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启超之《变法通议》
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以来，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西方列强肆意侵略，清王朝腐败无能，人民生活困苦艰难。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洋务运动所宣扬的自强求富的幻梦又告以破灭。这让中国人再次思考，中国究竟路在何方？与此同时，萌芽发展中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宣传自己的救国主张。于是，梁启超追随恩师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在《时务报》任主笔，发表《变法通议》希望改革维新以救中国。《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使得《时务报》成为当时影响颇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获得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今日再读这惊世之文章，仍然受其震动、为之感慨颇深，仍会有一腔热血因之而沸腾，有一股希望因之而升起，有一腔抱负因之而爆发！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撰写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共有十四篇，包括《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以及《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等十一篇分论文章。对于谢《变法通议》的目的，梁启超本人曾说：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发民权论。所以，《变法通议》主要是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维新变法，改革官制，新办新式学校，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才能真正救中国。
《变法通议》开篇自序中就论证“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先举自然的例子，后又列举了中国古代变法的例子，说明了“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然后又引用古人言，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 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说明治旧国，必须用新法。治理国家如果“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就会日益疲敝衰亡；如果“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就会日渐兴旺。这种重视改革图新的思想至今具有重要意义，一个裹足不前的民族是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的。今日的中国，正是因为不断改革，不断追赶时代潮流，与时俱进，才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接下来，梁启超以危险将倒塌的大厦作比喻，讽刺了漠然无视、只知痛哭、小修小补的人，指出只有“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鸠工庀材，以新厥构”，才能“高枕无忧也”。国家也是如此，印度、突厥、中亚洲回部，曾有辉煌过去，却终因为守旧不变而衰亡；而俄国、德国、日本曾国力贫弱，饱受欺凌，却因为变政图新而走向繁荣强大。两者鲜明对比，变法之重要性不言而喻。梁启超接着谈到了中国社会面临的深重问题。地利不辟，人满为患，工艺不兴，商务不讲，学校不立，兵学不讲，官制不善，这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中国经济贫弱，人民生活困难，社会动荡不安，政治腐败，军事战斗力弱，难以抵抗侵略。积弊甚重的中国，再不维新变法，希望何在！面对保守派守古言论，梁启超以本朝变服色、变文字、变历法、变赋法、变役法、变刑法等一系列实例说明“圣者虑时而动”。只知道守着祖宗的制度条令不变，却不知道学习继承祖宗依时变法的精神，实在是舍本逐末，愚蠢至极！
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梁启超认为，“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所以中国自秦朝以来，时局如果没有大的不同，治法也就没什么改变而可以延续千年。但是西方是多国并立，所以各国都“狡焉思启，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则灭亡随之矣”。这种竞争压力使得各国争相发展教育、商业、经济、军事等，于是国家日益强盛。其实当今也有很多历史学家也发现了地理环境、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陆地环境下，思想文化相对稳定、平和、保守；而西方处于一个相对开放的海洋环境，思想文化更加趋于竞争、进取、开拓。面对当今世界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国家应该汲取历史的教训，不能封闭自我，固守安逸，而应该积极应对竞争，不断改革创新，走在时代前列，居安思危，与时俱进。
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欠妥的观点。梁启超认为，西方先进的新制度等大多数都是在中朝嘉道之间建立发展起来的，其兴起不过一百年而已。而且这些新法是西方人改造实施的，所以同样可以搬过来改造，在东方实施。其实这很难说。首先，虽然西方兴起不过以百年，但是它经历了一个向资本主义的跨越式发展。中国想要短时间内效仿、赶超是不可能的。其次，中西方的差异很大，新法是西方人根据自身条件和传统改造而实施的，适用于西方的新法在中国并不一定可以施行，必须要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才能在中国生根成长。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尝试的失败都能说明这个问题。
梁启超还在文中批驳了洋务运动失败是“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其之，故百举而无一效也”，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所以我们应该学习日本主动变法，而不是像突厥、印度、波兰等被迫、被动地变。当今中国也应该主动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向前发展。
另外，梁启超还注意到改革用人问题。他认为改革之初可以用西方人，但这不可以持久，因为西方人终究是为西方谋利益的。他还强烈反对“西人明达，华人固陋；西人奉法，华人营私”的观点。出现西方人能胜任其职而中国人不能的原因，“不能尽为斯人咎也，法使然也”。好的制度能让一般人都能胜任工作，而不好的制度则会“塞其耳目而使之愚，缚其手足而驱之为不肖”。所以，要使社会会良好运行，更加依靠的是良好的制度。当今中国也应该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从而促进社会会发展。
最后，梁启超疾呼“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把兴学校、育人才作为变法的根本，把教育作为开民智、兴民权的基础。梁启超作为一位教育救国论者，非常强调教育变法，在《变法通议》中也花费了很多笔墨来阐述他的教育变法的思想，涉及面很广，讲得也很深刻。他在《变法通议》中的变法主张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其所表达的重视教育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但是，它只说明了造成中国民智未开的教育原因，却没有从更深一层地指出造成中国教育落后的政治原因，这是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的局限性。而且，中国的落后是多方面的落后，仅靠教育的改革是不够的，需要政治、经济、教育、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造，才能建立起一个新的中国。
《变法通议》作为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其中闪耀着梁启超作为一代大家的思想光芒和人格魅力，值得我们去品读和思考。
读梁启超之《变法通议》
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以来，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西方列强肆意侵略，清王朝腐败无能，人民生活困苦艰难。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洋务运动所宣扬的自强求富的幻梦又告以破灭。这让中国人再次思考，中国究竟路在何方？与此同时，萌芽发展中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宣传自己的救国主张。于是，梁启超追随恩师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在《时务报》任主笔，发表《变法通议》希望改革维新以救中国。《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使得《时务报》成为当时影响颇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获得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今日再读这惊世之文章，仍然受其震动、为之感慨颇深，仍会有一腔热血因之而沸腾，有一股希望因之而升起，有一腔抱负因之而爆发！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撰写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共有十四篇，包括《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以及《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等十一篇分论文章。对于谢《变法通议》的目的，梁启超本人曾说：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发民权论。所以，《变法通议》主要是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维新变法，改革官制，新办新式学校，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才能真正救中国。
《变法通议》开篇自序中就论证“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先举自然的例子，后又列举了中国古代变法的例子，说明了“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然后又引用古人言，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 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说明治旧国，必须用新法。治理国家如果“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就会日益疲敝衰亡；如果“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就会日渐兴旺。这种重视改革图新的思想至今具有重要意义，一个裹足不前的民族是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的。今日的中国，正是因为不断改革，不断追赶时代潮流，与时俱进，才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接下来，梁启超以危险将倒塌的大厦作比喻，讽刺了漠然无视、只知痛哭、小修小补的人，指出只有“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鸠工庀材，以新厥构”，才能“高枕无忧也”。国家也是如此，印度、突厥、中亚洲回部，曾有辉煌过去，却终因为守旧不变而衰亡；而俄国、德国、日本曾国力贫弱，饱受欺凌，却因为变政图新而走向繁荣强大。两者鲜明对比，变法之重要性不言而喻。梁启超接着谈到了中国社会面临的深重问题。地利不辟，人满为患，工艺不兴，商务不讲，学校不立，兵学不讲，官制不善，这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中国经济贫弱，人民生活困难，社会动荡不安，政治腐败，军事战斗力弱，难以抵抗侵略。积弊甚重的中国，再不维新变法，希望何在！面对保守派守古言论，梁启超以本朝变服色、变文字、变历法、变赋法、变役法、变刑法等一系列实例说明“圣者虑时而动”。只知道守着祖宗的制度条令不变，却不知道学习继承祖宗依时变法的精神，实在是舍本逐末，愚蠢至极！
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梁启超认为，“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所以中国自秦朝以来，时局如果没有大的不同，治法也就没什么改变而可以延续千年。但是西方是多国并立，所以各国都“狡焉思启，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则灭亡随之矣”。这种竞争压力使得各国争相发展教育、商业、经济、军事等，于是国家日益强盛。其实当今也有很多历史学家也发现了地理环境、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陆地环境下，思想文化相对稳定、平和、保守；而西方处于一个相对开放的海洋环境，思想文化更加趋于竞争、进取、开拓。面对当今世界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国家应该汲取历史的教训，不能封闭自我，固守安逸，而应该积极应对竞争，不断改革创新，走在时代前列，居安思危，与时俱进。
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欠妥的观点。梁启超认为，西方先进的新制度等大多数都是在中朝嘉道之间建立发展起来的，其兴起不过一百年而已。而且这些新法是西方人改造实施的，所以同样可以搬过来改造，在东方实施。其实这很难说。首先，虽然西方兴起不过以百年，但是它经历了一个向资本主义的跨越式发展。中国想要短时间内效仿、赶超是不可能的。其次，中西方的差异很大，新法是西方人根据自身条件和传统改造而实施的，适用于西方的新法在中国并不一定可以施行，必须要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才能在中国生根成长。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尝试的失败都能说明这个问题。
梁启超还在文中批驳了洋务运动失败是“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其之，故百举而无一效也”，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所以我们应该学习日本主动变法，而不是像突厥、印度、波兰等被迫、被动地变。当今中国也应该主动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向前发展。
另外，梁启超还注意到改革用人问题。他认为改革之初可以用西方人，但这不可以持久，因为西方人终究是为西方谋利益的。他还强烈反对“西人明达，华人固陋；西人奉法，华人营私”的观点。出现西方人能胜任其职而中国人不能的原因，“不能尽为斯人咎也，法使然也”。好的制度能让一般人都能胜任工作，而不好的制度则会“塞其耳目而使之愚，缚其手足而驱之为不肖”。所以，要使社会会良好运行，更加依靠的是良好的制度。当今中国也应该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从而促进社会会发展。
最后，梁启超疾呼“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把兴学校、育人才作为变法的根本，把教育作为开民智、兴民权的基础。梁启超作为一位教育救国论者，非常强调教育变法，在《变法通议》中也花费了很多笔墨来阐述他的教育变法的思想，涉及面很广，讲得也很深刻。他在《变法通议》中的变法主张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其所表达的重视教育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但是，它只说明了造成中国民智未开的教育原因，却没有从更深一层地指出造成中国教育落后的政治原因，这是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的局限性。而且，中国的落后是多方面的落后，仅靠教育的改革是不够的，需要政治、经济、教育、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造，才能建立起一个新的中国。
《变法通议》作为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其中闪耀着梁启超作为一代大家的思想光芒和人格魅力，值得我们去品读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