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奥尔多・利奥波德是美国著名的生态伦理学家，也是最早系统深入地研究整体主义伦理观的哲学家。他在其遗著《沙乡年鉴》中，提出了“荒野的价值”与“大地伦理” 等生态伦理理论，集中阐述了其生态整体主义的理论体系。本文正是对利奥波德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容进行了全面考察。 Abstract: As one of the theorists in Ecological Ethics, Aldo Leopold is also a philosopher who initiated the study of ethical holism systematically. In his posthumous work "A Sand County Almanac", Leopold put forward many theories of ecological ethics, such as "the Value of Wildness", "the Land Ethic" etc., expatiating his theory system of ecological holism. This article elaborated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tents of Leopold’s ecological holism thoughts. 关键词： 奥尔多・利奥波德；生态整体主义；大地伦理；荒野价值 Key words: Aldo Leopold；Ecological Holism；Land Ethics；Wilderness Values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4-0324-02 0引言 近代以来，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和人类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导致全球环境危机，人与自然的矛盾达到了尖锐对立的程度，现代社会全球性的环境危机要求我们从哲学的高度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思考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伦理学发展史上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本文通过对利奥波德整个思想的考察，发现他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形成历经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早期他追随当时流行的保护主义观点，这一观点认为人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对自然的保护仅是为了人类长远的利益。后来随着实践的深入，逐渐转向了保存主义者“为自然而保护自然”的观点，最后由于受到生态学的启发进而形成了以大地伦理为主的一整套生态整体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构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激进的环境主义运动的思想火炬，是生态学发展史上较早自觉而系统地阐发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思想体系。 1利奥波德的生态思想的形成 利奥波德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形成，贯穿了其整个职业生涯的始终，其间历经了重大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最终才得以确立并日趋成熟。这主要包含三个重要的阶段。 1.1 保护主义观点的确立美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世界上极少有国家可以与之匹敌。在殖民地时代和建国之初，人们认为美国的自然资源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而不懂得珍惜。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美国经济呈现高速发展的趋势，到90年代末，美国已拥有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整个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以消耗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极为惊人，这些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导致了自然资源的不断破坏和浪费。[1]美国政府对自然资源管理是非常重视的，他们注意到林业资源破坏严重，而19世纪后期美国有关森林的法令并未能建立起一项能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政策，甚至不存在一项有效地利用国家森林的政策。此时早期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的呼吁已经唤起了人们的注意，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资源问题的重要性，从而促进了20世纪初期实用主义保护思想的诞生和发展。 当时的美国林业部部长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是盛行的实用主义保护思想又称功利主义保护思想的先驱，他认为资源保护是为了人类得以持久开发和利用地球及其资源。并且强调，在一个按着传统的掠夺、搜刮一空、然后滚蛋的边疆人的方式去浪费其自然宝藏的社会中，繁荣会永远失去保障。他需要一个从长远着眼的精心管理的规划来替代，这个规划将把资源开发置于一个完全理想和有效的基础上。这种管理的目的将不是为了私人获利或者进一步的财富集中，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利益。[2]他的思想被简述为“明智的使用”。当时大多数学生成为这种思想的拥护者，成为这种保护思想的忠实执行者。利奥波德早期就学的耶鲁大学林学院正是在平肖家族的资助下成立的，由于接受了平肖的环境保护思想，同样成为了保护主义观点的追随者。 1.2 向保存主义的转变20世纪30年代，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名声鹊起，他被人称为“生态学创立之前的生态学家”，他说：“我脚下的地球不是一个僵死的、没有活力的物体，它是一个拥有精神的躯体，一个受其精神支配的流变的有机体。”[3]他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德原则，他把大自然及其创造物视为一个社会，人、动物、植物是伙伴和邻居，是这个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人没有权利使地球只适合于自己，人要享受自然和谐，必须要“融于自然”。其次，梭罗有着深邃的自然思想，他从爱默生的超验主义立场出发，强调自然有不依赖于人的独立价值，自然界是节俭的和经济的，它没有“废物”和“多余”，从而维护了地球生命的有机整体性。他指出“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4]提出了荒野的价值。 梭罗的名声鹊起得益于另一位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领袖人物约翰・缪尔（John Muir）。缪尔是自然和野生生物的环境保存主义（preservationists）的代表人物。保存主义者从美学价值出发主张保护自然的美丽，呼吁建立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阻止在国家公园里进行树木砍伐、矿藏开采，这与当时盛行的保护主义思想不同。利奥波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汲取了梭罗“荒野”思想的精髓，通过不断加深对自然的认识，反思自己所执行的相关政策的科学性，摆脱了盛行的实用主义保护思想，超越经济视野去评价自然的价值，接受了保存主义的观点。 1.3 生态整体主义观的形成生态学（ecology）是研究有机体彼此之间以及整体与其环境之间交互关系的一门科学。从一开始，生态学关注的就是“共同体”（community）、“生态系统”（ecosystem）和“整体”（holism），它揭示了一幅与工业时代完全不同的自然图景，其中心思想强调的是整体与联系。于是，这种被称之为整体论的自然观构成了生态整体主义者反思生态危机、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最重要的理论依据。长期以来，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为典范的科学具有高度分析性，它们对世界的理解是还原论和机械论的。然而，这种世界观（自然观）是错误的，它所指导的人类实践是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实践，所导致的恶果就是全球生态遭到破坏。而生态学则是一种高度综合性的实证科学，它从正面倡导一种整体论和有机论的世界观（自然观）。它不仅定量分析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特征，还注重把握生态系统的整体状态，并对地球生态系统进行整体性研究。 20世纪30年代后期，作为新兴学科的生态学正逐渐揭开自然界的秘密，而利奥波德是第一个领悟其中含义的人，他从生态学的发展中不仅借用了生态学中的生态金字塔、食物链、小生境等概念，也吸取了生态学关于共同体、生态系统和整体的理论因素。利奥波德吸收了生态学的发展成果，看到了生态学与环境伦理学的关系：生态学是环境伦理学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由此，利奥波德在接受了保存主义观点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一整套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 2利奥波德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 20 世纪30年代以后，利奥波德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逐渐形成并日趋成熟。在1933年5月1日发表于《林业杂志》上的“自然保护伦理”一文中，利奥波德表述了他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在 1947年撰写的《沙乡年鉴》一书里的“大地伦理”一章中得到了完善。其思想主要表现在“荒野的价值”与“大地伦理”两个方面。 2.1 荒野的价值荒野（wildness），即荒蛮的野地，或者说是指“生态规律起主导作用，没有人或虽有人到过、干预过，但没有制约或影响自然规律起主导作用的非人工的陆地自然环境如原始森林、湿地、草原和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的基地等。”[5]然而，在工业文明时代，荒野被当作是征服的对象。利奥波德指出，人们往往认为“看不到的荒野是没有价值的；因而普遍地认为，一个未曾使用过的偏僻地区对社会是无用的”，[6]人类“为休闲而用荒野”、“为科学而用荒野”、“为野生动物而用荒野”。这样一来，荒野地区便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类打上了文化的烙印，被劈得起七零八落，只剩下一个个原始自然的残迹。就算是这些残留的荒野地区，也几乎不能逃脱人们的侵犯，人类在荒野的基础上创造人类自己的文化。这种环境保护主义思想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维护荒野的经济价值，但更应该肯定荒野的内在价值。 利奥波德认为，荒野“是人类从中锤炼出那种被称为文明成品的原材料”[7]，具有不可毁灭的价值。“荒野为人类提供种种服务，它对人类的科学、人类的精神、人类的娱乐等均做出过重大贡献，以后还将起到重要作用”[8]。肯定荒野的价值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诞生。这种新文明形态要求我们改变做大自然统治者的传统观念，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新的关系中，人类不再是自然的统治者、立法者，而只是自然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与自然共生共荣的伙伴；人不能仅仅根据自身的利益行事，也不能只注重自然界对人的工具价值，而是要尊重自然自身的内在价值，严肃履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伟大使命。虽然人类发展自己的文明，必然会侵占荒野、减少荒野。但是，我们必须十分清醒，荒野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类离不开荒野，但却不能创造荒野。“荒野是一种只会减少不能增加的资源。为了维护荒野为娱乐、为科学、为野生动物而用的能力，只能在某种程度上阻止或改变对荒野的入侵，总的来说，要创造新的荒野是不可能的。”[9] 2.2 大地伦理“大地伦理”是《沙乡年鉴》的重中之重，更是利奥波德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基石。“大地伦理”主要有两个方面观点：“大地共同体”和大地伦理原则。 2.2.1 大地共同体利奥波德对人类伦理观念的演变顺序进行了简要地考察，发现人的伦理观念是按照三个层次来发展的。“最初的伦理观念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摩西十诫’就是一例。后来所增添的内容则是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圣经中的金科玉律力图使个人与社会取得一致；民主则试图使社会组织与个人协调起来。”[10]这两个层次的伦理观都未给伦理学带来实质性的改变，道德范围始终还是局限于人类社会之中。随着生态学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不断加深，利奥波德提出要将道德边界向大地（自然）扩展，进而提出了“大地共同体”的概念。 利奥波德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大地的关系，“大地伦理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大地。”[11]利奥波德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待大地，认为地球上人与其他生物都生存于这个“大地共同体”当中。在这个共同体内，每个成员都有它继续存在的权利。或者“至少是在某些方面，它们要有继续存在于―种自然状态下的权利”。[12]他坚持人与大地上的一切物种平等。“大地伦理就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12] 2.2.2 大地伦理原则传统自然保护政策只把自然当作资源来保护和管理，全然不考虑土地的内在价值。它强调的是土地经济利用的可行性，并且认为永远只具有经济利用的可行性；人们只是以经济动机为出发点对自然进行价值评价，只是从经济动机出发采取利用和保护自然的措施。然而，利奥波德指出，“在一个全部是以经济动机为出发点的资源保护体系中，一个最基本的弱点是，土（大）地共同体的大部分成员都不具有经济价值”[13]。况且，“缺乏经济价值有时不仅是某些品种，或某些类别的特点，而且是某些整体性的生物群共同体的特点，如沼泽、泥塘、沙丘，亦即‘沙漠’就是例子”[14]。据此，他认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要把社会觉悟从人延伸到土地。”[15} 在传统的自然保护系统中完全以经济价值为基础，以单一经济私利为目的，任意毁坏那些没有商业价值的物种和生物群落，这恰恰毁掉了大地系统的完整性，毁掉了大地维持生命的完善功能。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完全以经济私利为基础的大地利用策略并没有解决好人类自身的生存问题，反而恶化了人与土地共同体的关系。因为它往往忽视，进而排除那些在土地共同体中没有任何商业价值的许多成员，但是，排除的那些成员正是大地系统完善功能的基础。因此，利奥波德认为：“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16]利奥波德的这段简单的话语基本上就将大地伦理原则作了交待。在利奥波德看来，生态系统或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与美丽是其所有成员的福祉，也是对生命最为重要的事情。简言之，“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保持生物物种的多样性，保持土地完整无损的行为就是合乎大地伦理学的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17] 3结语 在环境伦理理论和环境保护实践中，利奥波德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可能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虽然，利奥波德在从保护主义思想转向保存主义思想上表现得相当迟缓，但是一旦转过来，他便以其雄辩和准确性为优势，并引入了生态学的思考，迅速发展了一套自己独特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利奥波德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惊人之举就在于他肯定了荒野的价值，提出了大地伦理的重要思想，将人类转变为大自然家庭中的普通公民，并提出以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美丽作为评价任何行为的基础。《沙乡年鉴》和大地伦理的问世不仅表明人类对于环境的认识实现了一次本质性的升华和突破，而且预示着“生态整体主义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1]张延杰.20世纪60年代美国环境保护意识的产生[J].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22-27. [2]康纳德.沃斯特著.侯文蕙译.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M].商务印书馆，1999:313. [3]余谋昌.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6. [4]A.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4. [5]叶平.生态哲学视野下的荒野[J].哲学研究，2004（10）：64-69. [6]A.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66. [7]A.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78. [8]余谋昌.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86. [9]Susan Flader & J. Baird Callicott. The River of the Mother of God [M].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278. [10]A.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2. [11]A.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3. [12]A.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4. [13]A.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00. [14]A.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01. [15]A.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9. [16]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的沉思[M].侯文蕙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223. [17]章海荣.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07.
摘要： 奥尔多・利奥波德是美国著名的生态伦理学家，也是最早系统深入地研究整体主义伦理观的哲学家。他在其遗著《沙乡年鉴》中，提出了“荒野的价值”与“大地伦理” 等生态伦理理论，集中阐述了其生态整体主义的理论体系。本文正是对利奥波德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容进行了全面考察。 Abstract: As one of the theorists in Ecological Ethics, Aldo Leopold is also a philosopher who initiated the study of ethical holism systematically. In his posthumous work "A Sand County Almanac", Leopold put forward many theories of ecological ethics, such as "the Value of Wildness", "the Land Ethic" etc., expatiating his theory system of ecological holism. This article elaborated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tents of Leopold’s ecological holism thoughts. 关键词： 奥尔多・利奥波德；生态整体主义；大地伦理；荒野价值 Key words: Aldo Leopold；Ecological Holism；Land Ethics；Wilderness Values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4-0324-02 0引言 近代以来，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和人类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导致全球环境危机，人与自然的矛盾达到了尖锐对立的程度，现代社会全球性的环境危机要求我们从哲学的高度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思考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伦理学发展史上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本文通过对利奥波德整个思想的考察，发现他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形成历经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早期他追随当时流行的保护主义观点，这一观点认为人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对自然的保护仅是为了人类长远的利益。后来随着实践的深入，逐渐转向了保存主义者“为自然而保护自然”的观点，最后由于受到生态学的启发进而形成了以大地伦理为主的一整套生态整体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构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激进的环境主义运动的思想火炬，是生态学发展史上较早自觉而系统地阐发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思想体系。 1利奥波德的生态思想的形成 利奥波德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形成，贯穿了其整个职业生涯的始终，其间历经了重大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最终才得以确立并日趋成熟。这主要包含三个重要的阶段。 1.1 保护主义观点的确立美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世界上极少有国家可以与之匹敌。在殖民地时代和建国之初，人们认为美国的自然资源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而不懂得珍惜。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美国经济呈现高速发展的趋势，到90年代末，美国已拥有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整个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以消耗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极为惊人，这些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导致了自然资源的不断破坏和浪费。[1]美国政府对自然资源管理是非常重视的，他们注意到林业资源破坏严重，而19世纪后期美国有关森林的法令并未能建立起一项能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政策，甚至不存在一项有效地利用国家森林的政策。此时早期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的呼吁已经唤起了人们的注意，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资源问题的重要性，从而促进了20世纪初期实用主义保护思想的诞生和发展。 当时的美国林业部部长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是盛行的实用主义保护思想又称功利主义保护思想的先驱，他认为资源保护是为了人类得以持久开发和利用地球及其资源。并且强调，在一个按着传统的掠夺、搜刮一空、然后滚蛋的边疆人的方式去浪费其自然宝藏的社会中，繁荣会永远失去保障。他需要一个从长远着眼的精心管理的规划来替代，这个规划将把资源开发置于一个完全理想和有效的基础上。这种管理的目的将不是为了私人获利或者进一步的财富集中，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利益。[2]他的思想被简述为“明智的使用”。当时大多数学生成为这种思想的拥护者，成为这种保护思想的忠实执行者。利奥波德早期就学的耶鲁大学林学院正是在平肖家族的资助下成立的，由于接受了平肖的环境保护思想，同样成为了保护主义观点的追随者。 1.2 向保存主义的转变20世纪30年代，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名声鹊起，他被人称为“生态学创立之前的生态学家”，他说：“我脚下的地球不是一个僵死的、没有活力的物体，它是一个拥有精神的躯体，一个受其精神支配的流变的有机体。”[3]他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德原则，他把大自然及其创造物视为一个社会，人、动物、植物是伙伴和邻居，是这个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人没有权利使地球只适合于自己，人要享受自然和谐，必须要“融于自然”。其次，梭罗有着深邃的自然思想，他从爱默生的超验主义立场出发，强调自然有不依赖于人的独立价值，自然界是节俭的和经济的，它没有“废物”和“多余”，从而维护了地球生命的有机整体性。他指出“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4]提出了荒野的价值。 梭罗的名声鹊起得益于另一位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领袖人物约翰・缪尔（John Muir）。缪尔是自然和野生生物的环境保存主义（preservationists）的代表人物。保存主义者从美学价值出发主张保护自然的美丽，呼吁建立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阻止在国家公园里进行树木砍伐、矿藏开采，这与当时盛行的保护主义思想不同。利奥波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汲取了梭罗“荒野”思想的精髓，通过不断加深对自然的认识，反思自己所执行的相关政策的科学性，摆脱了盛行的实用主义保护思想，超越经济视野去评价自然的价值，接受了保存主义的观点。 1.3 生态整体主义观的形成生态学（ecology）是研究有机体彼此之间以及整体与其环境之间交互关系的一门科学。从一开始，生态学关注的就是“共同体”（community）、“生态系统”（ecosystem）和“整体”（holism），它揭示了一幅与工业时代完全不同的自然图景，其中心思想强调的是整体与联系。于是，这种被称之为整体论的自然观构成了生态整体主义者反思生态危机、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最重要的理论依据。长期以来，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为典范的科学具有高度分析性，它们对世界的理解是还原论和机械论的。然而，这种世界观（自然观）是错误的，它所指导的人类实践是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实践，所导致的恶果就是全球生态遭到破坏。而生态学则是一种高度综合性的实证科学，它从正面倡导一种整体论和有机论的世界观（自然观）。它不仅定量分析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特征，还注重把握生态系统的整体状态，并对地球生态系统进行整体性研究。 20世纪30年代后期，作为新兴学科的生态学正逐渐揭开自然界的秘密，而利奥波德是第一个领悟其中含义的人，他从生态学的发展中不仅借用了生态学中的生态金字塔、食物链、小生境等概念，也吸取了生态学关于共同体、生态系统和整体的理论因素。利奥波德吸收了生态学的发展成果，看到了生态学与环境伦理学的关系：生态学是环境伦理学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由此，利奥波德在接受了保存主义观点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一整套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 2利奥波德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 20 世纪30年代以后，利奥波德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逐渐形成并日趋成熟。在1933年5月1日发表于《林业杂志》上的“自然保护伦理”一文中，利奥波德表述了他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在 1947年撰写的《沙乡年鉴》一书里的“大地伦理”一章中得到了完善。其思想主要表现在“荒野的价值”与“大地伦理”两个方面。 2.1 荒野的价值荒野（wildness），即荒蛮的野地，或者说是指“生态规律起主导作用，没有人或虽有人到过、干预过，但没有制约或影响自然规律起主导作用的非人工的陆地自然环境如原始森林、湿地、草原和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的基地等。”[5]然而，在工业文明时代，荒野被当作是征服的对象。利奥波德指出，人们往往认为“看不到的荒野是没有价值的；因而普遍地认为，一个未曾使用过的偏僻地区对社会是无用的”，[6]人类“为休闲而用荒野”、“为科学而用荒野”、“为野生动物而用荒野”。这样一来，荒野地区便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类打上了文化的烙印，被劈得起七零八落，只剩下一个个原始自然的残迹。就算是这些残留的荒野地区，也几乎不能逃脱人们的侵犯，人类在荒野的基础上创造人类自己的文化。这种环境保护主义思想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维护荒野的经济价值，但更应该肯定荒野的内在价值。 利奥波德认为，荒野“是人类从中锤炼出那种被称为文明成品的原材料”[7]，具有不可毁灭的价值。“荒野为人类提供种种服务，它对人类的科学、人类的精神、人类的娱乐等均做出过重大贡献，以后还将起到重要作用”[8]。肯定荒野的价值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诞生。这种新文明形态要求我们改变做大自然统治者的传统观念，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新的关系中，人类不再是自然的统治者、立法者，而只是自然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与自然共生共荣的伙伴；人不能仅仅根据自身的利益行事，也不能只注重自然界对人的工具价值，而是要尊重自然自身的内在价值，严肃履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伟大使命。虽然人类发展自己的文明，必然会侵占荒野、减少荒野。但是，我们必须十分清醒，荒野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类离不开荒野，但却不能创造荒野。“荒野是一种只会减少不能增加的资源。为了维护荒野为娱乐、为科学、为野生动物而用的能力，只能在某种程度上阻止或改变对荒野的入侵，总的来说，要创造新的荒野是不可能的。”[9] 2.2 大地伦理“大地伦理”是《沙乡年鉴》的重中之重，更是利奥波德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基石。“大地伦理”主要有两个方面观点：“大地共同体”和大地伦理原则。 2.2.1 大地共同体利奥波德对人类伦理观念的演变顺序进行了简要地考察，发现人的伦理观念是按照三个层次来发展的。“最初的伦理观念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摩西十诫’就是一例。后来所增添的内容则是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圣经中的金科玉律力图使个人与社会取得一致；民主则试图使社会组织与个人协调起来。”[10]这两个层次的伦理观都未给伦理学带来实质性的改变，道德范围始终还是局限于人类社会之中。随着生态学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不断加深，利奥波德提出要将道德边界向大地（自然）扩展，进而提出了“大地共同体”的概念。 利奥波德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大地的关系，“大地伦理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大地。”[11]利奥波德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待大地，认为地球上人与其他生物都生存于这个“大地共同体”当中。在这个共同体内，每个成员都有它继续存在的权利。或者“至少是在某些方面，它们要有继续存在于―种自然状态下的权利”。[12]他坚持人与大地上的一切物种平等。“大地伦理就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12] 2.2.2 大地伦理原则传统自然保护政策只把自然当作资源来保护和管理，全然不考虑土地的内在价值。它强调的是土地经济利用的可行性，并且认为永远只具有经济利用的可行性；人们只是以经济动机为出发点对自然进行价值评价，只是从经济动机出发采取利用和保护自然的措施。然而，利奥波德指出，“在一个全部是以经济动机为出发点的资源保护体系中，一个最基本的弱点是，土（大）地共同体的大部分成员都不具有经济价值”[13]。况且，“缺乏经济价值有时不仅是某些品种，或某些类别的特点，而且是某些整体性的生物群共同体的特点，如沼泽、泥塘、沙丘，亦即‘沙漠’就是例子”[14]。据此，他认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要把社会觉悟从人延伸到土地。”[15} 在传统的自然保护系统中完全以经济价值为基础，以单一经济私利为目的，任意毁坏那些没有商业价值的物种和生物群落，这恰恰毁掉了大地系统的完整性，毁掉了大地维持生命的完善功能。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完全以经济私利为基础的大地利用策略并没有解决好人类自身的生存问题，反而恶化了人与土地共同体的关系。因为它往往忽视，进而排除那些在土地共同体中没有任何商业价值的许多成员，但是，排除的那些成员正是大地系统完善功能的基础。因此，利奥波德认为：“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16]利奥波德的这段简单的话语基本上就将大地伦理原则作了交待。在利奥波德看来，生态系统或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与美丽是其所有成员的福祉，也是对生命最为重要的事情。简言之，“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保持生物物种的多样性，保持土地完整无损的行为就是合乎大地伦理学的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17] 3结语 在环境伦理理论和环境保护实践中，利奥波德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可能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虽然，利奥波德在从保护主义思想转向保存主义思想上表现得相当迟缓，但是一旦转过来，他便以其雄辩和准确性为优势，并引入了生态学的思考，迅速发展了一套自己独特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利奥波德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惊人之举就在于他肯定了荒野的价值，提出了大地伦理的重要思想，将人类转变为大自然家庭中的普通公民，并提出以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美丽作为评价任何行为的基础。《沙乡年鉴》和大地伦理的问世不仅表明人类对于环境的认识实现了一次本质性的升华和突破，而且预示着“生态整体主义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1]张延杰.20世纪60年代美国环境保护意识的产生[J].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22-27. [2]康纳德.沃斯特著.侯文蕙译.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M].商务印书馆，1999:313. [3]余谋昌.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6. [4]A.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4. [5]叶平.生态哲学视野下的荒野[J].哲学研究，2004（10）：64-69. [6]A.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66. [7]A.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78. [8]余谋昌.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86. [9]Susan Flader & J. Baird Callicott. The River of the Mother of God [M].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278. [10]A.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2. [11]A.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3. [12]A.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4. [13]A.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00. [14]A.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01. [15]A.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9. [16]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的沉思[M].侯文蕙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223. [17]章海荣.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