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有一条环城马路，恐怕是全国最美的一条马路了。路两旁层林叠翠郁郁葱葱，又有淝河萦带曲径通幽，被许多海内外游人誉之为翡翠项链、森林画廊。 环城马路原是建筑在合肥古城墙的废墟上，城墙是解放后推倒踏平的，古城历经千年风雨，沧桑岁月，演绎了无数人间的悲壮活剧。史称合肥“江南唇齿，淮右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生活其间，我的脑际中不断地叠映着这座古城里曾经鲜活过的历史人物，他们或英勇果敢、或睿智贤达、或凶残暴虐，或善良多情、或阴险狡诈，或忠厚虔诚……在纷乱闪现的群像中，有一个来自黄土高坡的入侵者的影子越来越清晰，挥之不去，去而复来，那黄面长身虎颔美髯长若狼嗥的高大形象，如大山一般矗立在我的面前，也砺切果断地镌刻在这座城市的历史画卷上。 一 明崇祯八年(公元一六三五年)的元宵节，古城庐州(合肥)突然变得异常的冷清，凛冽的朔风从北门城墙头扫城而过，变成尖厉的呼啸。入夜以后，全城一片暗淡，阒寂无声，只有十字街头几家商铺外挂着几盏灯笼在寒风中摇曳，结了冰的石板长街上，偶尔匆匆疾行的行人，惊恐地擦肩而过，丧家的野狗在寒夜中发出凄厉的哀吠……这情景与往日元宵夜的庐州城判若二境，此前的上元佳节，街市上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灯笼在每一家的檐前竞艳放彩，龙灯、狮子灯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欢歌笑语，摩肩接踵，富也好，穷也罢，几乎是万人空巷地拥上街头，看烟花，放鞭炮，踩高跷，舞狮子，玩龙灯，笙歌鼓乐，喧阗一片，通宵达旦……在此前的若干年里，黄河以北大部地区，天灾频仍，旱涝连年，飞蝗遍地，田中几乎颗粒无收。老百姓起初吃蓬草，蓬草吃完吃树皮，树皮剥尽只得以泥土石粉充饥……成千上万的灾民活活饿死，纷纷背井离乡，逃荒逃难。“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甚至“炊人骨以薪，煮人肉为食”，而皇帝、亲王、贪官污吏、地主豪绅非但毫无侧隐之心，反而更加残酷地压榨灾难深重的百姓，敲骨弹筋，疯狂盘剥，荒淫无度地过着他们花天酒地奢侈糜烂的生活……活不下去的农民、流民为了生存只有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奋起造反。李自成、张献忠等便是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在这样的年代里，处于江淮之中的古城合肥，也难免同样遭遇天灾人祸的劫难，只不过还没有北方农村那么灾难深重，所以在这以前的数年里，市民们还勉强可以度日，沿袭着祖辈们庆贺元宵节的风俗，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取乐；而到崇祯八年的上元节变得如此冷清，其直接原因是到处传言，“流贼”张献忠近日要攻打合肥，又说是张献忠生性嗜杀，吃人不吐骨头，城破之日，一城尽屠……自然是人心惶惶了。也确实，就是在这一天，闯王高迎祥与李白成、张献忠等十三家农民起义军，乘雾突袭凤阳，斩凤阳留守朱国相，处死知府严容喧及太监六十多人，然后纵火焚烧皇陵，和朱元璋少年时出家的龙兴寺，繁华一世的中都凤阳，崇楼华殿，付之一炬。传言农民军屠城，杀死市民数万，甚至谣言四起，说十三家义军捉到孕妇剖肚，把婴儿挂在刀尖上玩耍，烧毁民宅两万余间，光烛百里……在这种“贼兵”将至合肥的恐怖氛围里，与凤阳只有百里之遥的庐州人，哪有心思再庆贺元宵节呢?几天来，合肥城门紧闭，官兵执刀持枪，昼夜巡城，庐州太守吴大朴令在城头搭建窝棚，搬运砖头，集中火枪、药枪、喷枪、滚木等以阻“流寇”攻城。六天以后，正月二十二日晚，张献忠在火烧凤阳之后，风驰电掣地率万千人马抵达东门城下，并迅速将庐州城包围得严严实实。吴太守全身披挂，七门巡视，激励将士。各门精壮勇者并无惧色，表示要与庐州城共存亡，人在城在，奋勇拒敌。富家大户，送酒送饭犒劳守城将士。二十三日，张献忠号令七门齐攻，他们头顶门板，架设云梯，蜂涌攻城；又挖掘城墙地道，填埋火药，同时万箭齐发，炮火猛轰。守城兵士发炮发箭还击，又以砖石投掷，双方呐喊擂鼓，杀声如雷。就见七城城门头上火把高烧，火光耀目，辉如白昼。农民军将士跃上小楼，攀墙奋登大城，但大城城垛高陡，攻者难以登上，一个叫鲁能的合肥守兵，横枪矗立垛口，豹眼环睁，吼如雷鸣，状似张飞再世，攻者见状吓得掉头就跑。守军乘势发炮轰击，农民军二大王张进当场被击毙。 连续七昼夜的战斗，张献忠见庐州城强攻难下，损失惨重，下令撤军；同时集中兵力，急攻南门、小东门，又被守军击退，所谓张献忠百计攻之，吴太守百计御之。以至张献忠大发感慨：好个庐州府，日间是个人城，夜里是个灯城，真是个铁打的庐州。从此之后，铁庐州的美誉不胫而走。 二 张献忠一时攻不下庐州，也不愿在这里久耗，走了。他挥军南下，陷庐江、无为、潜山、太湖、宿松诸城；然后西掠麻城，再人湖广。此间军事受挫，为保存实力，他诈降明总理熊文灿，不久，反戈一击，东山再起，与明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夺取襄阳重镇，擒杀襄王朱诩铭，声威大震。当他再次来到庐州城外时，已是六年之后的崇祯十五年了。 在张献忠崇祯八年进攻庐州城遭挫撤离后，那位庐州太守吴大朴更增加了对击败“流寇”攻城的信心，同时加紧对庐州城的戒备，组织军民在城门外修筑石坝，蓄水护城，又在七城门外砌陷马坑，城下遍立梅花桩，挖掘品字形大坑，使攻者之战车、云梯无法靠近城门。城墙上昼夜警戒，每城垛由五人把守，轮番守岗。夜间每垛设照城灯一盏，每五垛又增加照城火一盆，光焰数里，不等农民军靠近便能发现。吴太守真是呕心沥血，把个铁庐州防备得固若金汤。按理，张献忠的人马再多也是很难攻城了，但，一来近几年来的干旱蝗灾已经漫及庐州府和舒城、六安一带，田中稼禾尽皆枯死，百姓饿死无数，加之温疫漫延、尸横遍野，庐州府城的守城将士也常常挨饿，士气远不如六年之前。更糟糕的是六年前那位智勇兼备的吴太守已被调离庐州，新任知府进士出身的郑履祥，全不知事务，对于军事战守更是一窍不通……张献忠勒马庐州城南郊，轻蔑地扫视着这座六年前未被攻陷的傲慢古城，心里想，连明朝亲王郡王封疆大吏一代名将听到他八大王的威名都吓得发抖，不堪一击，我就不信攻不下你一个小小的庐州府城。但鉴于六年前强攻硬拼，终没有拿下这个铁庐州的教训，这次他改变了方略，决计智取。五月初，张献忠探知，朝廷学使将因乡试来庐州督查，于是派兵士化装成商人潜入庐州府城，一面暗里截取学使遣人送往知府衙门的信牌，同时于半道中杀死学使。张献忠自己扮成学使，乘坐官府车马，打着官家旗帜，数百名扮作儒生的亲兵前呼后拥，一路从小蜀山、大蜀山大摇大摆，浩浩荡荡的直抵大西门。守城官兵验了信牌，大开城门，恭迎朝廷学使，城中的官吏绅士竟然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赶来迎迓。进城不久，早先化装成商人埋伏在城中的农民军突然放炮，张献忠立即下令：“杀!”，身边的“儒士”们脱下
青衫尽露戎装，拔出刀剑，与事先潜入城中的伏兵汇合一处，顿时一片呐喊，杀声震天，守城官兵猝不及防，惊惶万状，四下逃窜，农民军很快占领了庐州府城……溃逃的明兵飞报知府郑履祥，他先是呆若木鸡，继而浑身寒颤，竟然改装易服，装成百姓模样在混乱中逃出城去。庐州学使徐之恒、合肥县典吏苏汝遐以及合肥知县潘登贵也溜之大吉，只有庐州府通判赵兴基死守水西门，朝衣朝冠大骂“流贼”，被擒不屈而被杀，指挥使赵之璞力战被乱军砍死。庐州府兵备道蔡道原是四川举人，是一位才子，善诗词书画，儒雅风流，几年前，以千金赎南京秦淮旧院青楼名妓王月为妾，特在兵备道衙门后造花园别墅，金屋藏娇……献忠陷城后，蔡道于仓促间来不及逃走，便抱着王月跳下井中躲避，被农民军搜寻发现，以绳引上，带到献忠面前，八大王调侃地对他说，“你身为兵．备道，全不用心守城，城被我破了，你就理当穿着大红朝衣，端坐在大堂之上，为你的皇帝小儿尽忠，怎么就如此孬种，抱着个妓妾躲在井中?”说罢哈哈大笑，蔡道满脸羞惭，无言以对，当即被乱刀砍死。倒是他的小妾王月，虽长得花容月貌，弱不禁风，但却毫不畏惧，誓不受辱，手指八大王破口大骂，被张献忠一枪刺死。 三 当时的合肥县秀才余瑞紫后来写了一篇长文，题为《流贼陷庐州府记》(嘉庆《合肥县志》引用过该文的多处材料。一九二九年合肥人徐曦又特别将这篇文章从《野史无文》原书中抽出，铅印出版，改题为《流贼张献忠陷庐州记》)，在这篇文章中详细描述了张献忠陷城时的情景，说是农民军见人便杀，入户便抢，满街杀人放火，哭喊之声不绝(特别提及城隍庙后壮观的思惠楼被付之一炬)。见到妇女就抓，编入女营，以供取乐，并逼她们唱曲唱戏，以至水塘中投水自尽的女尸飘浮，惨不忍睹。由于张献忠是从大西门人城的，所以文章中提及许多直到今天我们还熟悉的地名，如二里街、将军庙、城南莲花塘(渔花塘?)、鼓楼南街、北街、回龙桥、赵家塘等。描写农民军之残酷，惨不忍读。这与《明史》上记载的张献忠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处：(献忠)“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坑成都民于中国。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行)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流贼陷庐州府记》的作者余瑞紫说自己是合肥县的一名秀才，在张献忠攻陷庐州时，被俘虏并吸收为高级干部，曾和张献忠朝夕相处达五个多月，并着重声明他所笔录的这些情景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对此，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六○年出版的《野史无文》中的“前言”提出质疑，认为余瑞紫除对农民军散布污蔑之外，“对于农民军内部的具体情况，可以说是莫名其妙……把农民军的统帅部描绘得像一个小茶馆……张献忠和一般俘虏来的文人‘终日闲谈’，随随便便，无所事事，这个谎言是撒得多么荒谬……”“看来，作者曾在庐州被俘虏并在农民军中工作过，但时间一定很短，职位也不重要。他所以要伪装那么重要的身份目的就是站在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为达到迷惑人们的视听进行反动宣传。”不过，我倒觉得这篇文章按现在的文体来看，是一篇纪实文学作品，不是一般的历史性文稿，我们接触的古代纪实文学作品，大多很短，很简略。这篇《陷庐州府记》写得洋洋洒洒，具体详实，有叙有议，有精雕细刻，有粗略简约，有对话，有形象，有名有姓有细节，至于作者是不是站在反动立场上虚构也不能武断，因为没有当时的文献佐证其确为“造谣”。同样，《明史》对张献忠的记载，解放后的诸多自诩具有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历史学家们多次撰文批驳，特别嘲弄“屠蜀”之说，“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指出当时全国人口也没有这么多，撒了弥天大谎，暴露了《明史》作者是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立场上竭尽污蔑造谣之能事，强调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军所镇压屠杀的主要是明朝宗室、反动官僚和地主。这些历史学家也客观地温和地批评张献忠“没有很好地讲究策略，没有将必须要镇压的首恶元凶和可以分化的力量认真区别不同对待，往往失之于打击面太宽，惩罚手段太重……”指出张献忠“对老百姓是保护的，严禁军队扰害地方……”等等。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被毛泽东极力推崇的革命历史学家范文澜却偏偏一字不变地译引了《明史》对张献忠的“恶评”，只是婉转地对张献忠杀六万万余人的记载持怀疑态度。顺便插一句，我怀疑《明史》罗列“六万万”的数字文稿本身倒是有疑，当时全国总人口只有数千万，撰稿者不至于连常识也不顾吧?就如同有人说现今中国人口一百亿一样的大谬。所以我猜想是执笔者误写，可能是六十万吧?后来仇视农民军的反动统治者，将错就错，达到煽起人们对农民军仇恨的目的。但是，文化革命旗手鲁迅竟对张献忠也似有不恭，说明朝是以朱元璋的剥皮始而以张献忠的剥皮终的，并不以为《明史》的记载是污蔑。而“文革”以前的一些所谓革命的历史学家是否真的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也值得怀疑，其实恐怕是俯首遵循伟大领袖之农民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谆谆教导，但凡有给农民军抹黑的诸如说农民军是流寇，破坏生产力，杀人放火等等言辞，便同仇敌忾声色俱厉地斥为污蔑或思想反动甚至政治反动，是仇视农民革命的反革命言论等等，“反右”、“文革”中就有不少人因此而遭殃。本来，关于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是历史研究中的学术问题，大家尽可以以翔实的史实史料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展开百家争鸣，以实述事，以理服人，这样做的结果对学术繁荣不无裨益。而未经论争便按照一统天下的鸟笼史观，统统纳入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听一人指挥，作一人应声，不容异己的观点和学术流派，凡遵敕谕并应声和鸣诠释圣教的学舌者，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之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史观，便是彻头彻尾的反动谬论，如此就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史学研究，造成千人一调、万人一腔，就很可悲、可笑、可恶了。到了“文革”时期，儒家与法家那本来是丰富复杂色彩斑斓的历史科学，一下子简单地可笑地变为革命和反革命、真理与谬误的界碑，成了现实政治人的政治工具，更是成了荒谬绝顶的千古奇谈。 可喜的是这些年来历史学中关于农民起义研究一边倒的现象得到了纠正，敕谕的影响随着现代科学与文明的进步，逐渐失去了那炙人和肃杀的威严。历史学家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对历史进行科学考证与研究，摒弃了与历史学无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观点，充分尊重历史，更科学、更严谨地深入历史，对历代农民起义的成因、斗争、发展、功过作出了出于学者独立思考之后的主客观相结合的阐述，在这门领域里开始营造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氛围。
四 我们把目光再投向八大王攻陷庐州的历史舞台。 余瑞紫在合肥的一座花园里受到了张献忠召见，他是这样描述张献忠的：“但见八贼头戴水色小抓帽，眉心有箭疤，左颊有刀痕，身穿酱色彩潞油箭衣，脚下穿金黄色缎靴，坐虎皮椅上”，这与《明史》和姚雪垠所著小说《李白成》中所描述的外貌基本相似但又不太一样。 这个被张献忠在合肥俘虏的秀才余瑞紫见了威严的八大王，一定是两腿筛糠，三魂走了七魄，但是狰狞的“贼头”并没有侮辱虐待和恫吓他，反而与他套近乎寒喧起来。他惊奇地发现，张献忠对于读书人倒是很看重的，在被俘之后，他亲眼见到拱卫八大王的五层营帐中，最里的一层不是武装护卫的亲兵所住，倒是他们这班受礼遇的读书人即相公营，如桐城汪公子、彭贡生，六安邵官吾，舒城胡玄浦，庐州的他和林山人林子长，霍山的彭大年、金大来、金大烈等。张献忠与他们相处的很融洽，他在这年九月十八日做寿，自上午八点至晚上八点，唱戏饮酒(这戏是合肥倒七戏还是昆曲还是徽剧就无从考证了)，大吹大擂，大炮轰天，鼓乐喧阗。正席排列八洞神仙，堂上悬百寿锦帐。那山柱上贴的大红缎金字寿联，便是出自咱合肥林山人林子长的手笔： 天上命名君 曾见黄河清此日 人间寿新主 争拟嵩狱视千年 屏风上的寿联是桐城文士彭贡生撰写的，写得更有气魄，简直把张献忠吹捧成是一统天下的圣主新君： 开江左以奠基 欢同万国 跨海内而定鼎 寿祝千龄 这帮书生骨子里虽然恨透“贼魔”八大王，但一旦成了俘虏变为釜中之鱼，便只有装孬做狗熊了，求生第一，竭尽献媚取宠之能事。充分显示出这样一群受儒家熏陶忠君忧国而又贪生怕死的士人的悲哀。而一旦逃脱了“贼穴”，又神气活现起来，髭发戟张，慷慨陈词，大义凛然地将“流贼”描写成禽兽不如嗜杀成性的魔鬼。 五 我沿着环城马路寻觅着，期望能发现一点三百七十年前八大王在合肥的遗迹，结果是一丝一毫也没找到，连脚下的古城也荡然无存了。逝者如斯，合肥这个今天有一百多万人口的现代化都市的繁华壮景，将遥远年代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铁马金戈、鼓角争鸣、腥风血雨早已掩埋到地层深处，十有八九的市民都不知张献忠与合肥有什么联系，只有为数极少的髦耋老人，曾经听到过世居于此的祖辈告诉他们一些光怪陆离的传说，零碎、片断、自相矛盾，而关于陷合肥后活动的那些地点，老人们倒是都能说出许多。但是对农民军，包括后来的长毛(太平天国农民军)的传言都不太好，无非是杀人放火之类，是不是受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宣传，就不得而知了。 确实，张献忠自崇祯十五年离开合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张献忠此后相继攻陷六安、舒城、桐城、无为、庐江、太湖、黄梅，然后转战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先称大西王，继而称帝，国号大西，建都成都。与他同岁的李自成攻陷北京，推翻明王朝，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建立了大顺帝国。但随着清兵入关，游牧民族的铁蹄战车很快便碾碎了他们一统中华、国祚万年的美梦。张献忠、李白成这两位叱咤风云的农民英雄相继壮烈牺牲了，结束了他们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一生，恰如划过天际的流星，消失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但他们毕竟在滑落天空的刹那间，都曾经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我默默地继续顺着环城路漫步，天上的星月与不夜城的华灯交相辉映，突然，真的见到一颗灿烂发光的流星从我头上的蓝天滑过，只几秒钟便消逝了。于是我又想像起张献忠当年攻陷合肥时的情景，真假莫辩，似幻似梦。 散步归来，已是深夜，很累，但丝毫没有睡意。我呆坐在书案前，张献忠的影像总是挥之不去。我开始对古代史中的正史(官修)野史(民作)都怀疑起来。正史说张献忠是屠夫，杀人放火；野史也偏偏这么说。而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义愤填膺，撰文痛斥古史家造谣诋毁，极力为张献忠歌功颂德，赞扬他如何爱民如子，开仓放粮，如何推动历史前进，铸造历史辉煌等等。我突发奇想，假如李自成、张献忠他们中的一个真的坐稳了皇帝，传世十代、八代，那后来的正史、野史肯定不会像《明史》、野史那么斥骂他丑化他了，更不会将他们归入“流寇”栏目，必是堂而皇之的位登榜首，荣列“本纪”，那么李皇、张皇即使有“屠杀”劣迹，也绝不会罗列于圣明天子一生的经历中了，否则便有玷圣聪，有损圣德。中国的历史学家世世代代都学会绝招，名曰“为尊者讳”，歌圣皇圣德，多多益善，因为对圣皇圣德有丝毫贬损则皆为大逆不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原本也是“流寇”、“红贼”，南征北战也是杀人多多，但人家后来成了真龙天子、大明开国皇帝，如日中天，救星下界，所以《明史》才那么不厌其烦地吹捧这位曾经是僧人和流寇的开国皇帝圣德无量，更不会把大明皇上与当年的流寇、红贼相联。正如民谚所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一部中国历史就是这么一个观点，哪有什么客观可言，谁当皇帝谁嘴大，中国的儒者向来都是抱着“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心态，甘作皇帝的鹰犬、走狗，对皇帝认为的所有敌人都会群起而攻之，口诛笔伐，吠吠不休。只有一个司马迁，敢于秉笔直书，当着汉家天子的面，把刘邦写成市井小人、流氓无赖，而把与他争雄虽失败而是英雄的项羽写得悲壮豪侠，堂而皇之地将项羽也纳人皇帝一册位登本纪。自古至今，如此直面现实、尊重史实、公正无畏者，恐怕只有这位太史公了…… 夜已很深，仍然不想睡。又把关于张献忠的史料一本一本地堆在一处，准备明天再认真仔细地阅读。 甲申中秋之夜 责任编辑 潘小平
合肥有一条环城马路，恐怕是全国最美的一条马路了。路两旁层林叠翠郁郁葱葱，又有淝河萦带曲径通幽，被许多海内外游人誉之为翡翠项链、森林画廊。 环城马路原是建筑在合肥古城墙的废墟上，城墙是解放后推倒踏平的，古城历经千年风雨，沧桑岁月，演绎了无数人间的悲壮活剧。史称合肥“江南唇齿，淮右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生活其间，我的脑际中不断地叠映着这座古城里曾经鲜活过的历史人物，他们或英勇果敢、或睿智贤达、或凶残暴虐，或善良多情、或阴险狡诈，或忠厚虔诚……在纷乱闪现的群像中，有一个来自黄土高坡的入侵者的影子越来越清晰，挥之不去，去而复来，那黄面长身虎颔美髯长若狼嗥的高大形象，如大山一般矗立在我的面前，也砺切果断地镌刻在这座城市的历史画卷上。 一 明崇祯八年(公元一六三五年)的元宵节，古城庐州(合肥)突然变得异常的冷清，凛冽的朔风从北门城墙头扫城而过，变成尖厉的呼啸。入夜以后，全城一片暗淡，阒寂无声，只有十字街头几家商铺外挂着几盏灯笼在寒风中摇曳，结了冰的石板长街上，偶尔匆匆疾行的行人，惊恐地擦肩而过，丧家的野狗在寒夜中发出凄厉的哀吠……这情景与往日元宵夜的庐州城判若二境，此前的上元佳节，街市上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灯笼在每一家的檐前竞艳放彩，龙灯、狮子灯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欢歌笑语，摩肩接踵，富也好，穷也罢，几乎是万人空巷地拥上街头，看烟花，放鞭炮，踩高跷，舞狮子，玩龙灯，笙歌鼓乐，喧阗一片，通宵达旦……在此前的若干年里，黄河以北大部地区，天灾频仍，旱涝连年，飞蝗遍地，田中几乎颗粒无收。老百姓起初吃蓬草，蓬草吃完吃树皮，树皮剥尽只得以泥土石粉充饥……成千上万的灾民活活饿死，纷纷背井离乡，逃荒逃难。“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甚至“炊人骨以薪，煮人肉为食”，而皇帝、亲王、贪官污吏、地主豪绅非但毫无侧隐之心，反而更加残酷地压榨灾难深重的百姓，敲骨弹筋，疯狂盘剥，荒淫无度地过着他们花天酒地奢侈糜烂的生活……活不下去的农民、流民为了生存只有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奋起造反。李自成、张献忠等便是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在这样的年代里，处于江淮之中的古城合肥，也难免同样遭遇天灾人祸的劫难，只不过还没有北方农村那么灾难深重，所以在这以前的数年里，市民们还勉强可以度日，沿袭着祖辈们庆贺元宵节的风俗，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取乐；而到崇祯八年的上元节变得如此冷清，其直接原因是到处传言，“流贼”张献忠近日要攻打合肥，又说是张献忠生性嗜杀，吃人不吐骨头，城破之日，一城尽屠……自然是人心惶惶了。也确实，就是在这一天，闯王高迎祥与李白成、张献忠等十三家农民起义军，乘雾突袭凤阳，斩凤阳留守朱国相，处死知府严容喧及太监六十多人，然后纵火焚烧皇陵，和朱元璋少年时出家的龙兴寺，繁华一世的中都凤阳，崇楼华殿，付之一炬。传言农民军屠城，杀死市民数万，甚至谣言四起，说十三家义军捉到孕妇剖肚，把婴儿挂在刀尖上玩耍，烧毁民宅两万余间，光烛百里……在这种“贼兵”将至合肥的恐怖氛围里，与凤阳只有百里之遥的庐州人，哪有心思再庆贺元宵节呢?几天来，合肥城门紧闭，官兵执刀持枪，昼夜巡城，庐州太守吴大朴令在城头搭建窝棚，搬运砖头，集中火枪、药枪、喷枪、滚木等以阻“流寇”攻城。六天以后，正月二十二日晚，张献忠在火烧凤阳之后，风驰电掣地率万千人马抵达东门城下，并迅速将庐州城包围得严严实实。吴太守全身披挂，七门巡视，激励将士。各门精壮勇者并无惧色，表示要与庐州城共存亡，人在城在，奋勇拒敌。富家大户，送酒送饭犒劳守城将士。二十三日，张献忠号令七门齐攻，他们头顶门板，架设云梯，蜂涌攻城；又挖掘城墙地道，填埋火药，同时万箭齐发，炮火猛轰。守城兵士发炮发箭还击，又以砖石投掷，双方呐喊擂鼓，杀声如雷。就见七城城门头上火把高烧，火光耀目，辉如白昼。农民军将士跃上小楼，攀墙奋登大城，但大城城垛高陡，攻者难以登上，一个叫鲁能的合肥守兵，横枪矗立垛口，豹眼环睁，吼如雷鸣，状似张飞再世，攻者见状吓得掉头就跑。守军乘势发炮轰击，农民军二大王张进当场被击毙。 连续七昼夜的战斗，张献忠见庐州城强攻难下，损失惨重，下令撤军；同时集中兵力，急攻南门、小东门，又被守军击退，所谓张献忠百计攻之，吴太守百计御之。以至张献忠大发感慨：好个庐州府，日间是个人城，夜里是个灯城，真是个铁打的庐州。从此之后，铁庐州的美誉不胫而走。 二 张献忠一时攻不下庐州，也不愿在这里久耗，走了。他挥军南下，陷庐江、无为、潜山、太湖、宿松诸城；然后西掠麻城，再人湖广。此间军事受挫，为保存实力，他诈降明总理熊文灿，不久，反戈一击，东山再起，与明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夺取襄阳重镇，擒杀襄王朱诩铭，声威大震。当他再次来到庐州城外时，已是六年之后的崇祯十五年了。 在张献忠崇祯八年进攻庐州城遭挫撤离后，那位庐州太守吴大朴更增加了对击败“流寇”攻城的信心，同时加紧对庐州城的戒备，组织军民在城门外修筑石坝，蓄水护城，又在七城门外砌陷马坑，城下遍立梅花桩，挖掘品字形大坑，使攻者之战车、云梯无法靠近城门。城墙上昼夜警戒，每城垛由五人把守，轮番守岗。夜间每垛设照城灯一盏，每五垛又增加照城火一盆，光焰数里，不等农民军靠近便能发现。吴太守真是呕心沥血，把个铁庐州防备得固若金汤。按理，张献忠的人马再多也是很难攻城了，但，一来近几年来的干旱蝗灾已经漫及庐州府和舒城、六安一带，田中稼禾尽皆枯死，百姓饿死无数，加之温疫漫延、尸横遍野，庐州府城的守城将士也常常挨饿，士气远不如六年之前。更糟糕的是六年前那位智勇兼备的吴太守已被调离庐州，新任知府进士出身的郑履祥，全不知事务，对于军事战守更是一窍不通……张献忠勒马庐州城南郊，轻蔑地扫视着这座六年前未被攻陷的傲慢古城，心里想，连明朝亲王郡王封疆大吏一代名将听到他八大王的威名都吓得发抖，不堪一击，我就不信攻不下你一个小小的庐州府城。但鉴于六年前强攻硬拼，终没有拿下这个铁庐州的教训，这次他改变了方略，决计智取。五月初，张献忠探知，朝廷学使将因乡试来庐州督查，于是派兵士化装成商人潜入庐州府城，一面暗里截取学使遣人送往知府衙门的信牌，同时于半道中杀死学使。张献忠自己扮成学使，乘坐官府车马，打着官家旗帜，数百名扮作儒生的亲兵前呼后拥，一路从小蜀山、大蜀山大摇大摆，浩浩荡荡的直抵大西门。守城官兵验了信牌，大开城门，恭迎朝廷学使，城中的官吏绅士竟然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赶来迎迓。进城不久，早先化装成商人埋伏在城中的农民军突然放炮，张献忠立即下令：“杀!”，身边的“儒士”们脱下
青衫尽露戎装，拔出刀剑，与事先潜入城中的伏兵汇合一处，顿时一片呐喊，杀声震天，守城官兵猝不及防，惊惶万状，四下逃窜，农民军很快占领了庐州府城……溃逃的明兵飞报知府郑履祥，他先是呆若木鸡，继而浑身寒颤，竟然改装易服，装成百姓模样在混乱中逃出城去。庐州学使徐之恒、合肥县典吏苏汝遐以及合肥知县潘登贵也溜之大吉，只有庐州府通判赵兴基死守水西门，朝衣朝冠大骂“流贼”，被擒不屈而被杀，指挥使赵之璞力战被乱军砍死。庐州府兵备道蔡道原是四川举人，是一位才子，善诗词书画，儒雅风流，几年前，以千金赎南京秦淮旧院青楼名妓王月为妾，特在兵备道衙门后造花园别墅，金屋藏娇……献忠陷城后，蔡道于仓促间来不及逃走，便抱着王月跳下井中躲避，被农民军搜寻发现，以绳引上，带到献忠面前，八大王调侃地对他说，“你身为兵．备道，全不用心守城，城被我破了，你就理当穿着大红朝衣，端坐在大堂之上，为你的皇帝小儿尽忠，怎么就如此孬种，抱着个妓妾躲在井中?”说罢哈哈大笑，蔡道满脸羞惭，无言以对，当即被乱刀砍死。倒是他的小妾王月，虽长得花容月貌，弱不禁风，但却毫不畏惧，誓不受辱，手指八大王破口大骂，被张献忠一枪刺死。 三 当时的合肥县秀才余瑞紫后来写了一篇长文，题为《流贼陷庐州府记》(嘉庆《合肥县志》引用过该文的多处材料。一九二九年合肥人徐曦又特别将这篇文章从《野史无文》原书中抽出，铅印出版，改题为《流贼张献忠陷庐州记》)，在这篇文章中详细描述了张献忠陷城时的情景，说是农民军见人便杀，入户便抢，满街杀人放火，哭喊之声不绝(特别提及城隍庙后壮观的思惠楼被付之一炬)。见到妇女就抓，编入女营，以供取乐，并逼她们唱曲唱戏，以至水塘中投水自尽的女尸飘浮，惨不忍睹。由于张献忠是从大西门人城的，所以文章中提及许多直到今天我们还熟悉的地名，如二里街、将军庙、城南莲花塘(渔花塘?)、鼓楼南街、北街、回龙桥、赵家塘等。描写农民军之残酷，惨不忍读。这与《明史》上记载的张献忠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处：(献忠)“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坑成都民于中国。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行)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流贼陷庐州府记》的作者余瑞紫说自己是合肥县的一名秀才，在张献忠攻陷庐州时，被俘虏并吸收为高级干部，曾和张献忠朝夕相处达五个多月，并着重声明他所笔录的这些情景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对此，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六○年出版的《野史无文》中的“前言”提出质疑，认为余瑞紫除对农民军散布污蔑之外，“对于农民军内部的具体情况，可以说是莫名其妙……把农民军的统帅部描绘得像一个小茶馆……张献忠和一般俘虏来的文人‘终日闲谈’，随随便便，无所事事，这个谎言是撒得多么荒谬……”“看来，作者曾在庐州被俘虏并在农民军中工作过，但时间一定很短，职位也不重要。他所以要伪装那么重要的身份目的就是站在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为达到迷惑人们的视听进行反动宣传。”不过，我倒觉得这篇文章按现在的文体来看，是一篇纪实文学作品，不是一般的历史性文稿，我们接触的古代纪实文学作品，大多很短，很简略。这篇《陷庐州府记》写得洋洋洒洒，具体详实，有叙有议，有精雕细刻，有粗略简约，有对话，有形象，有名有姓有细节，至于作者是不是站在反动立场上虚构也不能武断，因为没有当时的文献佐证其确为“造谣”。同样，《明史》对张献忠的记载，解放后的诸多自诩具有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历史学家们多次撰文批驳，特别嘲弄“屠蜀”之说，“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指出当时全国人口也没有这么多，撒了弥天大谎，暴露了《明史》作者是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立场上竭尽污蔑造谣之能事，强调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军所镇压屠杀的主要是明朝宗室、反动官僚和地主。这些历史学家也客观地温和地批评张献忠“没有很好地讲究策略，没有将必须要镇压的首恶元凶和可以分化的力量认真区别不同对待，往往失之于打击面太宽，惩罚手段太重……”指出张献忠“对老百姓是保护的，严禁军队扰害地方……”等等。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被毛泽东极力推崇的革命历史学家范文澜却偏偏一字不变地译引了《明史》对张献忠的“恶评”，只是婉转地对张献忠杀六万万余人的记载持怀疑态度。顺便插一句，我怀疑《明史》罗列“六万万”的数字文稿本身倒是有疑，当时全国总人口只有数千万，撰稿者不至于连常识也不顾吧?就如同有人说现今中国人口一百亿一样的大谬。所以我猜想是执笔者误写，可能是六十万吧?后来仇视农民军的反动统治者，将错就错，达到煽起人们对农民军仇恨的目的。但是，文化革命旗手鲁迅竟对张献忠也似有不恭，说明朝是以朱元璋的剥皮始而以张献忠的剥皮终的，并不以为《明史》的记载是污蔑。而“文革”以前的一些所谓革命的历史学家是否真的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也值得怀疑，其实恐怕是俯首遵循伟大领袖之农民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谆谆教导，但凡有给农民军抹黑的诸如说农民军是流寇，破坏生产力，杀人放火等等言辞，便同仇敌忾声色俱厉地斥为污蔑或思想反动甚至政治反动，是仇视农民革命的反革命言论等等，“反右”、“文革”中就有不少人因此而遭殃。本来，关于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是历史研究中的学术问题，大家尽可以以翔实的史实史料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展开百家争鸣，以实述事，以理服人，这样做的结果对学术繁荣不无裨益。而未经论争便按照一统天下的鸟笼史观，统统纳入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听一人指挥，作一人应声，不容异己的观点和学术流派，凡遵敕谕并应声和鸣诠释圣教的学舌者，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之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史观，便是彻头彻尾的反动谬论，如此就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史学研究，造成千人一调、万人一腔，就很可悲、可笑、可恶了。到了“文革”时期，儒家与法家那本来是丰富复杂色彩斑斓的历史科学，一下子简单地可笑地变为革命和反革命、真理与谬误的界碑，成了现实政治人的政治工具，更是成了荒谬绝顶的千古奇谈。 可喜的是这些年来历史学中关于农民起义研究一边倒的现象得到了纠正，敕谕的影响随着现代科学与文明的进步，逐渐失去了那炙人和肃杀的威严。历史学家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对历史进行科学考证与研究，摒弃了与历史学无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观点，充分尊重历史，更科学、更严谨地深入历史，对历代农民起义的成因、斗争、发展、功过作出了出于学者独立思考之后的主客观相结合的阐述，在这门领域里开始营造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氛围。
四 我们把目光再投向八大王攻陷庐州的历史舞台。 余瑞紫在合肥的一座花园里受到了张献忠召见，他是这样描述张献忠的：“但见八贼头戴水色小抓帽，眉心有箭疤，左颊有刀痕，身穿酱色彩潞油箭衣，脚下穿金黄色缎靴，坐虎皮椅上”，这与《明史》和姚雪垠所著小说《李白成》中所描述的外貌基本相似但又不太一样。 这个被张献忠在合肥俘虏的秀才余瑞紫见了威严的八大王，一定是两腿筛糠，三魂走了七魄，但是狰狞的“贼头”并没有侮辱虐待和恫吓他，反而与他套近乎寒喧起来。他惊奇地发现，张献忠对于读书人倒是很看重的，在被俘之后，他亲眼见到拱卫八大王的五层营帐中，最里的一层不是武装护卫的亲兵所住，倒是他们这班受礼遇的读书人即相公营，如桐城汪公子、彭贡生，六安邵官吾，舒城胡玄浦，庐州的他和林山人林子长，霍山的彭大年、金大来、金大烈等。张献忠与他们相处的很融洽，他在这年九月十八日做寿，自上午八点至晚上八点，唱戏饮酒(这戏是合肥倒七戏还是昆曲还是徽剧就无从考证了)，大吹大擂，大炮轰天，鼓乐喧阗。正席排列八洞神仙，堂上悬百寿锦帐。那山柱上贴的大红缎金字寿联，便是出自咱合肥林山人林子长的手笔： 天上命名君 曾见黄河清此日 人间寿新主 争拟嵩狱视千年 屏风上的寿联是桐城文士彭贡生撰写的，写得更有气魄，简直把张献忠吹捧成是一统天下的圣主新君： 开江左以奠基 欢同万国 跨海内而定鼎 寿祝千龄 这帮书生骨子里虽然恨透“贼魔”八大王，但一旦成了俘虏变为釜中之鱼，便只有装孬做狗熊了，求生第一，竭尽献媚取宠之能事。充分显示出这样一群受儒家熏陶忠君忧国而又贪生怕死的士人的悲哀。而一旦逃脱了“贼穴”，又神气活现起来，髭发戟张，慷慨陈词，大义凛然地将“流贼”描写成禽兽不如嗜杀成性的魔鬼。 五 我沿着环城马路寻觅着，期望能发现一点三百七十年前八大王在合肥的遗迹，结果是一丝一毫也没找到，连脚下的古城也荡然无存了。逝者如斯，合肥这个今天有一百多万人口的现代化都市的繁华壮景，将遥远年代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铁马金戈、鼓角争鸣、腥风血雨早已掩埋到地层深处，十有八九的市民都不知张献忠与合肥有什么联系，只有为数极少的髦耋老人，曾经听到过世居于此的祖辈告诉他们一些光怪陆离的传说，零碎、片断、自相矛盾，而关于陷合肥后活动的那些地点，老人们倒是都能说出许多。但是对农民军，包括后来的长毛(太平天国农民军)的传言都不太好，无非是杀人放火之类，是不是受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宣传，就不得而知了。 确实，张献忠自崇祯十五年离开合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张献忠此后相继攻陷六安、舒城、桐城、无为、庐江、太湖、黄梅，然后转战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先称大西王，继而称帝，国号大西，建都成都。与他同岁的李自成攻陷北京，推翻明王朝，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建立了大顺帝国。但随着清兵入关，游牧民族的铁蹄战车很快便碾碎了他们一统中华、国祚万年的美梦。张献忠、李白成这两位叱咤风云的农民英雄相继壮烈牺牲了，结束了他们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一生，恰如划过天际的流星，消失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但他们毕竟在滑落天空的刹那间，都曾经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我默默地继续顺着环城路漫步，天上的星月与不夜城的华灯交相辉映，突然，真的见到一颗灿烂发光的流星从我头上的蓝天滑过，只几秒钟便消逝了。于是我又想像起张献忠当年攻陷合肥时的情景，真假莫辩，似幻似梦。 散步归来，已是深夜，很累，但丝毫没有睡意。我呆坐在书案前，张献忠的影像总是挥之不去。我开始对古代史中的正史(官修)野史(民作)都怀疑起来。正史说张献忠是屠夫，杀人放火；野史也偏偏这么说。而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义愤填膺，撰文痛斥古史家造谣诋毁，极力为张献忠歌功颂德，赞扬他如何爱民如子，开仓放粮，如何推动历史前进，铸造历史辉煌等等。我突发奇想，假如李自成、张献忠他们中的一个真的坐稳了皇帝，传世十代、八代，那后来的正史、野史肯定不会像《明史》、野史那么斥骂他丑化他了，更不会将他们归入“流寇”栏目，必是堂而皇之的位登榜首，荣列“本纪”，那么李皇、张皇即使有“屠杀”劣迹，也绝不会罗列于圣明天子一生的经历中了，否则便有玷圣聪，有损圣德。中国的历史学家世世代代都学会绝招，名曰“为尊者讳”，歌圣皇圣德，多多益善，因为对圣皇圣德有丝毫贬损则皆为大逆不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原本也是“流寇”、“红贼”，南征北战也是杀人多多，但人家后来成了真龙天子、大明开国皇帝，如日中天，救星下界，所以《明史》才那么不厌其烦地吹捧这位曾经是僧人和流寇的开国皇帝圣德无量，更不会把大明皇上与当年的流寇、红贼相联。正如民谚所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一部中国历史就是这么一个观点，哪有什么客观可言，谁当皇帝谁嘴大，中国的儒者向来都是抱着“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心态，甘作皇帝的鹰犬、走狗，对皇帝认为的所有敌人都会群起而攻之，口诛笔伐，吠吠不休。只有一个司马迁，敢于秉笔直书，当着汉家天子的面，把刘邦写成市井小人、流氓无赖，而把与他争雄虽失败而是英雄的项羽写得悲壮豪侠，堂而皇之地将项羽也纳人皇帝一册位登本纪。自古至今，如此直面现实、尊重史实、公正无畏者，恐怕只有这位太史公了…… 夜已很深，仍然不想睡。又把关于张献忠的史料一本一本地堆在一处，准备明天再认真仔细地阅读。 甲申中秋之夜 责任编辑 潘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