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发展中的制度模仿与借鉴

2012年08月

文史博览(理论)

CultureAndHistoryVision(Theory)

Aug.2012

中国大学发展中的制度模仿与借鉴

郭丽娟

吴庆华

[摘要]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相同的理念和组织特性使各国大学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会移植其他国家大学的模式,在模

仿中建立新的大学体系或变革旧有的大学模式。中国的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对日本大学制度、德国大学模式、美国大学制

度和前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的模仿和学习,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并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

[关键词]中国大学;制度模仿;大学体系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53(2012)08-0072-03

阿什比曾从生物学进化的视角指出任何类型的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中世纪大学流传的大学理念和大学传统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如同遗传基因被继承吸收,同时大学又在各民族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以及不同的历史阶段孕育适应和变革的种子,以维持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相同的理念和组织特性使各国大学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会移植其他国家大学的模式,在模仿中建立新的大学体系或变革旧有的大学模式。但移植不等于照搬,如同生物有机体随着环境的转移,会在适应过程中发生新变化一样,大学在移植模仿的基础上,会依据本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进行变革和创新,以适应本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在模仿其他国家大学模式的基础上,建立并逐渐完善自身的大学体系。

一、20世纪之初对日本教育体制的学习与借鉴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伴随着西方势力入侵,西方现代教育也随西学东渐的文化大潮而传入我国。然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却使中国自此之后至本世纪20年代走上了全面模仿日本教育的道路。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明治维新,发展近代教育制度是日本民族迅速富强的根本动力,于是,师日本之长以制日本,师法日本以改变局势成为各方面的共识。洋务派领袖张之洞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

[1]

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维

新派领袖康有为也提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国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并在《请开学校折》中提出:“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日本同文比邻,亦可采择。

[2]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

了由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学制。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高等教育又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大学堂和大学院三级。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思想不统一,这个学制没有施行。1904年,清政府又颁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在“壬寅学基础上修改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在《奏定学堂制”

章程》中,满目皆是“日本”字样,上至分科大学的设想,下及课程译名的比照,更包括教科书的写作等,均注明日本如何如何,足以证明张之洞在《重订学堂章程折》所说的“博考外国各项学堂章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着用之”,其实主要规摹的是日本。癸卯学制除宗旨有所改动外,在学校制度等方面并未改动,整个教育仍为三段,高等教育仍是三级,不同之处是将大学院改为通儒院,年限为五年。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实行了的学制。这个学制一直延用到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然而,无论是1902年的学制,还是1904年的学制,都是日本学校教育制度的翻版,与日本学制所区别的“只是名词的不同和当时在大学预科一级,因中国具体情况的相异,而把一些过去

[3]设立的学校,如方言堂、实业教员养成所等编入而已。”

在教育行政方面,1905年11月,清政府批准了山西学政

[作者简介]郭丽娟,湖南湘潭人,经济管理出版社编辑,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吴庆华,湖南凤凰人,长沙学院高教所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湖南长沙,41000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地方高校青年教师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2YJC88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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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发展中的制度模仿与借鉴

宝熙的奏请,仿日本文部省,设置了学部,并将国子监与礼部并入学部。学部下设实习、专门、普通、总务、会计五个司十二个中学、师范、小学三科隶科,高等教育属于专门司教务科管理、属于普通司。学部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专门管理学校教育的机构产生。此外,在这个阶段,日本教育在教育思课程、师范教育等方面也对中国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想、

《东瀛学校举要》、《日本游学指南》、《日本文部省沿革及官其是

制》,以及吴汝纶的《东游丛录》等著译的出版,对传播先进的教育理论,促进近代教育观念的形成及晚清社会变革都具有推动作用。

二、20世纪初北京大学改革中对德国大学的借鉴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所进行的改革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乃至学术和文化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1907年,蔡元培携“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的决心远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进美学、哲学诸学科。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度过了4修心理学、

年海外留学的生活。1912年,蔡元培因不满袁世凯专制,辞去教育总长职务,再赴德国研修学习。1916年11月蔡元培回国。留德经历不仅使蔡元培先生直接受到了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熏陶,而且通过亲身体验德国大学的发展还为他日后构建教育改革思想,整顿落后的教育状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基础。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从此开始了他改造旧北大,变革中国教育的艰难历程,直至1927年离职。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改革是以德国柏林大学为楷模和追求目标的。之所以如此,一是蔡元培通过在欧洲多年的研修,较为深刻地理解和掌握了德国洪堡大学思想的精髓,回国后结合北京大学的实际和当时中国教育的现实,通过其个人威望并恰当地选择时机积极践行,从而有效地推动了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变革;“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蔡元培在改造北大时强调

“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以及扩充文科、理科,停办工科、商科等,均明显打上了德国大学的烙印,追溯其教育思想的渊源时,基本上都能从洪堡大学思想的正如罗家伦所说,蔡元培“对于大学的理论和实践中找到出处。

观念,深深无疑义的是受了19世纪初建立柏林大学的洪堡和

[4]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大学者的影响。”

此后,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恶化,中国学生赴日人进一步减少。

数也降至低谷。而此时赴欧美的学生人数却在逐渐增加。其三,“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识为

[5]

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

罗斯福在国会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历行教育,使此繁众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之国能渐渐融洽于近世之文化。援助之法,

[6]

1908年5月,美国国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

会正式通过退还“美国应得赔款之余额”给中国的议案,减收庚自拨还赔子赔款1078万美元,作为中国派遣留美学生的费用。款之年起,前四年每年派遣学生约100名;自第五年起,每年至美国退款开始实施,8月招考少续派50名。1909年1月1日,

了第一批留美学生。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庚于退款留学,它其四,留日学生的先天不足。由于清掀起了中国学生留美热潮。

政府迫不急待地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因此,大多数留日学生选择的是日本为满足中国对速成教育急切需要而开设的为期一年半、一年、八个月和六个月的速成师范、速成警务、速成理化、速成音乐等课程。他们在日本所受的教育主要是中等教育程度的普通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据清政府学部1908年的报告,“比年以来,留学人数虽已逾万,入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而且,留学生所受教育的质量也比较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

差。诸种因素,使这一时期中国的教育呈现了新的态势。(1)在留学教育方面,留日学生虽在人数上占优,但留学欧美的高潮已经兴起,留学格局已发生改变,到五四运动前后,留日学生因为自身的劣势已与留欧美学生易位,失去了在中国教育发展中的2)以1922年的“壬戌学制”为标志,直至新中国建主导地位。(

立,中国教育改革一反清末民初模仿日本的倾向而转向注意模仿美国教育,这对中国科学和文化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年代前后,随着一批留美学生,如蒋梦麟、郭秉文、胡适、陶行知等人学成回国,加之俞子夷、黄炎培、范源濂等人对美国教育的考察以及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杜威与其他人在华演讲的影响,中国教育发展明显地打上了美国教育的印记。这首先表现为1922年的学制改革。第一,这次学制改革不立教育宗旨,而制定了:①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②发挥平民教育精神;③谋个性之发展;④注意国民经济力;⑤注意生活教育;⑥使教育易于普及;⑦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等七项标准,就是明显地受了杜威“教育无目的”的影响。而标准中“谋个性之发展”“注意生活教育”、,也体现了杜威的“儿童中心”、“教育即生活”等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第二,废除了原来的学制,采用了美国的六、三、三、四制。这个学制一直延用至今。第三,根据《国立大学条例》,国立大学设有董事会、评议会、教授会,并开始实行学位制度,采用选科制等,也无不体现了美国教育的影响。

在近代中国国立和私立大学的校长中,留美学生占很大比例。以后来组建的西南联大的三所名校为例。蔡元培长校时的主要助手、1930年起正式接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罗家伦曾指出:“蒋(下转第76页)

三、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向美国大学的学习

20年代后美国能取代日本而成为主要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一,由于1872—1881年间的留美幼童凭在美所学的科学知识其后在“新政”中崭露头角,使清政府感到“美国学堂,结果甚善,而裨益中国良非鲜浅”。这对后来学生留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二,民国建立之后,中日教育关系已不复晚清之密切,明显呈现出了淡化的趋势,到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无理的“二十一条”之后,不仅在日本的留日学生愤慨回国,在国内留日学生人数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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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有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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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通过了北平体育研究社许禹生等人的提案《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教育部明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武术正式进入学校教育。从此,武术以合法的形式旧有武技”

被列入体育课程。体育教科书也专门编写了武术教材,其实在徐傅霖编写的《共和国教科书普通体操》中就将武术列为课外“课外运动。(1)拳术及武器术我国固有之拳术及运动的项目,

武器术。于锻炼身心上颇有价值。苟有适当之教员设备时间及教材。则宜于时间外加课”。如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向逵《拳术》,陈霆锐编写的,由中华书局1917年出版的《西编写的

洋拳术》。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怀琪从民间游戏中整理出来的,经过教育部审定作为中小学体育教学内容的《八段锦》。

从武术进入中小学体育教科书的过程看,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它是许多专家学者和民间团体的共同努力下才实现的。从《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中,我们发现民国时期就有不少有关学校教育中要重视武术的提案,如1915年的《推广中华新武术案》、《学校体育应特别注重国技案》,1918年的《请将固有武术加入专门学科案》,《拟请全国中学校一律添,1922年的《小学校自初级三年起体育一科应加授习武术案》

,武术能进入中小学体育教科书,对丰富教科书内容,国技案》

民国建立以后,中小学体育教科书进入了发展的稳定期,教科书质量逐渐提高,随着军国民主义思想在中国由高潮走向低谷,民初中小学体育教科书中兵式体操的内容也呈现前高后低,逐渐在中小学体育教科书中消失,现代体育项目逐渐进入中小学体育教科书;民初自编教科书和单项教科书的出现,以及武术正式进入体育教科书,丰富了我国中小学体育教科书的内容,为今后体育教科书的成熟及完善提供基础。

[参考文献]

[1]徐一冰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J].体育杂志(2),1914,6,25:1-6.

[2]徐傅霖著.共和国教科书普通体操中学用[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352.

[3]汪应钧.行进游技法[M].商务印书馆.1917年1月出版,1924年第5版.

[4]徐傅霖.共和国教科书普通体操[M].商务印书馆,1914年5月.

(责任编辑: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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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73页)梦麟出掌北大后,北京大学更有意识地向着近代式的大学方面走”。这里所说的“近代式的大学”是指逐渐占据主流的美式大学理想。而清华大学长期主持校政的梅贻琦为美国毕业的工程硕士,其校风及管理体制无疑以美国为参考和借鉴。教育家张伯苓1917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第二年回国,正式筹建南开大学。这一大批留美归国后担任校长的人他们纷纷按照美国大学的管理模式改革或建评议会、校务会或行立中国大学的管理体制,在校内设教授会、政委员会,推行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学生自治、充分发挥师生在学校管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这些不仅促进了近代中国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完善,对当今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亦有借鉴意义。

四、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以俄为师”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加之我们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我国发展走上全面“以俄为师”的道路。在经济与政治结构全方位模仿、借鉴的环境中,教育也不例外。1949年12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对新中国接手后的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和专业调整。在院系调整的同时,还照搬苏联的做法在大学体系之外设立了庞大的科学院

(责任编辑:潇红)

系统。在教育管理体制方面也参照了苏联的做法。1952年11月,政府单独设立了管理各类高等教育的最高权力机构高教部,以引导所有高校课程设置的统一化,并巩固和统一教学计普遍地将一门课程或性质划。高等学校也改变了原有的组织,

相近的两、三门课程的讲课教师组成教研组。在学系指导下,负责实施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或选用教材,改进教学方法,指导学生学习,培养新教师,组织进行科学研究等。总的来说,50年代苏联高等教育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和深刻的。一方面在当是不利的国际环境下在短期内迅速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恢复经济建设与发展,维持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盲目地、机械地搬用苏联教育经验的做法也带给我国高等教育工作的一些失误,这些在后来都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成为8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

[参考文献]

[1][6]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964.1105.

[2]陈平原.中国大学百年[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2-13.[3][5]汪向荣.日本教习[M].北京:三联书店·1988.153.175.[4]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1967)[M].见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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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发展中的制度模仿与借鉴

郭丽娟

吴庆华

[摘要]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相同的理念和组织特性使各国大学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会移植其他国家大学的模式,在模

仿中建立新的大学体系或变革旧有的大学模式。中国的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对日本大学制度、德国大学模式、美国大学制

度和前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的模仿和学习,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并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

[关键词]中国大学;制度模仿;大学体系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53(2012)08-0072-03

阿什比曾从生物学进化的视角指出任何类型的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中世纪大学流传的大学理念和大学传统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如同遗传基因被继承吸收,同时大学又在各民族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以及不同的历史阶段孕育适应和变革的种子,以维持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相同的理念和组织特性使各国大学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会移植其他国家大学的模式,在模仿中建立新的大学体系或变革旧有的大学模式。但移植不等于照搬,如同生物有机体随着环境的转移,会在适应过程中发生新变化一样,大学在移植模仿的基础上,会依据本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进行变革和创新,以适应本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在模仿其他国家大学模式的基础上,建立并逐渐完善自身的大学体系。

一、20世纪之初对日本教育体制的学习与借鉴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伴随着西方势力入侵,西方现代教育也随西学东渐的文化大潮而传入我国。然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却使中国自此之后至本世纪20年代走上了全面模仿日本教育的道路。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明治维新,发展近代教育制度是日本民族迅速富强的根本动力,于是,师日本之长以制日本,师法日本以改变局势成为各方面的共识。洋务派领袖张之洞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

[1]

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维

新派领袖康有为也提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国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并在《请开学校折》中提出:“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日本同文比邻,亦可采择。

[2]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

了由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学制。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高等教育又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大学堂和大学院三级。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思想不统一,这个学制没有施行。1904年,清政府又颁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在“壬寅学基础上修改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在《奏定学堂制”

章程》中,满目皆是“日本”字样,上至分科大学的设想,下及课程译名的比照,更包括教科书的写作等,均注明日本如何如何,足以证明张之洞在《重订学堂章程折》所说的“博考外国各项学堂章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着用之”,其实主要规摹的是日本。癸卯学制除宗旨有所改动外,在学校制度等方面并未改动,整个教育仍为三段,高等教育仍是三级,不同之处是将大学院改为通儒院,年限为五年。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实行了的学制。这个学制一直延用到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然而,无论是1902年的学制,还是1904年的学制,都是日本学校教育制度的翻版,与日本学制所区别的“只是名词的不同和当时在大学预科一级,因中国具体情况的相异,而把一些过去

[3]设立的学校,如方言堂、实业教员养成所等编入而已。”

在教育行政方面,1905年11月,清政府批准了山西学政

[作者简介]郭丽娟,湖南湘潭人,经济管理出版社编辑,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吴庆华,湖南凤凰人,长沙学院高教所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湖南长沙,41000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地方高校青年教师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2YJC88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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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发展中的制度模仿与借鉴

宝熙的奏请,仿日本文部省,设置了学部,并将国子监与礼部并入学部。学部下设实习、专门、普通、总务、会计五个司十二个中学、师范、小学三科隶科,高等教育属于专门司教务科管理、属于普通司。学部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专门管理学校教育的机构产生。此外,在这个阶段,日本教育在教育思课程、师范教育等方面也对中国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想、

《东瀛学校举要》、《日本游学指南》、《日本文部省沿革及官其是

制》,以及吴汝纶的《东游丛录》等著译的出版,对传播先进的教育理论,促进近代教育观念的形成及晚清社会变革都具有推动作用。

二、20世纪初北京大学改革中对德国大学的借鉴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所进行的改革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乃至学术和文化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1907年,蔡元培携“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的决心远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进美学、哲学诸学科。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度过了4修心理学、

年海外留学的生活。1912年,蔡元培因不满袁世凯专制,辞去教育总长职务,再赴德国研修学习。1916年11月蔡元培回国。留德经历不仅使蔡元培先生直接受到了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熏陶,而且通过亲身体验德国大学的发展还为他日后构建教育改革思想,整顿落后的教育状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基础。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从此开始了他改造旧北大,变革中国教育的艰难历程,直至1927年离职。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改革是以德国柏林大学为楷模和追求目标的。之所以如此,一是蔡元培通过在欧洲多年的研修,较为深刻地理解和掌握了德国洪堡大学思想的精髓,回国后结合北京大学的实际和当时中国教育的现实,通过其个人威望并恰当地选择时机积极践行,从而有效地推动了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变革;“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蔡元培在改造北大时强调

“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以及扩充文科、理科,停办工科、商科等,均明显打上了德国大学的烙印,追溯其教育思想的渊源时,基本上都能从洪堡大学思想的正如罗家伦所说,蔡元培“对于大学的理论和实践中找到出处。

观念,深深无疑义的是受了19世纪初建立柏林大学的洪堡和

[4]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大学者的影响。”

此后,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恶化,中国学生赴日人进一步减少。

数也降至低谷。而此时赴欧美的学生人数却在逐渐增加。其三,“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识为

[5]

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

罗斯福在国会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历行教育,使此繁众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之国能渐渐融洽于近世之文化。援助之法,

[6]

1908年5月,美国国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

会正式通过退还“美国应得赔款之余额”给中国的议案,减收庚自拨还赔子赔款1078万美元,作为中国派遣留美学生的费用。款之年起,前四年每年派遣学生约100名;自第五年起,每年至美国退款开始实施,8月招考少续派50名。1909年1月1日,

了第一批留美学生。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庚于退款留学,它其四,留日学生的先天不足。由于清掀起了中国学生留美热潮。

政府迫不急待地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因此,大多数留日学生选择的是日本为满足中国对速成教育急切需要而开设的为期一年半、一年、八个月和六个月的速成师范、速成警务、速成理化、速成音乐等课程。他们在日本所受的教育主要是中等教育程度的普通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据清政府学部1908年的报告,“比年以来,留学人数虽已逾万,入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而且,留学生所受教育的质量也比较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

差。诸种因素,使这一时期中国的教育呈现了新的态势。(1)在留学教育方面,留日学生虽在人数上占优,但留学欧美的高潮已经兴起,留学格局已发生改变,到五四运动前后,留日学生因为自身的劣势已与留欧美学生易位,失去了在中国教育发展中的2)以1922年的“壬戌学制”为标志,直至新中国建主导地位。(

立,中国教育改革一反清末民初模仿日本的倾向而转向注意模仿美国教育,这对中国科学和文化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年代前后,随着一批留美学生,如蒋梦麟、郭秉文、胡适、陶行知等人学成回国,加之俞子夷、黄炎培、范源濂等人对美国教育的考察以及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杜威与其他人在华演讲的影响,中国教育发展明显地打上了美国教育的印记。这首先表现为1922年的学制改革。第一,这次学制改革不立教育宗旨,而制定了:①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②发挥平民教育精神;③谋个性之发展;④注意国民经济力;⑤注意生活教育;⑥使教育易于普及;⑦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等七项标准,就是明显地受了杜威“教育无目的”的影响。而标准中“谋个性之发展”“注意生活教育”、,也体现了杜威的“儿童中心”、“教育即生活”等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第二,废除了原来的学制,采用了美国的六、三、三、四制。这个学制一直延用至今。第三,根据《国立大学条例》,国立大学设有董事会、评议会、教授会,并开始实行学位制度,采用选科制等,也无不体现了美国教育的影响。

在近代中国国立和私立大学的校长中,留美学生占很大比例。以后来组建的西南联大的三所名校为例。蔡元培长校时的主要助手、1930年起正式接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罗家伦曾指出:“蒋(下转第76页)

三、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向美国大学的学习

20年代后美国能取代日本而成为主要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一,由于1872—1881年间的留美幼童凭在美所学的科学知识其后在“新政”中崭露头角,使清政府感到“美国学堂,结果甚善,而裨益中国良非鲜浅”。这对后来学生留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二,民国建立之后,中日教育关系已不复晚清之密切,明显呈现出了淡化的趋势,到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无理的“二十一条”之后,不仅在日本的留日学生愤慨回国,在国内留日学生人数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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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有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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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通过了北平体育研究社许禹生等人的提案《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教育部明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武术正式进入学校教育。从此,武术以合法的形式旧有武技”

被列入体育课程。体育教科书也专门编写了武术教材,其实在徐傅霖编写的《共和国教科书普通体操》中就将武术列为课外“课外运动。(1)拳术及武器术我国固有之拳术及运动的项目,

武器术。于锻炼身心上颇有价值。苟有适当之教员设备时间及教材。则宜于时间外加课”。如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向逵《拳术》,陈霆锐编写的,由中华书局1917年出版的《西编写的

洋拳术》。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怀琪从民间游戏中整理出来的,经过教育部审定作为中小学体育教学内容的《八段锦》。

从武术进入中小学体育教科书的过程看,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它是许多专家学者和民间团体的共同努力下才实现的。从《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中,我们发现民国时期就有不少有关学校教育中要重视武术的提案,如1915年的《推广中华新武术案》、《学校体育应特别注重国技案》,1918年的《请将固有武术加入专门学科案》,《拟请全国中学校一律添,1922年的《小学校自初级三年起体育一科应加授习武术案》

,武术能进入中小学体育教科书,对丰富教科书内容,国技案》

民国建立以后,中小学体育教科书进入了发展的稳定期,教科书质量逐渐提高,随着军国民主义思想在中国由高潮走向低谷,民初中小学体育教科书中兵式体操的内容也呈现前高后低,逐渐在中小学体育教科书中消失,现代体育项目逐渐进入中小学体育教科书;民初自编教科书和单项教科书的出现,以及武术正式进入体育教科书,丰富了我国中小学体育教科书的内容,为今后体育教科书的成熟及完善提供基础。

[参考文献]

[1]徐一冰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J].体育杂志(2),1914,6,25:1-6.

[2]徐傅霖著.共和国教科书普通体操中学用[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352.

[3]汪应钧.行进游技法[M].商务印书馆.1917年1月出版,1924年第5版.

[4]徐傅霖.共和国教科书普通体操[M].商务印书馆,1914年5月.

(责任编辑: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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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73页)梦麟出掌北大后,北京大学更有意识地向着近代式的大学方面走”。这里所说的“近代式的大学”是指逐渐占据主流的美式大学理想。而清华大学长期主持校政的梅贻琦为美国毕业的工程硕士,其校风及管理体制无疑以美国为参考和借鉴。教育家张伯苓1917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第二年回国,正式筹建南开大学。这一大批留美归国后担任校长的人他们纷纷按照美国大学的管理模式改革或建评议会、校务会或行立中国大学的管理体制,在校内设教授会、政委员会,推行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学生自治、充分发挥师生在学校管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这些不仅促进了近代中国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完善,对当今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亦有借鉴意义。

四、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以俄为师”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加之我们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我国发展走上全面“以俄为师”的道路。在经济与政治结构全方位模仿、借鉴的环境中,教育也不例外。1949年12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对新中国接手后的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和专业调整。在院系调整的同时,还照搬苏联的做法在大学体系之外设立了庞大的科学院

(责任编辑:潇红)

系统。在教育管理体制方面也参照了苏联的做法。1952年11月,政府单独设立了管理各类高等教育的最高权力机构高教部,以引导所有高校课程设置的统一化,并巩固和统一教学计普遍地将一门课程或性质划。高等学校也改变了原有的组织,

相近的两、三门课程的讲课教师组成教研组。在学系指导下,负责实施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或选用教材,改进教学方法,指导学生学习,培养新教师,组织进行科学研究等。总的来说,50年代苏联高等教育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和深刻的。一方面在当是不利的国际环境下在短期内迅速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恢复经济建设与发展,维持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盲目地、机械地搬用苏联教育经验的做法也带给我国高等教育工作的一些失误,这些在后来都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成为8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

[参考文献]

[1][6]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964.1105.

[2]陈平原.中国大学百年[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2-13.[3][5]汪向荣.日本教习[M].北京:三联书店·1988.153.175.[4]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1967)[M].见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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