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研究综述
从古至今，死亡都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死亡而举行的葬礼也是人生礼仪中最为繁杂隆重的一项仪式活动”1。人们通过一系列丧葬仪式活动来追念死者，安抚生者。丧葬仪式过程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蕴含着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意义和民俗功能。有关汉族丧葬仪式的现代学术研究始于1910年，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一书以“欲镜今俗，不可不先述古俗”为宗旨，阐述黄帝以前至明代的历代风俗。他将丧葬习俗单列一个子目进行历时地梳理。其后，有关丧葬习俗的历时性、描述性著述陆续问世，而理论性研究相对薄弱。40年代，由于抗战的影响，研究重心偏向西南地区和少数民族丧葬习俗。50-70年代延续了这一趋势，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研究全面发展，汉族丧葬习俗研究相对较少。8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学者的增多，民俗学领域有关汉族丧葬仪式的描述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这一研究领域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和田野资料。近年来，学者们运用这些资料对汉族丧葬仪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当然，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所限，这一领域还存在较大值得拓展的学术空间。
根据民俗学领域的汉族丧葬仪式研究情况，本文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分别探讨建国以前汉族丧葬仪式的早期研究和建国以后汉族丧葬仪式的近期研究状况；同时，梳理和讨论这一研究领域关注的主要问题和使用的理论研究方法。
一、建国以前汉族丧葬仪式的早期研究
二十世纪初期，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取得的成果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学界对古代丧葬文化史的研究。这一时期，民俗学领域对丧葬文化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准备阶段。其研究成果也基本以资料编撰和介绍为主。
（一）考据性研究
在丧葬仪式研究领域，以考据丧葬习俗为主的历时研究较早起步。最早有1910年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其后，虽然涉及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不多，但仍然有相关著述陆续问世。1932年，娄子匡在《大陆》杂志1卷1期上发表《土葬风水源流考》。杨树达在《清华学报》8卷1期上发表《汉代丧葬制度考》，1933年补充汉代婚姻史资料后汇编为《汉代婚丧礼俗1 王娟：《从民间丧葬习俗看中国人的生死观》，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02期，第34页
考》一书。这本著作于1988年10月被上海文艺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对研究我国古代婚丧习俗都有一定参考价值。其礼俗混合的研究方式也给当时资料相对欠缺的丧葬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很有影响的模式，乃至后来一些丧葬文化研究著作也明显带有这样的痕迹，如徐吉军、贺云翱的《中国丧葬礼俗》等。同样是1933年，郭昭文在《历史科学》杂志1卷1-2期上发表《古今丧仪之比较研究》。1934年，陈怀祯的《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刊载于《社会学界》第8卷。1935年，尚秉和的《历代风俗事物考》、瞿宣颖的《中国社会史料丛抄》等著作考释、辑录了中国历史上一些丧葬仪式事象。
40年代后，民俗学与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互相影响，关注丧葬史、丧葬礼俗的论文逐渐增多。如文藻《中国丧礼沿革》、蔡介民《中国祭礼考源》、《中国祭礼源流考》、钱穆《论古代对于鬼魂及葬祭之观念》等。这一时期还没有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研究重心在史料辑录、考释上，研究方式也与历史学、考古学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二）描述性研究
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研究工作除了对丧葬文化史进行考据性研究以外，比较普遍的还有描述性研究，即对民间丧葬仪式习俗进行搜集、记录、描述。此类工作的开展最早可以追溯到1923年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拟定《风俗调查表》，其中就包括“丧礼：分别贫富；坟墓；风水观念及坟墓的筑造法”等调查内容。还有1923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胡朴安编成的一部全国风俗百科书《中华全国风俗志》，书中对地方志和古今笔记等资料中所载风俗进行了汇编。书中的“礼仪”、“风俗琐记”等章至今仍然是研究礼俗的重要资料，也是建国前少有的全国性风俗研究专著。书中对民间风俗的记录相对比较简单。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论著，如1928年顾颉刚、刘万章的《苏粤的婚丧》，书中描述了江苏、广东地区婚丧习俗。此外，顾颉刚还有《两个出殡的导子帐》和《厦门的墓碑》等专门研究文章。1929年，郑祖荫、刘天华记录苏州、北京婚丧音乐，编《俗乐谱》。1930年，叶镜明的《关于死的种种》发表在《民俗周刊》上。《民俗周刊》还专门出“清明专号”发表与丧葬习俗有关文章。此时，比较研究也开始起步。1934年，陈怀祯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出版的《社会学界》上发表《中国婚丧风俗志分析》，开了汉族丧葬习俗比较研究的先河。这篇论文依据地方志所载清代资料，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关外区域四大地区分别叙述婚丧习俗，进而比较不同地域习俗的差异性，得出汉族内部随着地域差异也存在葬俗的不同。1935年，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受到功能主义理论影响，把丧礼作为个人生命历程研究，描述了具体民俗事象，并论及丧礼的社会功能。随着民俗实地考察研
究工作的开展，个案研究也开始发展起来，1938年，燕京社会学系学生陈封雄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撰写《一个农村的死亡礼俗》，较详细地呈现了一个丧俗研究个案。
40年代，因为抗战的关系，研究关注重心偏向西南地区和少数民族丧俗，有关汉族丧葬仪式的研究相对沉寂。
二、建国以后汉族丧葬仪式的近期研究
建国以后，50-70年代，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研究全面发展，汉族丧葬习俗研究相对较少。80年代，在学者们的努力下，汉族丧葬仪式研究工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极大的拓展。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成立。钟敬文在《开幕词》中说：“有了全国性民俗学会，就可以更有效地促进这个学科的发展，使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民族科学文化和发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2在民俗学学术研究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丧葬仪式民俗研究也打开了新局面，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特别是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的引进，使得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丧葬习俗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相关研究论著也相继问世。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82 年第 5 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梁容若的《中国丧葬制度之回顾与前瞻》，1986年第2期《江汉大学学报》上刊载的吴昌的《民歌与民俗——鄂西北“丧歌”初探》。还有罗开玉1988年出版的学术著作《丧葬与中国文化》，分上编与下编。上编是“丧葬与文化”，共包括“丧葬与宗教”等七章，下编是“中国丧葬习俗概说”，包括“葬前礼仪”等三章。这是80年代以来，第一本具有理论性和整体研究思想的学术著作。书中对各族古今丧葬做了系统而简略地阐述，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
20世纪90年代，研究涉及内容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参与的学者也明显增多，出现了颇多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如宋德胤的《丧葬仪观》，徐吉军、贺云翱的《中国丧葬礼俗》，周苏平的《中国古代丧葬习俗》，刘亚勇、李忠孝的《中国殡葬忧思录》，张铭远的《生殖崇拜与死亡抗拒》，靳凤林的《窥视生死线：中国死亡文化研究》，郑小江的《中国死亡文化大观》，郭于华的《死的困扰与生的执着：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霍巍、黄伟的《四川丧葬文化》，刘健的《吴越民间丧葬习俗初探》，邓卓明、邓力的《中国丧俗》，常人春的《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老北京的风俗》，何彬的《江浙汉族丧葬文化》，向明生的《殡葬习俗与指南》，万建中的《中国历代葬礼》、《丧俗》，张捷夫的《中国丧葬史》，陈华文的2 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巴蜀书社，1995年，第369页。
《丧葬史》，黄景略、吴蒙麟、叶学明的《中华文化通志：丧葬陵墓志》，郑晓江的《善死与善终：中国人的死亡观》，陈明芳的《中国悬棺葬》等。
其中，1991年出版的由徐吉军、贺云翱的《中国丧葬礼俗》是一本比较系统地研究历史上丧葬礼俗的著作。这本书在对历史典籍中丧葬礼制相关材料的挖掘方面相当成功，也为徐吉军另一部著作《中国丧葬史》垫定了基础。另外，周苏平的《中国古代丧葬习俗》是一本叙述丧葬习俗中的丧俗丧制以及葬式的著作，共九章。其中有一章关于盗墓的研究，这是其他丧葬文化研究中很少见的。还有1992年出版的邓卓明、邓力的《中国葬俗》。这本书介绍了不同的葬法，如悬棺葬、树葬、塔葬、天葬、水葬、土葬和火葬等。此外，霍巍、黄伟的《四川丧葬文化》是一本研究地方性丧葬文化的著作。陈明芳的《中国悬棺葬》对遍及中国南方诸省的悬棺葬这一丧葬文化现象进行了全方位透视，进而勾勒出其分布区域、置葬时间、置葬方式、悬棺材料和葬制，最后深度剖析了悬棺葬的原因。该著述“历时十载有余”，通过大量田野作业和文献检索而完成，资料翔实，颇有深度，影响很大。
除了这些研究论著之外，各省市编纂的民俗志以及各地民俗工作者的著述中也有许多关于各地区汉族丧葬礼俗的资料。比如199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还有李伯涛《泰山民俗》、山曼等的《山东民俗》、叶涛等的《孔子故里风俗》等。有些杂志还专门出版有关丧葬习俗研究的专辑，如上海民俗学会编辑、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化》1996年第1期为“丧葬文化研究”专辑，包括19篇与丧葬习俗与改革有关的论文。
进入21世纪，民俗学有关丧葬仪式的研究论著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更为可观的成果。重要论著如陈淑君、陈华文的《民间丧葬习俗》、《吴越丧葬文化》，丁凌华的《中国丧服制度史》，石奕龙的《中国民俗通志·丧葬志》、《闽南乡土民俗》，王增永、李仲祥的《婚丧礼俗面面观》，姜越的《婚冠丧祭：传统婚丧民俗解析》，雷绍锋、张俊超的《丧葬习俗》，江新建的《佛教与中国丧葬文化》，徐吉军的《长江流域的丧葬》，李如森的《汉代丧葬礼俗》，王计生的《事死如生：殡葬伦理与中国文化》，徐杰舜的《汉族风俗史》，朱洪斌的《中国民间婚丧习俗》，白国琴的《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旧婚丧嫁娶到新礼仪风俗》，张剑光的《入土为安：图说古代丧葬文化》，周吉平的《北京殡葬史话》，李劭南的《当代北京丧葬史话》，德国学者罗梅君的《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19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等等。如果继续罗列这一时期成果，除了证明研究者不断增加，成果越来越丰硕之外，似乎没有更多裨益。于是，下文将进入具体的研究层面，探讨近期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研究关注的问题、研究方法和取得的成果。
（一）、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研究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研究虽然范围广泛，角度各异，但基本可以归结为一般研究和专题研究两方面，以下进行具体分析：
1、关于汉族丧葬仪式的一般研究
整体来说，民俗学领域的汉族丧葬仪式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层：仪式层面的研究，关注内容是丧葬仪式的起源流变、仪式特性、仪式过程、艺术形式等具体表现。主要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进行呈现，以描述为主。第二层：礼制层面的研究，关注与丧葬仪式相关的礼仪制度、政治经济、宗族伦理、人际交往、社会功能等内容，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宏观概述，又有因时因地的探讨。第三层：信仰层面的研究，关注丧葬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即人的精神意识观念。探讨不同地域人们丧葬习俗活动中包含的思想感情、道德观念和生死观念、民间信仰。
（1）关于丧葬文化的宏观研究
研究丧葬仪式的第一步工作即是对丧葬文化进行宏观把握、系统研究。这部分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玉文的《我国丧葬文化浅论》。这篇论文逐一探讨了丧葬文化的形式、内容及其来源。并且，在简略介绍了丧葬文化中的宗教信仰文化、伦理孝道文化、社会礼仪文化、文学艺术文化之后，作者对丧葬文化特性概括为以下几点：原始落后性、相对稳定性、社会礼仪性、地域民族性，进而总结丧葬文化的功能：维系功能、教育功效、认识功能，最后回顾丧葬文化的流变，提出对其进行控制和改革的建议。3俗语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篇论文具有比较完备的系统框架，论述也颇多亮点。当然它在某些观念与表述上还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原始落后性”的论断和有关丧葬文化流变的分析基本坚持进化论观点，而进化论在今天的民俗研究看来，本身不具有合理性。
另外，徐吉军、贺云翱的《中国丧葬礼俗》作为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丧葬礼俗的学术专著，也值得特别关注。这本书系统阐述了历代丧葬观念的演变、严密而繁琐的丧葬礼仪、形式多样的葬式葬法、精心选择的墓地，以及死者眷属的丧服制度、居丧生活等内容，进而揭示蕴含于丧葬礼俗之中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和等级观念。这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王夫子的《殡葬文化学——死亡文化的全方位解读》也是对丧葬文化比较理论化、系统化的研究。这部著作从死亡文化的界定，不同地区对死亡文化的理解讨论到中国丧葬文化诸多方面，试图构建一个丧葬文化研究的框架。除此之外，对丧葬文化3 陈玉文：《我国丧葬文化浅论》，刊载于《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年04期，第78-87页。
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著作还有徐吉军的《中国丧葬史》、陈淑君、陈华文的《民间丧葬习俗》、周苏平的《中国古代丧葬习俗》、万建中的《中国历代葬礼》、王计生的《视死如归——殡葬伦理与中国文化》等。
这类著作着眼全局，对丧葬仪式起源与发展、葬法葬式，丧礼制度等进行研究，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材料和观点。但是，全局式宏观把握的另一面是对地区及个案丧葬仪式关注的不足，研究角度也比较单一。
（2）关于丧葬文化的具体研究
当然，目前业已出版刊载的研究著述中也有数目可观的从具体层面着手、以小见大的研究，可以弥补宏观研究的不足。这部分论著虽然仍然保持对丧葬文化的整体观照，却有具体切入的角度，研究有所侧重。比如有的侧重描述文化现象，有的侧重考证丧葬制度，有的侧重探究观念信仰。这些研究角度虽然并不能展现出丧葬仪式文化的全貌，却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其意义不言而喻。
比如，近年来政治经济教育等因素在研究中逐渐受到重视。如《民政论坛》1995年第2期上刊载的张国蜀、丁燕平、司裕强的《丧葬习俗与殡葬文化》从对政治、法律、殡葬改革的关注视角，探讨了丧葬习俗在殡葬文化形成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及其对殡葬文化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和相互关系。还有1999年2月《民俗研究》上发表的徐畅的《近代中国农村的丧葬互助组织》介绍了近代中国农村丧葬合作组织的特点。2001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1期第38卷上发表的高丙中的论文《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关注国家如何出现在民间仪式中，通过仪式审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民间社会在已经与国家疏离的场景中又主动用符号把国家接纳进来，而国家也在征用自己曾经完全否定的民间仪式。民间社会复兴自己的仪式，总是要强调自己的民间特色和身份，但同时又要利用国家符号。越是能够巧妙地利用国家符号，其仪式就越容易获得发展。国家把民间仪式纳入国家事件，让民众通过仪式参与国家活动，在当前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此外，丧葬仪式的民俗文化功能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比如2007年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陈甜的《从江县占里丧葬仪式及其教育功能研究》一文在田野考察基础上，运用文化场等概念探讨丧葬仪式中的教育功能，梳理文化传承在文化发展中不同的方式。还有2009年张明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宗教市场论视野下鲤城丧葬仪式的象征与功能》中认为，丧葬仪式能够折射出宗教信仰、风土民情、经济情况、人际关系等诸多社会层面。他的研究思路是运用经济学分析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转型。具体研究方式是通过口述史访谈、田野调查和民间文献的解读，重点考察近代以来福建省仙游县鲤城镇民间丧葬仪式，分析该区域市场内一
些宗教经济现象的历史变迁，展现代表外来宗教的基督教与代表本土宗教的三一教间的竞争与合作，了解区域风俗流变与宗教社会功能的历史演绎，以及它们所带来的文化的承袭与发展，观察人们对丧葬仪式的理解与接受程度，藉此窥见宗教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从而获知特定区域内宗教市场的经济脉络。这篇论文中突出强调的市场经济等现代化因素对丧葬仪式的影响是前人研究中没有充分关注到的。
这些新的研究角度对以往丧葬仪式的研究有所突破，也有助于我们对丧葬仪式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3）相关理论研究方法
实际上，无论研究者具体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观点结论是什么，其研究都有一定的人文关怀和研究方法。近年来，随着学科交叉互动，一些新的理论与方法不断被引介和运用到民俗学研究领域，如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相关理论与概念范畴，使得民俗学者对汉族丧葬仪式研究的角度更加新颖，探讨也更加深入。在对待材料的问题上，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与民俗学田野调查材料相互参证，为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参考资料和思考途径。此外，对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的借鉴也为这一研究领域带来新鲜的生命力，显示出新一代学者的学术敏感和学术视野。就理论研究方法而言：人类学派、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社会性别理论等都是比较常用的理论阐释工具。以下择取研究中比较常见的几种理论研究方法进行介绍。
首先，凡·遮耐普（A ·V an Gennep）的研究对人生礼仪的研究影响很大，民俗学者在对丧葬仪式进行阐释分析时经常参考。如2002年第1期《广西民族研究》上刊载的朱爱东的《过渡礼仪：云南巍山坝区汉族丧葬习俗研究》等。凡·遮耐普在1909年出版的《通过仪式》（The Rites of Passage）一书中将丧葬仪式作为人生仪礼整个过程的一环来阐述。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将人生礼仪分为分离仪式(rites of Separation)、通过仪式(transition rites)和（再）进入仪式（rites of incorporation）三部分。而且，遮耐普注意到“语境”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关于礼仪的研究必须放置在活的、完整的社会“场合”和具体语境中，通过实证和观察进行研究。他的观点与当代民俗研究中的“语境论”（contextual theory）有异曲同工之妙。“语境论”认为应该把民俗事项与其产生的语言、行为、交流、表演和表达环境联系起来研究，即将民俗事项还原到具体语境中认识。4实际上，早期丧葬仪式研究虽然获得了一定成果，但还缺乏从具体语境对礼仪进行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这种情况在近年来学者对丧葬仪式进行地域研究、个案研究时更加重视田野调查工作的研究趋势下有所好转。 4 参见王娟：《民俗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190页。
另外，以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 ）为代表的功能学派的研究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并且注重对仪式的社会文化功能进行分析。他们通过长时间田野调查收集民俗材料，将研究重点放在各种民俗事项为什么能够在民间保存和流传这一问题上。“任何一种民俗文化事象，只要它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存活着，必然存在着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隐或现的特定功能，无论它多么古怪，多么古老。没有任何功能的民俗文化事象，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5。就丧葬文化研究而言，学者重点关注的民俗功能不是满足生理需要，而主要是社会整合功能。比如2005年7月《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第22卷第7期刊载的孙文福的《丧葬禁忌的民俗功能》一文认为丧葬禁忌具有聚合功能、教育功能、规范功能、强化和稳固宗法伦常关系，对习俗的熏陶养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提出丧葬禁忌的民俗功能既具有正功能，又具有反功能，即丧葬习俗既有“良俗”，又有“陋俗”。还有2006年4月孙文福、王占琦发表在《理论界》上的文章《丧葬禁忌生成的社会文化原因》从祖先崇拜、宗法制度、风水信仰、儒家孝道观念、道教佛教与丧葬禁忌的关系综合阐析丧葬禁忌的社会文化原因。
此外，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二元分析模式也体现在学者对丧葬仪式反映的生死观念的阐释过程中。还有弗雷泽（James Frazer）著名的关于人类死亡意识的“巫术宗教科学”三阶段进化论也为学者研究丧葬仪式的起源流变提供了一种思路。此外，近年为研究者引介运用到汉族丧葬仪式研究领域的理论方法还有社会性别理论。比如2004年王璇的《从丧葬礼俗看性别关系与女性地位》7一文探讨“男女两性在制度性结构中主导与从属地位的区别”6。还有2010年6月《艺术探索》第24卷第3期刊载的康平的论文《鄂西北丹江口丧葬仪式音乐中的女性解读》通过考察鄂西北丹江口地区丧葬仪式中女性的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上升，探讨丧葬仪式的时代变迁。
总而言之，理论是随着研究的推进而不断更新的，一家之理论也自有其不足和弊端。比如人类学派的一些理论观点已经被研究验证并不可取。实际上，文化并没有先进、落后之分。依此我们再回顾有的研究文章中将丧葬文化界定为“原始落后文化”，可以说正是在进化论影响下的一种观点。所以，在研究中运用理论工具也需要时刻保持理性的、反思的眼光。也有的学者能够不局限于一种理论方法，并且在综合应用多种理论工具的同时，保持扬弃的态度，让理论“为我所用”。例如郭于华在对丧葬仪式进行功能研究之外，又采用格尔兹阐释人类学方法探求丧葬仪式的深层文化结构，并且在论述过程中借鉴结构主义二元分析模式：“中国的民间传统的丧葬活动是有文化意识结构作其内在支持的一套行为体系，即有着文化5
6 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页。 王璇：《从丧葬礼俗看性别关系与女性地位》，转引自杜琴芳、王政《社会性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意义的行为方式。我们从中可以离析出一种二元的文化结构，即生—死、人—鬼、阴—阳两个世界的相对存在与相互通达”7，能够比较灵活地运用各种理论对丧葬仪式的意识结构进行分析。
此外，国外汉学研究也为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的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理论风貌。比如德国历史学家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女士的著作《北京的生育、婚嫁和丧葬习俗：19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运用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研究晚清至当代北京生育、婚姻和丧葬在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之间的实践性关联。她在研究中注重书面资料和现实资料的比较，强调习俗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把民俗的历史变迁放在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的社会变迁大背景中考察。既有对民俗事象的描述，又有对社会根源的探究，将社会学分析和历史学考察结合起来研究民俗。这样的研究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总结上文，对丧葬仪式民俗事项的描述、特性的认识、功能的分析属于宏观把握，也是对丧葬仪式进行研究的第一步。而丧葬仪式作为人生仪礼重要组成部分，既自成体系又与其他文化因素交叉勾连。丧葬习俗丰富而复杂，要对丧葬习俗有更加细致深入的探讨，自然就要对其进行专题研究。
2、关于汉族丧葬仪式的专题研究
有关汉族丧葬仪式的专题研究主要包括丧葬习俗的历史流变研究、地域特征研究、个案研究、信仰观念研究和文化艺术研究五个方面。
（1）丧葬习俗的历史流变研究
丧葬习俗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一部分。对丧葬习俗历史流变进行探讨，有助于从纵向的研究角度对汉族丧葬文化作历时的把握。而且，以古镜今，这项研究也有助于对丧葬习俗的发展和改革的趋势做出一些前瞻。从历时角度对汉族丧葬习俗的流变和发展做一番探讨，这一研究方式与历史学、考古学联系紧密。
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同时关注丧葬习俗中的传统因素和新的因素。即便是单一朝代的丧葬习俗研究，也会着眼于历史发展变革的脉络。比如1997年《学术月刊》第2期上朱瑞熙的文章《宋代的丧葬习俗》强调宋代丧葬习俗对宋之前丧葬习俗、葬礼制度的变革。还有1997年3月《晋阳学刊》发表的董江爱的《近代华北农村丧葬礼制的特点及成因》，1998年《近代史研究》第5期上刊载的严昌洪的《民国时期丧葬礼俗的改革与演变》，1999年06期《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登载的王青的《民国后抗战前山东婚丧礼俗的嬗变》。2002年7 郭于华：《生命的续存与过渡：传统丧葬礼仪的意识结构分析》，见王铭铭、潘忠党主编：《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148页。
5月《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35卷第2期上发表的周洪的《江西丧葬风俗中的古礼遗存》从当代江西民间风俗中寻找古礼遗存及这些民俗对今天江西社会的影响。同年第12期 《近代中国与文物》上发表了傅建成的《民国时期乡村婚丧礼俗与变迁》。还有2004年8月《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第17卷第4期发表朱丽娟的文章《论秦汉时期汉族丧葬风俗的特点》，2006年《考古学报》第1期上齐东方的论文《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等。2006年吉林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宋月的《明代江南地区丧葬习俗演变——以苏松为中心》从明代江南地区丧葬习俗的演变、原因与影响等几个方面，对明代江南地区丧葬习俗的总体状况进行了描述，体现以苏州府、松江府为代表的江南地区丧葬习俗的变化，与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意识的变化息息相关。这种变化对清以及民国时期的丧葬习俗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2006年第4期《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上发表的邓红、陈善本的文章《民国时期皖北农村丧葬礼俗述论》探讨民国时期皖北农村丧葬礼俗的特征，批判落后、迷信的“陋俗”。
还有2009年1月《民俗研究》登载的张国庆的《石刻资料中的辽代丧葬习俗分析》一文研究涉及汉族丧葬文化对其他民族的影响，认为辽代建国后逐渐“汉化”，学习并大量接受中原汉族文化，将两个民族的丧葬习俗文化糅合并用。从侧面反映了辽代建国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地区汉文化已为当时各民族、各阶层人士普遍接受，并融合到日常生活中。以及2009年6月延安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王林林的《清至民国时期陕北丧葬习俗研究》，作者认为晚清至民国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新观念逐渐传播，西方现代文明输入。对于地处偏僻的陕北，这一切变化同样在丧葬习俗方面留下了深刻影响。从清代向民国的过渡中，丧葬礼仪从总体上表现出由盛而衰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丧葬礼仪的简化和新式葬礼的出现。这篇论文从时空两个维度纵横结合讨论地域性丧葬仪式的流变，以小见大。
除了纵向的历时变迁之外，对民间丧葬习俗横向的地域差异的研究也同样是学者关注的重点。
（2）丧葬习俗的地域特征研究
这一类研究主要立足于某一地区的丧葬习俗特征，强调当地丧葬习俗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独特的地域性特征。在丧葬文化的初期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丧葬文化的共性，而对丧葬文化因各地历史文化背景、地理环境等因素不同而造成的区域性差异尚未充分重视。从这个意义上，结合地方民俗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联系该地区丧葬文化的历史背景、自然人文环境、文化经济发展情况，对一个区域的丧葬文化或习俗的独特特征进行概括和研究，考察当地丧葬习俗特征。这项工作很有意义。
首先，在研究材料方面，近代各地编撰的地方志提供了大量较为真实、详细的丧葬民俗资料。而且，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三家单位协作组织编纂的全套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也提供了大量参考资料。随着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文化项目的开展，各地文化部门对民俗搜集工作更加重视，与丧葬文化相关的民俗资料更加丰富。此外，现当代学者的区域丧葬文化研究著作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和观点。如席克定的《灵魂安息的地方》，何彬的《江浙汉族丧葬文化》，霍巍、黄伟的《四川丧葬文化》等。这些著作对地方性丧葬文化的探讨研究帮助人们更深入理解丧葬文化是如何打上地域文化特征的。如霍巍、黄伟的《四川丧葬文化》从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等角度对四川丧葬文化的内涵、社会功能及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特色作了综合论述，基本上理清了四川地区丧葬文化的发展脉络，对四川丧葬文化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除此之外，报刊杂志上登载的地域性丧葬仪式研究的相关论文数目也相当可观。1989年第2期《民俗研究》上发表的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汇章的《浙江丧葬型式见闻》一文根据作者在浙江各地农村工作过程中看到的丧葬型式，着重介绍三种比较特殊的丧葬型式：室内厝、甏骨头和坐化坟。还有1991年《民俗研究》第4期上山东省费县文联的刘家训、王全宝的文章《费县北部山区丧葬习俗一一鲁东南民俗系列调查之二》描述了费县丧葬类型和葬礼程序等。在这样的研究氛围和背景下，从事丧葬仪式地域性研究的研究者人数也越来越多，其中也不乏根据家乡田野资料撰写的学术著作。
1995年，何彬的著作《江浙汉族丧葬文化》出版。1996年《民俗研究》第2期发表了方百寿的《安徽方庄的丧葬礼仪》一文。这篇论文是作者对安徽一个汉人村庄的田野调查之后形成的文字报告。作者通过对丧葬仪式程序的细致描述，探讨其中个人角色转变、信仰转变、人际交往等诸多内容，认为当地丧葬礼仪既反映出汉民族“事死如生”的一般特点，又蕴含着与方庄村民生计模式相关的独有内容。同年3月《武当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8卷第1期发表的张明义《武当山丧葬习俗谈》描述了武当山地区丧葬习俗。他认为，武当山地区丧葬习俗的特点是重视忠孝和扬善积德等传统伦理观念，同时作者对丧葬习俗中存在的迷信现象提出了批判。1997年第2期《民族艺术》上刊载的莫道才《生命的终结——汨罗民间丧葬招魂习俗考察札记》文中提到，他收集的成系统的汨罗民间招魂词手抄本有近20万字。而且，关于汨罗地区丧葬招魂习俗和招魂词的研究还有许多可发掘的内容。希望能够对汨罗民间招魂习俗及招魂词这一民俗现象作一全面的研究。
2000年湘潭大学民间文学硕士学位论文：陈志兵的《梅山地区丧葬习俗研究》一文从梅山丧葬习俗形成的特定环境、流传模式、丧歌特色、巫风色彩、文化蕴涵及功能等五个方
面，运用田野作业资料、考古挖掘资料、文献丧俗资料进行综合研究，结合政府政策、丧葬改革、市场经济影响等因素多角度观照当地丧葬习俗的变革。2001年第1期《南方文物》上发表的彭维斌的《闽南丧葬仪俗的民间考察》关注闽南民间丧葬仪俗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认为闽南民间丧葬仪俗的突出特点在于人们对鬼神和亡灵侍奉甚于对生人的侍奉。这独具特色的丧葬仪俗是在当地土著居民的灵魂崇拜与外来多种信仰文化，宗教仪式与丧葬制度相互影响下形成的，而闽南特殊的山海环境和以海为中心的社会经济文化也对民间丧葬习俗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2002年第5期《东南文化》上登载的王勤的《江苏宜兴丁蜀的丧葬祭奠习俗模式与内涵》从文化史论的角度对江苏宜兴丁蜀地区的丧葬祭奠习俗模式进行了分析。
2002年《广西民族研究》第1期上刊登了朱爱东《过渡礼仪：云南巍山坝区汉族丧葬习俗研究》一文。作者于2001年参加由美国福特基金会“美中艺术交流中心”资助的研究项目“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继而以云南巍山坝区汉族丧葬习俗为对象，运用“过渡仪礼”等理论和概念，如E ·杜尔干的信仰观念与献祭仪式、神圣仪式与世俗仪式、积极仪式与消极仪式、仪式与社会力量的展示和集体意识的唤起等，还有拉德克利夫-布朗的仪式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理论，以及美国人类学家关于“加强仪礼”和“危机仪礼”等理论，综合分析当地丧葬习俗的结构特征与仪式的功能、意义。作者认为从习俗视角转变到仪礼或仪式视角对丧葬活动进行研究将会对民俗学研究起到重要参考作用。而且，在“过渡仪礼”等理论的观照下，丧葬仪礼本身的内在逻辑可以得到理解，仪式的象征意义和功能也可以获得一些新的解释。
2003年5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5卷第3期发表了陈华文的《论吴越丧葬文化的区域性特征》，该文通过对吴越区域文化内丧葬习俗的独特特征进行概括和研究，揭示丧葬文化与区域文化历史背景、自然生态环境、文化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关联，强调文化的区域性。2003年9月《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17卷第3期刊登张成材的《商州丧葬习俗的文化蕴含》对文献记载的商州丧葬习俗进行一些挖掘和钩沉，并对一些当代人已经感到陌生的习俗文化加以解读。曹媞在2005年3月《华东理工大學學報（社会科学版）》发表的《淮北汉人社会丧葬仪式过程及其分析：以淮北地区颍上县农村葬礼为例》一文中提出，人们对冥间的想象来自于人们对现世的模仿，于是丧葬习俗也随着现实社会变迁而变化。作者认为提出导致丧葬习俗变化的因素包括国家政策、市场经济、教育水平等。而无论丧葬仪式以何种形式存在，都会发挥相应的社会功能。2005年《民俗研究》04期上陈华文、陈淑君的论文《论吴越丧葬文化的改革与对策——以浙江省为例》从社会政治经济各个角度对浙江省丧葬文化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并特别关注了丧葬习俗市场化的趋势。
2008年12月《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7卷第6期上王焰安的文章《江淮传统丧葬习俗》描述了江淮传统丧葬习俗中制寿衣与寿木、设灵与报丧、入殓与吊丧、做七、出殡与下葬等习俗内容，并简略探讨了其背后的文化内涵。2009年第3期《神州民俗》上发表韦夷、吴俪蓉的论文《广西全州县丧葬礼俗文化现象解读》8。同年《学习月刊》08期上发表方秋梅的《变易中的武汉市郊乡村丧葬习俗》一文，作为武汉市科技局计划项目“当前武汉市郊丧葬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记录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武汉市郊乡村的丧葬习俗——包括入葬方式、丧葬消费和葬礼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关注其变化原因。作者认为在影响当代武汉市郊乡村丧葬习俗变易的诸种因素中，国家政策的调整、丧葬制度的改变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其次才是观念和具体经济利益等因素。同年《湖北社会科学》第4期上张明义的论文《湖北丧葬习俗与伦理作用初探》概括了湖北丧葬习俗的地域特征和文化功能。他提出，湖北丧葬习俗沿袭了楚人的风俗，是建立在以土地为根源，以儒家的礼制、孝道为基础，以佛教、道教的教理教义为指导下的一种文化传统。习俗中的礼仪联系与强化了血缘和亲族关系，体现了对先人的孝道，抚慰了情感，调节了心理，和谐了社会。而各礼仪环节中乐器的演奏、歌手的唱腔，不仅丰富了礼仪的气氛，也达到了畅神娱神的效果。2010年4月《青年科学》上发表的李清的《沂蒙丧葬仪式过程研究》通过对沂蒙丧葬仪式过程的研究引发对沂蒙丧葬文化的现代化思考，也对殡葬改革情况作了一番反思。
随着地域性研究的深入和田野调查工作的进展，民俗学界对于丧葬习俗的个案研究也逐渐发展起来。
（3）丧葬习俗的个案研究
丧葬习俗个案研究的材料来源往往包括地方民俗志文献资料以及田野作业收集资料，尤其是家乡田野调查采集的资料。个案研究有助于在具体语境中对丧葬习俗的民俗事项做更细致的观察，虽然家乡田野工作在早期民俗研究中业已开展，但在丧葬习俗研究领域，细致的田野工作是近几年才兴盛起来。
2007年10月《绥化学院学报》第27卷第5期上刊登了邓康宁的《葬礼仪式的延续与变迁——对湘北MT 村的个案研究》一文，作者对湘北一个村落的葬礼仪式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和研究，再现了整个葬礼仪式过程。强调葬礼仪式随宗教因素，文化环境变化，国家权力干预等原因产生的变迁。1998年《民俗研究》第3期上赵宇共的论文《岸底丧俗与记述的比较研究》依据作者在陕西武功县岸底村观察记录的一次丧葬仪式过程。他发现该仪8 参见http://www.qikan.com.cn/Article/csxk/csxk200901/csxk20090125.html
式过程与三千年前《周礼》描述的仪礼契洽吻合，于是他将岸底村丧葬的仪礼程序与儒学经典《仪礼》、《周礼》、《礼记》中的记述对照，进而认为，岸底村的丧葬习俗基本遵循、模仿、承继了“三礼”中记载的古人丧葬仪规。在丧仪的内容、仪式的程序、仪礼的原则、丧葬的组织方面，古今大体一致。他提出，空间较为封闭、外来人口少，延续农耕传统是丧葬习俗比较完整的保留传承下来的原因。文中，作者反复强调对民间活态习俗进行田野调查的重要性。我认为，其研究中将《礼记》《周礼》《仪礼》的不同成书背景和内容侧重遮蔽，放在同一层面上单独抽取出习俗记录，混合作为参照系。这样的比较方式尚值得商榷。
2009年1月《民俗研究》上刊登了肖坤冰、彭兆荣的论文《汉民族丧葬仪式中对“运”平衡观念的处理——对川中地区丧葬仪式中“找中线”环节的分析》，作者参考维克多·特纳的象征—仪式理论，分析川中丧葬仪式“找中线”这一仪式环节的内涵和深层原因——汉族民间宗教的宇宙观。2009年东北师范大学陈小锋的硕士学位论文《农村丧葬仪式的现代性与民间传统——对于陕西关中地区紫石村的个案研究》通过叙述陕西关中一个村落社区的丧葬仪式及其生活世界的逻辑，体现民间传统蕴含的生存价值和社会秩序。作者提出站在农村社会本位去思考仪式问题、认识农村社会，能帮助我们对丧葬仪式的认识更加完善。
2009年6月《红河学院学报》第7卷第3期发表的戴聪《汉族社会丧葬仪式个案探讨——以贵阳市城郊刘氏葬礼为例》一文运用凡·遮耐普的“通过仪式”理论，从分离、过渡和融合的三段式视角，对2009年2月17日—23日贵阳市郊望城坡汉族刘姓家族一次丧葬仪式的过程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和研究。期望以此个案揭示出汉人社会对传统丧葬仪式的郑重处理实质是对生的执着追求。这篇论文对汉族丧葬仪式蕴含的生死观做了一番探讨。实际上，丧葬仪式内蕴的生死观念和民间信仰的关系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之一。
（4）丧葬习俗的信仰观念研究
这方面研究成果除了上文介绍过的1992年郭于华的著作《. 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等论著之外，还有报刊上登载的各种研究论文。
1994年02期《中国典籍与文化》上发表了王娟的论文《从民间丧葬习俗看中国人的生死观》，文中结合结构主义理论观点讨论分析得出：丧葬习俗的出现应该源于古代人对死亡的否定意愿。也就是说，葬礼是古代人为克服生与死的困挠而提供的一种行为模式。从民间丧葬习俗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们怎样面对和阐释死亡。中国民间关于死亡的观念是多种宗教（儒家、佛家、道家）学说综合影响的结果。文中记录了河北唐山郊区的丧葬习俗，并探讨了丧俗反映的中国人的生死观。
1994牟第4期《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的丁玲的论文《谈丧葬礼俗中的习俗控制》尝试从汉族丧葬礼俗中的观念行为看丧葬习俗中对人的行为与观念的控制，观察丧葬礼俗具有怎样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她认为，表现在丧葬礼俗中的观念意识主要有：
一、灵魂不灭现念，二、鬼神观念，三、孝道观念，四、宗族观念。
1996年第5期《北方论丛》上刊出的靳凤林的《死亡与中国的丧葬文化》一文联系我国的民族思想传统与丧葬文化的基本特征，提出儒家文化“一天人”、“重伦理”的两大基本特征对我国（特别是汉族）丧葬活动的各个环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形成了我国丧葬文化两大特色：一是从天人合一、主体与客体相互消溶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丧葬问题。二是受传统伦理思想的支配，强调尊卑等级，不容犯上僭越。此外，丧葬文化的社会作用包括维护宗法家族制度、推崇以孝为本、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尊重社会传统、保持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等。作者在这部分的讨论明显带有对封建礼教的批判色彩。
1999年6月《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3期发表了韩国青云大学中国学系崔昌源的文章《古代丧葬仪礼结构之分析》。这篇论文针对中国古籍志书中的各项记载，从传统社会结构及宗教信仰诸层面进行整体探讨，尝试提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丧葬仪礼要义、结构及其社会文化意义及信仰内涵。文中提出，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认为“和谐”乃宇宙的本体，死亡是一种和谐秩序，使人类整体得以进化。生命的真正不朽在于群体，并在于群体的绵续不绝，因而必须有一套礼仪来维系群体的完整，保持整体的和谐。这就是中国古代丧葬仪礼之理念基础。通过各种丧葬仪礼的进行，不仅使生者与死者以及整个社会成为一体，还可以维持一定族群的和谐与全体认知体系的完整。丧葬仪礼就是从一种“社会均衡状态”到另一种“社会均衡状态”中的过渡仪式行为。同年《民间文化》第2期刊登的陈华文的《迷失的孝道：中国厚葬之风透视》对厚葬风俗背后蕴含的文化观念作了一番探讨。
2005年10月《理论界》上刊登的孙文福的论文《丧葬禁忌存续的文化心理分析》从文化心理等方面来阐析丧葬禁忌存续至今的原因：生活中异己力量的存在和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从众心理的驱使；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导致的求吉心理的驱使；民众遵循先验模型习惯而代代相传的结果。
2007年1月第16卷第1期《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倪俭《中西传统丧葬习俗差异的文化解析》一文认为东西方之间丧葬习俗上的巨大差异基于它们对死亡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作者从儒家思想、基督教、宗族和教会的角度解析中西各具特色的丧葬习俗形成
的文化内因。比较研究的视野值得肯定，但文中对中国“隆丧厚葬”与西方“简丧薄葬”的概括有点简单化了。
2008年第二期《学术论坛》上刊登的李建宗《仪式与意识：对丧葬的解析》一文以甘肃省陇中地区的丧葬习俗为研究对象，参考凡·遮耐普的“通过仪式”理论、格尔兹的阐释理论和涂尔干的社会学观点，对丧葬仪式中隐含的灵魂意识、亲情意识、恐惧意识、狂欢意识四种意识进行分析，探讨丧葬活动中仪式和意识之间的关系。
2009年第1期《船山学刊》上刘喜珍的文章《论传统丧葬制度的伦理根基及其伦理意涵》9认为传统丧葬制度作为宗法等级制的载体和宗法伦理的重要体现，以孝道作为伦理根基。其伦理意涵主要体现在感恩为重、丧主敬哀、哀而不伤、追思承志、丧祭致和五个方面。2010年6月《兰州教育学院学报》第26卷第3期刊载的谢晓燕、魏红友的《汉代丧葬文化意识浅识》一文试图从有关历史文献及出土资料中简析汉代丧葬礼俗所反映出的古人的丧葬文化意识。
除了对丧葬仪式过程及其信仰内核、文化功能进行研究之外，近年来民俗学界对与丧葬仪式紧密相关的口头民俗、物质民俗研究也相当重视。这一点在学者对与丧葬习俗相关的文化艺术形式的研究中有所体现。
（5）丧葬习俗与艺术文化研究
民间丧葬仪式与音乐舞蹈、绘画工艺、语言文学等艺术形式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丧葬仪式相关的文化艺术研究也是近年来许多学者着力探究的内容。
①、丧葬仪式与音乐舞蹈
丧葬仪式音乐作为丧葬仪礼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研究者对其进行细致的分析探究工作。到目前为止，有关丧葬仪式与音乐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研究民间传统仪式音乐的专著论文。专著如曹本冶等学者合著的《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南卷、西北卷、华南卷、华东卷），包括仪式音乐研究的理念与方法、各地区仪式音乐的专题综述、个案研究三方面内容。其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为研究者进一步研究汉族丧葬仪式音乐文化提供了很好的指导。论文如赵凌《松木塘丧葬仪式音乐考述》（湖南师范大学）、曾娜妮《灌溪镇丧葬仪式音乐及其乐班的调查与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田耀农《陕北礼俗音乐的调查与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等。这些论文对民间仪式音乐作了具体深入的专题研究，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田野调查资料。另一种是各地、市、县有关部门收集整理的民间音乐9 http://www.qikan.com.cn/Article/csxk/csxk200901/csxk20090125.html
资料集，较为真实地展示当地民间音乐特色，为研究丧葬仪式音乐保留了丰富材料。以下具体介绍部分研究文章和专著：
1986年《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二期发表了吴昌的《鄂西北与民俗“丧歌”初探》，文中分析探讨民歌中的“丧歌”与民间丧俗的血缘关系，并对鄂西北丧歌的名称加以考证，为探讨民歌与民俗的内在联系作出了有益的尝试。特别是文中关注了人口迁移流动对丧葬习俗和丧歌的影响，记录了外地的丧俗和丧歌“武唱”形式随着移民传进鄂西北山乡，之后日渐被山里人所习惯的“文唱”形式所同化，“武唱”形式被淘汰的文化现象。文中还探讨了丧歌的起源，认为鄂西北丧歌与《楚辞》、《九歌》有着一脉相承的渊缘关系，是古楚风的延续. 。虽然在具体观点结论上有待商榷，但其研究角度是值得肯定的。
1993年第2期《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发表的宋德胤的《民俗文化：丧葬中的歌与舞》分别讨论汉族丧葬仪式中的歌舞和少数民族丧葬仪式中的歌舞。他认为，丧葬中的歌与舞含有取悦鬼灵的意味。
2006年第4期《黄钟》上发表齐琨的论文《空间：仪式音乐分析中的一个维度——以上海南汇婚礼和丧葬仪式为例》将空间作为仪式音乐分析的一个维度，并将空间的概念分为物质、关系、意识三个层面，探寻仪式音乐所隐喻的等级、秩序与结构，以及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仪式音乐所反映的失序与解构状态。进而提出，我们需要保护、发掘传统仪式音乐在2期《中国音乐学（季刊）》上的另一篇论文《仪式空间中的音乐表演——以安徽祁门县马山村丧葬仪式为例》是对仪式中的物质空间、意识空间、关系空间的进一步研究。
2006年，任方冰的论文《河南省豫北丧葬仪式用乐考察报告》10收录于《山西长治赛社与乐户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这篇文章以田野调查为依据，对河南省豫北地区丧葬仪式及其用乐制度做了一番分析和考察。作者将当地丧葬用乐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为死者演奏的，如各种传统曲牌；第二类为生者演奏，又可以分为两小类，一者是为族人演奏，如各种戏曲悲曲等，一者是为乡邻演奏，如戏曲闹剧、流行歌舞等。
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2006届硕士学位论文：曾娜妮的《灌溪镇丧葬仪式音乐及其乐班的调查与研究》对常德灌溪镇民间丧葬仪式音乐及其乐社进行了定向的微型实地考察，并且参考了田野民俗志研究的相关成果，如顾颇刚、费孝通、王铭铭、高丙中、赵世瑜、董晓萍、刘铁梁等专家学者的著述，以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关于宏观社会研究及农村地区民俗文化、农村社区变迁的研究。论文包括灌溪镇民间丧葬仪式音乐本体分析、仪式记10 任方冰：《河南省豫北丧葬仪式用乐考察报告》，参见《山西长治赛社与乐户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第768页
录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人类学追问三部分内容，为民间丧葬仪式音乐研究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来自田野考察第一手材料的个案。
2008年02期《中华戏曲》上发表的孔美艳《试论丧葬歌、舞、戏及其民俗文化功能》一文依历史脉络从先秦到明清梳理丧葬歌、舞、戏的发展，强调政府对丧葬歌、舞、戏的政策措施。进而分析丧葬歌、舞、戏具有的民俗文化功能：悼念死者，教育生者；驱赶邪祟，安抚死者；驱逐鬼魂，护佑生者；聚众喜乐，娱鬼娱人。2009年01期《民俗研究》上发表了她的另一篇论文《民间丧葬演戏略考》。她认为，丧葬演戏是一种纯粹的民间习俗，源于丧礼上人们本能的歌哭擗踊和用乐，具有娱神娱人、歌颂美德、感情宣泄、教育惩戒以及驱邪超荐等一系列民俗文化功能。而且，民俗是戏曲生存的重要土壤，戏曲的生命力在民间。
2009年04期《美与时代》发表了汤洁的文章《民间信仰、仪式行为、仪式音声互动关系之研究——以博爱县北石涧村丧葬仪式为例》。作者通过对博爱县北石涧村丧葬仪式实地考察，对信仰、仪式和音声进行重新阐述，揭示其丧葬仪式符号所体现的象征意义。同年5月的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罗亮星《川东北汉族丧葬仪式及其音乐文化研究》在实地考察川东北平昌县驷马镇革新村等地汉族丧葬仪式及其音乐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资料，从丧葬仪式、音乐和仪式音乐文化三个角度，梳理、总结了川东北汉族丧葬仪式的程式、行为，系统分析了丧葬仪式音乐的本体形态、文化意义，进而提出：丧葬仪式与音乐文化同生共存，互为表里。同年12月《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第26卷第4期上刊登的李跃忠的论文《论丧仪中的戏曲演出特点及其民俗文化功能》探讨了丧仪中戏曲演出多方面的民俗文化功能：借其超度亡灵升入天堂、除煞驱邪、使丧家“清吉”、“热闹”丧场、招待前来吊唁的宾客、昭示孝道、显示身份等。
除了以上论文，在专著方面也不乏成熟的研究著述。在此仅举一例：2009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臧艺兵《民歌与安魂——武当山民间歌师与社会、历史的互动》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符号互动理论、“社会维护—历史构成—个人体验和创造”的结构研究方法作为理论工具，系统探究了湖北省丹江口市官山镇武当山地区婚丧仪式上表演的民间歌师班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互动关系。
②、丧葬仪式与工艺美术
人类早期艺术活动并不是单纯出于审美需要，而关联着更为广泛的生活意义。这一点也体现在丧葬仪式中的工艺美术事项上，如丧葬仪式中的剪纸，引魂升天的“非衣”等等。这些与丧葬仪式相关的民间工艺美术作品背后蕴含着原始宗教、祖先崇拜等民间信仰观念。可惜的是目前学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笔者找到的相关研究论文也很少。
2004年第4期《民俗研究》上发表的李新华的文章《山东丧葬纸扎工艺的形态及其开发利用》对山东民间流行甚广的丧葬纸扎艺术作了一番初步的探讨。他认为，这一艺术形式的内蕴是当地的民间丧葬信仰。此外，2009年中国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易磊的《荆楚之地丧葬美术现象与民俗文化初探》对荆楚墓葬出土器物的美术视觉图式体现的文化特征、巫术思想、精神意识进行研究。作者从墓葬器物的图饰、功用、形制等外在可见的因素着手，探寻当时楚国的文化背景、民俗、宗教和楚民的心理特征等等。文章后半部涉及到荆楚之地民间摊面、剪纸、服饰等民间艺术。
③、丧葬习俗与语言文学
丧葬习俗作为人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近年来也有一些从文学作品角度，侧面对丧葬民俗进行考察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例如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赵睿才的《唐詩與民俗關係研究》是他探讨唐诗和民俗关系的研究成果。全书从服饰、饮食、居行、婚姻、丧葬、祭祀、节令七个方面分析唐诗反映的唐代民俗习惯及其影响
此外，有的研究者将《红楼梦》作为一部记录中国古代民俗材料的风俗百科全书进行研究。如1987年第1期《内蒙古大学学报》上登载的刘永生的《丧葬习俗论》，还有2008年10月《作家杂志》上刊登的高连凤《论中的丧葬习俗》，对《红楼梦》反映的当时社会的丧葬礼仪、观念和习俗进行探讨。基本上，这种研究方式属于文学研究和民俗学研究的学科交叉领域，其研究路数也更偏向于文学研究。
此外，还有语言民俗相关的研究论文。例如2009年8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4期上发表的白振有《汉字蕴涵的丧葬文化》通过分析汉字，从中挖掘史籍语焉不详的古代丧葬文化信息。还有2009年第9期《湖北社会科学》上发表的项菊的论文《从一些民俗词语看鄂东丧葬习俗》以一些民俗词语为例，从语言民俗的角度对鄂东丧葬习俗作一番考察。她认为语言与民俗文化的联系非常密切。方言是民俗的沉积，考察鄂东方言民俗词语，犹如欣赏一幅鄂东民俗画卷。民俗词语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反映了人们深层的文化心理，比如鄂东丧葬仪式中“烧寿钱”“、“叫茶”、“暖棺”、“暖井”等民俗词语反映了人们信仰阴曹地府、重视相墓术、求吉避凶、祈福禳灾的文化心理，等等。考察丧葬习俗相关的语言文字符号系统，对认识丧葬文化的民俗功能有一定参考价值。
由以上诸种引介概述，我们可以看到，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研究在理论探讨与专题研究上都取得了一定进展，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也证明了：对于丧葬仪式活动，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切入，进行不同层次的研究。比如丧葬仪式的历史流变、地域特征、具体个案、信仰观念、
民俗功能及相关文化艺术，等等。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民俗学领域对汉族丧葬仪式进行研究，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三、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研究的相关思考
首先，从近年民俗学领域对汉族丧葬仪式的一般研究到专题研究的众多论著看，有三点值得肯定：第一点，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的研究关注视野更加广阔。学者们在古今丧葬习俗的流变，地域性丧葬仪式的田野调查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工作，对汉族丧葬礼俗作了纵横结合的全面观照，取得了丰硕成果；第二点，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通过研究视角的变换，学术前沿理论方法的引入，许多学者对汉族丧葬仪式民俗进行了新的阐释和认识，产生了一批见解独到、观点新颖，甚至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成果，也基本形成了比较稳定、比较成熟的研究范式；第三点，在多学科交叉、互动的学术背景下，学者的研究背景、研究兴趣、理论储备也丰富多样，相应的研究面貌也显示出丰富的可能性。以上三点保证了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的拓展。
当然，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研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就研究者而言，真正民俗学专业的学者研究较少；其次，就研究成果而言，描述性的、资料性的著作相对占有更大比重，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还有待将来深入。还有，通观汉族丧葬仪式研究的学术史，历史层面丧葬文化史的研究起步较早，相对也比较成熟。而近年逐渐发展起来的对当代活态丧葬习俗进行的田野调查和研究还不够。地方性丧葬文化的研究虽然有了一定进展，也仍需加强。此外，就研究方法而言，还存在理论与文献材料结合比较生硬等问题。
这些研究面临的问题也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启发：首先，重视古代民俗文献的考订钩沉工作，通过搜集整理有关丧葬习俗的历史文献，为丧葬文化史研究提供更加完备的资料；另外，还需要更加重视第一手的田野调查资料，对地方丧葬习俗和丧葬仪式个案倾注更多关注。对丧葬习俗的民俗学研究不可以脱离具体的语境。还有，在引介更多有助于丧葬习俗研究的理论的同时，对理论时刻保持思辨的态度。既不能成为材料堆积的泛泛而论，也不能陷入理论的陷阱。
总而言之，死亡是人类永远需要面对的问题，学者对丧葬文化的研究也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而我们相信，有关汉族丧葬仪式的研究必定会随着人们对民俗、对生命的更加重视而延续下去，并且取得更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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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研究综述
从古至今，死亡都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死亡而举行的葬礼也是人生礼仪中最为繁杂隆重的一项仪式活动”1。人们通过一系列丧葬仪式活动来追念死者，安抚生者。丧葬仪式过程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蕴含着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意义和民俗功能。有关汉族丧葬仪式的现代学术研究始于1910年，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一书以“欲镜今俗，不可不先述古俗”为宗旨，阐述黄帝以前至明代的历代风俗。他将丧葬习俗单列一个子目进行历时地梳理。其后，有关丧葬习俗的历时性、描述性著述陆续问世，而理论性研究相对薄弱。40年代，由于抗战的影响，研究重心偏向西南地区和少数民族丧葬习俗。50-70年代延续了这一趋势，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研究全面发展，汉族丧葬习俗研究相对较少。8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学者的增多，民俗学领域有关汉族丧葬仪式的描述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这一研究领域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和田野资料。近年来，学者们运用这些资料对汉族丧葬仪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当然，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所限，这一领域还存在较大值得拓展的学术空间。
根据民俗学领域的汉族丧葬仪式研究情况，本文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分别探讨建国以前汉族丧葬仪式的早期研究和建国以后汉族丧葬仪式的近期研究状况；同时，梳理和讨论这一研究领域关注的主要问题和使用的理论研究方法。
一、建国以前汉族丧葬仪式的早期研究
二十世纪初期，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取得的成果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学界对古代丧葬文化史的研究。这一时期，民俗学领域对丧葬文化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准备阶段。其研究成果也基本以资料编撰和介绍为主。
（一）考据性研究
在丧葬仪式研究领域，以考据丧葬习俗为主的历时研究较早起步。最早有1910年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其后，虽然涉及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不多，但仍然有相关著述陆续问世。1932年，娄子匡在《大陆》杂志1卷1期上发表《土葬风水源流考》。杨树达在《清华学报》8卷1期上发表《汉代丧葬制度考》，1933年补充汉代婚姻史资料后汇编为《汉代婚丧礼俗1 王娟：《从民间丧葬习俗看中国人的生死观》，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02期，第34页
考》一书。这本著作于1988年10月被上海文艺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对研究我国古代婚丧习俗都有一定参考价值。其礼俗混合的研究方式也给当时资料相对欠缺的丧葬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很有影响的模式，乃至后来一些丧葬文化研究著作也明显带有这样的痕迹，如徐吉军、贺云翱的《中国丧葬礼俗》等。同样是1933年，郭昭文在《历史科学》杂志1卷1-2期上发表《古今丧仪之比较研究》。1934年，陈怀祯的《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刊载于《社会学界》第8卷。1935年，尚秉和的《历代风俗事物考》、瞿宣颖的《中国社会史料丛抄》等著作考释、辑录了中国历史上一些丧葬仪式事象。
40年代后，民俗学与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互相影响，关注丧葬史、丧葬礼俗的论文逐渐增多。如文藻《中国丧礼沿革》、蔡介民《中国祭礼考源》、《中国祭礼源流考》、钱穆《论古代对于鬼魂及葬祭之观念》等。这一时期还没有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研究重心在史料辑录、考释上，研究方式也与历史学、考古学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二）描述性研究
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研究工作除了对丧葬文化史进行考据性研究以外，比较普遍的还有描述性研究，即对民间丧葬仪式习俗进行搜集、记录、描述。此类工作的开展最早可以追溯到1923年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拟定《风俗调查表》，其中就包括“丧礼：分别贫富；坟墓；风水观念及坟墓的筑造法”等调查内容。还有1923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胡朴安编成的一部全国风俗百科书《中华全国风俗志》，书中对地方志和古今笔记等资料中所载风俗进行了汇编。书中的“礼仪”、“风俗琐记”等章至今仍然是研究礼俗的重要资料，也是建国前少有的全国性风俗研究专著。书中对民间风俗的记录相对比较简单。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论著，如1928年顾颉刚、刘万章的《苏粤的婚丧》，书中描述了江苏、广东地区婚丧习俗。此外，顾颉刚还有《两个出殡的导子帐》和《厦门的墓碑》等专门研究文章。1929年，郑祖荫、刘天华记录苏州、北京婚丧音乐，编《俗乐谱》。1930年，叶镜明的《关于死的种种》发表在《民俗周刊》上。《民俗周刊》还专门出“清明专号”发表与丧葬习俗有关文章。此时，比较研究也开始起步。1934年，陈怀祯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出版的《社会学界》上发表《中国婚丧风俗志分析》，开了汉族丧葬习俗比较研究的先河。这篇论文依据地方志所载清代资料，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关外区域四大地区分别叙述婚丧习俗，进而比较不同地域习俗的差异性，得出汉族内部随着地域差异也存在葬俗的不同。1935年，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受到功能主义理论影响，把丧礼作为个人生命历程研究，描述了具体民俗事象，并论及丧礼的社会功能。随着民俗实地考察研
究工作的开展，个案研究也开始发展起来，1938年，燕京社会学系学生陈封雄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撰写《一个农村的死亡礼俗》，较详细地呈现了一个丧俗研究个案。
40年代，因为抗战的关系，研究关注重心偏向西南地区和少数民族丧俗，有关汉族丧葬仪式的研究相对沉寂。
二、建国以后汉族丧葬仪式的近期研究
建国以后，50-70年代，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研究全面发展，汉族丧葬习俗研究相对较少。80年代，在学者们的努力下，汉族丧葬仪式研究工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极大的拓展。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成立。钟敬文在《开幕词》中说：“有了全国性民俗学会，就可以更有效地促进这个学科的发展，使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民族科学文化和发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2在民俗学学术研究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丧葬仪式民俗研究也打开了新局面，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特别是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的引进，使得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丧葬习俗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相关研究论著也相继问世。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82 年第 5 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梁容若的《中国丧葬制度之回顾与前瞻》，1986年第2期《江汉大学学报》上刊载的吴昌的《民歌与民俗——鄂西北“丧歌”初探》。还有罗开玉1988年出版的学术著作《丧葬与中国文化》，分上编与下编。上编是“丧葬与文化”，共包括“丧葬与宗教”等七章，下编是“中国丧葬习俗概说”，包括“葬前礼仪”等三章。这是80年代以来，第一本具有理论性和整体研究思想的学术著作。书中对各族古今丧葬做了系统而简略地阐述，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
20世纪90年代，研究涉及内容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参与的学者也明显增多，出现了颇多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如宋德胤的《丧葬仪观》，徐吉军、贺云翱的《中国丧葬礼俗》，周苏平的《中国古代丧葬习俗》，刘亚勇、李忠孝的《中国殡葬忧思录》，张铭远的《生殖崇拜与死亡抗拒》，靳凤林的《窥视生死线：中国死亡文化研究》，郑小江的《中国死亡文化大观》，郭于华的《死的困扰与生的执着：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霍巍、黄伟的《四川丧葬文化》，刘健的《吴越民间丧葬习俗初探》，邓卓明、邓力的《中国丧俗》，常人春的《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老北京的风俗》，何彬的《江浙汉族丧葬文化》，向明生的《殡葬习俗与指南》，万建中的《中国历代葬礼》、《丧俗》，张捷夫的《中国丧葬史》，陈华文的2 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巴蜀书社，1995年，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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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991年出版的由徐吉军、贺云翱的《中国丧葬礼俗》是一本比较系统地研究历史上丧葬礼俗的著作。这本书在对历史典籍中丧葬礼制相关材料的挖掘方面相当成功，也为徐吉军另一部著作《中国丧葬史》垫定了基础。另外，周苏平的《中国古代丧葬习俗》是一本叙述丧葬习俗中的丧俗丧制以及葬式的著作，共九章。其中有一章关于盗墓的研究，这是其他丧葬文化研究中很少见的。还有1992年出版的邓卓明、邓力的《中国葬俗》。这本书介绍了不同的葬法，如悬棺葬、树葬、塔葬、天葬、水葬、土葬和火葬等。此外，霍巍、黄伟的《四川丧葬文化》是一本研究地方性丧葬文化的著作。陈明芳的《中国悬棺葬》对遍及中国南方诸省的悬棺葬这一丧葬文化现象进行了全方位透视，进而勾勒出其分布区域、置葬时间、置葬方式、悬棺材料和葬制，最后深度剖析了悬棺葬的原因。该著述“历时十载有余”，通过大量田野作业和文献检索而完成，资料翔实，颇有深度，影响很大。
除了这些研究论著之外，各省市编纂的民俗志以及各地民俗工作者的著述中也有许多关于各地区汉族丧葬礼俗的资料。比如199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还有李伯涛《泰山民俗》、山曼等的《山东民俗》、叶涛等的《孔子故里风俗》等。有些杂志还专门出版有关丧葬习俗研究的专辑，如上海民俗学会编辑、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化》1996年第1期为“丧葬文化研究”专辑，包括19篇与丧葬习俗与改革有关的论文。
进入21世纪，民俗学有关丧葬仪式的研究论著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更为可观的成果。重要论著如陈淑君、陈华文的《民间丧葬习俗》、《吴越丧葬文化》，丁凌华的《中国丧服制度史》，石奕龙的《中国民俗通志·丧葬志》、《闽南乡土民俗》，王增永、李仲祥的《婚丧礼俗面面观》，姜越的《婚冠丧祭：传统婚丧民俗解析》，雷绍锋、张俊超的《丧葬习俗》，江新建的《佛教与中国丧葬文化》，徐吉军的《长江流域的丧葬》，李如森的《汉代丧葬礼俗》，王计生的《事死如生：殡葬伦理与中国文化》，徐杰舜的《汉族风俗史》，朱洪斌的《中国民间婚丧习俗》，白国琴的《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旧婚丧嫁娶到新礼仪风俗》，张剑光的《入土为安：图说古代丧葬文化》，周吉平的《北京殡葬史话》，李劭南的《当代北京丧葬史话》，德国学者罗梅君的《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19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等等。如果继续罗列这一时期成果，除了证明研究者不断增加，成果越来越丰硕之外，似乎没有更多裨益。于是，下文将进入具体的研究层面，探讨近期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研究关注的问题、研究方法和取得的成果。
（一）、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研究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研究虽然范围广泛，角度各异，但基本可以归结为一般研究和专题研究两方面，以下进行具体分析：
1、关于汉族丧葬仪式的一般研究
整体来说，民俗学领域的汉族丧葬仪式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层：仪式层面的研究，关注内容是丧葬仪式的起源流变、仪式特性、仪式过程、艺术形式等具体表现。主要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进行呈现，以描述为主。第二层：礼制层面的研究，关注与丧葬仪式相关的礼仪制度、政治经济、宗族伦理、人际交往、社会功能等内容，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宏观概述，又有因时因地的探讨。第三层：信仰层面的研究，关注丧葬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即人的精神意识观念。探讨不同地域人们丧葬习俗活动中包含的思想感情、道德观念和生死观念、民间信仰。
（1）关于丧葬文化的宏观研究
研究丧葬仪式的第一步工作即是对丧葬文化进行宏观把握、系统研究。这部分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玉文的《我国丧葬文化浅论》。这篇论文逐一探讨了丧葬文化的形式、内容及其来源。并且，在简略介绍了丧葬文化中的宗教信仰文化、伦理孝道文化、社会礼仪文化、文学艺术文化之后，作者对丧葬文化特性概括为以下几点：原始落后性、相对稳定性、社会礼仪性、地域民族性，进而总结丧葬文化的功能：维系功能、教育功效、认识功能，最后回顾丧葬文化的流变，提出对其进行控制和改革的建议。3俗语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篇论文具有比较完备的系统框架，论述也颇多亮点。当然它在某些观念与表述上还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原始落后性”的论断和有关丧葬文化流变的分析基本坚持进化论观点，而进化论在今天的民俗研究看来，本身不具有合理性。
另外，徐吉军、贺云翱的《中国丧葬礼俗》作为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丧葬礼俗的学术专著，也值得特别关注。这本书系统阐述了历代丧葬观念的演变、严密而繁琐的丧葬礼仪、形式多样的葬式葬法、精心选择的墓地，以及死者眷属的丧服制度、居丧生活等内容，进而揭示蕴含于丧葬礼俗之中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和等级观念。这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王夫子的《殡葬文化学——死亡文化的全方位解读》也是对丧葬文化比较理论化、系统化的研究。这部著作从死亡文化的界定，不同地区对死亡文化的理解讨论到中国丧葬文化诸多方面，试图构建一个丧葬文化研究的框架。除此之外，对丧葬文化3 陈玉文：《我国丧葬文化浅论》，刊载于《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年04期，第78-87页。
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著作还有徐吉军的《中国丧葬史》、陈淑君、陈华文的《民间丧葬习俗》、周苏平的《中国古代丧葬习俗》、万建中的《中国历代葬礼》、王计生的《视死如归——殡葬伦理与中国文化》等。
这类著作着眼全局，对丧葬仪式起源与发展、葬法葬式，丧礼制度等进行研究，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材料和观点。但是，全局式宏观把握的另一面是对地区及个案丧葬仪式关注的不足，研究角度也比较单一。
（2）关于丧葬文化的具体研究
当然，目前业已出版刊载的研究著述中也有数目可观的从具体层面着手、以小见大的研究，可以弥补宏观研究的不足。这部分论著虽然仍然保持对丧葬文化的整体观照，却有具体切入的角度，研究有所侧重。比如有的侧重描述文化现象，有的侧重考证丧葬制度，有的侧重探究观念信仰。这些研究角度虽然并不能展现出丧葬仪式文化的全貌，却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其意义不言而喻。
比如，近年来政治经济教育等因素在研究中逐渐受到重视。如《民政论坛》1995年第2期上刊载的张国蜀、丁燕平、司裕强的《丧葬习俗与殡葬文化》从对政治、法律、殡葬改革的关注视角，探讨了丧葬习俗在殡葬文化形成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及其对殡葬文化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和相互关系。还有1999年2月《民俗研究》上发表的徐畅的《近代中国农村的丧葬互助组织》介绍了近代中国农村丧葬合作组织的特点。2001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1期第38卷上发表的高丙中的论文《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关注国家如何出现在民间仪式中，通过仪式审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民间社会在已经与国家疏离的场景中又主动用符号把国家接纳进来，而国家也在征用自己曾经完全否定的民间仪式。民间社会复兴自己的仪式，总是要强调自己的民间特色和身份，但同时又要利用国家符号。越是能够巧妙地利用国家符号，其仪式就越容易获得发展。国家把民间仪式纳入国家事件，让民众通过仪式参与国家活动，在当前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此外，丧葬仪式的民俗文化功能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比如2007年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陈甜的《从江县占里丧葬仪式及其教育功能研究》一文在田野考察基础上，运用文化场等概念探讨丧葬仪式中的教育功能，梳理文化传承在文化发展中不同的方式。还有2009年张明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宗教市场论视野下鲤城丧葬仪式的象征与功能》中认为，丧葬仪式能够折射出宗教信仰、风土民情、经济情况、人际关系等诸多社会层面。他的研究思路是运用经济学分析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转型。具体研究方式是通过口述史访谈、田野调查和民间文献的解读，重点考察近代以来福建省仙游县鲤城镇民间丧葬仪式，分析该区域市场内一
些宗教经济现象的历史变迁，展现代表外来宗教的基督教与代表本土宗教的三一教间的竞争与合作，了解区域风俗流变与宗教社会功能的历史演绎，以及它们所带来的文化的承袭与发展，观察人们对丧葬仪式的理解与接受程度，藉此窥见宗教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从而获知特定区域内宗教市场的经济脉络。这篇论文中突出强调的市场经济等现代化因素对丧葬仪式的影响是前人研究中没有充分关注到的。
这些新的研究角度对以往丧葬仪式的研究有所突破，也有助于我们对丧葬仪式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3）相关理论研究方法
实际上，无论研究者具体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观点结论是什么，其研究都有一定的人文关怀和研究方法。近年来，随着学科交叉互动，一些新的理论与方法不断被引介和运用到民俗学研究领域，如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相关理论与概念范畴，使得民俗学者对汉族丧葬仪式研究的角度更加新颖，探讨也更加深入。在对待材料的问题上，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与民俗学田野调查材料相互参证，为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参考资料和思考途径。此外，对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的借鉴也为这一研究领域带来新鲜的生命力，显示出新一代学者的学术敏感和学术视野。就理论研究方法而言：人类学派、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社会性别理论等都是比较常用的理论阐释工具。以下择取研究中比较常见的几种理论研究方法进行介绍。
首先，凡·遮耐普（A ·V an Gennep）的研究对人生礼仪的研究影响很大，民俗学者在对丧葬仪式进行阐释分析时经常参考。如2002年第1期《广西民族研究》上刊载的朱爱东的《过渡礼仪：云南巍山坝区汉族丧葬习俗研究》等。凡·遮耐普在1909年出版的《通过仪式》（The Rites of Passage）一书中将丧葬仪式作为人生仪礼整个过程的一环来阐述。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将人生礼仪分为分离仪式(rites of Separation)、通过仪式(transition rites)和（再）进入仪式（rites of incorporation）三部分。而且，遮耐普注意到“语境”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关于礼仪的研究必须放置在活的、完整的社会“场合”和具体语境中，通过实证和观察进行研究。他的观点与当代民俗研究中的“语境论”（contextual theory）有异曲同工之妙。“语境论”认为应该把民俗事项与其产生的语言、行为、交流、表演和表达环境联系起来研究，即将民俗事项还原到具体语境中认识。4实际上，早期丧葬仪式研究虽然获得了一定成果，但还缺乏从具体语境对礼仪进行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这种情况在近年来学者对丧葬仪式进行地域研究、个案研究时更加重视田野调查工作的研究趋势下有所好转。 4 参见王娟：《民俗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190页。
另外，以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 ）为代表的功能学派的研究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并且注重对仪式的社会文化功能进行分析。他们通过长时间田野调查收集民俗材料，将研究重点放在各种民俗事项为什么能够在民间保存和流传这一问题上。“任何一种民俗文化事象，只要它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存活着，必然存在着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隐或现的特定功能，无论它多么古怪，多么古老。没有任何功能的民俗文化事象，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5。就丧葬文化研究而言，学者重点关注的民俗功能不是满足生理需要，而主要是社会整合功能。比如2005年7月《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第22卷第7期刊载的孙文福的《丧葬禁忌的民俗功能》一文认为丧葬禁忌具有聚合功能、教育功能、规范功能、强化和稳固宗法伦常关系，对习俗的熏陶养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提出丧葬禁忌的民俗功能既具有正功能，又具有反功能，即丧葬习俗既有“良俗”，又有“陋俗”。还有2006年4月孙文福、王占琦发表在《理论界》上的文章《丧葬禁忌生成的社会文化原因》从祖先崇拜、宗法制度、风水信仰、儒家孝道观念、道教佛教与丧葬禁忌的关系综合阐析丧葬禁忌的社会文化原因。
此外，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二元分析模式也体现在学者对丧葬仪式反映的生死观念的阐释过程中。还有弗雷泽（James Frazer）著名的关于人类死亡意识的“巫术宗教科学”三阶段进化论也为学者研究丧葬仪式的起源流变提供了一种思路。此外，近年为研究者引介运用到汉族丧葬仪式研究领域的理论方法还有社会性别理论。比如2004年王璇的《从丧葬礼俗看性别关系与女性地位》7一文探讨“男女两性在制度性结构中主导与从属地位的区别”6。还有2010年6月《艺术探索》第24卷第3期刊载的康平的论文《鄂西北丹江口丧葬仪式音乐中的女性解读》通过考察鄂西北丹江口地区丧葬仪式中女性的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上升，探讨丧葬仪式的时代变迁。
总而言之，理论是随着研究的推进而不断更新的，一家之理论也自有其不足和弊端。比如人类学派的一些理论观点已经被研究验证并不可取。实际上，文化并没有先进、落后之分。依此我们再回顾有的研究文章中将丧葬文化界定为“原始落后文化”，可以说正是在进化论影响下的一种观点。所以，在研究中运用理论工具也需要时刻保持理性的、反思的眼光。也有的学者能够不局限于一种理论方法，并且在综合应用多种理论工具的同时，保持扬弃的态度，让理论“为我所用”。例如郭于华在对丧葬仪式进行功能研究之外，又采用格尔兹阐释人类学方法探求丧葬仪式的深层文化结构，并且在论述过程中借鉴结构主义二元分析模式：“中国的民间传统的丧葬活动是有文化意识结构作其内在支持的一套行为体系，即有着文化5
6 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页。 王璇：《从丧葬礼俗看性别关系与女性地位》，转引自杜琴芳、王政《社会性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意义的行为方式。我们从中可以离析出一种二元的文化结构，即生—死、人—鬼、阴—阳两个世界的相对存在与相互通达”7，能够比较灵活地运用各种理论对丧葬仪式的意识结构进行分析。
此外，国外汉学研究也为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的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理论风貌。比如德国历史学家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女士的著作《北京的生育、婚嫁和丧葬习俗：19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运用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研究晚清至当代北京生育、婚姻和丧葬在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之间的实践性关联。她在研究中注重书面资料和现实资料的比较，强调习俗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把民俗的历史变迁放在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的社会变迁大背景中考察。既有对民俗事象的描述，又有对社会根源的探究，将社会学分析和历史学考察结合起来研究民俗。这样的研究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总结上文，对丧葬仪式民俗事项的描述、特性的认识、功能的分析属于宏观把握，也是对丧葬仪式进行研究的第一步。而丧葬仪式作为人生仪礼重要组成部分，既自成体系又与其他文化因素交叉勾连。丧葬习俗丰富而复杂，要对丧葬习俗有更加细致深入的探讨，自然就要对其进行专题研究。
2、关于汉族丧葬仪式的专题研究
有关汉族丧葬仪式的专题研究主要包括丧葬习俗的历史流变研究、地域特征研究、个案研究、信仰观念研究和文化艺术研究五个方面。
（1）丧葬习俗的历史流变研究
丧葬习俗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一部分。对丧葬习俗历史流变进行探讨，有助于从纵向的研究角度对汉族丧葬文化作历时的把握。而且，以古镜今，这项研究也有助于对丧葬习俗的发展和改革的趋势做出一些前瞻。从历时角度对汉族丧葬习俗的流变和发展做一番探讨，这一研究方式与历史学、考古学联系紧密。
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同时关注丧葬习俗中的传统因素和新的因素。即便是单一朝代的丧葬习俗研究，也会着眼于历史发展变革的脉络。比如1997年《学术月刊》第2期上朱瑞熙的文章《宋代的丧葬习俗》强调宋代丧葬习俗对宋之前丧葬习俗、葬礼制度的变革。还有1997年3月《晋阳学刊》发表的董江爱的《近代华北农村丧葬礼制的特点及成因》，1998年《近代史研究》第5期上刊载的严昌洪的《民国时期丧葬礼俗的改革与演变》，1999年06期《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登载的王青的《民国后抗战前山东婚丧礼俗的嬗变》。2002年7 郭于华：《生命的续存与过渡：传统丧葬礼仪的意识结构分析》，见王铭铭、潘忠党主编：《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148页。
5月《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35卷第2期上发表的周洪的《江西丧葬风俗中的古礼遗存》从当代江西民间风俗中寻找古礼遗存及这些民俗对今天江西社会的影响。同年第12期 《近代中国与文物》上发表了傅建成的《民国时期乡村婚丧礼俗与变迁》。还有2004年8月《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第17卷第4期发表朱丽娟的文章《论秦汉时期汉族丧葬风俗的特点》，2006年《考古学报》第1期上齐东方的论文《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等。2006年吉林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宋月的《明代江南地区丧葬习俗演变——以苏松为中心》从明代江南地区丧葬习俗的演变、原因与影响等几个方面，对明代江南地区丧葬习俗的总体状况进行了描述，体现以苏州府、松江府为代表的江南地区丧葬习俗的变化，与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意识的变化息息相关。这种变化对清以及民国时期的丧葬习俗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2006年第4期《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上发表的邓红、陈善本的文章《民国时期皖北农村丧葬礼俗述论》探讨民国时期皖北农村丧葬礼俗的特征，批判落后、迷信的“陋俗”。
还有2009年1月《民俗研究》登载的张国庆的《石刻资料中的辽代丧葬习俗分析》一文研究涉及汉族丧葬文化对其他民族的影响，认为辽代建国后逐渐“汉化”，学习并大量接受中原汉族文化，将两个民族的丧葬习俗文化糅合并用。从侧面反映了辽代建国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地区汉文化已为当时各民族、各阶层人士普遍接受，并融合到日常生活中。以及2009年6月延安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王林林的《清至民国时期陕北丧葬习俗研究》，作者认为晚清至民国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新观念逐渐传播，西方现代文明输入。对于地处偏僻的陕北，这一切变化同样在丧葬习俗方面留下了深刻影响。从清代向民国的过渡中，丧葬礼仪从总体上表现出由盛而衰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丧葬礼仪的简化和新式葬礼的出现。这篇论文从时空两个维度纵横结合讨论地域性丧葬仪式的流变，以小见大。
除了纵向的历时变迁之外，对民间丧葬习俗横向的地域差异的研究也同样是学者关注的重点。
（2）丧葬习俗的地域特征研究
这一类研究主要立足于某一地区的丧葬习俗特征，强调当地丧葬习俗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独特的地域性特征。在丧葬文化的初期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丧葬文化的共性，而对丧葬文化因各地历史文化背景、地理环境等因素不同而造成的区域性差异尚未充分重视。从这个意义上，结合地方民俗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联系该地区丧葬文化的历史背景、自然人文环境、文化经济发展情况，对一个区域的丧葬文化或习俗的独特特征进行概括和研究，考察当地丧葬习俗特征。这项工作很有意义。
首先，在研究材料方面，近代各地编撰的地方志提供了大量较为真实、详细的丧葬民俗资料。而且，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三家单位协作组织编纂的全套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也提供了大量参考资料。随着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文化项目的开展，各地文化部门对民俗搜集工作更加重视，与丧葬文化相关的民俗资料更加丰富。此外，现当代学者的区域丧葬文化研究著作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和观点。如席克定的《灵魂安息的地方》，何彬的《江浙汉族丧葬文化》，霍巍、黄伟的《四川丧葬文化》等。这些著作对地方性丧葬文化的探讨研究帮助人们更深入理解丧葬文化是如何打上地域文化特征的。如霍巍、黄伟的《四川丧葬文化》从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等角度对四川丧葬文化的内涵、社会功能及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特色作了综合论述，基本上理清了四川地区丧葬文化的发展脉络，对四川丧葬文化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除此之外，报刊杂志上登载的地域性丧葬仪式研究的相关论文数目也相当可观。1989年第2期《民俗研究》上发表的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汇章的《浙江丧葬型式见闻》一文根据作者在浙江各地农村工作过程中看到的丧葬型式，着重介绍三种比较特殊的丧葬型式：室内厝、甏骨头和坐化坟。还有1991年《民俗研究》第4期上山东省费县文联的刘家训、王全宝的文章《费县北部山区丧葬习俗一一鲁东南民俗系列调查之二》描述了费县丧葬类型和葬礼程序等。在这样的研究氛围和背景下，从事丧葬仪式地域性研究的研究者人数也越来越多，其中也不乏根据家乡田野资料撰写的学术著作。
1995年，何彬的著作《江浙汉族丧葬文化》出版。1996年《民俗研究》第2期发表了方百寿的《安徽方庄的丧葬礼仪》一文。这篇论文是作者对安徽一个汉人村庄的田野调查之后形成的文字报告。作者通过对丧葬仪式程序的细致描述，探讨其中个人角色转变、信仰转变、人际交往等诸多内容，认为当地丧葬礼仪既反映出汉民族“事死如生”的一般特点，又蕴含着与方庄村民生计模式相关的独有内容。同年3月《武当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8卷第1期发表的张明义《武当山丧葬习俗谈》描述了武当山地区丧葬习俗。他认为，武当山地区丧葬习俗的特点是重视忠孝和扬善积德等传统伦理观念，同时作者对丧葬习俗中存在的迷信现象提出了批判。1997年第2期《民族艺术》上刊载的莫道才《生命的终结——汨罗民间丧葬招魂习俗考察札记》文中提到，他收集的成系统的汨罗民间招魂词手抄本有近20万字。而且，关于汨罗地区丧葬招魂习俗和招魂词的研究还有许多可发掘的内容。希望能够对汨罗民间招魂习俗及招魂词这一民俗现象作一全面的研究。
2000年湘潭大学民间文学硕士学位论文：陈志兵的《梅山地区丧葬习俗研究》一文从梅山丧葬习俗形成的特定环境、流传模式、丧歌特色、巫风色彩、文化蕴涵及功能等五个方
面，运用田野作业资料、考古挖掘资料、文献丧俗资料进行综合研究，结合政府政策、丧葬改革、市场经济影响等因素多角度观照当地丧葬习俗的变革。2001年第1期《南方文物》上发表的彭维斌的《闽南丧葬仪俗的民间考察》关注闽南民间丧葬仪俗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认为闽南民间丧葬仪俗的突出特点在于人们对鬼神和亡灵侍奉甚于对生人的侍奉。这独具特色的丧葬仪俗是在当地土著居民的灵魂崇拜与外来多种信仰文化，宗教仪式与丧葬制度相互影响下形成的，而闽南特殊的山海环境和以海为中心的社会经济文化也对民间丧葬习俗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2002年第5期《东南文化》上登载的王勤的《江苏宜兴丁蜀的丧葬祭奠习俗模式与内涵》从文化史论的角度对江苏宜兴丁蜀地区的丧葬祭奠习俗模式进行了分析。
2002年《广西民族研究》第1期上刊登了朱爱东《过渡礼仪：云南巍山坝区汉族丧葬习俗研究》一文。作者于2001年参加由美国福特基金会“美中艺术交流中心”资助的研究项目“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继而以云南巍山坝区汉族丧葬习俗为对象，运用“过渡仪礼”等理论和概念，如E ·杜尔干的信仰观念与献祭仪式、神圣仪式与世俗仪式、积极仪式与消极仪式、仪式与社会力量的展示和集体意识的唤起等，还有拉德克利夫-布朗的仪式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理论，以及美国人类学家关于“加强仪礼”和“危机仪礼”等理论，综合分析当地丧葬习俗的结构特征与仪式的功能、意义。作者认为从习俗视角转变到仪礼或仪式视角对丧葬活动进行研究将会对民俗学研究起到重要参考作用。而且，在“过渡仪礼”等理论的观照下，丧葬仪礼本身的内在逻辑可以得到理解，仪式的象征意义和功能也可以获得一些新的解释。
2003年5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5卷第3期发表了陈华文的《论吴越丧葬文化的区域性特征》，该文通过对吴越区域文化内丧葬习俗的独特特征进行概括和研究，揭示丧葬文化与区域文化历史背景、自然生态环境、文化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关联，强调文化的区域性。2003年9月《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17卷第3期刊登张成材的《商州丧葬习俗的文化蕴含》对文献记载的商州丧葬习俗进行一些挖掘和钩沉，并对一些当代人已经感到陌生的习俗文化加以解读。曹媞在2005年3月《华东理工大學學報（社会科学版）》发表的《淮北汉人社会丧葬仪式过程及其分析：以淮北地区颍上县农村葬礼为例》一文中提出，人们对冥间的想象来自于人们对现世的模仿，于是丧葬习俗也随着现实社会变迁而变化。作者认为提出导致丧葬习俗变化的因素包括国家政策、市场经济、教育水平等。而无论丧葬仪式以何种形式存在，都会发挥相应的社会功能。2005年《民俗研究》04期上陈华文、陈淑君的论文《论吴越丧葬文化的改革与对策——以浙江省为例》从社会政治经济各个角度对浙江省丧葬文化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并特别关注了丧葬习俗市场化的趋势。
2008年12月《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7卷第6期上王焰安的文章《江淮传统丧葬习俗》描述了江淮传统丧葬习俗中制寿衣与寿木、设灵与报丧、入殓与吊丧、做七、出殡与下葬等习俗内容，并简略探讨了其背后的文化内涵。2009年第3期《神州民俗》上发表韦夷、吴俪蓉的论文《广西全州县丧葬礼俗文化现象解读》8。同年《学习月刊》08期上发表方秋梅的《变易中的武汉市郊乡村丧葬习俗》一文，作为武汉市科技局计划项目“当前武汉市郊丧葬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记录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武汉市郊乡村的丧葬习俗——包括入葬方式、丧葬消费和葬礼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关注其变化原因。作者认为在影响当代武汉市郊乡村丧葬习俗变易的诸种因素中，国家政策的调整、丧葬制度的改变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其次才是观念和具体经济利益等因素。同年《湖北社会科学》第4期上张明义的论文《湖北丧葬习俗与伦理作用初探》概括了湖北丧葬习俗的地域特征和文化功能。他提出，湖北丧葬习俗沿袭了楚人的风俗，是建立在以土地为根源，以儒家的礼制、孝道为基础，以佛教、道教的教理教义为指导下的一种文化传统。习俗中的礼仪联系与强化了血缘和亲族关系，体现了对先人的孝道，抚慰了情感，调节了心理，和谐了社会。而各礼仪环节中乐器的演奏、歌手的唱腔，不仅丰富了礼仪的气氛，也达到了畅神娱神的效果。2010年4月《青年科学》上发表的李清的《沂蒙丧葬仪式过程研究》通过对沂蒙丧葬仪式过程的研究引发对沂蒙丧葬文化的现代化思考，也对殡葬改革情况作了一番反思。
随着地域性研究的深入和田野调查工作的进展，民俗学界对于丧葬习俗的个案研究也逐渐发展起来。
（3）丧葬习俗的个案研究
丧葬习俗个案研究的材料来源往往包括地方民俗志文献资料以及田野作业收集资料，尤其是家乡田野调查采集的资料。个案研究有助于在具体语境中对丧葬习俗的民俗事项做更细致的观察，虽然家乡田野工作在早期民俗研究中业已开展，但在丧葬习俗研究领域，细致的田野工作是近几年才兴盛起来。
2007年10月《绥化学院学报》第27卷第5期上刊登了邓康宁的《葬礼仪式的延续与变迁——对湘北MT 村的个案研究》一文，作者对湘北一个村落的葬礼仪式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和研究，再现了整个葬礼仪式过程。强调葬礼仪式随宗教因素，文化环境变化，国家权力干预等原因产生的变迁。1998年《民俗研究》第3期上赵宇共的论文《岸底丧俗与记述的比较研究》依据作者在陕西武功县岸底村观察记录的一次丧葬仪式过程。他发现该仪8 参见http://www.qikan.com.cn/Article/csxk/csxk200901/csxk20090125.html
式过程与三千年前《周礼》描述的仪礼契洽吻合，于是他将岸底村丧葬的仪礼程序与儒学经典《仪礼》、《周礼》、《礼记》中的记述对照，进而认为，岸底村的丧葬习俗基本遵循、模仿、承继了“三礼”中记载的古人丧葬仪规。在丧仪的内容、仪式的程序、仪礼的原则、丧葬的组织方面，古今大体一致。他提出，空间较为封闭、外来人口少，延续农耕传统是丧葬习俗比较完整的保留传承下来的原因。文中，作者反复强调对民间活态习俗进行田野调查的重要性。我认为，其研究中将《礼记》《周礼》《仪礼》的不同成书背景和内容侧重遮蔽，放在同一层面上单独抽取出习俗记录，混合作为参照系。这样的比较方式尚值得商榷。
2009年1月《民俗研究》上刊登了肖坤冰、彭兆荣的论文《汉民族丧葬仪式中对“运”平衡观念的处理——对川中地区丧葬仪式中“找中线”环节的分析》，作者参考维克多·特纳的象征—仪式理论，分析川中丧葬仪式“找中线”这一仪式环节的内涵和深层原因——汉族民间宗教的宇宙观。2009年东北师范大学陈小锋的硕士学位论文《农村丧葬仪式的现代性与民间传统——对于陕西关中地区紫石村的个案研究》通过叙述陕西关中一个村落社区的丧葬仪式及其生活世界的逻辑，体现民间传统蕴含的生存价值和社会秩序。作者提出站在农村社会本位去思考仪式问题、认识农村社会，能帮助我们对丧葬仪式的认识更加完善。
2009年6月《红河学院学报》第7卷第3期发表的戴聪《汉族社会丧葬仪式个案探讨——以贵阳市城郊刘氏葬礼为例》一文运用凡·遮耐普的“通过仪式”理论，从分离、过渡和融合的三段式视角，对2009年2月17日—23日贵阳市郊望城坡汉族刘姓家族一次丧葬仪式的过程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和研究。期望以此个案揭示出汉人社会对传统丧葬仪式的郑重处理实质是对生的执着追求。这篇论文对汉族丧葬仪式蕴含的生死观做了一番探讨。实际上，丧葬仪式内蕴的生死观念和民间信仰的关系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之一。
（4）丧葬习俗的信仰观念研究
这方面研究成果除了上文介绍过的1992年郭于华的著作《. 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等论著之外，还有报刊上登载的各种研究论文。
1994年02期《中国典籍与文化》上发表了王娟的论文《从民间丧葬习俗看中国人的生死观》，文中结合结构主义理论观点讨论分析得出：丧葬习俗的出现应该源于古代人对死亡的否定意愿。也就是说，葬礼是古代人为克服生与死的困挠而提供的一种行为模式。从民间丧葬习俗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们怎样面对和阐释死亡。中国民间关于死亡的观念是多种宗教（儒家、佛家、道家）学说综合影响的结果。文中记录了河北唐山郊区的丧葬习俗，并探讨了丧俗反映的中国人的生死观。
1994牟第4期《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的丁玲的论文《谈丧葬礼俗中的习俗控制》尝试从汉族丧葬礼俗中的观念行为看丧葬习俗中对人的行为与观念的控制，观察丧葬礼俗具有怎样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她认为，表现在丧葬礼俗中的观念意识主要有：
一、灵魂不灭现念，二、鬼神观念，三、孝道观念，四、宗族观念。
1996年第5期《北方论丛》上刊出的靳凤林的《死亡与中国的丧葬文化》一文联系我国的民族思想传统与丧葬文化的基本特征，提出儒家文化“一天人”、“重伦理”的两大基本特征对我国（特别是汉族）丧葬活动的各个环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形成了我国丧葬文化两大特色：一是从天人合一、主体与客体相互消溶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丧葬问题。二是受传统伦理思想的支配，强调尊卑等级，不容犯上僭越。此外，丧葬文化的社会作用包括维护宗法家族制度、推崇以孝为本、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尊重社会传统、保持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等。作者在这部分的讨论明显带有对封建礼教的批判色彩。
1999年6月《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3期发表了韩国青云大学中国学系崔昌源的文章《古代丧葬仪礼结构之分析》。这篇论文针对中国古籍志书中的各项记载，从传统社会结构及宗教信仰诸层面进行整体探讨，尝试提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丧葬仪礼要义、结构及其社会文化意义及信仰内涵。文中提出，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认为“和谐”乃宇宙的本体，死亡是一种和谐秩序，使人类整体得以进化。生命的真正不朽在于群体，并在于群体的绵续不绝，因而必须有一套礼仪来维系群体的完整，保持整体的和谐。这就是中国古代丧葬仪礼之理念基础。通过各种丧葬仪礼的进行，不仅使生者与死者以及整个社会成为一体，还可以维持一定族群的和谐与全体认知体系的完整。丧葬仪礼就是从一种“社会均衡状态”到另一种“社会均衡状态”中的过渡仪式行为。同年《民间文化》第2期刊登的陈华文的《迷失的孝道：中国厚葬之风透视》对厚葬风俗背后蕴含的文化观念作了一番探讨。
2005年10月《理论界》上刊登的孙文福的论文《丧葬禁忌存续的文化心理分析》从文化心理等方面来阐析丧葬禁忌存续至今的原因：生活中异己力量的存在和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从众心理的驱使；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导致的求吉心理的驱使；民众遵循先验模型习惯而代代相传的结果。
2007年1月第16卷第1期《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倪俭《中西传统丧葬习俗差异的文化解析》一文认为东西方之间丧葬习俗上的巨大差异基于它们对死亡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作者从儒家思想、基督教、宗族和教会的角度解析中西各具特色的丧葬习俗形成
的文化内因。比较研究的视野值得肯定，但文中对中国“隆丧厚葬”与西方“简丧薄葬”的概括有点简单化了。
2008年第二期《学术论坛》上刊登的李建宗《仪式与意识：对丧葬的解析》一文以甘肃省陇中地区的丧葬习俗为研究对象，参考凡·遮耐普的“通过仪式”理论、格尔兹的阐释理论和涂尔干的社会学观点，对丧葬仪式中隐含的灵魂意识、亲情意识、恐惧意识、狂欢意识四种意识进行分析，探讨丧葬活动中仪式和意识之间的关系。
2009年第1期《船山学刊》上刘喜珍的文章《论传统丧葬制度的伦理根基及其伦理意涵》9认为传统丧葬制度作为宗法等级制的载体和宗法伦理的重要体现，以孝道作为伦理根基。其伦理意涵主要体现在感恩为重、丧主敬哀、哀而不伤、追思承志、丧祭致和五个方面。2010年6月《兰州教育学院学报》第26卷第3期刊载的谢晓燕、魏红友的《汉代丧葬文化意识浅识》一文试图从有关历史文献及出土资料中简析汉代丧葬礼俗所反映出的古人的丧葬文化意识。
除了对丧葬仪式过程及其信仰内核、文化功能进行研究之外，近年来民俗学界对与丧葬仪式紧密相关的口头民俗、物质民俗研究也相当重视。这一点在学者对与丧葬习俗相关的文化艺术形式的研究中有所体现。
（5）丧葬习俗与艺术文化研究
民间丧葬仪式与音乐舞蹈、绘画工艺、语言文学等艺术形式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丧葬仪式相关的文化艺术研究也是近年来许多学者着力探究的内容。
①、丧葬仪式与音乐舞蹈
丧葬仪式音乐作为丧葬仪礼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研究者对其进行细致的分析探究工作。到目前为止，有关丧葬仪式与音乐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研究民间传统仪式音乐的专著论文。专著如曹本冶等学者合著的《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南卷、西北卷、华南卷、华东卷），包括仪式音乐研究的理念与方法、各地区仪式音乐的专题综述、个案研究三方面内容。其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为研究者进一步研究汉族丧葬仪式音乐文化提供了很好的指导。论文如赵凌《松木塘丧葬仪式音乐考述》（湖南师范大学）、曾娜妮《灌溪镇丧葬仪式音乐及其乐班的调查与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田耀农《陕北礼俗音乐的调查与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等。这些论文对民间仪式音乐作了具体深入的专题研究，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田野调查资料。另一种是各地、市、县有关部门收集整理的民间音乐9 http://www.qikan.com.cn/Article/csxk/csxk200901/csxk20090125.html
资料集，较为真实地展示当地民间音乐特色，为研究丧葬仪式音乐保留了丰富材料。以下具体介绍部分研究文章和专著：
1986年《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二期发表了吴昌的《鄂西北与民俗“丧歌”初探》，文中分析探讨民歌中的“丧歌”与民间丧俗的血缘关系，并对鄂西北丧歌的名称加以考证，为探讨民歌与民俗的内在联系作出了有益的尝试。特别是文中关注了人口迁移流动对丧葬习俗和丧歌的影响，记录了外地的丧俗和丧歌“武唱”形式随着移民传进鄂西北山乡，之后日渐被山里人所习惯的“文唱”形式所同化，“武唱”形式被淘汰的文化现象。文中还探讨了丧歌的起源，认为鄂西北丧歌与《楚辞》、《九歌》有着一脉相承的渊缘关系，是古楚风的延续. 。虽然在具体观点结论上有待商榷，但其研究角度是值得肯定的。
1993年第2期《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发表的宋德胤的《民俗文化：丧葬中的歌与舞》分别讨论汉族丧葬仪式中的歌舞和少数民族丧葬仪式中的歌舞。他认为，丧葬中的歌与舞含有取悦鬼灵的意味。
2006年第4期《黄钟》上发表齐琨的论文《空间：仪式音乐分析中的一个维度——以上海南汇婚礼和丧葬仪式为例》将空间作为仪式音乐分析的一个维度，并将空间的概念分为物质、关系、意识三个层面，探寻仪式音乐所隐喻的等级、秩序与结构，以及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仪式音乐所反映的失序与解构状态。进而提出，我们需要保护、发掘传统仪式音乐在2期《中国音乐学（季刊）》上的另一篇论文《仪式空间中的音乐表演——以安徽祁门县马山村丧葬仪式为例》是对仪式中的物质空间、意识空间、关系空间的进一步研究。
2006年，任方冰的论文《河南省豫北丧葬仪式用乐考察报告》10收录于《山西长治赛社与乐户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这篇文章以田野调查为依据，对河南省豫北地区丧葬仪式及其用乐制度做了一番分析和考察。作者将当地丧葬用乐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为死者演奏的，如各种传统曲牌；第二类为生者演奏，又可以分为两小类，一者是为族人演奏，如各种戏曲悲曲等，一者是为乡邻演奏，如戏曲闹剧、流行歌舞等。
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2006届硕士学位论文：曾娜妮的《灌溪镇丧葬仪式音乐及其乐班的调查与研究》对常德灌溪镇民间丧葬仪式音乐及其乐社进行了定向的微型实地考察，并且参考了田野民俗志研究的相关成果，如顾颇刚、费孝通、王铭铭、高丙中、赵世瑜、董晓萍、刘铁梁等专家学者的著述，以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关于宏观社会研究及农村地区民俗文化、农村社区变迁的研究。论文包括灌溪镇民间丧葬仪式音乐本体分析、仪式记10 任方冰：《河南省豫北丧葬仪式用乐考察报告》，参见《山西长治赛社与乐户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第768页
录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人类学追问三部分内容，为民间丧葬仪式音乐研究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来自田野考察第一手材料的个案。
2008年02期《中华戏曲》上发表的孔美艳《试论丧葬歌、舞、戏及其民俗文化功能》一文依历史脉络从先秦到明清梳理丧葬歌、舞、戏的发展，强调政府对丧葬歌、舞、戏的政策措施。进而分析丧葬歌、舞、戏具有的民俗文化功能：悼念死者，教育生者；驱赶邪祟，安抚死者；驱逐鬼魂，护佑生者；聚众喜乐，娱鬼娱人。2009年01期《民俗研究》上发表了她的另一篇论文《民间丧葬演戏略考》。她认为，丧葬演戏是一种纯粹的民间习俗，源于丧礼上人们本能的歌哭擗踊和用乐，具有娱神娱人、歌颂美德、感情宣泄、教育惩戒以及驱邪超荐等一系列民俗文化功能。而且，民俗是戏曲生存的重要土壤，戏曲的生命力在民间。
2009年04期《美与时代》发表了汤洁的文章《民间信仰、仪式行为、仪式音声互动关系之研究——以博爱县北石涧村丧葬仪式为例》。作者通过对博爱县北石涧村丧葬仪式实地考察，对信仰、仪式和音声进行重新阐述，揭示其丧葬仪式符号所体现的象征意义。同年5月的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罗亮星《川东北汉族丧葬仪式及其音乐文化研究》在实地考察川东北平昌县驷马镇革新村等地汉族丧葬仪式及其音乐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资料，从丧葬仪式、音乐和仪式音乐文化三个角度，梳理、总结了川东北汉族丧葬仪式的程式、行为，系统分析了丧葬仪式音乐的本体形态、文化意义，进而提出：丧葬仪式与音乐文化同生共存，互为表里。同年12月《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第26卷第4期上刊登的李跃忠的论文《论丧仪中的戏曲演出特点及其民俗文化功能》探讨了丧仪中戏曲演出多方面的民俗文化功能：借其超度亡灵升入天堂、除煞驱邪、使丧家“清吉”、“热闹”丧场、招待前来吊唁的宾客、昭示孝道、显示身份等。
除了以上论文，在专著方面也不乏成熟的研究著述。在此仅举一例：2009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臧艺兵《民歌与安魂——武当山民间歌师与社会、历史的互动》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符号互动理论、“社会维护—历史构成—个人体验和创造”的结构研究方法作为理论工具，系统探究了湖北省丹江口市官山镇武当山地区婚丧仪式上表演的民间歌师班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互动关系。
②、丧葬仪式与工艺美术
人类早期艺术活动并不是单纯出于审美需要，而关联着更为广泛的生活意义。这一点也体现在丧葬仪式中的工艺美术事项上，如丧葬仪式中的剪纸，引魂升天的“非衣”等等。这些与丧葬仪式相关的民间工艺美术作品背后蕴含着原始宗教、祖先崇拜等民间信仰观念。可惜的是目前学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笔者找到的相关研究论文也很少。
2004年第4期《民俗研究》上发表的李新华的文章《山东丧葬纸扎工艺的形态及其开发利用》对山东民间流行甚广的丧葬纸扎艺术作了一番初步的探讨。他认为，这一艺术形式的内蕴是当地的民间丧葬信仰。此外，2009年中国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易磊的《荆楚之地丧葬美术现象与民俗文化初探》对荆楚墓葬出土器物的美术视觉图式体现的文化特征、巫术思想、精神意识进行研究。作者从墓葬器物的图饰、功用、形制等外在可见的因素着手，探寻当时楚国的文化背景、民俗、宗教和楚民的心理特征等等。文章后半部涉及到荆楚之地民间摊面、剪纸、服饰等民间艺术。
③、丧葬习俗与语言文学
丧葬习俗作为人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近年来也有一些从文学作品角度，侧面对丧葬民俗进行考察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例如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赵睿才的《唐詩與民俗關係研究》是他探讨唐诗和民俗关系的研究成果。全书从服饰、饮食、居行、婚姻、丧葬、祭祀、节令七个方面分析唐诗反映的唐代民俗习惯及其影响
此外，有的研究者将《红楼梦》作为一部记录中国古代民俗材料的风俗百科全书进行研究。如1987年第1期《内蒙古大学学报》上登载的刘永生的《丧葬习俗论》，还有2008年10月《作家杂志》上刊登的高连凤《论中的丧葬习俗》，对《红楼梦》反映的当时社会的丧葬礼仪、观念和习俗进行探讨。基本上，这种研究方式属于文学研究和民俗学研究的学科交叉领域，其研究路数也更偏向于文学研究。
此外，还有语言民俗相关的研究论文。例如2009年8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4期上发表的白振有《汉字蕴涵的丧葬文化》通过分析汉字，从中挖掘史籍语焉不详的古代丧葬文化信息。还有2009年第9期《湖北社会科学》上发表的项菊的论文《从一些民俗词语看鄂东丧葬习俗》以一些民俗词语为例，从语言民俗的角度对鄂东丧葬习俗作一番考察。她认为语言与民俗文化的联系非常密切。方言是民俗的沉积，考察鄂东方言民俗词语，犹如欣赏一幅鄂东民俗画卷。民俗词语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反映了人们深层的文化心理，比如鄂东丧葬仪式中“烧寿钱”“、“叫茶”、“暖棺”、“暖井”等民俗词语反映了人们信仰阴曹地府、重视相墓术、求吉避凶、祈福禳灾的文化心理，等等。考察丧葬习俗相关的语言文字符号系统，对认识丧葬文化的民俗功能有一定参考价值。
由以上诸种引介概述，我们可以看到，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研究在理论探讨与专题研究上都取得了一定进展，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也证明了：对于丧葬仪式活动，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切入，进行不同层次的研究。比如丧葬仪式的历史流变、地域特征、具体个案、信仰观念、
民俗功能及相关文化艺术，等等。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民俗学领域对汉族丧葬仪式进行研究，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三、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研究的相关思考
首先，从近年民俗学领域对汉族丧葬仪式的一般研究到专题研究的众多论著看，有三点值得肯定：第一点，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的研究关注视野更加广阔。学者们在古今丧葬习俗的流变，地域性丧葬仪式的田野调查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工作，对汉族丧葬礼俗作了纵横结合的全面观照，取得了丰硕成果；第二点，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通过研究视角的变换，学术前沿理论方法的引入，许多学者对汉族丧葬仪式民俗进行了新的阐释和认识，产生了一批见解独到、观点新颖，甚至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成果，也基本形成了比较稳定、比较成熟的研究范式；第三点，在多学科交叉、互动的学术背景下，学者的研究背景、研究兴趣、理论储备也丰富多样，相应的研究面貌也显示出丰富的可能性。以上三点保证了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的拓展。
当然，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研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就研究者而言，真正民俗学专业的学者研究较少；其次，就研究成果而言，描述性的、资料性的著作相对占有更大比重，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还有待将来深入。还有，通观汉族丧葬仪式研究的学术史，历史层面丧葬文化史的研究起步较早，相对也比较成熟。而近年逐渐发展起来的对当代活态丧葬习俗进行的田野调查和研究还不够。地方性丧葬文化的研究虽然有了一定进展，也仍需加强。此外，就研究方法而言，还存在理论与文献材料结合比较生硬等问题。
这些研究面临的问题也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启发：首先，重视古代民俗文献的考订钩沉工作，通过搜集整理有关丧葬习俗的历史文献，为丧葬文化史研究提供更加完备的资料；另外，还需要更加重视第一手的田野调查资料，对地方丧葬习俗和丧葬仪式个案倾注更多关注。对丧葬习俗的民俗学研究不可以脱离具体的语境。还有，在引介更多有助于丧葬习俗研究的理论的同时，对理论时刻保持思辨的态度。既不能成为材料堆积的泛泛而论，也不能陷入理论的陷阱。
总而言之，死亡是人类永远需要面对的问题，学者对丧葬文化的研究也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而我们相信，有关汉族丧葬仪式的研究必定会随着人们对民俗、对生命的更加重视而延续下去，并且取得更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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