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在春秋时期就已经产生，本文主要依据《左传》，考察民本思想的产生基础和主要内容，以及它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与其他文明相比的独特性。通过举例分析，阐释民本思想的产生基础包括中国文明的文化传统、春秋时期生产方式变革、诸侯争霸导致“与民共事”需要的加强。通过对比分析，指出明确、系统的民本思想仅中国历史上存在，而其他文明区域没有的原因。
一、民本思想的产生原因及内容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组成，在春秋时期就已经产生，战国孟子为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民本思想在秦开创中国帝国以来继续发展。
民本思想是和农耕文明的中华帝国的政治机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统治思想，为古代士大夫、学者们普遍认同。中华文明作为东亚文明体的主要组成，产生于黄河、长江流域等气候温和、水源丰富、土层深厚适宜耕作的地域。考古发掘出的半坡、河姆渡、余姚、红山、龙山等早期文明遗迹显示，中华文明自起源时就具有多样性，但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这一特点是共有的。
商周时期天命神权、敬德保民思想是《左传》民本思想的基础，《尚书》的民为邦本还不是系统的民本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思想由重天命、鬼神到重人事可谓一大进步。《左传》一方面宣扬了不少天命、占卜和鬼神等迷信言论，这是由于历史局限，另一方面集中反映了春秋以来日益兴起的民本思想。残民、困民、恤民等评价散见于书中各处。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
民本，就是以民为本，爱惜民力，体恤民生，珍惜民时，广纳民智。民本思想强调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职责和恩惠，而不是强调民众个体的权利和能力。
民本思想兴起于春秋时期不是偶然的，是以中华文明早期形成的文化传统作为基础，由当时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决定的，诸侯争霸加剧了“与民共事”的需要是重要原因。
1. 中华文明发源于中原地区，地处欧亚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土地广大而完整，自然环境封闭自足，气候大陆性强，气温年较差大，自然带复杂，自然资源丰富，属于辽阔领域精耕细作型经济。
中国人在封闭自足的地理环境中本能地依赖血缘力量，不须与天使，不须与人争。在农业，手工业等内向性、依赖性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性价值理念——宗法文化核心价值立足防患于未然，即强调人与社会的合作和谐关系，主张推崇礼教维护道义，重视正统和传承历史，格外安土重迁。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使这里的血缘纽带遭受侵蚀，治水、对外征战等公共事务的需要，导致氏族首领的权利、地位不断加强，直接转化为统治阶级新贵，形成君主集政权、财权、神权于一身，血缘组织与国家形态熔铸一体。人们普遍具有中庸精神，世俗情怀和诚信理念，追求稳定、团结、统一，在文化渊源方面更多的呈现出群体和集权的倾向。
这种格外重血缘内敛、群体、集权的文化传统决定了统治阶级对待广大人民常常站在宗法关系的上层即父权的位置上，形成了以民为本的传统。
2. 春秋战国时期是青铜文明向铁器文明的转变时期。生产方式变革主要表现为铁犁牛耕推广、井田制崩溃、大量小自耕农出现，引起分封制和礼乐宗法制崩溃。小农经济迅速发展，是社会关系逐渐分裂成统治者—地主阶级和社会下层—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人民，层级分封的贵族势力日益削弱，士大夫阶层作为相对的中间阶层不稳定。
历史学家黄仁宇提出“间架性结构”，指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中间阶层，国君下辅以官僚统治集团，基层是广大的小自耕农群体，在魏晋以来，中央政府吸收创自北魏草原民族的均田制、租调至，由国君直接统领广大小自耕农的趋势不断加强。这种趋势在春秋战国时期变法削减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权威方面已有体现。
小自耕农是封建社会税赋征收的主要来源，但小农经济具有脆弱性，缺乏足够的储备积累，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弱，这客观上需要君主动用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兴修水利、赈济灾民、调节生产资料分配，因而强调统治者对人民的职责和恩惠非常重要。据统计《孟子》一书提到治水有40多次。魏特夫（魏复古）认为，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水利社会”即东方专制社会，政府控制的大规模水利建设是专制主义贯穿古代社会的原因，该说法有道理，诸如治水、征战等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人员的调配使政府形成了干预经济活动的传统，甚至有官营垄断某些行业的行为，如盐铁酒专卖。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导致容易满足的社会心理，人们不强调个体的抽象权力，而
是在世俗情怀下重视具体的衣食保暖，这让国君对人民的职责在于民富、民安、“使民足”（孔子论管仲）。
3.“与民共事”的需要加强是民本思想产生的重要原因。这在《左传》中有较多体现。 首先，是征战的需要。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频繁，目的是扩大势力，获得人口、土地以及更高政治地位，军队的兵员主要来自人民，人民中新兴的小自耕农成为主体，也有被迫参军的奴隶。为了取得胜利，统治者需要取信于民，让民众发自内心支持自己。
《庄公十年》中“曹刿论战”中，曹刿问鲁庄公：“何以战？”，庄公的前两个回答被他指出“小惠未徧（遍），民弗从也”和“小信未孚”，只有他说出“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才信然答道：“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后来的确战争胜利，取信于民的重要由此可见。
《哀公二年》中晋国正卿赵鞅与郑军作战，为了鼓舞士气，他临阵誓师：“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遂，参政），人臣隶圉免。”由此也可看出当时郡比县小。
战争需要人民而支持和投入，需要增强“综合国力”。《僖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中记载的晋楚城濮之战，插叙战前（在二十七年部分）：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这里“一战而霸，文之教也”就在于让民知义、安居、知信、知礼，国力大增。
其二，是加强社会管理的需要。
西周分封制下设有谏议制度，《国语·周语上》中召公谏厉王消弥：“……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层层分封的政治框架已经崩溃，君主的集权专制取代了贵族政治，垂直化的统治方式内也需要减少决策失误，减少伤民害民的发生，因此需要倾听民声，了解民情，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统治，民本思想应运而生。民本思想要求国君主动了解民意，要求士大夫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通过积极入世来传达民情，谏议君主的得失。
《襄公三十一年》中“子产不毁乡校”体现了统治者以民为本，倾听民生，从善改恶的治国方略。子产在《左传》中记述较多，他对外是个出色的外交家，对内则治国有方。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加强社会管理需要实现对广大民众的充分约束、控制，这也包含在民本思想中，民之本不止是利民，也有“束民”、“制民”，通过适当的镇压、打击不同意见和社会秩序破坏者，使广大民众达到君主所设想的统治秩序。
《召公二十年》中“子产论为证宽猛”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恩威并施的统治方式。子产临终告诫将要接替他为政的大叔：“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子产既强调以德服民，又重视恩威并施，“宽猛相济”，即宽和与严厉的统治方式相结合。书中后面引用孔子的一段话，恐怕真伪有疑，不过《左传》在此的“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以是和。”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社会管理也需要各类人才，此时西周的世卿世禄制已被打破，战功、才学在选拔管理中空前重要，士非常活跃，为统治者重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底层的士与小农的地位相差无几，也属于人民而非统治阶层范畴。礼贤下士体现了对人民才智和地位的重视，是实践民本思想的体现。比如齐桓公见有才能的东郭野人，五往乃见。
《襄公二十六年》中“蔡声子论晋楚材”武举因为岳父王子牟犯罪出逃而受连累，被迫也出逃，蔡声子说服楚国令尹保全了有才能的武举。联系汉代的察举制前期；隋朝开创科举制，解决庶族与士族的矛盾，扩大了官吏来源，提高了官员文化素质，“民”更多是一个下层的指向性概念，不是完全具体确定的。
其三，是发展经济的需要。
儒家有富民的经济主张，比如：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论语·子路第十三》）先富后教。管仲是法家的，他也有类似的话，有一句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这都是社会技术变革和政治变革的体现，都有以民为本的意思。
春秋以来，小农经济发展迅速，君主开始重视这种个体生产、自给自足的经济力量并给予支持。作为主要农耕区的季风区，土地连片，水旱灾害频繁，因此全国性的经济管理和国家主持的水利工程建设十分重要。君主将广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民置于庞大官僚系统的管理下，征发劳役，兴修水利，收取赋税，显然必须对人民高度重视，不管这种重视是维护个人统治的目的，还是真心想实现国安民富，让人民幸福生活。产生于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把这种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需要理想化、系统化了，于是形成了民本思想。但民本思想不是儒家专有，而是通过分析先秦文化典籍散见于各家学说并总体上统一于儒家的。
民本思想自产生起就与同时其产生的重农抑商思想紧密相连。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商人的流动性不适宜政府管理，这些所谓的弊端让统治者以重视农业为“务本”，而轻视并排斥商业，“逆末”。
民本思想也常常与平均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后者也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可以追溯到井田制经济：《孟子·滕文公上》中孟子认为实行井田制具有“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优势。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这种同一、整齐无差别但是与低水平生产力相适应的的生产方式竟然能被孟子推崇，就是他看准了这可以实现没有土地兼并，没有贫富差距的环境，形成自发平等的满足心理，以便于国君进行管理。
二、民本思想的独特性
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中民本思想是独有的，其他国家、民族和文明区域均没有中华文明中明确、系统的民本思想。
1. 与欧洲（西方文明区）文明相比独特性的原因
首先，与东方集中、内敛、群体的文化传统不同，西方具有开放、扩张、个体本位的文化传统，民主和人权而不是民本自古希腊文明起就是西方文化中的重要传统，在这种强调个人权利和能力的传统，重视个人的判断和选择，不可能出现明确、系统的把君主置于极高地位并强调群体的人民概念的文化。基督教文化在西方文明中很重要，自原始基督教就有平均主义和原始共产主义的思想，强调上帝第一位，有很强的平等理念。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克里特岛，克里特岛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地中海北岸，土地狭小而分散，自然环境开放互补，海洋性气候温和多雨，气候和自然带单一，自然资源匮乏，人口少，民族单一。
希腊人只能通过海洋寻找出路，必须与天争、与人争，在商业、航海业等外向性、机动性商品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价值理念——城邦文化的核心价值着眼取利于未知，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斗争关系，主张发展科技扩张权利，重视能力和创利未来。人们普遍具有冒险精神、宗教信仰和契约理念。
古希腊、罗马重视海外贸易和商品经济，多样化的生产经营方式导致民众不是一个群体的笼统概念，后来建立起君主制中君主没有干预经济生产的权利。当查理一世把持盐、煤、皂、酒专卖权时，换来的是《大抗议书》和议会军的进攻。
中世纪神权至高无上，总是有一个高于世俗君主的上帝，政教冲突使国家权力从未被世俗君主高度垄断。中世纪各级封建等级间权力、义务非常明确，世俗君主不能直接统领人民，“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在英国，国王通过经营自己个人的土地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1086年《土地调查清册》（末日审判书）形成了英国人“封地授自国王”的观念，但明确的契约关系根深蒂固。
查理一世宣称“君权神授”，可在广大民众包括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眼里看这是非常荒唐的，早在1215年《大宪章》和1265年西门议会开始了贵族制民主，由国君直接统领全体人民的趋势直到近代早期民族国家发展的时候才有。
那个时候，新兴的民族君主依靠新兴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者的支持扩张势力，打击教会势力，反过来推进重商主义支持工商业发展，扫除影响商品经济贸易的封建关卡和旧的社会关系，这些变化引来的是民主力量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加强，西方民主不是民本，体现民主原则的一系列革命巩固了自由主义，明确、系统的民本思想始终没有。
2. 与东方其他文明相比独特性的原因
印度文明、西亚阿拉伯文明和中亚的非穆斯林国家在古代都是农耕经济或游牧经济主导的大陆国家，也均没有产生如中国古代明确、系统的民本思想。
这主要是宗教的原因。民本思想是服务于政治经济活动的，主要是君主的政治活动，本质上目的是维护统治。地中海东部到葱岭这片大陆上建立过多个跨地域辽阔的大帝国，也有君主制的政治条件。
以英国入侵前的印度为例，在印度教的信仰下形成以村落为基本单位的社会基层组织，这封闭性极强的“自治空间”中有相匹配的祭祀、各种工匠、教师，他们以家庭和中心为主要社会关系，对社会关系的维系和敬重远远重于民族和国家意识（后者的加强最早也要算英国大规模殖民
入侵），中国式的官僚主义和常规的社会性管理几乎不需要，南亚建起过的几个帝国内部也是松散的，但是高度稳定，生产方式长期不变，因此宗教让诸如印度、阿拉伯等国家社会长期保持了符合教义和理想化的稳定状态。有的国家政教合一，到目前社会管理还非常落后，需要借助一些原始的方式，最高宗教领袖同时也是国家的领袖，对内的社会管理由宗教已经实现，所以无需发展世俗社会才有的民本思想；宗教文化充斥头脑，也没有民本思想发展的思想空间。
参考文献：
1. 《左传》，[M]，中华书局，2007，27—31，88—114，138—146，
217—225,233—244,274—277
2. 《孟子》，[M]，中华书局，2007
3. 《论语》，[M]，中华书局，2007
4.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71—401，511—535
5. 倪端《听黄仁宇讲中国历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4，12—16
6. 曹大为、赵世瑜《政治文明历程》，[M]，岳麓书社，2009, 22—23
7. 董澍《相思是何颜色》，[J],中华诗词2011,(1),59—62
民本思想在春秋时期就已经产生，本文主要依据《左传》，考察民本思想的产生基础和主要内容，以及它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与其他文明相比的独特性。通过举例分析，阐释民本思想的产生基础包括中国文明的文化传统、春秋时期生产方式变革、诸侯争霸导致“与民共事”需要的加强。通过对比分析，指出明确、系统的民本思想仅中国历史上存在，而其他文明区域没有的原因。
一、民本思想的产生原因及内容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组成，在春秋时期就已经产生，战国孟子为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民本思想在秦开创中国帝国以来继续发展。
民本思想是和农耕文明的中华帝国的政治机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统治思想，为古代士大夫、学者们普遍认同。中华文明作为东亚文明体的主要组成，产生于黄河、长江流域等气候温和、水源丰富、土层深厚适宜耕作的地域。考古发掘出的半坡、河姆渡、余姚、红山、龙山等早期文明遗迹显示，中华文明自起源时就具有多样性，但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这一特点是共有的。
商周时期天命神权、敬德保民思想是《左传》民本思想的基础，《尚书》的民为邦本还不是系统的民本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思想由重天命、鬼神到重人事可谓一大进步。《左传》一方面宣扬了不少天命、占卜和鬼神等迷信言论，这是由于历史局限，另一方面集中反映了春秋以来日益兴起的民本思想。残民、困民、恤民等评价散见于书中各处。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
民本，就是以民为本，爱惜民力，体恤民生，珍惜民时，广纳民智。民本思想强调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职责和恩惠，而不是强调民众个体的权利和能力。
民本思想兴起于春秋时期不是偶然的，是以中华文明早期形成的文化传统作为基础，由当时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决定的，诸侯争霸加剧了“与民共事”的需要是重要原因。
1. 中华文明发源于中原地区，地处欧亚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土地广大而完整，自然环境封闭自足，气候大陆性强，气温年较差大，自然带复杂，自然资源丰富，属于辽阔领域精耕细作型经济。
中国人在封闭自足的地理环境中本能地依赖血缘力量，不须与天使，不须与人争。在农业，手工业等内向性、依赖性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性价值理念——宗法文化核心价值立足防患于未然，即强调人与社会的合作和谐关系，主张推崇礼教维护道义，重视正统和传承历史，格外安土重迁。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使这里的血缘纽带遭受侵蚀，治水、对外征战等公共事务的需要，导致氏族首领的权利、地位不断加强，直接转化为统治阶级新贵，形成君主集政权、财权、神权于一身，血缘组织与国家形态熔铸一体。人们普遍具有中庸精神，世俗情怀和诚信理念，追求稳定、团结、统一，在文化渊源方面更多的呈现出群体和集权的倾向。
这种格外重血缘内敛、群体、集权的文化传统决定了统治阶级对待广大人民常常站在宗法关系的上层即父权的位置上，形成了以民为本的传统。
2. 春秋战国时期是青铜文明向铁器文明的转变时期。生产方式变革主要表现为铁犁牛耕推广、井田制崩溃、大量小自耕农出现，引起分封制和礼乐宗法制崩溃。小农经济迅速发展，是社会关系逐渐分裂成统治者—地主阶级和社会下层—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人民，层级分封的贵族势力日益削弱，士大夫阶层作为相对的中间阶层不稳定。
历史学家黄仁宇提出“间架性结构”，指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中间阶层，国君下辅以官僚统治集团，基层是广大的小自耕农群体，在魏晋以来，中央政府吸收创自北魏草原民族的均田制、租调至，由国君直接统领广大小自耕农的趋势不断加强。这种趋势在春秋战国时期变法削减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权威方面已有体现。
小自耕农是封建社会税赋征收的主要来源，但小农经济具有脆弱性，缺乏足够的储备积累，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弱，这客观上需要君主动用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兴修水利、赈济灾民、调节生产资料分配，因而强调统治者对人民的职责和恩惠非常重要。据统计《孟子》一书提到治水有40多次。魏特夫（魏复古）认为，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水利社会”即东方专制社会，政府控制的大规模水利建设是专制主义贯穿古代社会的原因，该说法有道理，诸如治水、征战等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人员的调配使政府形成了干预经济活动的传统，甚至有官营垄断某些行业的行为，如盐铁酒专卖。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导致容易满足的社会心理，人们不强调个体的抽象权力，而
是在世俗情怀下重视具体的衣食保暖，这让国君对人民的职责在于民富、民安、“使民足”（孔子论管仲）。
3.“与民共事”的需要加强是民本思想产生的重要原因。这在《左传》中有较多体现。 首先，是征战的需要。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频繁，目的是扩大势力，获得人口、土地以及更高政治地位，军队的兵员主要来自人民，人民中新兴的小自耕农成为主体，也有被迫参军的奴隶。为了取得胜利，统治者需要取信于民，让民众发自内心支持自己。
《庄公十年》中“曹刿论战”中，曹刿问鲁庄公：“何以战？”，庄公的前两个回答被他指出“小惠未徧（遍），民弗从也”和“小信未孚”，只有他说出“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才信然答道：“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后来的确战争胜利，取信于民的重要由此可见。
《哀公二年》中晋国正卿赵鞅与郑军作战，为了鼓舞士气，他临阵誓师：“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遂，参政），人臣隶圉免。”由此也可看出当时郡比县小。
战争需要人民而支持和投入，需要增强“综合国力”。《僖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中记载的晋楚城濮之战，插叙战前（在二十七年部分）：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这里“一战而霸，文之教也”就在于让民知义、安居、知信、知礼，国力大增。
其二，是加强社会管理的需要。
西周分封制下设有谏议制度，《国语·周语上》中召公谏厉王消弥：“……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层层分封的政治框架已经崩溃，君主的集权专制取代了贵族政治，垂直化的统治方式内也需要减少决策失误，减少伤民害民的发生，因此需要倾听民声，了解民情，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统治，民本思想应运而生。民本思想要求国君主动了解民意，要求士大夫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通过积极入世来传达民情，谏议君主的得失。
《襄公三十一年》中“子产不毁乡校”体现了统治者以民为本，倾听民生，从善改恶的治国方略。子产在《左传》中记述较多，他对外是个出色的外交家，对内则治国有方。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加强社会管理需要实现对广大民众的充分约束、控制，这也包含在民本思想中，民之本不止是利民，也有“束民”、“制民”，通过适当的镇压、打击不同意见和社会秩序破坏者，使广大民众达到君主所设想的统治秩序。
《召公二十年》中“子产论为证宽猛”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恩威并施的统治方式。子产临终告诫将要接替他为政的大叔：“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子产既强调以德服民，又重视恩威并施，“宽猛相济”，即宽和与严厉的统治方式相结合。书中后面引用孔子的一段话，恐怕真伪有疑，不过《左传》在此的“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以是和。”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社会管理也需要各类人才，此时西周的世卿世禄制已被打破，战功、才学在选拔管理中空前重要，士非常活跃，为统治者重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底层的士与小农的地位相差无几，也属于人民而非统治阶层范畴。礼贤下士体现了对人民才智和地位的重视，是实践民本思想的体现。比如齐桓公见有才能的东郭野人，五往乃见。
《襄公二十六年》中“蔡声子论晋楚材”武举因为岳父王子牟犯罪出逃而受连累，被迫也出逃，蔡声子说服楚国令尹保全了有才能的武举。联系汉代的察举制前期；隋朝开创科举制，解决庶族与士族的矛盾，扩大了官吏来源，提高了官员文化素质，“民”更多是一个下层的指向性概念，不是完全具体确定的。
其三，是发展经济的需要。
儒家有富民的经济主张，比如：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论语·子路第十三》）先富后教。管仲是法家的，他也有类似的话，有一句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这都是社会技术变革和政治变革的体现，都有以民为本的意思。
春秋以来，小农经济发展迅速，君主开始重视这种个体生产、自给自足的经济力量并给予支持。作为主要农耕区的季风区，土地连片，水旱灾害频繁，因此全国性的经济管理和国家主持的水利工程建设十分重要。君主将广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民置于庞大官僚系统的管理下，征发劳役，兴修水利，收取赋税，显然必须对人民高度重视，不管这种重视是维护个人统治的目的，还是真心想实现国安民富，让人民幸福生活。产生于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把这种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需要理想化、系统化了，于是形成了民本思想。但民本思想不是儒家专有，而是通过分析先秦文化典籍散见于各家学说并总体上统一于儒家的。
民本思想自产生起就与同时其产生的重农抑商思想紧密相连。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商人的流动性不适宜政府管理，这些所谓的弊端让统治者以重视农业为“务本”，而轻视并排斥商业，“逆末”。
民本思想也常常与平均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后者也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可以追溯到井田制经济：《孟子·滕文公上》中孟子认为实行井田制具有“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优势。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这种同一、整齐无差别但是与低水平生产力相适应的的生产方式竟然能被孟子推崇，就是他看准了这可以实现没有土地兼并，没有贫富差距的环境，形成自发平等的满足心理，以便于国君进行管理。
二、民本思想的独特性
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中民本思想是独有的，其他国家、民族和文明区域均没有中华文明中明确、系统的民本思想。
1. 与欧洲（西方文明区）文明相比独特性的原因
首先，与东方集中、内敛、群体的文化传统不同，西方具有开放、扩张、个体本位的文化传统，民主和人权而不是民本自古希腊文明起就是西方文化中的重要传统，在这种强调个人权利和能力的传统，重视个人的判断和选择，不可能出现明确、系统的把君主置于极高地位并强调群体的人民概念的文化。基督教文化在西方文明中很重要，自原始基督教就有平均主义和原始共产主义的思想，强调上帝第一位，有很强的平等理念。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克里特岛，克里特岛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地中海北岸，土地狭小而分散，自然环境开放互补，海洋性气候温和多雨，气候和自然带单一，自然资源匮乏，人口少，民族单一。
希腊人只能通过海洋寻找出路，必须与天争、与人争，在商业、航海业等外向性、机动性商品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价值理念——城邦文化的核心价值着眼取利于未知，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斗争关系，主张发展科技扩张权利，重视能力和创利未来。人们普遍具有冒险精神、宗教信仰和契约理念。
古希腊、罗马重视海外贸易和商品经济，多样化的生产经营方式导致民众不是一个群体的笼统概念，后来建立起君主制中君主没有干预经济生产的权利。当查理一世把持盐、煤、皂、酒专卖权时，换来的是《大抗议书》和议会军的进攻。
中世纪神权至高无上，总是有一个高于世俗君主的上帝，政教冲突使国家权力从未被世俗君主高度垄断。中世纪各级封建等级间权力、义务非常明确，世俗君主不能直接统领人民，“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在英国，国王通过经营自己个人的土地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1086年《土地调查清册》（末日审判书）形成了英国人“封地授自国王”的观念，但明确的契约关系根深蒂固。
查理一世宣称“君权神授”，可在广大民众包括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眼里看这是非常荒唐的，早在1215年《大宪章》和1265年西门议会开始了贵族制民主，由国君直接统领全体人民的趋势直到近代早期民族国家发展的时候才有。
那个时候，新兴的民族君主依靠新兴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者的支持扩张势力，打击教会势力，反过来推进重商主义支持工商业发展，扫除影响商品经济贸易的封建关卡和旧的社会关系，这些变化引来的是民主力量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加强，西方民主不是民本，体现民主原则的一系列革命巩固了自由主义，明确、系统的民本思想始终没有。
2. 与东方其他文明相比独特性的原因
印度文明、西亚阿拉伯文明和中亚的非穆斯林国家在古代都是农耕经济或游牧经济主导的大陆国家，也均没有产生如中国古代明确、系统的民本思想。
这主要是宗教的原因。民本思想是服务于政治经济活动的，主要是君主的政治活动，本质上目的是维护统治。地中海东部到葱岭这片大陆上建立过多个跨地域辽阔的大帝国，也有君主制的政治条件。
以英国入侵前的印度为例，在印度教的信仰下形成以村落为基本单位的社会基层组织，这封闭性极强的“自治空间”中有相匹配的祭祀、各种工匠、教师，他们以家庭和中心为主要社会关系，对社会关系的维系和敬重远远重于民族和国家意识（后者的加强最早也要算英国大规模殖民
入侵），中国式的官僚主义和常规的社会性管理几乎不需要，南亚建起过的几个帝国内部也是松散的，但是高度稳定，生产方式长期不变，因此宗教让诸如印度、阿拉伯等国家社会长期保持了符合教义和理想化的稳定状态。有的国家政教合一，到目前社会管理还非常落后，需要借助一些原始的方式，最高宗教领袖同时也是国家的领袖，对内的社会管理由宗教已经实现，所以无需发展世俗社会才有的民本思想；宗教文化充斥头脑，也没有民本思想发展的思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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