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等人解诗观念的提出到新时期孙玉石等人对现代解诗学理论和实践的倡导，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建设提上日程。在概述现代解诗学的产生过程后，对现代解诗学的发生进行了三个层面的动因分析：身份危机、现代性诉求和影响的焦虑而来的新诗百年心理症候构成了现代解诗学发生的内在动因，同时对诗歌解读的实际需要和新诗经典化的诉求也使现代解诗学的建设成为必须。 关键词：现代解诗学；百年焦虑；新诗经典化 作者简介：陈英英，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 济南 254000)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当代诗歌创作整体走向边缘，诗评界也日益面对信任危机的考验。从总体上看，当下诗评界对自身的反思主要沿着两条轨道而行：一是对诗歌研究拘囿于狭仄的流派梳理、作品点评等内部研究的不满，希望在内部研究和新诗研究已有的封闭“范式”之外，引入社会学、历史学分析；另一方面则是对诗歌细致精微的文本解读的焦虑呼吁，由于文本解读能力的平庸使诗歌批评匮乏精彩的个人见解和独特的学术眼光，成为人云亦云的“饶舌的哑巴”。两者的反思视角迥异，但都体现出对诗评界的深入、严谨、规范的科学精神的缺乏的担忧，而其中文本细读等内部研究作为诗歌批评的基础，其重要性也正被更多的学者所关注。因而，作为体现着评论者规范化意图的现代诗歌解释学(或称现代解诗学)便得以提出。 一、现代解诗学的提出 从20世纪30年代起，现代解诗学的某些理念萌芽已经出现。伴随着当时现代主义诗歌的兴起和诗歌界关于懂与不懂、明白与晦涩的讨论，一些当时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做出及时的反应，他们的一些解读和分析实践使解诗活动初具规模。朱自清1936年起笔1944年成书的《新诗杂话》集中代表了他的诗学观点，他借鉴瑞恰慈、燕卜荪的朦胧和复义理论，同时杂糅古典诗歌对“具体性”的讲求，提出“多义当以切合为准”的解诗尺度和“不放松文字”、一字一词逐步剥解的细读策略等，极富启发意义。此外，闻一多以现代眼光解读古典诗歌文本的尝试和对俞平伯、郭沫若等现代诗人的解读，朱光潜在30年代的《谈美》、《诗论》等相关文章中对于接受者经验情趣的重视和诗歌具有“无限”的再创造的解读空间的主张，也都是颇为新颖细致的。周作人、梁宗岱以及40年代以后的废名、袁可嘉等人也以各自的相关论述对诗歌解释的理念作出了贡献。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理论文章大多围绕一些具体的解诗活动展开，多就事论事或疏朗的理论勾勒，还未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歌解诗学的具体提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大陆学者中对现代解诗学提倡最为着力的是孙玉石先生，200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现代解诗学思想。孙先生指出现代解诗学的理论内涵：解诗学是对作品本体复杂性的超越；解诗学是对作品本体审美性的再造；解诗学是对作品本体理解歧义性的互补。体现出解诗学对于作品本体的注重，力求以独立、丰富、开放、包容的解诗理念对诗歌解释进行系统性的再造和重建。以文本细读为基础，他进而提出解诗学公共原则是：“第一，正确理解作品的复义性应以本文内涵的客观包容性为前提。第二，理解作品的内涵必须正确把握作者传达语言的逻辑性。第三，理解或批评者主体的创造性不能完全脱离作者意图的制约性。”在对解诗应以作者“原意”为中心还是应以评论者的解释为中心这个古老的争论上，孙玉石一方面指出诗歌具有对“重旨”自圆其说的多元性阐释空间，另一方面他又坚决反对“那种‘无中生有、驴头不对马嘴’的曲解，反对‘见仁见智’的过度阐释”，要求解诗者在尊重诗人原意和作品文义的基础上，与诗人就诗歌的复杂文本进行“平等磋商的对话”，在“开放性的文本细读”和“有限度的审美接受”之间达到微妙的平衡。 孙玉石借鉴中国古典解诗理论和西方文本细读与接受理论，力图在贯通两者的同时积极分辨，取长补短，既力避古典解诗学的印象点评式的模糊泛化，又突破西方新批评封闭的内部研究的机械僵硬，而是通过对李金发、戴望舒、穆旦、卞之琳等现代诗人的作品的细腻文本解读，来贯彻自己的既开放解读又有限接受的解诗学理念。在中国现代诗歌解释理论极其匮乏的当代，其对这一主张积极坚定的提倡并进行诗学梳理实践，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富意义的事件和尝试，其中一些极富建设性的意见已经成为现代诗歌解释学的理论积累原料。但从整体上看，孙先生的提倡仍具有某种宽泛性质，对诗学现象的梳理甄别大于自身的理论倡导，他所提出的大概的解诗理念，尚带有一种理想制约的模式，没有进一步地精深梳理和区分，对解诗过程中常常遇见的一些带有争议性的命题也没有单独深入地辨析。这就使得他的现代解诗学具有一定的理论构想而缺乏具体的方法论导向。 周晓风认为：“诗歌解释学作为对诗歌理解活动的理论反思，其理论构架主要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诗歌理解的价值研究，其次是对诗歌理解的要素研究，再次是诗歌理解的过程研究，复次是诗歌理解的策略和方法研究，最后还包括诗歌解释学自身的学科研究。”价值研究解决诗歌解释学的必要性和合法性问题，它是诗歌解释学的基础和前提。要素研究是对读者和文本这两个诗歌理解的基本要素进行深入探索比较，从而深化和细化诗歌解释学的不同解释类型。过程研究是把静态的要素研究转化为动态的对各要素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的研究，以更可靠地对诗歌做出合理解释。方法研究不仅涉及诗歌解读的策略、技巧，也涉及诗歌解释的标准和目的间的差异问题。学科研究是在整体上提出诗歌解释学的理论构架后，将诗歌解释学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进行研究，这也是诗歌解释学的最终目标和理想。因此，诗歌解释学是包含了这样的五个层面的系统工程，它既具有严谨完整的哲学、美学上的理论构设，又含括了对文本解读、作者意图、诗学理念、形式内容等不同层面的具体分析梳理，除去形而上的理论支撑，在应用的意义上，它还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实践的方法论功能。按照这种理解，那么孙玉石先生所提出的“朱自清先生是中国现代解诗学最早的倡导者”、“在闻一多这里，完成了从中国古典解诗学向现代解诗学的转变”的提法就要修正。因为无论是朱自清还是闻一多先生，早期的诗歌解释在他们那里虽有一定的理念和实践，但却缺乏系统严密的观念设计和理论架构。严格说来，中国的现代诗歌解诗学现在还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一些诗歌解释理论的探讨也正在辨析进行中。
摘要：从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等人解诗观念的提出到新时期孙玉石等人对现代解诗学理论和实践的倡导，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建设提上日程。在概述现代解诗学的产生过程后，对现代解诗学的发生进行了三个层面的动因分析：身份危机、现代性诉求和影响的焦虑而来的新诗百年心理症候构成了现代解诗学发生的内在动因，同时对诗歌解读的实际需要和新诗经典化的诉求也使现代解诗学的建设成为必须。 关键词：现代解诗学；百年焦虑；新诗经典化 作者简介：陈英英，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 济南 254000)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当代诗歌创作整体走向边缘，诗评界也日益面对信任危机的考验。从总体上看，当下诗评界对自身的反思主要沿着两条轨道而行：一是对诗歌研究拘囿于狭仄的流派梳理、作品点评等内部研究的不满，希望在内部研究和新诗研究已有的封闭“范式”之外，引入社会学、历史学分析；另一方面则是对诗歌细致精微的文本解读的焦虑呼吁，由于文本解读能力的平庸使诗歌批评匮乏精彩的个人见解和独特的学术眼光，成为人云亦云的“饶舌的哑巴”。两者的反思视角迥异，但都体现出对诗评界的深入、严谨、规范的科学精神的缺乏的担忧，而其中文本细读等内部研究作为诗歌批评的基础，其重要性也正被更多的学者所关注。因而，作为体现着评论者规范化意图的现代诗歌解释学(或称现代解诗学)便得以提出。 一、现代解诗学的提出 从20世纪30年代起，现代解诗学的某些理念萌芽已经出现。伴随着当时现代主义诗歌的兴起和诗歌界关于懂与不懂、明白与晦涩的讨论，一些当时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做出及时的反应，他们的一些解读和分析实践使解诗活动初具规模。朱自清1936年起笔1944年成书的《新诗杂话》集中代表了他的诗学观点，他借鉴瑞恰慈、燕卜荪的朦胧和复义理论，同时杂糅古典诗歌对“具体性”的讲求，提出“多义当以切合为准”的解诗尺度和“不放松文字”、一字一词逐步剥解的细读策略等，极富启发意义。此外，闻一多以现代眼光解读古典诗歌文本的尝试和对俞平伯、郭沫若等现代诗人的解读，朱光潜在30年代的《谈美》、《诗论》等相关文章中对于接受者经验情趣的重视和诗歌具有“无限”的再创造的解读空间的主张，也都是颇为新颖细致的。周作人、梁宗岱以及40年代以后的废名、袁可嘉等人也以各自的相关论述对诗歌解释的理念作出了贡献。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理论文章大多围绕一些具体的解诗活动展开，多就事论事或疏朗的理论勾勒，还未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歌解诗学的具体提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大陆学者中对现代解诗学提倡最为着力的是孙玉石先生，200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现代解诗学思想。孙先生指出现代解诗学的理论内涵：解诗学是对作品本体复杂性的超越；解诗学是对作品本体审美性的再造；解诗学是对作品本体理解歧义性的互补。体现出解诗学对于作品本体的注重，力求以独立、丰富、开放、包容的解诗理念对诗歌解释进行系统性的再造和重建。以文本细读为基础，他进而提出解诗学公共原则是：“第一，正确理解作品的复义性应以本文内涵的客观包容性为前提。第二，理解作品的内涵必须正确把握作者传达语言的逻辑性。第三，理解或批评者主体的创造性不能完全脱离作者意图的制约性。”在对解诗应以作者“原意”为中心还是应以评论者的解释为中心这个古老的争论上，孙玉石一方面指出诗歌具有对“重旨”自圆其说的多元性阐释空间，另一方面他又坚决反对“那种‘无中生有、驴头不对马嘴’的曲解，反对‘见仁见智’的过度阐释”，要求解诗者在尊重诗人原意和作品文义的基础上，与诗人就诗歌的复杂文本进行“平等磋商的对话”，在“开放性的文本细读”和“有限度的审美接受”之间达到微妙的平衡。 孙玉石借鉴中国古典解诗理论和西方文本细读与接受理论，力图在贯通两者的同时积极分辨，取长补短，既力避古典解诗学的印象点评式的模糊泛化，又突破西方新批评封闭的内部研究的机械僵硬，而是通过对李金发、戴望舒、穆旦、卞之琳等现代诗人的作品的细腻文本解读，来贯彻自己的既开放解读又有限接受的解诗学理念。在中国现代诗歌解释理论极其匮乏的当代，其对这一主张积极坚定的提倡并进行诗学梳理实践，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富意义的事件和尝试，其中一些极富建设性的意见已经成为现代诗歌解释学的理论积累原料。但从整体上看，孙先生的提倡仍具有某种宽泛性质，对诗学现象的梳理甄别大于自身的理论倡导，他所提出的大概的解诗理念，尚带有一种理想制约的模式，没有进一步地精深梳理和区分，对解诗过程中常常遇见的一些带有争议性的命题也没有单独深入地辨析。这就使得他的现代解诗学具有一定的理论构想而缺乏具体的方法论导向。 周晓风认为：“诗歌解释学作为对诗歌理解活动的理论反思，其理论构架主要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诗歌理解的价值研究，其次是对诗歌理解的要素研究，再次是诗歌理解的过程研究，复次是诗歌理解的策略和方法研究，最后还包括诗歌解释学自身的学科研究。”价值研究解决诗歌解释学的必要性和合法性问题，它是诗歌解释学的基础和前提。要素研究是对读者和文本这两个诗歌理解的基本要素进行深入探索比较，从而深化和细化诗歌解释学的不同解释类型。过程研究是把静态的要素研究转化为动态的对各要素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的研究，以更可靠地对诗歌做出合理解释。方法研究不仅涉及诗歌解读的策略、技巧，也涉及诗歌解释的标准和目的间的差异问题。学科研究是在整体上提出诗歌解释学的理论构架后，将诗歌解释学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进行研究，这也是诗歌解释学的最终目标和理想。因此，诗歌解释学是包含了这样的五个层面的系统工程，它既具有严谨完整的哲学、美学上的理论构设，又含括了对文本解读、作者意图、诗学理念、形式内容等不同层面的具体分析梳理，除去形而上的理论支撑，在应用的意义上，它还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实践的方法论功能。按照这种理解，那么孙玉石先生所提出的“朱自清先生是中国现代解诗学最早的倡导者”、“在闻一多这里，完成了从中国古典解诗学向现代解诗学的转变”的提法就要修正。因为无论是朱自清还是闻一多先生，早期的诗歌解释在他们那里虽有一定的理念和实践，但却缺乏系统严密的观念设计和理论架构。严格说来，中国的现代诗歌解诗学现在还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一些诗歌解释理论的探讨也正在辨析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