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June,2002
Vol.20No.3
第20卷第3期 JOURNALOFSOCIALSCIENCEOFJIAMUSIUNIVERSITY
为谁歌哭为谁哀
——谈《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的中心人物
黄 娟
(扬州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①
[摘 要]对于《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的中心人物究竟是谁,历来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本文主要从文本和创作缘起的角度,阐述两文的中心人物应当是抒情主人公“我”。
[关键词]中心人物;文本;创作缘起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82(2002)03-0062-03 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历来被论者认为是郁达夫转折时期的代表作:由叙写“性”的苦闷转变到写“生”的苦闷(主要是经济苦闷)。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进展”[1](P78),所以,“建国后,人们一直论定此二篇与《微雪的早晨》,是郁达夫小说创作中唯一具有进步倾向和积极意义的作品”,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和专著,在介绍郁达
[2]
夫时,都着重介绍这三篇。当然,两文的中心人物,也被认为是劳动人民陈二妹和车夫,但觉得作者未能“客观地、写实地”反映出穷苦阶级的生活,也不能挖
②
掘阶级矛盾。
不过,自小说发表以来,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两文的中心人物,应该是抒情主人公“我”,但没有全面
③
的阐述。
新时期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有人认为,两文的主人公,是“我”和女工陈二妹及车夫。
笔者以为,尽管两文的确最早表现了无产者的形象,但中心人物却仍然是抒情主人公“我”。
弄清这一点对于完整、清晰地把握郁达夫极为重要:他是否也自觉地融入二、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洪流?或是始终坚持“自叙状”的文艺思想,保持着独特的创作个性?抑或希望能随顺本性,却又抵挡不住时尚的蛊惑?
本文拟从两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一、文本
先看两文的命名。
《春风沉醉的晚上》:这样的晚上是谁的?女工陈二妹吗?“她大约做工倦了的缘故,每天回来大概是马上就入睡的”。即使偶尔因做夜工晚回,一个“恨死它
(指工厂)”的女工,在不停地劳作了十五个小时后,是否还会欣赏“十点的汽管刚刚放过”时的夜景,是值得怀疑的。
“我”呢?经常“于晚上大家熟睡的时候,不声不响的出去投邮(指稿件)”,又因为神经衰弱症,“我”每晚必定要出去散步,“走到天将明的时候才回家里。”显然,文中所写的,是“我”眼中的上海夜景,“好象有无限的哀愁蕴藏着的样子”,明写天空,实写“自己”,而穷因潦倒的“我”也只拥有春风沉醉的晚上。
《薄奠》:纸车祭奠谁?不错,车夫。由谁来祭?“我”。但仅止于此吗?“和他社会的地位相去无几,而受的虐待又比他更甚的我”,深感“我不如你呀”,以至于“真想跳下车来,同他抱头痛哭一场”。而当“我”认为“我的朋友,这可怜的拉车者”,是为人“所逼死”的时候,“我”物伤其类,“心里起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反抗和诅咒的毒念”,这样的祭奠,难道没有自伤自悼的成分吗?
显然,两文均从抒情主人公“我”的角度命名。那么,“我”和女工、车夫在文字上又分别占多少比例?两文又究竟以谁为表现对象,以什么为叙述主体,主题由谁来体现呢?
两文都以“我”的一段生活经历为叙述线索和主体。读者只见“我”辗转于上海的街道、北平的郊外,在穷愁潦倒中偶遇女工和车夫,觉得自身连他们都不如,倍感凄凉。读完全卷,眼前浮现的是一个飘忽、悲愤的身影,至于女工、车夫的命运,与之相比,微不足道。在文中,女工、车夫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形象,他们必须经由“我”的视角才能得以呈现。而两文中的“我”,决不仅仅是一个叙述者。
①
[收稿日期]2002-02-28
[作者简介]黄娟(1970-),女,江苏张家港人,扬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学现代文学2000级硕士研究生。
《春风沉醉的晚上》一文中,写到女工的文字只占全文的25%左右,并且,即便是在这样低的比例下,女工的形象也是依赖于“我”而存在:是“我”看见了她的外貌,听说了她的经历,目睹了她的状况,感受着她的“单纯”,而有限的这一切,又全都服务于文章的高潮——“我”在那一瞬间的情绪的陡转起伏:“心里忽而起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但旋即又“听了理性的命令”,随之,“我觉得我的周围,忽而比前几秒钟更光明了”。情欲的净化,使本文闪烁着迥异于旧作的光芒,而这一主题,主要是通过“我”得到表现的。小说在表现手法上,与旧作一脉相承,仍然是自叙“我”的生活,并以情绪来结构全篇。
《薄奠》一文中,写到车夫及其家人的文字约占全文的30%左右,而这些内容同样不能客观的、独立的存在,只能通过“我”传达给读者,因此,与上文一样,这样的贫民,只是“我”眼中的贫民,至于与客观情况相差多少距离,那不是作者想要考虑的问题。这是作者自谓的“以己例人”说(下文将对此作出说明)的一个有力的例证。文中的车夫,明显地服从主题的需要,起着凸现“我”的形象的作用:上篇中“我”和车夫的初次接触是为了引出“我”的“空想”——车夫收工后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由此反衬出“我”的寂寞和凄凉,这才是作者必欲吐之而后快的内容,而车夫真的过着这样的日子吗?显然不是。“我”徒然的伤感了一回。但这是郁达夫的习惯。文章的中篇,“我”感受着和车夫一样的“苦”,欲与之“抱头痛哭”,及至用纸车祭奠亡者时,读者已难以分辨“我”到底是在哀悼“我的朋友(车夫)”,还是在哀悼“我”自己?文末,作者不由自主的跳出来抨击“凶手”,痛斥“社会压榨机”的凶残,更是直接通过“我”表现了主题。
二、创作缘起
1923年7月28日(《春风》成文后的13天),郁达夫在《〈茑萝集〉自序》(《春风沉醉的晚上》最早即收入此集)中这样叙述其创作缘起:“半年来因为失业的结果,我的天天做梦的脑里,又添了许多经验。以己例人,我知道世界上不少悲哀的男女,我的这几篇小说,只想在贫民窟、破庙中去寻那些可怜的读者。”[3](P76)
在这之前,1922年7月22日,郁达夫结束了为时十年之久的留学生涯,从日本返国。他骤失学生津贴,又家境贫寒,非但无人接济,还必须承担起一名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光耀门楣,而此时传统的“士”的地位已经因为封建制度的崩溃而完全颠覆,这位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小知识分子,本欲“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与诗书为侣,以怡情为业,却不料被猛的推入赤裸裸的严酷现实,孤独的身处谋生的最前沿,辗转迁徙,却求职无门,即使愿意降低姿态,做一个“贩卖知识的商人”,自售乏术。而在十年的学生生涯中,他不必为三餐而奔波,也无须在现实的层面上向家人尽义务,尚且求宁静而不得,那么如今,当他首先必须在物质的层面上,为自己,也为家庭“活着”时,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可以设想,一个文弱青年,在踏入社会的初始,毫无社会经验,对现实缺乏心理准备和应对技巧,连自身如何立足都不得而知,却内有家庭重压,外受“社会压榨机”的蹂躏,这种心力交瘁,对于一个敏感、脆弱的青年,是怎样的大山!他能承受吗?他怎样承受?
郁达夫曾经在《忏余独白》中回忆自己写作《沉沦》的情景时说道:“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所以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哪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乐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
如果参照一下郁达夫的“文学都是作家的自叙状”的文艺观,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关于“承受”的问题。真不知道假如郁达夫不能用笔来疏导胸中淤积的洪流,平衡雨季和旱季,这个象孩儿般率真、无助,又有着战士般的勇敢、执着的才子,会怎样?任何一个稍具文学史常识的人,都不难找到类似的例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使郁达夫找到了自身的位置。他真诚、坦率、毫不做伪地记录自己的困苦、挣扎——他的感受是如此之深、如此之切,以至于只要他把那喷薄而出的情绪如实道来,便击中时代的脉搏。他实在是时代的晴雨表。缪斯是如此的厚待他,而命运又是如此的苛刻他。也许,这是他们故意的合谋,为了成就一位奇特的天才?
不过,1932年12月,郁达夫又在《〈达夫自选集〉序》中明确写道:“《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微雪的早晨》,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色彩,但因创作的年代很旧,故而意识不明,力量微波,标语口号,不曾提出。”[3](P36)从相关论者的阐述中可以看出,正是作者本人这一开宗明义式的说明,在很大的程度上导致了上文所述“主人公是贫民”的观点的提出。
显然,关于《春风》的写作缘起,作者前后两次的自述分歧较大:一为“以己例人”,歌哭悲哀;一为自动的、超前的为“社会主义”鼓与呼。而后一自述是上文所述“主人公是陈二妹和车夫”的论者的主要依据。明确这一点极为重要。
在我看来,后一自述显然是作者的夫子自道——在事隔多年以后。倘若考虑作品的写作时间和二、三十年代的风云动荡,联系当时的现实:众多作家逐渐修正自己的文艺观——甚至连鲁迅在内,便不难从常理推测:近十年的时间,尤其是这急剧变动的十年,足够提升一个敏感的当事人的认识。郁达夫并没有超然世外,相反,他始终保持着自己个性上的最显要的特征:真诚、敏感,——而正是这一点,使作者于无意中契合时代,创作出领时代风气的作品,如《沉沦》、《春风》。此话怎讲?当同时代的作家从“五四”的激情中
—
醒来,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他首先凭直觉道出了小知识分子与贫苦的劳动阶级的同为“天涯沦落人”之感,不意暗领风骚,开贫苦阶级题材的风气之先;而当这一题材被逐渐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时候,他又即时捕捉到了一缕新鲜的阳光,并与旧作相映照,遂有九年以后的“社会主义”一说。他并不是时尚大师,不能早早的预测到下一个时代的流行款式。然而蓦然回首,他不禁窃喜于自己也曾无意中捷足先登,暗开风气。毕竟,时尚的力量是巨大的,郁达夫又何能免俗。可是,别人却不能不服气:还有哪一个正宗的革命作家,比他更敏锐呢?倒是此后,这类题材开始蔚为大观起来。也难怪,他的“社会主义”的自述曾经误导了诸多论者了。明乎此,便不难发现,“社会主义”的自述实在不能作为前文所述“主人公是贫民”的观点的支撑。而一旦如此,则这一观点是否还能成立,也就大可存疑了。
显然,作者于写作当时所说的“以己例人”,要比“社会主义”一说可信得多。作者是在借贫民的酒杯,消自我的块垒。而借酒消愁愁更愁,所以,《茑萝集》写作后的三年,作者写了《全集自叙》,收入《寒灰集》(《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皆于1927年收入此集),说“我是弱者,我是庸奴,我不能拿刀杀贼,我只希望读我君,读后能够昂然兴起,或竟读到此处,就将全书丢下,不再将有用的光阴,虚废在读这些无聊的呓语之中,而马上就会挺身作战,杀尽那些比禽兽也相差
[3](P241)
很远的军人。”就在这段文字的前一节,作者还叙述了自己从广东回沪,接到“寄住在北京的禽兽般的恶势力下的妻儿的危急之报。”他只希望“到京之日”,“不至于有更恶的凶闻,被我发见!”读了这一段,联系这三年来作者身受的诸多苦楚,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同为“自叙状”式的作品,《春风》的悲世悯人,到了《薄奠》,就成了愤世嫉俗。这两部作品虽具贫民的外形,而内核,却是始终不变的抒情主人公“我”。作者认为,是“社会压榨机”的凶残,把他们联在一起。而他的多愁善感,又使他在偶遇之时,顿生江州司马之感。正如万花筒一样,“贫民的”花样纵然有万万千,机理却是始终不变的“我”。他其实是在为己歌唱为己哀。
那么,对于一些论者的遗憾于作者未能写出穷苦阶级的男女的具体的生活状况,并指出其方向,该怎么理解呢?笔者以为,如果那样的话,郁达夫也就不成其为郁达夫了。论者谓这样写成的贫民形象太单薄了,可这不正是对所有的贫民的高度抽象么?况且,郁达夫一贯反对左拉式的描写。而这两文无论在内容的安排还是组织结构以及艺术特色上,都有着鲜明的特色(对此前人已多有精辟之论,此处容不赘述),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传统的反映贫苦阶级的题材,尤为珍贵,几成孤品。事实上,连持这种观点的郑
伯奇本人也承认,“这也难怪,因为作者最初的企图,不在人生的现实的苦的展望,而在于自己的伤感的发
[4]
抒。”
作者太软弱了?是的,可是当你惊恐交加的目睹一个个胸中有丘壑的老于世故者一层一层地展示其城府之后,来一次毫不设防的心灵的撞击和涤荡,不也挺好么?童真儿童的哭喊,很难说就不如蒙着红④
布的弹唱。
可以肯定的是,《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两文决不是郁达夫有意识的跟风之作。事实恰恰相反。一段时间内,论者或是过分拔高两文的所谓“思想性”,或是苛责作者未能“客观的表现”贫民的生活乃至“阶级斗争”,惟独没有知人论世,还两文以本来面目,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在本质上,郁达夫是一个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的作家,这一点在他的文艺论文中已多有体现。他的创作也证明凡是他秉承个性,“不得不写”的作品,艺术生命力要远远大于勉强自己的趋时之作。《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与《她是一个弱女子》、《出奔》相比,孰优孰劣,不难分辨。
从郁达夫的创作道路可以看出,他这样一个有着鲜明的创作个性和艺术追求的作家,也曾一度自觉自愿的想要偏离自身,汇入洪流,个中意义,意味深长。除开作家本身性格、意志的因素,主流、时代、社会又起了什么作用?其友人鲁迅走的完全是另外一条路,如果把两者合起来考虑,也许会给这一时期的研究找到一个新的角度。
[注 释]
①本文所引《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两篇小说的内容,均据《郁达夫全集》第一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②分别见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论》,许子东《郁达夫风格与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丁易《〈郁达夫选集〉序》,均转引自《郁达夫研究资料》上集,陈子善、王自立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399-400和98页。
③分别见郑伯奇《〈寒灰集〉批评》,温儒敏《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张国祯《郁达夫和我国现代抒情小说》,均转引自《郁达夫研究资料》上集,陈子善、王自立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48、340页;安娜·多勒扎诺娃《郁达夫创作方法的特点》,转引自《郁达夫研究资料》下集,陈子善、王自立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589、596页。
④“红布”这一意象源自崔键的摇滚《一块红布》。
[参考文献]
[1]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评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
[2]董易.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初探(上)[J].文学评论,1980,(5).
[3]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五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4]郑伯奇.《寒灰集》批评[A].陈子善,王自立.郁达夫研究资料:上集[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田丽华]
2002年6月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June,2002
Vol.20No.3
第20卷第3期 JOURNALOFSOCIALSCIENCEOFJIAMUSIUNIVERSITY
为谁歌哭为谁哀
——谈《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的中心人物
黄 娟
(扬州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①
[摘 要]对于《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的中心人物究竟是谁,历来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本文主要从文本和创作缘起的角度,阐述两文的中心人物应当是抒情主人公“我”。
[关键词]中心人物;文本;创作缘起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82(2002)03-0062-03 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历来被论者认为是郁达夫转折时期的代表作:由叙写“性”的苦闷转变到写“生”的苦闷(主要是经济苦闷)。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进展”[1](P78),所以,“建国后,人们一直论定此二篇与《微雪的早晨》,是郁达夫小说创作中唯一具有进步倾向和积极意义的作品”,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和专著,在介绍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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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时,都着重介绍这三篇。当然,两文的中心人物,也被认为是劳动人民陈二妹和车夫,但觉得作者未能“客观地、写实地”反映出穷苦阶级的生活,也不能挖
②
掘阶级矛盾。
不过,自小说发表以来,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两文的中心人物,应该是抒情主人公“我”,但没有全面
③
的阐述。
新时期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有人认为,两文的主人公,是“我”和女工陈二妹及车夫。
笔者以为,尽管两文的确最早表现了无产者的形象,但中心人物却仍然是抒情主人公“我”。
弄清这一点对于完整、清晰地把握郁达夫极为重要:他是否也自觉地融入二、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洪流?或是始终坚持“自叙状”的文艺思想,保持着独特的创作个性?抑或希望能随顺本性,却又抵挡不住时尚的蛊惑?
本文拟从两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一、文本
先看两文的命名。
《春风沉醉的晚上》:这样的晚上是谁的?女工陈二妹吗?“她大约做工倦了的缘故,每天回来大概是马上就入睡的”。即使偶尔因做夜工晚回,一个“恨死它
(指工厂)”的女工,在不停地劳作了十五个小时后,是否还会欣赏“十点的汽管刚刚放过”时的夜景,是值得怀疑的。
“我”呢?经常“于晚上大家熟睡的时候,不声不响的出去投邮(指稿件)”,又因为神经衰弱症,“我”每晚必定要出去散步,“走到天将明的时候才回家里。”显然,文中所写的,是“我”眼中的上海夜景,“好象有无限的哀愁蕴藏着的样子”,明写天空,实写“自己”,而穷因潦倒的“我”也只拥有春风沉醉的晚上。
《薄奠》:纸车祭奠谁?不错,车夫。由谁来祭?“我”。但仅止于此吗?“和他社会的地位相去无几,而受的虐待又比他更甚的我”,深感“我不如你呀”,以至于“真想跳下车来,同他抱头痛哭一场”。而当“我”认为“我的朋友,这可怜的拉车者”,是为人“所逼死”的时候,“我”物伤其类,“心里起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反抗和诅咒的毒念”,这样的祭奠,难道没有自伤自悼的成分吗?
显然,两文均从抒情主人公“我”的角度命名。那么,“我”和女工、车夫在文字上又分别占多少比例?两文又究竟以谁为表现对象,以什么为叙述主体,主题由谁来体现呢?
两文都以“我”的一段生活经历为叙述线索和主体。读者只见“我”辗转于上海的街道、北平的郊外,在穷愁潦倒中偶遇女工和车夫,觉得自身连他们都不如,倍感凄凉。读完全卷,眼前浮现的是一个飘忽、悲愤的身影,至于女工、车夫的命运,与之相比,微不足道。在文中,女工、车夫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形象,他们必须经由“我”的视角才能得以呈现。而两文中的“我”,决不仅仅是一个叙述者。
①
[收稿日期]2002-02-28
[作者简介]黄娟(1970-),女,江苏张家港人,扬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学现代文学2000级硕士研究生。
《春风沉醉的晚上》一文中,写到女工的文字只占全文的25%左右,并且,即便是在这样低的比例下,女工的形象也是依赖于“我”而存在:是“我”看见了她的外貌,听说了她的经历,目睹了她的状况,感受着她的“单纯”,而有限的这一切,又全都服务于文章的高潮——“我”在那一瞬间的情绪的陡转起伏:“心里忽而起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但旋即又“听了理性的命令”,随之,“我觉得我的周围,忽而比前几秒钟更光明了”。情欲的净化,使本文闪烁着迥异于旧作的光芒,而这一主题,主要是通过“我”得到表现的。小说在表现手法上,与旧作一脉相承,仍然是自叙“我”的生活,并以情绪来结构全篇。
《薄奠》一文中,写到车夫及其家人的文字约占全文的30%左右,而这些内容同样不能客观的、独立的存在,只能通过“我”传达给读者,因此,与上文一样,这样的贫民,只是“我”眼中的贫民,至于与客观情况相差多少距离,那不是作者想要考虑的问题。这是作者自谓的“以己例人”说(下文将对此作出说明)的一个有力的例证。文中的车夫,明显地服从主题的需要,起着凸现“我”的形象的作用:上篇中“我”和车夫的初次接触是为了引出“我”的“空想”——车夫收工后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由此反衬出“我”的寂寞和凄凉,这才是作者必欲吐之而后快的内容,而车夫真的过着这样的日子吗?显然不是。“我”徒然的伤感了一回。但这是郁达夫的习惯。文章的中篇,“我”感受着和车夫一样的“苦”,欲与之“抱头痛哭”,及至用纸车祭奠亡者时,读者已难以分辨“我”到底是在哀悼“我的朋友(车夫)”,还是在哀悼“我”自己?文末,作者不由自主的跳出来抨击“凶手”,痛斥“社会压榨机”的凶残,更是直接通过“我”表现了主题。
二、创作缘起
1923年7月28日(《春风》成文后的13天),郁达夫在《〈茑萝集〉自序》(《春风沉醉的晚上》最早即收入此集)中这样叙述其创作缘起:“半年来因为失业的结果,我的天天做梦的脑里,又添了许多经验。以己例人,我知道世界上不少悲哀的男女,我的这几篇小说,只想在贫民窟、破庙中去寻那些可怜的读者。”[3](P76)
在这之前,1922年7月22日,郁达夫结束了为时十年之久的留学生涯,从日本返国。他骤失学生津贴,又家境贫寒,非但无人接济,还必须承担起一名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光耀门楣,而此时传统的“士”的地位已经因为封建制度的崩溃而完全颠覆,这位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小知识分子,本欲“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与诗书为侣,以怡情为业,却不料被猛的推入赤裸裸的严酷现实,孤独的身处谋生的最前沿,辗转迁徙,却求职无门,即使愿意降低姿态,做一个“贩卖知识的商人”,自售乏术。而在十年的学生生涯中,他不必为三餐而奔波,也无须在现实的层面上向家人尽义务,尚且求宁静而不得,那么如今,当他首先必须在物质的层面上,为自己,也为家庭“活着”时,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可以设想,一个文弱青年,在踏入社会的初始,毫无社会经验,对现实缺乏心理准备和应对技巧,连自身如何立足都不得而知,却内有家庭重压,外受“社会压榨机”的蹂躏,这种心力交瘁,对于一个敏感、脆弱的青年,是怎样的大山!他能承受吗?他怎样承受?
郁达夫曾经在《忏余独白》中回忆自己写作《沉沦》的情景时说道:“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所以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哪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乐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
如果参照一下郁达夫的“文学都是作家的自叙状”的文艺观,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关于“承受”的问题。真不知道假如郁达夫不能用笔来疏导胸中淤积的洪流,平衡雨季和旱季,这个象孩儿般率真、无助,又有着战士般的勇敢、执着的才子,会怎样?任何一个稍具文学史常识的人,都不难找到类似的例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使郁达夫找到了自身的位置。他真诚、坦率、毫不做伪地记录自己的困苦、挣扎——他的感受是如此之深、如此之切,以至于只要他把那喷薄而出的情绪如实道来,便击中时代的脉搏。他实在是时代的晴雨表。缪斯是如此的厚待他,而命运又是如此的苛刻他。也许,这是他们故意的合谋,为了成就一位奇特的天才?
不过,1932年12月,郁达夫又在《〈达夫自选集〉序》中明确写道:“《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微雪的早晨》,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色彩,但因创作的年代很旧,故而意识不明,力量微波,标语口号,不曾提出。”[3](P36)从相关论者的阐述中可以看出,正是作者本人这一开宗明义式的说明,在很大的程度上导致了上文所述“主人公是贫民”的观点的提出。
显然,关于《春风》的写作缘起,作者前后两次的自述分歧较大:一为“以己例人”,歌哭悲哀;一为自动的、超前的为“社会主义”鼓与呼。而后一自述是上文所述“主人公是陈二妹和车夫”的论者的主要依据。明确这一点极为重要。
在我看来,后一自述显然是作者的夫子自道——在事隔多年以后。倘若考虑作品的写作时间和二、三十年代的风云动荡,联系当时的现实:众多作家逐渐修正自己的文艺观——甚至连鲁迅在内,便不难从常理推测:近十年的时间,尤其是这急剧变动的十年,足够提升一个敏感的当事人的认识。郁达夫并没有超然世外,相反,他始终保持着自己个性上的最显要的特征:真诚、敏感,——而正是这一点,使作者于无意中契合时代,创作出领时代风气的作品,如《沉沦》、《春风》。此话怎讲?当同时代的作家从“五四”的激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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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他首先凭直觉道出了小知识分子与贫苦的劳动阶级的同为“天涯沦落人”之感,不意暗领风骚,开贫苦阶级题材的风气之先;而当这一题材被逐渐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时候,他又即时捕捉到了一缕新鲜的阳光,并与旧作相映照,遂有九年以后的“社会主义”一说。他并不是时尚大师,不能早早的预测到下一个时代的流行款式。然而蓦然回首,他不禁窃喜于自己也曾无意中捷足先登,暗开风气。毕竟,时尚的力量是巨大的,郁达夫又何能免俗。可是,别人却不能不服气:还有哪一个正宗的革命作家,比他更敏锐呢?倒是此后,这类题材开始蔚为大观起来。也难怪,他的“社会主义”的自述曾经误导了诸多论者了。明乎此,便不难发现,“社会主义”的自述实在不能作为前文所述“主人公是贫民”的观点的支撑。而一旦如此,则这一观点是否还能成立,也就大可存疑了。
显然,作者于写作当时所说的“以己例人”,要比“社会主义”一说可信得多。作者是在借贫民的酒杯,消自我的块垒。而借酒消愁愁更愁,所以,《茑萝集》写作后的三年,作者写了《全集自叙》,收入《寒灰集》(《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皆于1927年收入此集),说“我是弱者,我是庸奴,我不能拿刀杀贼,我只希望读我君,读后能够昂然兴起,或竟读到此处,就将全书丢下,不再将有用的光阴,虚废在读这些无聊的呓语之中,而马上就会挺身作战,杀尽那些比禽兽也相差
[3](P241)
很远的军人。”就在这段文字的前一节,作者还叙述了自己从广东回沪,接到“寄住在北京的禽兽般的恶势力下的妻儿的危急之报。”他只希望“到京之日”,“不至于有更恶的凶闻,被我发见!”读了这一段,联系这三年来作者身受的诸多苦楚,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同为“自叙状”式的作品,《春风》的悲世悯人,到了《薄奠》,就成了愤世嫉俗。这两部作品虽具贫民的外形,而内核,却是始终不变的抒情主人公“我”。作者认为,是“社会压榨机”的凶残,把他们联在一起。而他的多愁善感,又使他在偶遇之时,顿生江州司马之感。正如万花筒一样,“贫民的”花样纵然有万万千,机理却是始终不变的“我”。他其实是在为己歌唱为己哀。
那么,对于一些论者的遗憾于作者未能写出穷苦阶级的男女的具体的生活状况,并指出其方向,该怎么理解呢?笔者以为,如果那样的话,郁达夫也就不成其为郁达夫了。论者谓这样写成的贫民形象太单薄了,可这不正是对所有的贫民的高度抽象么?况且,郁达夫一贯反对左拉式的描写。而这两文无论在内容的安排还是组织结构以及艺术特色上,都有着鲜明的特色(对此前人已多有精辟之论,此处容不赘述),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传统的反映贫苦阶级的题材,尤为珍贵,几成孤品。事实上,连持这种观点的郑
伯奇本人也承认,“这也难怪,因为作者最初的企图,不在人生的现实的苦的展望,而在于自己的伤感的发
[4]
抒。”
作者太软弱了?是的,可是当你惊恐交加的目睹一个个胸中有丘壑的老于世故者一层一层地展示其城府之后,来一次毫不设防的心灵的撞击和涤荡,不也挺好么?童真儿童的哭喊,很难说就不如蒙着红④
布的弹唱。
可以肯定的是,《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两文决不是郁达夫有意识的跟风之作。事实恰恰相反。一段时间内,论者或是过分拔高两文的所谓“思想性”,或是苛责作者未能“客观的表现”贫民的生活乃至“阶级斗争”,惟独没有知人论世,还两文以本来面目,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在本质上,郁达夫是一个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的作家,这一点在他的文艺论文中已多有体现。他的创作也证明凡是他秉承个性,“不得不写”的作品,艺术生命力要远远大于勉强自己的趋时之作。《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与《她是一个弱女子》、《出奔》相比,孰优孰劣,不难分辨。
从郁达夫的创作道路可以看出,他这样一个有着鲜明的创作个性和艺术追求的作家,也曾一度自觉自愿的想要偏离自身,汇入洪流,个中意义,意味深长。除开作家本身性格、意志的因素,主流、时代、社会又起了什么作用?其友人鲁迅走的完全是另外一条路,如果把两者合起来考虑,也许会给这一时期的研究找到一个新的角度。
[注 释]
①本文所引《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两篇小说的内容,均据《郁达夫全集》第一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②分别见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论》,许子东《郁达夫风格与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丁易《〈郁达夫选集〉序》,均转引自《郁达夫研究资料》上集,陈子善、王自立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399-400和98页。
③分别见郑伯奇《〈寒灰集〉批评》,温儒敏《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张国祯《郁达夫和我国现代抒情小说》,均转引自《郁达夫研究资料》上集,陈子善、王自立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48、340页;安娜·多勒扎诺娃《郁达夫创作方法的特点》,转引自《郁达夫研究资料》下集,陈子善、王自立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589、596页。
④“红布”这一意象源自崔键的摇滚《一块红布》。
[参考文献]
[1]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评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
[2]董易.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初探(上)[J].文学评论,1980,(5).
[3]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五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4]郑伯奇.《寒灰集》批评[A].陈子善,王自立.郁达夫研究资料:上集[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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