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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
大学网络教育学毕 业 论 文 《论闻一多的诗》 学 生 罗小玉 学 号 [1**********]22 专 业 汉语言文学教育 层 次 专升本 通讯地址 福建省建阳市小湖中心小学 邮政编码 354211 指导教师 蓝露怡
院目：
西南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毕业论文（设计）评定表
论闻一多的诗
摘要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诗坛、尤其是“新月派”的一名主将，也是新格律诗最重要的理论奠定者，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在文学领域既以诗的创作蜚声文坛，也以对新诗的批评和新诗的理论探讨引人注目。
特别是对诗歌的看法中形成自己的一些原则。五四时期，中国曾经出现全盘西化的论调，新诗创作受到欧美诗歌的影响，表现出过于“欧化”和“散文化”倾向，闻一多旗帜鲜明地作了批评。他从自然美与艺术美的根本关系上，论证了诗要有格律。
他说：“格律可以从两方面讲：1、属于视觉方面的，2、属于听觉方面的。关键词：民族情感，三美，诗与史，神秘美的探求
目 录
摘要„„„„„„„„„„„„„„„„„„„3 绪论„„„„„„„„„„„„„„„„„„„„„„„„„5 本论„„„„„„„„„„„„„„„„„„„„„5
一、有着深沉的民族情感 „„„„„„„„„„„„„„„„„„„5
二、对诗歌独特的理解——“三美” „„„„„„„„„„„„„„„6
（一）、说“音乐美”。
（二）、 说“绘画美”。
（三）、说“建筑美”。
三、诗歌创作中神秘美的探求„„„„„„„„„„„„„„„„„7
（一）、在梦与幻中探求。
（二）、在意象和象征中探求。
（三）、在死亡的意象中探求。
四、诗与史的结合„„„„„„„„„„„„„„„„„„„„„9
（一）、诗人从“诗”读“史”
（二）、诗人读“诗”论“史”
（三）、“诗”、“史”融合
结 论„„„„„„„„„„„„„„„„„„„„„„„„„„11 参考文献„„„„„„„„„„„„„„„„„„„„„„„„11 致谢„„„„„„„„„„„„„„„„„„„„„„11
绪论：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诗坛、尤其是“新月派”的一名主将，也是新格律诗最重要的理论奠定者，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我在分析了闻一多的诗之后，觉得他的诗有这些方面的特色：在文学领域既以诗的创作蜚声文坛，也以对新诗的批评和新诗的理论探讨引人注目。特别是对诗歌的看法中形成自己的一些原则。认为格律化新诗创作的美学原则就是“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三者的结合。同是对“神秘美”也有着不断地探求。除此之外他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带来了其文学史研究中浓于情绪，富于幻想，敢于创新的特点。现在我进行详细阐述以下几点拙见。
本论：
一、有着深沉的民族情感
闻一多是新格律诗派的代表诗人，在文学领域既以诗的创作蜚声文坛，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闻一多先生在《七子之歌》的开篇直抒胸臆：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诗人作《凯风》以愍之。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凯风》之七子，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斗云尔。国疆崩丧，积日既久，国人视之漠然，不见夫法兰西之ALSACE-LORRAINE耶?“精诚所至，金石能开。”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如今，“七子”中只有台湾尚未回归祖国。当年闻一多先生在《七子之歌——台湾》中写道：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我胸中还氤氲着郑氏的英魂，精忠的赤血点染了我的家传。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城一战，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在诗人的感染下多少的爱国人士追随他为我们当时的国家奔波前行。充分体现出他是一位有着深沉的民族情感的爱国诗人。
二、对诗歌独特的理解——“三美”
五四时期，中国曾经出现全盘西化的论调，新诗创作受到欧美诗歌的影响，表现出过于“欧化”和“散文化”倾向。如胡适主张要把诗变得“和言语一样”；郭沫若提出诗只是一种“自然流露”，“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对新诗中不重视格律的倾向，闻一多旗帜鲜明地作了批评。他从自然美与艺术美的根本关系上，论证了诗要有格律。在闻一多看来，“自然界当然不是绝对没有 美的。自然界里面也可以发现出美来，不过 那是偶然的事。”[1]艺术重在创造，也就是说，诗是“做”出来的。1926年5月，闻一多发表了《诗的格律》一文，文中说:“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觉得格律的缚束。对于不会做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2]为了创立“中国式”的新诗，闻一多提出了“新诗格律化”的主张，认为格律化新诗创作的美学原则就是“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三者的结合。他说:“格律可以从两方面讲：1、属 于视觉方面的， 2、属于听觉方面的。这两类又当公开来讲，因为它们是息息相关的。譬如属于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属于听觉方面的有格式，有音尺，有韵脚。但是没有格式，也就没有节的匀称，没有音尺，也就没有句的均齐。”[3]所以他说:“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4]阐明它们在诗的形式美中的相互影响。
所谓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闻一多认为新诗的实力应当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1、“音乐美”。我们知道，中国最早的诗其实就是歌，把唱在口中的歌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成了诗。这本来是文化传统，但白话文运动初期，为了表明与传统决裂，便故意把诗写成分成行的散文。闻一多认为新诗应当继承传统诗歌中的乐感，并把它作为新诗的标准之一。他有很多这方面的理论和尝试，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即前面提到的《七子之歌》。《七子之歌》的内容，是把中国近代史上被列强霸占去的七个地方，比喻为离开母亲的七个孩子，哭诉着要回到母亲的怀
抱。1999年底，澳门回归期间，这首诗的第一段《澳门》，被谱成歌曲，流行全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时，记者采访为这首诗谱曲的作者，那位作者说，他实际上就是一边朗读这首诗，一边把诗歌自身的节奏和语调记录下来，所以自己谈不上什么特别的灵感，只是跟着《七子之歌》的内在的乐感走。曲作者的这番话，正说明了闻一多把握住了音乐与诗歌之间的依存关系，并把它上升为诗歌理论。
2、“绘画美”。“绘画美”，是一种意念效果，这个观点的提出，与闻一多的美术经历有关。闻一多从小喜欢涂鸦，进入清华后，受到美国美术教师的指点。成为清华园小有名气的画家。学校的刊物上，常常有他的绘画作品。毕业纪念刊上的插图，大部分是他创作的。所以，美术教师鼓励他攻读西洋美术。到美国后，正规的美术训练，给他的诗歌创作增添了原料。前面提到的《园内》，在描写清华园的8种景物时，就用了8种颜色。当然，这种过于明显的颜色，也许太直白，而闻一多所说的新诗“绘画美”，要求含蓄，要求从文字上给人一种绘画的视觉享受。
3、说“建筑美”。白话诗提倡面对平民，因此反对任何限制，今天我们读早期的白话诗时，感觉好像是分成了行的散文。闻一多认为，新诗在形式上必须有一定的规律，受一定的限制，否则就只能是白话，而不是艺术。即使在他参加民主运动后，他还说：宣传性的鼓动诗是需要的，但它的生命不会长；只有给新诗赋予艺术特性，才会使它流传下去。在他看来，新诗的形体就是一种建筑，不仅诗歌的每个段落，就是每个句子，也应当精心设计。从《死水》的外观上，我们就能看到那整齐划一的段落，和每行四个节拍的诗句。《死水》诗集的其它诗，结构上没有一首是相同的。因此仔细看每一首诗，就象是一个院落里，既有正房、厢房，又有回廊、后院；而整个诗集，则就象一座城市，既有高楼大厦，又有四合院。
今天，“三美”理论已被公认为是新诗创作的重要标准之一。可是，当年有人却评说提倡格律诗就是要束缚诗人的手脚，给诗人戴上脚镣。闻一多则回答到“不打算来戴脚镣，他的诗也就做不到怎样高明的地方去”，他还甚至说，“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
三、诗歌创作中神秘美的探求
闻一多在现代诗学史上最早肯定了“神秘元素”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他从闻一多在现代诗学史上最早肯定了“神秘元素”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他从理论上揭示了“隐”即“兴”，“象”与西方诗歌“意象”，“象征”的内在联系，努力寻找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在创作实践中，他运用创造梦境与幻象，意象与象征，死亡意象与氛围等，给诗带来了神秘美的特征。《奇迹》一诗在神秘的意象中表现了热烈的，爱的精神世界。“神秘美”的探求与“三美”的主张一样成为闻一多对新诗现代性探索的重要贡献。
闻一多在他21岁发表的第一篇诗学批评文章中,就表现了他对于神秘美的特殊兴趣，他称赞《清华周刊》上发表的《一回奇异的感觉》这篇作品里传达的“奇异的感觉”，“
他调动了西方浪漫派和象征派诗歌的各种方法，又谙熟中国传统诗歌注重含蓄的神韵，加以融合和创新,吸收与转化,来完成自己诗歌中神秘美学系统的构建。
1、在梦与幻中探求。在《剑匣》篇里,闻一多这样赞美自己理想中的艺术美的创造者的职能：“我也可作个海上的渔夫：/我将撒开我的幻想之网，/在寥廓的海洋里，/在放网收网之间，/我可以在沙岸上做我的梦，/从日出梦到黄昏„„”。绝美的剑匣雕镂成功后，“我”又这样自豪地歌唱：“用我的每出的梦作蓝本，/镶成各种光怪陆离的图画”，“哦，我的大功告成了!/我将让宝剑在匣里睡着。/我将看着他光怪陆离的图画，/重温我的成功的梦幻”。闻一多说，自己是属于“我们喜欢做梦的人”中的一个(《读沈尹默〈小妹〉！想起我的妹也来作了一首》)。他举出《爱与美》中的一节诗，自信地肯定自己“我觉得我的幻象比较地深炽”[6]他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和象征主义的方法，自觉地在诗歌创作中，在“放网收网之间”，运用梦境与幻象的手段,为作品增添一种神秘美的色彩。
2、在意象和象征中探求。闻一多重视意象，但更重视意象与象征的关系。苏雪林认为闻一多“倾向象征主义”。他的一部分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超越
浪漫诗人的地方，是他对于意象象征性的领悟与实践。“啊！神秘的黄昏啊！/问你这首玄妙的歌儿，/这辈喧嚣的众生/谁个唱的是你的真义 ”(《黄昏》)闻一多就是一位能在“神秘”的象征意象中唱出许多“真意”的诗人。那炽热燃烧不息的“红烛”，那一沟充满痛苦绝望的“死水”，那蛮横而又美丽的绚缦“长虹”，那“自然美底总收成”的“东方底花”，那胜似美丽的“桃源”而却“瞧不见人烟”的“荒村”„„这些匠心独造的“大意象”和“小场景”，是浪漫，也是写实，是抒情，也是描述，又都是深藏着浓重情感与生活底蕴的美丽的象征实体。闻一多所说的“幻象”，就包含了有想象创造的象征的意象和非象征的意象。他从艺术的产生和审美的效果上，将“神味”看成是“幻象”；认为经过“无意识的作用”产生的“所在的幻象”，自具一种“不可言状”的“妙趣”，“远于真实之中，自有不可捉摸之神韵”[7];而神秘美与这种
3、在死亡的意象中探求。1922年4月，闻一多在《清华周刊•双四节特刊》上发表了一首诗,题目就是《死》。诗人将或是上帝，或是爱情，看做是“我的灵魂底灵魂”，“我的生命的生命” ；不死于热情与快乐，就死于冷酷和无情；“死是我对你唯一的要求，/死是我对你无上的贡献”。这种对于死亡的感叹，显然并不是沉溺死亡，赞美死亡。1922年9月，闻一多给吴景超的一封信里，说到由两个清华留美学生因车祸毙命和受伤刺激产生的不安，“两件死底消息令我想到”比离美归家“更大的问题——生与死底意义——宇宙底大谜题”[8]。这说明，早在创作《红烛》的前后，闻一多就由人的现实的病与死亡，升华为对于生与死的意义这个“宇宙大谜题”的普遍性思考，但闻一多自己很明确，他不是死亡的赞美者和迷恋者，而是“生命之肯定者”，他的诗里对死的主题和意象的描写，有的基于这种生命哲学的思考，有的更侧重特殊审美效果的追求，无论那一种，,都给诗的传达带来了或浓或淡的神秘美。
四、诗与史的结合
闻一多兼具诗人和学者的双重人格，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带来了其文学史研究中浓于情绪，富于幻想。敢于创新的特点，同时也蕴涵着主观性和随意性。
（一）、诗人从“诗”读“史”
在闻一多的研究中，由于坚持了以“诗”的眼光读诗，用“诗”的眼光读诗，对于诗人闻一多来说，其意义在于“诗之为诗”的独特美感得以呈现；对于文学史家闻一多而言，则是以诗意的眼睛重新发现了诗歌的古代。
闻一多来读《诗经》和唐诗不仅用诗的眼光，而且用诗的眼光来读整个中国文学史。用诗的眼光凝眸于文学史，其作用当然不限于对个别诗人精神风貌的清晰摹写或一朝一代文学图景的准确把握，而是同时提供了一种恢弘的视野。当四千年文学史的全景图跃入闻一多眼底时，他首先追寻中国文学的起源，得出结论说：“《三百篇》有两个源头，一是歌，一是诗，而当时所谓诗在本质上乃是史”，这是“史的诗”的发现；后来，又是凭着诗人的直觉，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华文学史的精髓：一部诗的史。在闻一多看来，从西周到宋两千年，“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
（二）、诗人读“诗”论“史”
闻一多学术是“大胆想象”和“小心求证”的完美结合。就“小心求证”而言，他继承了清代朴学大师的风范，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一以贯之，以严谨翔实的考证、校勘、训诂、音韵之学支撑起整个学术的宏伟大厦，他的治学功力是深厚的，治学成绩是突出的。但闻一多之为闻一多，其学术个性中最引人注目的还并非“小心求证”，而是“大胆想象”。如果仅用两个字来概括闻一多学术的特点，笔者会选择“大”和“新”，闻一多为学格局大、视野大，同时方法新结论新，但无论是“大”还是“新”，文学史家的闻一多都直接受益于诗人闻一多丰富奇幻的想象力。
其次，闻一多文学研究的想象力还体现在“情境化”手段的运用上。在微观层面，闻一多大量运用诗意的文学化描写，力图还原历史原初情境，为现代中国学术开拓了一片诗性的文学史空间。
（三）、“诗”、“史”融合
以上我们简要地分析了闻一多浓郁的诗人气质对其学术研究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我们说闻一多始终是一个诗人。但在闻一多自己，愈到晚年，他似乎愈发对于自己诗人身份缺乏认同感了。
诗人气质的学者闻一多，其学术研究和生命历程常在“诗”与“史”之问艰难抉择，自有一种紧张和焦灼，其间的利弊得失启人深思；而对于现代中国学术史而言，在一个文学本位日益迷失的时代，诗人文学史家闻一多的意义正逐渐彰
显出来。
结 语
他是中国现代诗坛、尤其是“新月派”的一名主将，也是新格律诗最重要的理论奠定者，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他把诗与史的交融形成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为中国新诗的诗体建设, 特别是新诗诗体进行必要的清理，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多种可供诗人选择的准定型诗体。
参考文献：
[1]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
[2]黄曼君：《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1.
[3]刘焕之：《闻一多评传》，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7.
[4]蓝棣之：《闻一多诗》，江: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5.
[5]闻一多：《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1921年6月《清华周刊》第七次增刊。
[6]闻一多：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1921年6 月《清华周刊》第七次增刊。
[7]闻一多：答吴景超》,《闻一多书信选集》第139 [8]闻一多:《致吴景超》,《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78页。
致谢：
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指导老师蓝露怡老师的热情关怀和悉心指导，使我克服了众多困难终于完成了论文的撰写工作。蓝露怡老师知识渊博、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及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将在我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此论文完成之际，谨向蓝露怡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在论文完成之际，也得到了许多同学的宝贵建议，和许多同事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再一次感谢所有关心我、帮助我的人！
最后，向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对本文进行评审并提出宝贵意见的各位专家表示衷心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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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诗坛、尤其是“新月派”的一名主将，也是新格律诗最重要的理论奠定者，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在文学领域既以诗的创作蜚声文坛，也以对新诗的批评和新诗的理论探讨引人注目。
特别是对诗歌的看法中形成自己的一些原则。五四时期，中国曾经出现全盘西化的论调，新诗创作受到欧美诗歌的影响，表现出过于“欧化”和“散文化”倾向，闻一多旗帜鲜明地作了批评。他从自然美与艺术美的根本关系上，论证了诗要有格律。
他说：“格律可以从两方面讲：1、属于视觉方面的，2、属于听觉方面的。关键词：民族情感，三美，诗与史，神秘美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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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着深沉的民族情感 „„„„„„„„„„„„„„„„„„„5
二、对诗歌独特的理解——“三美” „„„„„„„„„„„„„„„6
（一）、说“音乐美”。
（二）、 说“绘画美”。
（三）、说“建筑美”。
三、诗歌创作中神秘美的探求„„„„„„„„„„„„„„„„„7
（一）、在梦与幻中探求。
（二）、在意象和象征中探求。
（三）、在死亡的意象中探求。
四、诗与史的结合„„„„„„„„„„„„„„„„„„„„„9
（一）、诗人从“诗”读“史”
（二）、诗人读“诗”论“史”
（三）、“诗”、“史”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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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诗坛、尤其是“新月派”的一名主将，也是新格律诗最重要的理论奠定者，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我在分析了闻一多的诗之后，觉得他的诗有这些方面的特色：在文学领域既以诗的创作蜚声文坛，也以对新诗的批评和新诗的理论探讨引人注目。特别是对诗歌的看法中形成自己的一些原则。认为格律化新诗创作的美学原则就是“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三者的结合。同是对“神秘美”也有着不断地探求。除此之外他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带来了其文学史研究中浓于情绪，富于幻想，敢于创新的特点。现在我进行详细阐述以下几点拙见。
本论：
一、有着深沉的民族情感
闻一多是新格律诗派的代表诗人，在文学领域既以诗的创作蜚声文坛，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闻一多先生在《七子之歌》的开篇直抒胸臆：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诗人作《凯风》以愍之。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凯风》之七子，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斗云尔。国疆崩丧，积日既久，国人视之漠然，不见夫法兰西之ALSACE-LORRAINE耶?“精诚所至，金石能开。”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如今，“七子”中只有台湾尚未回归祖国。当年闻一多先生在《七子之歌——台湾》中写道：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我胸中还氤氲着郑氏的英魂，精忠的赤血点染了我的家传。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城一战，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在诗人的感染下多少的爱国人士追随他为我们当时的国家奔波前行。充分体现出他是一位有着深沉的民族情感的爱国诗人。
二、对诗歌独特的理解——“三美”
五四时期，中国曾经出现全盘西化的论调，新诗创作受到欧美诗歌的影响，表现出过于“欧化”和“散文化”倾向。如胡适主张要把诗变得“和言语一样”；郭沫若提出诗只是一种“自然流露”，“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对新诗中不重视格律的倾向，闻一多旗帜鲜明地作了批评。他从自然美与艺术美的根本关系上，论证了诗要有格律。在闻一多看来，“自然界当然不是绝对没有 美的。自然界里面也可以发现出美来，不过 那是偶然的事。”[1]艺术重在创造，也就是说，诗是“做”出来的。1926年5月，闻一多发表了《诗的格律》一文，文中说:“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觉得格律的缚束。对于不会做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2]为了创立“中国式”的新诗，闻一多提出了“新诗格律化”的主张，认为格律化新诗创作的美学原则就是“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三者的结合。他说:“格律可以从两方面讲：1、属 于视觉方面的， 2、属于听觉方面的。这两类又当公开来讲，因为它们是息息相关的。譬如属于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属于听觉方面的有格式，有音尺，有韵脚。但是没有格式，也就没有节的匀称，没有音尺，也就没有句的均齐。”[3]所以他说:“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4]阐明它们在诗的形式美中的相互影响。
所谓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闻一多认为新诗的实力应当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1、“音乐美”。我们知道，中国最早的诗其实就是歌，把唱在口中的歌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成了诗。这本来是文化传统，但白话文运动初期，为了表明与传统决裂，便故意把诗写成分成行的散文。闻一多认为新诗应当继承传统诗歌中的乐感，并把它作为新诗的标准之一。他有很多这方面的理论和尝试，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即前面提到的《七子之歌》。《七子之歌》的内容，是把中国近代史上被列强霸占去的七个地方，比喻为离开母亲的七个孩子，哭诉着要回到母亲的怀
抱。1999年底，澳门回归期间，这首诗的第一段《澳门》，被谱成歌曲，流行全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时，记者采访为这首诗谱曲的作者，那位作者说，他实际上就是一边朗读这首诗，一边把诗歌自身的节奏和语调记录下来，所以自己谈不上什么特别的灵感，只是跟着《七子之歌》的内在的乐感走。曲作者的这番话，正说明了闻一多把握住了音乐与诗歌之间的依存关系，并把它上升为诗歌理论。
2、“绘画美”。“绘画美”，是一种意念效果，这个观点的提出，与闻一多的美术经历有关。闻一多从小喜欢涂鸦，进入清华后，受到美国美术教师的指点。成为清华园小有名气的画家。学校的刊物上，常常有他的绘画作品。毕业纪念刊上的插图，大部分是他创作的。所以，美术教师鼓励他攻读西洋美术。到美国后，正规的美术训练，给他的诗歌创作增添了原料。前面提到的《园内》，在描写清华园的8种景物时，就用了8种颜色。当然，这种过于明显的颜色，也许太直白，而闻一多所说的新诗“绘画美”，要求含蓄，要求从文字上给人一种绘画的视觉享受。
3、说“建筑美”。白话诗提倡面对平民，因此反对任何限制，今天我们读早期的白话诗时，感觉好像是分成了行的散文。闻一多认为，新诗在形式上必须有一定的规律，受一定的限制，否则就只能是白话，而不是艺术。即使在他参加民主运动后，他还说：宣传性的鼓动诗是需要的，但它的生命不会长；只有给新诗赋予艺术特性，才会使它流传下去。在他看来，新诗的形体就是一种建筑，不仅诗歌的每个段落，就是每个句子，也应当精心设计。从《死水》的外观上，我们就能看到那整齐划一的段落，和每行四个节拍的诗句。《死水》诗集的其它诗，结构上没有一首是相同的。因此仔细看每一首诗，就象是一个院落里，既有正房、厢房，又有回廊、后院；而整个诗集，则就象一座城市，既有高楼大厦，又有四合院。
今天，“三美”理论已被公认为是新诗创作的重要标准之一。可是，当年有人却评说提倡格律诗就是要束缚诗人的手脚，给诗人戴上脚镣。闻一多则回答到“不打算来戴脚镣，他的诗也就做不到怎样高明的地方去”，他还甚至说，“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
三、诗歌创作中神秘美的探求
闻一多在现代诗学史上最早肯定了“神秘元素”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他从闻一多在现代诗学史上最早肯定了“神秘元素”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他从理论上揭示了“隐”即“兴”，“象”与西方诗歌“意象”，“象征”的内在联系，努力寻找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在创作实践中，他运用创造梦境与幻象，意象与象征，死亡意象与氛围等，给诗带来了神秘美的特征。《奇迹》一诗在神秘的意象中表现了热烈的，爱的精神世界。“神秘美”的探求与“三美”的主张一样成为闻一多对新诗现代性探索的重要贡献。
闻一多在他21岁发表的第一篇诗学批评文章中,就表现了他对于神秘美的特殊兴趣，他称赞《清华周刊》上发表的《一回奇异的感觉》这篇作品里传达的“奇异的感觉”，“
他调动了西方浪漫派和象征派诗歌的各种方法，又谙熟中国传统诗歌注重含蓄的神韵，加以融合和创新,吸收与转化,来完成自己诗歌中神秘美学系统的构建。
1、在梦与幻中探求。在《剑匣》篇里,闻一多这样赞美自己理想中的艺术美的创造者的职能：“我也可作个海上的渔夫：/我将撒开我的幻想之网，/在寥廓的海洋里，/在放网收网之间，/我可以在沙岸上做我的梦，/从日出梦到黄昏„„”。绝美的剑匣雕镂成功后，“我”又这样自豪地歌唱：“用我的每出的梦作蓝本，/镶成各种光怪陆离的图画”，“哦，我的大功告成了!/我将让宝剑在匣里睡着。/我将看着他光怪陆离的图画，/重温我的成功的梦幻”。闻一多说，自己是属于“我们喜欢做梦的人”中的一个(《读沈尹默〈小妹〉！想起我的妹也来作了一首》)。他举出《爱与美》中的一节诗，自信地肯定自己“我觉得我的幻象比较地深炽”[6]他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和象征主义的方法，自觉地在诗歌创作中，在“放网收网之间”，运用梦境与幻象的手段,为作品增添一种神秘美的色彩。
2、在意象和象征中探求。闻一多重视意象，但更重视意象与象征的关系。苏雪林认为闻一多“倾向象征主义”。他的一部分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超越
浪漫诗人的地方，是他对于意象象征性的领悟与实践。“啊！神秘的黄昏啊！/问你这首玄妙的歌儿，/这辈喧嚣的众生/谁个唱的是你的真义 ”(《黄昏》)闻一多就是一位能在“神秘”的象征意象中唱出许多“真意”的诗人。那炽热燃烧不息的“红烛”，那一沟充满痛苦绝望的“死水”，那蛮横而又美丽的绚缦“长虹”，那“自然美底总收成”的“东方底花”，那胜似美丽的“桃源”而却“瞧不见人烟”的“荒村”„„这些匠心独造的“大意象”和“小场景”，是浪漫，也是写实，是抒情，也是描述，又都是深藏着浓重情感与生活底蕴的美丽的象征实体。闻一多所说的“幻象”，就包含了有想象创造的象征的意象和非象征的意象。他从艺术的产生和审美的效果上，将“神味”看成是“幻象”；认为经过“无意识的作用”产生的“所在的幻象”，自具一种“不可言状”的“妙趣”，“远于真实之中，自有不可捉摸之神韵”[7];而神秘美与这种
3、在死亡的意象中探求。1922年4月，闻一多在《清华周刊•双四节特刊》上发表了一首诗,题目就是《死》。诗人将或是上帝，或是爱情，看做是“我的灵魂底灵魂”，“我的生命的生命” ；不死于热情与快乐，就死于冷酷和无情；“死是我对你唯一的要求，/死是我对你无上的贡献”。这种对于死亡的感叹，显然并不是沉溺死亡，赞美死亡。1922年9月，闻一多给吴景超的一封信里，说到由两个清华留美学生因车祸毙命和受伤刺激产生的不安，“两件死底消息令我想到”比离美归家“更大的问题——生与死底意义——宇宙底大谜题”[8]。这说明，早在创作《红烛》的前后，闻一多就由人的现实的病与死亡，升华为对于生与死的意义这个“宇宙大谜题”的普遍性思考，但闻一多自己很明确，他不是死亡的赞美者和迷恋者，而是“生命之肯定者”，他的诗里对死的主题和意象的描写，有的基于这种生命哲学的思考，有的更侧重特殊审美效果的追求，无论那一种，,都给诗的传达带来了或浓或淡的神秘美。
四、诗与史的结合
闻一多兼具诗人和学者的双重人格，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带来了其文学史研究中浓于情绪，富于幻想。敢于创新的特点，同时也蕴涵着主观性和随意性。
（一）、诗人从“诗”读“史”
在闻一多的研究中，由于坚持了以“诗”的眼光读诗，用“诗”的眼光读诗，对于诗人闻一多来说，其意义在于“诗之为诗”的独特美感得以呈现；对于文学史家闻一多而言，则是以诗意的眼睛重新发现了诗歌的古代。
闻一多来读《诗经》和唐诗不仅用诗的眼光，而且用诗的眼光来读整个中国文学史。用诗的眼光凝眸于文学史，其作用当然不限于对个别诗人精神风貌的清晰摹写或一朝一代文学图景的准确把握，而是同时提供了一种恢弘的视野。当四千年文学史的全景图跃入闻一多眼底时，他首先追寻中国文学的起源，得出结论说：“《三百篇》有两个源头，一是歌，一是诗，而当时所谓诗在本质上乃是史”，这是“史的诗”的发现；后来，又是凭着诗人的直觉，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华文学史的精髓：一部诗的史。在闻一多看来，从西周到宋两千年，“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
（二）、诗人读“诗”论“史”
闻一多学术是“大胆想象”和“小心求证”的完美结合。就“小心求证”而言，他继承了清代朴学大师的风范，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一以贯之，以严谨翔实的考证、校勘、训诂、音韵之学支撑起整个学术的宏伟大厦，他的治学功力是深厚的，治学成绩是突出的。但闻一多之为闻一多，其学术个性中最引人注目的还并非“小心求证”，而是“大胆想象”。如果仅用两个字来概括闻一多学术的特点，笔者会选择“大”和“新”，闻一多为学格局大、视野大，同时方法新结论新，但无论是“大”还是“新”，文学史家的闻一多都直接受益于诗人闻一多丰富奇幻的想象力。
其次，闻一多文学研究的想象力还体现在“情境化”手段的运用上。在微观层面，闻一多大量运用诗意的文学化描写，力图还原历史原初情境，为现代中国学术开拓了一片诗性的文学史空间。
（三）、“诗”、“史”融合
以上我们简要地分析了闻一多浓郁的诗人气质对其学术研究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我们说闻一多始终是一个诗人。但在闻一多自己，愈到晚年，他似乎愈发对于自己诗人身份缺乏认同感了。
诗人气质的学者闻一多，其学术研究和生命历程常在“诗”与“史”之问艰难抉择，自有一种紧张和焦灼，其间的利弊得失启人深思；而对于现代中国学术史而言，在一个文学本位日益迷失的时代，诗人文学史家闻一多的意义正逐渐彰
显出来。
结 语
他是中国现代诗坛、尤其是“新月派”的一名主将，也是新格律诗最重要的理论奠定者，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他把诗与史的交融形成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为中国新诗的诗体建设, 特别是新诗诗体进行必要的清理，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多种可供诗人选择的准定型诗体。
参考文献：
[1]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
[2]黄曼君：《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1.
[3]刘焕之：《闻一多评传》，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7.
[4]蓝棣之：《闻一多诗》，江: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5.
[5]闻一多：《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1921年6月《清华周刊》第七次增刊。
[6]闻一多：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1921年6 月《清华周刊》第七次增刊。
[7]闻一多：答吴景超》,《闻一多书信选集》第139 [8]闻一多:《致吴景超》,《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78页。
致谢：
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指导老师蓝露怡老师的热情关怀和悉心指导，使我克服了众多困难终于完成了论文的撰写工作。蓝露怡老师知识渊博、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及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将在我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此论文完成之际，谨向蓝露怡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在论文完成之际，也得到了许多同学的宝贵建议，和许多同事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再一次感谢所有关心我、帮助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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