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精神与红色精神血脉相通。崔健的某些歌也应该算“红歌”，他的歌曲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红歌又要“红”了。对于已有的红歌，一档叫《红歌90年》的节目将于建党90周年前后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对于新创作的红歌，36首“唱响中国”歌曲经过一年多的征集、评选和制作，已于5月开始在全国各大电视台及电台滚动推广。 红歌又要“红”了 为《红歌90年》担任撰稿工作的朱海两个月前接到这个任务，这部为建党90周年献礼的电视文艺专题片一共10集，七一前后连播10天。片子一共选了170多首歌，呈现中国共产党90年历程，“每首歌都是传承下来的红歌经典。”朱海说。 入选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以抒情为基调，歌颂美好为前提，比如《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红梅赞》、《绣红旗》等。而“那些口号式的歌很快就被忘却了，”朱海说。“红歌代表主流声音”，朱海这样解释歌曲的选择理由。 例如《延安颂》，唤起当年许多年轻人奔赴延安；比如吕其明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和秦咏诚的《满怀深情望北京》，这样的歌就是一个记忆，蕴含那个时代的美。《黄土高坡》也被选入，流行歌曲也可以成为红歌，朱海觉得艺术样式不能决定是红是黑，决定的是歌曲内容，爱党、爱国、展示故土情的都可以是红歌。 早在2008年7月，重庆就首次启动唱红，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广泛开展红色经典歌曲传唱活动的意见》，要求全市在重要纪念日，通过群众性文化活动加以开展，唱红的主题是“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人民军队好、人民群众好、伟大祖国好”。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宋小明说，红歌这个说法是近些年才提出的。前十几年一直叫主旋律。后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不但要唱红歌，还要创红歌；到了建党90年大庆，“红歌”的提法就这么定下来了。 红歌、黄歌和绿歌 改革开放之后，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歌曲逐渐浮出水面，当时也有人称其为“黄色歌曲”，但不可否认，这些歌曲确实受到了广泛欢迎。 “红歌”并没有自外于开放浪潮，相反，它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毫无偏见地热烈拥抱新的艺术表现方式。1980年，海政文工团独唱演员苏小明以《军港之夜》红遍全国，争议随之而来：演员能否手持麦克风演唱，战士能否好好睡觉，都成为争议的内容。最后经总政、海政两级领导、专家反复鉴定，同意苏小明公开演唱。当时人们对《军港之夜》的喜爱程度，丝毫不亚于外来流行歌曲。 金兆钧认为，1980年代“红歌”依然能够被大众广泛自觉传唱的原因在于，首先那些歌曲真挚动人，其次是当时人们处境类似，生活条件艰苦，内心一致充满脱贫致富的愿望。 当时中国大陆也开始流行穿西装，打领带，张明敏一唱《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大家一听心里就感慨万千。”金兆钧说，“红歌”开始主动切近人们的心声，从人性层面寻求共鸣。“《十五的月亮》唱出了一条朴素真理，‘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现在这句话已经成为民间熟语，夫妻之间也经常用到。” “94新浪潮”之后，以高晓松为代表的新一代，在审美取向上彻底地告别了长辈，小资情趣堂而皇之，登堂入室。但金兆钧认为，这拨人骨子里仍然有长辈的影子：“《同桌的你》、《白桦林》这些歌曲的旋律明显带有1950年代苏联、东欧歌曲的痕迹。” 高峰《大中国》的出现，让人们赫然发现，原来歌唱祖国也可以“吊儿郎当”。有人说这太不严肃，可是老百姓喜欢，年轻人更唱得痛快。 孙楠的《红旗飘飘》唱响全国时，老“红歌”的影子已经不多了，首先歌词彻底“朦胧诗”化，“那是从旭日上采下的虹，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旋律有进行曲的色彩，但更多是流行的感觉。申奥成功后，全国三十多个省市播过来，一大半唱的是《红旗飘飘》。“倒退十年，唱的肯定是《歌唱祖国》。”金兆钧说。 老歌“红”，摇滚也可以“红” 金兆钧和宋小明不约而同地认为，摇滚精神与红色精神血脉相通。“以《国际歌》为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这显然就是最纯正的摇滚精神。”金兆钧说，“宏观地讲，崔健的某些歌也应该算‘红歌’，与‘94新浪潮’不同，他的歌曲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宋小明则认为，摇滚最能表现炮火硝烟，表现抗争的壮烈残酷，以及不畏牺牲的精神。他本想请汪峰演唱《红色绿色》，由于档期关系二人失之交臂。 白领的烦恼，民工的压力，这些歌曲难以进入主流传播平台，宋小明力劝年轻的音乐人介入“红歌”创作：“越是‘红歌’，你的诉求对象越应该具体，不要总是泛泛地说为人民大众服务，现在人民大众已经形成很多层次，《春天里》和《香水有毒》的听众肯定没什么关系。” “西红柿”晋京唱红歌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文联于6月11日至19日举办《百花芬芳・党的旗帜高高飘扬》系列演出。重庆市委称，由于重庆市“唱读讲传”成效显著，受邀承办其开幕式，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行“红歌传万代”重庆群众演唱会。 这是以红歌著称的重庆，规模最大的一次晋京演出。重庆市国土房屋管理局的陈芒，此次负责带领70多人的队伍进京。当有记者问及“你们每天都唱红歌，会不会觉得累？”陈芒反问道：“为什么你要提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代人就是唱着红歌长大的。为首都人民唱红歌是一件很光荣很开心的事情”。 由于此次重庆红歌晋京演出阵容空前，影响巨大，重庆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可爱的昵称――“西红柿”（西部红歌城市），更有网友将重庆直接简称为――“番茄”。 无论是“番茄”，或者是“西红柿”，这个城市正在通过它规模浩大的晋京演出，试图将红色潮流传播进当下有些迷惘的中国人心中。 （来源：《经济参考报》《南方周末》）
摇滚精神与红色精神血脉相通。崔健的某些歌也应该算“红歌”，他的歌曲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红歌又要“红”了。对于已有的红歌，一档叫《红歌90年》的节目将于建党90周年前后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对于新创作的红歌，36首“唱响中国”歌曲经过一年多的征集、评选和制作，已于5月开始在全国各大电视台及电台滚动推广。 红歌又要“红”了 为《红歌90年》担任撰稿工作的朱海两个月前接到这个任务，这部为建党90周年献礼的电视文艺专题片一共10集，七一前后连播10天。片子一共选了170多首歌，呈现中国共产党90年历程，“每首歌都是传承下来的红歌经典。”朱海说。 入选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以抒情为基调，歌颂美好为前提，比如《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红梅赞》、《绣红旗》等。而“那些口号式的歌很快就被忘却了，”朱海说。“红歌代表主流声音”，朱海这样解释歌曲的选择理由。 例如《延安颂》，唤起当年许多年轻人奔赴延安；比如吕其明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和秦咏诚的《满怀深情望北京》，这样的歌就是一个记忆，蕴含那个时代的美。《黄土高坡》也被选入，流行歌曲也可以成为红歌，朱海觉得艺术样式不能决定是红是黑，决定的是歌曲内容，爱党、爱国、展示故土情的都可以是红歌。 早在2008年7月，重庆就首次启动唱红，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广泛开展红色经典歌曲传唱活动的意见》，要求全市在重要纪念日，通过群众性文化活动加以开展，唱红的主题是“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人民军队好、人民群众好、伟大祖国好”。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宋小明说，红歌这个说法是近些年才提出的。前十几年一直叫主旋律。后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不但要唱红歌，还要创红歌；到了建党90年大庆，“红歌”的提法就这么定下来了。 红歌、黄歌和绿歌 改革开放之后，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歌曲逐渐浮出水面，当时也有人称其为“黄色歌曲”，但不可否认，这些歌曲确实受到了广泛欢迎。 “红歌”并没有自外于开放浪潮，相反，它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毫无偏见地热烈拥抱新的艺术表现方式。1980年，海政文工团独唱演员苏小明以《军港之夜》红遍全国，争议随之而来：演员能否手持麦克风演唱，战士能否好好睡觉，都成为争议的内容。最后经总政、海政两级领导、专家反复鉴定，同意苏小明公开演唱。当时人们对《军港之夜》的喜爱程度，丝毫不亚于外来流行歌曲。 金兆钧认为，1980年代“红歌”依然能够被大众广泛自觉传唱的原因在于，首先那些歌曲真挚动人，其次是当时人们处境类似，生活条件艰苦，内心一致充满脱贫致富的愿望。 当时中国大陆也开始流行穿西装，打领带，张明敏一唱《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大家一听心里就感慨万千。”金兆钧说，“红歌”开始主动切近人们的心声，从人性层面寻求共鸣。“《十五的月亮》唱出了一条朴素真理，‘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现在这句话已经成为民间熟语，夫妻之间也经常用到。” “94新浪潮”之后，以高晓松为代表的新一代，在审美取向上彻底地告别了长辈，小资情趣堂而皇之，登堂入室。但金兆钧认为，这拨人骨子里仍然有长辈的影子：“《同桌的你》、《白桦林》这些歌曲的旋律明显带有1950年代苏联、东欧歌曲的痕迹。” 高峰《大中国》的出现，让人们赫然发现，原来歌唱祖国也可以“吊儿郎当”。有人说这太不严肃，可是老百姓喜欢，年轻人更唱得痛快。 孙楠的《红旗飘飘》唱响全国时，老“红歌”的影子已经不多了，首先歌词彻底“朦胧诗”化，“那是从旭日上采下的虹，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旋律有进行曲的色彩，但更多是流行的感觉。申奥成功后，全国三十多个省市播过来，一大半唱的是《红旗飘飘》。“倒退十年，唱的肯定是《歌唱祖国》。”金兆钧说。 老歌“红”，摇滚也可以“红” 金兆钧和宋小明不约而同地认为，摇滚精神与红色精神血脉相通。“以《国际歌》为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这显然就是最纯正的摇滚精神。”金兆钧说，“宏观地讲，崔健的某些歌也应该算‘红歌’，与‘94新浪潮’不同，他的歌曲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宋小明则认为，摇滚最能表现炮火硝烟，表现抗争的壮烈残酷，以及不畏牺牲的精神。他本想请汪峰演唱《红色绿色》，由于档期关系二人失之交臂。 白领的烦恼，民工的压力，这些歌曲难以进入主流传播平台，宋小明力劝年轻的音乐人介入“红歌”创作：“越是‘红歌’，你的诉求对象越应该具体，不要总是泛泛地说为人民大众服务，现在人民大众已经形成很多层次，《春天里》和《香水有毒》的听众肯定没什么关系。” “西红柿”晋京唱红歌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文联于6月11日至19日举办《百花芬芳・党的旗帜高高飘扬》系列演出。重庆市委称，由于重庆市“唱读讲传”成效显著，受邀承办其开幕式，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行“红歌传万代”重庆群众演唱会。 这是以红歌著称的重庆，规模最大的一次晋京演出。重庆市国土房屋管理局的陈芒，此次负责带领70多人的队伍进京。当有记者问及“你们每天都唱红歌，会不会觉得累？”陈芒反问道：“为什么你要提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代人就是唱着红歌长大的。为首都人民唱红歌是一件很光荣很开心的事情”。 由于此次重庆红歌晋京演出阵容空前，影响巨大，重庆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可爱的昵称――“西红柿”（西部红歌城市），更有网友将重庆直接简称为――“番茄”。 无论是“番茄”，或者是“西红柿”，这个城市正在通过它规模浩大的晋京演出，试图将红色潮流传播进当下有些迷惘的中国人心中。 （来源：《经济参考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