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大量高校、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出版单位及专家学者、文化出版人士迁至云南，给云南带来了文化发展的契机。文章从出版等组织机构助推学术事业发展、报刊等助推学术事业发展两方面，阐述了抗战时期云南出版业与学术事业兴盛的关系及对当今文化发展的启迪。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出版业助推学术兴盛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饱受创伤的八年，也是中华文化愈挫愈勇、不断求索创新的八年。在这八年中，地处西南的云南省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四季如春的高原不仅迎来内迁的同胞，也迎来战地文化的迁播。省会昆明更成为文化及学术的后方重镇。这一时期，云南文化事业空前繁荣，出版业与学术事业相得益彰。 一、出版等组织机构助推学术事业发展 抗战时期，随着政府机构和人员的内迁，大量出版发行机构来滇发展，推动了云南出版业及学术事业的繁荣。1938年，正中书局在云南设立分局，除发行云南中小学课本之外，还注重出版社科、文化教育类图书。如郭垣《云南省之自然富源》及《云南省经济问题》均为正中书局1940年所出版的关于云南经济方面的研究著作。1942年成立于昆明的进修出版教育社，以出版进修教材为特色，如刘坤闿编著的《统计实务进修课本》，陈文、张英阁编著的《实用商业学进修课本》，孙起孟等主编的《文学进修读本》，孙起孟著的《职业青年的学习与修养》，廖伯华编撰的《算术题解手册》等。这些实用教材为有进修和再教育需求的人员提供了方便，在推动云南社会教育、成人教育方面功不可没。 抗战后期，倡导民主，反对独裁的民主教育在滇破土而出。1943年由民主人士李公朴创办的北门出版社，成为宣传民主的阵地之一。北门出版社编辑部由诸多在昆著名学者组成，如潘光旦、闻一多、张光年、曾昭抡、楚图南等人。该社存在时间不长，共出版图书约35种，丛刊、杂志5种，其中多为宣传民主的书刊，如《民主教育之路》、《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民主浅说》以及曾昭抡主编的《民主增刊》等，广受青年欢迎。 抗战八年中，云南省部分高校自设了一批出版机构，积极发展学术出版事业。原有地方大学以国立云南大学最为著名，早在其前身东陆大学时就设有出版室，并于1937年在教务处设立出版组。云大所属研究机构，如由方国瑜等学人创办的西南文化研究室，先后出版有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徐嘉瑞《云南农村戏曲史》和《大理古代文化史》、张印堂《滇西经济地理》、方树梅《明清滇人著述书目》、陈修和《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李田意《缅甸史纲》、李拂一《泐史》和《车里宣慰世系考订稿》等11种有关西南民族文化的图书。云大文法学院也组织出版有向达《蛮书校注》、刘文典《玄奘大法师传校注》等学术专著。大批学术著作的出版发行，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教学工作以及学术研究成果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承。 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在昆联合办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但研究生培养及高等研究机构仍然分属三校。这些研究机构培养了大批研究型人才、出版了大量研究专著。如1939年成立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昆期间出版了大量研究报告。该研究所主持呈贡县人口普查，出版了《云南呈贡人口普查初步报告》；进行呈贡县农业调查，出版了《云南省呈贡县农业普查报告》；进行环湖县市“户籍示范实验室”调查工作，出版了《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该机构还出版该所学者著作，如苏汝江《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等。此外，国立北京大学文史研究所出版有罗常培、邢庆兰合著《莲山摆彝语文初探》，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出版有高华年著《黑夷语法》。西南联大之文聚社以诗文会友，抗战时出版有卞之琳《亨利第三与旗手》、冯至《楚国的亡臣》与《子午桥》、李广田《日边集》、穆旦《探险队》、沈从文《长河》等文学作品。 抗战军兴，大量军事院校来滇。此类院校所编印的教材多为课程设置和教学所需，如中央军官学校第五分校（即昆明分校）在滇期间编印了大量教材，如《中国民族战史》、《中国历史教程》、《东亚史教程》、《地理学教程》、《地形学教程》、《东亚地理》、《经济学概念》、《现代经济问题》、《经济思想史》、《国际政治》、《法律教程》、《交通学教程》、《中国战时法规教程》等。可以看出其时学校不仅传播课程内容，而且在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广阔领域，师生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其时，在昆军事学院还通过成立翻译部门、印行期刊等参与出版活动。如成立昆明航空译刊社，翻译《空军论》；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刊印期刊《十期》等。一些中学也相继出版学术专著推动学术事业，如龙渊中学成立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出版有石钟《大理喜洲访碑记》；昭通中学出版有张连懋《昭通汉金石》及《西南古物目略》。学术历来被视为高深之事，由中学出版研究著述，这是很难想象的。 抗战期间一些政府机构在学术研究与出版方面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受战争影响，物资、经费短缺，学术研究自然受到很大掣肘，但是一些政府机构在资金方面较有保障，因而可以组织一系列与本机构相关的研究。比如，云南省棉业处抗战期间每年组织编写工作报告，还编印了《云南木棉之初步调查报告》；省经济委员会出版了潘光旦翻译的《性心理学》；省民政厅边疆行政委设计员会组织学者、人员对滇西、滇南等边区开展调查研究，编印了《大小凉山开发方案》、《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思普沿边开发方案》、《中维德区开发方案》、《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上下篇）、《云南民族人种之概况》、《云南沿边各县土民分布今昔比较研究》、《边民生活今昔比较研究》、《滇越边境设治概况》、《云南边民种属分布》、《云南边疆建设首要问题》、等，对云南边疆建设、边疆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研究机构和出版物编写组织也相继推出了研究著作，如：云南国民经济研究所油印的《云南建水县之米》、云南植物研究所出版的《云南经济植物概论》、云南省立昆明科学馆气象测候所出版的《标准时制特刊》，教育与科学编委会出版有方国瑜《汉魏六朝之琉璃故事》、《云南气象谚语集》，冯其芳《云南植棉考察报告附陈改进管见》等。这些机构和组织除研究历史外，大都关注当地的农业、经济、气象等实际问题，为抗战时期西南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建设提供了科学支持。 其他出版机构也出版发行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类专著，如太平洋出版社出版了陈碧笙《边政论丛第一集》（战国丛书之一），光华印书馆出版了周绍溱《银行会计学》，求真出版社出版了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伍启元《战时中国的经济、物价与金融》，伍启元等《昆明九教授对于物价经济问题的呼吁》等。 二、报刊助推学术事业发展 中国近现代是社会激烈动荡，中西学术、新旧思想猛烈碰撞的时代。出版业通过自身的最终产品——出版物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同时，出版物的品种、内容结构和数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出版物中，报纸、杂志具有时效性强、受众面广的特点。抗战时期，来滇著名专家学者如曹禺、范长江、费孝通、冯至、郭沫若、茅盾、楚图南、潘光旦、闻一多、闻家驷、伍启元、贺麟、吴晗、李广田、尚绒、沙汀、胡风、曾昭抡等都曾在云南出版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这些当时国内一流学者的刊文极大地推动了学术事业的发展，将抗战的后方重镇变为了学术思想传承和传播的家园。 1.报纸的助推 抗战前，“原来的几家民办和商办报纸，都因经费拮据而相继停刊。当时云南只剩下国民党省党部主办的《云南民国日报》和云南省政府主办的《云南日报》。”［1］但据云南省图书馆所藏抗战时期当地出版的报纸来统计，足有百种以上。
《云南日报》为云南省政府机关报，创刊于1935年5月4日。抗战时期，该报积极推动学术事业的发展，设有《乡土史地》、《地方教育》、《农村改进》、《艺术评论》、《大众学园》、《教育与文化》等学术性专栏，刊发了大量在昆专家学者的文章。在巩固民族团结、支持抗日战争、探讨学术研究及提高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38年由汉口转迁来的《朝报》（原在南京），系抗战后迁入昆明的一家民营小报。该报第四版为副刊，刊有报导文学、诗歌、杂记、书评等，紧随时事，内容丰富。同一时期，《益世报》由天津迁至云南，并于1938年12月在昆明复刊。1940年底李绍铎任主编，许多来昆人士积极投稿，如罗隆基、梁实秋等文化教育人士都曾为此报撰文，文章涉及教育、宗教与文化、国际政治、青年、图书、医药卫生、边疆等多个门类。 《中央日报》昆明版，1939年在昆明出版，内容涵盖史学、学林、科学、艺术等。该报每星期二出版的栏目《地政》，刊登了大量有关各省田赋及土地研究的文章。《滇西日报》1942年于大理创刊，刊有关于大理的人文地理、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文章，为滇西文化、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尚有《扫荡报》昆明版，1943年创刊，华岗、曾昭抡、费孝通等学者均为该报写评论，在当时的学术阵地上也占有一定地位。“一篇篇时文发表在《大公报》、《中央日报》、《云南日报》等报刊上”，这些文章“在关怀、指引青年学生的成长⋯⋯在探讨工农业生产与国家政治、军事、文化的关系”等方面作用显著。［2］这一时期的报纸还刊登了大量直接与抗日战争紧密结合的文章，如闻一多《可怕的冷静》、刘文典《美日太平洋大战和小说》、鲍觉民《我国必须收复台湾》等，这些文章的发表激发了民众的爱国情感，鼓舞了军民赢得抗战胜利的士气。 2.学术刊物林立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发行刊物有两百种以上。此时名刊荟萃，尤以综合性学术类刊物为多。当时影响较大的有《今日评论》（后改为《当代评论》）、《民主周刊》等综合性刊物。《今日评论》是由联大学人发起创办的一份综合性、政论性周刊，登有时评、专论、译文、文艺作品、通讯、书评等，在抗战时期的文化界影响较著。由闻一多等人主持的民盟昆明支部机关刊物《民主周刊》以及联大教授主办的《自由论坛》、《时代评论》等刊物，对推动云南爱国民主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华侨生活》、《妇女旬刊》、《社会周刊》等，也刊登文艺、科学知识等内容。《建国导报》以提倡学术文化，改善社会风气，研究建国问题，提供建国方案，推进建国大业为宗旨，设置的栏目有学术论著、建国理论、社会调查、书报评价等。《时衡》、《南方》、《荡寇志》、《笕桥》、《新云南》、《新民众》、《新动向》以及学术月刊《西南边疆》等，都在这一时期的昆明扎根并成长起来。 高等院校创办学术期刊是中外高校的传统。抗战时期，云南高等院校创办学术期刊较多，如云南大学除编辑《云南大学学报》（英文版）、《云大特刊》、《云大医刊》之外，所属的系所、研究室、学会也都纷纷编辑学术性刊物。比如化学系的《化学会刊》、西南文化研究室编印的《云南大学学报》（中文版）、矿冶工程学会编的《矿冶通讯》与《矿冶工程》等，在各自学科领域积极开展有声有色的学术研究。西南联大人文科学学报社主办《人文科学学报》，刊登学术论文、札记、书评等，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月刊社创办了《国文月刊》。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学报编辑部编有《清华学报》。国立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编有《边疆人文》。此外，还有云南省李生庄简易师范学校的《晨暾》、昆明五华学院办的《五华》，认真探讨教育文化问题，进行史地考述。部分中学也参与自办刊物，如《云大附中月刊》由国立云大附中课外工作委员会主办，丰富了教师的教学手段以及中学生的课余生活。联大学人陈铨、林同济创办的《战国策》为半月刊，是包括研讨哲学、政治、文艺的综合性刊物。 按照刊物的学术内容分类，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及专业类刊物主要有《工程学报》（泰山实业公司出版发行）、《云南农业丛报》（云南省农业丛报编辑部）、《航空译刊》（昆明航空译刊社）、《会计月报》（云南会计学会编）、《经济动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气象月报》（云南省立昆明科学馆气象测候所）、《气象季刊》（云南省立昆明科学馆气象测候所）、《云南卫生》（云南全省卫生实验处）、《云南医刊》（云南医刊社编辑部）等。同济大学医学院主办的《同济医学季刊》，1940年3月复刊，内容涉及公共卫生、临床报告、译著等，在当时也较有影响。 人文社会科学类有北京大学史学会办的《治史杂志》、中国学术研究会办的《建国学术》、社会科学学报编委会办的《社会科学学报》等。 文化类刊物有《文化岗位》（文化岗位编辑委员会）、《文化新潮》（昆明文化学会）、《文聚》（昆明文聚社）、《中法文化》（昆明中法文化月刊社）；文学刊物有《匕首：文艺丛刊》（新河文艺社）、《文艺季刊》（北新书局）、《西南文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主编）、《诗歌与散文》（昆明诗歌与散文社，普梅夫主编）等。 教育类刊物有云南省政府教育厅办的《云南教育》、《云南教育公报》、《云南教育通讯》、《国民教育指导月刊》等，在推动云南地方教育、发展现代教育、启迪民智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青年刊物有《女青年》（昆明女青年社）、《时代青年》（时代青年月刊社）、《职业青年》（顾文炎等编辑，职业青年社发行）、《青年公论》（青年公论出版社）。这类刊物旨在分析研究青年问题、边疆问题、妇女问题、民众问题，刊登的许多文章立意深刻，见解独到。 宗教类刊物有《云南基督教青年会会刊》（云南基督教青年会），该刊除宣传教义以外，也刊载一些孙中山的理论；昆明伊斯兰文化学会创办的《伊斯兰学刊》，着力探讨伊斯兰文史哲专题。此外，云南回教促进会清真铎报社主办了《清真铎报》，内容丰富多彩，学术性较强。1939年，白寿彝先生来滇并主持《云南清真铎报》和《益世报》的《边疆》半月刊，提高了两刊的学术水准。 图书情报类刊物如《图书季刊》于1939年在昆明复刊。主编袁同礼，特约编辑有王重民、向达等人。该刊作者多为著名学者，记载了我国抗战时期学术出版的主要情况，为我国学术史、出版史研究的主要参考资料。《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是民国时期三大图书馆学期刊之一，该刊的出版“给全国图书馆界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增强了行业的凝聚力，对于事业发展和学术研究都有促进作用”。［3］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百折不挠、顽强抗争。在文化上，努力将学术事业做好，以完成振兴中华的文化使命。大量内地高校、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出版单位及专家学者、文化出版人士迁滇，不仅丰富了云南的学术文化，也带来了出版业的空前繁荣，使出版业与学术发展相得益彰。此时的滇省承担着中华文化及学术传承和传播之重任。笳吹弦诵在春城，内迁西南的学者、专家、教授和学子与西南人民一起扛起了中国文化的大旗，使中华文化及学术传承和传播愈加兴盛。今日重新回顾抗战时期云南出版业与学术传承和传播的历史，并非仅仅重拾记忆，更重要的是借后知之明，对出版业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再作研究，审视其内在之关联，以推进当代出版业和学术事业的纵深发展。 注释： ［1］ 王作舟. 抗战时期的云南新闻事业. 思想战线，1996（2）：44. ［2］ 郭建荣. 国立西南联大图史.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9. ［3］ 邓咏秋. 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2）.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摘要］抗战时期，大量高校、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出版单位及专家学者、文化出版人士迁至云南，给云南带来了文化发展的契机。文章从出版等组织机构助推学术事业发展、报刊等助推学术事业发展两方面，阐述了抗战时期云南出版业与学术事业兴盛的关系及对当今文化发展的启迪。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出版业助推学术兴盛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饱受创伤的八年，也是中华文化愈挫愈勇、不断求索创新的八年。在这八年中，地处西南的云南省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四季如春的高原不仅迎来内迁的同胞，也迎来战地文化的迁播。省会昆明更成为文化及学术的后方重镇。这一时期，云南文化事业空前繁荣，出版业与学术事业相得益彰。 一、出版等组织机构助推学术事业发展 抗战时期，随着政府机构和人员的内迁，大量出版发行机构来滇发展，推动了云南出版业及学术事业的繁荣。1938年，正中书局在云南设立分局，除发行云南中小学课本之外，还注重出版社科、文化教育类图书。如郭垣《云南省之自然富源》及《云南省经济问题》均为正中书局1940年所出版的关于云南经济方面的研究著作。1942年成立于昆明的进修出版教育社，以出版进修教材为特色，如刘坤闿编著的《统计实务进修课本》，陈文、张英阁编著的《实用商业学进修课本》，孙起孟等主编的《文学进修读本》，孙起孟著的《职业青年的学习与修养》，廖伯华编撰的《算术题解手册》等。这些实用教材为有进修和再教育需求的人员提供了方便，在推动云南社会教育、成人教育方面功不可没。 抗战后期，倡导民主，反对独裁的民主教育在滇破土而出。1943年由民主人士李公朴创办的北门出版社，成为宣传民主的阵地之一。北门出版社编辑部由诸多在昆著名学者组成，如潘光旦、闻一多、张光年、曾昭抡、楚图南等人。该社存在时间不长，共出版图书约35种，丛刊、杂志5种，其中多为宣传民主的书刊，如《民主教育之路》、《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民主浅说》以及曾昭抡主编的《民主增刊》等，广受青年欢迎。 抗战八年中，云南省部分高校自设了一批出版机构，积极发展学术出版事业。原有地方大学以国立云南大学最为著名，早在其前身东陆大学时就设有出版室，并于1937年在教务处设立出版组。云大所属研究机构，如由方国瑜等学人创办的西南文化研究室，先后出版有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徐嘉瑞《云南农村戏曲史》和《大理古代文化史》、张印堂《滇西经济地理》、方树梅《明清滇人著述书目》、陈修和《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李田意《缅甸史纲》、李拂一《泐史》和《车里宣慰世系考订稿》等11种有关西南民族文化的图书。云大文法学院也组织出版有向达《蛮书校注》、刘文典《玄奘大法师传校注》等学术专著。大批学术著作的出版发行，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教学工作以及学术研究成果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承。 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在昆联合办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但研究生培养及高等研究机构仍然分属三校。这些研究机构培养了大批研究型人才、出版了大量研究专著。如1939年成立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昆期间出版了大量研究报告。该研究所主持呈贡县人口普查，出版了《云南呈贡人口普查初步报告》；进行呈贡县农业调查，出版了《云南省呈贡县农业普查报告》；进行环湖县市“户籍示范实验室”调查工作，出版了《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该机构还出版该所学者著作，如苏汝江《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等。此外，国立北京大学文史研究所出版有罗常培、邢庆兰合著《莲山摆彝语文初探》，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出版有高华年著《黑夷语法》。西南联大之文聚社以诗文会友，抗战时出版有卞之琳《亨利第三与旗手》、冯至《楚国的亡臣》与《子午桥》、李广田《日边集》、穆旦《探险队》、沈从文《长河》等文学作品。 抗战军兴，大量军事院校来滇。此类院校所编印的教材多为课程设置和教学所需，如中央军官学校第五分校（即昆明分校）在滇期间编印了大量教材，如《中国民族战史》、《中国历史教程》、《东亚史教程》、《地理学教程》、《地形学教程》、《东亚地理》、《经济学概念》、《现代经济问题》、《经济思想史》、《国际政治》、《法律教程》、《交通学教程》、《中国战时法规教程》等。可以看出其时学校不仅传播课程内容，而且在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广阔领域，师生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其时，在昆军事学院还通过成立翻译部门、印行期刊等参与出版活动。如成立昆明航空译刊社，翻译《空军论》；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刊印期刊《十期》等。一些中学也相继出版学术专著推动学术事业，如龙渊中学成立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出版有石钟《大理喜洲访碑记》；昭通中学出版有张连懋《昭通汉金石》及《西南古物目略》。学术历来被视为高深之事，由中学出版研究著述，这是很难想象的。 抗战期间一些政府机构在学术研究与出版方面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受战争影响，物资、经费短缺，学术研究自然受到很大掣肘，但是一些政府机构在资金方面较有保障，因而可以组织一系列与本机构相关的研究。比如，云南省棉业处抗战期间每年组织编写工作报告，还编印了《云南木棉之初步调查报告》；省经济委员会出版了潘光旦翻译的《性心理学》；省民政厅边疆行政委设计员会组织学者、人员对滇西、滇南等边区开展调查研究，编印了《大小凉山开发方案》、《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思普沿边开发方案》、《中维德区开发方案》、《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上下篇）、《云南民族人种之概况》、《云南沿边各县土民分布今昔比较研究》、《边民生活今昔比较研究》、《滇越边境设治概况》、《云南边民种属分布》、《云南边疆建设首要问题》、等，对云南边疆建设、边疆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研究机构和出版物编写组织也相继推出了研究著作，如：云南国民经济研究所油印的《云南建水县之米》、云南植物研究所出版的《云南经济植物概论》、云南省立昆明科学馆气象测候所出版的《标准时制特刊》，教育与科学编委会出版有方国瑜《汉魏六朝之琉璃故事》、《云南气象谚语集》，冯其芳《云南植棉考察报告附陈改进管见》等。这些机构和组织除研究历史外，大都关注当地的农业、经济、气象等实际问题，为抗战时期西南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建设提供了科学支持。 其他出版机构也出版发行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类专著，如太平洋出版社出版了陈碧笙《边政论丛第一集》（战国丛书之一），光华印书馆出版了周绍溱《银行会计学》，求真出版社出版了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伍启元《战时中国的经济、物价与金融》，伍启元等《昆明九教授对于物价经济问题的呼吁》等。 二、报刊助推学术事业发展 中国近现代是社会激烈动荡，中西学术、新旧思想猛烈碰撞的时代。出版业通过自身的最终产品——出版物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同时，出版物的品种、内容结构和数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出版物中，报纸、杂志具有时效性强、受众面广的特点。抗战时期，来滇著名专家学者如曹禺、范长江、费孝通、冯至、郭沫若、茅盾、楚图南、潘光旦、闻一多、闻家驷、伍启元、贺麟、吴晗、李广田、尚绒、沙汀、胡风、曾昭抡等都曾在云南出版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这些当时国内一流学者的刊文极大地推动了学术事业的发展，将抗战的后方重镇变为了学术思想传承和传播的家园。 1.报纸的助推 抗战前，“原来的几家民办和商办报纸，都因经费拮据而相继停刊。当时云南只剩下国民党省党部主办的《云南民国日报》和云南省政府主办的《云南日报》。”［1］但据云南省图书馆所藏抗战时期当地出版的报纸来统计，足有百种以上。
《云南日报》为云南省政府机关报，创刊于1935年5月4日。抗战时期，该报积极推动学术事业的发展，设有《乡土史地》、《地方教育》、《农村改进》、《艺术评论》、《大众学园》、《教育与文化》等学术性专栏，刊发了大量在昆专家学者的文章。在巩固民族团结、支持抗日战争、探讨学术研究及提高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38年由汉口转迁来的《朝报》（原在南京），系抗战后迁入昆明的一家民营小报。该报第四版为副刊，刊有报导文学、诗歌、杂记、书评等，紧随时事，内容丰富。同一时期，《益世报》由天津迁至云南，并于1938年12月在昆明复刊。1940年底李绍铎任主编，许多来昆人士积极投稿，如罗隆基、梁实秋等文化教育人士都曾为此报撰文，文章涉及教育、宗教与文化、国际政治、青年、图书、医药卫生、边疆等多个门类。 《中央日报》昆明版，1939年在昆明出版，内容涵盖史学、学林、科学、艺术等。该报每星期二出版的栏目《地政》，刊登了大量有关各省田赋及土地研究的文章。《滇西日报》1942年于大理创刊，刊有关于大理的人文地理、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文章，为滇西文化、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尚有《扫荡报》昆明版，1943年创刊，华岗、曾昭抡、费孝通等学者均为该报写评论，在当时的学术阵地上也占有一定地位。“一篇篇时文发表在《大公报》、《中央日报》、《云南日报》等报刊上”，这些文章“在关怀、指引青年学生的成长⋯⋯在探讨工农业生产与国家政治、军事、文化的关系”等方面作用显著。［2］这一时期的报纸还刊登了大量直接与抗日战争紧密结合的文章，如闻一多《可怕的冷静》、刘文典《美日太平洋大战和小说》、鲍觉民《我国必须收复台湾》等，这些文章的发表激发了民众的爱国情感，鼓舞了军民赢得抗战胜利的士气。 2.学术刊物林立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发行刊物有两百种以上。此时名刊荟萃，尤以综合性学术类刊物为多。当时影响较大的有《今日评论》（后改为《当代评论》）、《民主周刊》等综合性刊物。《今日评论》是由联大学人发起创办的一份综合性、政论性周刊，登有时评、专论、译文、文艺作品、通讯、书评等，在抗战时期的文化界影响较著。由闻一多等人主持的民盟昆明支部机关刊物《民主周刊》以及联大教授主办的《自由论坛》、《时代评论》等刊物，对推动云南爱国民主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华侨生活》、《妇女旬刊》、《社会周刊》等，也刊登文艺、科学知识等内容。《建国导报》以提倡学术文化，改善社会风气，研究建国问题，提供建国方案，推进建国大业为宗旨，设置的栏目有学术论著、建国理论、社会调查、书报评价等。《时衡》、《南方》、《荡寇志》、《笕桥》、《新云南》、《新民众》、《新动向》以及学术月刊《西南边疆》等，都在这一时期的昆明扎根并成长起来。 高等院校创办学术期刊是中外高校的传统。抗战时期，云南高等院校创办学术期刊较多，如云南大学除编辑《云南大学学报》（英文版）、《云大特刊》、《云大医刊》之外，所属的系所、研究室、学会也都纷纷编辑学术性刊物。比如化学系的《化学会刊》、西南文化研究室编印的《云南大学学报》（中文版）、矿冶工程学会编的《矿冶通讯》与《矿冶工程》等，在各自学科领域积极开展有声有色的学术研究。西南联大人文科学学报社主办《人文科学学报》，刊登学术论文、札记、书评等，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月刊社创办了《国文月刊》。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学报编辑部编有《清华学报》。国立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编有《边疆人文》。此外，还有云南省李生庄简易师范学校的《晨暾》、昆明五华学院办的《五华》，认真探讨教育文化问题，进行史地考述。部分中学也参与自办刊物，如《云大附中月刊》由国立云大附中课外工作委员会主办，丰富了教师的教学手段以及中学生的课余生活。联大学人陈铨、林同济创办的《战国策》为半月刊，是包括研讨哲学、政治、文艺的综合性刊物。 按照刊物的学术内容分类，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及专业类刊物主要有《工程学报》（泰山实业公司出版发行）、《云南农业丛报》（云南省农业丛报编辑部）、《航空译刊》（昆明航空译刊社）、《会计月报》（云南会计学会编）、《经济动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气象月报》（云南省立昆明科学馆气象测候所）、《气象季刊》（云南省立昆明科学馆气象测候所）、《云南卫生》（云南全省卫生实验处）、《云南医刊》（云南医刊社编辑部）等。同济大学医学院主办的《同济医学季刊》，1940年3月复刊，内容涉及公共卫生、临床报告、译著等，在当时也较有影响。 人文社会科学类有北京大学史学会办的《治史杂志》、中国学术研究会办的《建国学术》、社会科学学报编委会办的《社会科学学报》等。 文化类刊物有《文化岗位》（文化岗位编辑委员会）、《文化新潮》（昆明文化学会）、《文聚》（昆明文聚社）、《中法文化》（昆明中法文化月刊社）；文学刊物有《匕首：文艺丛刊》（新河文艺社）、《文艺季刊》（北新书局）、《西南文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主编）、《诗歌与散文》（昆明诗歌与散文社，普梅夫主编）等。 教育类刊物有云南省政府教育厅办的《云南教育》、《云南教育公报》、《云南教育通讯》、《国民教育指导月刊》等，在推动云南地方教育、发展现代教育、启迪民智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青年刊物有《女青年》（昆明女青年社）、《时代青年》（时代青年月刊社）、《职业青年》（顾文炎等编辑，职业青年社发行）、《青年公论》（青年公论出版社）。这类刊物旨在分析研究青年问题、边疆问题、妇女问题、民众问题，刊登的许多文章立意深刻，见解独到。 宗教类刊物有《云南基督教青年会会刊》（云南基督教青年会），该刊除宣传教义以外，也刊载一些孙中山的理论；昆明伊斯兰文化学会创办的《伊斯兰学刊》，着力探讨伊斯兰文史哲专题。此外，云南回教促进会清真铎报社主办了《清真铎报》，内容丰富多彩，学术性较强。1939年，白寿彝先生来滇并主持《云南清真铎报》和《益世报》的《边疆》半月刊，提高了两刊的学术水准。 图书情报类刊物如《图书季刊》于1939年在昆明复刊。主编袁同礼，特约编辑有王重民、向达等人。该刊作者多为著名学者，记载了我国抗战时期学术出版的主要情况，为我国学术史、出版史研究的主要参考资料。《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是民国时期三大图书馆学期刊之一，该刊的出版“给全国图书馆界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增强了行业的凝聚力，对于事业发展和学术研究都有促进作用”。［3］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百折不挠、顽强抗争。在文化上，努力将学术事业做好，以完成振兴中华的文化使命。大量内地高校、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出版单位及专家学者、文化出版人士迁滇，不仅丰富了云南的学术文化，也带来了出版业的空前繁荣，使出版业与学术发展相得益彰。此时的滇省承担着中华文化及学术传承和传播之重任。笳吹弦诵在春城，内迁西南的学者、专家、教授和学子与西南人民一起扛起了中国文化的大旗，使中华文化及学术传承和传播愈加兴盛。今日重新回顾抗战时期云南出版业与学术传承和传播的历史，并非仅仅重拾记忆，更重要的是借后知之明，对出版业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再作研究，审视其内在之关联，以推进当代出版业和学术事业的纵深发展。 注释： ［1］ 王作舟. 抗战时期的云南新闻事业. 思想战线，1996（2）：44. ［2］ 郭建荣. 国立西南联大图史.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9. ［3］ 邓咏秋. 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2）.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