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今天有一家美国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上百种译为英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丛书，形成一个“中国文库”，这一定会在中国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可惜，这样的事暂时还不会发生，而从二○一三年开始的十年内，将有一百二十五种译成英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在美国先后问世，最终形成一个“俄罗斯文库”，这已是一件铁定的事情。美国文学界对此反响热烈，媒体纷纷以“千年俄罗斯文学重新出版”、“让世界用英语来阅读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品”等标题加以报道。 有此计划并已开始加以实施的是纽约眺望出版社（The Overlook Press）。该出版社成立于一九七一年，社长彼得.梅耶数十年来一直喜爱俄国文学，在他先前长期担任企鹅图书公司总经理时就结识了不少学者、翻译和作家，出版了很多俄国图书。二○○二年，他收购了一家俄国文学英译作品出版社。经最近一年半的周密策划，并与俄国有关机构联络商定，终于在今年年初正式宣布其“俄罗斯文库”计划。 记者问梅耶，他如何发现自己对俄国文学情有独钟。他答道：“读书就是了！就是阅读，没有任何奥秘。”他又补充说：“我在当学生时就对俄国文学发生了兴趣，后来这个兴趣贯串了我整个出版生涯。我在企鹅时，我们出版的俄国书都是最佳经典作品，不是所有书，但相当多。”他今年七十七岁，他说：“我已到了这把年纪，不能永远做下去了，但我喜欢以‘俄罗斯文库’来告别出版业和世界文学。” 梅耶说，“俄罗斯文库”就如“美国文库”，是一套庞大的献给一个国家的文学的丛书， 是英译俄国小说、诗歌和戏剧的集大成。翻译出版一整套另一个国家的文学丛书，这在美国还是第一次。先前美国也出版过法、德等国的文学丛书，但都是用原文而非英语出版。 他说，“俄罗斯文库”也并非单为美国和英国出版，因为世界各国懂英语的读者很多，所以这是一个国际性计划。它将历时较久，代价甚高，并无清晰的经济目标，不期望销售百万册，只盼有较多图书馆和有关学者能予收藏，最终将做成电子书。 梅耶说，这完全是一个非商业性的出版计划，但有人文目的：“我希望，通过文学，俄罗斯文库将把人们聚集在一起。” 这套丛书将包括一千年来先后问世的俄国文学经典著作，既有“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作品，也会有苏联时期的作品；既有名著，也有在俄国之外罕有人知的书，从而使读者对俄国文化有更多、更深的了解。在答记者问时，梅耶随口举了一些要收入的作家和书的名字， 如伊.爱伦堡、米.布尔加科夫、安.普拉托诺夫，阿.赫尔岑的《谁之罪？》、格.乌斯宾斯基的《土地的力量》、康.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 文库绝大部分作品将委托资深俄英翻译家重译或首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大作家的作品大多已有多种译本，究竟用不用已有译本或选择何种译本，恐怕尚需斟酌。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从一八八六年至二○○八年，至少有九种译本，其中两种评价都很高，而这两种译本中，究竟是用康斯坦斯.加尼特一九○一年的老译本，还是用佩维厄和沃罗洪斯基夫妇二○○○年的新译本，现在很难说。新译本经二○○四年“奥普拉读书俱乐部”电视节目推荐后，印数高达一百万册。译者夫妇后来又成功地重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契诃夫的小说。 梅耶的这一计划，可说是美国读者、尤其是美国作家热爱俄罗斯文学这一传统的延续，并将深化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读者对俄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和研究。 俄国大作家的不少作品很早就译成英文，历来深受美国作家的喜爱。如普希金的诗作一八二六年开始有了英语译文。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问世于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二年就有了英译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于一八八六年都有了英译本。契诃夫的戏剧一八九一年开始被翻译介绍到美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分别于一九一二、一九一四年由加尼特夫人译成英语……一部部俄国文学名著插着英语的翅膀飞到了北美大陆，扎下根来，让一代代美国读者享受阅读的愉悦，汲取精神上的滋养。 不少美国作家都特别喜爱屠格涅夫，并在写作上受其影响。舍伍德.安德森最喜欢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书中关于俄罗斯乡村生活的诗一般的描写，对安德森来说，是“所有文学中最甜美的东西”。 海明威在巴黎莎士比亚公司英文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就是加尼特夫人译的《猎人笔记》，后来又借阅了三次，此外还借阅过《春潮》、《前夜》、《父与子》和《贵族之家》，其读后感是“屠格涅夫是前所未有的最伟大作家”。海明威自己的小说，从题材、主题到篇名、风格，显然都有屠格涅夫留给他的印迹。 亨利.詹姆斯曾有机会在巴黎与屠格涅夫相见晤谈，对他淳朴、自然、谦虚、温厚的性格推崇备至，发现自己起初对他用“贵族气质”这样的赞语显得愚蠢可笑，其实是他身上的“民主精神”让人感到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与托尔斯泰失和后，屠格涅夫仍写信给他，恳求这位“俄罗斯国土上的伟大作家”不要放弃写作，“快回到文学活动中来”，詹姆斯觉得，“这无疑是古往今来一个伟大的心灵向另一个伟大的心灵所吐露的最感人肺腑的言词”。詹姆斯认为，屠格涅夫是“小说家的小说家”，是诗人，他的作品除了美与真实外，还有深沉和忧郁这两个特色，其艺术影响异常珍贵，而且确立得根深蒂固。他后来撰写了长篇纪念文字《伊凡.屠格涅夫》，在一百一十年之后，我们今天仍可以在互联网上读到这篇情意深长的文章。 对托尔斯泰，美国作家们更是称赞不已，也羡慕不止。豪威尔斯几乎读了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深感托尔斯泰帮助他认识了自己，觉得这位俄国文豪虽住在十分遥远的地方，却是世界上他感到“最最亲切的人”，他的良知，他的威力，都“迫使你去深思、去体会迫切的重要问题”。 德莱塞年轻时在托尔斯泰的影响下开始写作生涯。他认为，托尔斯泰的伟大永垂不朽，但并不在于他的社会学说和道德学说，而是表现于他的长篇小说，其作品是真正的艺术创作，不仅真实地反映现实，而且具有巨大的感染力。他在《曙光》一文中写道：“他的作品在我眼前展现一幅又一幅的图画，它们的生命力使我非常震惊，非常赞赏，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当一个作家该有多妙。只要真能像托尔斯泰那样写作，迫使整个世界都听命于你的文字！” 海明威最爱托尔斯泰描写战争的书——《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和《战争与和平》。他说，战争是文学中最重大的主题之一，托尔斯泰当过兵，亲身经历过战争，所以描写战争的作品，就“没有比托尔斯泰的作品更好的了”。他在《战争的人们》序言中写道：“我爱《战争与和平》，爱它对战争和人的绝妙的、深刻的、真实的描写。”但他又坦率直言，他没有相信过“这位伟大的伯爵的议论”，不喜欢他的“沉闷的、救世主式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和议论并不见得比那些福音传教士式的历史教授高明。 赫德林.加兰则十分尊敬作为“改革家”的托尔斯泰。他写道， 他重读托尔斯泰的论文，觉得它们惊人的朴素、真诚，而且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有最为直接的关系，这些论文“在我脑海里重现了一幅又一幅鲜明的图画，我仿佛看见这位‘俄国苏格拉底’扶犁耕地，或是手持做皮靴的锥子坐着——因为他渴望他的生活符合他的改造社会、使社会公正的学说”。 威廉.萨洛在《天才》一文中写道：“我所认识的美国人，只要他们一般读点什么的话，那一定读过托尔斯泰的书，而且会继续读并继续喜爱他的书——他的卓越的长篇小说，出色的短篇小说， 他的哲学论文（这些论文常常有点古怪，但仍然非常重要，因为它们都是他为真理、正义和人类尊严而坚决斗争的证明）、他的日记、书信以及关于他的论著。我所认识的美国人都尊敬托尔斯泰，把他看作自己的朋友，看作一位贤明的，有时有点怪诞而严厉，但总是为爱而激动的老人。他的天才是在一位强有力的巨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全人类的天才；他大概也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凡使天涯海角的人感到痛心的事也都使他深感痛心。” 诺曼.梅勒至死一直遗憾自己没有写出一部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那样的史诗作品，一部“把社会与个体、公众与私人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的托尔斯泰式的杰作”，尽管他自己一生写了十多部题材广泛的长篇巨著。二○○七年逝世前不久，他还认为“至今尚无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即使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和福克纳也没能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执于掌中，却使之缩小成为细微的局部，因为美国今天的生活方式已使美国小说家们不能像十九世纪俄国作家那样从根本上领悟世界。他感叹道：“文学失败了。事情都让电影、电视去做了。大众的觉悟和国家的文化都陷入了泥淖。” 关于契诃夫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笔者已在《契诃夫在美国》一文中作了介绍，此处不再重述，而只想用一句话加以概括：许多美国作家认为契诃夫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剧作家之一，因其先进的世界观，他又是一个可以代表当今时代的人。 美国人持续的“俄罗斯文学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冷却了下来。敌对意识形态使美国与苏联成了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连在文学艺术上也互相蔑视、戒忌，甚少交流往来，也就很少有俄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当代俄国作家，除了《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以外，年轻的美国人似乎就不知道还有谁了。 苏联解体后的九十年代，也即所谓“苏联后早期”，俄国文坛充斥慌乱、迷惘、盲从现象，写作上商业化气息十分浓重，自然出不了好作家、好作品，世界各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因此而感到忧虑、失望。但是，俄国毕竟是一个拥有深厚人文精神和优秀文学传统的国家，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俄国作家们似已痛定思痛，开始明确应该放弃什么、坚持什么，应该朝什么方向前行，文学界因此开始以喜人情势引人瞩目，文学出版业开始显示欣欣向荣的气象，以致二○一一年伦敦书展邀请俄国当主宾国。 在美国不乏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不少大学教授、学者在不断观察、分析俄国文坛的动静、变化。如弗吉尼亚大学就设有斯拉夫文学和语言系，编辑出版《当代俄罗斯文学》杂志。该杂志主编伊琳娜.迪莫夫曾在俄国留学，获得俄国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她既执教，教授俄罗斯文学和文化，也从事翻译，译过约瑟夫.布罗茨基和玛利亚.雷巴科娃的诗歌。 在不久前发表的论文《新现实主义或魔幻现实主义》中，迪莫夫详细介绍了俄国文学的现状。她写道，本世纪初，在争论不休而前途未卜的当代俄罗斯文坛，开始出现一种可喜现象：不少纯文学作品比九十年代的商业化通俗作品更能吸引读者。当代俄国作家多姿多彩，才华横溢，正做着一件完全可能做成的事情：在由政府控制文学数十年之后，他们在恢复公众对文学的信任，让人们重新尊敬作家，像前人一样认识到“作家是贤哲之士”、“作家是导师”、“文学通向真理”。 在本世纪初新文学的潮头，有不少作家为俄罗斯文学复兴作出了重大贡献，迪莫夫认为，其中三人最为突出，他们是：维克多.佩列文、柳德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弗拉基米尔.索罗金。佩列文的《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午夜时分》，索罗金的《暴风雪》，还有米哈伊尔.叶利扎洛夫的《图书馆员》，都属于当代最佳文学作品。 迪莫夫认为，很多俄国作家正在回归更为传统的文学，回归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首创的重真实、写真话的传统，在作品中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们的日常生活，比较冷静地谈论痛苦的历史，展望俄国的未来。有些作家因在作品中糅合幻想、神奇的内容而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如奥尔加.斯拉夫尼科娃，但她的代表作、获得二○○六年布克奖的《二○一七年》，描写她家乡乌拉尔山区一个极为有趣的爱情故事，其实还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她的有些作品显然会令人联想起契诃夫的短篇小说。 美国作家肯·卡尔福斯对俄国很感兴趣，曾在莫斯科生活多年，有些小说即以俄国为背景，曾被译成俄语出版。在接受《俄罗斯报》记者采访时，他谈到俄罗斯文学在美国的一些情况，似可将其答问摘译如下。 问：美国人是否了解俄罗斯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 答：一个有代表性的美国读者会喜欢读更多十九世纪俄国作家的书，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作家都多，包括美国在内。苏联时期的作家我们知道得比较少，但是巴别尔（笔者注：《骑兵军》作者，一九四○年被秘密处决于狱中）、扎米亚京（笔者注：1924年代表作《我们》英译本在国外出版后被迫退出作家协会，流亡法国，客死巴黎）、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他们的作品连续出版很多。对苏联后作家，美国读者知道得不多，但每年都总有几本书出版，受到评论界的重视。我自己不久前就为《纽约时报》写过关于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和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的评论。《纽约时报》、《纽约客》和《纽约图书评论》等报刊都发表过评论俄国新作家的文章。 问：谁在美国推荐俄罗斯文学？人们怎么知道这个或那个俄国作家？谁在作选择？ 答：美国没有什么机构专门推荐俄国文学。一般而言，美国出版社的编辑会从图书目录上取得信息，伦敦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提供的书目应是最有用的。外国作家及其英文译者也可通过《纽约客》、《哈珀氏》、《巴黎评论》等文学杂志发表文章来让人知晓，译者一般都会这样做。 问：为了更好地介绍俄罗斯文学，美国译者是否应到我国去生活一段时间？ 答：似乎不一定要这样做，但译者必须与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翻译最重要的是要译得准确、雅致、流畅。在美国出版更多外国作品的最大障碍是译文质量低劣。译者的母语最好是译本读者的语言，而非被译作家的语言。 问：俄国文学中，你最感兴趣的人物是谁？ 答：我最喜欢的当代俄国作家中包括达吉亚娜.托尔斯托娅和柳德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后者的小说《从前有一个想杀死她邻居孩子的女人》令人感到震惊。 进入新世纪后，美国与俄国之间的文学交流、作家互访活动显著增多。冷战时期的“铁幕”已经不存在，“苏联后早期”的动荡也逐渐平息，于是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与纽约、波士顿之间，就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和作品的互相往来。 苏联解体前实施的“公开性”政策为英语增添了一个词汇——glasnost，一九九一年“格拉斯”（Glas）出版社在莫斯科应运而生。这是由美国和英国的翻译家与俄国出版社的编辑、书评家合办的联营企业， 由俄方选择俄罗斯当代优秀文学作品，由美、英方翻译成英文，出版专门推荐文学新作品的杂志型文学丛书《格拉斯》。 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媒体对这个“公开性的女儿”甚为重视，备加称赞。如《纽约客》写道：“由于《格拉斯》，西方读者现在也能读到俄国许多新作家的作品。”《伦敦观察家》写道：“《格拉斯》是一流丛书，策划得好，翻译得好。对俄国、对好书有兴趣的人，都应找来一读。”《蒙特利尔报》写道：“俄国仍是一个拥有杰出作家的国家，《格拉斯》丛书以英语译文介绍俄国作品，并提供难得的俄罗斯文学现状概貌。” 《格拉斯》相当重视发现、提携俄国年轻作家。佩列文和乌利茨卡娅就是首先由《格拉斯》发现的。《静水深流》一书编选了七个女作家写的短篇小说，其中一人生于一九七九年，其余均为“八○后”。长篇小说《感觉》的作者、“新秀奖”获得者阿斯兰.哈萨沃夫也是“八○后”。新秀奖奖掖俄国“新秀代”，也即“八○后”的青年作家，奥尔加.斯拉夫尼科娃是该奖基金会统筹者。 除《格拉斯》外，美国读者现在能读到的俄国文学英文杂志还有一份《美国读者》。这是由新秀奖基金会创刊于二○一二年十月的月刊和电子杂志，旨在鼓励美国“Y一代”（18至35岁）读者把俄罗斯文学置于他们平时阅读和谈论的适当位置。第一期上刊登了斯拉夫尼科娃的短篇小说《俄罗斯子弹》。一名纽约读者很喜欢《美国读者》，说它是“《纽约客》的妹妹”，“比《纽约客》还酷”。 二○一二年二月，奥尔加.斯拉夫尼科娃，这名热情提携新秀，又热衷于俄美文学交流的当红女作家，终于带着一批年轻作家到美国访问来了。她早在二○一一年伦敦书展上就说过：“如今，不同凡响的富有天才的一代进入了俄罗斯文学，我们的文学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样朝气蓬勃的人才的涌流了。”她也要让美国读者分享她为俄罗斯文学开始复兴而感到的喜悦。 同年三月，有二十五名俄国作家，还有许多出版家，到纽约来参加以“阅读俄国”为主题的环球市场讨论会。作家中有德米特里.贝科夫，他是小说家、诗人、广播节目主持人，《帕斯捷尔纳克传》作者，在俄国影响很大，被誉为“公民诗人”，但一般美国读者都不知道他，因为他的作品尚未译成英文。“阅读俄国”讨论会的主题就是如何翻译、出版更多优秀的俄国文学作品。 在斯拉夫尼科娃、贝科夫他们先后访问美国期间，俄国作家、诗人们与美国作家、诗人们频繁接触，相聚甚欢。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在哈佛大学课堂，在《大西洋月刊》编辑部，在巴尔德学院剧场，到处回响着英语和俄语相交叉的谈话声、诵诗声和歌声。 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曼哈顿中城分馆，有报道说，俄国作家代表团的三个年轻人和三个美国青年作家，群情欢洽，分别用俄语和英语朗诵诗歌、散文，“把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理、契诃夫、巴别尔、阿赫玛托娃、勃洛克、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马雅可夫斯基、纳博科夫和布罗茨基都带进了阅览大厅”。
假如今天有一家美国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上百种译为英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丛书，形成一个“中国文库”，这一定会在中国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可惜，这样的事暂时还不会发生，而从二○一三年开始的十年内，将有一百二十五种译成英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在美国先后问世，最终形成一个“俄罗斯文库”，这已是一件铁定的事情。美国文学界对此反响热烈，媒体纷纷以“千年俄罗斯文学重新出版”、“让世界用英语来阅读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品”等标题加以报道。 有此计划并已开始加以实施的是纽约眺望出版社（The Overlook Press）。该出版社成立于一九七一年，社长彼得.梅耶数十年来一直喜爱俄国文学，在他先前长期担任企鹅图书公司总经理时就结识了不少学者、翻译和作家，出版了很多俄国图书。二○○二年，他收购了一家俄国文学英译作品出版社。经最近一年半的周密策划，并与俄国有关机构联络商定，终于在今年年初正式宣布其“俄罗斯文库”计划。 记者问梅耶，他如何发现自己对俄国文学情有独钟。他答道：“读书就是了！就是阅读，没有任何奥秘。”他又补充说：“我在当学生时就对俄国文学发生了兴趣，后来这个兴趣贯串了我整个出版生涯。我在企鹅时，我们出版的俄国书都是最佳经典作品，不是所有书，但相当多。”他今年七十七岁，他说：“我已到了这把年纪，不能永远做下去了，但我喜欢以‘俄罗斯文库’来告别出版业和世界文学。” 梅耶说，“俄罗斯文库”就如“美国文库”，是一套庞大的献给一个国家的文学的丛书， 是英译俄国小说、诗歌和戏剧的集大成。翻译出版一整套另一个国家的文学丛书，这在美国还是第一次。先前美国也出版过法、德等国的文学丛书，但都是用原文而非英语出版。 他说，“俄罗斯文库”也并非单为美国和英国出版，因为世界各国懂英语的读者很多，所以这是一个国际性计划。它将历时较久，代价甚高，并无清晰的经济目标，不期望销售百万册，只盼有较多图书馆和有关学者能予收藏，最终将做成电子书。 梅耶说，这完全是一个非商业性的出版计划，但有人文目的：“我希望，通过文学，俄罗斯文库将把人们聚集在一起。” 这套丛书将包括一千年来先后问世的俄国文学经典著作，既有“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作品，也会有苏联时期的作品；既有名著，也有在俄国之外罕有人知的书，从而使读者对俄国文化有更多、更深的了解。在答记者问时，梅耶随口举了一些要收入的作家和书的名字， 如伊.爱伦堡、米.布尔加科夫、安.普拉托诺夫，阿.赫尔岑的《谁之罪？》、格.乌斯宾斯基的《土地的力量》、康.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 文库绝大部分作品将委托资深俄英翻译家重译或首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大作家的作品大多已有多种译本，究竟用不用已有译本或选择何种译本，恐怕尚需斟酌。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从一八八六年至二○○八年，至少有九种译本，其中两种评价都很高，而这两种译本中，究竟是用康斯坦斯.加尼特一九○一年的老译本，还是用佩维厄和沃罗洪斯基夫妇二○○○年的新译本，现在很难说。新译本经二○○四年“奥普拉读书俱乐部”电视节目推荐后，印数高达一百万册。译者夫妇后来又成功地重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契诃夫的小说。 梅耶的这一计划，可说是美国读者、尤其是美国作家热爱俄罗斯文学这一传统的延续，并将深化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读者对俄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和研究。 俄国大作家的不少作品很早就译成英文，历来深受美国作家的喜爱。如普希金的诗作一八二六年开始有了英语译文。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问世于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二年就有了英译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于一八八六年都有了英译本。契诃夫的戏剧一八九一年开始被翻译介绍到美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分别于一九一二、一九一四年由加尼特夫人译成英语……一部部俄国文学名著插着英语的翅膀飞到了北美大陆，扎下根来，让一代代美国读者享受阅读的愉悦，汲取精神上的滋养。 不少美国作家都特别喜爱屠格涅夫，并在写作上受其影响。舍伍德.安德森最喜欢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书中关于俄罗斯乡村生活的诗一般的描写，对安德森来说，是“所有文学中最甜美的东西”。 海明威在巴黎莎士比亚公司英文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就是加尼特夫人译的《猎人笔记》，后来又借阅了三次，此外还借阅过《春潮》、《前夜》、《父与子》和《贵族之家》，其读后感是“屠格涅夫是前所未有的最伟大作家”。海明威自己的小说，从题材、主题到篇名、风格，显然都有屠格涅夫留给他的印迹。 亨利.詹姆斯曾有机会在巴黎与屠格涅夫相见晤谈，对他淳朴、自然、谦虚、温厚的性格推崇备至，发现自己起初对他用“贵族气质”这样的赞语显得愚蠢可笑，其实是他身上的“民主精神”让人感到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与托尔斯泰失和后，屠格涅夫仍写信给他，恳求这位“俄罗斯国土上的伟大作家”不要放弃写作，“快回到文学活动中来”，詹姆斯觉得，“这无疑是古往今来一个伟大的心灵向另一个伟大的心灵所吐露的最感人肺腑的言词”。詹姆斯认为，屠格涅夫是“小说家的小说家”，是诗人，他的作品除了美与真实外，还有深沉和忧郁这两个特色，其艺术影响异常珍贵，而且确立得根深蒂固。他后来撰写了长篇纪念文字《伊凡.屠格涅夫》，在一百一十年之后，我们今天仍可以在互联网上读到这篇情意深长的文章。 对托尔斯泰，美国作家们更是称赞不已，也羡慕不止。豪威尔斯几乎读了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深感托尔斯泰帮助他认识了自己，觉得这位俄国文豪虽住在十分遥远的地方，却是世界上他感到“最最亲切的人”，他的良知，他的威力，都“迫使你去深思、去体会迫切的重要问题”。 德莱塞年轻时在托尔斯泰的影响下开始写作生涯。他认为，托尔斯泰的伟大永垂不朽，但并不在于他的社会学说和道德学说，而是表现于他的长篇小说，其作品是真正的艺术创作，不仅真实地反映现实，而且具有巨大的感染力。他在《曙光》一文中写道：“他的作品在我眼前展现一幅又一幅的图画，它们的生命力使我非常震惊，非常赞赏，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当一个作家该有多妙。只要真能像托尔斯泰那样写作，迫使整个世界都听命于你的文字！” 海明威最爱托尔斯泰描写战争的书——《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和《战争与和平》。他说，战争是文学中最重大的主题之一，托尔斯泰当过兵，亲身经历过战争，所以描写战争的作品，就“没有比托尔斯泰的作品更好的了”。他在《战争的人们》序言中写道：“我爱《战争与和平》，爱它对战争和人的绝妙的、深刻的、真实的描写。”但他又坦率直言，他没有相信过“这位伟大的伯爵的议论”，不喜欢他的“沉闷的、救世主式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和议论并不见得比那些福音传教士式的历史教授高明。 赫德林.加兰则十分尊敬作为“改革家”的托尔斯泰。他写道， 他重读托尔斯泰的论文，觉得它们惊人的朴素、真诚，而且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有最为直接的关系，这些论文“在我脑海里重现了一幅又一幅鲜明的图画，我仿佛看见这位‘俄国苏格拉底’扶犁耕地，或是手持做皮靴的锥子坐着——因为他渴望他的生活符合他的改造社会、使社会公正的学说”。 威廉.萨洛在《天才》一文中写道：“我所认识的美国人，只要他们一般读点什么的话，那一定读过托尔斯泰的书，而且会继续读并继续喜爱他的书——他的卓越的长篇小说，出色的短篇小说， 他的哲学论文（这些论文常常有点古怪，但仍然非常重要，因为它们都是他为真理、正义和人类尊严而坚决斗争的证明）、他的日记、书信以及关于他的论著。我所认识的美国人都尊敬托尔斯泰，把他看作自己的朋友，看作一位贤明的，有时有点怪诞而严厉，但总是为爱而激动的老人。他的天才是在一位强有力的巨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全人类的天才；他大概也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凡使天涯海角的人感到痛心的事也都使他深感痛心。” 诺曼.梅勒至死一直遗憾自己没有写出一部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那样的史诗作品，一部“把社会与个体、公众与私人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的托尔斯泰式的杰作”，尽管他自己一生写了十多部题材广泛的长篇巨著。二○○七年逝世前不久，他还认为“至今尚无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即使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和福克纳也没能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执于掌中，却使之缩小成为细微的局部，因为美国今天的生活方式已使美国小说家们不能像十九世纪俄国作家那样从根本上领悟世界。他感叹道：“文学失败了。事情都让电影、电视去做了。大众的觉悟和国家的文化都陷入了泥淖。” 关于契诃夫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笔者已在《契诃夫在美国》一文中作了介绍，此处不再重述，而只想用一句话加以概括：许多美国作家认为契诃夫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剧作家之一，因其先进的世界观，他又是一个可以代表当今时代的人。 美国人持续的“俄罗斯文学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冷却了下来。敌对意识形态使美国与苏联成了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连在文学艺术上也互相蔑视、戒忌，甚少交流往来，也就很少有俄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当代俄国作家，除了《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以外，年轻的美国人似乎就不知道还有谁了。 苏联解体后的九十年代，也即所谓“苏联后早期”，俄国文坛充斥慌乱、迷惘、盲从现象，写作上商业化气息十分浓重，自然出不了好作家、好作品，世界各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因此而感到忧虑、失望。但是，俄国毕竟是一个拥有深厚人文精神和优秀文学传统的国家，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俄国作家们似已痛定思痛，开始明确应该放弃什么、坚持什么，应该朝什么方向前行，文学界因此开始以喜人情势引人瞩目，文学出版业开始显示欣欣向荣的气象，以致二○一一年伦敦书展邀请俄国当主宾国。 在美国不乏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不少大学教授、学者在不断观察、分析俄国文坛的动静、变化。如弗吉尼亚大学就设有斯拉夫文学和语言系，编辑出版《当代俄罗斯文学》杂志。该杂志主编伊琳娜.迪莫夫曾在俄国留学，获得俄国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她既执教，教授俄罗斯文学和文化，也从事翻译，译过约瑟夫.布罗茨基和玛利亚.雷巴科娃的诗歌。 在不久前发表的论文《新现实主义或魔幻现实主义》中，迪莫夫详细介绍了俄国文学的现状。她写道，本世纪初，在争论不休而前途未卜的当代俄罗斯文坛，开始出现一种可喜现象：不少纯文学作品比九十年代的商业化通俗作品更能吸引读者。当代俄国作家多姿多彩，才华横溢，正做着一件完全可能做成的事情：在由政府控制文学数十年之后，他们在恢复公众对文学的信任，让人们重新尊敬作家，像前人一样认识到“作家是贤哲之士”、“作家是导师”、“文学通向真理”。 在本世纪初新文学的潮头，有不少作家为俄罗斯文学复兴作出了重大贡献，迪莫夫认为，其中三人最为突出，他们是：维克多.佩列文、柳德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弗拉基米尔.索罗金。佩列文的《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午夜时分》，索罗金的《暴风雪》，还有米哈伊尔.叶利扎洛夫的《图书馆员》，都属于当代最佳文学作品。 迪莫夫认为，很多俄国作家正在回归更为传统的文学，回归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首创的重真实、写真话的传统，在作品中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们的日常生活，比较冷静地谈论痛苦的历史，展望俄国的未来。有些作家因在作品中糅合幻想、神奇的内容而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如奥尔加.斯拉夫尼科娃，但她的代表作、获得二○○六年布克奖的《二○一七年》，描写她家乡乌拉尔山区一个极为有趣的爱情故事，其实还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她的有些作品显然会令人联想起契诃夫的短篇小说。 美国作家肯·卡尔福斯对俄国很感兴趣，曾在莫斯科生活多年，有些小说即以俄国为背景，曾被译成俄语出版。在接受《俄罗斯报》记者采访时，他谈到俄罗斯文学在美国的一些情况，似可将其答问摘译如下。 问：美国人是否了解俄罗斯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 答：一个有代表性的美国读者会喜欢读更多十九世纪俄国作家的书，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作家都多，包括美国在内。苏联时期的作家我们知道得比较少，但是巴别尔（笔者注：《骑兵军》作者，一九四○年被秘密处决于狱中）、扎米亚京（笔者注：1924年代表作《我们》英译本在国外出版后被迫退出作家协会，流亡法国，客死巴黎）、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他们的作品连续出版很多。对苏联后作家，美国读者知道得不多，但每年都总有几本书出版，受到评论界的重视。我自己不久前就为《纽约时报》写过关于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和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的评论。《纽约时报》、《纽约客》和《纽约图书评论》等报刊都发表过评论俄国新作家的文章。 问：谁在美国推荐俄罗斯文学？人们怎么知道这个或那个俄国作家？谁在作选择？ 答：美国没有什么机构专门推荐俄国文学。一般而言，美国出版社的编辑会从图书目录上取得信息，伦敦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提供的书目应是最有用的。外国作家及其英文译者也可通过《纽约客》、《哈珀氏》、《巴黎评论》等文学杂志发表文章来让人知晓，译者一般都会这样做。 问：为了更好地介绍俄罗斯文学，美国译者是否应到我国去生活一段时间？ 答：似乎不一定要这样做，但译者必须与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翻译最重要的是要译得准确、雅致、流畅。在美国出版更多外国作品的最大障碍是译文质量低劣。译者的母语最好是译本读者的语言，而非被译作家的语言。 问：俄国文学中，你最感兴趣的人物是谁？ 答：我最喜欢的当代俄国作家中包括达吉亚娜.托尔斯托娅和柳德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后者的小说《从前有一个想杀死她邻居孩子的女人》令人感到震惊。 进入新世纪后，美国与俄国之间的文学交流、作家互访活动显著增多。冷战时期的“铁幕”已经不存在，“苏联后早期”的动荡也逐渐平息，于是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与纽约、波士顿之间，就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和作品的互相往来。 苏联解体前实施的“公开性”政策为英语增添了一个词汇——glasnost，一九九一年“格拉斯”（Glas）出版社在莫斯科应运而生。这是由美国和英国的翻译家与俄国出版社的编辑、书评家合办的联营企业， 由俄方选择俄罗斯当代优秀文学作品，由美、英方翻译成英文，出版专门推荐文学新作品的杂志型文学丛书《格拉斯》。 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媒体对这个“公开性的女儿”甚为重视，备加称赞。如《纽约客》写道：“由于《格拉斯》，西方读者现在也能读到俄国许多新作家的作品。”《伦敦观察家》写道：“《格拉斯》是一流丛书，策划得好，翻译得好。对俄国、对好书有兴趣的人，都应找来一读。”《蒙特利尔报》写道：“俄国仍是一个拥有杰出作家的国家，《格拉斯》丛书以英语译文介绍俄国作品，并提供难得的俄罗斯文学现状概貌。” 《格拉斯》相当重视发现、提携俄国年轻作家。佩列文和乌利茨卡娅就是首先由《格拉斯》发现的。《静水深流》一书编选了七个女作家写的短篇小说，其中一人生于一九七九年，其余均为“八○后”。长篇小说《感觉》的作者、“新秀奖”获得者阿斯兰.哈萨沃夫也是“八○后”。新秀奖奖掖俄国“新秀代”，也即“八○后”的青年作家，奥尔加.斯拉夫尼科娃是该奖基金会统筹者。 除《格拉斯》外，美国读者现在能读到的俄国文学英文杂志还有一份《美国读者》。这是由新秀奖基金会创刊于二○一二年十月的月刊和电子杂志，旨在鼓励美国“Y一代”（18至35岁）读者把俄罗斯文学置于他们平时阅读和谈论的适当位置。第一期上刊登了斯拉夫尼科娃的短篇小说《俄罗斯子弹》。一名纽约读者很喜欢《美国读者》，说它是“《纽约客》的妹妹”，“比《纽约客》还酷”。 二○一二年二月，奥尔加.斯拉夫尼科娃，这名热情提携新秀，又热衷于俄美文学交流的当红女作家，终于带着一批年轻作家到美国访问来了。她早在二○一一年伦敦书展上就说过：“如今，不同凡响的富有天才的一代进入了俄罗斯文学，我们的文学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样朝气蓬勃的人才的涌流了。”她也要让美国读者分享她为俄罗斯文学开始复兴而感到的喜悦。 同年三月，有二十五名俄国作家，还有许多出版家，到纽约来参加以“阅读俄国”为主题的环球市场讨论会。作家中有德米特里.贝科夫，他是小说家、诗人、广播节目主持人，《帕斯捷尔纳克传》作者，在俄国影响很大，被誉为“公民诗人”，但一般美国读者都不知道他，因为他的作品尚未译成英文。“阅读俄国”讨论会的主题就是如何翻译、出版更多优秀的俄国文学作品。 在斯拉夫尼科娃、贝科夫他们先后访问美国期间，俄国作家、诗人们与美国作家、诗人们频繁接触，相聚甚欢。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在哈佛大学课堂，在《大西洋月刊》编辑部，在巴尔德学院剧场，到处回响着英语和俄语相交叉的谈话声、诵诗声和歌声。 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曼哈顿中城分馆，有报道说，俄国作家代表团的三个年轻人和三个美国青年作家，群情欢洽，分别用俄语和英语朗诵诗歌、散文，“把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理、契诃夫、巴别尔、阿赫玛托娃、勃洛克、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马雅可夫斯基、纳博科夫和布罗茨基都带进了阅览大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