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其中的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现象比较明显。这里所指的“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是指初次和重新犯罪时均未成年或是初次犯罪未成年而重新犯罪时已成年的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情况。由于这类案件日益增加，已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特殊现象，有关部门应给予关注。本文从案件特点入手，对这些未成年人的心理、成长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并试图提出有效对策加以改善。
两年间，我院共受理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案件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数的15.44% 。
一、案件特点分析
(一) 在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中，以二次犯罪案件居多。第二次受到司法机关处罚的未成年人占总数的92.5%;第三次受到处罚的有2人，第五次受到处罚的有1人。
(二) 从重新犯罪的时间间隔上看，时间间隔较短、在缓刑期内犯罪现象明显。缓刑期内重新犯罪的占总数的47.5%。从时间间隔上看，初次与重新犯罪间隔3年以下的占总数的45%;间隔3年至6年的占总数的22.5%;6年至10年的占总数的15%;间隔10年以上的占总数的17.5%。
(三) 初次犯罪与重新犯罪的罪名重合度与其犯罪间隔成反比。犯罪间隔3年以下的人中，前后触犯罪名相同、即重合度为61.1%;犯罪间隔为三年以上的人中，前后触犯罪名相同、即重合度仅为22.7%。由此可以看出，犯罪间隔时间越短，罪名重合度越高，且罪名多集中在抢劫、盗窃、故意伤害等暴力型或财产型犯罪，判处刑罚相对较轻;而犯罪间隔时间较长的犯罪嫌疑人，其再次犯罪所涉及的罪名种类较多，情节也趋于严重，被判处的刑罚多重于初次犯罪的刑期。
(四) 团伙犯罪现象在重新犯罪中不明显。未成年人在初次犯罪时互相撑腰、壮胆，所以团伙犯罪现象比较明显;但在重新犯罪时，由于其年龄、身体的增长，多数不需要其他人的协助，单独实施犯罪行为。
(五) 从犯罪动机上看，再次犯罪的动机比较单一。犯罪嫌疑人在初次犯罪时的动机比较多样：有为泄私愤故意伤人的，也有受不良影片影响一时冲动的，有精神空虚寻衅滋事的，还有的是为获取金钱;而犯罪嫌疑人再次犯罪时目标明确，绝大多数是为了获取不义之财。
(六) 在校生初次犯罪后绝大多数流向社会，外来务工未成年人原本就缺乏监督约束。在实践中，在校生一旦犯罪，就被打入另类：或是被送往工读学校，或是被开除学籍推向社会(一般学校都有规定，只要受到刑事处罚就要开除学籍，判处缓刑也不例外)。而不愿接受工读学校严格的管理而拒绝入校的未成年人，实际上等同于流向社会。实质上多数犯罪的在校生没有返校学习的机会，只能与社会青年混在一起。这部分未成年人更容易再次犯罪。而未成年外来京务工人员来京后处于游荡状态，没有相应监督机构，在服刑期满后如无正当工作，很多会再次犯罪，成为惯犯。
(七) 暴力型犯罪主体在犯罪前多受过相似暴力侵害。犯罪学生所在学校的周边，往往存在不良社会氛围：如高年级同学或退学同学的拦路滋扰，社会青年的敲诈勒索等，一些处于城乡结合部的学校尤为严重。由于学校及相关部门没有有效措施，或是没有长效治理机制，致使一些受害未成年人思想发生变化，不认为这种现象是犯罪，反过来拉帮结派，以暴治暴，从暴力受害人转为加害人。
(八) 犯罪主体的家庭教育多存在问题。不论是来自离异家庭还是普通家庭，普遍存在家长对未成年人疏于管理或是只知虚寒问暖、对其精神世界一无所知的状况。特别是在未成年人初次犯罪后，家长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和正确的教育引导，没能及时将未成年人引向正途。
二、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深层原因分析
(一) 犯罪未成年人的“二次污染”情况值得忧虑。一些未成年人由于交友不慎或是一时冲动触犯法律，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或是执行刑罚期间，在牢房内受到同号犯人的教唆、传染，会沾染上很多不良习气，甚至学习到各种犯罪的方法。等到其刑满释放时已经变成“五毒俱全”的社会不稳定人员。这样的关押环境不适合未成年人的改造。
(二) 令人惊异的是，一些未成年人不以坐牢为耻。“坐牢前受气挨打、坐牢后扬眉吐气”的奇特现象使部分未成年人沉溺于“扬眉吐气”的快乐中。一些问题少年和社会青年有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的心理，对在校学生颐指气使、连打带骂，对受过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则存在惧怕心理，唯唯诺诺。由于未成年人思想单纯，不会体会到受刑事处罚对自己一生的长久影响，在短期内会认为坐牢反而使自己在“朋友”和欺负过自己的“敌人”人面前有了炫耀的资本，可以召集众多社会青年对以前欺负过自己的人进行报复，而不必担心遭受袭击。
(三) 部分未成年人不能正确认识“从轻减轻处罚”的涵义。在其 看来，犯罪被抓也不过是被取保候审再被判处缓刑，不用坐牢也不用受苦。在心理辅导没有跟上的情况下，法律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威慑力大大减弱，使未成年人产生“犯罪也不是什么大事”的思想。
(四) 沿袭以前的不良生活习惯和朋友圈子，是重新犯罪的重要诱因。未成年人被判缓刑后或是刑满释放后，多赋闲在家，一时难以重新回归社会，而原来的朋友都找上门来，不良生活习惯继续延续，未成年人的行为就在不构成犯罪与构成犯罪的边缘徘徊，很容易再次触犯法律。
(五) 未成年人的犯罪心里矫正工作缺失严重。在现阶段，单纯法律惩罚不能达到教育矫正目的;而学校老师在课余的简单说教，无法成功完成心理矫正辅导;如果家庭又没有做到耐心帮助和教育(有的甚至没有家长关心)，又将其推向学校和社会，未成年人有一种被抛弃感，继而在不良社会青年的小团体中寻求归属，为其重新犯罪埋下了伏笔。
(六) 学校和有关部门对校园周边的治理缺乏实效。在当前的一些学校，老师们在保证教学质量之余，多以“保证学生在校时间安全”为标准进行管理，对学生走出校园后遇到的问题无暇顾及，使得学校周围发生的社会青年滋扰学生现象比较突出。学生轻则被抢走小额金钱，重则被殴打至伤，严重危害了在校学生的人身安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人生观，使一些人形成“暴力至上”的思想，进而发展为“以暴制暴”，从受害人变为加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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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其中的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现象比较明显。这里所指的“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是指初次和重新犯罪时均未成年或是初次犯罪未成年而重新犯罪时已成年的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情况。由于这类案件日益增加，已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特殊现象，有关部门应给予关注。本文从案件特点入手，对这些未成年人的心理、成长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并试图提出有效对策加以改善。
两年间，我院共受理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案件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数的15.44% 。
一、案件特点分析
(一) 在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中，以二次犯罪案件居多。第二次受到司法机关处罚的未成年人占总数的92.5%;第三次受到处罚的有2人，第五次受到处罚的有1人。
(二) 从重新犯罪的时间间隔上看，时间间隔较短、在缓刑期内犯罪现象明显。缓刑期内重新犯罪的占总数的47.5%。从时间间隔上看，初次与重新犯罪间隔3年以下的占总数的45%;间隔3年至6年的占总数的22.5%;6年至10年的占总数的15%;间隔10年以上的占总数的17.5%。
(三) 初次犯罪与重新犯罪的罪名重合度与其犯罪间隔成反比。犯罪间隔3年以下的人中，前后触犯罪名相同、即重合度为61.1%;犯罪间隔为三年以上的人中，前后触犯罪名相同、即重合度仅为22.7%。由此可以看出，犯罪间隔时间越短，罪名重合度越高，且罪名多集中在抢劫、盗窃、故意伤害等暴力型或财产型犯罪，判处刑罚相对较轻;而犯罪间隔时间较长的犯罪嫌疑人，其再次犯罪所涉及的罪名种类较多，情节也趋于严重，被判处的刑罚多重于初次犯罪的刑期。
(四) 团伙犯罪现象在重新犯罪中不明显。未成年人在初次犯罪时互相撑腰、壮胆，所以团伙犯罪现象比较明显;但在重新犯罪时，由于其年龄、身体的增长，多数不需要其他人的协助，单独实施犯罪行为。
(五) 从犯罪动机上看，再次犯罪的动机比较单一。犯罪嫌疑人在初次犯罪时的动机比较多样：有为泄私愤故意伤人的，也有受不良影片影响一时冲动的，有精神空虚寻衅滋事的，还有的是为获取金钱;而犯罪嫌疑人再次犯罪时目标明确，绝大多数是为了获取不义之财。
(六) 在校生初次犯罪后绝大多数流向社会，外来务工未成年人原本就缺乏监督约束。在实践中，在校生一旦犯罪，就被打入另类：或是被送往工读学校，或是被开除学籍推向社会(一般学校都有规定，只要受到刑事处罚就要开除学籍，判处缓刑也不例外)。而不愿接受工读学校严格的管理而拒绝入校的未成年人，实际上等同于流向社会。实质上多数犯罪的在校生没有返校学习的机会，只能与社会青年混在一起。这部分未成年人更容易再次犯罪。而未成年外来京务工人员来京后处于游荡状态，没有相应监督机构，在服刑期满后如无正当工作，很多会再次犯罪，成为惯犯。
(七) 暴力型犯罪主体在犯罪前多受过相似暴力侵害。犯罪学生所在学校的周边，往往存在不良社会氛围：如高年级同学或退学同学的拦路滋扰，社会青年的敲诈勒索等，一些处于城乡结合部的学校尤为严重。由于学校及相关部门没有有效措施，或是没有长效治理机制，致使一些受害未成年人思想发生变化，不认为这种现象是犯罪，反过来拉帮结派，以暴治暴，从暴力受害人转为加害人。
(八) 犯罪主体的家庭教育多存在问题。不论是来自离异家庭还是普通家庭，普遍存在家长对未成年人疏于管理或是只知虚寒问暖、对其精神世界一无所知的状况。特别是在未成年人初次犯罪后，家长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和正确的教育引导，没能及时将未成年人引向正途。
二、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深层原因分析
(一) 犯罪未成年人的“二次污染”情况值得忧虑。一些未成年人由于交友不慎或是一时冲动触犯法律，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或是执行刑罚期间，在牢房内受到同号犯人的教唆、传染，会沾染上很多不良习气，甚至学习到各种犯罪的方法。等到其刑满释放时已经变成“五毒俱全”的社会不稳定人员。这样的关押环境不适合未成年人的改造。
(二) 令人惊异的是，一些未成年人不以坐牢为耻。“坐牢前受气挨打、坐牢后扬眉吐气”的奇特现象使部分未成年人沉溺于“扬眉吐气”的快乐中。一些问题少年和社会青年有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的心理，对在校学生颐指气使、连打带骂，对受过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则存在惧怕心理，唯唯诺诺。由于未成年人思想单纯，不会体会到受刑事处罚对自己一生的长久影响，在短期内会认为坐牢反而使自己在“朋友”和欺负过自己的“敌人”人面前有了炫耀的资本，可以召集众多社会青年对以前欺负过自己的人进行报复，而不必担心遭受袭击。
(三) 部分未成年人不能正确认识“从轻减轻处罚”的涵义。在其 看来，犯罪被抓也不过是被取保候审再被判处缓刑，不用坐牢也不用受苦。在心理辅导没有跟上的情况下，法律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威慑力大大减弱，使未成年人产生“犯罪也不是什么大事”的思想。
(四) 沿袭以前的不良生活习惯和朋友圈子，是重新犯罪的重要诱因。未成年人被判缓刑后或是刑满释放后，多赋闲在家，一时难以重新回归社会，而原来的朋友都找上门来，不良生活习惯继续延续，未成年人的行为就在不构成犯罪与构成犯罪的边缘徘徊，很容易再次触犯法律。
(五) 未成年人的犯罪心里矫正工作缺失严重。在现阶段，单纯法律惩罚不能达到教育矫正目的;而学校老师在课余的简单说教，无法成功完成心理矫正辅导;如果家庭又没有做到耐心帮助和教育(有的甚至没有家长关心)，又将其推向学校和社会，未成年人有一种被抛弃感，继而在不良社会青年的小团体中寻求归属，为其重新犯罪埋下了伏笔。
(六) 学校和有关部门对校园周边的治理缺乏实效。在当前的一些学校，老师们在保证教学质量之余，多以“保证学生在校时间安全”为标准进行管理，对学生走出校园后遇到的问题无暇顾及，使得学校周围发生的社会青年滋扰学生现象比较突出。学生轻则被抢走小额金钱，重则被殴打至伤，严重危害了在校学生的人身安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人生观，使一些人形成“暴力至上”的思想，进而发展为“以暴制暴”，从受害人变为加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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