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雪原评论
一、《林海雪原》: “兵”的传奇与“兵”的神话——重读“红色经典”系列之一
宋剑华 暨南学报 2009年第二期
《林海雪原》具有民间传奇的叙事性质,这是任何人都十分清楚的客观事实，根本用不着我们去连篇考证夸夸其谈。只要读者将“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他们自然就会发现“每一部作品都是清晰的”。众所周知,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人的思想“大跃进”,造就了无数具有超越品质的“红色经典”；一切艺术夸张也因作家意识形态的情绪膨胀,而被社会公众赋予了绝对真理的浪漫阐释。作为思想“大跃进”的历史产物, 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文本意义,则是“兵”的传奇与“兵”的神话:“兵”被作者描写成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象征符号,而中国无产阶级又被作者描写成是“兵”的本质属性———“兵”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概念等同,“人性”与“神性”之间的巧妙结合,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林海雪原》的审美趣味,同时更凸显出了“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 所以我个人认为,读懂《林海雪原》的前提条件,不是对其“传奇”笔法的追根溯源, 而是对其写“兵”意图的深度分析。
1、《林海雪原》:关于“兵”的阶级属性的传奇叙事
2、《林海雪原》:关于“兵”的精英气质的传奇叙事
《林海雪原》中“兵”的“无产阶级化”倾向,集中反映了部队这所革命大熔炉的思想改造功能；而小分队全体成员的政治精英气质,则又深刻揭示了部队这所革命大学校的文化教育作用。
3、《林海雪原》:关于“兵”的神性功能的传奇叙事
《林海雪原》的传奇叙事,是革命者重塑其历史丰碑的英雄“传奇”,是胜利者展示其政治理想的史诗“叙事”;作者人为地强化“兵”的“神性”与“超能力”,其真正目的就是要去张扬革命英雄主义的人文精神,就是要去抒发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
二、试论《暴风骤雨》与《林海雪原》中“党的代言人”形象
朱珊 中国市场 2009年第9期
文章从《暴风骤雨》与《林海雪原》中“ 党的代言人” 形象对比入手, 分析了在这两部内部结构趋近一致的小说中, 不同的情节设置下萧祥与少剑波形象的差异, 得出萧祥形象趋近于“ 扁形” 、少剑波形象趋近于“ 浑圆” 的结论并通过探讨两部小说中情节设置对人物形象的影响, 指出即使在受时代背景与意识形态影响较大的“ 十七年” 小说创作中, 在“ 叙事文” 层面, 时代与政治因素并不能超越情节影响人物的形象, 情节仍然是影响小说人物塑造的重要因素。
三、侠肝义胆英雄魂——论《林海雪原》的民族特色
李亚萍 安徽文学 2008年第2期
《林海雪原》具有鲜明而浓烈的民族特色，受到古代侠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影响，用通俗文学的手法表现高尚政治主题，显现了古代侠义精神，展示了现代革命英雄的传奇人生，同时也在借鉴的前提下进行了不少创新与改造。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与主流文化相悖左而又广泛存活于民间社会的文化，在侠文化的影响下，侠义文学产生并发展繁荣，使侠客行侠仗义的观念深入人心，武侠小说成为通俗文学中最受欢迎的一种，《林海雪原》在主题精神上就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
“侠文化的精神构造和拯世济民的现实立场，与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于是‘十七年文学’中，许多作家自觉地将这种传统民间文化与当代政治意识书写对接起来，在作品中，我们不难读出革命者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扶危济困，忠肝义胆的豪侠气，民族侠义传统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叙事中得以演绎。”（方长安．“冷战”、民族主义与“十七年文学”思潮．人大复印资 料．2004）
《林海雪原》的人物思想中有侠义精神，他们剿匪行动本身就带着侠客除暴安良的性质，然而，少剑波，杨子荣等小分队战士在行为方式、气质性格方面还明显体现出古代英雄的特质。英雄和侠客是两类不同的人物形象，侠客以维护正义的信念著称，而英雄注重行动的豪迈，不关乎思想取向，但英雄往往有侠义之心，侠客又常常做出英雄之事，《林海雪原》就成功地将侠客与英雄集结在小分队战士身上，塑造出神态各异的革命英雄典型。
四、红色经典生产语境中的外部制衡——以《林海雪原》的生成、再生产为例 杨传明 电影评价 2008年第9期
在中国当代文艺史上，文艺生产除了创作主体的主导作用外，还受三种主要外部因素的制衡:国家政治的引导和制约，文艺思潮的渗透和冲击，文化市场的变化和调节。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曾先后被改编成电影、戏剧和电视连续剧，其生成和再生产所处的三个历史阶段，外部制衡作用此消彼长，都有失控现象。透视这种失控现象的深层原因，为外部制衡诸要素作用发挥的“度”恰切定位，对文艺生产具有长远的积极意义。
文艺作品生产过程中，生产主体的作用虽是主要的，外部因素的制衡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任何外部因素被过度强化都会导致艺术的变异:文革中，政治对文艺多样性的压制，造成的文艺生产的萧条局面。新时期，改编者受制于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用消解英雄、消解崇高、泛人性化来解构红色经典，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盲目地趋从市场，陷入低俗化的描写和无情不成戏的圈套，也许会有短暂的经济效益，但很难产生长久的经济价值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只有充分调动艺术家的创作积极性，又恰当地发挥国家规范、艺术自律和市场调节的外部作用，才能有利于文艺生产长期健康的发展。
五、民族国家想象事业中的《林海雪原》人物形象
张贤智 贵州师范大学大学学报 2006年第6期
很长时间以来,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文学,占据了文学文本的主导地位,从而也进入了大、中、小学生的思想、精神和气质培养的全部过程之中。它们以“红色经典”的姿态,成为青年人成长中的“偶像”和“榜样”。正因为这样,经过长期的、有目的的、系统性的宣传教育和意识渗透,新中国较完善的重建了一整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系统,代替了过去传统的意识形态和之前出现的各种纷繁芜杂的思想。小说这种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和欣赏的文体,通过自身的特殊表现形式,为新中国构建了属于无产阶级的“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为广大百姓创建出一系列可供仿效的民族英雄式的人物,从而
较好地完成了至上而下的“官方民族主义”和“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完美结合。“十七年文学”由于受这种思想意识的指导,英雄人物总是高、大、全,反面人物则是假、丑、恶。两种人物泾渭分明,非此即彼,在人性的背景下,这些人物过于平面化和抽象化,以至于因长期受这样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影响,读者的审美情趣和思考模式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固定化、概念化。《林海雪原》就是这样的典型,从中可以看出作家是通过怎样的想象性描写,使英雄人物神话起来,美化起来;反面角色是如何作为对立面存在,从而完成想象的共同体来强化社会主义意识,最终完成民族国家的重构。
“现代政治能量———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向民族国家,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方式来扩大民族国家的权力和能力。”（大卫·雷·格里芬. 后现代精神[M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林海雪原》正是如此,从人物的外貌、出身、对死亡的态度三方面浪漫化想象的抒写强化了民族国家想象。作者曲波通过对敌我双方的想象,并把这种想象合理化、逻辑化,在文本世界中形成鲜明的价值判断体系,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自觉的向某个阶级靠拢,向某个阶级远离。正如《林海雪原》的模式,“红色经典”以及主流文学才创造出许许多多符合理想意识形态与标准的“新人”、“新英雄”形象,这种“形象的官方化,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单一语调,形象从双重的层面转化纯严肃的层面,变成单义的东西;黑与白、肯定与否定,截然分开并相互对抗。”（巴赫金·拉伯雷研究.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这些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学校、传媒等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起了确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六、对革命的浪漫化想象——重读《林海雪原》及其批评
陈振华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 第1期
《林海雪原》虽是一部以“ 革命历史”为题材的红色小说，但它与民间文化和古典文学的紧密联系，使它形成了自己看待世界的独特观点和形象反映世界的独特方式，即对革命的浪漫化想象和对革命英雄的浪漫化理想化。“‘ 浪漫化’意即通过奇特、怪异、纯粹的想象使历史成为想象的历史”。这些恰是其他几部革命小说所缺乏的。
它对革命的虚构不能看作是真实的革命本身，只能看作是浪漫化、理想化、简单化的革命。
七、民谣和神话·《林海雪原》的叙事艺术
杜昆 语文学刊 2006年 第1期
革命英雄传奇小说《林海雪原》是“红色经典”中可读性很强的一部,这和它运用了两个神话传说和大量的民谣、山歌和小调有关。民谣和神话使叙述的对象形象化、浪漫化,对渲染气氛、制造悬念、塑造人物形象、描绘环境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构成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叙事进程的推动力。
十七年文学观念中,“为政治服务”是主流思想,创作主体对生活的感受和想象及个性的表达隐退、衰微了。尤其是想象力受到题材、主题的双重制约和束缚。而《林海雪原》在遵循主流规范的同时,又以民谣和神话构筑了一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本,革命想象和神话想象都得到了展开和融洽的表达。
八、《林海雪原》中三重矛盾的调和
周晶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5年 第4期
三重矛盾：
1、历史的真实性与创作的虚构性
2、现实性的书写与传奇性的演绎
3、英雄颂歌和人性之美
新时期以来，由于社会生活和时代风尚的巨大变迁，过去时代产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虽然具有珍贵的文学史价值，但是一些作品与当代读者之间的隔膜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在小说《林海雪原》中，历史的真实性和创作的虚构性调和了文本的政治性与娱乐性，加强了战争题材小说应当具备的艺术震撼力，既发挥了文本的传统教育功能又为读者留下了可供猜测与想象的文学空间，延长了文本的生命力。作者通过现实性的书写与传奇性的演绎相结合，既体现了革命的崇高感同时又不失世俗的阅读快感。虽然作品体现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但对人性的追求，使它打通了不同时代的审美精神联结，保持了新鲜的魅力。
九、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传奇”与“革命”的融合、冲突——以《林海雪原》为例
胡军 阴山学刊 2005年 第六期
大致说来，革命英雄传奇小说对传奇叙事的模式借鉴有以下几种：
1、以少胜多的战争
2、“英雄+ 美人”模式
3、“暴力复仇”模式
在文本内部，传统传奇小说文本的运作与现代革命演义的运作之间就达成了一种秘密的会合与交换：传统传奇小说穿上“革命”的外衣在革命年代死灰复燃，甚至几成燎原之势，这算得上是现代革命文学的奇观；而革命文学所蕴含的抽象的现代阶级理论则以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形象和叙事方式，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同，并以此唤起他们的阶级共性和共识，从而形成广泛的政治权利基础。
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一方面凸现了历史的基本走向，构建了现代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神话，另一方面又是一种“拥有本身话语类型的叙事陈述”（美 海登·怀特 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质言之，它同时亦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在既定的意识形态规限内讲述既定的革命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 黄子平 “灰阑”中的叙述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但必须看到，作为一种新型文学，革命英雄传奇小说明显带有一种“实验性质”，即对现实和未来关怀的混杂性以及不确定性，因此，它的预想目标和结果，理论与实践常常会出现很多不一致。
十、“红色经典”艺术生产的内在机理分析——以作品《林海雪原》的生成、改编为例
熊文泉 当代电影 2004年 第6期
“红色经典”作品《林海雪原》的生成、改编不失为近年来文艺生产走向繁荣的经典个案，具有深远的实践探索意义，可以管窥国家调控、市场调节和文艺批评调节这三大调节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于文艺生产的内在机理。过分强调
某一调节系统都不利于文艺生产的全面发展，各系统如果能克服自身的不足形成一股合力作用于文艺生产，必然对繁荣文艺事业、发展文化产业具有巨大的推动力。
十一、“红色经典”改编：从“英雄崇拜”到“消费怀旧”——电视剧《林海雪原》的叙事分析与文化审视
戴 清 当代电影 2004年 第6期
从“十七年”文艺的“英雄崇拜”到新世纪的“消费革命”，呈现出中国“一元政治意识形态”到“大众文化”消费逻辑占统治地位的多元文化格局的重大变迁，“红色改编”正是多种话语交织、对话、博弈的重要领地。主流话语的意识形态呈现、大众消费娱乐心理满足、经典再现的精英艺术追求以及民间传统文化的“尚奇”旨趣等等，共同构成了“红色改编”的多元价值诉求。
十二、现代卡里斯马典型———少剑波型——重读《林海雪原》
虞晓伟 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 第3期
随着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尤其是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中国开始实际地实施悬搁已久的空前辉煌的“新文化工程”实验,这项文化实验的核心内容,可以简括为公共化和现代化。公共化,也即集体化和公有化,指全社会个人及其财产、思想、情感、话语等都自愿地属于集体；现代化，则是说通过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而使中国文化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如果说,公共化意味着力求一体化,非个人化或非私人化,那么,现代化则要求工业化和韦伯所提倡、强调的那种理性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化和现代化集中凝聚了20 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规划,突出展示了这时期中国人对美好社会的激情,这就构成了一种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文化语境。而这样的文化语境必然把一种强大压力施加于小说叙事之上:就是要叙述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体,它应既是这种文化语境的逻辑产物,同时又反过来赋予这种文化语境以创造性影响。叙述这种新的历史主体,正意味着提供一种卡里斯马典型符号,它能够象征性地显示“新文化工程”的价值体系的中心和总体,并对文化中的其它部分造成支配性影响,这种卡里斯马典型就是“社会主义新人”典型。
而《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就是一个具有中心性、神圣性和原创性特征的卡里斯马典型,是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林海雪原评论
一、《林海雪原》: “兵”的传奇与“兵”的神话——重读“红色经典”系列之一
宋剑华 暨南学报 2009年第二期
《林海雪原》具有民间传奇的叙事性质,这是任何人都十分清楚的客观事实，根本用不着我们去连篇考证夸夸其谈。只要读者将“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他们自然就会发现“每一部作品都是清晰的”。众所周知,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人的思想“大跃进”,造就了无数具有超越品质的“红色经典”；一切艺术夸张也因作家意识形态的情绪膨胀,而被社会公众赋予了绝对真理的浪漫阐释。作为思想“大跃进”的历史产物, 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文本意义,则是“兵”的传奇与“兵”的神话:“兵”被作者描写成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象征符号,而中国无产阶级又被作者描写成是“兵”的本质属性———“兵”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概念等同,“人性”与“神性”之间的巧妙结合,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林海雪原》的审美趣味,同时更凸显出了“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 所以我个人认为,读懂《林海雪原》的前提条件,不是对其“传奇”笔法的追根溯源, 而是对其写“兵”意图的深度分析。
1、《林海雪原》:关于“兵”的阶级属性的传奇叙事
2、《林海雪原》:关于“兵”的精英气质的传奇叙事
《林海雪原》中“兵”的“无产阶级化”倾向,集中反映了部队这所革命大熔炉的思想改造功能；而小分队全体成员的政治精英气质,则又深刻揭示了部队这所革命大学校的文化教育作用。
3、《林海雪原》:关于“兵”的神性功能的传奇叙事
《林海雪原》的传奇叙事,是革命者重塑其历史丰碑的英雄“传奇”,是胜利者展示其政治理想的史诗“叙事”;作者人为地强化“兵”的“神性”与“超能力”,其真正目的就是要去张扬革命英雄主义的人文精神,就是要去抒发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
二、试论《暴风骤雨》与《林海雪原》中“党的代言人”形象
朱珊 中国市场 2009年第9期
文章从《暴风骤雨》与《林海雪原》中“ 党的代言人” 形象对比入手, 分析了在这两部内部结构趋近一致的小说中, 不同的情节设置下萧祥与少剑波形象的差异, 得出萧祥形象趋近于“ 扁形” 、少剑波形象趋近于“ 浑圆” 的结论并通过探讨两部小说中情节设置对人物形象的影响, 指出即使在受时代背景与意识形态影响较大的“ 十七年” 小说创作中, 在“ 叙事文” 层面, 时代与政治因素并不能超越情节影响人物的形象, 情节仍然是影响小说人物塑造的重要因素。
三、侠肝义胆英雄魂——论《林海雪原》的民族特色
李亚萍 安徽文学 2008年第2期
《林海雪原》具有鲜明而浓烈的民族特色，受到古代侠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影响，用通俗文学的手法表现高尚政治主题，显现了古代侠义精神，展示了现代革命英雄的传奇人生，同时也在借鉴的前提下进行了不少创新与改造。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与主流文化相悖左而又广泛存活于民间社会的文化，在侠文化的影响下，侠义文学产生并发展繁荣，使侠客行侠仗义的观念深入人心，武侠小说成为通俗文学中最受欢迎的一种，《林海雪原》在主题精神上就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
“侠文化的精神构造和拯世济民的现实立场，与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于是‘十七年文学’中，许多作家自觉地将这种传统民间文化与当代政治意识书写对接起来，在作品中，我们不难读出革命者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扶危济困，忠肝义胆的豪侠气，民族侠义传统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叙事中得以演绎。”（方长安．“冷战”、民族主义与“十七年文学”思潮．人大复印资 料．2004）
《林海雪原》的人物思想中有侠义精神，他们剿匪行动本身就带着侠客除暴安良的性质，然而，少剑波，杨子荣等小分队战士在行为方式、气质性格方面还明显体现出古代英雄的特质。英雄和侠客是两类不同的人物形象，侠客以维护正义的信念著称，而英雄注重行动的豪迈，不关乎思想取向，但英雄往往有侠义之心，侠客又常常做出英雄之事，《林海雪原》就成功地将侠客与英雄集结在小分队战士身上，塑造出神态各异的革命英雄典型。
四、红色经典生产语境中的外部制衡——以《林海雪原》的生成、再生产为例 杨传明 电影评价 2008年第9期
在中国当代文艺史上，文艺生产除了创作主体的主导作用外，还受三种主要外部因素的制衡:国家政治的引导和制约，文艺思潮的渗透和冲击，文化市场的变化和调节。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曾先后被改编成电影、戏剧和电视连续剧，其生成和再生产所处的三个历史阶段，外部制衡作用此消彼长，都有失控现象。透视这种失控现象的深层原因，为外部制衡诸要素作用发挥的“度”恰切定位，对文艺生产具有长远的积极意义。
文艺作品生产过程中，生产主体的作用虽是主要的，外部因素的制衡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任何外部因素被过度强化都会导致艺术的变异:文革中，政治对文艺多样性的压制，造成的文艺生产的萧条局面。新时期，改编者受制于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用消解英雄、消解崇高、泛人性化来解构红色经典，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盲目地趋从市场，陷入低俗化的描写和无情不成戏的圈套，也许会有短暂的经济效益，但很难产生长久的经济价值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只有充分调动艺术家的创作积极性，又恰当地发挥国家规范、艺术自律和市场调节的外部作用，才能有利于文艺生产长期健康的发展。
五、民族国家想象事业中的《林海雪原》人物形象
张贤智 贵州师范大学大学学报 2006年第6期
很长时间以来,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文学,占据了文学文本的主导地位,从而也进入了大、中、小学生的思想、精神和气质培养的全部过程之中。它们以“红色经典”的姿态,成为青年人成长中的“偶像”和“榜样”。正因为这样,经过长期的、有目的的、系统性的宣传教育和意识渗透,新中国较完善的重建了一整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系统,代替了过去传统的意识形态和之前出现的各种纷繁芜杂的思想。小说这种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和欣赏的文体,通过自身的特殊表现形式,为新中国构建了属于无产阶级的“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为广大百姓创建出一系列可供仿效的民族英雄式的人物,从而
较好地完成了至上而下的“官方民族主义”和“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完美结合。“十七年文学”由于受这种思想意识的指导,英雄人物总是高、大、全,反面人物则是假、丑、恶。两种人物泾渭分明,非此即彼,在人性的背景下,这些人物过于平面化和抽象化,以至于因长期受这样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影响,读者的审美情趣和思考模式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固定化、概念化。《林海雪原》就是这样的典型,从中可以看出作家是通过怎样的想象性描写,使英雄人物神话起来,美化起来;反面角色是如何作为对立面存在,从而完成想象的共同体来强化社会主义意识,最终完成民族国家的重构。
“现代政治能量———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向民族国家,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方式来扩大民族国家的权力和能力。”（大卫·雷·格里芬. 后现代精神[M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林海雪原》正是如此,从人物的外貌、出身、对死亡的态度三方面浪漫化想象的抒写强化了民族国家想象。作者曲波通过对敌我双方的想象,并把这种想象合理化、逻辑化,在文本世界中形成鲜明的价值判断体系,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自觉的向某个阶级靠拢,向某个阶级远离。正如《林海雪原》的模式,“红色经典”以及主流文学才创造出许许多多符合理想意识形态与标准的“新人”、“新英雄”形象,这种“形象的官方化,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单一语调,形象从双重的层面转化纯严肃的层面,变成单义的东西;黑与白、肯定与否定,截然分开并相互对抗。”（巴赫金·拉伯雷研究.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这些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学校、传媒等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起了确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六、对革命的浪漫化想象——重读《林海雪原》及其批评
陈振华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 第1期
《林海雪原》虽是一部以“ 革命历史”为题材的红色小说，但它与民间文化和古典文学的紧密联系，使它形成了自己看待世界的独特观点和形象反映世界的独特方式，即对革命的浪漫化想象和对革命英雄的浪漫化理想化。“‘ 浪漫化’意即通过奇特、怪异、纯粹的想象使历史成为想象的历史”。这些恰是其他几部革命小说所缺乏的。
它对革命的虚构不能看作是真实的革命本身，只能看作是浪漫化、理想化、简单化的革命。
七、民谣和神话·《林海雪原》的叙事艺术
杜昆 语文学刊 2006年 第1期
革命英雄传奇小说《林海雪原》是“红色经典”中可读性很强的一部,这和它运用了两个神话传说和大量的民谣、山歌和小调有关。民谣和神话使叙述的对象形象化、浪漫化,对渲染气氛、制造悬念、塑造人物形象、描绘环境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构成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叙事进程的推动力。
十七年文学观念中,“为政治服务”是主流思想,创作主体对生活的感受和想象及个性的表达隐退、衰微了。尤其是想象力受到题材、主题的双重制约和束缚。而《林海雪原》在遵循主流规范的同时,又以民谣和神话构筑了一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本,革命想象和神话想象都得到了展开和融洽的表达。
八、《林海雪原》中三重矛盾的调和
周晶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5年 第4期
三重矛盾：
1、历史的真实性与创作的虚构性
2、现实性的书写与传奇性的演绎
3、英雄颂歌和人性之美
新时期以来，由于社会生活和时代风尚的巨大变迁，过去时代产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虽然具有珍贵的文学史价值，但是一些作品与当代读者之间的隔膜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在小说《林海雪原》中，历史的真实性和创作的虚构性调和了文本的政治性与娱乐性，加强了战争题材小说应当具备的艺术震撼力，既发挥了文本的传统教育功能又为读者留下了可供猜测与想象的文学空间，延长了文本的生命力。作者通过现实性的书写与传奇性的演绎相结合，既体现了革命的崇高感同时又不失世俗的阅读快感。虽然作品体现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但对人性的追求，使它打通了不同时代的审美精神联结，保持了新鲜的魅力。
九、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传奇”与“革命”的融合、冲突——以《林海雪原》为例
胡军 阴山学刊 2005年 第六期
大致说来，革命英雄传奇小说对传奇叙事的模式借鉴有以下几种：
1、以少胜多的战争
2、“英雄+ 美人”模式
3、“暴力复仇”模式
在文本内部，传统传奇小说文本的运作与现代革命演义的运作之间就达成了一种秘密的会合与交换：传统传奇小说穿上“革命”的外衣在革命年代死灰复燃，甚至几成燎原之势，这算得上是现代革命文学的奇观；而革命文学所蕴含的抽象的现代阶级理论则以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形象和叙事方式，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同，并以此唤起他们的阶级共性和共识，从而形成广泛的政治权利基础。
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一方面凸现了历史的基本走向，构建了现代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神话，另一方面又是一种“拥有本身话语类型的叙事陈述”（美 海登·怀特 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质言之，它同时亦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在既定的意识形态规限内讲述既定的革命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 黄子平 “灰阑”中的叙述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但必须看到，作为一种新型文学，革命英雄传奇小说明显带有一种“实验性质”，即对现实和未来关怀的混杂性以及不确定性，因此，它的预想目标和结果，理论与实践常常会出现很多不一致。
十、“红色经典”艺术生产的内在机理分析——以作品《林海雪原》的生成、改编为例
熊文泉 当代电影 2004年 第6期
“红色经典”作品《林海雪原》的生成、改编不失为近年来文艺生产走向繁荣的经典个案，具有深远的实践探索意义，可以管窥国家调控、市场调节和文艺批评调节这三大调节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于文艺生产的内在机理。过分强调
某一调节系统都不利于文艺生产的全面发展，各系统如果能克服自身的不足形成一股合力作用于文艺生产，必然对繁荣文艺事业、发展文化产业具有巨大的推动力。
十一、“红色经典”改编：从“英雄崇拜”到“消费怀旧”——电视剧《林海雪原》的叙事分析与文化审视
戴 清 当代电影 2004年 第6期
从“十七年”文艺的“英雄崇拜”到新世纪的“消费革命”，呈现出中国“一元政治意识形态”到“大众文化”消费逻辑占统治地位的多元文化格局的重大变迁，“红色改编”正是多种话语交织、对话、博弈的重要领地。主流话语的意识形态呈现、大众消费娱乐心理满足、经典再现的精英艺术追求以及民间传统文化的“尚奇”旨趣等等，共同构成了“红色改编”的多元价值诉求。
十二、现代卡里斯马典型———少剑波型——重读《林海雪原》
虞晓伟 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 第3期
随着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尤其是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中国开始实际地实施悬搁已久的空前辉煌的“新文化工程”实验,这项文化实验的核心内容,可以简括为公共化和现代化。公共化,也即集体化和公有化,指全社会个人及其财产、思想、情感、话语等都自愿地属于集体；现代化，则是说通过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而使中国文化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如果说,公共化意味着力求一体化,非个人化或非私人化,那么,现代化则要求工业化和韦伯所提倡、强调的那种理性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化和现代化集中凝聚了20 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规划,突出展示了这时期中国人对美好社会的激情,这就构成了一种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文化语境。而这样的文化语境必然把一种强大压力施加于小说叙事之上:就是要叙述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体,它应既是这种文化语境的逻辑产物,同时又反过来赋予这种文化语境以创造性影响。叙述这种新的历史主体,正意味着提供一种卡里斯马典型符号,它能够象征性地显示“新文化工程”的价值体系的中心和总体,并对文化中的其它部分造成支配性影响,这种卡里斯马典型就是“社会主义新人”典型。
而《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就是一个具有中心性、神圣性和原创性特征的卡里斯马典型,是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