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兵器史话 2

中央修械所 - 兵工署第四十四兵工厂

原为中央修械所, 成立于1936年7月, 位在南京市龙蟠里。 1937年12月9日由南京迁出。 先迁往湖南衡阳东阳渡, 接管当地的子弹厂, 为湖南军械局的旧址。 湖南军械局初设于1926年, 1927年1月开始生产。 1931年时每月可以生产300到400枝毛瑟手枪及3百万发子弹。 后来因缺乏经费, 该局处于停顿状态。 当时属于第三路军修械所。 1938年冬, 由于日军逼近汉口, 迁往贵州。 1939年1月, 由赵学颜接任所长。 接收贵州修械所, 并在其原址复工, 有30余名职员, 200多名技工。所长上书建议扩编, 附设游动修理队及随军检修班, 分任各战区备军队修理保养之职。 1940年春季, 扩编为厂, 附设游动修理队, 分支随军检修班, 住来于各战区之间。 北至甘、新, 南达昆明、 缅甸、 滇越之交, 东沿大江两岸巴东、

宜昌、 老河口以及辰溪、 常德而达长沙等地, 皆为游动修理队踪迹所及。

1940年夏季, 勘地于贵阳南郊中曹司附近之二龙夺宝, 凿石辟路, 新建

厂房, 在当地工作一直到抗战胜利。

1940年7月30日, 中央修械所自第一厂(原汉阳)接收沅陵修炮厂, 派作业课长王魁文兼代厂主任。 1941年筹制手榴弹及左轮手枪等, 以资调剂修理之空暇。 1942年春, 派员赴昆明接运53厂借拨之制枪机器30余部, 安装使用。 至是年秋,两种械弹均大量出品。

四十四厂所造Smith & Wesson 32-40 Regulation Police左轮枪

1943年6月8日, 中央修械所改名为兵工署第四十四工厂。 并令增设游动修理总队之编制。 1944年1月, 接收桂林43厂经战火毁损之机料及员工。 此时有职员近300名, 技工2,000名。 抗战胜利后, 赵学颜奉命兼任胶济区兵工厂接收处处长, 1945年赴青济两地接收日伪造兵工厂。 1946年奉令率员迁往山东。 1946年10月2日, 44厂迁青岛完毕。 1948年奉命迁往台湾, 12月1日在台湾台北市开始辨公。 地址为台湾台北市松山基隆路一段陆军仓库。 电报挂号为『二五八二』。 1949年3月8日,台湾供应局第三修械所并入四四兵工厂。

当时生产目标为每月生产手榴弹10万颗, 冲锋枪600枝, 60迫炮弹25,000颗及枪榴弹筒300具。 厂长仍由赵学颜担任。

44兵工厂厂徽

1975年由于实施信义开发计划, 全厂迁往台北县三峡。 44兵工厂历经战火迁徙, 其员工来自中国各处, 另有巩县兵工厂炮弹厂员工, 汉阳炮厂员工等, 济济一堂。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三):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 1993, 兵器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10号。 重庆电力炼钢厂 ━ 兵工署第二十四兵工厂 重庆电力炼钢厂, 是四川军阀熊克武于1919年开始筹办的, 原以铜元局为厂址, 任鸿隽主办其事。 后因四川军阀混战、 政权更迭, 该厂停停建建, 终无成局。 1929年杨吉辉鉴于四川工业基础的薄弱和自己“实业救国”的愿望, 从欧洲考察回国后, 积极劝说刘湘整理原四川钢铁厂, 以促进四川工业的进步与西南经济的开发, 同时也为刘湘解决武器制造过程中的原料问题。 刘湘采纳了杨吉辉的建议, 成立了以杨吉辉为主任委员的“重庆电力炼钢厂筹备委员会”, 专负旧厂的清理整顿与新厂的筹备建设等工作。 委员会并延聘熊天祉(法国国立圣太田矿治大学毕业)、 杨能深(四川资阳人, 曾任德国柏林大学工程师、 重庆大学兼职教授〉为委员, 选定重庆磁器口文昌宫附近为新厂址, 另从德国礼和洋行(Carlowitz & Co.)、 捷克斯克达工厂、 美国莫尔工厂购置新式机器, 计划建成年产1万吨钢的现代化炼钢厂。至1936年底, 该厂“1500启罗瓦特动力房及3吨电炉、 3吨转炉、 3吨吹罐炉、 配沙房、 烘模房、 小型轧钢机及再热炉等均已次第安装完竣, 共用经费130余万元。” 杨吉辉, 是各兵工厂厂长中的一个特殊人物。 与其他各厂厂长相比, 他既不是毕业于兵工专门学校, 也兵工界出身, 而是行伍出身, 军旅生涯数十年之后, 才半路出家, 跨入兵工行列。 他由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后筹备处处长, 再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厂长, 前后长达20余年之久。 1935年起, 中央积极经营四川, 以为持久抗战之根据地。 在收回地钞, 改用国币的过程中, 中央政府发言人表示, 愿将所得纯利540万元拨充四川建设之用。 此时的刘湘, 在续办重庆电力炼钢厂的过程中, 正感筹措经费困难, 乘此机会, 他以该厂为川省重大建设为由, 呈请中央划拨180万元作为完成此项建设的专款。“如以职经办有年, 令其勉竭绵薄, 暂行继续办理, 以待钧筹, 自亦不敢辞劳。” 蒋介石接呈后, 正中下怀, 即于1936年10月3日电复刘湘:“炼钢厂事关大计, 自以国营为宜, 可由行营按办。 所有计划书、 预算表及合同各件, 容即后交专门人员从速审核踏查, 再定进行步骤。已挪借垫付及尚欠未付之价款, 自应由行营查明分别拨还或续付, 俾轻该署之负担。筹备该厂之专门人员亦可一并录用。” 这样, 蒋介石以归还刘湘挪借垫付建厂款75万元为代价, 为中央取得了重庆电力炼钢厂。 杨吉辉初上任时, 依据刘湘的指示, 积极进行该厂原有机器、 材料的清理以及新厂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制定了开工生产计划, 该计划结合四川及该厂的实际情形, 确立了“基本工业的煤铁钢材, 应设法自行开采, 自行供给”的建厂开工原则。 然后根据此原则, 督促所属, 先后完成了厂址的选探, 濒临嘉陵江、 接通成渝国道, 交通十分便利且附近矿藏丰富的磁器口;机器材料的购置, 主要是向美国、 德国等发达国家购买, 包括斯可达锅炉、 透平机、 轧碎机、 磨球机、 变压器等, 炼钢原料的选择等工作。 除此之外, 并完成了征用土地、 建设厂房、 安装机器、 训练员工等工作, 又聘请瑞典工程师李傅士为该厂工程技术顾问。 重庆炼钢厂在1937年初已由军政部兵工署接管, “重庆炼钢厂筹备委员会”也改名为“兵工署重庆炼钢厂筹备处”, 仍由杨吉辉以该处处长的身份, 负责一切接收事宜。 该筹备处全体员工, 自力更生, 努力工作, 克服了财力、 物力、 人力以及施工技术方面的种种因难, 终于在1937年初实现了部份设备的开工, 1月8日, 3吨电炉冶炼出炭素工具钢4吨。 这是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 采用现代化生产工具及生产工艺生产出的第一炉钢。 重庆炼钢厂投产仅半年, 生产尚未完全进入正轨和规模, 抗日战争即告爆发。 随着沿海沿江地区各兵工厂及大批民营厂矿的纷纷内迁, 重庆炼钢厂的主要生产任务便是为抗日战争服务, 生产内容也由开工初期的以生产多种兵工产品及军用器材为主转变到以供应各兵工厂的钢材原料为主。

第二十四工厂厂徽

1939年1月1日, “兵工署重庆炼钢厂筹备处”正式更名为“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 厂长仍由杨吉辉继任。 第二十四工厂, 代名莲光别墅, 位在庆磁器口, 出品有钢料、 手榴弹等。 该厂机器逐年扩充, 人员不断增加, 生产技术日益改进, 生产数量年年增加, 生产规模也因此逐年扩大, 从而成为大后方各兵工厂兵工原料供应的一个重要基地。 1939年该厂正式建厂前, 仅有动力、 轧钢、 一轧、 机器及理化等部。 为了扩大生产, 将机器的扩充作为首要, 先后添制了1,000吨蓄水池、 2,000kw新式发电机、 3吨莫尔式电炉、 矽铁炉、 2吨蒸汽锤、 轧钢机、 热剪式蒸汽机、 热锯机、 150吨摩擦压力机等设备, 完成了砂模部、 火砖部、 二轧钢部、 动力部、 轻便铁路以及码头、 起重设备等工程。 在材料的供应方面, 以四川土产白铁代替废钢。 抗战时期杨吉辉多次带人或派人深入川中各地调查煤铁资源, 并向各铁矿提供免费化验铁矿成份的方便, 然后根据厂中需要及各铁矿的优劣, 决定取舍。 抗战时期, 该厂所需原科, 除炭精柱、 矽铁、 锰铁、 铬铁、 钨铁等原料国内尚无替代品, 需由署方从美国采购拨用外, 其生产所需的大批量生铁, 主要来自四川境内的威远、 达县、 万源、 通江、 开县、 云阳、 奉节、 巴中等地。 代用品的研究试制工作, 例如电极, 过去全靠进口, 后因滇缅路运输困难, 供应脱节, 造成该厂相关部门停产1个半月。 厂内技术人员, 进行代用品的研制, 并很快获得成功。 再如电炉所用的美国矽砖, 过去全靠进口, 在积极研究此项产品的试制工作后, 以国内产量甚丰的泡沙石代替是项进口原料获得成功。 厂内有关部门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职工培训、 子弟教育的法规、 条例外, 还分别在厂内设有子弟小学, 华光职业学校、 技工学校、 职员进修班等, 以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 满足了各部门的需要。 该厂并研制出铬质枪管钢。 炼制枪管钢需用大量的钨铁, 中国虽大量出口钨矿, 但却不能生产钨铁。 在进口来源缺乏的情况下, 该厂研制铬质枪管钢成功, 配合二十一厂改制中正式步枪, 被大量用于中正式步枪的制造。 后来又研究直接以钨矿炼制枪管钢, 解决了中国产钨而不能生产钨钢的难题, 钢的质量完全合乎国际标准. 第二十四工厂于1940年5月27日、 1941年1月22日、 6月11日、   7月28日、   7月30日、   8月11日、   8月12日多次遭日机轰炸, 每次投弹数十枚至百余枚不等, 共炸死员工10余人, 伤数十人;厂房及机器、 设备、 材料等均遭受重大损失, 仅1940年度所造成的停工损失及其他损失即多达20余万元。

除飞机炸弹外, 第二十四兵工厂从1942年起, 又生产掷弹筒、 枪榴弹筒。 1939年至1942年间, 生产手榴弹203万颗, 其间一度生产甲雷5,080只。 为各兵工厂提供的钢料主要是第二十一兵工厂使用的枪管钢、 枪件钢、 刺刀钢和迫击炮弹弹壳外坯,还有其他兵工厂共同使用的冲模钢、 工具钢等。 正常期间, 第二十四厂每月供应兵工用科约180吨。 抗战结束后, 军用品生产只保留枪榴弹和枪榴弹筒以及少量军用圆锹。 第二十一兵工厂利用第二十四兵工厂供应的枪管钢, 造成中正式步枪后, 曾向兵工署呈报, 并赠送二十四兵工厂一枝新造的中正式步枪, 精装在玻璃匣内, 由厂办陈列展览。 抗战结束后, 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也进行了复员的工作, 该厂原有职员330人、 工人3,774人, 胜利后资遣职员70人, 工人825人。 1949年11月30日, 共军进入重庆。 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今日为重庆特殊钢厂, 为重庆市十大企业之一。 参考资料: 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 陆大钺、 唐润明主编,1995, 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 重庆市, 重庆出版社

钢铁厂迁建委员会 - 兵工署第二十九工厂 1938年2月, 蒋介石令饬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及兵工署署长俞大维, 要求在3个月内将汉阳兵工厂迁移完毕。 经济部与兵工署合并成立了“钢铁厂迁建委员会”, 并令派杨继曾为该会主任委员, 张连科为副主任委员。 计划合并上海钢铁厂、 汉阳铁厂、 大冶铁厂、 萍乡煤厂及六河沟铁厂等机构。 3月1日, 杨继曾到职视事, 井立即着手内部组织的建立与中心工作的确定。 先后于委员会之下设立有技术室、 会计室及总务、 铁炉、 钢炉、 轧机、 动力、 建筑、 运输等股以及直隶该会的南桐煤矿、 綦江铁矿两筹备处。 并派员分赴湖北、 湖南、 上海、 香港各地, 招揽、 聘请散落于各地的各类专家, 参加此项工作。 杨继曾, 字君毅, 安徽怀宁人, 1899年出生。年轻时于德国柏林工科大学学习, 毕业后获“机械工程师”衔。回国后先在东三省兵工厂服务, 曾任该厂炮弹厂厂长兼厂办兵工学校教育长。 1929年10月任兵工署兵工研究委员会兼任委员, 嗣后又相继担任上海钢铁厂副厂长、 兵工署兵工研究委员会专任委员、 兵工署行政司(后改为技术司)司长、 兵工署技术司司长等职, 主管兵工署及其所属各兵工厂的械弹制造、 生产管理、 技术改造等工作, 并为各兵工厂的清理整顿以及兵工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筹拟、 建立及其实施, 作了极大的贡献。 张连科(1896-1945), 号重山, 贵州水域县人, 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十月。贵阳私立南明中学第二期毕业。 1917年贵州省政府考送官费留日学生, 考送原意是学矿, 从事矿冶事业的仅张连科、文中让二人。 张连科考入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院、 继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专攻采矿冶金。 回国后曾任职南京市政府、 鄱罗公司、 兵工署资源司、 上海钢铁厂厂长等职。 着有《国防与石油》及《军用金属材料的自给与发展计划大纲》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 杨继曾奉令率员入川, 勘察可供各兵工厂迁建的厂址, 同时调查可供各兵工厂生产的原料补给情形。 经过多方考察, 决定利用重庆及其附近地区丰厚的煤铁储量与便利的水上运输, 在重庆近郊的大渡口建设大型钢铁厂, 以求战时兵工钢铁材料的自给自足。 1938年3月26日, 该会委员严恩□携建筑股股长黄显淇等到重庆, 对厂址问题作了多方面的调查与比较, 最初定在煤、 铁储产丰富的綦江县三溪场, 但考虑到该地交通不便诸因索, 被否决。 4月27日, 钢迁会就厂址选择问题确定三条原则:

一. 为运输方便及建厂迅速, 须在长江两岸;

二. 为必要时能借用重庆之电力, 故离城不宜太远;

三. 厂区至少需1,000亩平地。? 根据此原则, 该会重新派员沿长江两岸进行勘察, 最终决定选在离市区较近的大渡口。 厂址选定后, 该会先后征地3,334亩, 并边征地、 边测绘、 边收购、 边整理、 边安装, 各制造所也相继开工出产。 到1938年10月21日武汉失守前夕, 该会组织拆卸的主要机械有: 汉阳铁厂250吨及100吨炼铁炉、 机件炉1部;六河沟铁厂100吨炼铁炉1座, 汉阳钢铁厂30吨马丁炉2座, 35吨及50吨高架起重机2部及铸锭用模等附属品;汉阳炼钢厂、 大冶铁厂之动力机器、 交流发电机3座及其配套设备;汉阳炼钢厂轧钢机、 钢板机、 钢条机与所有附属设备;汉阳、 大冶2厂内所有机器修理厂、 翻砂厂、 打铁厂、 锅炉厂等各项机器及设备, 汉阳、 大冶2厂内之铁路轨道、 各种车辆及修理机车的各项工具。? 当该会加紧拆卸各项设备之际, 正值战争异常激烈、 紧张之时。因此, 当各种机器设备拆卸完竣后, 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装运和搬迁。在“时局紧急, 敌机狂炸, 船只调用, 困难尤多”且“大件笨重器材之装卸设备, 极感缺乏”的条件下, 该会先后在武汉、 岳阳、 宜昌、 重庆等地, 征集、 雇佣了“海轮十一艘, 江轮二十七艘, 炮舰二艘, 铁驳船四艘, 拖轮十七艘, 木驳船二百十八只, 柏木船七千只”将所拆卸的机器、 设备、 材料等分别装船, 向西逆行。当是时, 武汉已经失守, 鄂西形势十分危急, 而该会的“多数重要器材, 竞被阻拦于藕池封锁线以下, 幸经多数得力员工, 详加探查, 冒死上行, 卒将封锁线通过, 安达宜昌。”? 宜昌, 是沿海沿江物资、 人员西迁四川的一个中转站和枢纽。 因而当时运抵宜昌的物资特别多, 交通工具于此显得尤为缺乏。 为了能及时将运抵宜昌的机器、 设备安全、 快速地抢运四川, 该会采取了分段转运的办法, 自宜昌西上, 沿途分囤三斗坪、 庙河、 巴东、 巫山、 奉节、 万县、 涪陵、 九龙坡等港口, 最后抵达大渡口厂区。 到1938年年底, 该会从汉阳、 汉口、 湛家矶、 大冶、 岳州、 监利、 长沙以及香港等地分途迁运的器材多达5万6千余吨, 其中属于该会及所辖单位的达3万7千余吨, 所余近3万吨为兵工署及所属各厂、 处、 库及其他厂矿委托该会代运。?运输途中, 成千上万的轮船、 驳船、 木船等汇集于川江之中, 他们既要克服川江险滩激流, 又要防止日本飞机狂轰滥炸。 在湖北省内即遭日机轰炸9次, 炸死员工23人, 伤50余人, 损失物资2,000余吨。 该会是内迁各兵工厂中规模最大机器设备数目最多、 吨位最高, 同时组织也最严密的一个兵工企业。“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迁渝后, 完成了厂址的征购工作和各项机器的安装工作, 各个制造所(厂)也由此得以迅速开工生产。 该会又先后兴建了南桐煤矿、 綦江铁矿等直属机构, 并拥有专门的水道运输管理机构与铁路线。 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 该会共拥有各种机器设备1,796台, 员工兵夫12,218人, 每月出产各类钢科3,000吨, 生铁600吨, 成为战时我国最大的钢铁厂家, 供应各兵工厂的生产需求, 并自行生产250和500公斤炸弹的弹壳。 该会大渡口厂区于1940年9月14日上午11时被炸, 日机共投燃烧弹5枚, 重磅炸弹59枚, 轻磅炸弹36枚, 手榴弹30枚, 炸死该会职员4人, 重伤2人, 轻伤8人,炸死工夫兵役34人, 重伤28名, 轻伤46名。 工厂厂房、 机器、 设备及职工宿舍等损毁惨重, 以致该厂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1941年5月16日上午10时, 大渡口厂区再次被炸, 日机投重磅炸弹30余校, 员工死伤1名; 8月22日12点30分, 日机投炸弹73枚, 炸死工人及眷属3人, 重伤8人, 轻伤20余人;9月1日下午2时30分, 大渡口厂区被炸, 中弹70余枚, 炸死职员1人, 工人5人, 卫兵3人, 重伤工人15人, 该厂机器设备也受到相当损失。 此外, 该会驻渝办事处也多次被炸。? 钢铁厂迁建委员会, 代名泸汉公司, 厂址在重庆大渡口, 出品有钢铁、 兵工器材等。 该厂及厂下各单位原有职员1,219人, 工人9,891人, 胜利后复员, 资遗职员420人, 工人2,565人。? 1949年3月1日, 奉命改名为兵工署二十九工厂。 所属各矿局一律改称分厂, 南桐煤矿编为第一分厂, 綦江铁矿编为第二分厂,綦江铁路局编为第三分厂。綦水处暂缓改厂。 1949年11月30日, 共军进入重庆。 兵工署二十九工厂今日为重庆钢铁公司, 为重庆市十大企业之一。 参考资料:

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 陆大钺、 唐润明主编,1995, 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 重庆市, 重庆出版社

大沽船坞 - 大沽造船所 大沽口位在海河入海处, 是华北的海上大门。 大沽原来是个小渔村, 明朝以来成为海防重镇。 到了清代后期, 东西沽日益显示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设有炮台。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 各国侵略军曾多次从这里攻进天津和北京, 大沽居民, 大部份从事渔业生产, 少部份从事铁、 木手工业和商业。 根据《清实录》记载, 清朝康熙皇帝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六月二十八日到过大沽, 他下令在东西沽交界处、 大沽口南岸重修海神庙。 李鸿章创办大沽船坞时, 就选定海神庙周围这块地方,所以又称“海神庙船坞”。 1875年,清政府命令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 筹建北洋海军, 在筹建海军的过程中, 先后买进了英国、 德国军舰二十五艘, 海军由英国、 德国进行训练。 开始时, 北洋海军船只每有损坏, 要到南方修理。 为使日益庞大的北洋海军的舰只能就近修理,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在华北建造一座船坞, 经光绪皇帝批准, 于1880年在大沽创办, 命名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 1880年二月, 大沽船坞正式动工兴建。 李鸿章派天津海关税务司, 德国人德璀琳(Gustav Detring)和道员罗丰禄, 在大沽选地一百一十亩作为船坞厂址。 在这个厂址上挖船坞、 盖厂房。 最初搭盖席棚三座, 仅有活动机房八部, 马达、 锅炉、 汽锤各一部, 厂房设备非常简陋。 五月, 清政府委任罗丰禄为大沽船坞总办, 同时让英国人葛兰德、 安的森、 斯德朗分别掌握船体、 轮机和财政大权。 六月, 向外国购买了机床二十部和动力机、 抽水机、 卧式锅炉各一台, 开始建筑轮机厂房、 动力房、 抽水房、 甲坞、 木厂、 码头及绘图、 办公用房。 到了十一月, 船坞工程告竣, 初具规模, 正式开始生产, 每月动用经费纹银四、五千两。 船坞使用的机料都来自外国, 如机床等是从英国买来的。 大沽船坞从1880年建立以后, 不断购买设备、 添盖厂房、 招收工人。 到1885年, 船坞有了打铁厂、 锅炉厂、 铸铁厂、 模件厂, 而且建立了甲、 乙、 丙、 丁、 戊、 已六个船坞。 大沽船坞开办初期, 全厂有工人六百余名。 其中工匠三百名, 是从广东、 福建、 浙江等地招来的, 另外三百人为当地的临时工。 这些工匠为日后华北造船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 还支援了我国各地的造船工业。 大沽船坞是北洋水师修理船舶的工厂, 平时修理旧船和装配进口的新船, 到了冬天, 军舰还可进各坞避冰。 船坞落成的第二年, 就承修了从外国购买的镇海、 操江等六艘军舰, 解决了北洋水师船舰维修问题。 从1883年起, 又开始造船, 1883、 1884两年, 造过飞鹰、 飞艇、 遇顺、 利顺等船, 后来还造过拖泥轮、 挖泥驳船等工程用船。 1891年起, 大沽船坞除修船合龙外, 开始生产军火。 1891年9月, 大沽船坞仿造德国一磅后膛快炮九十余尊, 解往北京香山武库。 第二年, 清政府采纳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建议, 在船坞兴建炮厂, 添置机器, 专事生产大炮。 到了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 形势紧张, 大沽船坞停止扩建, 并将部份机器迁往天津机器局。 战争期间, 船坞除承修损坏的部份船舰外, 同时继续赶制军火。 1897年北洋水师水雷营也设在大沽船坞, 为了就近提供水雷, 船坞兼造水雷。 由于经费本来不多, 再加上船坞工程少。 1898年曾有人建议将大沽船坞裁撤, 未被采纳, 但将造炮任务归并于天津机器局。 在1900年八国联军时, 俄军占领了船坞, 设备惨遭洗劫。 这时大部份工人失业, 全厂只剩下一百八十人维持生产。 《辛丑条约》签定后, 俄军本应立即撤出大沽船坞, 交还中国; 但是, 俄军却迟迟不撤。 到了1902年8月30日, 清政府外务部正式向俄国提出要求, 交还大沽船坞, 交涉历时一百一十一天, 俄国才于12月19日将特大沽船坞交还。

1905年, 清政府把大沽船坞改名为“北洋劝业铁工厂大沽分厂”。 到1907年, 船坞的月经费银由开办时的四、 五千两, 压缩到一千七百两, 除修造船外, 这年还包揽了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厂房稳装、 马家沟矿机器合龙、 北京自来水公司水楼建造等项工程。 1911年大沽船坞经费困难, 曾经连续三个月在天津《大公报》上刊登广告, 向官商界招揽制造船只和承修各种机器等业务。 这年, 辛亥革命爆发。 民国以后, 大沽船坞处于北洋军阀的争夺与统治之下。 历任管理长官计有:刘汝翼、 文瑞、 龚照□、 顾元爵、 高骖麟、 周传经、 张鼎佑、 播志俊、 周学熙、 熙钰、 窦以筠、 沈琬庆、 董遇春等。 1913年大沽船坞划归北洋政府的海军部管辖, 改名为“海军部大沽造船所”。 2月, 以轮机中校吴毓麟为所长, 历年修造军舰、 商轮多艘, 所务渐趋发达。 1916年大沽造船所获得德国新式马克沁重机枪, 随即进行仿制, 1917年试成, 受到海军部嘉许, 令其扩充生产, 该枪具有使用尖弹与圆弹的两种不同的表尺, 较有特色, 各地皆向其定购。 1918年, 该所扩充枪炮厂, 添建枪炮检查室及一号炮厂。 生产毛瑟M1896手枪。

大沽毛瑟手枪烙印 - Taku Naval Dockyard

1920年, 附设艺徒学校, 以吴毓麟兼充校长。 1922年4月, 该校因款绌停办, 所务亦渐趋减缩。 1924年, 吴佩孚军败溃, 津沽一带秩序紊乱, 镇威军总司令公署擅派第二军运输司令柴士文率兵强驻大沽造船所, 并迳委为该所所长, 事定始咨报海军部备案。 大沽造船所为江西订购马克沁机枪等情致军事处第一厅复函

1924年3月13日:  “..向大沽造船所订购七九仿造马克沁机关枪十二架 … 七九马克沁机关枪 …. 连同子弹带及各项零件器具等, 每架计洋二千九百五十四元六角。 子弹带每条价值十四元, … 订购手续, 须由公府军事处饬所照办 .. 敝所现在承造各处机枪为数甚多, 均在漏夜加工赶造之间 … 由订造之日计算, 每月能交机枪四架, 至三个月一律造齐, 一次起运或分批起运均可。 至款项须于订购之时, 先交总额之半, 其余一半,在末次交货之前完全交付。” 1924年6月直隶陆军军械局关于验收大沽造船所运来修成机关枪水炮等项清单

洋造丹麦式六五机关枪一架, 机闩表尺全。

修成洋造七九机关枪─架, 三足枪架表尺机闩全

洋造麦克沁七米厘七水炮改造七九口径水炮一尊双轮炮车表尺机门全

造成克鹿卜二十九倍七生五陆炮用千斤六个

造成日本三八式六五步枪用枪闩一百份 1926年后, 生产德国M18式白格门(Bergmann)冲锋枪。 根据现存的实物, 大沽所制将装弹口改至下方, 口径为7.63mm, 而且使用增长弹匣, 与下列不同。 白格门式冲锋枪诸元 (中国仿造)

大沽造白格门式冲锋枪(感谢Tom Nelson提供)

口径:7.65公厘

枪全长:820公厘

枪全重:4.33公斤

瞄准基线长:375公厘

枪管长:200公厘

来复线条数:4条

来复线方向:右旋

初速:390公尺/秒

表尺射程:1,000公尺

射速:500-600发/分

弹头重:4.55公分

全弹重:7.7公分

装弹具式样:弹匣

装弹具装弹数:5颗

自动方式:反冲式 原设计口径为9公厘, 使用P08 Luger的7发普通弹匣或是32发蜗牛式弹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量产, 到战争结束时, 一共生产了35,000把。 这是第一把制式配发, 用于实战的手提轻机枪, 冲锋枪。 也是日后使用手枪子弹, 反冲式作用冲锋枪的滥觞。 战后, 进行了设计上的变更, 改用双排式的盒状弹匣, 有MP 28及MP 35。 由上面的诸元可见, 在中国仿造的, 口径改成了当时流行的白朗宁1900式手枪的7.65公厘(.32 ACP)。 不知是否是记录有误, 或是因工艺技术及弹簧材质的问题, 没有配置大容量的弹匣, 只有使用类似手枪的5发弹匣。 1927年仿制成功捷克式轻机枪, 口径7.9公厘。 1928年为国民政府海军部接管。 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 工务处副处长刘笃恭调任所长。 1935年6月20日, 兵工署技术司1934年度工作报告中, 俞大维: “…..(二)轻机关枪  决采用捷克式。 …. 此项轻机枪, 国内各处皆曾仿造, 以大沽所造者为佳, 但以无图样样板, 故零件尺寸, 不甚准确, 不能互换, 所用之钢料亦不适宜。…” 1935年12月, 撤销兵器制造设置。 1937年7月沦陷。 日人先后成立了塘沽运输公司、 天津船舶运输会社等机构, 其造船部在大沽有东、 西两厂。 东厂系新建, 西厂即是大沽造船所, 为军管工厂委托经营。 1945年抗战胜利, 由交通部接收。 1949年1月, 共军进入天津。 1952年小码头船厂和新河料厂合并, 更名新河修船厂。 1958年改名新河船舶修造厂。 占地945亩, 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 主要建造工程船舶、 特种船舶和大型金属结构件。 是中国一个大型工程船舶修造厂。 设船体、 机械、 机电、 修船、 铸锻、 制氧六个分厂。 南临海河, 有3,000吨级乾船坞和7,000吨级斜坡船台各1座, 1,000吨级船台6座。 1997年与新港船舶修造厂合并成为天津造船公司, 隶属中国船舶工业公司。 参考资料:

大沽船坞, 董振修、 张振武, 塘沽文史资料辑第二辑。

清末海军史料, 张侠、 杨志本、 罗澍伟、 王苏波、 张利民。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 杨志本。

当代中国的兵器工业, 1993,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 王立等主编, 北京市, 当代中国出版社 北支兵工厂 - 兵工署第七十兵工厂 抗战时, 一个朝鲜人在北京市雍和宫大街五十二号开了个工厂, 取名山浦铁工厂, 后被日军收建为军火工厂, 改名北支兵工厂。 厂长岗原义仁, 顾问松本, 少将军衔。 全厂员工二千多人, 专为侵华日军修配军械。 曾经制造北支19式手枪及北支19式步枪。 19指的是昭和19年, 也即是1944年。 北支中文亦即是华北, 当时日军在中国有华北派遣军、 华东派遣军及华中派遣军等不同的军事单位。 北支19式步枪仿造自三八式步枪, 口径6.5mm, 据说曾在华北几个不同的兵工厂生产。

北支十九式枪匣印记

日本投降后, 1945年11月间, 兵工署从西南内地飞来了正式接收人员二十余人, 住在西单大华饭店, 开始接收, 这就是凌云从、 沈三、 陈健、 李耀祖等人, 成立了平津区兵工厂接收处。 1947年1月1日改名为兵工署七十兵工厂。 委任凌云从为厂长。 凌云从, 少将军衔, 曾留学德国, 从接收北支兵工厂后, 到共军进入北京, 一直任厂长职务。 副厂长陈健, 房山县人, 先任厂部秘书, 1948年晋升为副厂长。 1946年年初, 招回了原来北支兵工厂的工人, 留用了部份中国籍的技职员, 及西南内地带来的一部份技职员, 又从本地招用了一部分技职员和大部份工人。 至1947年初, 全厂已有三千多人。 至共军进入北京时, 全厂尚有员工二千多人。 原有地点盖满房屋后, 工厂又在雍和宫北城墙外、 地坛东面的城外厂继续盖房, 占地五六百亩。 工厂的主产品加工所、 部都在城外厂。 厂部、 处、 科、 室队和两个修械、 机加工所部在城里厂。 全厂水电设备齐全, 除有成套火工设备、 铸木工设备、 运输车辆外, 仅机械加工的工作母机、 机床设备就有六百多部。 这些设备, 一部份是日本时代留下的, 一部份是从美国运来的。 当时七十兵工厂是华北最大的、 设备最先进最齐全的机械、 火工加工工厂。 厂内的生产单位, 共分五个所, 第一、 六所在城里厂, 第二、 四、 七所在城外厂。 一所以修理枪炮为主, 下设修枪部、修炮部、机加工部、水电部, 全所职工三百六十多人。 六所是制作工艺装备、 工卡量具、 机器配件、 产品机加工件等辅助生产所,下设□火、 工具、 锻工、 机工等工部, 配有车、 铣、 刨、 磨、 插、 镗、 钻等各种机床、 机器, 职工二百多人。 二所是个机加工所, 全所职工五百六十多人, 分四个工部。 该所自1948年春成立后, 一直在试制美式铁把冲锋枪(M3), 因品质差, 精度和零件互换性低, 无法达到设计要求, 一直未能量产。 主要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该式冲锋枪大量使用冲压组件, 如果没有适当的机具和经验, 生产很难开展。 但是一旦开产, 可以大量的出品。 在美国是由GE制造灯具的冲压厂负责生产, 由于机具和经验都足, 战时一个星期可以出品几千把。 四所是火工所, 专制各种雷管、 白药、 引信, 组装成型手榴弹、 枪榴弹、 子母弹等炸弹;全所职工四百多人, 分别在白药部、 引信部、枪榴弹部、 组装成品部等四个工部工作。 七所是以铸、 木为主的生产所, 全所职工二百八十多人, 分为铸工部、 木工部、 机工部等三个工部, 制造手榴弹、 枪榴弹的弹壳、 弹柄及其他铸件、 模型、 木器家具设备等。 除了这五个所外, 还有检验、 供应、 库房、 成品保管、 运输车队和非生产的后勤、 炊杂、 医护卫生、 土建维修等部门共五百多人, 另有警、 消、 特工人员等六百多人。 第七十兵工厂当时以修枪、 修炮为主, 兼修火箭发射筒、 烧夷弹之类的武器,生产手榴弹、 枪榴弹, 试产子母弹和铁把冲锋枪等, 为华北一带十一

战区、 十二战区、 华北剿总等部队的主要军火后勤中心。 七十兵工厂有一所单身工人宿舍, 在城里东城墙根东四十条豁口以北的何家口八号。 院内住有单身男工二百多人, 厂内各所大部份工部的单身工人都住在这里。 1947年冬, 厂成立了俱乐部, 设有京剧清唱的一切设备, 大鼓、 小鼓、 小锣、 大锣、 京胡、 二胡、 三弦、 梆子、 月琴一应俱全;还有跳棋、 象棋、 克郎棋等棋类, 供职工晚上娱乐。 1948年2月, 因员工怠工, 使手榴弹由月产三万枚, 降到一万多枚, 一排排的待修枪枝和大炮没人去动。 1948年4月, 下午下班前, 白药部的压管工人张昆压炸了一个雷管, 震炸了旁边的几个产成管, 随后引起了连锁反应, 将白药部的现存雷管、 白药、 部份设备炸毁, 厂房也炸塌了。 1948年夏初, 白药部爆炸不久, 烤料房就起火了。 当日, 夜班烤料烧火工是徐彬和李国孝二人, 前夜是徐彬, 后夜是李国孝。 当李来接班后, 两人向烘炉里填满了煤, 就出厂去蹬三轮晚车。 天明回厂, 烘箱里的木料已因温度过高, 引起木料着火。 厂消防队的救火车因水源不足, 效率很低。 市消防队赶来, 把护城河水接进厂, 到上午八、 九点钟才扑灭。 这次大火, 烧毁了全部在烘木料及部份烘乾的设备, 造成木柄机加工停产半个多月。 因无弹柄, 成品无法组装成型,月产三万枚手榴弹和一万枚枪榴弹的定额, 只完成了不到三分之一。 1949年年1月底, 北平和平解放。 七十兵工厂完整地保存下来交给共军。 参考资料:

把生产搞瘫痪 让敌人团团转-北平七十兵工厂地下党斗争回忆, 张进科、 周文彬, 北京文史资料选辑二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央修械所 - 兵工署第四十四兵工厂

原为中央修械所, 成立于1936年7月, 位在南京市龙蟠里。 1937年12月9日由南京迁出。 先迁往湖南衡阳东阳渡, 接管当地的子弹厂, 为湖南军械局的旧址。 湖南军械局初设于1926年, 1927年1月开始生产。 1931年时每月可以生产300到400枝毛瑟手枪及3百万发子弹。 后来因缺乏经费, 该局处于停顿状态。 当时属于第三路军修械所。 1938年冬, 由于日军逼近汉口, 迁往贵州。 1939年1月, 由赵学颜接任所长。 接收贵州修械所, 并在其原址复工, 有30余名职员, 200多名技工。所长上书建议扩编, 附设游动修理队及随军检修班, 分任各战区备军队修理保养之职。 1940年春季, 扩编为厂, 附设游动修理队, 分支随军检修班, 住来于各战区之间。 北至甘、新, 南达昆明、 缅甸、 滇越之交, 东沿大江两岸巴东、

宜昌、 老河口以及辰溪、 常德而达长沙等地, 皆为游动修理队踪迹所及。

1940年夏季, 勘地于贵阳南郊中曹司附近之二龙夺宝, 凿石辟路, 新建

厂房, 在当地工作一直到抗战胜利。

1940年7月30日, 中央修械所自第一厂(原汉阳)接收沅陵修炮厂, 派作业课长王魁文兼代厂主任。 1941年筹制手榴弹及左轮手枪等, 以资调剂修理之空暇。 1942年春, 派员赴昆明接运53厂借拨之制枪机器30余部, 安装使用。 至是年秋,两种械弹均大量出品。

四十四厂所造Smith & Wesson 32-40 Regulation Police左轮枪

1943年6月8日, 中央修械所改名为兵工署第四十四工厂。 并令增设游动修理总队之编制。 1944年1月, 接收桂林43厂经战火毁损之机料及员工。 此时有职员近300名, 技工2,000名。 抗战胜利后, 赵学颜奉命兼任胶济区兵工厂接收处处长, 1945年赴青济两地接收日伪造兵工厂。 1946年奉令率员迁往山东。 1946年10月2日, 44厂迁青岛完毕。 1948年奉命迁往台湾, 12月1日在台湾台北市开始辨公。 地址为台湾台北市松山基隆路一段陆军仓库。 电报挂号为『二五八二』。 1949年3月8日,台湾供应局第三修械所并入四四兵工厂。

当时生产目标为每月生产手榴弹10万颗, 冲锋枪600枝, 60迫炮弹25,000颗及枪榴弹筒300具。 厂长仍由赵学颜担任。

44兵工厂厂徽

1975年由于实施信义开发计划, 全厂迁往台北县三峡。 44兵工厂历经战火迁徙, 其员工来自中国各处, 另有巩县兵工厂炮弹厂员工, 汉阳炮厂员工等, 济济一堂。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三):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 1993, 兵器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10号。 重庆电力炼钢厂 ━ 兵工署第二十四兵工厂 重庆电力炼钢厂, 是四川军阀熊克武于1919年开始筹办的, 原以铜元局为厂址, 任鸿隽主办其事。 后因四川军阀混战、 政权更迭, 该厂停停建建, 终无成局。 1929年杨吉辉鉴于四川工业基础的薄弱和自己“实业救国”的愿望, 从欧洲考察回国后, 积极劝说刘湘整理原四川钢铁厂, 以促进四川工业的进步与西南经济的开发, 同时也为刘湘解决武器制造过程中的原料问题。 刘湘采纳了杨吉辉的建议, 成立了以杨吉辉为主任委员的“重庆电力炼钢厂筹备委员会”, 专负旧厂的清理整顿与新厂的筹备建设等工作。 委员会并延聘熊天祉(法国国立圣太田矿治大学毕业)、 杨能深(四川资阳人, 曾任德国柏林大学工程师、 重庆大学兼职教授〉为委员, 选定重庆磁器口文昌宫附近为新厂址, 另从德国礼和洋行(Carlowitz & Co.)、 捷克斯克达工厂、 美国莫尔工厂购置新式机器, 计划建成年产1万吨钢的现代化炼钢厂。至1936年底, 该厂“1500启罗瓦特动力房及3吨电炉、 3吨转炉、 3吨吹罐炉、 配沙房、 烘模房、 小型轧钢机及再热炉等均已次第安装完竣, 共用经费130余万元。” 杨吉辉, 是各兵工厂厂长中的一个特殊人物。 与其他各厂厂长相比, 他既不是毕业于兵工专门学校, 也兵工界出身, 而是行伍出身, 军旅生涯数十年之后, 才半路出家, 跨入兵工行列。 他由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后筹备处处长, 再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厂长, 前后长达20余年之久。 1935年起, 中央积极经营四川, 以为持久抗战之根据地。 在收回地钞, 改用国币的过程中, 中央政府发言人表示, 愿将所得纯利540万元拨充四川建设之用。 此时的刘湘, 在续办重庆电力炼钢厂的过程中, 正感筹措经费困难, 乘此机会, 他以该厂为川省重大建设为由, 呈请中央划拨180万元作为完成此项建设的专款。“如以职经办有年, 令其勉竭绵薄, 暂行继续办理, 以待钧筹, 自亦不敢辞劳。” 蒋介石接呈后, 正中下怀, 即于1936年10月3日电复刘湘:“炼钢厂事关大计, 自以国营为宜, 可由行营按办。 所有计划书、 预算表及合同各件, 容即后交专门人员从速审核踏查, 再定进行步骤。已挪借垫付及尚欠未付之价款, 自应由行营查明分别拨还或续付, 俾轻该署之负担。筹备该厂之专门人员亦可一并录用。” 这样, 蒋介石以归还刘湘挪借垫付建厂款75万元为代价, 为中央取得了重庆电力炼钢厂。 杨吉辉初上任时, 依据刘湘的指示, 积极进行该厂原有机器、 材料的清理以及新厂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制定了开工生产计划, 该计划结合四川及该厂的实际情形, 确立了“基本工业的煤铁钢材, 应设法自行开采, 自行供给”的建厂开工原则。 然后根据此原则, 督促所属, 先后完成了厂址的选探, 濒临嘉陵江、 接通成渝国道, 交通十分便利且附近矿藏丰富的磁器口;机器材料的购置, 主要是向美国、 德国等发达国家购买, 包括斯可达锅炉、 透平机、 轧碎机、 磨球机、 变压器等, 炼钢原料的选择等工作。 除此之外, 并完成了征用土地、 建设厂房、 安装机器、 训练员工等工作, 又聘请瑞典工程师李傅士为该厂工程技术顾问。 重庆炼钢厂在1937年初已由军政部兵工署接管, “重庆炼钢厂筹备委员会”也改名为“兵工署重庆炼钢厂筹备处”, 仍由杨吉辉以该处处长的身份, 负责一切接收事宜。 该筹备处全体员工, 自力更生, 努力工作, 克服了财力、 物力、 人力以及施工技术方面的种种因难, 终于在1937年初实现了部份设备的开工, 1月8日, 3吨电炉冶炼出炭素工具钢4吨。 这是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 采用现代化生产工具及生产工艺生产出的第一炉钢。 重庆炼钢厂投产仅半年, 生产尚未完全进入正轨和规模, 抗日战争即告爆发。 随着沿海沿江地区各兵工厂及大批民营厂矿的纷纷内迁, 重庆炼钢厂的主要生产任务便是为抗日战争服务, 生产内容也由开工初期的以生产多种兵工产品及军用器材为主转变到以供应各兵工厂的钢材原料为主。

第二十四工厂厂徽

1939年1月1日, “兵工署重庆炼钢厂筹备处”正式更名为“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 厂长仍由杨吉辉继任。 第二十四工厂, 代名莲光别墅, 位在庆磁器口, 出品有钢料、 手榴弹等。 该厂机器逐年扩充, 人员不断增加, 生产技术日益改进, 生产数量年年增加, 生产规模也因此逐年扩大, 从而成为大后方各兵工厂兵工原料供应的一个重要基地。 1939年该厂正式建厂前, 仅有动力、 轧钢、 一轧、 机器及理化等部。 为了扩大生产, 将机器的扩充作为首要, 先后添制了1,000吨蓄水池、 2,000kw新式发电机、 3吨莫尔式电炉、 矽铁炉、 2吨蒸汽锤、 轧钢机、 热剪式蒸汽机、 热锯机、 150吨摩擦压力机等设备, 完成了砂模部、 火砖部、 二轧钢部、 动力部、 轻便铁路以及码头、 起重设备等工程。 在材料的供应方面, 以四川土产白铁代替废钢。 抗战时期杨吉辉多次带人或派人深入川中各地调查煤铁资源, 并向各铁矿提供免费化验铁矿成份的方便, 然后根据厂中需要及各铁矿的优劣, 决定取舍。 抗战时期, 该厂所需原科, 除炭精柱、 矽铁、 锰铁、 铬铁、 钨铁等原料国内尚无替代品, 需由署方从美国采购拨用外, 其生产所需的大批量生铁, 主要来自四川境内的威远、 达县、 万源、 通江、 开县、 云阳、 奉节、 巴中等地。 代用品的研究试制工作, 例如电极, 过去全靠进口, 后因滇缅路运输困难, 供应脱节, 造成该厂相关部门停产1个半月。 厂内技术人员, 进行代用品的研制, 并很快获得成功。 再如电炉所用的美国矽砖, 过去全靠进口, 在积极研究此项产品的试制工作后, 以国内产量甚丰的泡沙石代替是项进口原料获得成功。 厂内有关部门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职工培训、 子弟教育的法规、 条例外, 还分别在厂内设有子弟小学, 华光职业学校、 技工学校、 职员进修班等, 以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 满足了各部门的需要。 该厂并研制出铬质枪管钢。 炼制枪管钢需用大量的钨铁, 中国虽大量出口钨矿, 但却不能生产钨铁。 在进口来源缺乏的情况下, 该厂研制铬质枪管钢成功, 配合二十一厂改制中正式步枪, 被大量用于中正式步枪的制造。 后来又研究直接以钨矿炼制枪管钢, 解决了中国产钨而不能生产钨钢的难题, 钢的质量完全合乎国际标准. 第二十四工厂于1940年5月27日、 1941年1月22日、 6月11日、   7月28日、   7月30日、   8月11日、   8月12日多次遭日机轰炸, 每次投弹数十枚至百余枚不等, 共炸死员工10余人, 伤数十人;厂房及机器、 设备、 材料等均遭受重大损失, 仅1940年度所造成的停工损失及其他损失即多达20余万元。

除飞机炸弹外, 第二十四兵工厂从1942年起, 又生产掷弹筒、 枪榴弹筒。 1939年至1942年间, 生产手榴弹203万颗, 其间一度生产甲雷5,080只。 为各兵工厂提供的钢料主要是第二十一兵工厂使用的枪管钢、 枪件钢、 刺刀钢和迫击炮弹弹壳外坯,还有其他兵工厂共同使用的冲模钢、 工具钢等。 正常期间, 第二十四厂每月供应兵工用科约180吨。 抗战结束后, 军用品生产只保留枪榴弹和枪榴弹筒以及少量军用圆锹。 第二十一兵工厂利用第二十四兵工厂供应的枪管钢, 造成中正式步枪后, 曾向兵工署呈报, 并赠送二十四兵工厂一枝新造的中正式步枪, 精装在玻璃匣内, 由厂办陈列展览。 抗战结束后, 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也进行了复员的工作, 该厂原有职员330人、 工人3,774人, 胜利后资遣职员70人, 工人825人。 1949年11月30日, 共军进入重庆。 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今日为重庆特殊钢厂, 为重庆市十大企业之一。 参考资料: 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 陆大钺、 唐润明主编,1995, 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 重庆市, 重庆出版社

钢铁厂迁建委员会 - 兵工署第二十九工厂 1938年2月, 蒋介石令饬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及兵工署署长俞大维, 要求在3个月内将汉阳兵工厂迁移完毕。 经济部与兵工署合并成立了“钢铁厂迁建委员会”, 并令派杨继曾为该会主任委员, 张连科为副主任委员。 计划合并上海钢铁厂、 汉阳铁厂、 大冶铁厂、 萍乡煤厂及六河沟铁厂等机构。 3月1日, 杨继曾到职视事, 井立即着手内部组织的建立与中心工作的确定。 先后于委员会之下设立有技术室、 会计室及总务、 铁炉、 钢炉、 轧机、 动力、 建筑、 运输等股以及直隶该会的南桐煤矿、 綦江铁矿两筹备处。 并派员分赴湖北、 湖南、 上海、 香港各地, 招揽、 聘请散落于各地的各类专家, 参加此项工作。 杨继曾, 字君毅, 安徽怀宁人, 1899年出生。年轻时于德国柏林工科大学学习, 毕业后获“机械工程师”衔。回国后先在东三省兵工厂服务, 曾任该厂炮弹厂厂长兼厂办兵工学校教育长。 1929年10月任兵工署兵工研究委员会兼任委员, 嗣后又相继担任上海钢铁厂副厂长、 兵工署兵工研究委员会专任委员、 兵工署行政司(后改为技术司)司长、 兵工署技术司司长等职, 主管兵工署及其所属各兵工厂的械弹制造、 生产管理、 技术改造等工作, 并为各兵工厂的清理整顿以及兵工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筹拟、 建立及其实施, 作了极大的贡献。 张连科(1896-1945), 号重山, 贵州水域县人, 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十月。贵阳私立南明中学第二期毕业。 1917年贵州省政府考送官费留日学生, 考送原意是学矿, 从事矿冶事业的仅张连科、文中让二人。 张连科考入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院、 继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专攻采矿冶金。 回国后曾任职南京市政府、 鄱罗公司、 兵工署资源司、 上海钢铁厂厂长等职。 着有《国防与石油》及《军用金属材料的自给与发展计划大纲》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 杨继曾奉令率员入川, 勘察可供各兵工厂迁建的厂址, 同时调查可供各兵工厂生产的原料补给情形。 经过多方考察, 决定利用重庆及其附近地区丰厚的煤铁储量与便利的水上运输, 在重庆近郊的大渡口建设大型钢铁厂, 以求战时兵工钢铁材料的自给自足。 1938年3月26日, 该会委员严恩□携建筑股股长黄显淇等到重庆, 对厂址问题作了多方面的调查与比较, 最初定在煤、 铁储产丰富的綦江县三溪场, 但考虑到该地交通不便诸因索, 被否决。 4月27日, 钢迁会就厂址选择问题确定三条原则:

一. 为运输方便及建厂迅速, 须在长江两岸;

二. 为必要时能借用重庆之电力, 故离城不宜太远;

三. 厂区至少需1,000亩平地。? 根据此原则, 该会重新派员沿长江两岸进行勘察, 最终决定选在离市区较近的大渡口。 厂址选定后, 该会先后征地3,334亩, 并边征地、 边测绘、 边收购、 边整理、 边安装, 各制造所也相继开工出产。 到1938年10月21日武汉失守前夕, 该会组织拆卸的主要机械有: 汉阳铁厂250吨及100吨炼铁炉、 机件炉1部;六河沟铁厂100吨炼铁炉1座, 汉阳钢铁厂30吨马丁炉2座, 35吨及50吨高架起重机2部及铸锭用模等附属品;汉阳炼钢厂、 大冶铁厂之动力机器、 交流发电机3座及其配套设备;汉阳炼钢厂轧钢机、 钢板机、 钢条机与所有附属设备;汉阳、 大冶2厂内所有机器修理厂、 翻砂厂、 打铁厂、 锅炉厂等各项机器及设备, 汉阳、 大冶2厂内之铁路轨道、 各种车辆及修理机车的各项工具。? 当该会加紧拆卸各项设备之际, 正值战争异常激烈、 紧张之时。因此, 当各种机器设备拆卸完竣后, 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装运和搬迁。在“时局紧急, 敌机狂炸, 船只调用, 困难尤多”且“大件笨重器材之装卸设备, 极感缺乏”的条件下, 该会先后在武汉、 岳阳、 宜昌、 重庆等地, 征集、 雇佣了“海轮十一艘, 江轮二十七艘, 炮舰二艘, 铁驳船四艘, 拖轮十七艘, 木驳船二百十八只, 柏木船七千只”将所拆卸的机器、 设备、 材料等分别装船, 向西逆行。当是时, 武汉已经失守, 鄂西形势十分危急, 而该会的“多数重要器材, 竞被阻拦于藕池封锁线以下, 幸经多数得力员工, 详加探查, 冒死上行, 卒将封锁线通过, 安达宜昌。”? 宜昌, 是沿海沿江物资、 人员西迁四川的一个中转站和枢纽。 因而当时运抵宜昌的物资特别多, 交通工具于此显得尤为缺乏。 为了能及时将运抵宜昌的机器、 设备安全、 快速地抢运四川, 该会采取了分段转运的办法, 自宜昌西上, 沿途分囤三斗坪、 庙河、 巴东、 巫山、 奉节、 万县、 涪陵、 九龙坡等港口, 最后抵达大渡口厂区。 到1938年年底, 该会从汉阳、 汉口、 湛家矶、 大冶、 岳州、 监利、 长沙以及香港等地分途迁运的器材多达5万6千余吨, 其中属于该会及所辖单位的达3万7千余吨, 所余近3万吨为兵工署及所属各厂、 处、 库及其他厂矿委托该会代运。?运输途中, 成千上万的轮船、 驳船、 木船等汇集于川江之中, 他们既要克服川江险滩激流, 又要防止日本飞机狂轰滥炸。 在湖北省内即遭日机轰炸9次, 炸死员工23人, 伤50余人, 损失物资2,000余吨。 该会是内迁各兵工厂中规模最大机器设备数目最多、 吨位最高, 同时组织也最严密的一个兵工企业。“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迁渝后, 完成了厂址的征购工作和各项机器的安装工作, 各个制造所(厂)也由此得以迅速开工生产。 该会又先后兴建了南桐煤矿、 綦江铁矿等直属机构, 并拥有专门的水道运输管理机构与铁路线。 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 该会共拥有各种机器设备1,796台, 员工兵夫12,218人, 每月出产各类钢科3,000吨, 生铁600吨, 成为战时我国最大的钢铁厂家, 供应各兵工厂的生产需求, 并自行生产250和500公斤炸弹的弹壳。 该会大渡口厂区于1940年9月14日上午11时被炸, 日机共投燃烧弹5枚, 重磅炸弹59枚, 轻磅炸弹36枚, 手榴弹30枚, 炸死该会职员4人, 重伤2人, 轻伤8人,炸死工夫兵役34人, 重伤28名, 轻伤46名。 工厂厂房、 机器、 设备及职工宿舍等损毁惨重, 以致该厂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1941年5月16日上午10时, 大渡口厂区再次被炸, 日机投重磅炸弹30余校, 员工死伤1名; 8月22日12点30分, 日机投炸弹73枚, 炸死工人及眷属3人, 重伤8人, 轻伤20余人;9月1日下午2时30分, 大渡口厂区被炸, 中弹70余枚, 炸死职员1人, 工人5人, 卫兵3人, 重伤工人15人, 该厂机器设备也受到相当损失。 此外, 该会驻渝办事处也多次被炸。? 钢铁厂迁建委员会, 代名泸汉公司, 厂址在重庆大渡口, 出品有钢铁、 兵工器材等。 该厂及厂下各单位原有职员1,219人, 工人9,891人, 胜利后复员, 资遗职员420人, 工人2,565人。? 1949年3月1日, 奉命改名为兵工署二十九工厂。 所属各矿局一律改称分厂, 南桐煤矿编为第一分厂, 綦江铁矿编为第二分厂,綦江铁路局编为第三分厂。綦水处暂缓改厂。 1949年11月30日, 共军进入重庆。 兵工署二十九工厂今日为重庆钢铁公司, 为重庆市十大企业之一。 参考资料:

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 陆大钺、 唐润明主编,1995, 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 重庆市, 重庆出版社

大沽船坞 - 大沽造船所 大沽口位在海河入海处, 是华北的海上大门。 大沽原来是个小渔村, 明朝以来成为海防重镇。 到了清代后期, 东西沽日益显示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设有炮台。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 各国侵略军曾多次从这里攻进天津和北京, 大沽居民, 大部份从事渔业生产, 少部份从事铁、 木手工业和商业。 根据《清实录》记载, 清朝康熙皇帝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六月二十八日到过大沽, 他下令在东西沽交界处、 大沽口南岸重修海神庙。 李鸿章创办大沽船坞时, 就选定海神庙周围这块地方,所以又称“海神庙船坞”。 1875年,清政府命令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 筹建北洋海军, 在筹建海军的过程中, 先后买进了英国、 德国军舰二十五艘, 海军由英国、 德国进行训练。 开始时, 北洋海军船只每有损坏, 要到南方修理。 为使日益庞大的北洋海军的舰只能就近修理,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在华北建造一座船坞, 经光绪皇帝批准, 于1880年在大沽创办, 命名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 1880年二月, 大沽船坞正式动工兴建。 李鸿章派天津海关税务司, 德国人德璀琳(Gustav Detring)和道员罗丰禄, 在大沽选地一百一十亩作为船坞厂址。 在这个厂址上挖船坞、 盖厂房。 最初搭盖席棚三座, 仅有活动机房八部, 马达、 锅炉、 汽锤各一部, 厂房设备非常简陋。 五月, 清政府委任罗丰禄为大沽船坞总办, 同时让英国人葛兰德、 安的森、 斯德朗分别掌握船体、 轮机和财政大权。 六月, 向外国购买了机床二十部和动力机、 抽水机、 卧式锅炉各一台, 开始建筑轮机厂房、 动力房、 抽水房、 甲坞、 木厂、 码头及绘图、 办公用房。 到了十一月, 船坞工程告竣, 初具规模, 正式开始生产, 每月动用经费纹银四、五千两。 船坞使用的机料都来自外国, 如机床等是从英国买来的。 大沽船坞从1880年建立以后, 不断购买设备、 添盖厂房、 招收工人。 到1885年, 船坞有了打铁厂、 锅炉厂、 铸铁厂、 模件厂, 而且建立了甲、 乙、 丙、 丁、 戊、 已六个船坞。 大沽船坞开办初期, 全厂有工人六百余名。 其中工匠三百名, 是从广东、 福建、 浙江等地招来的, 另外三百人为当地的临时工。 这些工匠为日后华北造船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 还支援了我国各地的造船工业。 大沽船坞是北洋水师修理船舶的工厂, 平时修理旧船和装配进口的新船, 到了冬天, 军舰还可进各坞避冰。 船坞落成的第二年, 就承修了从外国购买的镇海、 操江等六艘军舰, 解决了北洋水师船舰维修问题。 从1883年起, 又开始造船, 1883、 1884两年, 造过飞鹰、 飞艇、 遇顺、 利顺等船, 后来还造过拖泥轮、 挖泥驳船等工程用船。 1891年起, 大沽船坞除修船合龙外, 开始生产军火。 1891年9月, 大沽船坞仿造德国一磅后膛快炮九十余尊, 解往北京香山武库。 第二年, 清政府采纳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建议, 在船坞兴建炮厂, 添置机器, 专事生产大炮。 到了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 形势紧张, 大沽船坞停止扩建, 并将部份机器迁往天津机器局。 战争期间, 船坞除承修损坏的部份船舰外, 同时继续赶制军火。 1897年北洋水师水雷营也设在大沽船坞, 为了就近提供水雷, 船坞兼造水雷。 由于经费本来不多, 再加上船坞工程少。 1898年曾有人建议将大沽船坞裁撤, 未被采纳, 但将造炮任务归并于天津机器局。 在1900年八国联军时, 俄军占领了船坞, 设备惨遭洗劫。 这时大部份工人失业, 全厂只剩下一百八十人维持生产。 《辛丑条约》签定后, 俄军本应立即撤出大沽船坞, 交还中国; 但是, 俄军却迟迟不撤。 到了1902年8月30日, 清政府外务部正式向俄国提出要求, 交还大沽船坞, 交涉历时一百一十一天, 俄国才于12月19日将特大沽船坞交还。

1905年, 清政府把大沽船坞改名为“北洋劝业铁工厂大沽分厂”。 到1907年, 船坞的月经费银由开办时的四、 五千两, 压缩到一千七百两, 除修造船外, 这年还包揽了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厂房稳装、 马家沟矿机器合龙、 北京自来水公司水楼建造等项工程。 1911年大沽船坞经费困难, 曾经连续三个月在天津《大公报》上刊登广告, 向官商界招揽制造船只和承修各种机器等业务。 这年, 辛亥革命爆发。 民国以后, 大沽船坞处于北洋军阀的争夺与统治之下。 历任管理长官计有:刘汝翼、 文瑞、 龚照□、 顾元爵、 高骖麟、 周传经、 张鼎佑、 播志俊、 周学熙、 熙钰、 窦以筠、 沈琬庆、 董遇春等。 1913年大沽船坞划归北洋政府的海军部管辖, 改名为“海军部大沽造船所”。 2月, 以轮机中校吴毓麟为所长, 历年修造军舰、 商轮多艘, 所务渐趋发达。 1916年大沽造船所获得德国新式马克沁重机枪, 随即进行仿制, 1917年试成, 受到海军部嘉许, 令其扩充生产, 该枪具有使用尖弹与圆弹的两种不同的表尺, 较有特色, 各地皆向其定购。 1918年, 该所扩充枪炮厂, 添建枪炮检查室及一号炮厂。 生产毛瑟M1896手枪。

大沽毛瑟手枪烙印 - Taku Naval Dockyard

1920年, 附设艺徒学校, 以吴毓麟兼充校长。 1922年4月, 该校因款绌停办, 所务亦渐趋减缩。 1924年, 吴佩孚军败溃, 津沽一带秩序紊乱, 镇威军总司令公署擅派第二军运输司令柴士文率兵强驻大沽造船所, 并迳委为该所所长, 事定始咨报海军部备案。 大沽造船所为江西订购马克沁机枪等情致军事处第一厅复函

1924年3月13日:  “..向大沽造船所订购七九仿造马克沁机关枪十二架 … 七九马克沁机关枪 …. 连同子弹带及各项零件器具等, 每架计洋二千九百五十四元六角。 子弹带每条价值十四元, … 订购手续, 须由公府军事处饬所照办 .. 敝所现在承造各处机枪为数甚多, 均在漏夜加工赶造之间 … 由订造之日计算, 每月能交机枪四架, 至三个月一律造齐, 一次起运或分批起运均可。 至款项须于订购之时, 先交总额之半, 其余一半,在末次交货之前完全交付。” 1924年6月直隶陆军军械局关于验收大沽造船所运来修成机关枪水炮等项清单

洋造丹麦式六五机关枪一架, 机闩表尺全。

修成洋造七九机关枪─架, 三足枪架表尺机闩全

洋造麦克沁七米厘七水炮改造七九口径水炮一尊双轮炮车表尺机门全

造成克鹿卜二十九倍七生五陆炮用千斤六个

造成日本三八式六五步枪用枪闩一百份 1926年后, 生产德国M18式白格门(Bergmann)冲锋枪。 根据现存的实物, 大沽所制将装弹口改至下方, 口径为7.63mm, 而且使用增长弹匣, 与下列不同。 白格门式冲锋枪诸元 (中国仿造)

大沽造白格门式冲锋枪(感谢Tom Nelson提供)

口径:7.65公厘

枪全长:820公厘

枪全重:4.33公斤

瞄准基线长:375公厘

枪管长:200公厘

来复线条数:4条

来复线方向:右旋

初速:390公尺/秒

表尺射程:1,000公尺

射速:500-600发/分

弹头重:4.55公分

全弹重:7.7公分

装弹具式样:弹匣

装弹具装弹数:5颗

自动方式:反冲式 原设计口径为9公厘, 使用P08 Luger的7发普通弹匣或是32发蜗牛式弹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量产, 到战争结束时, 一共生产了35,000把。 这是第一把制式配发, 用于实战的手提轻机枪, 冲锋枪。 也是日后使用手枪子弹, 反冲式作用冲锋枪的滥觞。 战后, 进行了设计上的变更, 改用双排式的盒状弹匣, 有MP 28及MP 35。 由上面的诸元可见, 在中国仿造的, 口径改成了当时流行的白朗宁1900式手枪的7.65公厘(.32 ACP)。 不知是否是记录有误, 或是因工艺技术及弹簧材质的问题, 没有配置大容量的弹匣, 只有使用类似手枪的5发弹匣。 1927年仿制成功捷克式轻机枪, 口径7.9公厘。 1928年为国民政府海军部接管。 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 工务处副处长刘笃恭调任所长。 1935年6月20日, 兵工署技术司1934年度工作报告中, 俞大维: “…..(二)轻机关枪  决采用捷克式。 …. 此项轻机枪, 国内各处皆曾仿造, 以大沽所造者为佳, 但以无图样样板, 故零件尺寸, 不甚准确, 不能互换, 所用之钢料亦不适宜。…” 1935年12月, 撤销兵器制造设置。 1937年7月沦陷。 日人先后成立了塘沽运输公司、 天津船舶运输会社等机构, 其造船部在大沽有东、 西两厂。 东厂系新建, 西厂即是大沽造船所, 为军管工厂委托经营。 1945年抗战胜利, 由交通部接收。 1949年1月, 共军进入天津。 1952年小码头船厂和新河料厂合并, 更名新河修船厂。 1958年改名新河船舶修造厂。 占地945亩, 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 主要建造工程船舶、 特种船舶和大型金属结构件。 是中国一个大型工程船舶修造厂。 设船体、 机械、 机电、 修船、 铸锻、 制氧六个分厂。 南临海河, 有3,000吨级乾船坞和7,000吨级斜坡船台各1座, 1,000吨级船台6座。 1997年与新港船舶修造厂合并成为天津造船公司, 隶属中国船舶工业公司。 参考资料:

大沽船坞, 董振修、 张振武, 塘沽文史资料辑第二辑。

清末海军史料, 张侠、 杨志本、 罗澍伟、 王苏波、 张利民。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 杨志本。

当代中国的兵器工业, 1993,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 王立等主编, 北京市, 当代中国出版社 北支兵工厂 - 兵工署第七十兵工厂 抗战时, 一个朝鲜人在北京市雍和宫大街五十二号开了个工厂, 取名山浦铁工厂, 后被日军收建为军火工厂, 改名北支兵工厂。 厂长岗原义仁, 顾问松本, 少将军衔。 全厂员工二千多人, 专为侵华日军修配军械。 曾经制造北支19式手枪及北支19式步枪。 19指的是昭和19年, 也即是1944年。 北支中文亦即是华北, 当时日军在中国有华北派遣军、 华东派遣军及华中派遣军等不同的军事单位。 北支19式步枪仿造自三八式步枪, 口径6.5mm, 据说曾在华北几个不同的兵工厂生产。

北支十九式枪匣印记

日本投降后, 1945年11月间, 兵工署从西南内地飞来了正式接收人员二十余人, 住在西单大华饭店, 开始接收, 这就是凌云从、 沈三、 陈健、 李耀祖等人, 成立了平津区兵工厂接收处。 1947年1月1日改名为兵工署七十兵工厂。 委任凌云从为厂长。 凌云从, 少将军衔, 曾留学德国, 从接收北支兵工厂后, 到共军进入北京, 一直任厂长职务。 副厂长陈健, 房山县人, 先任厂部秘书, 1948年晋升为副厂长。 1946年年初, 招回了原来北支兵工厂的工人, 留用了部份中国籍的技职员, 及西南内地带来的一部份技职员, 又从本地招用了一部分技职员和大部份工人。 至1947年初, 全厂已有三千多人。 至共军进入北京时, 全厂尚有员工二千多人。 原有地点盖满房屋后, 工厂又在雍和宫北城墙外、 地坛东面的城外厂继续盖房, 占地五六百亩。 工厂的主产品加工所、 部都在城外厂。 厂部、 处、 科、 室队和两个修械、 机加工所部在城里厂。 全厂水电设备齐全, 除有成套火工设备、 铸木工设备、 运输车辆外, 仅机械加工的工作母机、 机床设备就有六百多部。 这些设备, 一部份是日本时代留下的, 一部份是从美国运来的。 当时七十兵工厂是华北最大的、 设备最先进最齐全的机械、 火工加工工厂。 厂内的生产单位, 共分五个所, 第一、 六所在城里厂, 第二、 四、 七所在城外厂。 一所以修理枪炮为主, 下设修枪部、修炮部、机加工部、水电部, 全所职工三百六十多人。 六所是制作工艺装备、 工卡量具、 机器配件、 产品机加工件等辅助生产所,下设□火、 工具、 锻工、 机工等工部, 配有车、 铣、 刨、 磨、 插、 镗、 钻等各种机床、 机器, 职工二百多人。 二所是个机加工所, 全所职工五百六十多人, 分四个工部。 该所自1948年春成立后, 一直在试制美式铁把冲锋枪(M3), 因品质差, 精度和零件互换性低, 无法达到设计要求, 一直未能量产。 主要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该式冲锋枪大量使用冲压组件, 如果没有适当的机具和经验, 生产很难开展。 但是一旦开产, 可以大量的出品。 在美国是由GE制造灯具的冲压厂负责生产, 由于机具和经验都足, 战时一个星期可以出品几千把。 四所是火工所, 专制各种雷管、 白药、 引信, 组装成型手榴弹、 枪榴弹、 子母弹等炸弹;全所职工四百多人, 分别在白药部、 引信部、枪榴弹部、 组装成品部等四个工部工作。 七所是以铸、 木为主的生产所, 全所职工二百八十多人, 分为铸工部、 木工部、 机工部等三个工部, 制造手榴弹、 枪榴弹的弹壳、 弹柄及其他铸件、 模型、 木器家具设备等。 除了这五个所外, 还有检验、 供应、 库房、 成品保管、 运输车队和非生产的后勤、 炊杂、 医护卫生、 土建维修等部门共五百多人, 另有警、 消、 特工人员等六百多人。 第七十兵工厂当时以修枪、 修炮为主, 兼修火箭发射筒、 烧夷弹之类的武器,生产手榴弹、 枪榴弹, 试产子母弹和铁把冲锋枪等, 为华北一带十一

战区、 十二战区、 华北剿总等部队的主要军火后勤中心。 七十兵工厂有一所单身工人宿舍, 在城里东城墙根东四十条豁口以北的何家口八号。 院内住有单身男工二百多人, 厂内各所大部份工部的单身工人都住在这里。 1947年冬, 厂成立了俱乐部, 设有京剧清唱的一切设备, 大鼓、 小鼓、 小锣、 大锣、 京胡、 二胡、 三弦、 梆子、 月琴一应俱全;还有跳棋、 象棋、 克郎棋等棋类, 供职工晚上娱乐。 1948年2月, 因员工怠工, 使手榴弹由月产三万枚, 降到一万多枚, 一排排的待修枪枝和大炮没人去动。 1948年4月, 下午下班前, 白药部的压管工人张昆压炸了一个雷管, 震炸了旁边的几个产成管, 随后引起了连锁反应, 将白药部的现存雷管、 白药、 部份设备炸毁, 厂房也炸塌了。 1948年夏初, 白药部爆炸不久, 烤料房就起火了。 当日, 夜班烤料烧火工是徐彬和李国孝二人, 前夜是徐彬, 后夜是李国孝。 当李来接班后, 两人向烘炉里填满了煤, 就出厂去蹬三轮晚车。 天明回厂, 烘箱里的木料已因温度过高, 引起木料着火。 厂消防队的救火车因水源不足, 效率很低。 市消防队赶来, 把护城河水接进厂, 到上午八、 九点钟才扑灭。 这次大火, 烧毁了全部在烘木料及部份烘乾的设备, 造成木柄机加工停产半个多月。 因无弹柄, 成品无法组装成型,月产三万枚手榴弹和一万枚枪榴弹的定额, 只完成了不到三分之一。 1949年年1月底, 北平和平解放。 七十兵工厂完整地保存下来交给共军。 参考资料:

把生产搞瘫痪 让敌人团团转-北平七十兵工厂地下党斗争回忆, 张进科、 周文彬, 北京文史资料选辑二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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