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前的今天，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三所大学共3000多名大学生，汇聚到天安门，举行了一场抗议活动。历史学家把这一天前后2个月发生的连贯事情，统称为“五四运动”。北京大学也将这一天当作自己的校庆日。虽然过去很多年了，天安门、东交民巷早已不是过去的模样，但是，“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内涵，至今依然引发人们的思考；20世纪中国发展的轨迹，都可以在“五四运动”中找到起点和线索，“五四”依然是不可遗忘的日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国内发生了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这两次复辟失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北洋政府才宣布对德国宣战，正式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战胜国召开巴黎和会，做出对中国非常不公正的决定，成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五四运动”表达出的内容之一是对西方列强的态度，这个态度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两个倾向。早在袁世凯复辟的时候，这种矛盾的心态就已经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袁世凯复辟遭到绝大多数接受西方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反对，但是，偏偏中国知识分子当时学习、崇尚的榜样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都不同程度地、或明或暗地支持袁世凯恢复君主制。这种局面很自然会造成中国人对于西方的矛盾心态：一是要向西方学习，二是觉得西方并不那么好。到了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这种心态被充分激发。
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中国和日本都是战胜国。大战之前，德国利用不平等条约，从清政府手中占据了中国的胶东半岛。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却背着中国做出决定，将胶东半岛交给日本，而不是归还中国。这一决定的背后，是对中国极其严重的歧视。中国已经推翻了帝制，正在努力像西方一样走向现代化，但是，西方列强的态度，让全体中国人非常失望。这种失望情绪中，既包含了反抗，也包含了期待。
“五四”那一天，学生们高举着“还我青岛”的血书，来到使馆区，向美英法意四国使馆递交了陈词书。这个行为一方面是抗议，另一方面也具有请求的成分，希望列强能够良心发现，能够公正地对待中国。递交陈词书的结果，在今天看来，也造成两个后果。英法意使馆拒绝接受，这一结果刺激了失望和对抗情绪；而美国使馆接受了，又没有让希望彻底变成绝望。但是，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最终还是偏袒了日本。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世界的历史，也让很多中国人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产生了迷茫。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中国人基本上确立了一种信念：中国必须改变。但是，改变的目标是什么？西方列强似乎是一个现成的目标，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你死我活、疯狂厮杀的残酷现实，以及这场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态度，让很多中国人开始真正的怀疑：西方模式究竟是不是最好的模式？某种程度上说，从“五四运动”以后，对于西方社会的上述两种态度，正式形成角力，此起彼伏地左右了中国的现代史。
“五四运动”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对中国本国的态度。第二次次鸦片战争后，圆明园灰飞烟灭的惨痛，终于促使中国不得不开始改变，清政府有了一次较长时间的“洋务运动”，也叫自强运动。这次运动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认为，中国的制度没有很大的问题，技术方面向西方学习就可以了，所谓“中体西用”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但是，甲午战争使得洋务运动遭受彻底失败。于是，中国的现代化变革进入第二个阶段。戊戌变法可以认为是要从体制上改变中国，结果依然失败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可以总结很多原因，但是，西方国家没有大力支持变法维新派，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直到后来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杀入北京，西方也没有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废除慈禧太后的帝制，扶持维新派上台。甚至在袁世凯复辟的时候，西方居然以各种手方式，事先就表示支持。
技术学西方、体制学西方，这两个阶段都失败了。辛亥革命后，体制的转变让中国人似乎看到了曙光，但是，袁世凯、张勋的复辟，西方列强对复辟的支持以及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不公正态度，让中国人感到，仅仅体制学西方也不行。五四运动便成为第三阶段的起点：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德先生、赛先生其实就是改造中国人的手段和目标。于是，鲁迅等人成为那个时代的旗手，他们毫不留情地批判中国人性格中的所谓“劣根性”，似乎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这种“劣根性”的源头，很自然就找到了传统文化中占主要地位的儒家思想。但是，与对待西方列强态度的两种倾向一样，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从一开始也如影随形地表现出两个倾向：一是彻底抛弃，二是部分改造。
五四运动之后的几十年，中国的历史基本上在上述两个矛盾中交错前行：对抗西方或者投靠西方；抛弃传统或者保留传统。虽然我的这个描述是把两个极端放在一起，但是，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现实都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忽左忽右地摇摆。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实践，到了21世纪，至少在第一个问题上，中国人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共识：不要对抗，也不要投靠，我们需要独立自主地维护自己的权利。换句话说，如果伤害到中国的利益，该对抗的时候还是需要对抗，只是这种对抗不应该表现为仇视。而在双方利益能够相对平衡的时候，妥协也是可以接受的。这种观念的基础，其实是对西方社会利益至上本质的清醒了解，而不被它表面的漂亮外表所迷惑。
曾经看到一个日本人对于日本现代化过程的反思，他说，日本那时候意识到，靠和平发展，在西方列强掌控的世界里，日本根本没有机会，只有走武力一条路。某种程度上，这位日本人说的有一定道理。在一个强盗横行的世界里，不成为强盗，只能成为强盗的猎物。但是，这条武力的道路也被证明是错误的，不可接受的。当今世界，在原子弹的“保护”下，我们终于有了和平发展的可能。幸也，不幸也？未来也许会有答案。
然而，五四运动沿袭下来的对于民族性，对于传统文化的两种态度，至今依然没有获得广泛的共识。一些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言论，依然喧嚣尘上。对此，中国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五四开始分道扬镳的两股力量，能否达成一个共识，从而让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真正有效的建设和发展中，已经成为日益紧迫的需要。我相信，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随着中国人对世界、对自身更多的了解，这种共识一定会实现的。
最近在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发生的奥运火炬事件，也让我想到五四期间的一个细节。当时，北洋政府内部以及出席巴黎和会的某些代表，对于是否签署新的丧权辱国条约，其实也存在着动摇。除了国内形成声势浩大的抗议行动外，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也组织起来，他们有的向谈判代表陈词、请求，有的则采取24小时贴身战术，监视那些动摇代表的一举一动。最终，在国内的抗议和海外留学生的联合作用下，中国代表作出拒绝签字的决定。前两天我写了一篇针对柏杨的文章，柏杨有一个观点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是虫，窝里斗之类。我想说，从89年前的五四运动，到89年后的奥运火炬传递，海内外华人团结一心的局面，已经彻底证明柏杨的这个结论是一个谬论。我相信，柏杨应该很高兴看到自己错了。
89年过去之后，我们的确应该更加冷静地思考五四运动留给我们的一切。
89年前的今天，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三所大学共3000多名大学生，汇聚到天安门，举行了一场抗议活动。历史学家把这一天前后2个月发生的连贯事情，统称为“五四运动”。北京大学也将这一天当作自己的校庆日。虽然过去很多年了，天安门、东交民巷早已不是过去的模样，但是，“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内涵，至今依然引发人们的思考；20世纪中国发展的轨迹，都可以在“五四运动”中找到起点和线索，“五四”依然是不可遗忘的日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国内发生了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这两次复辟失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北洋政府才宣布对德国宣战，正式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战胜国召开巴黎和会，做出对中国非常不公正的决定，成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五四运动”表达出的内容之一是对西方列强的态度，这个态度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两个倾向。早在袁世凯复辟的时候，这种矛盾的心态就已经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袁世凯复辟遭到绝大多数接受西方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反对，但是，偏偏中国知识分子当时学习、崇尚的榜样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都不同程度地、或明或暗地支持袁世凯恢复君主制。这种局面很自然会造成中国人对于西方的矛盾心态：一是要向西方学习，二是觉得西方并不那么好。到了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这种心态被充分激发。
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中国和日本都是战胜国。大战之前，德国利用不平等条约，从清政府手中占据了中国的胶东半岛。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却背着中国做出决定，将胶东半岛交给日本，而不是归还中国。这一决定的背后，是对中国极其严重的歧视。中国已经推翻了帝制，正在努力像西方一样走向现代化，但是，西方列强的态度，让全体中国人非常失望。这种失望情绪中，既包含了反抗，也包含了期待。
“五四”那一天，学生们高举着“还我青岛”的血书，来到使馆区，向美英法意四国使馆递交了陈词书。这个行为一方面是抗议，另一方面也具有请求的成分，希望列强能够良心发现，能够公正地对待中国。递交陈词书的结果，在今天看来，也造成两个后果。英法意使馆拒绝接受，这一结果刺激了失望和对抗情绪；而美国使馆接受了，又没有让希望彻底变成绝望。但是，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最终还是偏袒了日本。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世界的历史，也让很多中国人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产生了迷茫。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中国人基本上确立了一种信念：中国必须改变。但是，改变的目标是什么？西方列强似乎是一个现成的目标，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你死我活、疯狂厮杀的残酷现实，以及这场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态度，让很多中国人开始真正的怀疑：西方模式究竟是不是最好的模式？某种程度上说，从“五四运动”以后，对于西方社会的上述两种态度，正式形成角力，此起彼伏地左右了中国的现代史。
“五四运动”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对中国本国的态度。第二次次鸦片战争后，圆明园灰飞烟灭的惨痛，终于促使中国不得不开始改变，清政府有了一次较长时间的“洋务运动”，也叫自强运动。这次运动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认为，中国的制度没有很大的问题，技术方面向西方学习就可以了，所谓“中体西用”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但是，甲午战争使得洋务运动遭受彻底失败。于是，中国的现代化变革进入第二个阶段。戊戌变法可以认为是要从体制上改变中国，结果依然失败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可以总结很多原因，但是，西方国家没有大力支持变法维新派，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直到后来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杀入北京，西方也没有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废除慈禧太后的帝制，扶持维新派上台。甚至在袁世凯复辟的时候，西方居然以各种手方式，事先就表示支持。
技术学西方、体制学西方，这两个阶段都失败了。辛亥革命后，体制的转变让中国人似乎看到了曙光，但是，袁世凯、张勋的复辟，西方列强对复辟的支持以及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不公正态度，让中国人感到，仅仅体制学西方也不行。五四运动便成为第三阶段的起点：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德先生、赛先生其实就是改造中国人的手段和目标。于是，鲁迅等人成为那个时代的旗手，他们毫不留情地批判中国人性格中的所谓“劣根性”，似乎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这种“劣根性”的源头，很自然就找到了传统文化中占主要地位的儒家思想。但是，与对待西方列强态度的两种倾向一样，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从一开始也如影随形地表现出两个倾向：一是彻底抛弃，二是部分改造。
五四运动之后的几十年，中国的历史基本上在上述两个矛盾中交错前行：对抗西方或者投靠西方；抛弃传统或者保留传统。虽然我的这个描述是把两个极端放在一起，但是，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现实都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忽左忽右地摇摆。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实践，到了21世纪，至少在第一个问题上，中国人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共识：不要对抗，也不要投靠，我们需要独立自主地维护自己的权利。换句话说，如果伤害到中国的利益，该对抗的时候还是需要对抗，只是这种对抗不应该表现为仇视。而在双方利益能够相对平衡的时候，妥协也是可以接受的。这种观念的基础，其实是对西方社会利益至上本质的清醒了解，而不被它表面的漂亮外表所迷惑。
曾经看到一个日本人对于日本现代化过程的反思，他说，日本那时候意识到，靠和平发展，在西方列强掌控的世界里，日本根本没有机会，只有走武力一条路。某种程度上，这位日本人说的有一定道理。在一个强盗横行的世界里，不成为强盗，只能成为强盗的猎物。但是，这条武力的道路也被证明是错误的，不可接受的。当今世界，在原子弹的“保护”下，我们终于有了和平发展的可能。幸也，不幸也？未来也许会有答案。
然而，五四运动沿袭下来的对于民族性，对于传统文化的两种态度，至今依然没有获得广泛的共识。一些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言论，依然喧嚣尘上。对此，中国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五四开始分道扬镳的两股力量，能否达成一个共识，从而让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真正有效的建设和发展中，已经成为日益紧迫的需要。我相信，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随着中国人对世界、对自身更多的了解，这种共识一定会实现的。
最近在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发生的奥运火炬事件，也让我想到五四期间的一个细节。当时，北洋政府内部以及出席巴黎和会的某些代表，对于是否签署新的丧权辱国条约，其实也存在着动摇。除了国内形成声势浩大的抗议行动外，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也组织起来，他们有的向谈判代表陈词、请求，有的则采取24小时贴身战术，监视那些动摇代表的一举一动。最终，在国内的抗议和海外留学生的联合作用下，中国代表作出拒绝签字的决定。前两天我写了一篇针对柏杨的文章，柏杨有一个观点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是虫，窝里斗之类。我想说，从89年前的五四运动，到89年后的奥运火炬传递，海内外华人团结一心的局面，已经彻底证明柏杨的这个结论是一个谬论。我相信，柏杨应该很高兴看到自己错了。
89年过去之后，我们的确应该更加冷静地思考五四运动留给我们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