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66年，江南三月，草长莺飞，一个让人按捺不住的季节，在半亩方塘、荷竹掩映的绍兴“酬字堂”，徐渭手刃了他续弦的妻子张氏。这一年徐渭46岁。
徐渭被地方法司监禁起来，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桎梏”生涯。
徐渭，字文清、文长，别号天池、青藤，“文长”是他作为民间流传的机智故事主人为人们所熟悉的名字，“天池”“青藤”则是那些使他成为不朽艺术家的作品上常署的签名。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二月初四，徐渭生于浙江山阴县城（今绍兴）。父亲是致仕的官员，生母是父亲晚年收房的婢女。徐渭生满百日，老病的父亲去世。
徐渭有点“生不逢时”。
父亲死后不久，生母即不为家庭所容，被逐。对于那两个异母而年龄上不止可以做他父亲的兄长来说，迟到的徐渭显得多余，因为家道已然中落，添丁加口会更多纷扰。
徐渭早熟早慧，他不能不更多地成长偏执、对抗的个性，来维护他在卑微处境中的自尊。
20岁前后，徐渭两次参加秀才资格的考试，考试可能是在兄长们并不十分赞赏的眼色下进行的。遗憾的是，居然没有中式，尽管他在绍兴已负“文名”，8岁就做得了八股文章，让人叹为徐家的“宝树成梁”。
自负而狼狈的徐渭在名落孙山后，痛哭流涕写信给主考，要求复试，信中说：徐渭时乖命蹇，从小孤苦伶仃，希望以科举自救，谁料再试不售。在家托靠兄长度日，箕豆相煎。黄昏灯下，形只影单。请主考假以片刻，自信万言可待。涸澈之鱼，渴望清凉之水。假如果然昏愚，自当负石投渊，入坑自焚，不敢俯首匍匐，苟且偷生。
这是一种没有退路的申诉。
徐渭的信居然真的落到了主考手上，主考为他不再谦谦君子的慷慨陈词和不坏的文采所感动，取为山阴县学生员。这是徐渭在科举考试中获得的最高却仅仅是最起码的名份——秀才。
但接下来的乡试——举人考试，徐渭又不幸落选，日后还有七次同样的落选。
回到家里，兄长已经为他应承了一桩婚事，让徐渭入赘曾任广东阳江主簿的潘克敬家，娶潘的女儿潘似，潘似时年14岁，他的父亲有所闻于徐渭的才名，徐渭拮据的家庭当然乐意这样打发他。
与潘似的姻缘，唤醒了徐渭童年时不曾体验过的温情，潘似谨循妇道，细心柔顺，说话行事宽厚沉静。潘克敬也很爱护自己的女儿，常常背着女儿的继母悄悄给他们一些钱，资助他们生活。
徐渭从此再没有住进自己家的老屋。两位兄长死后，老屋也在与兄长有关的一场官司中断送。
其时，明世宗嘉靖爷朱厚熜正在皇宫内参玄礼道，想要修成不坏的金身，常将少女的初潮炼成丹药进服。但是，神仙也挡不住北方俺答的入寇，徐渭的好友沈青霞就死于朝廷关于“和”与“战”的争执中。
徐渭第三次参加乡试失败。19岁的潘似在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后，肺病加重，这年冬天离世。
徐渭陷入茫然的空虚和愁惨中。他不敢相信，这就是人世间的永恒暌隔。他在诗中记梦，梦中看到，妻子款款朝他走来，像生前那样伴随左右，柔情似水。醒过来则只有朦胧晓烟、月落乌啼。想起棠梨花落，无可挽回地沦落成泥，徐渭潸然泪下。
妻子丧毕，徐渭决意离开潘家，以免睹物伤怀。离开时，他没有带走一件东西，为了他的自尊。
苦闷的流浪后，徐渭背一柄剑，挾几卷书，住进他在绍兴城东租下的茅屋，招收学童，教书自给。教书之余，研讨“心学”，寻找悠然心会的证悟。
“心学”迎合当时士子们对于“理学”的普遍怀疑，成为了众多精神苦闷者的归宿，因为“心外无物，心外无言，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向古圣先贤看齐的无聊修炼可以放下，可以返回内心，以“良知”为引导，以“自心自性”为依归。
徐渭曾尖锐地讽刺官方的精神导师朱熹，他说：朱子把定自己的绳墨，只要人们说他是个圣人，没一点破绽，要求别人霸道苛刻，人人不中他的意，事事不称他的心，无过中求有过，谷子里挑米，米里面择虫，自然而然的人，被他琐碎地规定和刻板地训导得支离破碎。
这难免让人叹为“异端”。
徐渭的心性手眼，显然无法与来自官方和世俗的要求相一致，他孤傲、偏激、自卑、倔强而压抑，漂泊不遇，内心狂狷。为了解救贫困，他又不得不心存侥幸地参加政府三年一度的乡试。
在杭州，曾经有人给她介绍一严姓女子做继室，徐渭见过这位女子，觉得她有点呆傻，拒绝了。后来，严家遭“倭寇”洗劫，严翁被杀，严女被掳，她不甘屈辱而自杀。徐渭为她自杀的勇敢和贞烈而失悔自责。
至此，徐渭功名不就，又一直独身，倒是在戏剧和绘画领域开始动地惊天的创造。可惜，戏剧和绘画，并不像有些时候一样可以换来锦绣前程。何况，徐渭在一种扭曲、阴郁、乖戾的激情状态中的书写，常常精光四射，锋芒毕露，他的美学趣味是令人不免惊悚的“寡妇夜哭、鬼语秋坟”，他觉得好诗就应该有“冷水浇背”之效，这显然有违温柔敦厚之旨，也丝毫不可能有雍容富贵的气象。
与此同时，生活开始展示对称于他内心激情的动荡。
明中叶，例行海禁，靠海上贸易谋生的商人往往不得不沦为自我武装起来的浪人和强人，他们与日本人联手，号称“倭寇”，合伙劫掠东南沿海，有时如入无人之境。突发的变故最容易打破皇权政治虚假的承平，暴露所谓承平之下惊人的吏治腐败与虚弱。当局者不得不以“抗倭”相号召，鼓励民众自卫。
“抗倭”的火光照亮了徐渭灵魂深处的晦暗渴求。在求知若渴的少年时代，他曾经习过剑，学过兵法，而他爱激动的个性与军事的攻守，似乎正有着一种天然的契合。当“倭寇”在东南沿海旋风般骚扰为患时，徐渭舍生冒死，身当矢石，参与过保卫桑梓的战斗，甚至因此赢得一些声名。
不久，被人指为明代巨奸的严嵩“党”人胡宗宪主持东南军务，成为一方重臣。胡喜欢结交文士，徐渭的文韬武略自然容易受青睐，胡多次招揽徐渭加入幕府。
徐渭左右为难，他当然愿意得到胡的器重，为抗倭，也为自己的前程做些功德，但是，胡宗宪“党”严嵩，又让他不安。
徐渭终于应召上任，成为胡的幕僚，条件是：胡必须用对待客人的礼节而不是作为下属的规矩对待他，可见他最看重的依然是尊严。徐渭开始用比较系统的用兵和治兵方略参与胡的军务，对于胡宗宪来说，更紧要的工作是当然把他主持抗倭的战绩和“心迹”著为文字，呈现给上司和朝廷。
胡宗宪“一片冰心”的奉承，令嘉靖爷龙颜大悦，徐渭的“文字”之功，也令胡宗宪大为感激，因为表奏文章写得恰如其分地漂亮，让皇帝满意开心，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人就曾因为奏章写得不好让嘉靖爷恼怒廷杖，打得皮开肉绽。
此时徐渭的生活，从未有过地潇洒。
文官武将参见胡总督，莫不兢兢小心，诚惶诚恐，作为幕僚的徐渭却可以一顶破帽，长衣大履，在衙中署里来去自由，略无忌惮。有时幕中有事商量，徐渭却深夜尚在市中叫嚣，一场大醉。有人将此种情节禀告胡宗宪，胡宗宪说：
“好！”
据说，徐渭还倚仗胡的权势，对曾经同他过意不去的人进行了异常快活的报复。打猎、嫖妓、醉酒，徐渭风光八面。一位姓王的女人同他生活了不长一段时间，据说恶劣不堪，徐渭休掉了她。
嘉靖三十九（公元1560）年，徐渭作《镇海楼记》，彰扬胡宗宪抗倭的丰功伟绩，胡赠银百二十两，让他购买住宅。徐渭取宅名为“酬字堂”，表达对胡的谢意。房子颇具规模，占地十亩，屋二十二间，小水塘两个，徐渭常在此“网鱼烧笋”，啸咏高歌。
就在这所房子里，胡宗宪还为他聘定了继室，女子姓张，年轻貌美。像从古至今的戏剧情节里常有的情形那样，美人总是主人公“春风得意”时出现。
可是，徐渭早有一种不幸的预感，也许，正是这种预感才使他尽情任性地“挥霍”眼前的快乐光景。
两年后，尴尬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严嵩在中国皇权政治屡见不鲜的残酷角力中，被人劾以“植党蔽贤、溺爱恶子”之罪，嘉靖以老年的多疑也模糊地感觉到严嵩和他的“犬子”严世蕃过于丢人现眼的为所欲为，下旨逮捕严世蕃，罢免严嵩。同年十一月，新任首辅徐阶策动南京给事中罗凤仪参胡宗宪“党严嵩及奸欺贪淫十大罪状”，皇帝诏令将胡宗宪逮捕至京。
人走茶凉，胡宗宪的总督府内立即作鸟兽散。
徐渭倒吸了一口凉气。
紧接着，徐渭被礼部尚书靠帮助嘉靖装神弄鬼而发迹得令人眩目的李春芳所要挟，具体情事不得而知，体现在徐渭诗文中的情景就是让徐渭空前地惊恐不安。
更要命的是，胡宗宪居然在狱中没有出息地自杀了，不再辩护自己的“清白”。徐渭异常痛切地写下一篇祭文，泪眼模糊又慷慨激动地表达了他的怀念、愤怒和无可奈何。
血淋淋的倾轧，完全可能降临到作为胡宗宪得意幕僚的徐渭头上。徐渭悄悄返回“酬字堂”，画了不少画，狂放恣肆的狼藉笔墨中，显出对于宽厚与柔情的渴望。
这是徐渭最需要有人温情眷顾的时候。
但是，自从潘似死后，徐渭心灵缺少的正是这种温柔的体贴和宽解。年轻貌美的张氏即使能够通达地看待他作为幕僚的失败，似乎也难以忍受家中由此而来的穷窘。天下从来就少有能够共患难的“义夫节妇”，所以才需要费力地表彰，何况张氏也许根本上就不懂得心比天高的徐渭此生此世的颠倒和梦想。
徐渭紧张、苦闷、焦虑、暴戾。
他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并请人做好一副棺材。这是绝望的尽头，也是绝望的缓解——代价是情感变质。
他的精神已经濒于崩溃了。
嘉靖四十四年夏，天气沉闷，令人烦躁不安，徐渭用斧头猛敲自己的脑袋，他自己记载，头骨破裂，血流如注，不死。他又从墙上拔出一枚三寸长的铁钉塞入耳窍，然后扑倒在地，铁钉撞进耳窍，鲜血喷射，他以为自己死了，又不死。接下来他用铁器锤碎自己的睾丸，仍不死，只是比死更明白死了。
在很多情况下，当自杀者第一下没有了结生命，接下来的自杀就在意志和力量上很难保证成功了。而且，徐渭的行动更可能是一种变态的自虐，是某种可怕幻影的亡命追逐，让他欲罢不能。
在徐渭一些列自杀行动中，没有关于他的妻子张氏的任何活动迹象。可以想见的是，如果张氏像徐渭诗文中描写的前妻潘似一样呵护他，徐渭当不至于因此而“九死九生”。
徐渭像干瘪的虮虱，佝偻了，气断不属。一个华姓工匠用“海上仙方”替他止了血。
第二年春天，徐渭身体渐好，神志变得清明，他怀着从死亡中走出来的冷静写诗道：“纵令潦倒扶红袖，不觉悲歌崩白云”。看来，悲情难解，豪气犹在。
不幸，就在这个春天，徐渭手刃了张氏。地方上的舆论，似乎并不偏向徐渭。
据说，徐渭某次外出回家，见一和尚与其妻通奸，他执刀杀僧，倒在血泊中的，却只是张氏，并无他人。这一传说，与据认为是徐渭手笔的杂剧《歌代啸》中的情节不谋而合。
《歌代啸》的文字，看上去真是“一点正经也没有”，时髦的学者毫不费力就可以读出后现代主义艺术的顽劣、空虚与无厘头，剧中人物三清观张和尚爱财如命，李和尚一门心思与女人偷情，以至闹出种种不堪收拾的丑剧，惊动了与三清观内的景象其实并无二致的官府，葫芦僧断葫芦案，最后李和尚居然赚得与一吴姓妇人欢喜成婚，以续“香火”，佛子佛孙，瓜瓞绵绵。
徐渭虽然参禅，对操佛门“职业”的和尚，似乎并无好感，他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七情六欲早有洞察，因此，对无论“堂皇冠冕”（官人）还是“光头”（和尚）之下的罪恶，看得同样真切，也无意讳饰。
无论如何，长得漂亮又年轻的张氏，也许与和尚无染，但这并不能排除其他“有染”的可能性。徐渭赋性多疑善妒，其时正处在空前的失意和躁狂中，他完全可能按捺不下心头的狂乱，做出极端的事情。更要命的是，他自尊，他比任何人都需要尊严，因为像他这样几乎没有位阶、没有功名的读书人，在世俗生活中，其实并没有尊严。
在监狱写成的一封信中，徐渭替自己辩护说：出于残忍而入于疯狂，出于猜忌而矫枉过正，事难预料，大约如此。但如果仅仅以为疯狂，我为什么不无故杀死路人？如果说生性残忍，我为什么没有杀死先前被我休弃的王氏？如果以为天生多疑妄动，但杀人伏法的道理，我也是明白的，如果以为此举是为了标奇立异，我为什么不和张氏同衾喋血，岂不更让人觉得新鲜而留名后世？
让徐渭容忍妻子的不贞（即使是蛛丝马迹）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他自己常常偎红倚翠，这都是他的时代所通行的习俗和道德范围内的事。
也许，徐渭从来就把自己在世俗品德和功名利禄上的“弱点”，视为天才的理所当然，而张氏却不堪忍受，不堪忍受他矫亢的敏感，丧气的自尊，生活本不需要天才，何况，天才总有“弱点”。而徐渭的弱点早已在屡战屡败的科举考试中表现得明明白白。
这是一出并不光彩的悲剧。
经历七年与老鼠争食的监禁后，通过朋友们八方奔走，徐渭终于被释放。
从此，徐渭寂寞的晚景中绝少有女人的影子，唯一一次例外是他在北京的忘年好友李如松家中。李虽武将却敬重徐渭的文才，派一名侍女照顾他，徐渭走时，对这名侍女不胜依依，侍女也腮红泪落。
徐渭传世的字画多出于晚年，它们是中国艺术史上罕见的珍品，石涛、齐白石曾以“青藤门下走狗”自署，表达对徐渭五体投地的崇拜。而在徐渭还活着时，汤显祖偶然中看到了徐渭的诗集，看到了他早年创作的剧本《四声猿》，汤显祖激动地说“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他以为作者已经作古。后来，当他知道徐渭还活着时，便写信给徐渭：“更乞半坳天池水，将君无死或能来”，意思是说，你如果不死，我就来看你。这是苦闷的十六世纪中国，一个遗世独立的伟大天才向他的同类表达的崇高敬意。
本文来自
桂老孟泽 博客
公元1566年，江南三月，草长莺飞，一个让人按捺不住的季节，在半亩方塘、荷竹掩映的绍兴“酬字堂”，徐渭手刃了他续弦的妻子张氏。这一年徐渭46岁。
徐渭被地方法司监禁起来，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桎梏”生涯。
徐渭，字文清、文长，别号天池、青藤，“文长”是他作为民间流传的机智故事主人为人们所熟悉的名字，“天池”“青藤”则是那些使他成为不朽艺术家的作品上常署的签名。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二月初四，徐渭生于浙江山阴县城（今绍兴）。父亲是致仕的官员，生母是父亲晚年收房的婢女。徐渭生满百日，老病的父亲去世。
徐渭有点“生不逢时”。
父亲死后不久，生母即不为家庭所容，被逐。对于那两个异母而年龄上不止可以做他父亲的兄长来说，迟到的徐渭显得多余，因为家道已然中落，添丁加口会更多纷扰。
徐渭早熟早慧，他不能不更多地成长偏执、对抗的个性，来维护他在卑微处境中的自尊。
20岁前后，徐渭两次参加秀才资格的考试，考试可能是在兄长们并不十分赞赏的眼色下进行的。遗憾的是，居然没有中式，尽管他在绍兴已负“文名”，8岁就做得了八股文章，让人叹为徐家的“宝树成梁”。
自负而狼狈的徐渭在名落孙山后，痛哭流涕写信给主考，要求复试，信中说：徐渭时乖命蹇，从小孤苦伶仃，希望以科举自救，谁料再试不售。在家托靠兄长度日，箕豆相煎。黄昏灯下，形只影单。请主考假以片刻，自信万言可待。涸澈之鱼，渴望清凉之水。假如果然昏愚，自当负石投渊，入坑自焚，不敢俯首匍匐，苟且偷生。
这是一种没有退路的申诉。
徐渭的信居然真的落到了主考手上，主考为他不再谦谦君子的慷慨陈词和不坏的文采所感动，取为山阴县学生员。这是徐渭在科举考试中获得的最高却仅仅是最起码的名份——秀才。
但接下来的乡试——举人考试，徐渭又不幸落选，日后还有七次同样的落选。
回到家里，兄长已经为他应承了一桩婚事，让徐渭入赘曾任广东阳江主簿的潘克敬家，娶潘的女儿潘似，潘似时年14岁，他的父亲有所闻于徐渭的才名，徐渭拮据的家庭当然乐意这样打发他。
与潘似的姻缘，唤醒了徐渭童年时不曾体验过的温情，潘似谨循妇道，细心柔顺，说话行事宽厚沉静。潘克敬也很爱护自己的女儿，常常背着女儿的继母悄悄给他们一些钱，资助他们生活。
徐渭从此再没有住进自己家的老屋。两位兄长死后，老屋也在与兄长有关的一场官司中断送。
其时，明世宗嘉靖爷朱厚熜正在皇宫内参玄礼道，想要修成不坏的金身，常将少女的初潮炼成丹药进服。但是，神仙也挡不住北方俺答的入寇，徐渭的好友沈青霞就死于朝廷关于“和”与“战”的争执中。
徐渭第三次参加乡试失败。19岁的潘似在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后，肺病加重，这年冬天离世。
徐渭陷入茫然的空虚和愁惨中。他不敢相信，这就是人世间的永恒暌隔。他在诗中记梦，梦中看到，妻子款款朝他走来，像生前那样伴随左右，柔情似水。醒过来则只有朦胧晓烟、月落乌啼。想起棠梨花落，无可挽回地沦落成泥，徐渭潸然泪下。
妻子丧毕，徐渭决意离开潘家，以免睹物伤怀。离开时，他没有带走一件东西，为了他的自尊。
苦闷的流浪后，徐渭背一柄剑，挾几卷书，住进他在绍兴城东租下的茅屋，招收学童，教书自给。教书之余，研讨“心学”，寻找悠然心会的证悟。
“心学”迎合当时士子们对于“理学”的普遍怀疑，成为了众多精神苦闷者的归宿，因为“心外无物，心外无言，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向古圣先贤看齐的无聊修炼可以放下，可以返回内心，以“良知”为引导，以“自心自性”为依归。
徐渭曾尖锐地讽刺官方的精神导师朱熹，他说：朱子把定自己的绳墨，只要人们说他是个圣人，没一点破绽，要求别人霸道苛刻，人人不中他的意，事事不称他的心，无过中求有过，谷子里挑米，米里面择虫，自然而然的人，被他琐碎地规定和刻板地训导得支离破碎。
这难免让人叹为“异端”。
徐渭的心性手眼，显然无法与来自官方和世俗的要求相一致，他孤傲、偏激、自卑、倔强而压抑，漂泊不遇，内心狂狷。为了解救贫困，他又不得不心存侥幸地参加政府三年一度的乡试。
在杭州，曾经有人给她介绍一严姓女子做继室，徐渭见过这位女子，觉得她有点呆傻，拒绝了。后来，严家遭“倭寇”洗劫，严翁被杀，严女被掳，她不甘屈辱而自杀。徐渭为她自杀的勇敢和贞烈而失悔自责。
至此，徐渭功名不就，又一直独身，倒是在戏剧和绘画领域开始动地惊天的创造。可惜，戏剧和绘画，并不像有些时候一样可以换来锦绣前程。何况，徐渭在一种扭曲、阴郁、乖戾的激情状态中的书写，常常精光四射，锋芒毕露，他的美学趣味是令人不免惊悚的“寡妇夜哭、鬼语秋坟”，他觉得好诗就应该有“冷水浇背”之效，这显然有违温柔敦厚之旨，也丝毫不可能有雍容富贵的气象。
与此同时，生活开始展示对称于他内心激情的动荡。
明中叶，例行海禁，靠海上贸易谋生的商人往往不得不沦为自我武装起来的浪人和强人，他们与日本人联手，号称“倭寇”，合伙劫掠东南沿海，有时如入无人之境。突发的变故最容易打破皇权政治虚假的承平，暴露所谓承平之下惊人的吏治腐败与虚弱。当局者不得不以“抗倭”相号召，鼓励民众自卫。
“抗倭”的火光照亮了徐渭灵魂深处的晦暗渴求。在求知若渴的少年时代，他曾经习过剑，学过兵法，而他爱激动的个性与军事的攻守，似乎正有着一种天然的契合。当“倭寇”在东南沿海旋风般骚扰为患时，徐渭舍生冒死，身当矢石，参与过保卫桑梓的战斗，甚至因此赢得一些声名。
不久，被人指为明代巨奸的严嵩“党”人胡宗宪主持东南军务，成为一方重臣。胡喜欢结交文士，徐渭的文韬武略自然容易受青睐，胡多次招揽徐渭加入幕府。
徐渭左右为难，他当然愿意得到胡的器重，为抗倭，也为自己的前程做些功德，但是，胡宗宪“党”严嵩，又让他不安。
徐渭终于应召上任，成为胡的幕僚，条件是：胡必须用对待客人的礼节而不是作为下属的规矩对待他，可见他最看重的依然是尊严。徐渭开始用比较系统的用兵和治兵方略参与胡的军务，对于胡宗宪来说，更紧要的工作是当然把他主持抗倭的战绩和“心迹”著为文字，呈现给上司和朝廷。
胡宗宪“一片冰心”的奉承，令嘉靖爷龙颜大悦，徐渭的“文字”之功，也令胡宗宪大为感激，因为表奏文章写得恰如其分地漂亮，让皇帝满意开心，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人就曾因为奏章写得不好让嘉靖爷恼怒廷杖，打得皮开肉绽。
此时徐渭的生活，从未有过地潇洒。
文官武将参见胡总督，莫不兢兢小心，诚惶诚恐，作为幕僚的徐渭却可以一顶破帽，长衣大履，在衙中署里来去自由，略无忌惮。有时幕中有事商量，徐渭却深夜尚在市中叫嚣，一场大醉。有人将此种情节禀告胡宗宪，胡宗宪说：
“好！”
据说，徐渭还倚仗胡的权势，对曾经同他过意不去的人进行了异常快活的报复。打猎、嫖妓、醉酒，徐渭风光八面。一位姓王的女人同他生活了不长一段时间，据说恶劣不堪，徐渭休掉了她。
嘉靖三十九（公元1560）年，徐渭作《镇海楼记》，彰扬胡宗宪抗倭的丰功伟绩，胡赠银百二十两，让他购买住宅。徐渭取宅名为“酬字堂”，表达对胡的谢意。房子颇具规模，占地十亩，屋二十二间，小水塘两个，徐渭常在此“网鱼烧笋”，啸咏高歌。
就在这所房子里，胡宗宪还为他聘定了继室，女子姓张，年轻貌美。像从古至今的戏剧情节里常有的情形那样，美人总是主人公“春风得意”时出现。
可是，徐渭早有一种不幸的预感，也许，正是这种预感才使他尽情任性地“挥霍”眼前的快乐光景。
两年后，尴尬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严嵩在中国皇权政治屡见不鲜的残酷角力中，被人劾以“植党蔽贤、溺爱恶子”之罪，嘉靖以老年的多疑也模糊地感觉到严嵩和他的“犬子”严世蕃过于丢人现眼的为所欲为，下旨逮捕严世蕃，罢免严嵩。同年十一月，新任首辅徐阶策动南京给事中罗凤仪参胡宗宪“党严嵩及奸欺贪淫十大罪状”，皇帝诏令将胡宗宪逮捕至京。
人走茶凉，胡宗宪的总督府内立即作鸟兽散。
徐渭倒吸了一口凉气。
紧接着，徐渭被礼部尚书靠帮助嘉靖装神弄鬼而发迹得令人眩目的李春芳所要挟，具体情事不得而知，体现在徐渭诗文中的情景就是让徐渭空前地惊恐不安。
更要命的是，胡宗宪居然在狱中没有出息地自杀了，不再辩护自己的“清白”。徐渭异常痛切地写下一篇祭文，泪眼模糊又慷慨激动地表达了他的怀念、愤怒和无可奈何。
血淋淋的倾轧，完全可能降临到作为胡宗宪得意幕僚的徐渭头上。徐渭悄悄返回“酬字堂”，画了不少画，狂放恣肆的狼藉笔墨中，显出对于宽厚与柔情的渴望。
这是徐渭最需要有人温情眷顾的时候。
但是，自从潘似死后，徐渭心灵缺少的正是这种温柔的体贴和宽解。年轻貌美的张氏即使能够通达地看待他作为幕僚的失败，似乎也难以忍受家中由此而来的穷窘。天下从来就少有能够共患难的“义夫节妇”，所以才需要费力地表彰，何况张氏也许根本上就不懂得心比天高的徐渭此生此世的颠倒和梦想。
徐渭紧张、苦闷、焦虑、暴戾。
他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并请人做好一副棺材。这是绝望的尽头，也是绝望的缓解——代价是情感变质。
他的精神已经濒于崩溃了。
嘉靖四十四年夏，天气沉闷，令人烦躁不安，徐渭用斧头猛敲自己的脑袋，他自己记载，头骨破裂，血流如注，不死。他又从墙上拔出一枚三寸长的铁钉塞入耳窍，然后扑倒在地，铁钉撞进耳窍，鲜血喷射，他以为自己死了，又不死。接下来他用铁器锤碎自己的睾丸，仍不死，只是比死更明白死了。
在很多情况下，当自杀者第一下没有了结生命，接下来的自杀就在意志和力量上很难保证成功了。而且，徐渭的行动更可能是一种变态的自虐，是某种可怕幻影的亡命追逐，让他欲罢不能。
在徐渭一些列自杀行动中，没有关于他的妻子张氏的任何活动迹象。可以想见的是，如果张氏像徐渭诗文中描写的前妻潘似一样呵护他，徐渭当不至于因此而“九死九生”。
徐渭像干瘪的虮虱，佝偻了，气断不属。一个华姓工匠用“海上仙方”替他止了血。
第二年春天，徐渭身体渐好，神志变得清明，他怀着从死亡中走出来的冷静写诗道：“纵令潦倒扶红袖，不觉悲歌崩白云”。看来，悲情难解，豪气犹在。
不幸，就在这个春天，徐渭手刃了张氏。地方上的舆论，似乎并不偏向徐渭。
据说，徐渭某次外出回家，见一和尚与其妻通奸，他执刀杀僧，倒在血泊中的，却只是张氏，并无他人。这一传说，与据认为是徐渭手笔的杂剧《歌代啸》中的情节不谋而合。
《歌代啸》的文字，看上去真是“一点正经也没有”，时髦的学者毫不费力就可以读出后现代主义艺术的顽劣、空虚与无厘头，剧中人物三清观张和尚爱财如命，李和尚一门心思与女人偷情，以至闹出种种不堪收拾的丑剧，惊动了与三清观内的景象其实并无二致的官府，葫芦僧断葫芦案，最后李和尚居然赚得与一吴姓妇人欢喜成婚，以续“香火”，佛子佛孙，瓜瓞绵绵。
徐渭虽然参禅，对操佛门“职业”的和尚，似乎并无好感，他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七情六欲早有洞察，因此，对无论“堂皇冠冕”（官人）还是“光头”（和尚）之下的罪恶，看得同样真切，也无意讳饰。
无论如何，长得漂亮又年轻的张氏，也许与和尚无染，但这并不能排除其他“有染”的可能性。徐渭赋性多疑善妒，其时正处在空前的失意和躁狂中，他完全可能按捺不下心头的狂乱，做出极端的事情。更要命的是，他自尊，他比任何人都需要尊严，因为像他这样几乎没有位阶、没有功名的读书人，在世俗生活中，其实并没有尊严。
在监狱写成的一封信中，徐渭替自己辩护说：出于残忍而入于疯狂，出于猜忌而矫枉过正，事难预料，大约如此。但如果仅仅以为疯狂，我为什么不无故杀死路人？如果说生性残忍，我为什么没有杀死先前被我休弃的王氏？如果以为天生多疑妄动，但杀人伏法的道理，我也是明白的，如果以为此举是为了标奇立异，我为什么不和张氏同衾喋血，岂不更让人觉得新鲜而留名后世？
让徐渭容忍妻子的不贞（即使是蛛丝马迹）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他自己常常偎红倚翠，这都是他的时代所通行的习俗和道德范围内的事。
也许，徐渭从来就把自己在世俗品德和功名利禄上的“弱点”，视为天才的理所当然，而张氏却不堪忍受，不堪忍受他矫亢的敏感，丧气的自尊，生活本不需要天才，何况，天才总有“弱点”。而徐渭的弱点早已在屡战屡败的科举考试中表现得明明白白。
这是一出并不光彩的悲剧。
经历七年与老鼠争食的监禁后，通过朋友们八方奔走，徐渭终于被释放。
从此，徐渭寂寞的晚景中绝少有女人的影子，唯一一次例外是他在北京的忘年好友李如松家中。李虽武将却敬重徐渭的文才，派一名侍女照顾他，徐渭走时，对这名侍女不胜依依，侍女也腮红泪落。
徐渭传世的字画多出于晚年，它们是中国艺术史上罕见的珍品，石涛、齐白石曾以“青藤门下走狗”自署，表达对徐渭五体投地的崇拜。而在徐渭还活着时，汤显祖偶然中看到了徐渭的诗集，看到了他早年创作的剧本《四声猿》，汤显祖激动地说“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他以为作者已经作古。后来，当他知道徐渭还活着时，便写信给徐渭：“更乞半坳天池水，将君无死或能来”，意思是说，你如果不死，我就来看你。这是苦闷的十六世纪中国，一个遗世独立的伟大天才向他的同类表达的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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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老孟泽 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