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中杨二嫂形象的主题意义
深圳文汇中学刘向红
鲁迅小说《故乡》是初中语文的传统教材，小说主要写了三个人物：闰土，杨二嫂和“我”。在课堂教 学中，不少语文老师往往只注意对闰土这个人物的分析，却忽略对杨二嫂这一形象主题意义的开掘。
主题是通过人物形象展现的。在《故乡》这篇小说中，重点写了“我”童年时代和少年闰土的愉快的交 往以及２０多年后“我”回到故乡与闰土重逢的场面。通过闰土２０多年前后的巨大变化，反映了辛亥革命 后十年中国农村破产的悲惨景象，揭示了广大农民生活痛苦的社会根源。这个主题显然是鲁迅小说的主要视 角。但是，如果我们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肯定是不够的。如果说闰土的命运代表了２０世纪初中国广大贫苦 农民的共同命运，闰上的遭遇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社会现实的话，那么杨二嫂这一形象则是另一 群破产者——城镇小市民的代表，她的命运和遭遇，从城镇小市民的角度揭示了当时社会经济的衰败、萧条 和没落，反映了社会破产的广泛性。从而，杨二嫂的形象在更深的层面上开掘了《故乡》的主题。
当年的杨二嫂，在“我”的印象里显然同２０余年后重新见到的杨二嫂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从前的她， 年轻美貌，“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是这个小镇上出了名的“ 豆腐西施”，“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而今，这位昔日的“豆腐西施”竟然变成了凸颧骨、薄 嘴唇、“张着两脚，活橡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且又尖嘴利舌、自私庸俗贪利的丑老太婆！这是多 么惊人的变化！与闰土的巨大变化相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小说通过这两个主要人物的巨大变化，透视了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闰土的变化在小说中可以找到比较明确的答案：“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的他像一 个木偶人了”。但是，促使杨二嫂产生巨大变化的原因何在呢？似乎年纪大了，“人老珠黄”是唯一的原因 。上课的时候，许多学生就是这样回答的。在小说的情节表层中确实找不到更深层的理由。然而，只要我们 引导学生运用自身已有的政治、历史常识深入分析，就不难知道，杨二嫂这个小市民的命运与闰土这个破产 农民的命运，本来就有着内在的、必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尤其在旧中国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的主要经济命脉是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的破产无异于釜底抽薪，势必导致城镇经济的破 产。闰土们“拆了本”，”收成又坏”，口
袋空空，杨二嫂们自然也做不了小本生意，自然也无法维持自己 的生计。这样的故事，我们在《春蚕》《多收了三五斗》《林家铺子》等小说中已经不只一次看到过了。沉 重的压力使闰土变成了未老先衰的木偶人，畸型的艰难生活自然也会将昔日美女杨二嫂变成“辛苦恣睢”的 丑女人！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小市民都摆脱不了贫穷、破产的命运。
作为思想战士，作为先驱者，鲁迅时常感到孤军奋战的苦闷与寂寞，“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 ，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即使回到久别的故乡，这寂寞仍然像大毒蛇一样紧紧地缠住“我”。而 揭示人与人之间可悲的“隔膜”，正是《故乡》主题的另一重要视角。这种可悲的“隔膜”像一道“厚障壁 ”隔断了“我”和少年时代的朋友闰土的心灵沟通。闰土的一声“老爷”使“我”打了个寒噤，使“我”感 到“非常悲哀”。而在此之前，“我”和杨二嫂不期而遇时，杨二嫂一番尖酸刻薄的胡言乱语，对“我”来 说，更是匪夷所思：
“啊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台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 都瞒不过我！”
“啊呀啊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
二十多年疲于在“辛苦辗转”中“挣命”的“我”，对于这样不讲理的胡话除了“无话可说，还能怎样 呢？！当然，这种可悲的“隔膜”决不是闰土、杨二嫂和“我”之间先天就有的，我们本来是很“一气”的 ，比如这样的话：
“可惜正月就要过去了，闰土须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不 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呢！”
这种“隔膜”，是旧中国特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造成的，是闰土、杨二嫂们在现实生活中饱受阶 级压迫、政治统治、经济剥削的深刻反映，鲁迅在《故乡》中所表现的对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的悲哀，正 是对造成这种“隔膜”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愤恨和尖锐批判。也正因为如此，闰土和杨二嫂的形象才更具有现 实主义的强大穿透力。
闰土和杨二嫂无疑是一把剑的双刃，在《故乡》的主题显示上，具有同等的力度。鲁迅将找寻闰土和杨 二嫂身上失去的东西的期望，寄托在新一代身上，寄托在新的时代，宏儿、水生乃至杨二嫂的后代，正是走 向这个新时代的一代新人。鲁迅热切地希望他们将过上亲密友爱的新生活，并愿意为这一代新人去开辟前人 尚朱走过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使成了路”。
《故乡》中杨二嫂形象的主题意义
深圳文汇中学刘向红
鲁迅小说《故乡》是初中语文的传统教材，小说主要写了三个人物：闰土，杨二嫂和“我”。在课堂教 学中，不少语文老师往往只注意对闰土这个人物的分析，却忽略对杨二嫂这一形象主题意义的开掘。
主题是通过人物形象展现的。在《故乡》这篇小说中，重点写了“我”童年时代和少年闰土的愉快的交 往以及２０多年后“我”回到故乡与闰土重逢的场面。通过闰土２０多年前后的巨大变化，反映了辛亥革命 后十年中国农村破产的悲惨景象，揭示了广大农民生活痛苦的社会根源。这个主题显然是鲁迅小说的主要视 角。但是，如果我们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肯定是不够的。如果说闰土的命运代表了２０世纪初中国广大贫苦 农民的共同命运，闰上的遭遇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社会现实的话，那么杨二嫂这一形象则是另一 群破产者——城镇小市民的代表，她的命运和遭遇，从城镇小市民的角度揭示了当时社会经济的衰败、萧条 和没落，反映了社会破产的广泛性。从而，杨二嫂的形象在更深的层面上开掘了《故乡》的主题。
当年的杨二嫂，在“我”的印象里显然同２０余年后重新见到的杨二嫂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从前的她， 年轻美貌，“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是这个小镇上出了名的“ 豆腐西施”，“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而今，这位昔日的“豆腐西施”竟然变成了凸颧骨、薄 嘴唇、“张着两脚，活橡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且又尖嘴利舌、自私庸俗贪利的丑老太婆！这是多 么惊人的变化！与闰土的巨大变化相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小说通过这两个主要人物的巨大变化，透视了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闰土的变化在小说中可以找到比较明确的答案：“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的他像一 个木偶人了”。但是，促使杨二嫂产生巨大变化的原因何在呢？似乎年纪大了，“人老珠黄”是唯一的原因 。上课的时候，许多学生就是这样回答的。在小说的情节表层中确实找不到更深层的理由。然而，只要我们 引导学生运用自身已有的政治、历史常识深入分析，就不难知道，杨二嫂这个小市民的命运与闰土这个破产 农民的命运，本来就有着内在的、必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尤其在旧中国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的主要经济命脉是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的破产无异于釜底抽薪，势必导致城镇经济的破 产。闰土们“拆了本”，”收成又坏”，口
袋空空，杨二嫂们自然也做不了小本生意，自然也无法维持自己 的生计。这样的故事，我们在《春蚕》《多收了三五斗》《林家铺子》等小说中已经不只一次看到过了。沉 重的压力使闰土变成了未老先衰的木偶人，畸型的艰难生活自然也会将昔日美女杨二嫂变成“辛苦恣睢”的 丑女人！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小市民都摆脱不了贫穷、破产的命运。
作为思想战士，作为先驱者，鲁迅时常感到孤军奋战的苦闷与寂寞，“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 ，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即使回到久别的故乡，这寂寞仍然像大毒蛇一样紧紧地缠住“我”。而 揭示人与人之间可悲的“隔膜”，正是《故乡》主题的另一重要视角。这种可悲的“隔膜”像一道“厚障壁 ”隔断了“我”和少年时代的朋友闰土的心灵沟通。闰土的一声“老爷”使“我”打了个寒噤，使“我”感 到“非常悲哀”。而在此之前，“我”和杨二嫂不期而遇时，杨二嫂一番尖酸刻薄的胡言乱语，对“我”来 说，更是匪夷所思：
“啊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台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 都瞒不过我！”
“啊呀啊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
二十多年疲于在“辛苦辗转”中“挣命”的“我”，对于这样不讲理的胡话除了“无话可说，还能怎样 呢？！当然，这种可悲的“隔膜”决不是闰土、杨二嫂和“我”之间先天就有的，我们本来是很“一气”的 ，比如这样的话：
“可惜正月就要过去了，闰土须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不 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呢！”
这种“隔膜”，是旧中国特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造成的，是闰土、杨二嫂们在现实生活中饱受阶 级压迫、政治统治、经济剥削的深刻反映，鲁迅在《故乡》中所表现的对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的悲哀，正 是对造成这种“隔膜”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愤恨和尖锐批判。也正因为如此，闰土和杨二嫂的形象才更具有现 实主义的强大穿透力。
闰土和杨二嫂无疑是一把剑的双刃，在《故乡》的主题显示上，具有同等的力度。鲁迅将找寻闰土和杨 二嫂身上失去的东西的期望，寄托在新一代身上，寄托在新的时代，宏儿、水生乃至杨二嫂的后代，正是走 向这个新时代的一代新人。鲁迅热切地希望他们将过上亲密友爱的新生活，并愿意为这一代新人去开辟前人 尚朱走过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