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絮语》的结构匠心旨在反恋爱故事的结构。诸篇章常常以某一生动的场景或情境起首，完全可以任其自然地行生出一个个爱情场景或故事，但行文却常常戛然而止。为什么不继续下去？为什么不干脆写部小说？巴特认为对情话的感悟和灼见（version）从根本上说是片断的、不连续的。恋人往往是思绪万千，语丝杂乱。种种意念常常是稍纵即逝。陡然的节外生枝，莫名其妙油然而生的妒意，失约的懊恼，等待的焦灼……都会在喃喃的语流中激起波澜，打破原有的涟漪，漾向别的流向。巴特神往的就是“恋人心中掀起的语言波澜的湍流”（就像诗人叶芝从飞旋的舞姿中瞥见一种永恒的和谐一样）。“像一个细心的厨师他留意不让语言变稠，变粘”（莱奇《解构主义引论》第112页）。
由此巴特将绵绵语丝斩为片断，无意雕凿拼凑一个有头有尾的爱情故事。在他看来，一个精心建构的首尾相顾、好事多磨的爱情故事是“社会以一种异己的语言让恋人与社会妥协的方式“（《Le grain de la voix》第267页）。敷设这样―段故事不啻是编织一个束缚自己的罗网。真正为爱情而痛苦的恋人既没有从这种妥协中获益，也没有能成为这种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爱情不可能构成故事，它只能是一番感受，几段思绪，诸般情境，寄托在一片痴愚之中，剪不断理还乱。因此《絮语》的结构设想就是要碎拆习见的恋爱故事结构，即使是片断情景的排列，也不是依从常人所理解的爱情发展顺序（如一见钟情之后便是焦灼期待等等）。
全书的诸般情境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其用心在于避免导致某种（用偶然的，随心所欲的排列而引起的）误会——似乎作者在煞费苦心的排列中要传递某种“爱情哲学“或某种”思想体系”，而这正是巴特所要避免的，书中的所谓“恋人“是一个复合体；纯洁幻想的恋人与智慧深邃的作者的结合，想象的激情与冷静的自制（表现力）的统一（就像任何一部作品的诞生一样）。这里应该提醒读者体味巴特的苦心：反恋爱故事，即着力表现恋人的想象激情，而不是”故事”或“正确表达”，这种辞典式的罗列形式透出了―种冷静，是一种不加掩饰文饰的表达方式似乎告诉人们，这里面既没有隐私，也不是什么自白，同时也揭示了恋人并不是个什么不同凡响的人杰，而只是一个在习见与陈词中挑拣的现代文化人。恋人在表演恋人的角色，这个角色由习俗监理决定：艺术提供给他服堂情绪和词句，他的痛苦是可望不可及而产生的焦虑；他无法越过陈规的雷池以更直接的形式实现他的渴求，他不得不对符号加上臆想的虚线（延长线）。爱人的虚位乌有即“不在“成了仅有的存在。
恋人在这种虚拟的”存在”上宜泄恋物象征和释义的激情，这一模式在西方自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14世纪诗人彼得拉克始，就不知有多少文人骚客竞相搬弄演行。巴特的独创之处是赋予其浓厚的符号学色彩，热恋中的自我是一部热情的机器，拼命制造符号，然后供自己消费。说到底《絮语》便是对正在叙述中的恋人的写照，尽管它带有法国文学自17世纪以来细腻的心理刻画这一传统的印迹，但它却不是要表现―个假定的或特定的什么人，而是展示了一个充分体现主体意义的“我”，呈现为一种产生发展建构、流动开放的过程，过程的实现完全是凭借语言的构造。语言不是主体意义的表达；相反，是语言铸就了主体，铸就了“我”。因此《絮语》中的“我”是多元的、不确定的、无性别的、流动的、多声部的。
整个文本以及贯穿这部文本的无序与无定向性是解构主义大师巴特向终极意义挑战的一种尝试，这样说来《絮语》又是一个典型的解构主义文本，我刚动手译这本书时，就不断有人用最质朴的问题困扰我“这是一本关于什么的书？”结果我只能很费力地挤出一串嗫嚅的省略号。很谙个中三昧的一位“行家”作出高深莫测状告诉我：这是本“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书，那么，在乎山水？不然，巴特这翁压根儿就矢口否认有什么“意”，无所寄寓满不在乎。
——那不成了胡话了吗？
——对了，胡话，痴言，谵语正是巴特所神往的一种行文载体，一种没有中心意义的，快节奏的狂热的语言活动，一种纯净超脱的语言乌托邦境界。沉溺于这种“无底的，无真谛的语言喜剧”便是对终极意义的否定的根本方式。遥望天际，那分明的一道地平线难道就是大地的终段？不，它可以无限制地伸展。语言的地平线又何尝不是这样。
（本文为汪耀进《罗兰·巴特和他的〈恋人絮语〉》节选，摘自罗兰·巴特《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文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王耀进 武佩荣 译）
《絮语》的结构匠心旨在反恋爱故事的结构。诸篇章常常以某一生动的场景或情境起首，完全可以任其自然地行生出一个个爱情场景或故事，但行文却常常戛然而止。为什么不继续下去？为什么不干脆写部小说？巴特认为对情话的感悟和灼见（version）从根本上说是片断的、不连续的。恋人往往是思绪万千，语丝杂乱。种种意念常常是稍纵即逝。陡然的节外生枝，莫名其妙油然而生的妒意，失约的懊恼，等待的焦灼……都会在喃喃的语流中激起波澜，打破原有的涟漪，漾向别的流向。巴特神往的就是“恋人心中掀起的语言波澜的湍流”（就像诗人叶芝从飞旋的舞姿中瞥见一种永恒的和谐一样）。“像一个细心的厨师他留意不让语言变稠，变粘”（莱奇《解构主义引论》第112页）。
由此巴特将绵绵语丝斩为片断，无意雕凿拼凑一个有头有尾的爱情故事。在他看来，一个精心建构的首尾相顾、好事多磨的爱情故事是“社会以一种异己的语言让恋人与社会妥协的方式“（《Le grain de la voix》第267页）。敷设这样―段故事不啻是编织一个束缚自己的罗网。真正为爱情而痛苦的恋人既没有从这种妥协中获益，也没有能成为这种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爱情不可能构成故事，它只能是一番感受，几段思绪，诸般情境，寄托在一片痴愚之中，剪不断理还乱。因此《絮语》的结构设想就是要碎拆习见的恋爱故事结构，即使是片断情景的排列，也不是依从常人所理解的爱情发展顺序（如一见钟情之后便是焦灼期待等等）。
全书的诸般情境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其用心在于避免导致某种（用偶然的，随心所欲的排列而引起的）误会——似乎作者在煞费苦心的排列中要传递某种“爱情哲学“或某种”思想体系”，而这正是巴特所要避免的，书中的所谓“恋人“是一个复合体；纯洁幻想的恋人与智慧深邃的作者的结合，想象的激情与冷静的自制（表现力）的统一（就像任何一部作品的诞生一样）。这里应该提醒读者体味巴特的苦心：反恋爱故事，即着力表现恋人的想象激情，而不是”故事”或“正确表达”，这种辞典式的罗列形式透出了―种冷静，是一种不加掩饰文饰的表达方式似乎告诉人们，这里面既没有隐私，也不是什么自白，同时也揭示了恋人并不是个什么不同凡响的人杰，而只是一个在习见与陈词中挑拣的现代文化人。恋人在表演恋人的角色，这个角色由习俗监理决定：艺术提供给他服堂情绪和词句，他的痛苦是可望不可及而产生的焦虑；他无法越过陈规的雷池以更直接的形式实现他的渴求，他不得不对符号加上臆想的虚线（延长线）。爱人的虚位乌有即“不在“成了仅有的存在。
恋人在这种虚拟的”存在”上宜泄恋物象征和释义的激情，这一模式在西方自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14世纪诗人彼得拉克始，就不知有多少文人骚客竞相搬弄演行。巴特的独创之处是赋予其浓厚的符号学色彩，热恋中的自我是一部热情的机器，拼命制造符号，然后供自己消费。说到底《絮语》便是对正在叙述中的恋人的写照，尽管它带有法国文学自17世纪以来细腻的心理刻画这一传统的印迹，但它却不是要表现―个假定的或特定的什么人，而是展示了一个充分体现主体意义的“我”，呈现为一种产生发展建构、流动开放的过程，过程的实现完全是凭借语言的构造。语言不是主体意义的表达；相反，是语言铸就了主体，铸就了“我”。因此《絮语》中的“我”是多元的、不确定的、无性别的、流动的、多声部的。
整个文本以及贯穿这部文本的无序与无定向性是解构主义大师巴特向终极意义挑战的一种尝试，这样说来《絮语》又是一个典型的解构主义文本，我刚动手译这本书时，就不断有人用最质朴的问题困扰我“这是一本关于什么的书？”结果我只能很费力地挤出一串嗫嚅的省略号。很谙个中三昧的一位“行家”作出高深莫测状告诉我：这是本“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书，那么，在乎山水？不然，巴特这翁压根儿就矢口否认有什么“意”，无所寄寓满不在乎。
——那不成了胡话了吗？
——对了，胡话，痴言，谵语正是巴特所神往的一种行文载体，一种没有中心意义的，快节奏的狂热的语言活动，一种纯净超脱的语言乌托邦境界。沉溺于这种“无底的，无真谛的语言喜剧”便是对终极意义的否定的根本方式。遥望天际，那分明的一道地平线难道就是大地的终段？不，它可以无限制地伸展。语言的地平线又何尝不是这样。
（本文为汪耀进《罗兰·巴特和他的〈恋人絮语〉》节选，摘自罗兰·巴特《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文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王耀进 武佩荣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