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这个人和他的时代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世没落了，失掉了贵族的地位，《史记》称“孔子贫且贱”，孔子自己也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论语·子罕》）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几任小官，中年时曾做过三个月的鲁国的司寇，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教育，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
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并不像后来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所吹捧、所神化的那样，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等等，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现实社会中的人。孔子很喜欢音乐，他在齐国听相传是虞舜时的“韶”乐，很长的时间尝不出肉味（《论语·述而》）；他同别人一道唱歌，如果人家唱得好，一定请再唱一遍，然后他自己又和一遍（《论语·述而》）。他对诗也有浓厚的兴趣，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并多次和他的弟子讨论诗的内容与形式问题。孔子热心地学习过各种礼仪，“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他赞美颜回安于贫困，他说：“颜回真是个贤人呀！一筐饭，一瓢水，住在小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那样贫苦的生活所带来的忧愁，颜回却不改变他自有的快乐。”（《论语·雍也》）他又汲汲于追求富贵，甚至奔走于权贵之门，国君召唤他，他等不及驾好车马，就赶快跑了去。他喜欢“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但有时也能把这些看得很淡，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子说过许多很有道理的话，今天仍可作为格言，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等等；但他也说过一些不正确的话，是我们今天必须批判的，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等等。孔子对他的学生很严厉，批评起来不讲情面，他批评“宰予昼寝”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论语·公冶长》）；而有时对他的学生也很亲切，他说颜回“我只看到他不断进步，而没见到他停止不前”，当子贡对《诗》的一句话有正确了解，孔子就称赞他说：“子贡呀，现在可以和你讨论《诗经》了，告诉你一点，你能有所发挥，而推知另一点。”孔子为人，有时很豪放，他说他自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可是有时又很拘谨，循规蹈矩不敢超越古代的礼仪一步，他走进朝廷的门，那种谨慎的样子，好像自己没有容身之地一般。孔子的学生虽然都对他很尊敬，但他的学生如有意见也敢对他提出批评。如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名声不好，有一次孔子要去见她，子路很不满，逼得孔子发誓赌咒说：“如果我有什么邪念，老天爷厌弃我吧！”孔子常常和他的学生一起讨论问题，有一次他把几个得意的学生召在一起谈各自的志向，子路说他的志向是“愿意让自己的车马衣服和朋友共同享用，就是用坏了也并不遗憾”；颜回说他的志向是“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孔子则说他愿意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孔子的这番话，常常被后世进步的思想家所引用。
从上面这些事实看来，孔子并不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超人，更不是先天的圣人，而是一个有感情、有性格、有抱负、又有世俗心理的现实的人。说到这儿，我们不能不感谢《论语》这部书，它为我们保存了记录孔子言行较为可信的材料，这部书虽不免有许多吹捧孔子的地方，但它多半记载的是事实，并不是像后来的人为孔子树碑立传那样一味“隐恶扬善”。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载孔子和孔子弟子言行的一部书，共分二十篇，五百一十二章，约二万字。这部书和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以及崔述《洙泗考信录》，是我们研究孔子生平和思想的基本材料。
孔子生活在我国的一个社会大变动时代，当时正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从孔子的全部生活和思想看，正反映着这种社会矛盾的现实，他是一个从奴隶主贵族向封建地主阶级转化的思想家。在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是由于私田肥于公田引起的。公元前564年，鲁国开始实行税亩制，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与公田一律取税。孔子对这一制度的改变曾表示不赞成，认为这种制度的税额比过去还重，应依“周公之典”行事。这反映了孔子思想中的保守的一面。但是，他在这一大变动时代，注意到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应该有所改变，因此他主张自上而下地改变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把奴隶身分逐渐改变为农奴或农民。孔子这样的主张就表现在他主张的“仁”里。他提倡行“德政”，反对行“苛政”，反对对劳动者的非人行为。从这方面看，孔子的主张在客观上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他思想中进步的一面。
孔子要求改变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当然不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是反映了当时由奴隶主贵族向封建主阶级转化的这一阶层的要求。他们一方面和奴隶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的趋势面前感到非有所变革不可，因此在他们身上表现了保守性和进步性的矛盾统一。
孔子看到，国家要富强，就必须提高生产，要提高生产，就必须使劳动者对生产稍微感些兴趣，所以他说：“道（治理）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又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他的弟子冉有替他驾车。他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问：“人口众多了，进一步怎么办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了以后，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教育他们。”这就是孔子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他希望劳动者好好劳动生产，这样国家才可以富强起来；国家富强起来，又要对劳动者进行教化，使他们了解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不去作“犯上作乱”的事，这样社会就能安定了。
孔子政治主张的另一特点，也表现了他所代表的由奴隶主贵族向封建主阶级转化的要求，这就是他对新兴地主阶级当权派的两面态度：一方面他愿意帮助或者赞成新兴地主阶级的某些政治活动；但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某些新兴地主阶级当权派的“犯上作乱”。在孔子看来，社会的变化应该是变而不乱。因此从上而下地适应社会发展的变革是可以的；但是由下而上地“犯上作乱”则是必须反对的。孔子大概意识到，原则上承认“犯上作乱”，不仅不利于奴隶主贵族，它同样不
利于封建主阶级自身的利益。因为无论奴隶制也好，封建制也好，都必须维护等级制度。列宁说：“社会划分为阶级，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共有的现象，但是在前两种社会中存在的是等级的阶级，在后一种中则是非等级的阶级。”由于孔子有这样的矛盾态度，虽然他很积极地从事政治活动，然而他的主张，在当时阶级斗争尖锐的情况下，是既不能为保守的奴隶主贵族所用，也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兴地主阶级急剧地变革现实的要求。
孔子这个人和他的时代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世没落了，失掉了贵族的地位，《史记》称“孔子贫且贱”，孔子自己也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论语·子罕》）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几任小官，中年时曾做过三个月的鲁国的司寇，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教育，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
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并不像后来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所吹捧、所神化的那样，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等等，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现实社会中的人。孔子很喜欢音乐，他在齐国听相传是虞舜时的“韶”乐，很长的时间尝不出肉味（《论语·述而》）；他同别人一道唱歌，如果人家唱得好，一定请再唱一遍，然后他自己又和一遍（《论语·述而》）。他对诗也有浓厚的兴趣，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并多次和他的弟子讨论诗的内容与形式问题。孔子热心地学习过各种礼仪，“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他赞美颜回安于贫困，他说：“颜回真是个贤人呀！一筐饭，一瓢水，住在小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那样贫苦的生活所带来的忧愁，颜回却不改变他自有的快乐。”（《论语·雍也》）他又汲汲于追求富贵，甚至奔走于权贵之门，国君召唤他，他等不及驾好车马，就赶快跑了去。他喜欢“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但有时也能把这些看得很淡，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子说过许多很有道理的话，今天仍可作为格言，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等等；但他也说过一些不正确的话，是我们今天必须批判的，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等等。孔子对他的学生很严厉，批评起来不讲情面，他批评“宰予昼寝”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论语·公冶长》）；而有时对他的学生也很亲切，他说颜回“我只看到他不断进步，而没见到他停止不前”，当子贡对《诗》的一句话有正确了解，孔子就称赞他说：“子贡呀，现在可以和你讨论《诗经》了，告诉你一点，你能有所发挥，而推知另一点。”孔子为人，有时很豪放，他说他自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可是有时又很拘谨，循规蹈矩不敢超越古代的礼仪一步，他走进朝廷的门，那种谨慎的样子，好像自己没有容身之地一般。孔子的学生虽然都对他很尊敬，但他的学生如有意见也敢对他提出批评。如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名声不好，有一次孔子要去见她，子路很不满，逼得孔子发誓赌咒说：“如果我有什么邪念，老天爷厌弃我吧！”孔子常常和他的学生一起讨论问题，有一次他把几个得意的学生召在一起谈各自的志向，子路说他的志向是“愿意让自己的车马衣服和朋友共同享用，就是用坏了也并不遗憾”；颜回说他的志向是“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孔子则说他愿意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孔子的这番话，常常被后世进步的思想家所引用。
从上面这些事实看来，孔子并不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超人，更不是先天的圣人，而是一个有感情、有性格、有抱负、又有世俗心理的现实的人。说到这儿，我们不能不感谢《论语》这部书，它为我们保存了记录孔子言行较为可信的材料，这部书虽不免有许多吹捧孔子的地方，但它多半记载的是事实，并不是像后来的人为孔子树碑立传那样一味“隐恶扬善”。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载孔子和孔子弟子言行的一部书，共分二十篇，五百一十二章，约二万字。这部书和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以及崔述《洙泗考信录》，是我们研究孔子生平和思想的基本材料。
孔子生活在我国的一个社会大变动时代，当时正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从孔子的全部生活和思想看，正反映着这种社会矛盾的现实，他是一个从奴隶主贵族向封建地主阶级转化的思想家。在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是由于私田肥于公田引起的。公元前564年，鲁国开始实行税亩制，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与公田一律取税。孔子对这一制度的改变曾表示不赞成，认为这种制度的税额比过去还重，应依“周公之典”行事。这反映了孔子思想中的保守的一面。但是，他在这一大变动时代，注意到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应该有所改变，因此他主张自上而下地改变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把奴隶身分逐渐改变为农奴或农民。孔子这样的主张就表现在他主张的“仁”里。他提倡行“德政”，反对行“苛政”，反对对劳动者的非人行为。从这方面看，孔子的主张在客观上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他思想中进步的一面。
孔子要求改变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当然不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是反映了当时由奴隶主贵族向封建主阶级转化的这一阶层的要求。他们一方面和奴隶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的趋势面前感到非有所变革不可，因此在他们身上表现了保守性和进步性的矛盾统一。
孔子看到，国家要富强，就必须提高生产，要提高生产，就必须使劳动者对生产稍微感些兴趣，所以他说：“道（治理）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又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他的弟子冉有替他驾车。他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问：“人口众多了，进一步怎么办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了以后，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教育他们。”这就是孔子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他希望劳动者好好劳动生产，这样国家才可以富强起来；国家富强起来，又要对劳动者进行教化，使他们了解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不去作“犯上作乱”的事，这样社会就能安定了。
孔子政治主张的另一特点，也表现了他所代表的由奴隶主贵族向封建主阶级转化的要求，这就是他对新兴地主阶级当权派的两面态度：一方面他愿意帮助或者赞成新兴地主阶级的某些政治活动；但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某些新兴地主阶级当权派的“犯上作乱”。在孔子看来，社会的变化应该是变而不乱。因此从上而下地适应社会发展的变革是可以的；但是由下而上地“犯上作乱”则是必须反对的。孔子大概意识到，原则上承认“犯上作乱”，不仅不利于奴隶主贵族，它同样不
利于封建主阶级自身的利益。因为无论奴隶制也好，封建制也好，都必须维护等级制度。列宁说：“社会划分为阶级，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共有的现象，但是在前两种社会中存在的是等级的阶级，在后一种中则是非等级的阶级。”由于孔子有这样的矛盾态度，虽然他很积极地从事政治活动，然而他的主张，在当时阶级斗争尖锐的情况下，是既不能为保守的奴隶主贵族所用，也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兴地主阶级急剧地变革现实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