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保罗·克鲁格曼(Raul Krugman)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2009年05期
世界眼下所需要的是一项拯救行动。当前的全球信贷体系处于瘫痪状态，而一场全球性衰退则正在积攒势头。虽然改革那些引发这场危机的薄弱环节是必要的，不过还可以再等一下。先要应对这个明显和现实的威胁，要做此事，世界各地的决策者需要做两件事：让信贷重新流转起来，支撑开支。
在这两项任务当中，第一项任务较难，但必须去做，而且动作要快。几乎每天都会传来有关信贷冻结带来进一步灾难的消息。例如有关信用证——世界贸易主要融资方式崩溃的报道不断传来。进口商品的买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口商品的买家，突然不能履行交易合约了，而各种船舶则被闲置一旁：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一种被广泛使用的计算运输费用的量度标准，2008年已以下降了89个百分点。
信贷紧缩的原因，是对金融机构信任的减少以及金融机构资本的剧减。民众和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各种机构不愿意与其他的人和机构做交易，除非后者拥有大量支持其承诺的资金，然而这场危机已经耗尽了各个方面的资金。
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便是投入更多数量的资金。事实上，这是对金融危机所做出的一个标准反应。1933年，罗斯福政府利用复兴金融公司以购买优先股(在利润索赔方面优先于普通股)的方式对银行加以重组。当瑞典在90年代初期遭遇金融危机时，政府介入并向银行提供了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4％的额外资金——对今天的美国来说，约折算为6000亿美元——以换取银行部分所有权。日本在1998年出手拯救其银行时，购买了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优先股，按其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例来说，相当于在美国注入大约2万亿美元资金。在每种情况下，资金条款都帮助恢复了银行贷款的能力，并帮助解冻了信贷市场。
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的经济体，循着类似思路的金融拯救行动目前正在进行当中，虽然行动来得晚了点，这是因为布什政府意识形态上的倾斜所致。在雷曼兄弟公司垮台之后，财政部提议斥资7000亿美元购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然而却从来就不清楚，这一做法能如何帮助改观局势。如果财政部按市价支付，这无助于改善这些银行的资产状况，但如果它的出价高于市价，它将被指控浪费纳税人的钱。在慌乱了3周之后，美国紧随那些树立起来的榜样，先是英国，接着是欧洲大陆各个国家，将这项计划变成了一项资产重组方案。
不过，因为至少3个原因，令人怀疑局面可以扭转的说法。首先，即使全部7000亿美元都被用于资产重组(迄今只动用了一小部分)，与日本银行的拯救计划相比较，这个数字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而言仍然是很小的，而且有理由认为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如今已跟日本不相上下。其次，目前尚不清楚的是，这种拯救计划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影子金融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基本上是无监管的金融组织，包括各类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它们是问题的核心。第三，目前还不清楚的是，各银行是否愿意出借这些资金，而不是按兵不动(这是75年前新政遭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的猜测是，资产重组的规模终将不得不变得更大和更广，而且终将不得不对政府控制做出更进一步的宣示——事实上，它将更接近于金融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全面而暂时的国有化。只是这不是长远目标，不是抓住经济制高点的事：一旦有把握的话，财政就应该恢复私营，正如瑞典在90年代初在实施大规模的拯救计划后让银行重归私营一样。不过，眼下重要的事情是，在不被各种意识形态死结缠住的情况下，利用现有的一切手段来放松信贷。如果害怕拯救金融体系的举动不知怎的成全了“社会主义者”而不去做所必须做的事情，那没有什么比这更为糟糕的了。
同样的方式也可用于解决信贷紧缩的另一种处理思路：让美联储临时介入到直接向非金融部门提供借贷的业务中。美联储愿意购买商业票据是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重要一步，但这仍是远远不够的。
所有这些行动都应该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行动相互协调。原因是金融的全球化。美国拯救金融体系的行动所获得的部分回报是，它们有助于扩大在欧洲获得贷款的机会，而欧洲拯救努力所获的部分回报则是，它们放松了这里的信贷。所以大家都应该或多或少地做同样一件事，都往同一方向使劲。
还有一件事：金融危机向新兴市场的蔓延，使得一场全球性拯救发展中国家的行动成为解决这场危机办法的一部分。如同资产重组一样，这项拯救行动的部分在秋季时就已到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乌克兰等经济陷入困境的国家提供贷款，与其在90年代亚洲危机期间的做法相比较，有关紧缩财政的说教和要求减少了。与此同时，美联储向几个新兴市场的央行提供了货币互换额度，给予它们借贷所需美元的权利。如同资产重组一样，这些努力迄今看来好像是正确的，但规模太小了，因此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
拯救金融系统的行动即使已开始让信贷市场有了生机，但仍面临着一个全球性衰退。对此应该做些什么呢?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答案便是一项有效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计划。
美国在2008年初尝试了一项财政刺激计划，布什政府和国会中的民主党人都吹捧它是一项“强力启动”经济的计划。然而其实际结果却令人失望，原因有两个。其一，刺激计划的规模太小了，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左右。未来刺激计划的规模应该大得多，也就是说，应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其二，在第一个一揽子计划中，资金的大部分采用了退税这种形式，其中的许多资金被节省下来而不是被花掉了。下一个刺激计划理应把重点放在保持和扩大政府开支上——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援助，扩大其在道路、桥梁和其他形式基础设施上的支出。
通常情况下，反对将公共支出作为经济刺激计划的一种形式，是因为它需要经过太长的时间才会见效——当需求被推进时，衰退已结束了。然而，如今这似乎并不是一大担忧：很难看到任何快速的经济复苏，除非某种意想不到的新泡沫取代了房地产泡沫(讽刺性报纸《洋葱》的大标题“饱受经济衰退困扰的国家需要新泡沫的投资”，就十分精辟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只要公共开支依照合理的速度推进，它应该有充足的时间帮上忙——它比减税有两大好处。一方面，这笔资金实际上会被花掉；另一方面，将会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例如，不会垮塌的桥梁)。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说通过公共工程支出提供财政刺激是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所采用的办法——的确如此。不过即使在日本，公共支出也可能阻止疲弱的经济陷入实际的萧条。再者，有理由相信，美国如果动作比日本更为迅速的话，通过公共开支的刺激计划将会更为奏效。首先，美国尚未陷入通货紧缩预期这个陷阱，而日本在推行不够强有力的政策数年之后就陷入了这个陷阱。再者日本在重组其银行系统上等待的时间太久了，希望我们不会重犯这个错误。
所有这一切的要点是，本着尽力来扭转局面这样一种精神来动手处理当前这场危机，如果迄今所做的一切还不够的话，那么就去做更多的事情，做不同的事情，直到信贷资金开始流转，实体经济开始复苏。
而一旦恢复的努力进展顺利，那就将是转向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时候了：改革金融体系以免危机重演。
金融改革
“我们的发电机出了问题。”凯恩斯在大萧条开始时这样说道，虽然经济发动机的大部分都处于良好状态，但金融系统这个关键组成部分运转不灵。凯恩斯也说到了这一点：“我们已让我们自身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在操控一台精密机器时犯了大错，对机器的运作我们并不了解。”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些话都是真实的。
究竟是什么促成了第二次巨大的混乱局面?在大萧条结束后，人们重新设计了这台机器，以便人们确实了解它，无论如何这足以避免发生各种大灾难。在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体系中，银行业被置于严密的监管之下，并获得一个强大安全网的支持。与此同时，曾在20世纪30年代扮演破坏性角色的国际资本流动也受到了限制。金融系统虽然变得有点儿无聊，但却安全了许多。
接着，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不断增加的国际资本流动为20世纪90年代的毁灭性货币危机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影子银行系统在不断增加，而监管却没有及时做出相应的扩充，这就为现代银行的大规模挤兑行为打下了基础。这些挤兑行为涉及到疯狂的鼠标点击，而不是银行外的疯狂暴民，但它们的破坏性一点也不差。
很清楚，我们将不得不做的事便是重新学习我们祖辈在大萧条时期所学到的那些教训。我不会去设法展示新监管制度的那些细节，但基本原则应该是很清楚的：在金融危机期间必须拯救的东西，鉴于其在金融机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便在没有危机时也该加以监管，使它不会去冒太大的风险。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商业银行都被要求备有足够的资本，持有可以被迅速转换成现金的流动性资产储备，并对它们的投资类型加以限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旦出了差错可换来联邦的担保。既然大量的非银行机构造成了等同于一场银行危机的东西，因此不得不将管制范围扩大到这一体系中大得多的部分。
我们也将不得不认真思考如何应对金融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后，出现了对国际资本流动施加长期限制的呼声，而不仅仅是在发生危机时才对它们实行暂时性控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要求都被否定了，转而支持建立起庞大外汇储备，用以避免未来危机的战略。现在看来，这一战略似乎并未奏效。对于诸如巴西和韩国这样的国家，这看起来肯定像是一场噩梦：虽然，它们已这样去做了，但它们仍遭受了20世纪90年代危机的种种一切。虽然目前还不清楚，未来究竟应该做出什么形式的反应，但与我们所认识到的相比，金融全球化无疑已被证明要远远危险得多。
理念的力量
我相信不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新萧条经济学时代，而现在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信赖凯恩斯这位理解大萧条的经济学家。凯思斯在其杰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经济理念的重要性专辟了章节并进行总结：“理念而不是既得利益，对善或恶迟早是危险的。”
这句话是否始终真实，这可以争论，但眼下它肯定是真实的。经济学的一句经典名言应该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它说的是资源是有限的，不放弃一件东西就不可能得到另一件东西，不劳无获。可是，萧条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哪里有免费午餐、是否能够想出如何抓住它的学问，因为存在着可以被利用而尚未被利用的资源。因此，在凯恩斯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真正的稀缺的并不是资源，甚至不是美德，而是理解。
可是，我们将无法获得我们所需要的这种理解，除非我们愿意去清楚地思考我们的问题，并愿意追寻那些不管它们将何去何从的想法。有人说，我们的经济问题是结构性的，没有任何现成的速疗法，但我相信，世界繁荣的惟一重大结构性障碍，便是那些搞乱人们头脑的过时学说。
第一期“全球城市指数”的所有60座上榜城市都充分体现出了现代都市的方方面面。上榜城市中既包括繁荣富强的伦敦，它凭借旧日帝国之都的辉煌历史牢牢确立了其全球网络；同时上榜的还有重庆、达卡和拉各斯这些新近崛起的城市，这向人们显示了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而它们的经验也为其他全球城市提供了借鉴。我们所关注的城市在各重要领域，如金融、政策和文化，已经成为了世界领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特大城市(megacity)对资源的需求意味着它们必须与近邻建立紧密联系，并为大量的移民提供公共服务。一些巨型城市是其所处地区的门户；另一些则拥有重要的国际机构。换言之，它们代表了世界商业、文化、交流中心。
赢家俱乐部
那么，哪座城市独占鳌头呢?答案是没有一座城市能够全面胜出，没有谁能够在所有5个方面都拔得头筹。然而，一些城市距此并不远。今年纽约荣登榜首，紧随其后的分别是伦敦、巴黎和东京。纽约通过其跨国公司网络，凭借着富于创造性的多元化的金融人才成功运作其金融市场，这正是它击败其他竞争对手的主要原因。亚军伦敦在文化这一方面遥遥领先，将巴黎和纽约远远甩在了后面。虽然巴黎的博物馆远比它的网络有名得多，但它的确在信息交互方面跃居世界之首，获得总排名第三。第四名东京的主要成就在于它在商务方面的出色表现。华盛顿虽然仅名列第11位，但它轻而易举地击败了纽约、布鲁塞尔和巴黎，成为全球政治领袖城市。
赢家们也许常会受到质疑，但它们面临的更多的则是新竞争。香港和新加坡因其与世界金融关联的密切性而位列第5、第7。芝加哥强大的人力资本把它送上第8名的位置。此外，从原先较封闭的世界里杀出几匹表现抢眼的黑马：北京(第12名)、莫斯科(第19名)、上海(第20名)和迪拜(第27名)。这些新崛起的城市通常是在国家的直接领导下逐渐获得全球优势的，它们开始向伦敦、纽约和洛杉矶(第6名)制定的旧规则发起挑战。
最成功的全球城市既具有多样性，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共同点。正如纽约所体现的那样，全球城市必须在多个方面都有上佳表现。如果上海只是拥有数十年两位数的经济年增长率，那它也无法成为全球城市。这些城市还必须决定如何运用其财富来影响政策制定，以吸引更多顶尖的年轻人才，并向其市民精确描绘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形。全球城市会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变化的环境。伦敦可能是受信贷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城市，但是它能够利用自己充足的全球金融链实现复苏。毫无疑问，新加坡、旧金山(第15名)和墨西哥城(第25名)将会仔细观察、用心学习伦敦的经验。
世界正重新调整以适应各类跨国问题，如气候变化、人口买卖以及石油短缺，同时又需要应对起伏不定的全球经济。在此背景下，“全球城市指数”将追踪各城市是如何在人口增长、资源缩减的情况下处理问题并实现发展的。尽管我们尚无法预测明年的赢家，但可以肯定，纽约要想保住第一的位子并非易事。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Raul Krugman)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2009年05期
世界眼下所需要的是一项拯救行动。当前的全球信贷体系处于瘫痪状态，而一场全球性衰退则正在积攒势头。虽然改革那些引发这场危机的薄弱环节是必要的，不过还可以再等一下。先要应对这个明显和现实的威胁，要做此事，世界各地的决策者需要做两件事：让信贷重新流转起来，支撑开支。
在这两项任务当中，第一项任务较难，但必须去做，而且动作要快。几乎每天都会传来有关信贷冻结带来进一步灾难的消息。例如有关信用证——世界贸易主要融资方式崩溃的报道不断传来。进口商品的买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口商品的买家，突然不能履行交易合约了，而各种船舶则被闲置一旁：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一种被广泛使用的计算运输费用的量度标准，2008年已以下降了89个百分点。
信贷紧缩的原因，是对金融机构信任的减少以及金融机构资本的剧减。民众和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各种机构不愿意与其他的人和机构做交易，除非后者拥有大量支持其承诺的资金，然而这场危机已经耗尽了各个方面的资金。
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便是投入更多数量的资金。事实上，这是对金融危机所做出的一个标准反应。1933年，罗斯福政府利用复兴金融公司以购买优先股(在利润索赔方面优先于普通股)的方式对银行加以重组。当瑞典在90年代初期遭遇金融危机时，政府介入并向银行提供了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4％的额外资金——对今天的美国来说，约折算为6000亿美元——以换取银行部分所有权。日本在1998年出手拯救其银行时，购买了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优先股，按其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例来说，相当于在美国注入大约2万亿美元资金。在每种情况下，资金条款都帮助恢复了银行贷款的能力，并帮助解冻了信贷市场。
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的经济体，循着类似思路的金融拯救行动目前正在进行当中，虽然行动来得晚了点，这是因为布什政府意识形态上的倾斜所致。在雷曼兄弟公司垮台之后，财政部提议斥资7000亿美元购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然而却从来就不清楚，这一做法能如何帮助改观局势。如果财政部按市价支付，这无助于改善这些银行的资产状况，但如果它的出价高于市价，它将被指控浪费纳税人的钱。在慌乱了3周之后，美国紧随那些树立起来的榜样，先是英国，接着是欧洲大陆各个国家，将这项计划变成了一项资产重组方案。
不过，因为至少3个原因，令人怀疑局面可以扭转的说法。首先，即使全部7000亿美元都被用于资产重组(迄今只动用了一小部分)，与日本银行的拯救计划相比较，这个数字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而言仍然是很小的，而且有理由认为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如今已跟日本不相上下。其次，目前尚不清楚的是，这种拯救计划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影子金融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基本上是无监管的金融组织，包括各类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它们是问题的核心。第三，目前还不清楚的是，各银行是否愿意出借这些资金，而不是按兵不动(这是75年前新政遭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的猜测是，资产重组的规模终将不得不变得更大和更广，而且终将不得不对政府控制做出更进一步的宣示——事实上，它将更接近于金融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全面而暂时的国有化。只是这不是长远目标，不是抓住经济制高点的事：一旦有把握的话，财政就应该恢复私营，正如瑞典在90年代初在实施大规模的拯救计划后让银行重归私营一样。不过，眼下重要的事情是，在不被各种意识形态死结缠住的情况下，利用现有的一切手段来放松信贷。如果害怕拯救金融体系的举动不知怎的成全了“社会主义者”而不去做所必须做的事情，那没有什么比这更为糟糕的了。
同样的方式也可用于解决信贷紧缩的另一种处理思路：让美联储临时介入到直接向非金融部门提供借贷的业务中。美联储愿意购买商业票据是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重要一步，但这仍是远远不够的。
所有这些行动都应该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行动相互协调。原因是金融的全球化。美国拯救金融体系的行动所获得的部分回报是，它们有助于扩大在欧洲获得贷款的机会，而欧洲拯救努力所获的部分回报则是，它们放松了这里的信贷。所以大家都应该或多或少地做同样一件事，都往同一方向使劲。
还有一件事：金融危机向新兴市场的蔓延，使得一场全球性拯救发展中国家的行动成为解决这场危机办法的一部分。如同资产重组一样，这项拯救行动的部分在秋季时就已到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乌克兰等经济陷入困境的国家提供贷款，与其在90年代亚洲危机期间的做法相比较，有关紧缩财政的说教和要求减少了。与此同时，美联储向几个新兴市场的央行提供了货币互换额度，给予它们借贷所需美元的权利。如同资产重组一样，这些努力迄今看来好像是正确的，但规模太小了，因此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
拯救金融系统的行动即使已开始让信贷市场有了生机，但仍面临着一个全球性衰退。对此应该做些什么呢?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答案便是一项有效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计划。
美国在2008年初尝试了一项财政刺激计划，布什政府和国会中的民主党人都吹捧它是一项“强力启动”经济的计划。然而其实际结果却令人失望，原因有两个。其一，刺激计划的规模太小了，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左右。未来刺激计划的规模应该大得多，也就是说，应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其二，在第一个一揽子计划中，资金的大部分采用了退税这种形式，其中的许多资金被节省下来而不是被花掉了。下一个刺激计划理应把重点放在保持和扩大政府开支上——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援助，扩大其在道路、桥梁和其他形式基础设施上的支出。
通常情况下，反对将公共支出作为经济刺激计划的一种形式，是因为它需要经过太长的时间才会见效——当需求被推进时，衰退已结束了。然而，如今这似乎并不是一大担忧：很难看到任何快速的经济复苏，除非某种意想不到的新泡沫取代了房地产泡沫(讽刺性报纸《洋葱》的大标题“饱受经济衰退困扰的国家需要新泡沫的投资”，就十分精辟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只要公共开支依照合理的速度推进，它应该有充足的时间帮上忙——它比减税有两大好处。一方面，这笔资金实际上会被花掉；另一方面，将会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例如，不会垮塌的桥梁)。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说通过公共工程支出提供财政刺激是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所采用的办法——的确如此。不过即使在日本，公共支出也可能阻止疲弱的经济陷入实际的萧条。再者，有理由相信，美国如果动作比日本更为迅速的话，通过公共开支的刺激计划将会更为奏效。首先，美国尚未陷入通货紧缩预期这个陷阱，而日本在推行不够强有力的政策数年之后就陷入了这个陷阱。再者日本在重组其银行系统上等待的时间太久了，希望我们不会重犯这个错误。
所有这一切的要点是，本着尽力来扭转局面这样一种精神来动手处理当前这场危机，如果迄今所做的一切还不够的话，那么就去做更多的事情，做不同的事情，直到信贷资金开始流转，实体经济开始复苏。
而一旦恢复的努力进展顺利，那就将是转向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时候了：改革金融体系以免危机重演。
金融改革
“我们的发电机出了问题。”凯恩斯在大萧条开始时这样说道，虽然经济发动机的大部分都处于良好状态，但金融系统这个关键组成部分运转不灵。凯恩斯也说到了这一点：“我们已让我们自身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在操控一台精密机器时犯了大错，对机器的运作我们并不了解。”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些话都是真实的。
究竟是什么促成了第二次巨大的混乱局面?在大萧条结束后，人们重新设计了这台机器，以便人们确实了解它，无论如何这足以避免发生各种大灾难。在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体系中，银行业被置于严密的监管之下，并获得一个强大安全网的支持。与此同时，曾在20世纪30年代扮演破坏性角色的国际资本流动也受到了限制。金融系统虽然变得有点儿无聊，但却安全了许多。
接着，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不断增加的国际资本流动为20世纪90年代的毁灭性货币危机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影子银行系统在不断增加，而监管却没有及时做出相应的扩充，这就为现代银行的大规模挤兑行为打下了基础。这些挤兑行为涉及到疯狂的鼠标点击，而不是银行外的疯狂暴民，但它们的破坏性一点也不差。
很清楚，我们将不得不做的事便是重新学习我们祖辈在大萧条时期所学到的那些教训。我不会去设法展示新监管制度的那些细节，但基本原则应该是很清楚的：在金融危机期间必须拯救的东西，鉴于其在金融机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便在没有危机时也该加以监管，使它不会去冒太大的风险。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商业银行都被要求备有足够的资本，持有可以被迅速转换成现金的流动性资产储备，并对它们的投资类型加以限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旦出了差错可换来联邦的担保。既然大量的非银行机构造成了等同于一场银行危机的东西，因此不得不将管制范围扩大到这一体系中大得多的部分。
我们也将不得不认真思考如何应对金融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后，出现了对国际资本流动施加长期限制的呼声，而不仅仅是在发生危机时才对它们实行暂时性控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要求都被否定了，转而支持建立起庞大外汇储备，用以避免未来危机的战略。现在看来，这一战略似乎并未奏效。对于诸如巴西和韩国这样的国家，这看起来肯定像是一场噩梦：虽然，它们已这样去做了，但它们仍遭受了20世纪90年代危机的种种一切。虽然目前还不清楚，未来究竟应该做出什么形式的反应，但与我们所认识到的相比，金融全球化无疑已被证明要远远危险得多。
理念的力量
我相信不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新萧条经济学时代，而现在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信赖凯恩斯这位理解大萧条的经济学家。凯思斯在其杰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经济理念的重要性专辟了章节并进行总结：“理念而不是既得利益，对善或恶迟早是危险的。”
这句话是否始终真实，这可以争论，但眼下它肯定是真实的。经济学的一句经典名言应该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它说的是资源是有限的，不放弃一件东西就不可能得到另一件东西，不劳无获。可是，萧条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哪里有免费午餐、是否能够想出如何抓住它的学问，因为存在着可以被利用而尚未被利用的资源。因此，在凯恩斯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真正的稀缺的并不是资源，甚至不是美德，而是理解。
可是，我们将无法获得我们所需要的这种理解，除非我们愿意去清楚地思考我们的问题，并愿意追寻那些不管它们将何去何从的想法。有人说，我们的经济问题是结构性的，没有任何现成的速疗法，但我相信，世界繁荣的惟一重大结构性障碍，便是那些搞乱人们头脑的过时学说。
第一期“全球城市指数”的所有60座上榜城市都充分体现出了现代都市的方方面面。上榜城市中既包括繁荣富强的伦敦，它凭借旧日帝国之都的辉煌历史牢牢确立了其全球网络；同时上榜的还有重庆、达卡和拉各斯这些新近崛起的城市，这向人们显示了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而它们的经验也为其他全球城市提供了借鉴。我们所关注的城市在各重要领域，如金融、政策和文化，已经成为了世界领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特大城市(megacity)对资源的需求意味着它们必须与近邻建立紧密联系，并为大量的移民提供公共服务。一些巨型城市是其所处地区的门户；另一些则拥有重要的国际机构。换言之，它们代表了世界商业、文化、交流中心。
赢家俱乐部
那么，哪座城市独占鳌头呢?答案是没有一座城市能够全面胜出，没有谁能够在所有5个方面都拔得头筹。然而，一些城市距此并不远。今年纽约荣登榜首，紧随其后的分别是伦敦、巴黎和东京。纽约通过其跨国公司网络，凭借着富于创造性的多元化的金融人才成功运作其金融市场，这正是它击败其他竞争对手的主要原因。亚军伦敦在文化这一方面遥遥领先，将巴黎和纽约远远甩在了后面。虽然巴黎的博物馆远比它的网络有名得多，但它的确在信息交互方面跃居世界之首，获得总排名第三。第四名东京的主要成就在于它在商务方面的出色表现。华盛顿虽然仅名列第11位，但它轻而易举地击败了纽约、布鲁塞尔和巴黎，成为全球政治领袖城市。
赢家们也许常会受到质疑，但它们面临的更多的则是新竞争。香港和新加坡因其与世界金融关联的密切性而位列第5、第7。芝加哥强大的人力资本把它送上第8名的位置。此外，从原先较封闭的世界里杀出几匹表现抢眼的黑马：北京(第12名)、莫斯科(第19名)、上海(第20名)和迪拜(第27名)。这些新崛起的城市通常是在国家的直接领导下逐渐获得全球优势的，它们开始向伦敦、纽约和洛杉矶(第6名)制定的旧规则发起挑战。
最成功的全球城市既具有多样性，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共同点。正如纽约所体现的那样，全球城市必须在多个方面都有上佳表现。如果上海只是拥有数十年两位数的经济年增长率，那它也无法成为全球城市。这些城市还必须决定如何运用其财富来影响政策制定，以吸引更多顶尖的年轻人才，并向其市民精确描绘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形。全球城市会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变化的环境。伦敦可能是受信贷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城市，但是它能够利用自己充足的全球金融链实现复苏。毫无疑问，新加坡、旧金山(第15名)和墨西哥城(第25名)将会仔细观察、用心学习伦敦的经验。
世界正重新调整以适应各类跨国问题，如气候变化、人口买卖以及石油短缺，同时又需要应对起伏不定的全球经济。在此背景下，“全球城市指数”将追踪各城市是如何在人口增长、资源缩减的情况下处理问题并实现发展的。尽管我们尚无法预测明年的赢家，但可以肯定，纽约要想保住第一的位子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