭侄文草稿。因为此稿是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下书写,顾不得笔墨的工拙,故字随书家情绪起伏,纯是精神和平时工力的自然流露。这在整个书法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可以说,《祭侄文稿》是极具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墨迹原作之一,至为宝贵。 卫恒的四体书势是,篆势,隶势,草势,古文

唐代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书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孙过庭《书谱》墨迹多被后人研摹。其草书墨迹本身的艺术价值被人们所珍视,其文字内容的理论价值被人们所认可,对唐以后的书法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书谱》作为书法理论史上光芒四射的书学论著,从书法本质、书家流派及字体书体、书法功用及抒情性、书法技法、书学态度及追求、书法鉴赏等几方面做了精辟的论述,阐明了极富个性的观点。本人从《书谱》的精彩论述中深受启迪,现试析其中的鉴赏论。www.findart.com.cn

孙氏云:“闻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然后议于断割。语过其分,实累枢机。”作者借用曹植《与杨德祖书》中关于文艺评论的一段内容,以美女之容和龙泉之利,比喻书法评论家必须具有丰富的艺术实践、卓越的艺术成就、高深的艺术素质,才有资格去评论别人书法作品的优劣。如果评价的言论说得不合情理,是因为受到评论者自身鉴赏能力和学识水平的束缚。笔者认为,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孙氏提出了对鉴赏者资格的确认,应建立在“鉴赏者具有较高艺术素质”的基础之上。这正是孙氏鉴赏论的基本观点所在。www.findart.com.cn

接下来,一段“吾尝尽思作书,谓为甚合,时称识者,辄以引示。其中巧丽,曾不留目;或有误失,翻被嗟赏。既昧所见,尤喻所闻。或以年职自高,轻致陵诮。余乃假之以缃镖,题之以古目,则贤者改观,愚夫继声,竞赏豪末之奇,罕议峰端之失。犹惠侯之好伪;似叶公之惧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盖有由矣。”作者又以自己竭力作书,取力作,向当时被认为善于鉴赏或德高望重的贤士请教中屡受讥讽的遭遇;再偷梁换柱,假托名家却意外地得到褒奖为例,说明鉴赏者与惠侯喜欢赝品、叶公惧怕真龙没什么两样。这段文显然是作者对当时的鉴赏风气恶劣,甚至已经达到了真假不分、是非不明、黑白颠倒的地步的抨击与批判。由此引出,伯牙因知音难觅,不复鼓琴,自有其中道理的结论。也是作者自觉时风愈下、知音者稀、怀才不遇的一种慨叹! 笔者认为这段论述,作者从侧面对鉴赏者提出了“道德水准、政治品质”的客观要求。如果一位鉴赏者本身不具备较高的道德修养和正确的鉴赏观,就很难对艺术作品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再加上鉴赏者不从自身能力出发,导致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现象出现,被鉴赏作品的作者因此而蒙冤受屈也就是在所难免了。www.findart.com.cn

下一段“夫蔡邕不谬赏,孙阳不忘顾者,以其玄鉴精通,故不滞于耳目也。向使奇音在爨,庸听惊其妙响;逸足伏枥,凡识知其绝群,则伯喈不足称,良乐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题扇,初怨而后请;门生获书几,父削子懊,知与不知也。夫士,屈于不知己,而申于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 故庄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则不足以为道也。‟

岂可执冰而咎夏虫哉!”作者用蔡邕识琴和伯乐相马的典故说明二者皆精于鉴别、具有独到的鉴赏力,所以他们的鉴赏角度,不会滞留或局限在常人耳之所闻和目之所及的范围之内。紧接着用两个假设,衬托出了高明鉴赏家在社会中存在的重要意义。进而,用老婆婆因为羲之在她所出售的扇子上题了字,开始极不情愿,见有利可图后,却又登门请求题字;一个门生得到羲之题字的几案如获至宝,其父却将墨迹刮掉,引得儿子极端懊恼的两个小故事,鲜明地再现了“知与不知”“懂与不懂”两种相反的背景所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从而得出“一个人会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面前遭到诋毁或受到委屈,而在理解自己的人那里得到吐露胸中块垒或一展艺术才华的机会”这样极富辩证关系的结论。继而深入剖析:既然因不了解、不懂得造成的过失或遗憾,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因此,用庄子概括“自然中的菌类不知道一个月的终始、蝉儿不晓得四季更迭的自然规律”和老子描述“见识浅薄的人闻见高深玄妙的哲理就报以庸俗无知的笑声,倘若不笑,倒无法突出玄妙哲理之深幽了”的理论,阐明自己的鉴赏论。最后发出“怎么能够拿寒冰冻雪来责怪夏日小虫无知呢”的感叹。www.findart.com.cn

孙过庭《书谱》中的上述三段文字,是孙氏“文艺鉴赏论”的全面概括,对于今人的文艺鉴赏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孙氏不仅阐明了书法鉴赏者应具备的综合素质,即:思想素质、艺术素质及其相关素质等,而且从鉴赏水平不同所导致的不同结果,说明了像蔡邕、孙阳(伯乐) 一样的独具慧眼的鉴赏者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真正价值。

我们作为有志于书法研究之人或书法爱好者,首先应该具备一定的书法鉴赏能力,才能有目的、有侧重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对象或学习内容。一个人的鉴赏水平高低与其综合素质的高低成正比,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高低左右着其鉴赏能力的发挥。所以我们应该不断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提高鉴赏水平,才能做到眼高手高,不断进步。推而广之,如果每一个人的鉴赏水平都提高了,整个社会的鉴赏水平也就有了普遍的提高,这也是提高全社会书法水平的必由之路。www.findart.com.cn

如今书界赛事频繁,大奖赛的评委们的鉴赏水平,尤其国展级的评委鉴赏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书法界的鉴赏水平。数以万计的参赛作品,在评委们一轮又一轮的品评鉴赏中被淘汰出局,一小部分的书法尖子作品,又在评委们一轮又一轮的品评鉴赏中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可见“国展级”赛事评委的鉴赏水平对书法作者的进步起着一定的导向作用,对书法事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高水平的鉴赏者在当今社会中不可或缺,因为他们担负着判断书法优劣、发现书法新人和推动书法事业发展的重任。www.findart.com.cn

另外,具有较高创作能力同时又具有一定鉴赏水平的书法教育工作者仍然不可或缺,因为他们担负着普及书法知识、培养书法人才、完成书法的继承与创新以及推动书法事业进步的重任。

让我们每一个致力于书法研究之人或书法爱好者,都来努力提高自己的各方面修养,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以不断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尤其是初学者应从盲目的学习转入有选择有目的的学习。我们确信,对艺术有了科学的探索、艰辛的付出,一定会有丰富的收获和成功的喜悦。www.findart.com.cn

虽然,我们做不成蔡邕和伯乐,最好也不要做埋怨羲之的老姥和刮字的门生之父。

草书:汉字的一种书体。形成于汉代,是为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章草笔划省变有章法可循,代表作如三国吴皇象《急就章》的松江本。今草不拘章法,笔势流畅,代表作如晋代王羲之《初月》、《得示》等帖。狂草出现于唐代,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笔势狂放不羁,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从此草书只是书法家临摹章草、今草、狂草的书法作品。代表作如张旭《肚痛》帖、怀素《自叙帖》。草书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字体。始于汉初。当时通用的是“草隶”,即潦草的隶书,后来逐渐发展,形成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章草”。汉末,张芝变革“章草”为“今草”,字的体势一笔而成。唐代张旭、怀素又发展为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的“狂草”。

草书的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章草起于西汉,盛于东汉,字体具隶书形式,字字区别,不相纠连;今草起于东汉末期,风格多样,笔势秀丽,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擅长今草,现代林散之、余任天先生亦精此道;狂草亦称大草,笔意奔放,体势连绵,如唐朝张旭《千文断碑》、《古诗四道》,怀素僧《自叙帖》等等,孙过庭《书谱》字字区别,不相连接,而笔意活泼、秀媚。“大草”与“小草”相对称,大草纯用草法,难以辨认,张旭、怀素善此,其字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清朝冯班《钝印书要》谈学草书法云:小草学献之、大草学羲之,狂草学张旭不如学怀素。怀素的草字容易辨认,字迹清瘦见形,字字相连处亦落笔清晰易临。张旭字形变化繁多,常一笔数字,隔行之间气势不断,不易辨认,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提到张旭草书以“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而有动于心,必于草书挥毫发之”,故学张旭难。

近常见隶书笔法中带草笔飘逸之体,谓隶草,有些像章草,这与平时善写隶书精熟有关,故书隶草能独树风格。也是书写表演的一种手法。

“破草”是现代书家中最常见的,它的特点是点划结体,使转和用笔,多为从古到今各书家中的结体演变成自己风格,王羲之书体中学一些,王铎法帖中取一些,祝允明、孙过庭等等历代名家中取其长处,集自己之品貌,任意发挥,洒脱自如,这种写法和今草相似。

行草有“草行”之说,书体中带有许多楷法,即近于草书的行书。笔法比较流动,清朝刘熙载《书概》云:行书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似真书而纵于真,“草行”近于草书而敛于草。唐朝张怀瓘《书议》云: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故有此别论。

郑板桥善六分半书,是书法中的一种字体,是成份较多的一种“杂体”,郑板桥集篆、隶、行楷八分于一炉,意在八分和篆、隶、行楷之间,故自称“六分半书”。清朝蒋士铨赞郑板桥书法云: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姿致。这是说郑板桥的隶楷参半成六分半书,笔法中间以画法行之。

明朝宋啬《书法论贯》提出事艺书法,须明确“十二门”要点,即:一、澄神,

二、执笔,三、用腕,四、正锋,五、临摹,六、结构,七、方圆,八、疏密,

九、迟速,十、纯熟,十一、气韵,十二、统论。俱采前人之精论,集以供学书者参悟。

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草书形成于汉代,从汉到唐,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章草如吴皇象《急就章》的松江本,今草如晋代王羲之《初月》、《得示》等帖和孙过庭《书谱》,狂草如唐代张旭《肚痛》等帖和怀素《自叙帖》,都是现存的珍品。

任何书体在使用中都有简便易写的要求,发生省简笔画和潦草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文字演变的主要原因。每当社会变革和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文字应用频繁,个人随手省简,异体字出现的速度加快,为了使文字利于应用,势必要加以纠正。“周宣王太史作籀书”、“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隶书”以及蔡邕以八分书写熹平石经等,都是两周、秦、汉各自对当时流行的字加以规范化而颁定的标准字样,也是公认已形成的新的书体为正体字的开端。但是要求简易的趋势并不因此停止。早在记录帝王公卿大事的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里就有简笔和潦草的字迹,史籍中“屈原属草藁”、“董仲舒藁书未上”,说明战国古文和西汉隶书在急速书写时也非正体。据魏晋人记载,东汉北海敬王刘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刘睦死前,明帝派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章帝时,齐相杜度善作习字的范本,章帝曾诏令杜度草书奏事。可见公元 1世纪中叶以来,草字已经不尽是出于匆促书写而是被珍视和仿习的字体了。从近世出土的汉简可以看到,西汉武帝时字划省简的隶书已经通行。到新莽时期,有更多省划和连笔的字。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简就已经完全是草书了。但是从周代到新莽时期都不曾把草书列为一种书体。《说文解字》成书于和帝十二年(公元 100) ,许慎在《叙》里说“汉兴有草书”,是以草书为一种书体之始。东汉末期,张芝被誉为草圣,其同时以及稍晚的钟繇等名家辈出,各成流派。当时赵壹有《非草书》之文,蔡邕有类似之议,以维护正体字的地位,这反映出草书已极一时之盛。汉末直到唐代,草书从带有隶书笔意的章草发展成韵秀宛转的今草,以至奔放不羁、气势万千的狂草。历代对章草的名称有不同的说解。有见汉末以来《急就章》有草书写本而说章草因《急就章》的章字得名的,最为无稽。有以章帝爱好草书或曾令用草书作奏章,甚至说章帝创造草书的,都属臆测。有以章法之章与章程书、章楷的章同义,符合早期草书略存八分笔意,字与字不相牵连, 笔画省变有章法可循的事实, 近人多信此说。今草起于何时,又有汉末张芝和东晋王羲之、王洽两种说法。从传世的表、帖和出土的汉简、汉砖看,在汉末以八分书为正体字的同时,已经出现近似真书的写法。草书也会随之变异。略晚于张芝的草书家崔瑗作《草书势》,对草书有“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绝笔收势,馀 纠结”、“头没尾垂”、“机微要妙,临时从宜”的描述,可见汉末的草书笔势流畅,已不拘于章法。书体演变本来没有截然的划分。说今草起于张芝是从新体的萌芽看;说今草起于二王,是着眼于典型的形成。唐代以来真书沿袭至今。草书在唐代出现了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从此草书只是书法家临摹章草、今草、狂草的书法作品。宋代黄山谷的《李白忆旧游诗》堪称狂草的佳作。

唐代一朝书法艺术,以楷书成就最高. 南北朝魏碑楷书和唐代楷书,是中国楷书艺术的两大派系,代表着中国楷书风格史上两种截然不同的群体风格美。当代书学界有识之士曾对二者作比较研究认为:“前者(魏碑) 如璞玉,粗糙而自然; 后者(唐楷) 如名器,精美而雕琢。唐楷扬弃了一切不规范的东西,使其成为单一、程式化了的书法形式。而魏体正是保留了大量未被扬弃又未经雕琢的原始材料,充满了生气和奇趣.”(王玉池主编《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辞典))) 这段论述,可谓当代书法学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尊魏卑唐”及其流风的矫正作出的重新品鉴. 唐人顺应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在晋人楷书和魏碑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楷书艺术,形成了“唐人尚法”的时代格局。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尚法的结果确实带来了唐楷“程式化了的书法形式”,但这“法”不是消极的东西,更不是凝固不变的. 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法,就是法度、规则、书法的形式规范。它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 晋人作书虽然注重法度,但他们是循理生法,用法潇洒自如. 唐人则循法求古,用法谨严,在法度的范围内抒情达意,

书法被称为“法”,可见“法”对于书法的重要作用。追溯唐书尚法之源,应该说是从隋开始的. 陈、隋间书法家释智永,这位王羲之的七代孙,一生专嗣右军书法。在书法实践上他示人以“永字八法”.此法在当时及后来成为书人学习楷书的准则,无疑对初唐书风影响极大,开了唐书尚法的先河.

唐王朝建立以后,大一统的政治时局带来了空前的文化繁荣. 盛唐士人更是一洗六朝玄虚颓唐的精神状态,代之以胸襟宽广、意气恢宏、充满了蓬勃向上的豪情. 诗歌与书法是他们最适宜表达胸中壮气的艺术,从而成为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 然而,格律严整的唐诗风范是与尚法的书风相通的.

唐书大兴尚法之风,既是书法的自律性历程进人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又是其特定时代条件使然。具体表现在:一是帝王的重视,国家的提倡,以书为教,以书取士,设立书学,对书法还规定必须合乎“楷法道美”的要求; 二是楷法、碑刻的风行,严守法式的唐代楷碑标志着中国书法史上第三次碑刻高潮,唐代尚法意识,深深根植于楷法以及碑刻实践的肥沃土壤里; 三是书学理论的导向,唐代不少书家写出书法论著,其中研究“法”的特别多,且趋于系统化,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尚法的审美标准; 四是和书艺的尚法书风互为呼应的唐代诗歌也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步人探索法则的历程。书法在如此文化背景和诸多外部条件的激励下,形成唐书尚法的群体主导倾向,绝不是偶然的。

具体而言,“唐法”一方面体现于初唐书坛对晋人和魏碑楷书作进一步完善的努力. 初唐四家中、欧阳询书“得晋规矩”,“法度严整”、“人以为法气虞世南书“得智永笔法为多”,小楷“足为楷法”;褚遂良书“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隶法,‟;薛樱“于书得欧、虞、褚、陆(柬之) 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这是唐书尚法阵容严整的开端。另一方面则是盛唐颜真卿于“二王”法外求法所作出变法的成功,以至晚唐柳公权圆满“唐法”.书法“至中唐,法度森然大备”。颜真卿是变法的杰出代表。欧阳修《集古录》评其书:“笔画巨细皆有法,愈看愈佳.”苏轼《孙萃老求墨妙亭诗》中称:“颜公变化出新意,细筋人骨如秋鹰。”初唐书法守法多于变化,而颜真卿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不但能守法,而且能变古法,自立新法,成为一代楷则。至于柳公权,学晋人书 法,结合初、中唐诸家笔法,自成一格,因而“书法与世楷模”。可见,唐人尚法体现了守法与变法的统一,既不求法脱,又不为法束,既统一于法,又多姿多彩. 若对唐代书法尚法的群体风格美作概括总结,可谓法度森严、端庄整伤、筋骨强健、雄秀劲媚。作为后世习书范本的欧体、颜体、柳

体,最典型地代表了有唐一代“尚法”的三个时期的风格

这是清代书法家梁巘在《评书帖》中所说的一段著名书论。由于对这几个朝代的书法艺术特征进行了高度准确的概括,而受到后世的推崇。

“晋人尚韵”,即是说在魏、晋、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讲究风度韵致。那时的书法尊崇“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大都表现出一种飘逸脱俗、姿致萧朗的风貌。其代表是二王的书法,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评王羲之书为:“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肖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评王献之书为:“绝众超群,无人可拟,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注:耐,能字之意。)二王书法艺术流露出的这种韵味风神,是以独具的艺术魅力,反映出晋代书艺的时代特征。

“唐代尚法”,即是说唐代书法总体倾向都是重视法度,唐代书家对前人的书法进行了总结,在书法结体和用笔方面实行了规范化和精微化。如有欧阳询《三十六法》和《八诀》,唐太宗《笔法诀》,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张怀灌《用笔十法》和《玉堂禁经》,林韫《拨镫四字法》,以及最受后人推崇的《永字八法》和《五字执笔法》等。因此,唐人的楷书表现出大小相等,上下齐平,用笔应规入矩的趋势,即使是比较自由浪漫的行草书,也逐渐抛弃了晋人兼用侧锋的笔法,而追求纯中锋的用笔。在崇尚法度的风气之中,出现了森严雄厚的“唐楷”和豪放的“狂草”,体现了唐帝国开拓向上的精神。

“宋人尚意”,即是说宋代书法追求意趣而不拘法度。苏轼说:“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黄庭坚亦说:“老

夫之书,本无法也,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米芾说:“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董逌亦说:“书法贵在得笔意,若拘于法者,正以唐经所传者尔,其于古人极地不复到也。”这些就充分表明了宋代书家们不泥古法,提倡适意的艺术主张,这种主张在他们的代表作品中,如苏轼的《黄州寒食诗》、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米芾的《虹县诗帖》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元、明尚态”,即是说元、明时期的书法时尚,偏重于摹仿,注意在字的形态上下工夫。书法潮流在元、明时代进入了一个复古时期,大凡学书者纷纷效仿晋人,而求之于刻帖。赵孟頫说:“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即是认为字的结体形态可以随时代而变化,而古人笔法应恪守不变。赵孟頫的这个主张被奉为金科玉律,所以元、明两代的书人大都是以唐人的笔法,写魏晋人书貌,形成了书法仅注重在字形上刻意求好的总趋势。

当然,梁巘这里提出的尚韵、尚法、尚意、尚态,主要是对这几个时期书法特征的概括,并不是说韵、法、意、态在这几个时期里是隔绝而不相通的,如在“尚法”的唐代,也有颜真卿《祭侄文稿》那样尚意的作品。晚明时,傅山、王铎、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的书法,是不能用“尚态”来评价的。宋代黄庭坚的书法不仅有“意”,而且也重“韵”。只是它们没有代表时代的主流罢了。

论述书法作品中的虚实关系

虚实与疏密是有区别的,疏密多用在书法作品结字的点画安排上,在章法上虽然也要讲疏密,但更多地着眼于虚实的处理上。书法作品,只有黑白两种颜色,黑处是实,白处是虚,虚与实是对立的统一体,所以前人说“无虚不能显实,无实不能存虚。”书法家非常重视用虚白去突出黑的表现手法,“计白以当黑”是处理虚实关系的核心,所谓“运实为虚”,是在点画密集之处,要考虑到字写得空灵,必须实而不问。所谓“以虚为实”,是说在空白之处,不是没有内容,而是有笔意,笔势存在。要“笔断意不断”,于是“断处皆续”,气脉得以贯通。这是通常所说的“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章法变化的奥秘,就在于虚虚实实之中,纵观古代名家名迹莫不如此。

如何理解带燥方润,将浓遂枯

燥、润、浓、枯是用墨时的四种情况,要根据这四种情况写出四种笔画。“带”是指象带子一样的笔画,“方”是指方笔,“将”是指将要,“遂”是指就要。也就是说,写象带子的笔画要用燥笔,写方笔画要用润笔,墨将要变浓的时候就要写成枯笔 擫、押、钩、格、抵,谓之五字李煜拨镫

结字又叫结体或间架结构。启功先生曾指出,写毛笔字一要把握间架结构,二要练好笔画特点。间架结构比点画特点重要。间架好的字,笔画特点不突出,也还顺眼;反过来就不行了。因此,认真研究并把握好字的结体规律十分重要。所谓“初学分布,但求平正”。 《兰亭序》是王羲之47岁时的书作,记述的是王羲之和友人雅士会聚兰亭的盛游之事。全篇写的从容娴和,气盛神凝。被后世学书者尊崇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共计三百二十七个字,逸笔天成,而且变化结构、转换笔法,匠心独运而又不毫无安排造作的痕迹。这样的基于资质超群,功臣力深厚的作品,被评“为天下第一行书” ,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兰亭书法,符合传统书法最基本的审美观,“文而不华、质而不野、不激不厉、温文尔雅”。“内恹”的笔法偏重骨力,刚柔相济,点画凝练简洁;在书写技巧上包含了无数变化之道,仅一个“之”字就有十余种写法,在传统的“中和之美”的格式上成为样板。千余年来,历代文人多以《兰亭序》为标准,笔耕不辍。人们习惯地把书法家写《兰亭序》的水准作为衡量其传统功力的尺度。

《兰亭序》不愧为博涉众美的经典之作,读其文、赏其书、品其趣,是一种非凡的艺术享受。

《祭侄文稿》,全名《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原作纸本,纵28.8厘米。横75.5厘米,共234字(另有涂抹字30余个)。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颜真卿为杨国忠排挤,出为平原(今山东德州)太守。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在范阳(今北京南)起兵,著名的安史之乱开始。一时河北诸郡迅速瓦解,惟颜真卿的平原郡高举义旗,起兵讨叛,被推为义军首领。时颜真卿的从兄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派其第三子颜季明与真卿联系,联合反叛。颜杲卿与长史袁履谦设计杀死安禄山党羽、镇守土门(今河北井泾)要塞的李钦凑,夺回土门。一时形势好转。颜杲卿派长子颜泉明押送俘虏到长安报捷群请求救兵。不料路经太原时为太原节度使王承业截留。王想冒功,拥兵不救。安禄山闻河北有变,派史思明回兵常山。颜杲卿孤军奋战,苦战三日,粮尽矢绝,城破被俘。颜季明等被杀头,颜氏家族死者三十余人。颜杲卿被押解至洛阳,英勇不屈,先被断一足,凌迟处死。直到乾元元年(公元

758年)五月,颜杲卿才被朝廷追赠太子太保,溢“忠节”。颜真卿时任蒲州太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即派杲卿长于颜泉明到常山、洛阳寻找季明、杲卿遗骸。只得到季明头部和杲卿部分尸骨,为了暂时安葬这些尸骨,颜真卿写下了这篇祭侄文草稿。因为此稿是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下书写,顾不得笔墨的工拙,故字随书家情绪起伏,纯是精神和平时工力的自然流露。这在整个书法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可以说,《祭侄文稿》是极具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墨迹原作之一,至为宝贵。 卫恒的四体书势是,篆势,隶势,草势,古文

唐代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书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孙过庭《书谱》墨迹多被后人研摹。其草书墨迹本身的艺术价值被人们所珍视,其文字内容的理论价值被人们所认可,对唐以后的书法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书谱》作为书法理论史上光芒四射的书学论著,从书法本质、书家流派及字体书体、书法功用及抒情性、书法技法、书学态度及追求、书法鉴赏等几方面做了精辟的论述,阐明了极富个性的观点。本人从《书谱》的精彩论述中深受启迪,现试析其中的鉴赏论。www.findart.com.cn

孙氏云:“闻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然后议于断割。语过其分,实累枢机。”作者借用曹植《与杨德祖书》中关于文艺评论的一段内容,以美女之容和龙泉之利,比喻书法评论家必须具有丰富的艺术实践、卓越的艺术成就、高深的艺术素质,才有资格去评论别人书法作品的优劣。如果评价的言论说得不合情理,是因为受到评论者自身鉴赏能力和学识水平的束缚。笔者认为,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孙氏提出了对鉴赏者资格的确认,应建立在“鉴赏者具有较高艺术素质”的基础之上。这正是孙氏鉴赏论的基本观点所在。www.findart.com.cn

接下来,一段“吾尝尽思作书,谓为甚合,时称识者,辄以引示。其中巧丽,曾不留目;或有误失,翻被嗟赏。既昧所见,尤喻所闻。或以年职自高,轻致陵诮。余乃假之以缃镖,题之以古目,则贤者改观,愚夫继声,竞赏豪末之奇,罕议峰端之失。犹惠侯之好伪;似叶公之惧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盖有由矣。”作者又以自己竭力作书,取力作,向当时被认为善于鉴赏或德高望重的贤士请教中屡受讥讽的遭遇;再偷梁换柱,假托名家却意外地得到褒奖为例,说明鉴赏者与惠侯喜欢赝品、叶公惧怕真龙没什么两样。这段文显然是作者对当时的鉴赏风气恶劣,甚至已经达到了真假不分、是非不明、黑白颠倒的地步的抨击与批判。由此引出,伯牙因知音难觅,不复鼓琴,自有其中道理的结论。也是作者自觉时风愈下、知音者稀、怀才不遇的一种慨叹! 笔者认为这段论述,作者从侧面对鉴赏者提出了“道德水准、政治品质”的客观要求。如果一位鉴赏者本身不具备较高的道德修养和正确的鉴赏观,就很难对艺术作品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再加上鉴赏者不从自身能力出发,导致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现象出现,被鉴赏作品的作者因此而蒙冤受屈也就是在所难免了。www.findart.com.cn

下一段“夫蔡邕不谬赏,孙阳不忘顾者,以其玄鉴精通,故不滞于耳目也。向使奇音在爨,庸听惊其妙响;逸足伏枥,凡识知其绝群,则伯喈不足称,良乐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题扇,初怨而后请;门生获书几,父削子懊,知与不知也。夫士,屈于不知己,而申于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 故庄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则不足以为道也。‟

岂可执冰而咎夏虫哉!”作者用蔡邕识琴和伯乐相马的典故说明二者皆精于鉴别、具有独到的鉴赏力,所以他们的鉴赏角度,不会滞留或局限在常人耳之所闻和目之所及的范围之内。紧接着用两个假设,衬托出了高明鉴赏家在社会中存在的重要意义。进而,用老婆婆因为羲之在她所出售的扇子上题了字,开始极不情愿,见有利可图后,却又登门请求题字;一个门生得到羲之题字的几案如获至宝,其父却将墨迹刮掉,引得儿子极端懊恼的两个小故事,鲜明地再现了“知与不知”“懂与不懂”两种相反的背景所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从而得出“一个人会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面前遭到诋毁或受到委屈,而在理解自己的人那里得到吐露胸中块垒或一展艺术才华的机会”这样极富辩证关系的结论。继而深入剖析:既然因不了解、不懂得造成的过失或遗憾,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因此,用庄子概括“自然中的菌类不知道一个月的终始、蝉儿不晓得四季更迭的自然规律”和老子描述“见识浅薄的人闻见高深玄妙的哲理就报以庸俗无知的笑声,倘若不笑,倒无法突出玄妙哲理之深幽了”的理论,阐明自己的鉴赏论。最后发出“怎么能够拿寒冰冻雪来责怪夏日小虫无知呢”的感叹。www.findart.com.cn

孙过庭《书谱》中的上述三段文字,是孙氏“文艺鉴赏论”的全面概括,对于今人的文艺鉴赏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孙氏不仅阐明了书法鉴赏者应具备的综合素质,即:思想素质、艺术素质及其相关素质等,而且从鉴赏水平不同所导致的不同结果,说明了像蔡邕、孙阳(伯乐) 一样的独具慧眼的鉴赏者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真正价值。

我们作为有志于书法研究之人或书法爱好者,首先应该具备一定的书法鉴赏能力,才能有目的、有侧重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对象或学习内容。一个人的鉴赏水平高低与其综合素质的高低成正比,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高低左右着其鉴赏能力的发挥。所以我们应该不断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提高鉴赏水平,才能做到眼高手高,不断进步。推而广之,如果每一个人的鉴赏水平都提高了,整个社会的鉴赏水平也就有了普遍的提高,这也是提高全社会书法水平的必由之路。www.findart.com.cn

如今书界赛事频繁,大奖赛的评委们的鉴赏水平,尤其国展级的评委鉴赏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书法界的鉴赏水平。数以万计的参赛作品,在评委们一轮又一轮的品评鉴赏中被淘汰出局,一小部分的书法尖子作品,又在评委们一轮又一轮的品评鉴赏中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可见“国展级”赛事评委的鉴赏水平对书法作者的进步起着一定的导向作用,对书法事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高水平的鉴赏者在当今社会中不可或缺,因为他们担负着判断书法优劣、发现书法新人和推动书法事业发展的重任。www.findart.com.cn

另外,具有较高创作能力同时又具有一定鉴赏水平的书法教育工作者仍然不可或缺,因为他们担负着普及书法知识、培养书法人才、完成书法的继承与创新以及推动书法事业进步的重任。

让我们每一个致力于书法研究之人或书法爱好者,都来努力提高自己的各方面修养,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以不断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尤其是初学者应从盲目的学习转入有选择有目的的学习。我们确信,对艺术有了科学的探索、艰辛的付出,一定会有丰富的收获和成功的喜悦。www.findart.com.cn

虽然,我们做不成蔡邕和伯乐,最好也不要做埋怨羲之的老姥和刮字的门生之父。

草书:汉字的一种书体。形成于汉代,是为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章草笔划省变有章法可循,代表作如三国吴皇象《急就章》的松江本。今草不拘章法,笔势流畅,代表作如晋代王羲之《初月》、《得示》等帖。狂草出现于唐代,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笔势狂放不羁,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从此草书只是书法家临摹章草、今草、狂草的书法作品。代表作如张旭《肚痛》帖、怀素《自叙帖》。草书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字体。始于汉初。当时通用的是“草隶”,即潦草的隶书,后来逐渐发展,形成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章草”。汉末,张芝变革“章草”为“今草”,字的体势一笔而成。唐代张旭、怀素又发展为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的“狂草”。

草书的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章草起于西汉,盛于东汉,字体具隶书形式,字字区别,不相纠连;今草起于东汉末期,风格多样,笔势秀丽,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擅长今草,现代林散之、余任天先生亦精此道;狂草亦称大草,笔意奔放,体势连绵,如唐朝张旭《千文断碑》、《古诗四道》,怀素僧《自叙帖》等等,孙过庭《书谱》字字区别,不相连接,而笔意活泼、秀媚。“大草”与“小草”相对称,大草纯用草法,难以辨认,张旭、怀素善此,其字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清朝冯班《钝印书要》谈学草书法云:小草学献之、大草学羲之,狂草学张旭不如学怀素。怀素的草字容易辨认,字迹清瘦见形,字字相连处亦落笔清晰易临。张旭字形变化繁多,常一笔数字,隔行之间气势不断,不易辨认,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提到张旭草书以“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而有动于心,必于草书挥毫发之”,故学张旭难。

近常见隶书笔法中带草笔飘逸之体,谓隶草,有些像章草,这与平时善写隶书精熟有关,故书隶草能独树风格。也是书写表演的一种手法。

“破草”是现代书家中最常见的,它的特点是点划结体,使转和用笔,多为从古到今各书家中的结体演变成自己风格,王羲之书体中学一些,王铎法帖中取一些,祝允明、孙过庭等等历代名家中取其长处,集自己之品貌,任意发挥,洒脱自如,这种写法和今草相似。

行草有“草行”之说,书体中带有许多楷法,即近于草书的行书。笔法比较流动,清朝刘熙载《书概》云:行书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似真书而纵于真,“草行”近于草书而敛于草。唐朝张怀瓘《书议》云: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故有此别论。

郑板桥善六分半书,是书法中的一种字体,是成份较多的一种“杂体”,郑板桥集篆、隶、行楷八分于一炉,意在八分和篆、隶、行楷之间,故自称“六分半书”。清朝蒋士铨赞郑板桥书法云: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姿致。这是说郑板桥的隶楷参半成六分半书,笔法中间以画法行之。

明朝宋啬《书法论贯》提出事艺书法,须明确“十二门”要点,即:一、澄神,

二、执笔,三、用腕,四、正锋,五、临摹,六、结构,七、方圆,八、疏密,

九、迟速,十、纯熟,十一、气韵,十二、统论。俱采前人之精论,集以供学书者参悟。

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草书形成于汉代,从汉到唐,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章草如吴皇象《急就章》的松江本,今草如晋代王羲之《初月》、《得示》等帖和孙过庭《书谱》,狂草如唐代张旭《肚痛》等帖和怀素《自叙帖》,都是现存的珍品。

任何书体在使用中都有简便易写的要求,发生省简笔画和潦草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文字演变的主要原因。每当社会变革和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文字应用频繁,个人随手省简,异体字出现的速度加快,为了使文字利于应用,势必要加以纠正。“周宣王太史作籀书”、“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隶书”以及蔡邕以八分书写熹平石经等,都是两周、秦、汉各自对当时流行的字加以规范化而颁定的标准字样,也是公认已形成的新的书体为正体字的开端。但是要求简易的趋势并不因此停止。早在记录帝王公卿大事的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里就有简笔和潦草的字迹,史籍中“屈原属草藁”、“董仲舒藁书未上”,说明战国古文和西汉隶书在急速书写时也非正体。据魏晋人记载,东汉北海敬王刘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刘睦死前,明帝派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章帝时,齐相杜度善作习字的范本,章帝曾诏令杜度草书奏事。可见公元 1世纪中叶以来,草字已经不尽是出于匆促书写而是被珍视和仿习的字体了。从近世出土的汉简可以看到,西汉武帝时字划省简的隶书已经通行。到新莽时期,有更多省划和连笔的字。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简就已经完全是草书了。但是从周代到新莽时期都不曾把草书列为一种书体。《说文解字》成书于和帝十二年(公元 100) ,许慎在《叙》里说“汉兴有草书”,是以草书为一种书体之始。东汉末期,张芝被誉为草圣,其同时以及稍晚的钟繇等名家辈出,各成流派。当时赵壹有《非草书》之文,蔡邕有类似之议,以维护正体字的地位,这反映出草书已极一时之盛。汉末直到唐代,草书从带有隶书笔意的章草发展成韵秀宛转的今草,以至奔放不羁、气势万千的狂草。历代对章草的名称有不同的说解。有见汉末以来《急就章》有草书写本而说章草因《急就章》的章字得名的,最为无稽。有以章帝爱好草书或曾令用草书作奏章,甚至说章帝创造草书的,都属臆测。有以章法之章与章程书、章楷的章同义,符合早期草书略存八分笔意,字与字不相牵连, 笔画省变有章法可循的事实, 近人多信此说。今草起于何时,又有汉末张芝和东晋王羲之、王洽两种说法。从传世的表、帖和出土的汉简、汉砖看,在汉末以八分书为正体字的同时,已经出现近似真书的写法。草书也会随之变异。略晚于张芝的草书家崔瑗作《草书势》,对草书有“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绝笔收势,馀 纠结”、“头没尾垂”、“机微要妙,临时从宜”的描述,可见汉末的草书笔势流畅,已不拘于章法。书体演变本来没有截然的划分。说今草起于张芝是从新体的萌芽看;说今草起于二王,是着眼于典型的形成。唐代以来真书沿袭至今。草书在唐代出现了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从此草书只是书法家临摹章草、今草、狂草的书法作品。宋代黄山谷的《李白忆旧游诗》堪称狂草的佳作。

唐代一朝书法艺术,以楷书成就最高. 南北朝魏碑楷书和唐代楷书,是中国楷书艺术的两大派系,代表着中国楷书风格史上两种截然不同的群体风格美。当代书学界有识之士曾对二者作比较研究认为:“前者(魏碑) 如璞玉,粗糙而自然; 后者(唐楷) 如名器,精美而雕琢。唐楷扬弃了一切不规范的东西,使其成为单一、程式化了的书法形式。而魏体正是保留了大量未被扬弃又未经雕琢的原始材料,充满了生气和奇趣.”(王玉池主编《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辞典))) 这段论述,可谓当代书法学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尊魏卑唐”及其流风的矫正作出的重新品鉴. 唐人顺应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在晋人楷书和魏碑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楷书艺术,形成了“唐人尚法”的时代格局。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尚法的结果确实带来了唐楷“程式化了的书法形式”,但这“法”不是消极的东西,更不是凝固不变的. 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法,就是法度、规则、书法的形式规范。它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 晋人作书虽然注重法度,但他们是循理生法,用法潇洒自如. 唐人则循法求古,用法谨严,在法度的范围内抒情达意,

书法被称为“法”,可见“法”对于书法的重要作用。追溯唐书尚法之源,应该说是从隋开始的. 陈、隋间书法家释智永,这位王羲之的七代孙,一生专嗣右军书法。在书法实践上他示人以“永字八法”.此法在当时及后来成为书人学习楷书的准则,无疑对初唐书风影响极大,开了唐书尚法的先河.

唐王朝建立以后,大一统的政治时局带来了空前的文化繁荣. 盛唐士人更是一洗六朝玄虚颓唐的精神状态,代之以胸襟宽广、意气恢宏、充满了蓬勃向上的豪情. 诗歌与书法是他们最适宜表达胸中壮气的艺术,从而成为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 然而,格律严整的唐诗风范是与尚法的书风相通的.

唐书大兴尚法之风,既是书法的自律性历程进人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又是其特定时代条件使然。具体表现在:一是帝王的重视,国家的提倡,以书为教,以书取士,设立书学,对书法还规定必须合乎“楷法道美”的要求; 二是楷法、碑刻的风行,严守法式的唐代楷碑标志着中国书法史上第三次碑刻高潮,唐代尚法意识,深深根植于楷法以及碑刻实践的肥沃土壤里; 三是书学理论的导向,唐代不少书家写出书法论著,其中研究“法”的特别多,且趋于系统化,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尚法的审美标准; 四是和书艺的尚法书风互为呼应的唐代诗歌也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步人探索法则的历程。书法在如此文化背景和诸多外部条件的激励下,形成唐书尚法的群体主导倾向,绝不是偶然的。

具体而言,“唐法”一方面体现于初唐书坛对晋人和魏碑楷书作进一步完善的努力. 初唐四家中、欧阳询书“得晋规矩”,“法度严整”、“人以为法气虞世南书“得智永笔法为多”,小楷“足为楷法”;褚遂良书“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隶法,‟;薛樱“于书得欧、虞、褚、陆(柬之) 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这是唐书尚法阵容严整的开端。另一方面则是盛唐颜真卿于“二王”法外求法所作出变法的成功,以至晚唐柳公权圆满“唐法”.书法“至中唐,法度森然大备”。颜真卿是变法的杰出代表。欧阳修《集古录》评其书:“笔画巨细皆有法,愈看愈佳.”苏轼《孙萃老求墨妙亭诗》中称:“颜公变化出新意,细筋人骨如秋鹰。”初唐书法守法多于变化,而颜真卿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不但能守法,而且能变古法,自立新法,成为一代楷则。至于柳公权,学晋人书 法,结合初、中唐诸家笔法,自成一格,因而“书法与世楷模”。可见,唐人尚法体现了守法与变法的统一,既不求法脱,又不为法束,既统一于法,又多姿多彩. 若对唐代书法尚法的群体风格美作概括总结,可谓法度森严、端庄整伤、筋骨强健、雄秀劲媚。作为后世习书范本的欧体、颜体、柳

体,最典型地代表了有唐一代“尚法”的三个时期的风格

这是清代书法家梁巘在《评书帖》中所说的一段著名书论。由于对这几个朝代的书法艺术特征进行了高度准确的概括,而受到后世的推崇。

“晋人尚韵”,即是说在魏、晋、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讲究风度韵致。那时的书法尊崇“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大都表现出一种飘逸脱俗、姿致萧朗的风貌。其代表是二王的书法,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评王羲之书为:“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肖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评王献之书为:“绝众超群,无人可拟,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注:耐,能字之意。)二王书法艺术流露出的这种韵味风神,是以独具的艺术魅力,反映出晋代书艺的时代特征。

“唐代尚法”,即是说唐代书法总体倾向都是重视法度,唐代书家对前人的书法进行了总结,在书法结体和用笔方面实行了规范化和精微化。如有欧阳询《三十六法》和《八诀》,唐太宗《笔法诀》,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张怀灌《用笔十法》和《玉堂禁经》,林韫《拨镫四字法》,以及最受后人推崇的《永字八法》和《五字执笔法》等。因此,唐人的楷书表现出大小相等,上下齐平,用笔应规入矩的趋势,即使是比较自由浪漫的行草书,也逐渐抛弃了晋人兼用侧锋的笔法,而追求纯中锋的用笔。在崇尚法度的风气之中,出现了森严雄厚的“唐楷”和豪放的“狂草”,体现了唐帝国开拓向上的精神。

“宋人尚意”,即是说宋代书法追求意趣而不拘法度。苏轼说:“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黄庭坚亦说:“老

夫之书,本无法也,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米芾说:“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董逌亦说:“书法贵在得笔意,若拘于法者,正以唐经所传者尔,其于古人极地不复到也。”这些就充分表明了宋代书家们不泥古法,提倡适意的艺术主张,这种主张在他们的代表作品中,如苏轼的《黄州寒食诗》、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米芾的《虹县诗帖》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元、明尚态”,即是说元、明时期的书法时尚,偏重于摹仿,注意在字的形态上下工夫。书法潮流在元、明时代进入了一个复古时期,大凡学书者纷纷效仿晋人,而求之于刻帖。赵孟頫说:“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即是认为字的结体形态可以随时代而变化,而古人笔法应恪守不变。赵孟頫的这个主张被奉为金科玉律,所以元、明两代的书人大都是以唐人的笔法,写魏晋人书貌,形成了书法仅注重在字形上刻意求好的总趋势。

当然,梁巘这里提出的尚韵、尚法、尚意、尚态,主要是对这几个时期书法特征的概括,并不是说韵、法、意、态在这几个时期里是隔绝而不相通的,如在“尚法”的唐代,也有颜真卿《祭侄文稿》那样尚意的作品。晚明时,傅山、王铎、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的书法,是不能用“尚态”来评价的。宋代黄庭坚的书法不仅有“意”,而且也重“韵”。只是它们没有代表时代的主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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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洛斯的维纳斯>说课稿 各位评委: 下午好!今天我说课的课题是<米洛斯的维纳斯>,下面我分七部分展开论述: 一.教材分析 本文是高中语文第二册第二单元的最后一篇.第二单元的学习重点是"研究探讨,深入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