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志庭
中国史研究 1997年06期
杭州临安（今浙江临安）人钱镠（公元852－932年）建立的吴越国，是五代时期十国之一。从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钱镠被朱温封为吴越王开始，吴越国历三代五王，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弘倜“纳土”归宋，前后70余年，是十国当中立国时间最长的国家。吴越国以杭州为国都，兼有“十三州一军”之地，境域范围相当今浙江省和苏南太湖流域，最盛时还包括福建的部分地区。对于浙江和苏南太湖流域地区唐末以来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历史学界，尤其是研究浙江地方史的学者，多认为吴越国之所以国运长久，能在恢复、发展唐末以来浙江及苏南太湖流域社会经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是因为钱镠及其继承者们贯彻执行了“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笔者以为此说尚值得商榷。
一、“保境安民”的提出
“保境安民”一词是后起之说。不过，“保境安民”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只是提法不同而已。
早在西周初期，周公在《毋逸》中即提出：“能保施小民，不侮鳏寡，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①]南北朝时期，萧梁潼州刺史杨乾运兄子杨略也说过：“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国宁民，而兄弟寻戈，此自亡之道也。”[②]
五代时期，提出这一思想的统治者更多。例如，福建观察使王潮，“遣僚佐巡州县，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道，保境息民，闽人安之。”[③]而唐李昪，当其臣下进谏出兵北伐后晋时，他却说：“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民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后来“汉主遣使如唐，谋共取楚，分其地”，李昪也没有同意，所以胡三省说：“史言唐主能保境息民。”[④]前蜀的王建，在其武成二年（公元910年）的劝农诏中也说：“爰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于农桑之业。今国家渐宁，民用休息，其郡守县令务在惠绥，无侵无扰，使我赤子乐于南亩，而有《豳风》、《七月》之咏焉。”[⑤]
同样，钱镠在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的《镇东军墙隍神庙记》里也说过：“今则象轴焕新，龙纶远至，表勋名于万代，昭灵感于千秋。固当永葆皇灵，长垂幽赞。卫我藩室之地，遐请灾沴之源。保泰斯民，乂安吾土。烜矣赫矣，永作辉华。”当然，与王潮、李升、王建等人相比较，钱镠在这里主要是祈求神灵的保佑。不过钱镠另外也说过：“余于二十四得功，由石镜镇百总，枕甲提戈，一心杀贼，每战必克，大江以南十四州军，悉为保障，故由副使迁至国王。……余固心存唐室，惟以顺天而不敢违者，实恐生民涂炭，因负不臣之名。……十四州百姓，系吴越之根本。圣人有言：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又云：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又云：省刑罚，薄税敛。”[⑥]言辞之间亦包含着不兴兵举，与民休养生息的意思。
由上述可见，避免兵举之事，保障地方安宁，与一方之民以休养生息的时机，以期达到“富庶自成于国霸”[⑦]，乃是五代十国时期不少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们的共同思想。作为既得利益者，在一时无法进一步拓展领地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他们的愿望。
首先对钱镠的思想和政策进行四个字的总结的是明朝末年的史郑鄤。他在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写了一篇悼念钱镠的纪文，题为“保民享国”。文云：“时中原多故，蜀王氏、吴杨氏、汉娄氏、闽王氏，皆窃大号，以龙衣王册进王。王拒不纳，恪守臣节，保全境土。当五季战争之场，而江以南，独得免于磷青白骨之苦，其福庇斯民甚厚。唐庄宗长兴三年，三寝疾，抚文穆曰：将士推汝，宜善守之。又曰：善事中国，无失大礼。”[⑧]
明确提出“保境安民”四个字的则是民国时期钱镠三十二世孙钱文选。他在1925年撰写的《重建表忠观正殿纪略》中说：“王祖‘保境安民’，垂为世德。”同年，钱文选在另一篇题为《重修西湖王祖祠纪》中又说：“时，济阳卢督子嘉盛倡‘保境安民’之旨。”[⑨]这里所说的“济阳卢督子嘉”即卢永祥（字子嘉）。卢永祥为北洋皖系军阀，曾任淞沪护军使，1919年任浙江督军。为了对抗直奉军阀的“武力统一”，卢永祥提出“联省自治”、“浙人治浙”（卢虽为山东济阳人，但自认原籍浙江宁波，并设法取得了进宁波卢姓族谱的资格），并在1920年7月1日指责苏军犯境并宣布派兵去南翔防堵的通电中，又提出了“保境安民”一词[⑩]。由于“保境安民”此说很适合当时一部分政客和军人保护一方地盘的需要，也适合普通群众期望社会安定、免受干戈之苦的心理要求，所以，一时之间，军政上下，都大谈“保境安民”。钱文选所说“时，济阳卢督子嘉盛倡‘保境安民’”，并追根溯源，提出钱镠“‘保境安民’，垂为世德”，正是当时形势之下人们思想的反映。
自此以后，史学界奉“保境安民”之说者渐众。近年来又有学者将“保境安民”奉为吴越国的基本国策，并以“善事中国”、“勿废臣礼”、“不兴兵举”为其基本内容，尽管没有下过明确的定义。
二、关于“善事中国”、“勿废臣礼”
“善事中国”、“勿废臣礼”，语出钱镠。《资治通鉴》记载，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钱镠在其弥留之际，嘱咐其子钱传瓘云：“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11)《钱氏家乘》也记载说钱镠“嘱曰：‘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勿废臣礼’”。意思是说，不管中原如何改朝换代，我吴越一概视为正朔，称臣纳贡，不要卷入其争战。
钱镠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唐哀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后梁代唐，并遣使赴钱塘宣谕，其时文武大臣力谏钱镠举兵讨伐朱温，钱镠却说：“斯言罗隐早已言及，吾亦筹之熟矣。奈兴兵征讨，必动干戈；且兼淮氛未靖，湖州初平，吾若外讨，彼必乘虚滋扰，百姓必遭涂毒。古人有言，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吾以有土有民为主，故不忍兴兵杀戮耳。”(12)钱镠还说：“余固心存唐室，惟以顺天而不敢违者，实恐生民涂炭。因负不臣之名，而恭顺新朝。此余心之隐痛也。”(13)可见钱镠接受后梁进封，称臣纳贡，只是一种韬略。李昪（徐知诰）就曾说过：“钱氏父子，动以奉中国为辞。卒然犯之，其名不祥。”(14)钱镠同时也是为了远交而攻近敌，对付夙敌杨吴。这方面的例子不少。就在接受后梁进封的第二年，钱镠即“以淮寇终为臣患，欲速平之。命景仁奉表至阙，面陈水陆之计，请与禁旅”(15)，策划共讨杨吴。同年九月，后梁以寇彦卿为东南面行营都指挥使，率师攻打杨吴以援吴越。虽然后梁此次兵败而归，但是它对吴越终究还是尽了职。12年后的贞明五年（公元919年）三月，后梁进攻吴国，“诏吴越王钱镠大举讨淮南。镠以节度副大使传瓘为诸军都指挥使，帅战舰五百艘，自东洲击吴”，大战狼山江（今江苏南通南狼山附近长江）；接着又遣传瓘“将兵三万攻吴常州”。这是吴越国与吴国之间最激烈的战争之一。但是，同年九月后梁再诏钱镠发兵征讨南汉刘岩称帝时，“镠虽受命，竟不行”，“不肯自毙其力以伐与国”了(16)。
钱镠执行“善事中国”、“不废臣礼”也不是没有原则的。例如钱镠与后唐的关系一度曾相当紧张。那是天成四年（公元929年），后唐明宗李亶听信枢密使安重晦等人的挑拨，削夺了钱镠的爵位。钱镠毫不示弱，一方面上表申辩，一方面针锋相对，扣留了后唐使者。其时，后唐出使闽地的使者吏部郎中裴羽、右散骑常侍陆崇等遇海风飘流而至吴越国境，被钱镠“留于钱塘，经岁不得归”，以至陆崇病死于吴越(17)。钱镠与后唐的这一矛盾，最终还是以后唐诛杀安重晦，赐钱镠以“不名之礼”而告结束。
钱元瓘（传瓘）是接受钱镠嘱咐、继续执行“善事中国”、“勿废臣礼”的第一人。他一方面接受后唐的进封，并尊后唐年号为吴越国年号，后晋取代后唐以后，又及时接受后晋的进封和年号。但在另一方面，钱元瓘且又“遣使劝进（李）昪，谓人望以归”(18)，鼓励李昪称帝。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李昪即大齐皇帝位，改元升元，钱元瓘即遣将军袁韬致贺(19)。天福四年（公元939年）李昪改大齐为大唐（史称“南唐”），钱元瓘又遣左卫上将军沈韬文“如唐贺南郊”(20)。钱元瓘如此作为，至少在名分上已将后晋降到了大齐（南唐）的地位。而其之所以如此，当然还是出于吴越国的利益。或者认为石敬瑭仰仗契丹所建立的政权终不可靠，同时也是为了借此改变与淮南对立的关系，所以投徐知诰之所好，劝进帝位。钱元瓘此举在改善吴越与南唐的关系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天福六年（公元941年）杭州丽春院大火延及内城，钱元瓘因受惊吓而发狂疾，南唐群臣争劝李昪乘机出兵吴越，但是李昪却说：“奈何利人之灾”(21)，不但没有乘人之危，反而“特命行人厚遣之金粟缯绮，车盖相望于道焉”(22)，救助吴越国。
钱元瓘的后继人钱弘佐对于“善事中国”、“勿废臣礼”的理解甚至超脱了“夷夏之辨”，将“中国”的概念扩展到了契丹。当辽朝耶律德光在会同十年（公元947年）正月攻灭后晋的时候，一度奉辽朝为正朔，改用“会同”年号。“钱塘大慈山甘露院牒称会同十年七月，有吴越国王押字及镇东军节度使印文。盖是时吴越与契丹信史不绝，故吴越奉其正朔在诸州镇之先。其改而从汉，则在八月受汉制之后也”。“吴越甘露院牒之称会同十年，在天福十二年七月。曷以不称开运与天福者，盖前此吴越与契丹通使不一而足，至是既布诏州镇矣。而汉使未至，宁有不奉其正朔者。间读《福州双石祠记》，有云会同十年从闽府承平，复封为安境侯。时福州新附吴越，故亦称会同也。所疑者，契丹以是年二月改元大同已，故《辽史》会同无十年，而吴越犹记十年者何？盖契丹降赦则称会同，而改元则曰大同，改元之后不三月而德光卒，故大同之号不行于南土，则吴越之称会同于丁未七月也，又奚疑焉！”(23)五代时期，吴越国是南方各国当中与契丹往来最密切的国家。这就是钱弘佐于“诸镇州之先”奉辽朝为正朔，继续推行其远交而近攻策略的原因。
吴越国在钱弘倜即位以后，先后奉后汉、后周及北宋为正朔，始终贡奉不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仍然是远交而近攻策略的继续。因为南唐自李璟即位以后，双方为争夺福州而又结仇隙。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善事中国”、“勿废臣礼”，不但可以北方中原“朝廷”的力量牵制南唐，甚至可以直接取得援助。如后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钱弘倜曾派遣使者间道至于后周，请其出师进攻南唐。接踵而至的后周与南唐间连续几年的战争实始于此。所以南唐指责吴越“负约”(24)。又如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后周世宗亲征南唐，诏吴越国分路进攻常州、宣州。丞相吴程请命出击常州，另一位丞相元德昭反对，说：“唐，大国，未可轻举也。若我入唐，而周师不至，能无虑乎？”吴程又以“元丞相不欲出师”为辞，煽动将士殴打元德昭。钱弘倜一方面命吴程率兵攻取常州，另一方面又“匿德昭府中”，加以保护。后来吴程兵败而归，被“悉夺其官”(25)。从钱弘倜对吴程、元德昭的不同态度，也说明其本人的主旨也在于借后周之力以对付南唐。
总之，钱氏吴越“善事中国”、“勿废臣礼”，其真正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付吴国（南唐），是一种远交而近攻的策略。
三、关于“不兴兵举”
说钱镠“保境安民”国策者，大凡都以其“不兴兵举”为最重要措施。
其实，在军阀混战、藩镇割据局面下，“不兴兵举”，不但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上也行不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说得好：“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只有在“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才能没有战争。战争是矛盾斗争双方的事情，不是单方面可以决定的。不是钱镠想“免动干戈”就可以免动干戈的。唐末五代的割据军阀，有的本来就是封建军阀，有的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他们的割据政权正是在互相争战中建立起来的，不是在战争中巩固、壮大自己，就是在战争中被削弱、消灭，“免动干戈”是暂时，战争是永存的，钱镠及其吴越国也不例外。
钱镠，用他自己的话说：“十七而习兵，二十一投军，……二十四得功，……垂五十余年，身经数百战”(26)，从阻击、镇压黄巢起义军在浙江的活动起家，成为割据两浙的吴越国王。如果说刚刚投军时主要是为“生计所迫”的话，那么后来就不同了。唐广明元年（公元880年）时，杭州已建以董昌为主的八都之兵，钱镠任都指挥使，唐朝诸道行营都统、淮南节度使高骈召董昌、钱镠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共议破黄巢之策，钱镠即说：“窃窥高公无讨贼之志，苟从其行，功效不立，是同坐罪。宜以捍卫乡里为辞……而归。”(27)反映了钱镠已萌有割据之心。到了乾宁二年（公元895年）董昌称帝，其割据两浙的计划已经形成。董昌据越州（今浙江绍兴）称帝，给杭州钱镠和扬州杨行密是极大的震动。杨行密企图联络董昌以牵制钱镠；钱镠不愿芒刺在背，企图借此兼并浙东。所以杨行密竭力为董昌开脱罪责，钱镠则务求除之而后快。尽管朝廷一而再地表示赦免董昌，钱镠最终还是斩杀了董昌。消灭董昌以后，钱镠紧接着“令两浙吏民上表，请以镠兼领浙东。朝廷不得已，……以镠为镇海、威胜两军节度使”(28)。对于钱镠的这一行为，当时人们颇为反感。孙光宪《北梦琐言》即说：“钱尚父始杀董昌，奄有两浙，得行其志，士人耻之。”(29)
这里还不妨一提钱镠让贯休改诗的故事：
当钱镠被授为镇海、威胜（后改镇东）两军节度使以后，杭州灵隐寺僧贯休曾投诗祝贺：
贵逼身来不自由，龙骧凤翥势难收。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莱子丝裳宫锦窄，谢公篇咏绮霞羞。
他时名上凌烟阁，岂羡当年万户侯。
钱镠赞赏之余，要求将“十四州”改为“四十州”。贯休云：“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闲云孤鹤，何不可飞！”(30)遂离杭而去。
“十四州”和“四十州”之差，最明显不过地反映了钱镠企图割据东南的思想。公元908年钱镠遣使诣后梁“面陈水陆之计，请合禁旅”以攻吴(31)。此后，919年钱镠配合后梁进攻吴国，940年钱元瓘谋取建州（未果），947年钱弘佐、钱弘倧谋取福州，952年钱弘倜遣使后周，谋求共攻南唐，956年积极配合后周进攻南唐，等等，都是钱镠割据东南思想的继续。吴国的疆域，在贞明五年（公元919年）后梁与吴越联合出兵进攻时，约有扬、楚、泗、滁、和、光、黄、舒、蕲、庐、寿、濠、海、润、常、升、宣、歙、池、饶、信、江、鄂、洪、抚、袁、吉、虔等30余州。如果能够一举消灭吴国（南唐），完全可圆钱镠“一剑霜寒四十州”之梦，这不能认为只是一种巧合。
综观整个吴越国历史，不但没有做到“不兴兵举”，而且是兵戈不息。据907年钱镠被封为吴越王起，至960年北宋建立止，54年当中，有战事的年分占22年，几乎每2.5年当中就有1年生战事，其中钱镠时代10年，钱元瓘时代3年，钱弘佐2年，钱弘倧时代1年，钱弘倜时代6年，贯穿吴越国历史始终。战争的性质，既有被迫反击、平定内“乱”的，也有主动出击、配合中原王朝出击和援救邻邦的。所谓吴越国“不兴兵举”，实与历史不符。
当然，如前所引，钱镠在唐哀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确实说过“不忍兴兵杀戮”的话。但是钱镠此说只是拒绝罗隐等人所谏出兵讨伐后梁朱温的遁词。即便如此，他也把“淮氛未靖”列为头等重要的原因。另外，钱镠还有一层难于启齿的原因，那就是他曾在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向唐昭宗“求封吴越王”，但是“唐帝不许”(32)。而后梁却主动进封钱镠为吴越王，这是正中下怀的事情，怎么可能还会出兵讨伐呢？
此外，欧阳修“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乐”(33)云云，亦常被人们引以为吴越国“不兴兵举”之证。其实欧阳修此说主要是指钱弘倜“纳土”归宋一事，而且不过是宋太宗褒奖钱弘倜“卿能保全一方，以归于我，不致血刃，深为嘉也”(34)的翻版。再说钱弘倜“纳土”归宋，乃是大势所趋。钱弘倜自己离杭之前已有预感，所以行前一一诀别诸先王陵庙。到了宋都，则正如随从宰相崔仁冀所说：“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国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飞去耳”(35)。除了“纳土”归宋，别无选择。所以也不足以说明吴越国“不兴兵举”。
四、关于“安民”
“保境安民”，就“安民”而言，不但应该包含不兴兵举、使“民”免受战争之苦，同时还应该包含轻徭薄赋，予民休养生息。但是吴越国与其他诸国一样，也没有做到轻徭薄赋。
欧阳修《新五代史·吴越世家》云：吴越国“自镠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已，则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堪其苦”。钱弘倜“纳土”归宋之初，权知两浙诸州军事范旻，也大谈“倜在国日，徭赋繁苛，凡薪粒、蔬果、箕帚之属，悉收算”之太过，建议宋太宗“尽释不取，以蠲其弊”(36)。
吴越国首先是田税苛重。沈括《梦溪笔谈》卷九云：“两浙田税亩三斗。钱氏国除，朝廷遣王方贽均两浙杂税，方贽悉令亩出一斗。”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一亦有同样记载，只是将“王方贽”作“王贽”。未详孰是。《十国春秋》卷八七《江景防传》又云：“当五代之时，吴越以一隅捍四方，费用无艺，其田赋市租山林川泽之税，悉加额数倍。宋既平诸国，赋税恒仍旧籍以为断。忠懿王入朝，景防以侍从，当上图籍，叹曰：‘民苦苛敛久矣，使有司仍其籍，民困无已时，吾宁以身任之。’遂沉图籍于河。诣阙，自劾所以亡失状。宋太宗大怒，欲诛之，已而谪沁水尉。遂屏居田里以卒。”足见吴越国田税苛重。应该说吴越国从钱镠开始就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致出现了“斗米十钱”(37)，“民间钱五十文，籴白米一石”(38)，以及国有“十年蓄积”(39)的景象。虽不及南汉博白是（今广西博白）“斗米一、二钱”(40)及后蜀的“斗米三钱”(41)，其成就也是相当显著的。但是吴越国人民的抗灾能力却很低。一遇灾荒，不是鬻子卖女，便是就食他乡。究其原因，主要就是赋税苛重，民无余资。
吴越国苛捐杂税繁多，“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凡薪粒、蔬果、箕帚，悉收算”。此外，吴越国还向民间征收一项称作“身丁钱”的人口税。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上云：“吴越旧式，民间尽算丁壮钱，以增赋舆。贫匮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弃于襁褓，或卖为僮妾，至有提携寄于释老者。”据陈师道《后山丛谈》记载：“吴越钱氏，人成丁，岁赋钱三百六十，谓之‘丁身钱’。民有至老死不冠者。”五代时期，南方吴、楚、闽、南汉等国都征收人口税，但据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一说，以吴越国为最重。《资治通鉴》卷二八八记载，后汉乾祐二年（公元949年），钱弘倜的臣僚“或请纠民遗丁以增赋，仍自掌其事，弘倜仗之国门。国人皆悦”。说明吴越国自始至终都在征收“身丁钱”。
吴越国的徭役也累年不断，人们为之怨声载道。吴越天宝三年（公元910年），钱镠“广杭州城，大修公馆，筑子城”。人们不胜其苦，遂在城门贴出民谣云：“没了期，没了期，修城财了又开池。”钱镠见了，不但没有悔悟，反而将民谣改为“没了期，没了期，春衣财罢又冬衣”(42)，认为这是理所当然，钳制了人口。吴越国时期，除了几次修建杭州城之外，还修建了余杭城、嘉兴城、睦州城、温州子城、富阳东安城、常州福山城、萧山西陵城、松江城、苏州城及福州东南夹城等。据皮光业《吴越国武肃王庙碑》说，仅钱镠时期所筑城垒就有50来处。可见徭役之繁重。
繁重的赋税和徭役，带给了人民极大的灾难。所以《咸淳临安志》卷五九说：吴越国其民虽“免于兵举之殃，而不免于赋敛之毒，叫嚣呻吟者八十年”。“安民”二字，实际上并无依据。
注释：
① 《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引。
② 《周书》卷四四《杨乾运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
④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及胡三省注。
⑤ ⑦ 《十国春秋》卷三六。
⑥ 《钱氏家乘·武肃王遗训》。《钱氏家乘》另有一篇《武肃王八训》，也有“自固封疆，勤修贡奉。吾五十年理政钱唐，无一日眈于三惑，孜孜矻矻，皆为百姓”等语。
⑧ ⑨ (26) (37) 《钱氏家乘》。
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直皖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页。
(11) 《资治通鉴》卷二七七。
(12) (13) 《钱氏家乘》。
(14) 《十国春秋》卷一五《南唐烈祖本纪》引《钓矶立谈》。
(15) (31) 《十国春秋》卷二三《王景仁传》。
(16) 《资治通鉴》卷二七○及胡三省注。
(17) 《旧五代史》卷一二八《裴羽传》。
(18) 《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
(19) 《十国春秋》卷一五《南唐本纪》。
(20) 《十国春秋》卷七九《吴越世家》。
(21)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
(22) 钓矶闲客：《钓矶立谈》。
(23) 《十国春秋》卷八○吴任臣“按”及“论曰”。
(24) (25) 《资治通鉴》卷二九三。
(27) 《吴越备史》卷一。
(28) 《资治通鉴》卷二六○。
(29) 《北梦琐言》卷五。
(30) 《十国春秋》卷四七《贯休传》。
(32)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
(33)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有美堂记》。
(34) 《宋史》卷四八○《吴越钱氏世家》。
(35) 《十国春秋》卷八七《崔仁冀传》。
(36) 《宋史》卷二四九《范旻传》。
(38) 《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39) 《吴越备史》卷三。
(40) 《十国春秋》卷五九《南汉中宗本纪》。
(41) 《蜀梼杌》下。
(42) 《十国春秋》卷七八《吴越武肃王世家》下。
作者介绍：李志庭 杭州大学历史系
作者：李志庭
中国史研究 1997年06期
杭州临安（今浙江临安）人钱镠（公元852－932年）建立的吴越国，是五代时期十国之一。从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钱镠被朱温封为吴越王开始，吴越国历三代五王，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弘倜“纳土”归宋，前后70余年，是十国当中立国时间最长的国家。吴越国以杭州为国都，兼有“十三州一军”之地，境域范围相当今浙江省和苏南太湖流域，最盛时还包括福建的部分地区。对于浙江和苏南太湖流域地区唐末以来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历史学界，尤其是研究浙江地方史的学者，多认为吴越国之所以国运长久，能在恢复、发展唐末以来浙江及苏南太湖流域社会经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是因为钱镠及其继承者们贯彻执行了“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笔者以为此说尚值得商榷。
一、“保境安民”的提出
“保境安民”一词是后起之说。不过，“保境安民”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只是提法不同而已。
早在西周初期，周公在《毋逸》中即提出：“能保施小民，不侮鳏寡，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①]南北朝时期，萧梁潼州刺史杨乾运兄子杨略也说过：“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国宁民，而兄弟寻戈，此自亡之道也。”[②]
五代时期，提出这一思想的统治者更多。例如，福建观察使王潮，“遣僚佐巡州县，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道，保境息民，闽人安之。”[③]而唐李昪，当其臣下进谏出兵北伐后晋时，他却说：“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民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后来“汉主遣使如唐，谋共取楚，分其地”，李昪也没有同意，所以胡三省说：“史言唐主能保境息民。”[④]前蜀的王建，在其武成二年（公元910年）的劝农诏中也说：“爰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于农桑之业。今国家渐宁，民用休息，其郡守县令务在惠绥，无侵无扰，使我赤子乐于南亩，而有《豳风》、《七月》之咏焉。”[⑤]
同样，钱镠在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的《镇东军墙隍神庙记》里也说过：“今则象轴焕新，龙纶远至，表勋名于万代，昭灵感于千秋。固当永葆皇灵，长垂幽赞。卫我藩室之地，遐请灾沴之源。保泰斯民，乂安吾土。烜矣赫矣，永作辉华。”当然，与王潮、李升、王建等人相比较，钱镠在这里主要是祈求神灵的保佑。不过钱镠另外也说过：“余于二十四得功，由石镜镇百总，枕甲提戈，一心杀贼，每战必克，大江以南十四州军，悉为保障，故由副使迁至国王。……余固心存唐室，惟以顺天而不敢违者，实恐生民涂炭，因负不臣之名。……十四州百姓，系吴越之根本。圣人有言：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又云：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又云：省刑罚，薄税敛。”[⑥]言辞之间亦包含着不兴兵举，与民休养生息的意思。
由上述可见，避免兵举之事，保障地方安宁，与一方之民以休养生息的时机，以期达到“富庶自成于国霸”[⑦]，乃是五代十国时期不少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们的共同思想。作为既得利益者，在一时无法进一步拓展领地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他们的愿望。
首先对钱镠的思想和政策进行四个字的总结的是明朝末年的史郑鄤。他在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写了一篇悼念钱镠的纪文，题为“保民享国”。文云：“时中原多故，蜀王氏、吴杨氏、汉娄氏、闽王氏，皆窃大号，以龙衣王册进王。王拒不纳，恪守臣节，保全境土。当五季战争之场，而江以南，独得免于磷青白骨之苦，其福庇斯民甚厚。唐庄宗长兴三年，三寝疾，抚文穆曰：将士推汝，宜善守之。又曰：善事中国，无失大礼。”[⑧]
明确提出“保境安民”四个字的则是民国时期钱镠三十二世孙钱文选。他在1925年撰写的《重建表忠观正殿纪略》中说：“王祖‘保境安民’，垂为世德。”同年，钱文选在另一篇题为《重修西湖王祖祠纪》中又说：“时，济阳卢督子嘉盛倡‘保境安民’之旨。”[⑨]这里所说的“济阳卢督子嘉”即卢永祥（字子嘉）。卢永祥为北洋皖系军阀，曾任淞沪护军使，1919年任浙江督军。为了对抗直奉军阀的“武力统一”，卢永祥提出“联省自治”、“浙人治浙”（卢虽为山东济阳人，但自认原籍浙江宁波，并设法取得了进宁波卢姓族谱的资格），并在1920年7月1日指责苏军犯境并宣布派兵去南翔防堵的通电中，又提出了“保境安民”一词[⑩]。由于“保境安民”此说很适合当时一部分政客和军人保护一方地盘的需要，也适合普通群众期望社会安定、免受干戈之苦的心理要求，所以，一时之间，军政上下，都大谈“保境安民”。钱文选所说“时，济阳卢督子嘉盛倡‘保境安民’”，并追根溯源，提出钱镠“‘保境安民’，垂为世德”，正是当时形势之下人们思想的反映。
自此以后，史学界奉“保境安民”之说者渐众。近年来又有学者将“保境安民”奉为吴越国的基本国策，并以“善事中国”、“勿废臣礼”、“不兴兵举”为其基本内容，尽管没有下过明确的定义。
二、关于“善事中国”、“勿废臣礼”
“善事中国”、“勿废臣礼”，语出钱镠。《资治通鉴》记载，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钱镠在其弥留之际，嘱咐其子钱传瓘云：“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11)《钱氏家乘》也记载说钱镠“嘱曰：‘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勿废臣礼’”。意思是说，不管中原如何改朝换代，我吴越一概视为正朔，称臣纳贡，不要卷入其争战。
钱镠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唐哀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后梁代唐，并遣使赴钱塘宣谕，其时文武大臣力谏钱镠举兵讨伐朱温，钱镠却说：“斯言罗隐早已言及，吾亦筹之熟矣。奈兴兵征讨，必动干戈；且兼淮氛未靖，湖州初平，吾若外讨，彼必乘虚滋扰，百姓必遭涂毒。古人有言，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吾以有土有民为主，故不忍兴兵杀戮耳。”(12)钱镠还说：“余固心存唐室，惟以顺天而不敢违者，实恐生民涂炭。因负不臣之名，而恭顺新朝。此余心之隐痛也。”(13)可见钱镠接受后梁进封，称臣纳贡，只是一种韬略。李昪（徐知诰）就曾说过：“钱氏父子，动以奉中国为辞。卒然犯之，其名不祥。”(14)钱镠同时也是为了远交而攻近敌，对付夙敌杨吴。这方面的例子不少。就在接受后梁进封的第二年，钱镠即“以淮寇终为臣患，欲速平之。命景仁奉表至阙，面陈水陆之计，请与禁旅”(15)，策划共讨杨吴。同年九月，后梁以寇彦卿为东南面行营都指挥使，率师攻打杨吴以援吴越。虽然后梁此次兵败而归，但是它对吴越终究还是尽了职。12年后的贞明五年（公元919年）三月，后梁进攻吴国，“诏吴越王钱镠大举讨淮南。镠以节度副大使传瓘为诸军都指挥使，帅战舰五百艘，自东洲击吴”，大战狼山江（今江苏南通南狼山附近长江）；接着又遣传瓘“将兵三万攻吴常州”。这是吴越国与吴国之间最激烈的战争之一。但是，同年九月后梁再诏钱镠发兵征讨南汉刘岩称帝时，“镠虽受命，竟不行”，“不肯自毙其力以伐与国”了(16)。
钱镠执行“善事中国”、“不废臣礼”也不是没有原则的。例如钱镠与后唐的关系一度曾相当紧张。那是天成四年（公元929年），后唐明宗李亶听信枢密使安重晦等人的挑拨，削夺了钱镠的爵位。钱镠毫不示弱，一方面上表申辩，一方面针锋相对，扣留了后唐使者。其时，后唐出使闽地的使者吏部郎中裴羽、右散骑常侍陆崇等遇海风飘流而至吴越国境，被钱镠“留于钱塘，经岁不得归”，以至陆崇病死于吴越(17)。钱镠与后唐的这一矛盾，最终还是以后唐诛杀安重晦，赐钱镠以“不名之礼”而告结束。
钱元瓘（传瓘）是接受钱镠嘱咐、继续执行“善事中国”、“勿废臣礼”的第一人。他一方面接受后唐的进封，并尊后唐年号为吴越国年号，后晋取代后唐以后，又及时接受后晋的进封和年号。但在另一方面，钱元瓘且又“遣使劝进（李）昪，谓人望以归”(18)，鼓励李昪称帝。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李昪即大齐皇帝位，改元升元，钱元瓘即遣将军袁韬致贺(19)。天福四年（公元939年）李昪改大齐为大唐（史称“南唐”），钱元瓘又遣左卫上将军沈韬文“如唐贺南郊”(20)。钱元瓘如此作为，至少在名分上已将后晋降到了大齐（南唐）的地位。而其之所以如此，当然还是出于吴越国的利益。或者认为石敬瑭仰仗契丹所建立的政权终不可靠，同时也是为了借此改变与淮南对立的关系，所以投徐知诰之所好，劝进帝位。钱元瓘此举在改善吴越与南唐的关系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天福六年（公元941年）杭州丽春院大火延及内城，钱元瓘因受惊吓而发狂疾，南唐群臣争劝李昪乘机出兵吴越，但是李昪却说：“奈何利人之灾”(21)，不但没有乘人之危，反而“特命行人厚遣之金粟缯绮，车盖相望于道焉”(22)，救助吴越国。
钱元瓘的后继人钱弘佐对于“善事中国”、“勿废臣礼”的理解甚至超脱了“夷夏之辨”，将“中国”的概念扩展到了契丹。当辽朝耶律德光在会同十年（公元947年）正月攻灭后晋的时候，一度奉辽朝为正朔，改用“会同”年号。“钱塘大慈山甘露院牒称会同十年七月，有吴越国王押字及镇东军节度使印文。盖是时吴越与契丹信史不绝，故吴越奉其正朔在诸州镇之先。其改而从汉，则在八月受汉制之后也”。“吴越甘露院牒之称会同十年，在天福十二年七月。曷以不称开运与天福者，盖前此吴越与契丹通使不一而足，至是既布诏州镇矣。而汉使未至，宁有不奉其正朔者。间读《福州双石祠记》，有云会同十年从闽府承平，复封为安境侯。时福州新附吴越，故亦称会同也。所疑者，契丹以是年二月改元大同已，故《辽史》会同无十年，而吴越犹记十年者何？盖契丹降赦则称会同，而改元则曰大同，改元之后不三月而德光卒，故大同之号不行于南土，则吴越之称会同于丁未七月也，又奚疑焉！”(23)五代时期，吴越国是南方各国当中与契丹往来最密切的国家。这就是钱弘佐于“诸镇州之先”奉辽朝为正朔，继续推行其远交而近攻策略的原因。
吴越国在钱弘倜即位以后，先后奉后汉、后周及北宋为正朔，始终贡奉不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仍然是远交而近攻策略的继续。因为南唐自李璟即位以后，双方为争夺福州而又结仇隙。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善事中国”、“勿废臣礼”，不但可以北方中原“朝廷”的力量牵制南唐，甚至可以直接取得援助。如后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钱弘倜曾派遣使者间道至于后周，请其出师进攻南唐。接踵而至的后周与南唐间连续几年的战争实始于此。所以南唐指责吴越“负约”(24)。又如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后周世宗亲征南唐，诏吴越国分路进攻常州、宣州。丞相吴程请命出击常州，另一位丞相元德昭反对，说：“唐，大国，未可轻举也。若我入唐，而周师不至，能无虑乎？”吴程又以“元丞相不欲出师”为辞，煽动将士殴打元德昭。钱弘倜一方面命吴程率兵攻取常州，另一方面又“匿德昭府中”，加以保护。后来吴程兵败而归，被“悉夺其官”(25)。从钱弘倜对吴程、元德昭的不同态度，也说明其本人的主旨也在于借后周之力以对付南唐。
总之，钱氏吴越“善事中国”、“勿废臣礼”，其真正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付吴国（南唐），是一种远交而近攻的策略。
三、关于“不兴兵举”
说钱镠“保境安民”国策者，大凡都以其“不兴兵举”为最重要措施。
其实，在军阀混战、藩镇割据局面下，“不兴兵举”，不但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上也行不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说得好：“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只有在“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才能没有战争。战争是矛盾斗争双方的事情，不是单方面可以决定的。不是钱镠想“免动干戈”就可以免动干戈的。唐末五代的割据军阀，有的本来就是封建军阀，有的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他们的割据政权正是在互相争战中建立起来的，不是在战争中巩固、壮大自己，就是在战争中被削弱、消灭，“免动干戈”是暂时，战争是永存的，钱镠及其吴越国也不例外。
钱镠，用他自己的话说：“十七而习兵，二十一投军，……二十四得功，……垂五十余年，身经数百战”(26)，从阻击、镇压黄巢起义军在浙江的活动起家，成为割据两浙的吴越国王。如果说刚刚投军时主要是为“生计所迫”的话，那么后来就不同了。唐广明元年（公元880年）时，杭州已建以董昌为主的八都之兵，钱镠任都指挥使，唐朝诸道行营都统、淮南节度使高骈召董昌、钱镠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共议破黄巢之策，钱镠即说：“窃窥高公无讨贼之志，苟从其行，功效不立，是同坐罪。宜以捍卫乡里为辞……而归。”(27)反映了钱镠已萌有割据之心。到了乾宁二年（公元895年）董昌称帝，其割据两浙的计划已经形成。董昌据越州（今浙江绍兴）称帝，给杭州钱镠和扬州杨行密是极大的震动。杨行密企图联络董昌以牵制钱镠；钱镠不愿芒刺在背，企图借此兼并浙东。所以杨行密竭力为董昌开脱罪责，钱镠则务求除之而后快。尽管朝廷一而再地表示赦免董昌，钱镠最终还是斩杀了董昌。消灭董昌以后，钱镠紧接着“令两浙吏民上表，请以镠兼领浙东。朝廷不得已，……以镠为镇海、威胜两军节度使”(28)。对于钱镠的这一行为，当时人们颇为反感。孙光宪《北梦琐言》即说：“钱尚父始杀董昌，奄有两浙，得行其志，士人耻之。”(29)
这里还不妨一提钱镠让贯休改诗的故事：
当钱镠被授为镇海、威胜（后改镇东）两军节度使以后，杭州灵隐寺僧贯休曾投诗祝贺：
贵逼身来不自由，龙骧凤翥势难收。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莱子丝裳宫锦窄，谢公篇咏绮霞羞。
他时名上凌烟阁，岂羡当年万户侯。
钱镠赞赏之余，要求将“十四州”改为“四十州”。贯休云：“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闲云孤鹤，何不可飞！”(30)遂离杭而去。
“十四州”和“四十州”之差，最明显不过地反映了钱镠企图割据东南的思想。公元908年钱镠遣使诣后梁“面陈水陆之计，请合禁旅”以攻吴(31)。此后，919年钱镠配合后梁进攻吴国，940年钱元瓘谋取建州（未果），947年钱弘佐、钱弘倧谋取福州，952年钱弘倜遣使后周，谋求共攻南唐，956年积极配合后周进攻南唐，等等，都是钱镠割据东南思想的继续。吴国的疆域，在贞明五年（公元919年）后梁与吴越联合出兵进攻时，约有扬、楚、泗、滁、和、光、黄、舒、蕲、庐、寿、濠、海、润、常、升、宣、歙、池、饶、信、江、鄂、洪、抚、袁、吉、虔等30余州。如果能够一举消灭吴国（南唐），完全可圆钱镠“一剑霜寒四十州”之梦，这不能认为只是一种巧合。
综观整个吴越国历史，不但没有做到“不兴兵举”，而且是兵戈不息。据907年钱镠被封为吴越王起，至960年北宋建立止，54年当中，有战事的年分占22年，几乎每2.5年当中就有1年生战事，其中钱镠时代10年，钱元瓘时代3年，钱弘佐2年，钱弘倧时代1年，钱弘倜时代6年，贯穿吴越国历史始终。战争的性质，既有被迫反击、平定内“乱”的，也有主动出击、配合中原王朝出击和援救邻邦的。所谓吴越国“不兴兵举”，实与历史不符。
当然，如前所引，钱镠在唐哀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确实说过“不忍兴兵杀戮”的话。但是钱镠此说只是拒绝罗隐等人所谏出兵讨伐后梁朱温的遁词。即便如此，他也把“淮氛未靖”列为头等重要的原因。另外，钱镠还有一层难于启齿的原因，那就是他曾在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向唐昭宗“求封吴越王”，但是“唐帝不许”(32)。而后梁却主动进封钱镠为吴越王，这是正中下怀的事情，怎么可能还会出兵讨伐呢？
此外，欧阳修“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乐”(33)云云，亦常被人们引以为吴越国“不兴兵举”之证。其实欧阳修此说主要是指钱弘倜“纳土”归宋一事，而且不过是宋太宗褒奖钱弘倜“卿能保全一方，以归于我，不致血刃，深为嘉也”(34)的翻版。再说钱弘倜“纳土”归宋，乃是大势所趋。钱弘倜自己离杭之前已有预感，所以行前一一诀别诸先王陵庙。到了宋都，则正如随从宰相崔仁冀所说：“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国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飞去耳”(35)。除了“纳土”归宋，别无选择。所以也不足以说明吴越国“不兴兵举”。
四、关于“安民”
“保境安民”，就“安民”而言，不但应该包含不兴兵举、使“民”免受战争之苦，同时还应该包含轻徭薄赋，予民休养生息。但是吴越国与其他诸国一样，也没有做到轻徭薄赋。
欧阳修《新五代史·吴越世家》云：吴越国“自镠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已，则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堪其苦”。钱弘倜“纳土”归宋之初，权知两浙诸州军事范旻，也大谈“倜在国日，徭赋繁苛，凡薪粒、蔬果、箕帚之属，悉收算”之太过，建议宋太宗“尽释不取，以蠲其弊”(36)。
吴越国首先是田税苛重。沈括《梦溪笔谈》卷九云：“两浙田税亩三斗。钱氏国除，朝廷遣王方贽均两浙杂税，方贽悉令亩出一斗。”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一亦有同样记载，只是将“王方贽”作“王贽”。未详孰是。《十国春秋》卷八七《江景防传》又云：“当五代之时，吴越以一隅捍四方，费用无艺，其田赋市租山林川泽之税，悉加额数倍。宋既平诸国，赋税恒仍旧籍以为断。忠懿王入朝，景防以侍从，当上图籍，叹曰：‘民苦苛敛久矣，使有司仍其籍，民困无已时，吾宁以身任之。’遂沉图籍于河。诣阙，自劾所以亡失状。宋太宗大怒，欲诛之，已而谪沁水尉。遂屏居田里以卒。”足见吴越国田税苛重。应该说吴越国从钱镠开始就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致出现了“斗米十钱”(37)，“民间钱五十文，籴白米一石”(38)，以及国有“十年蓄积”(39)的景象。虽不及南汉博白是（今广西博白）“斗米一、二钱”(40)及后蜀的“斗米三钱”(41)，其成就也是相当显著的。但是吴越国人民的抗灾能力却很低。一遇灾荒，不是鬻子卖女，便是就食他乡。究其原因，主要就是赋税苛重，民无余资。
吴越国苛捐杂税繁多，“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凡薪粒、蔬果、箕帚，悉收算”。此外，吴越国还向民间征收一项称作“身丁钱”的人口税。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上云：“吴越旧式，民间尽算丁壮钱，以增赋舆。贫匮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弃于襁褓，或卖为僮妾，至有提携寄于释老者。”据陈师道《后山丛谈》记载：“吴越钱氏，人成丁，岁赋钱三百六十，谓之‘丁身钱’。民有至老死不冠者。”五代时期，南方吴、楚、闽、南汉等国都征收人口税，但据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一说，以吴越国为最重。《资治通鉴》卷二八八记载，后汉乾祐二年（公元949年），钱弘倜的臣僚“或请纠民遗丁以增赋，仍自掌其事，弘倜仗之国门。国人皆悦”。说明吴越国自始至终都在征收“身丁钱”。
吴越国的徭役也累年不断，人们为之怨声载道。吴越天宝三年（公元910年），钱镠“广杭州城，大修公馆，筑子城”。人们不胜其苦，遂在城门贴出民谣云：“没了期，没了期，修城财了又开池。”钱镠见了，不但没有悔悟，反而将民谣改为“没了期，没了期，春衣财罢又冬衣”(42)，认为这是理所当然，钳制了人口。吴越国时期，除了几次修建杭州城之外，还修建了余杭城、嘉兴城、睦州城、温州子城、富阳东安城、常州福山城、萧山西陵城、松江城、苏州城及福州东南夹城等。据皮光业《吴越国武肃王庙碑》说，仅钱镠时期所筑城垒就有50来处。可见徭役之繁重。
繁重的赋税和徭役，带给了人民极大的灾难。所以《咸淳临安志》卷五九说：吴越国其民虽“免于兵举之殃，而不免于赋敛之毒，叫嚣呻吟者八十年”。“安民”二字，实际上并无依据。
注释：
① 《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引。
② 《周书》卷四四《杨乾运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
④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及胡三省注。
⑤ ⑦ 《十国春秋》卷三六。
⑥ 《钱氏家乘·武肃王遗训》。《钱氏家乘》另有一篇《武肃王八训》，也有“自固封疆，勤修贡奉。吾五十年理政钱唐，无一日眈于三惑，孜孜矻矻，皆为百姓”等语。
⑧ ⑨ (26) (37) 《钱氏家乘》。
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直皖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页。
(11) 《资治通鉴》卷二七七。
(12) (13) 《钱氏家乘》。
(14) 《十国春秋》卷一五《南唐烈祖本纪》引《钓矶立谈》。
(15) (31) 《十国春秋》卷二三《王景仁传》。
(16) 《资治通鉴》卷二七○及胡三省注。
(17) 《旧五代史》卷一二八《裴羽传》。
(18) 《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
(19) 《十国春秋》卷一五《南唐本纪》。
(20) 《十国春秋》卷七九《吴越世家》。
(21)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
(22) 钓矶闲客：《钓矶立谈》。
(23) 《十国春秋》卷八○吴任臣“按”及“论曰”。
(24) (25) 《资治通鉴》卷二九三。
(27) 《吴越备史》卷一。
(28) 《资治通鉴》卷二六○。
(29) 《北梦琐言》卷五。
(30) 《十国春秋》卷四七《贯休传》。
(32)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
(33)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有美堂记》。
(34) 《宋史》卷四八○《吴越钱氏世家》。
(35) 《十国春秋》卷八七《崔仁冀传》。
(36) 《宋史》卷二四九《范旻传》。
(38) 《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39) 《吴越备史》卷三。
(40) 《十国春秋》卷五九《南汉中宗本纪》。
(41) 《蜀梼杌》下。
(42) 《十国春秋》卷七八《吴越武肃王世家》下。
作者介绍：李志庭 杭州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