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藏族人口东向流动现实意义探微[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 发布日期：2013-12-31 ]来仪
【摘 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人口作为社会经济行为中最活跃的要素之一，其流动方向、流动频率、流动方式不但能够最直观地展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往往也成为衡量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社会联系之深度和广度的标志。在西藏，一方面是长期以来全国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援和帮助，另一方面则是内地各省为西藏提供了巨大的国内市场，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发展机会和条件，吸引和推动着西藏藏族人口自发地东向流动。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历史过程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善于抓住这一历史性的契机意义重大。
【关 键 词】西藏；藏族人口流动；祖国内地；民族关系
【作者简介】来仪(1957-)，女，四川成都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政策，四川 成都 610041
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地区，本文所指的“东向”是指西藏自治区以东的我国其他省区。如果按照地理距离的远近，西藏自治区的“东向”一般可以分为周围邻近地区与距离比较远的内地各省区两部分。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后者，因为人口密集、市场广大的内地各省区客观上与西藏在人才、资金、技术、资源等方面已经形成优势互补的关系。由西藏的地区性与民族性特点所决定，这种东向流动实际上包含着藏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西藏自治区与内地其他省区这两个层次的联系。
石硕教授曾经指出：“在西藏历史中，有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事实：自公元7世纪以来，西藏的文明无论在地域空间上或是种族与文化上都强烈地呈现了一种东向发展的趋势，并且在三个历史时期得到最生动的体现。包括公元7世纪至9世纪、公元13世纪至14世纪、公元15世纪至16世纪。而西藏文明自身所呈现的这种不断东向发展趋势直接构成了自吐蕃时代以来与中原王朝发展广泛而深刻联系的原因。这种联系包括了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和种族等各个方面。从很大程度上说，这一联系的不断积累与发展，正是使西藏最终被牢固地纳入中原政治体系之中并形成西藏今天政治格局的重要原因。”[1](P,1)笔者认为，承载这些历史联系的主体恰恰正是人，正如当年松赞干布派往唐朝求亲的使者们的历史作用一样，他们亲历长安，向遥远的东土传递着吐蕃发出的友好信息，他们犹如历史搭建起的无形的桥梁，直接促成了文成公主进藏，成为连接西藏与内地、藏族与汉族之间友好关系的实践者。当然，由于地理距离、交通阻隔、文化差异、政治关系、经济实力等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制约，过去的人口东向流动毕竟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西藏藏族人口的东向流动先后经历了从被动流动到自发流动两个阶段并且分别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背景相一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的所有制结构、社会分层结构、人口流动机制、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民众的思想观念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遵循其内在规律，用那只“看不见的手”冲破各种有形或者无形的壁垒、撤除各种人为的藩篱，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地区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由国家、单位总体控制的利益格局中逐渐剥离，社会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实现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整合，而人口的自由流动是其必然结果之一。在西藏，人口流动呈双向态势，一方面，在“全国支援西藏”背景下，人口、物资、资金从祖国大江南北源源不断流入，一个现代化的新西藏正崛起在世界屋脊。另一方面，则是西藏藏族人口以多种方式去祖国内地各省的逆向流动。笔者认为，当若干世世代代居住在雪域高原的藏族人口面向广阔的全国大市场自由地、主动地走下高原去投资、创业、经商、求学、通婚甚至去定居的时候，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人口现象本身，也大大超越了西藏这一狭小范围，其内在机制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西藏地区的变迁直接相关。如果从长远的国家战略和西藏自身的发展远景分析，恰恰是这种人口东向流动现象更加发人深省，蕴含着多重深远的内容。
一、西藏藏族人口东向流动牵引着民族之间的接触与交往
人口流动是有自身规律的。虽然流动者既有体制内人口也有体制外人口，其动机也多种多样，但是，通过一定的空间流动去寻求更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机会却是人们共同的追求。实现这种愿望除个人条件之外，制度、政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便利的交通等等主观及客观条件共同构成了人口学上所言的“推力”和“拉力”的博弈和选择。此外，通过人口流动，可以带动投资或者拉动消费，获取更好的效益，这也是经济学上所谓理性人的正常选择。市场经济所推动的西藏藏族人口的东向流动，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要求和趋势。
不同民族人口的流动就如同打破自身封闭与彼此隔离的路由器，尤其是当这种流动被置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时代背景之下，其自发性、多向性、经常性的流动特点，对民族关系产生着多重积极效果。
我们看到，个体交往越来越成为当前民族交往的主要方式。无论西藏藏族人口到内地去旅游、读书、就业、投资、通婚还是定居，不但扩大了藏民族与其他民族接触和交往的机会与范围，还通过他们的投资、消费、经营等活动创造了彼此离不开的利益格局，使藏族在空前的程度上全面融入祖国大家庭。比如，以不同民族的通婚而言，它本身就包含着对个人、对彼此家庭、家族甚至对对方民族的认同。汉藏通婚并不鲜见，其积极影响完全可以超越个人。有这样一则报道：央金的丈夫是上海的援藏干部，在西藏工作了15年。她于20世纪70年代随丈夫从拉萨到上海定居以后就在一家公交公司工会工作，在沪已经30多年。2009年，她和女儿及当地多位藏族同胞与卢湾区统战部民宗办的工作人员在上海一家藏族餐厅共庆藏历新年的时候告诉记者说：“这几十年我在上海生活的最大感受就是我没有感到孤独，每当遇到困难都会有人热心帮助，汉藏同胞之间的这种深厚情谊无处不在。我当年就在自己丈夫身上看到了这种深厚情谊”，“这些优秀的汉族干部把青春和智慧都献给了西藏，我们怎能够不感动。上海和西藏都是我的美丽家园。”[2]此处的央金、她的丈夫以及卢湾区统战部民宗办的工作人员，他们犹如一根根坚韧的纽带，从人们的心灵深处连接起了藏汉两个民族，并促成他们实现彼此的认同。
就业同样在创造不同民族接触的机会并拉近民族之间的距离。近年来，去内地就业在西藏越来越普遍，从许多藏族劳动者反馈的信息不难看到其积极影响。比如，2007年入冬以后，由于我国南方多省遭遇雨雪和冰冻灾害，交通运输受阻，一些在内地打工的西藏藏族务工人员不能够在春节假期回家。于是《西藏日报》通过电话连线采访了一些在内地的西藏藏族劳动者，包括在湖南某电机厂打工的林周县的扎西、当雄县的央金、在安徽来自狮泉河的拉姆等人，他们共同告诉家人的是“阿爸、阿妈我在他乡挺好的”[3]。他们在内地工作和生活的真实感受也许更加复杂多样，但是在内地打工可以接触许多不同民族的人员、可以了解不同地方的文化、可以学习劳动技能、可以获得多种社会历练却是不争的事实，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何现在越来越多的西藏藏族人口愿意到内地务工的现象。
西藏藏族学生到内地求学也承载着同样的意义。1984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在内地部分省市创办的西藏班(校)基本覆盖了从初中到大学的所有办学层次。“在过去的27年里，内地西藏班在校生达2.18万人，分布在全国21个省市的28所内地西藏班、58所重点高中、90多所高等院校。近18000名藏族学生学成后重返西藏，加入到建设西藏的大军当中。”[4]此外，还有许多在内地一些高等院校读书、深造的西藏藏族学生，这些当年的学生，现在大都成为西藏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他们在内地的学习经历成为其成长过程的重要阶段，藏汉两族的情谊在此过程中也得到培育、升华。据报道：武汉大学教授杨昌林和夫人次仁德吉自1978年从西藏调入武汉大学工作以后，33年如一日关爱武汉高校藏族学生近万人次的生活、学习和思想，筑起武汉高校藏族学生的“武汉之家”，深受藏族学生的爱戴。杨老师的每一个故事，都来自藏族学生们的叙述。①他作为民族团结的实践者，其行为产生的效果无疑是良好民族关系的现实脚本。
二、藏族人口东向流动促进了西藏与内地各省区的交往与合作
从经济学角度看，人口的流动方向、流动方式、流动规模、流动效果，均是反映流出地和流入地社会发展水平的衡量标杆，同时，这些现象的持续发酵又会促进西藏与内地各省区的交往与合作。加强西藏与内地各省区的横向联系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发展的重要途径，西藏自治区制定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从资源、人才、管理技术等方面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在不断激活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社会生产力水平在持续提高。据《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报告》显示，1984年以后，西藏经济进入了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经济总量从1984年的13.68亿元快速增长到2008年的395.91亿元，逐渐形成以优势矿产业、建筑业、民族手工业、藏医药业为支柱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工业生产体系。2008年全区农牧民人均收入达3170元。[5]在此期间，西藏不但出现了一大批本土企业，比如拉萨啤酒、5100矿泉水、甘露藏药、奇正藏药、达氏集团等，同时还涌现出像多拉、达瓦顿珠、群培次仁等一批藏族知名企业家。其中不乏在内地市场开拓事业的弄潮儿。与此同时，一些普通藏族百姓也自发地去往内地各省区寻找发展的机会，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尤其是青藏铁路通车为西藏地区融入全国大市场提供了更加便利、快捷、安全的交通条件。
东向流动的藏族人口对西藏与其他省区的交往与合作发挥的影响和作用大体呈现出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个体之间的广泛接触拉近了地区之间的联系。比如在被誉为“西藏后花园”的四川省成都市，西藏自治区和区内多个地方和单位都在这里设立了各种办事机构，还有专门的西藏中学。许多西藏人口在这里度假、购房、养老、读书、通婚、就医、经商、打工以及进行其他各种投资创业。不论是体制内人口还是体制外人口，不论是定居人口还是流动人口，城市生活产生的社会交往需要使他们必然涉足各行各业。仅以西藏藏族人口在成都的购房行为而言，尽管其中既有个体行为也有单位行为，但是购房本身既是消费也是一种投资，对所有购房者而言，主观上都寄托着自己对成都市生活环境的选择和认同，而在客观上则对成都市的GDP增长做出了贡献。自己的房产在成都，事实上就使他们的自身利益已经超出西藏本地而与成都市荣辱与共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共享、互利形式，无疑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城市共同发展繁荣的具体体现。
二是人口作为企业或其他社会单位的客观载体，通过横向联合促进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仅以拉萨啤酒的成长为例。拉萨啤酒作为西藏本土企业始建于1987年。其生产能力从最初的5000吨已经发展为现在的15万吨。它最初是聘请西安设计院和青岛啤酒厂做技术支持，1995年与四川光大金联实业公司联姻，1996年股票在深圳上市，2004年其生产工艺与国际接轨。如今已经拥有“中国名牌产品”、“绿色企业A级”、“国家免检产品”等多项桂冠。2008年公司总资产达3.8亿，员工470人，年销量占西藏啤酒市场的80%，收入3.2亿多元，上缴税2700多万元。[6]该企业藏族职工占60%以上。在人才竞争成为经济发展重要条件的背景下，内地成为其人才培养的摇篮。该公司每年至少选派两批优秀干部到内地啤酒企业参观学习。34岁的副总经理罗布次仁1995年从武汉啤酒学校毕业以后就在拉萨啤酒厂当技术人员，后来又到成都经济管理干部学校进修，他曾担纲青稞啤酒及其制备方法研究项目并大功告成。[7]伴随着该企业资本东向流动和员工在内地接受培训、观摩等学习机会，彼此的人员往来，使他们在商业理念、市场思维、企业管理运作方式等方面有所收获。在类似的事例中，东向流动的藏族人口本身所具有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容低估。
三是内地省区或者城市在相关的城市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领域内都不能不正视本地西藏人口的存在和他们的各种需要。比如成都市民族宗教局、市政协、市统战部等部门都先后从不同角度探索和研究相关问题，力图通过提供政策支持，发挥内地城市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辐射作用，实现城市的和谐发展。这一过程涉及的内容其实是全方位的，既有内地相关部门和普通民众对包括西藏在内的藏族历史与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又有对党和国家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宣传和学习。同时也是许多人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处并且认识中国多民族构成、培育多元文化理念的过程。
三、西藏藏族人口东向流动具有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纽带作用
中华民族是具有明显政治属性、由国内56种民族共同构成的一个更高层次的人们共同体，也是一个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实体的构建过程相关联的社会现象。与西方许多近现代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不同，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共同体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奴役、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所产生的救亡图存的危机促使她升华为一个自觉的人们共同体。这一过程既是国内各个民族经历各种磨难和考验的过程，也是培育各民族彼此之间的亲和力、培育各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向心力的历史过程。我们将其统称为凝聚力。
我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体现了国家“硬实力”的提升，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一“软实力”的建设也迫在眉睫，因为这是保证我国多民族的社会凝聚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而立于不败之地的现实需要。
国家仍然是今天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维护国家利益仍然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具有的政治属性，我国也不例外。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国家强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些原则性问题均是关系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从古到今，民族性因素与国家的兴与衰、社会的进与退、人民的福与祸直接相关并且形成一个在逻辑上具有紧密联系的社会系统。一般说来，如果各民族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追求，彼此肝胆相照、唇齿相依、共同努力，就会形成真实的凝聚力，这些联系越紧密、互补性越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就越强。
连接不同民族的纽带各种各样，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甚至军事的，举不胜举。由于各个历史时期都具有自身阶段性的社会特点，因此，连接民族之间的方式、内容和程度都会不同。正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原理所揭示的道理那样，经济的基础地位使之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邓小平1987年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曾经提出过检验西藏工作的标准，即“西藏工作，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2007年3月胡锦涛在参加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发展是解决西藏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尽管西藏的发展也许仍然属于中国这个巨大“木桶”中最短的木板之一②，但绝没有理由否认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物质财富，其人文资源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西藏藏族人口同样是我国经济发展重要的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本的客观载体，西藏以自己的人力、物力、文化影响力等投入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关键是西藏藏族人口借助于市场经济的大潮走下雪域高原，无论是新移民还是流动人口，其生活、工作、学习、投资等个人利益都与输入地之间在事实上存在着千丝万缕、更加深刻而广泛的相互依赖、互惠互利的关系。如果内地各省能够敞开胸怀接纳他们，能够为他们创造各种发展机会，必然会增强他们对这些“异地他乡”的认同感，缩小心理距离，增加凝聚力，我们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所倡导的三个“离不开”才会成为一种真实的社会关系。而这一点在民族关系中至关重要，完全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从这个角度而言，东向流动的西藏人口无疑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最强韧的纽带。
四、藏族人口的东向流动是实现中央政府治藏策略的必要路径
由西藏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所决定，自元代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在施政过程中都非常关注治藏问题，这也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领域。治藏必然涉及国家的主权、领土、地方管理以及居民对于国家的认同等因素。治藏的方式或者途径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也可以是综合性的。且不论各种思路和实践的利弊，我们认为时代提供的契机、治藏策略的有效性，应该是治藏问题方面非常重要的内容。
西藏地区有其特殊性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西藏均无法回避与“西藏问题”这个词所关联的历史与现实便是其典型特点之一。“西藏问题”本身已经成为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维护民族团结、彰显中华民族尊严的典型代表，是当前党和政府治藏面对的客观现实。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是藏区工作的两大原则，二者相辅相成。党和政府力图通过大力发展藏区的社会经济，通过现代化建设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西藏政治稳定创造物质基础，进而争取民心，最终削弱分裂势力的影响，实现社会稳定。因为时代已经不允许我们再在低生产力水平基础上谈论政治稳定的问题。近年来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民生改善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指引下，结合西藏藏族人口的东向流动趋势，我们完全有理由进一步认为：西藏的未来还将取决于融入祖国的程度以及融入的方式和效果。
我们认为，今天我国的治藏预期已经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时代特点，这就是除了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层面考虑治藏，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国家的发展和变化已经为治藏创造了重要条件。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所推动的藏族人口的东向流动，像纽带一样使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在事实上形成了紧密的互补关系。从经验的逻辑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正在崛起，国家的繁荣发展为西藏的繁荣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客观上，西藏地区仍然属于我国的欠发达地区，国家和内地各省对西藏的各种投入和帮助表明了祖国大家庭的亲情。对于西藏而言，其中一些方式甚至某些要求也许还带有被动的色彩，而“被动”的方式或者结果往往不能够保证接受者是否心甘情愿地接受，甚至还会存在一些认同上的问题。尤其是在一些投入和帮助自身也还存在一些缺陷的情况下，往往难以避免事与愿违的结果，并可能产生对“治藏”的负面影响。而西藏藏族人口与资本自发的东向流动，这种行为的选择具有“心甘情愿”的认同取向，尤其是当西藏藏族人口把内地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的时候，当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在内地可以有良好发展的时候，他们的倾心内向必然使少数民族分裂分子进行藏独活动没有市场。如果这种现象成为常态，无疑是最真实、最符合各个阶层利益的“治藏”策略。显然，藏族人口的东向流动实际上可以成为对我国传统治藏策略进行补充的重要途径，可以为反击别有用心的所谓“藏独”提供新的思路。
五、西藏藏族人口的东向流动是促进西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许多学者都指出过提高人口素质对西藏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思想品德及人文修养、劳动的技术和能力等都是人口素质的具体内容。笔者认为，提高人口素质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系统工程。从西藏自身的长远利益看，东向流动的藏族人口作为西藏本土的人力资源，其流动的经历及其效果反馈对西藏也非常有利。
东向流动的藏族人口大体上呈现着走出去与再返回西藏这样两种结果。如果按照他们去内地的目的和动机，又可以粗略地分为生活型、创业型两类。他们对西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
(一)走出去的藏族人口“反哺”西藏
本文仅以藏医藏药为例。我国藏医药有2300多年的历史。藏药的资源储备十分丰富，藏药方剂中常用药材约2400余种，其中植物药2170余种，动物药210余种，矿物药50余种。经过历史验证流传的一批传统藏药品种，在解决心脑血管、肝胆、消化、风湿、妇科及老年病等常见及疑难疾病方面，凭借安全、有效的实力和口碑，已经显现出巨大的市场潜力。[8]近年来，随着西藏旅游业的发展、青藏铁路的修建、内地人口对绿色生态药物的青睐，为藏医学的传播创造了各种便利条件，也使藏医药与内地的交流日趋完善。西藏地区一些知名的藏医在内地一些地方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仙露藏药、金诃藏药、神水藏药、甘露藏药，西藏昌都地区藏医院、西藏民族学院附属医院、西藏自治区医院等等一些藏药厂或者藏医院、藏医药也逐渐为内地百姓所了解。一些藏族医生开始在内地开拓事业。据甘露藏药网介绍：西藏自治区藏药厂于1996年在山东济南建立了甘露藏医门诊，十几年来一直秉承“甘露众生惠泽齐鲁大地”的企业精神，先后有西藏藏医药学会会长、西藏自治区藏医院院长占堆，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副院长、北京藏医院名誉院长、国家级藏医大师强巴旦增，藏医药权威专家旦增平措、西藏藏医药学会研究员格桑旺堆、索南扎西等人在此坐诊。在首都北京，宗喀藏医诊所是第一家传承纯正藏医药、由尕藏扎西、加央青泽、才郎东主、洛桑次成等专家坐诊的正规惠民门诊，患者不但有当地居民，内蒙古、哈萨克等境内外患者也纷至沓来。业内人士认为：诊所由小到大，初具规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9]甚至远在福建的金河藏医院，同样也有一批藏族医生在此救死扶伤、传播藏医药文化。可见，这些藏族专家到内地创业，一方面是他们个人在更加广阔的空间中经风雨见世面，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他们使得藏民族的传统文化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并且成为西藏发展的无形资产。
此外，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不难观察到：东向流动的藏族人口，无论生活型还是创业型，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论是走出去投身于国内大市场，还是仅仅在内地作短暂的停留，当他们选择内地时，他们的根仍然在西藏。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心理上，他们的西藏情结都促使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报答故乡，或者在事业上和生活上为西藏与内地牵线搭桥，发挥着“中间人”的独特作用；或者用自己的方式为西藏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些“反哺”行为对西藏均是积极有益的。
(二)返回西藏的藏族人口发挥人才优势
对一些在内地经过市场经济洗礼和生活历练之后又返回西藏的藏族人口而言，不论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返回西藏，他们的观念、他们学到的技术、他们在内地挖到的“第一桶金”，他们对其他民族文化的认识，甚至一些人还带回了在他乡相知、相识、相爱的人生伴侣……各种各样的经历不但是提高个人素质的重要资源，而且当这些人生积累投入到西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之中时，这些人学到的技能、获得的生活经验对地处边远且市场发育相对滞后的西藏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有记者曾经采访过26岁的索朗觉旦，他先后在广东惠州八中西藏班和河海大学求学十载。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南京一家公司提供的优厚待遇，回到西藏成为羊八井地热电站的热能设备检修和维护人员。他认为这十年不仅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也让自己有能力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更加令人关注的是：乡亲们以索朗为榜样，纷纷鼓励自己的孩子报考西藏班。林周县教体局副局长巴桑朗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刚开始办内地班的时候，有个别家长舍不得把孩子送到内地去学习。但是，随着内地班学生的学成归来，在老百姓中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家长送孩子到内地上学的积极性一年比一年高。”[10]
2008年，西藏政协委员普旺与乔元忠在共同署名提交的关于鼓励支持农牧民创业增收的提案中就指出：一部分农牧民“外出打工，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技术，积累了资金，获得了信息，开始回乡创办企业。这种积极创业的形式，不仅激发了农牧民自我发展的内在潜力，优化了农牧区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更进一步拓宽了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就业增收渠道，从不同程度减轻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提案还认为：鼓励和支持农牧民创业是解决“三农”难题的一个有效办法，也是让农牧民安居乐业的重要途径。[11]与此相对应的是，江孜县农民旦增在西藏电视台播放的《高原科技》栏目中，看到山西省忻州市秀莹奶牛养殖场有高产奶牛出售。看到这条消息后，不会说汉语、不认识汉字的他从乡信用社贷款15万元并去山西实地考察，购买了纯种黑白花高产奶牛15头。在政府的支持下建起了养殖场。他对记者说：“为了使购进的奶牛适应西藏高原的环境，保持较高的生产性能，我在山西参加了出售方举办的养殖培训学习。同时，购买了奶牛养殖技术光盘、书籍和疫病防治方面的学习资料。眼下，我按照养殖技术要求，为奶牛建立了生产养殖档案，严格按照要求进行科学养殖和管护。”旦增的15头纯种黑白花奶牛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各项生理生产指标基本稳定，有10头正在产奶，日产奶量最高的达22公斤，最低的也有6公斤，养殖场平均日产奶达100公斤以上。通过经纪人，旦增与江孜县几家饭店签订了鲜奶销售协议。他还计划种植饲草料，建一个饲料加工厂、一个酥油加工房，等条件成熟后，再扩大规模，把提供种牛作为发展方向。[12]
“堆谐”是拉孜县的特色舞蹈，2007年央视春晚上，西藏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农民艺术团表演的舞蹈《飞弦踏春》，不仅使“堆谐”这一舞蹈艺术为全国人民所熟知，也让一批西藏农牧民艺术家们走出了大山。他们相继在藏历新年晚会、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央视春晚等大型晚会现场表演。正如西藏流行音乐领军人物桑诺创作的《走出喜马拉雅》这首歌所表达的意思那样：“希望西藏人民走出大山，看看外边的世界，学习外边先进的知识，为西藏，为自己的家乡造福。”[13]显然，走出西藏与回到西藏都在共同演绎着西藏美好的未来。
综上所述，西藏藏族人口的东向流动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流动是西藏地区各种利益主体自愿选择的行为和结果，呈现出多层面的积极效果。各级政府应该关注这一现象、顺应这一趋势，抓住这些有利契机，借助市场经济的推力整合社会各界支援西藏的各种资源，借助内地各省之力，为内地的西藏藏族人口提供良好的服务管理和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并制定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予支持，使西藏地区的利益与整个国家利益、使西藏普通个人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都紧紧连在一起。我们坚信：当祖国内地成为许多藏族人口志愿选择的第二故乡的时候，当他们能够从中受益并且倾心内向的时候，藏汉等民族的关系才具有最坚实的现实基础，这也是最根本最有效的治藏策略。
注释：
①杨希伟报道，新华网，2011-03-14。
②西方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木桶理论”，由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提出，说的是由多块木板构成的水桶，其价值在于其盛水量的多少，但决定水桶盛水量多少的关键因素不是最长的板块，而是最短的板块。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组织，可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构成组织的各个部分往往是优劣不齐的，劣势部分往往决定整个组织的水平。随着“水桶定律”这个形象化比喻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目前它已经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这个由许多块木板组成的“水桶”可象征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班组，也可象征某一个员工，而“水桶”的最大容量则象征着整体的实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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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永启.内地西藏班27年为西藏培养两万名高素质人才[DB/OL].中国西藏新闻网，201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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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藏医药产业蓬勃发展渐成规模[DB/OL].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http://www.zyy1696.com/info.asp?id=11，2011-04-09.
[9]宗喀藏医门诊主任致词[DB/OL].http://ww.zkzymz.com/html/yyjs/184.htm.
[10]胡永启.内地西藏班为西藏培养近两万名高素质人才[DB/OL].中国日报网，2011-05-05.
[11]丛丽娜.政协1号提案鼓励农牧民创业[DB/OL].http://news.QQ.com(转自西藏新闻网)，2008-01-16..
[12]社会主义新西藏农业篇：农业经济看后藏[DB/OL].中国西藏新闻网，2005-07-28.
[13]走出喜马拉雅是为了造福家乡——访西藏著名音乐人桑诺[DB/OL].藏人文化博客，2006-06-02.
（编辑：彭凤平）
西藏藏族人口东向流动现实意义探微[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 发布日期：2013-12-31 ]来仪
【摘 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人口作为社会经济行为中最活跃的要素之一，其流动方向、流动频率、流动方式不但能够最直观地展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往往也成为衡量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社会联系之深度和广度的标志。在西藏，一方面是长期以来全国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援和帮助，另一方面则是内地各省为西藏提供了巨大的国内市场，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发展机会和条件，吸引和推动着西藏藏族人口自发地东向流动。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历史过程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善于抓住这一历史性的契机意义重大。
【关 键 词】西藏；藏族人口流动；祖国内地；民族关系
【作者简介】来仪(1957-)，女，四川成都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政策，四川 成都 610041
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地区，本文所指的“东向”是指西藏自治区以东的我国其他省区。如果按照地理距离的远近，西藏自治区的“东向”一般可以分为周围邻近地区与距离比较远的内地各省区两部分。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后者，因为人口密集、市场广大的内地各省区客观上与西藏在人才、资金、技术、资源等方面已经形成优势互补的关系。由西藏的地区性与民族性特点所决定，这种东向流动实际上包含着藏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西藏自治区与内地其他省区这两个层次的联系。
石硕教授曾经指出：“在西藏历史中，有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事实：自公元7世纪以来，西藏的文明无论在地域空间上或是种族与文化上都强烈地呈现了一种东向发展的趋势，并且在三个历史时期得到最生动的体现。包括公元7世纪至9世纪、公元13世纪至14世纪、公元15世纪至16世纪。而西藏文明自身所呈现的这种不断东向发展趋势直接构成了自吐蕃时代以来与中原王朝发展广泛而深刻联系的原因。这种联系包括了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和种族等各个方面。从很大程度上说，这一联系的不断积累与发展，正是使西藏最终被牢固地纳入中原政治体系之中并形成西藏今天政治格局的重要原因。”[1](P,1)笔者认为，承载这些历史联系的主体恰恰正是人，正如当年松赞干布派往唐朝求亲的使者们的历史作用一样，他们亲历长安，向遥远的东土传递着吐蕃发出的友好信息，他们犹如历史搭建起的无形的桥梁，直接促成了文成公主进藏，成为连接西藏与内地、藏族与汉族之间友好关系的实践者。当然，由于地理距离、交通阻隔、文化差异、政治关系、经济实力等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制约，过去的人口东向流动毕竟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西藏藏族人口的东向流动先后经历了从被动流动到自发流动两个阶段并且分别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背景相一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的所有制结构、社会分层结构、人口流动机制、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民众的思想观念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遵循其内在规律，用那只“看不见的手”冲破各种有形或者无形的壁垒、撤除各种人为的藩篱，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地区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由国家、单位总体控制的利益格局中逐渐剥离，社会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实现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整合，而人口的自由流动是其必然结果之一。在西藏，人口流动呈双向态势，一方面，在“全国支援西藏”背景下，人口、物资、资金从祖国大江南北源源不断流入，一个现代化的新西藏正崛起在世界屋脊。另一方面，则是西藏藏族人口以多种方式去祖国内地各省的逆向流动。笔者认为，当若干世世代代居住在雪域高原的藏族人口面向广阔的全国大市场自由地、主动地走下高原去投资、创业、经商、求学、通婚甚至去定居的时候，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人口现象本身，也大大超越了西藏这一狭小范围，其内在机制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西藏地区的变迁直接相关。如果从长远的国家战略和西藏自身的发展远景分析，恰恰是这种人口东向流动现象更加发人深省，蕴含着多重深远的内容。
一、西藏藏族人口东向流动牵引着民族之间的接触与交往
人口流动是有自身规律的。虽然流动者既有体制内人口也有体制外人口，其动机也多种多样，但是，通过一定的空间流动去寻求更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机会却是人们共同的追求。实现这种愿望除个人条件之外，制度、政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便利的交通等等主观及客观条件共同构成了人口学上所言的“推力”和“拉力”的博弈和选择。此外，通过人口流动，可以带动投资或者拉动消费，获取更好的效益，这也是经济学上所谓理性人的正常选择。市场经济所推动的西藏藏族人口的东向流动，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要求和趋势。
不同民族人口的流动就如同打破自身封闭与彼此隔离的路由器，尤其是当这种流动被置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时代背景之下，其自发性、多向性、经常性的流动特点，对民族关系产生着多重积极效果。
我们看到，个体交往越来越成为当前民族交往的主要方式。无论西藏藏族人口到内地去旅游、读书、就业、投资、通婚还是定居，不但扩大了藏民族与其他民族接触和交往的机会与范围，还通过他们的投资、消费、经营等活动创造了彼此离不开的利益格局，使藏族在空前的程度上全面融入祖国大家庭。比如，以不同民族的通婚而言，它本身就包含着对个人、对彼此家庭、家族甚至对对方民族的认同。汉藏通婚并不鲜见，其积极影响完全可以超越个人。有这样一则报道：央金的丈夫是上海的援藏干部，在西藏工作了15年。她于20世纪70年代随丈夫从拉萨到上海定居以后就在一家公交公司工会工作，在沪已经30多年。2009年，她和女儿及当地多位藏族同胞与卢湾区统战部民宗办的工作人员在上海一家藏族餐厅共庆藏历新年的时候告诉记者说：“这几十年我在上海生活的最大感受就是我没有感到孤独，每当遇到困难都会有人热心帮助，汉藏同胞之间的这种深厚情谊无处不在。我当年就在自己丈夫身上看到了这种深厚情谊”，“这些优秀的汉族干部把青春和智慧都献给了西藏，我们怎能够不感动。上海和西藏都是我的美丽家园。”[2]此处的央金、她的丈夫以及卢湾区统战部民宗办的工作人员，他们犹如一根根坚韧的纽带，从人们的心灵深处连接起了藏汉两个民族，并促成他们实现彼此的认同。
就业同样在创造不同民族接触的机会并拉近民族之间的距离。近年来，去内地就业在西藏越来越普遍，从许多藏族劳动者反馈的信息不难看到其积极影响。比如，2007年入冬以后，由于我国南方多省遭遇雨雪和冰冻灾害，交通运输受阻，一些在内地打工的西藏藏族务工人员不能够在春节假期回家。于是《西藏日报》通过电话连线采访了一些在内地的西藏藏族劳动者，包括在湖南某电机厂打工的林周县的扎西、当雄县的央金、在安徽来自狮泉河的拉姆等人，他们共同告诉家人的是“阿爸、阿妈我在他乡挺好的”[3]。他们在内地工作和生活的真实感受也许更加复杂多样，但是在内地打工可以接触许多不同民族的人员、可以了解不同地方的文化、可以学习劳动技能、可以获得多种社会历练却是不争的事实，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何现在越来越多的西藏藏族人口愿意到内地务工的现象。
西藏藏族学生到内地求学也承载着同样的意义。1984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在内地部分省市创办的西藏班(校)基本覆盖了从初中到大学的所有办学层次。“在过去的27年里，内地西藏班在校生达2.18万人，分布在全国21个省市的28所内地西藏班、58所重点高中、90多所高等院校。近18000名藏族学生学成后重返西藏，加入到建设西藏的大军当中。”[4]此外，还有许多在内地一些高等院校读书、深造的西藏藏族学生，这些当年的学生，现在大都成为西藏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他们在内地的学习经历成为其成长过程的重要阶段，藏汉两族的情谊在此过程中也得到培育、升华。据报道：武汉大学教授杨昌林和夫人次仁德吉自1978年从西藏调入武汉大学工作以后，33年如一日关爱武汉高校藏族学生近万人次的生活、学习和思想，筑起武汉高校藏族学生的“武汉之家”，深受藏族学生的爱戴。杨老师的每一个故事，都来自藏族学生们的叙述。①他作为民族团结的实践者，其行为产生的效果无疑是良好民族关系的现实脚本。
二、藏族人口东向流动促进了西藏与内地各省区的交往与合作
从经济学角度看，人口的流动方向、流动方式、流动规模、流动效果，均是反映流出地和流入地社会发展水平的衡量标杆，同时，这些现象的持续发酵又会促进西藏与内地各省区的交往与合作。加强西藏与内地各省区的横向联系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发展的重要途径，西藏自治区制定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从资源、人才、管理技术等方面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在不断激活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社会生产力水平在持续提高。据《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报告》显示，1984年以后，西藏经济进入了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经济总量从1984年的13.68亿元快速增长到2008年的395.91亿元，逐渐形成以优势矿产业、建筑业、民族手工业、藏医药业为支柱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工业生产体系。2008年全区农牧民人均收入达3170元。[5]在此期间，西藏不但出现了一大批本土企业，比如拉萨啤酒、5100矿泉水、甘露藏药、奇正藏药、达氏集团等，同时还涌现出像多拉、达瓦顿珠、群培次仁等一批藏族知名企业家。其中不乏在内地市场开拓事业的弄潮儿。与此同时，一些普通藏族百姓也自发地去往内地各省区寻找发展的机会，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尤其是青藏铁路通车为西藏地区融入全国大市场提供了更加便利、快捷、安全的交通条件。
东向流动的藏族人口对西藏与其他省区的交往与合作发挥的影响和作用大体呈现出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个体之间的广泛接触拉近了地区之间的联系。比如在被誉为“西藏后花园”的四川省成都市，西藏自治区和区内多个地方和单位都在这里设立了各种办事机构，还有专门的西藏中学。许多西藏人口在这里度假、购房、养老、读书、通婚、就医、经商、打工以及进行其他各种投资创业。不论是体制内人口还是体制外人口，不论是定居人口还是流动人口，城市生活产生的社会交往需要使他们必然涉足各行各业。仅以西藏藏族人口在成都的购房行为而言，尽管其中既有个体行为也有单位行为，但是购房本身既是消费也是一种投资，对所有购房者而言，主观上都寄托着自己对成都市生活环境的选择和认同，而在客观上则对成都市的GDP增长做出了贡献。自己的房产在成都，事实上就使他们的自身利益已经超出西藏本地而与成都市荣辱与共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共享、互利形式，无疑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城市共同发展繁荣的具体体现。
二是人口作为企业或其他社会单位的客观载体，通过横向联合促进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仅以拉萨啤酒的成长为例。拉萨啤酒作为西藏本土企业始建于1987年。其生产能力从最初的5000吨已经发展为现在的15万吨。它最初是聘请西安设计院和青岛啤酒厂做技术支持，1995年与四川光大金联实业公司联姻，1996年股票在深圳上市，2004年其生产工艺与国际接轨。如今已经拥有“中国名牌产品”、“绿色企业A级”、“国家免检产品”等多项桂冠。2008年公司总资产达3.8亿，员工470人，年销量占西藏啤酒市场的80%，收入3.2亿多元，上缴税2700多万元。[6]该企业藏族职工占60%以上。在人才竞争成为经济发展重要条件的背景下，内地成为其人才培养的摇篮。该公司每年至少选派两批优秀干部到内地啤酒企业参观学习。34岁的副总经理罗布次仁1995年从武汉啤酒学校毕业以后就在拉萨啤酒厂当技术人员，后来又到成都经济管理干部学校进修，他曾担纲青稞啤酒及其制备方法研究项目并大功告成。[7]伴随着该企业资本东向流动和员工在内地接受培训、观摩等学习机会，彼此的人员往来，使他们在商业理念、市场思维、企业管理运作方式等方面有所收获。在类似的事例中，东向流动的藏族人口本身所具有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容低估。
三是内地省区或者城市在相关的城市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领域内都不能不正视本地西藏人口的存在和他们的各种需要。比如成都市民族宗教局、市政协、市统战部等部门都先后从不同角度探索和研究相关问题，力图通过提供政策支持，发挥内地城市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辐射作用，实现城市的和谐发展。这一过程涉及的内容其实是全方位的，既有内地相关部门和普通民众对包括西藏在内的藏族历史与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又有对党和国家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宣传和学习。同时也是许多人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处并且认识中国多民族构成、培育多元文化理念的过程。
三、西藏藏族人口东向流动具有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纽带作用
中华民族是具有明显政治属性、由国内56种民族共同构成的一个更高层次的人们共同体，也是一个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实体的构建过程相关联的社会现象。与西方许多近现代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不同，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共同体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奴役、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所产生的救亡图存的危机促使她升华为一个自觉的人们共同体。这一过程既是国内各个民族经历各种磨难和考验的过程，也是培育各民族彼此之间的亲和力、培育各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向心力的历史过程。我们将其统称为凝聚力。
我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体现了国家“硬实力”的提升，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一“软实力”的建设也迫在眉睫，因为这是保证我国多民族的社会凝聚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而立于不败之地的现实需要。
国家仍然是今天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维护国家利益仍然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具有的政治属性，我国也不例外。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国家强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些原则性问题均是关系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从古到今，民族性因素与国家的兴与衰、社会的进与退、人民的福与祸直接相关并且形成一个在逻辑上具有紧密联系的社会系统。一般说来，如果各民族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追求，彼此肝胆相照、唇齿相依、共同努力，就会形成真实的凝聚力，这些联系越紧密、互补性越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就越强。
连接不同民族的纽带各种各样，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甚至军事的，举不胜举。由于各个历史时期都具有自身阶段性的社会特点，因此，连接民族之间的方式、内容和程度都会不同。正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原理所揭示的道理那样，经济的基础地位使之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邓小平1987年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曾经提出过检验西藏工作的标准，即“西藏工作，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2007年3月胡锦涛在参加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发展是解决西藏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尽管西藏的发展也许仍然属于中国这个巨大“木桶”中最短的木板之一②，但绝没有理由否认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物质财富，其人文资源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西藏藏族人口同样是我国经济发展重要的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本的客观载体，西藏以自己的人力、物力、文化影响力等投入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关键是西藏藏族人口借助于市场经济的大潮走下雪域高原，无论是新移民还是流动人口，其生活、工作、学习、投资等个人利益都与输入地之间在事实上存在着千丝万缕、更加深刻而广泛的相互依赖、互惠互利的关系。如果内地各省能够敞开胸怀接纳他们，能够为他们创造各种发展机会，必然会增强他们对这些“异地他乡”的认同感，缩小心理距离，增加凝聚力，我们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所倡导的三个“离不开”才会成为一种真实的社会关系。而这一点在民族关系中至关重要，完全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从这个角度而言，东向流动的西藏人口无疑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最强韧的纽带。
四、藏族人口的东向流动是实现中央政府治藏策略的必要路径
由西藏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所决定，自元代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在施政过程中都非常关注治藏问题，这也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领域。治藏必然涉及国家的主权、领土、地方管理以及居民对于国家的认同等因素。治藏的方式或者途径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也可以是综合性的。且不论各种思路和实践的利弊，我们认为时代提供的契机、治藏策略的有效性，应该是治藏问题方面非常重要的内容。
西藏地区有其特殊性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西藏均无法回避与“西藏问题”这个词所关联的历史与现实便是其典型特点之一。“西藏问题”本身已经成为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维护民族团结、彰显中华民族尊严的典型代表，是当前党和政府治藏面对的客观现实。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是藏区工作的两大原则，二者相辅相成。党和政府力图通过大力发展藏区的社会经济，通过现代化建设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西藏政治稳定创造物质基础，进而争取民心，最终削弱分裂势力的影响，实现社会稳定。因为时代已经不允许我们再在低生产力水平基础上谈论政治稳定的问题。近年来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民生改善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指引下，结合西藏藏族人口的东向流动趋势，我们完全有理由进一步认为：西藏的未来还将取决于融入祖国的程度以及融入的方式和效果。
我们认为，今天我国的治藏预期已经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时代特点，这就是除了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层面考虑治藏，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国家的发展和变化已经为治藏创造了重要条件。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所推动的藏族人口的东向流动，像纽带一样使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在事实上形成了紧密的互补关系。从经验的逻辑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正在崛起，国家的繁荣发展为西藏的繁荣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客观上，西藏地区仍然属于我国的欠发达地区，国家和内地各省对西藏的各种投入和帮助表明了祖国大家庭的亲情。对于西藏而言，其中一些方式甚至某些要求也许还带有被动的色彩，而“被动”的方式或者结果往往不能够保证接受者是否心甘情愿地接受，甚至还会存在一些认同上的问题。尤其是在一些投入和帮助自身也还存在一些缺陷的情况下，往往难以避免事与愿违的结果，并可能产生对“治藏”的负面影响。而西藏藏族人口与资本自发的东向流动，这种行为的选择具有“心甘情愿”的认同取向，尤其是当西藏藏族人口把内地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的时候，当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在内地可以有良好发展的时候，他们的倾心内向必然使少数民族分裂分子进行藏独活动没有市场。如果这种现象成为常态，无疑是最真实、最符合各个阶层利益的“治藏”策略。显然，藏族人口的东向流动实际上可以成为对我国传统治藏策略进行补充的重要途径，可以为反击别有用心的所谓“藏独”提供新的思路。
五、西藏藏族人口的东向流动是促进西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许多学者都指出过提高人口素质对西藏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思想品德及人文修养、劳动的技术和能力等都是人口素质的具体内容。笔者认为，提高人口素质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系统工程。从西藏自身的长远利益看，东向流动的藏族人口作为西藏本土的人力资源，其流动的经历及其效果反馈对西藏也非常有利。
东向流动的藏族人口大体上呈现着走出去与再返回西藏这样两种结果。如果按照他们去内地的目的和动机，又可以粗略地分为生活型、创业型两类。他们对西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
(一)走出去的藏族人口“反哺”西藏
本文仅以藏医藏药为例。我国藏医药有2300多年的历史。藏药的资源储备十分丰富，藏药方剂中常用药材约2400余种，其中植物药2170余种，动物药210余种，矿物药50余种。经过历史验证流传的一批传统藏药品种，在解决心脑血管、肝胆、消化、风湿、妇科及老年病等常见及疑难疾病方面，凭借安全、有效的实力和口碑，已经显现出巨大的市场潜力。[8]近年来，随着西藏旅游业的发展、青藏铁路的修建、内地人口对绿色生态药物的青睐，为藏医学的传播创造了各种便利条件，也使藏医药与内地的交流日趋完善。西藏地区一些知名的藏医在内地一些地方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仙露藏药、金诃藏药、神水藏药、甘露藏药，西藏昌都地区藏医院、西藏民族学院附属医院、西藏自治区医院等等一些藏药厂或者藏医院、藏医药也逐渐为内地百姓所了解。一些藏族医生开始在内地开拓事业。据甘露藏药网介绍：西藏自治区藏药厂于1996年在山东济南建立了甘露藏医门诊，十几年来一直秉承“甘露众生惠泽齐鲁大地”的企业精神，先后有西藏藏医药学会会长、西藏自治区藏医院院长占堆，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副院长、北京藏医院名誉院长、国家级藏医大师强巴旦增，藏医药权威专家旦增平措、西藏藏医药学会研究员格桑旺堆、索南扎西等人在此坐诊。在首都北京，宗喀藏医诊所是第一家传承纯正藏医药、由尕藏扎西、加央青泽、才郎东主、洛桑次成等专家坐诊的正规惠民门诊，患者不但有当地居民，内蒙古、哈萨克等境内外患者也纷至沓来。业内人士认为：诊所由小到大，初具规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9]甚至远在福建的金河藏医院，同样也有一批藏族医生在此救死扶伤、传播藏医药文化。可见，这些藏族专家到内地创业，一方面是他们个人在更加广阔的空间中经风雨见世面，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他们使得藏民族的传统文化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并且成为西藏发展的无形资产。
此外，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不难观察到：东向流动的藏族人口，无论生活型还是创业型，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论是走出去投身于国内大市场，还是仅仅在内地作短暂的停留，当他们选择内地时，他们的根仍然在西藏。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心理上，他们的西藏情结都促使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报答故乡，或者在事业上和生活上为西藏与内地牵线搭桥，发挥着“中间人”的独特作用；或者用自己的方式为西藏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些“反哺”行为对西藏均是积极有益的。
(二)返回西藏的藏族人口发挥人才优势
对一些在内地经过市场经济洗礼和生活历练之后又返回西藏的藏族人口而言，不论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返回西藏，他们的观念、他们学到的技术、他们在内地挖到的“第一桶金”，他们对其他民族文化的认识，甚至一些人还带回了在他乡相知、相识、相爱的人生伴侣……各种各样的经历不但是提高个人素质的重要资源，而且当这些人生积累投入到西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之中时，这些人学到的技能、获得的生活经验对地处边远且市场发育相对滞后的西藏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有记者曾经采访过26岁的索朗觉旦，他先后在广东惠州八中西藏班和河海大学求学十载。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南京一家公司提供的优厚待遇，回到西藏成为羊八井地热电站的热能设备检修和维护人员。他认为这十年不仅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也让自己有能力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更加令人关注的是：乡亲们以索朗为榜样，纷纷鼓励自己的孩子报考西藏班。林周县教体局副局长巴桑朗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刚开始办内地班的时候，有个别家长舍不得把孩子送到内地去学习。但是，随着内地班学生的学成归来，在老百姓中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家长送孩子到内地上学的积极性一年比一年高。”[10]
2008年，西藏政协委员普旺与乔元忠在共同署名提交的关于鼓励支持农牧民创业增收的提案中就指出：一部分农牧民“外出打工，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技术，积累了资金，获得了信息，开始回乡创办企业。这种积极创业的形式，不仅激发了农牧民自我发展的内在潜力，优化了农牧区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更进一步拓宽了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就业增收渠道，从不同程度减轻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提案还认为：鼓励和支持农牧民创业是解决“三农”难题的一个有效办法，也是让农牧民安居乐业的重要途径。[11]与此相对应的是，江孜县农民旦增在西藏电视台播放的《高原科技》栏目中，看到山西省忻州市秀莹奶牛养殖场有高产奶牛出售。看到这条消息后，不会说汉语、不认识汉字的他从乡信用社贷款15万元并去山西实地考察，购买了纯种黑白花高产奶牛15头。在政府的支持下建起了养殖场。他对记者说：“为了使购进的奶牛适应西藏高原的环境，保持较高的生产性能，我在山西参加了出售方举办的养殖培训学习。同时，购买了奶牛养殖技术光盘、书籍和疫病防治方面的学习资料。眼下，我按照养殖技术要求，为奶牛建立了生产养殖档案，严格按照要求进行科学养殖和管护。”旦增的15头纯种黑白花奶牛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各项生理生产指标基本稳定，有10头正在产奶，日产奶量最高的达22公斤，最低的也有6公斤，养殖场平均日产奶达100公斤以上。通过经纪人，旦增与江孜县几家饭店签订了鲜奶销售协议。他还计划种植饲草料，建一个饲料加工厂、一个酥油加工房，等条件成熟后，再扩大规模，把提供种牛作为发展方向。[12]
“堆谐”是拉孜县的特色舞蹈，2007年央视春晚上，西藏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农民艺术团表演的舞蹈《飞弦踏春》，不仅使“堆谐”这一舞蹈艺术为全国人民所熟知，也让一批西藏农牧民艺术家们走出了大山。他们相继在藏历新年晚会、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央视春晚等大型晚会现场表演。正如西藏流行音乐领军人物桑诺创作的《走出喜马拉雅》这首歌所表达的意思那样：“希望西藏人民走出大山，看看外边的世界，学习外边先进的知识，为西藏，为自己的家乡造福。”[13]显然，走出西藏与回到西藏都在共同演绎着西藏美好的未来。
综上所述，西藏藏族人口的东向流动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流动是西藏地区各种利益主体自愿选择的行为和结果，呈现出多层面的积极效果。各级政府应该关注这一现象、顺应这一趋势，抓住这些有利契机，借助市场经济的推力整合社会各界支援西藏的各种资源，借助内地各省之力，为内地的西藏藏族人口提供良好的服务管理和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并制定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予支持，使西藏地区的利益与整个国家利益、使西藏普通个人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都紧紧连在一起。我们坚信：当祖国内地成为许多藏族人口志愿选择的第二故乡的时候，当他们能够从中受益并且倾心内向的时候，藏汉等民族的关系才具有最坚实的现实基础，这也是最根本最有效的治藏策略。
注释：
①杨希伟报道，新华网，2011-03-14。
②西方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木桶理论”，由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提出，说的是由多块木板构成的水桶，其价值在于其盛水量的多少，但决定水桶盛水量多少的关键因素不是最长的板块，而是最短的板块。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组织，可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构成组织的各个部分往往是优劣不齐的，劣势部分往往决定整个组织的水平。随着“水桶定律”这个形象化比喻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目前它已经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这个由许多块木板组成的“水桶”可象征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班组，也可象征某一个员工，而“水桶”的最大容量则象征着整体的实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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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丛丽娜.政协1号提案鼓励农牧民创业[DB/OL].http://news.QQ.com(转自西藏新闻网)，2008-01-16..
[12]社会主义新西藏农业篇：农业经济看后藏[DB/OL].中国西藏新闻网，2005-07-28.
[13]走出喜马拉雅是为了造福家乡——访西藏著名音乐人桑诺[DB/OL].藏人文化博客，2006-06-02.
（编辑：彭凤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