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的一个上午，在楼下遇到吴老，我问：“吴先生久违，你好啊。”他说：“车子等着我，有事出去。”然后拉了拉手，背影匆匆。此次离别，吴老再也没有回来。 3个月后，吴冠中走了。 九旬高龄的吴老，和我同住在京南方庄小区。老人喜欢方庄，说这里有人气，旁边就是体育公园。我常常在公园遇到他们老两口，互相搀扶着，缓缓地走着。 我们小区附近，有个四人座的“福云理发店”，给老人理发只需3元，我去理发时，老板娘总会提到吴老，因为他是那里的常客。 邻居们知道这个很不起眼的小老头是大画家，却不知道他已经上拍的作品超过千件（次）。说他家财万贯吧，却“穷”得布衣素食。老头倔，价值几百、几千万的传世名画一捐就是百多幅，消费却极端平民化。当理发店的老板娘得知这个老头的画卖到十多亿人民币的时候，她惊呆了。我问过吴老：“有新闻说，您的一幅画又拍了四千多万元，创下新的纪录……”他不动声色，说了句：“这都与我无关。” 吴老脑勤而心静，不大愿意接待访客，大家知趣，尽量不去打扰他。一次，约好去他家说事，进了他家后我大吃一惊。他的住房同我家一样大小，都是108平方米，却坚决不肯装修，仍旧是洋灰地板、木制的窗框窗格子，一应的原生态，书房之小，堪比斗室。然而，他的画作就是从这间普普通通的住房走出，进入国际画廊的。 他和夫人经常在公园的林间小道散步，不认识的人都把他们当做退休多年的老职工。她三次脑血栓，他伴着她，寸步不离。他肩并肩搀扶着她，平和而亲昵。我遇上吴老，总能说上几句话，他也总爱和我的小孙孙聊上几句。 吴老经常在我们的楼下买天津煎饼，后来，他不吃了，卖煎饼的妇女对我说：“老头想吃，可就是咬不动了。老头人好，没有一点架子。有一年，他送我一本挂历，说上面有他的画。” 一次大清早，吴老同夫人坐在楼下草坪边的洋灰台上，拿着精致的印章在洋灰台上磨呀磨。卖煎饼的妇女走过去问：“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吴老说：“把我的名字磨掉。”“这么好的东西你磨它……”他说：“不画了，用不着了，谁也别想拿去乱盖。” 〔责任编辑 袁小玲〕
2010年3月的一个上午，在楼下遇到吴老，我问：“吴先生久违，你好啊。”他说：“车子等着我，有事出去。”然后拉了拉手，背影匆匆。此次离别，吴老再也没有回来。 3个月后，吴冠中走了。 九旬高龄的吴老，和我同住在京南方庄小区。老人喜欢方庄，说这里有人气，旁边就是体育公园。我常常在公园遇到他们老两口，互相搀扶着，缓缓地走着。 我们小区附近，有个四人座的“福云理发店”，给老人理发只需3元，我去理发时，老板娘总会提到吴老，因为他是那里的常客。 邻居们知道这个很不起眼的小老头是大画家，却不知道他已经上拍的作品超过千件（次）。说他家财万贯吧，却“穷”得布衣素食。老头倔，价值几百、几千万的传世名画一捐就是百多幅，消费却极端平民化。当理发店的老板娘得知这个老头的画卖到十多亿人民币的时候，她惊呆了。我问过吴老：“有新闻说，您的一幅画又拍了四千多万元，创下新的纪录……”他不动声色，说了句：“这都与我无关。” 吴老脑勤而心静，不大愿意接待访客，大家知趣，尽量不去打扰他。一次，约好去他家说事，进了他家后我大吃一惊。他的住房同我家一样大小，都是108平方米，却坚决不肯装修，仍旧是洋灰地板、木制的窗框窗格子，一应的原生态，书房之小，堪比斗室。然而，他的画作就是从这间普普通通的住房走出，进入国际画廊的。 他和夫人经常在公园的林间小道散步，不认识的人都把他们当做退休多年的老职工。她三次脑血栓，他伴着她，寸步不离。他肩并肩搀扶着她，平和而亲昵。我遇上吴老，总能说上几句话，他也总爱和我的小孙孙聊上几句。 吴老经常在我们的楼下买天津煎饼，后来，他不吃了，卖煎饼的妇女对我说：“老头想吃，可就是咬不动了。老头人好，没有一点架子。有一年，他送我一本挂历，说上面有他的画。” 一次大清早，吴老同夫人坐在楼下草坪边的洋灰台上，拿着精致的印章在洋灰台上磨呀磨。卖煎饼的妇女走过去问：“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吴老说：“把我的名字磨掉。”“这么好的东西你磨它……”他说：“不画了，用不着了，谁也别想拿去乱盖。” 〔责任编辑 袁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