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沃尔夫冈·格拉策尔
《社会学研究》 2001年05期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尤其是在社会分析方面，一个一般而又关键的概念。每种社会都显示出一种结构，即一种外部联系与内部作用相对稳定的结构(Glatzer u.Ostner,1999)。尽管社会结构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停滞不前的。更确切地说，在每种社会中，由于内在与外在的因素，或多或少都会发生结构的变化。
社会结构的诸多要素可有多种多样的定义，社会结构的分析也是五花八门的，但在此我们只能提供一个小的选择空间。它的范围包括：(a)家政结构与家庭结构（它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基本的生活形式已在多大程度表现出单极化与多极化）；(b)阶级与阶层的接合结构（它提出这样的疑问：阶级与阶层的解构与析层[译者按：即阶层的结构消隐]的程度有多少）；(c)对社会结构特征的描述（即我们是生活在何种社会中）。此外，其他学科的一些成就也被引入社会结构研究的众多领域，如人口结构、种族结构、教育文化结构、劳动力结构、职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权力结构等等。虽然原则上社会结构存在地域上的差异，但是在大多数的社会结构分析中这一点不予考虑，而是青睐于对整个民族国家的研究。
一、生活形式的单极化与多极化
基本生活形式结构上的变化通常都用单极化与多极化这两个概念来描述。所谓单极化，不仅仅是指平均的家庭成员人数的减少，更是指单身家庭数量的不断增多。所谓多极化，是指生活形式在家庭大小、构成以及成员相互关系方面表现出的发展多样性。5人及5人以上组成的家庭曾占有很大优势，但经过百年演变，单身家庭在近十几年相对已成为多数。两人世界的份额同时也在增大。比较而言，其他更大规模的家庭组成形式所占份额都在减小。
但单极化并没有表现出很一致的进程：一部分是由于不自愿分离，如丧偶而导致的被迫单身，一部分才是自愿选择的单身。单极化按地域的不同也有很大区别：城市高于乡村，新教地区高于天主教地区。引人注目的还有新联邦诸州[译者按：即原东德的五个州]单身家庭所占比例低于原联邦诸州[译者按：即原西德的十一个州]的比例。
除了单身家庭，一些新的时尚的家庭组成形式也形成了，并且部分地增多。值得一提的是未婚同居形式、单亲家庭形式以及居住共同体形式。尽管新的生活形式已形成，但18岁以上的绝大多数的居民依然按照常规的家政与家庭组成形式生活。结婚、生子仍是大多数人（32%的成年联邦德国公民）的生活形式。结婚并和配偶共同生活，但没有孩子的也占了相似的大多数(28%)。因此，在成年联邦公民中占统治地位的很明显的是结了婚的人，不管他们有没有孩子；其余有18%的单身家庭和3%的单亲家庭；还有4%的人未婚同居，1%的人未婚同居并有孩子；另外还有9%的人与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最后这种类型表明了家庭关系的持续不断的重要性，这种家庭关系扩展到成人年龄阶段，并构成了共同生活的基础。
与1972年相比，首先是结婚并和孩子一起生活的人所占份额减少了；而相反的，单身家庭和没有孩子的两人家庭数量增多。在新联邦州，与较小的单身家庭数量相对的则是较大的非婚姻共同体数量。
一定的年龄段首先会选择一定的生活形式，这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传统的结构是怎样被牢牢地保存下来的。年轻人（18-24岁）绝大多数都住在家里。相对而言，25-29岁年龄段的人中则是非婚姻生活共同体这种生活形式最为常见。在中年人中，结婚并生子者明显占了上风。在65岁及65岁以上的年龄段中，则以独身生活的人最多。性别对归类标准和一定的家庭形式的形成也有影响。单身生活的老人和单亲家庭中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尽管一定的生活形式总是集中在一定的生活阶段里，但所有的生活形式则几乎都可在各生活阶段里找到。这一点可视为证明多极化趋势的证据。然而，传统的生活形式的继续发展也不应被忽视。人们虽然把“家庭”归入传统的生活形式内，但也要变化地去理解它，例如父权家庭，父亲的决策权在家庭中占统治地位；协商家庭，通过共同讨论来决定家庭事务。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婚姻形式，例如配偶分居两地，这就与非婚姻生活共同体的"Living apart together"这种形式相似。
毫无疑问，单极化与多极化这两个概念描述了家庭成员组成结构和家庭结构长期发展的趋势。然而，存在一种错误的阐释，它把社会孤立与孤独同这两个概念笼统联系起来，同时无限制地将它解释为个体化。在选择自由中所强调的个体化观念忽略了社会对生活形式的约束。假如一对夫妇要离婚，那么，家庭其他成员该何去何从？对于蔓延的孤立与孤独，近几十年来，由一些代表性的民意调查可看出，人们在不断确立他们与社会的联系。其原因在于，扩展的家庭成员网络在大小家政上支配着人们，也就是说，除了与家人的联系外，他们还保持了与亲戚、朋友、邻居、熟人以及同事之间或深或浅的社会联系。与亲戚的关系在其中处于前列。
家庭与家庭之间构成的网络可以弥补小规模家庭组成形式的欠缺。要是少了这些网络，其后果就可能是社会孤立（正如大量的单身老年妇女给我们的启示）。要是存在良好的社会网络，那么她们接触社会和得到社会的支持就会成为可能。丰富多彩的给予和接受过程可使社会网络更加出色，特别是在一个家庭的不同辈份之间。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由于要兼顾老少，处于中间一代的人们——他们被称为“Sandwich（三明治）一代”，他们不能获得适当的减负。如今人们也重视对这一代有“矛盾心理”的人们跨代关系的研究。
二、社会阶层的解构
社会结构，尤其是阶级与阶层的延续与变化之间的关系，一向是人们格外关注的焦点。这一焦点又与纵向和横向的不平等有着联系(Hradil,1999;Geissler,1996)。中心问题是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在其中阶级的从属依赖于职业地位的高低）将向哪里继续发展。福利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使生活情况至少已部分地不再依赖于生产过程中的地位问题。同时，一个由福利国家“抚养”的新阶级“Versorgungsklasse（被供养的阶级）”(Lepsius)产生了。随后，阶级与阶层的旧有纲领能被诸如社会环境、生活方式替换多少这一问题被摆到了眼前。在理论的讨论中涉及到双重的解构，这不仅使想要清晰辨认出已被划分的阶级与阶层更加困难，同时也导致生活情况与精神状态之间的联系有所动摇。一方面，变革性的结构要素已无可争议地改变了联邦共和国的社会；另一方面，不能忽视传统的结构要素在某种程度上仍继续对社会施加着影响。
社会阶层被视为社会结构的主要方面。所以人们相应地对构建社会阶层模式已下了很大功夫。鉴于研究任务目的之复杂性，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同的。这曾在“informierten Willkür（消息灵通的专制）”(Dahrendorf)这一概念中得到过有条理的表述。以下笔者将着手探讨几个曾出现在社会学著作中的典型的有关这一概念的延伸内容。
60年代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创建了一个所谓的社会阶层的“家庭模式”(1965)。这一模式与当时风靡一时的由卡尔·马丁·博尔特(Karl Martin Bolte)创建的“Zwiebel-Modell（洋葱模式）”不同，并在90年代经由赖讷·盖斯勒(Rainer Geissler)根据类似原理改造后适应于对变化的阐释(1999)。
他的这一社会阶层模式，依照教育、职业以及精神状态等标准由7层组成。处于最上层的是占就业人数1%的精英。占就业人数12%的服务阶层，即非技术型而拥有各种资格能力的管理部门的职员紧随其后。自由职业者阶层以20%排在第三——这一相对较大的传统中产阶层中还包括了5%的工人精英。随后就是占就业人数45%的工人阶层以及一个客观上属于工人阶层，但其自称是中产阶层的“假中产阶层”，占12%。还有5%的下层构成了这一“家庭”的底部。与之相比，90年代有更多的改变。
服务行业的中产阶层增长迅速，工人中的精英人数也在增加。与之相反，传统的中产阶层人数大大减少了。工人阶层也在萎缩。此外，工人阶层还分化为专业工人与曾经或未曾受训的工人两大类。农民作为自身的阶级范畴也得到了证实。此外估计还有5-6%的边缘阶层。这一整套的阶层模式中还补充进了包括专业工人与曾经或未曾受训的工人在内的外国劳动力阶层。
在这个图式阶层模式中，仅仅涉及到了阶层的大变动和新阶层之间的不同，而没有牵涉到内部的阶层结构改变。阶层之间总的接合关系是通过一种更高的福利水平表现出来的，正如“电梯效应”，它将总的不平等接合结构移动到了上方。一个福利社会的明确形成在所有层面都会更受重视，只是不平等性并没有随之减少。阶层之间的界限已变得不清晰了，跨界重叠现象越来越多。阶层之间的区别也不再像传统的等级构建的社会那样可以清楚论证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确定在了社会的深层结构中。
那些所谓的阶层模式虽顾及到了每一阶层的精神状态，但却是试图含混地把主观的东西归入阶层之中。说到底，研究者构建如此的模式并未考虑国民的看法。
主观的阶层归类在前西德提出了一个洋葱头型的社会阶层分层形式：1996年，11%的国民被归入中上层和上层阶层，占55%的大多数定义为中产阶层，33%的人自视属于下层和工人阶层。然而，这一主观的阶层分类法在前东德却得到了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几乎没有人能划归中上层和上层阶层。而另一方面，下层与工人阶层却占了压倒性的多数。多项研究已表明，这种主观的阶层归类法正好与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客观角度保持一致。至于前东德人的归类，源于东德时期的传统意识起了决定作用，与之相较，在前西德起决定作用的则是更好的社会地位。
一些新概念的创立基于对从前传统的阶层模式的批判之上。特别是有关社会环境及生活方式的概念。在大的社会环境中，众多兴趣相投的群体被概括为“表现出各个相似的价值观、生活形态准则、与同类的关系以及精神状态”(Hradil,1999:420)。在小的环境中，生活形态比较相似，并会产生休戚相关的感觉。传统的束缚与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就成为将国民总体划入不同环境的重要尺度。
生活方式是日常生活中一种固定的组织结构。当前对生活方式的描述涉及休闲方式、音乐欣赏、阅读习惯、对电视节目的兴趣、着装风格、生活目标和个人生活感触。由生活方式考虑到对国民总体的划分，就会形成一些新的群体，文化偏爱与活动范围对他们至关重要。那些生活回复到传统的人们作为最大的一个群体证实了这一点。
三、德国社会的结构类型
德国社会结构的分析结果，由于社会自身的复杂性并不明晰，因而众多科学家得到了或多或少不同的推定。这些推定已用于部分领域，如家庭成员结构与家庭结构，以及阶级结构与阶层结构。对这些推定的斟酌都可得出这一结论：单极化与多极化及解构与析层是合乎实际的发展过程，它们的规模范围与社会影响则经常被夸大。
若把社会视为整体，基于其本质特征去描述其特征的话，究竟什么是合乎实际的分析这一问题就更难以回答。对于“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社会中？”这个问题，仅在一本小册子中就作出了12种简短的答复(Pongs,1999)，而且再补充12种也并不难。
后工业社会
(DANIEL BELL)
工人社会
(CLAUSOFFE)
知识社会
(HELMUT WILKE)
风险社会
(ULRICH BECK)
守旧社会
(KARL-HEINZ HILLMANN)
国际社会
(MARTIN ALBROW)
功能多变社会 (ARMIMN NASSEHI)
经历社会
(GERHARD SCHULZE)
公民社会
(RALF DAHRENDORF)
多样文化社会 (CLAUS LEGGEWIE)
文化转移社会 (WOLFGANG WELSCH)
多种选择社会 (PETER GROSS)
分裂社会
(WILHELM HEITMEYER)
此外还有闲暇社会、信息社会[译者按：原文实际列举了15种]。
社会科学家是否很怀疑非社会科学家呢？不！不涉及全球性的问题，而仅集中注意力于有选择的特征综合，这是所有作者的本性。这样造成的后果是，“社会多棱镜”的某些特定棱面受到高度的重视，而与之相比，其他棱面则无人问津。过分的强调与逐渐被淡忘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以风险社会观念为其理论基础的人，将如何来判断经历社会呢？而相反又如何呢？在这里提及的判断没有一个是原则上有错的，它们被片面地、单方面地列举出来；可是，只有在它们相互关联的情况下，人们才能看到它们相对真实的形态。
作者介绍：沃尔夫冈·格拉策尔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作者：沃尔夫冈·格拉策尔
《社会学研究》 2001年05期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尤其是在社会分析方面，一个一般而又关键的概念。每种社会都显示出一种结构，即一种外部联系与内部作用相对稳定的结构(Glatzer u.Ostner,1999)。尽管社会结构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停滞不前的。更确切地说，在每种社会中，由于内在与外在的因素，或多或少都会发生结构的变化。
社会结构的诸多要素可有多种多样的定义，社会结构的分析也是五花八门的，但在此我们只能提供一个小的选择空间。它的范围包括：(a)家政结构与家庭结构（它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基本的生活形式已在多大程度表现出单极化与多极化）；(b)阶级与阶层的接合结构（它提出这样的疑问：阶级与阶层的解构与析层[译者按：即阶层的结构消隐]的程度有多少）；(c)对社会结构特征的描述（即我们是生活在何种社会中）。此外，其他学科的一些成就也被引入社会结构研究的众多领域，如人口结构、种族结构、教育文化结构、劳动力结构、职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权力结构等等。虽然原则上社会结构存在地域上的差异，但是在大多数的社会结构分析中这一点不予考虑，而是青睐于对整个民族国家的研究。
一、生活形式的单极化与多极化
基本生活形式结构上的变化通常都用单极化与多极化这两个概念来描述。所谓单极化，不仅仅是指平均的家庭成员人数的减少，更是指单身家庭数量的不断增多。所谓多极化，是指生活形式在家庭大小、构成以及成员相互关系方面表现出的发展多样性。5人及5人以上组成的家庭曾占有很大优势，但经过百年演变，单身家庭在近十几年相对已成为多数。两人世界的份额同时也在增大。比较而言，其他更大规模的家庭组成形式所占份额都在减小。
但单极化并没有表现出很一致的进程：一部分是由于不自愿分离，如丧偶而导致的被迫单身，一部分才是自愿选择的单身。单极化按地域的不同也有很大区别：城市高于乡村，新教地区高于天主教地区。引人注目的还有新联邦诸州[译者按：即原东德的五个州]单身家庭所占比例低于原联邦诸州[译者按：即原西德的十一个州]的比例。
除了单身家庭，一些新的时尚的家庭组成形式也形成了，并且部分地增多。值得一提的是未婚同居形式、单亲家庭形式以及居住共同体形式。尽管新的生活形式已形成，但18岁以上的绝大多数的居民依然按照常规的家政与家庭组成形式生活。结婚、生子仍是大多数人（32%的成年联邦德国公民）的生活形式。结婚并和配偶共同生活，但没有孩子的也占了相似的大多数(28%)。因此，在成年联邦公民中占统治地位的很明显的是结了婚的人，不管他们有没有孩子；其余有18%的单身家庭和3%的单亲家庭；还有4%的人未婚同居，1%的人未婚同居并有孩子；另外还有9%的人与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最后这种类型表明了家庭关系的持续不断的重要性，这种家庭关系扩展到成人年龄阶段，并构成了共同生活的基础。
与1972年相比，首先是结婚并和孩子一起生活的人所占份额减少了；而相反的，单身家庭和没有孩子的两人家庭数量增多。在新联邦州，与较小的单身家庭数量相对的则是较大的非婚姻共同体数量。
一定的年龄段首先会选择一定的生活形式，这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传统的结构是怎样被牢牢地保存下来的。年轻人（18-24岁）绝大多数都住在家里。相对而言，25-29岁年龄段的人中则是非婚姻生活共同体这种生活形式最为常见。在中年人中，结婚并生子者明显占了上风。在65岁及65岁以上的年龄段中，则以独身生活的人最多。性别对归类标准和一定的家庭形式的形成也有影响。单身生活的老人和单亲家庭中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尽管一定的生活形式总是集中在一定的生活阶段里，但所有的生活形式则几乎都可在各生活阶段里找到。这一点可视为证明多极化趋势的证据。然而，传统的生活形式的继续发展也不应被忽视。人们虽然把“家庭”归入传统的生活形式内，但也要变化地去理解它，例如父权家庭，父亲的决策权在家庭中占统治地位；协商家庭，通过共同讨论来决定家庭事务。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婚姻形式，例如配偶分居两地，这就与非婚姻生活共同体的"Living apart together"这种形式相似。
毫无疑问，单极化与多极化这两个概念描述了家庭成员组成结构和家庭结构长期发展的趋势。然而，存在一种错误的阐释，它把社会孤立与孤独同这两个概念笼统联系起来，同时无限制地将它解释为个体化。在选择自由中所强调的个体化观念忽略了社会对生活形式的约束。假如一对夫妇要离婚，那么，家庭其他成员该何去何从？对于蔓延的孤立与孤独，近几十年来，由一些代表性的民意调查可看出，人们在不断确立他们与社会的联系。其原因在于，扩展的家庭成员网络在大小家政上支配着人们，也就是说，除了与家人的联系外，他们还保持了与亲戚、朋友、邻居、熟人以及同事之间或深或浅的社会联系。与亲戚的关系在其中处于前列。
家庭与家庭之间构成的网络可以弥补小规模家庭组成形式的欠缺。要是少了这些网络，其后果就可能是社会孤立（正如大量的单身老年妇女给我们的启示）。要是存在良好的社会网络，那么她们接触社会和得到社会的支持就会成为可能。丰富多彩的给予和接受过程可使社会网络更加出色，特别是在一个家庭的不同辈份之间。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由于要兼顾老少，处于中间一代的人们——他们被称为“Sandwich（三明治）一代”，他们不能获得适当的减负。如今人们也重视对这一代有“矛盾心理”的人们跨代关系的研究。
二、社会阶层的解构
社会结构，尤其是阶级与阶层的延续与变化之间的关系，一向是人们格外关注的焦点。这一焦点又与纵向和横向的不平等有着联系(Hradil,1999;Geissler,1996)。中心问题是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在其中阶级的从属依赖于职业地位的高低）将向哪里继续发展。福利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使生活情况至少已部分地不再依赖于生产过程中的地位问题。同时，一个由福利国家“抚养”的新阶级“Versorgungsklasse（被供养的阶级）”(Lepsius)产生了。随后，阶级与阶层的旧有纲领能被诸如社会环境、生活方式替换多少这一问题被摆到了眼前。在理论的讨论中涉及到双重的解构，这不仅使想要清晰辨认出已被划分的阶级与阶层更加困难，同时也导致生活情况与精神状态之间的联系有所动摇。一方面，变革性的结构要素已无可争议地改变了联邦共和国的社会；另一方面，不能忽视传统的结构要素在某种程度上仍继续对社会施加着影响。
社会阶层被视为社会结构的主要方面。所以人们相应地对构建社会阶层模式已下了很大功夫。鉴于研究任务目的之复杂性，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同的。这曾在“informierten Willkür（消息灵通的专制）”(Dahrendorf)这一概念中得到过有条理的表述。以下笔者将着手探讨几个曾出现在社会学著作中的典型的有关这一概念的延伸内容。
60年代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创建了一个所谓的社会阶层的“家庭模式”(1965)。这一模式与当时风靡一时的由卡尔·马丁·博尔特(Karl Martin Bolte)创建的“Zwiebel-Modell（洋葱模式）”不同，并在90年代经由赖讷·盖斯勒(Rainer Geissler)根据类似原理改造后适应于对变化的阐释(1999)。
他的这一社会阶层模式，依照教育、职业以及精神状态等标准由7层组成。处于最上层的是占就业人数1%的精英。占就业人数12%的服务阶层，即非技术型而拥有各种资格能力的管理部门的职员紧随其后。自由职业者阶层以20%排在第三——这一相对较大的传统中产阶层中还包括了5%的工人精英。随后就是占就业人数45%的工人阶层以及一个客观上属于工人阶层，但其自称是中产阶层的“假中产阶层”，占12%。还有5%的下层构成了这一“家庭”的底部。与之相比，90年代有更多的改变。
服务行业的中产阶层增长迅速，工人中的精英人数也在增加。与之相反，传统的中产阶层人数大大减少了。工人阶层也在萎缩。此外，工人阶层还分化为专业工人与曾经或未曾受训的工人两大类。农民作为自身的阶级范畴也得到了证实。此外估计还有5-6%的边缘阶层。这一整套的阶层模式中还补充进了包括专业工人与曾经或未曾受训的工人在内的外国劳动力阶层。
在这个图式阶层模式中，仅仅涉及到了阶层的大变动和新阶层之间的不同，而没有牵涉到内部的阶层结构改变。阶层之间总的接合关系是通过一种更高的福利水平表现出来的，正如“电梯效应”，它将总的不平等接合结构移动到了上方。一个福利社会的明确形成在所有层面都会更受重视，只是不平等性并没有随之减少。阶层之间的界限已变得不清晰了，跨界重叠现象越来越多。阶层之间的区别也不再像传统的等级构建的社会那样可以清楚论证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确定在了社会的深层结构中。
那些所谓的阶层模式虽顾及到了每一阶层的精神状态，但却是试图含混地把主观的东西归入阶层之中。说到底，研究者构建如此的模式并未考虑国民的看法。
主观的阶层归类在前西德提出了一个洋葱头型的社会阶层分层形式：1996年，11%的国民被归入中上层和上层阶层，占55%的大多数定义为中产阶层，33%的人自视属于下层和工人阶层。然而，这一主观的阶层分类法在前东德却得到了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几乎没有人能划归中上层和上层阶层。而另一方面，下层与工人阶层却占了压倒性的多数。多项研究已表明，这种主观的阶层归类法正好与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客观角度保持一致。至于前东德人的归类，源于东德时期的传统意识起了决定作用，与之相较，在前西德起决定作用的则是更好的社会地位。
一些新概念的创立基于对从前传统的阶层模式的批判之上。特别是有关社会环境及生活方式的概念。在大的社会环境中，众多兴趣相投的群体被概括为“表现出各个相似的价值观、生活形态准则、与同类的关系以及精神状态”(Hradil,1999:420)。在小的环境中，生活形态比较相似，并会产生休戚相关的感觉。传统的束缚与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就成为将国民总体划入不同环境的重要尺度。
生活方式是日常生活中一种固定的组织结构。当前对生活方式的描述涉及休闲方式、音乐欣赏、阅读习惯、对电视节目的兴趣、着装风格、生活目标和个人生活感触。由生活方式考虑到对国民总体的划分，就会形成一些新的群体，文化偏爱与活动范围对他们至关重要。那些生活回复到传统的人们作为最大的一个群体证实了这一点。
三、德国社会的结构类型
德国社会结构的分析结果，由于社会自身的复杂性并不明晰，因而众多科学家得到了或多或少不同的推定。这些推定已用于部分领域，如家庭成员结构与家庭结构，以及阶级结构与阶层结构。对这些推定的斟酌都可得出这一结论：单极化与多极化及解构与析层是合乎实际的发展过程，它们的规模范围与社会影响则经常被夸大。
若把社会视为整体，基于其本质特征去描述其特征的话，究竟什么是合乎实际的分析这一问题就更难以回答。对于“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社会中？”这个问题，仅在一本小册子中就作出了12种简短的答复(Pongs,1999)，而且再补充12种也并不难。
后工业社会
(DANIEL BELL)
工人社会
(CLAUSOFFE)
知识社会
(HELMUT WILKE)
风险社会
(ULRICH BECK)
守旧社会
(KARL-HEINZ HILLMANN)
国际社会
(MARTIN ALBROW)
功能多变社会 (ARMIMN NASSEHI)
经历社会
(GERHARD SCHULZE)
公民社会
(RALF DAHRENDORF)
多样文化社会 (CLAUS LEGGEWIE)
文化转移社会 (WOLFGANG WELSCH)
多种选择社会 (PETER GROSS)
分裂社会
(WILHELM HEITMEYER)
此外还有闲暇社会、信息社会[译者按：原文实际列举了15种]。
社会科学家是否很怀疑非社会科学家呢？不！不涉及全球性的问题，而仅集中注意力于有选择的特征综合，这是所有作者的本性。这样造成的后果是，“社会多棱镜”的某些特定棱面受到高度的重视，而与之相比，其他棱面则无人问津。过分的强调与逐渐被淡忘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以风险社会观念为其理论基础的人，将如何来判断经历社会呢？而相反又如何呢？在这里提及的判断没有一个是原则上有错的，它们被片面地、单方面地列举出来；可是，只有在它们相互关联的情况下，人们才能看到它们相对真实的形态。
作者介绍：沃尔夫冈·格拉策尔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