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教育发展形势政策
一 中国教育发展形势
从现在起到2020年，中国正在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从长远说，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教育始终关系着人力资源开发的大局。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不足，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说到底，还是要靠劳动者素质和科技进步水平的提高。受完九年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的劳动力，基本满足第一、二产业许多岗位的需要，但是第三产业和技术升级后的第二产业更多地需要高中阶段甚至高等教育的毕业生。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艰难过程，教育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高素质人才做基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为此，中国政府已经对中长期教育事业提出了三大历史性任务，即“构建体系”、“培养人才”和“知识贡献”，其中，高等教育的任务非常重要，因为高校肩负着培养造就数以千万计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历史使命，必须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与力度，也就是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政府责任合理定位问题。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政府、学校包括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多方面关系势必更加复杂，需要逐渐地理顺，这对教育的持续发展影响非常深远。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建立，中国公共财政体系还不健全，在公共教育投入方面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刚性，增幅很不稳定。与世界水平相比，政府增长教育经费还存在着较大空间；但是，社会教育投入已逐渐接近“天花板”，而且，有些地方严峻的问题还不完全是缺钱，制度性障碍导致了低效浪费现象，也成为制约教育持续发展的“瓶颈”。 此外，中国公办学校数量和在校生规模占有绝对优势，民办教育处于起步状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还没有完全形成，今后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势必需要教育投入和办学主体的多元化。因为世界上多数国家很难把优质资源长期集中在公办教育系统，尤其是非义务教育阶段，如果都靠财政拨款支持，只有达到福利国家水平才行。即使在几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制度环境也不可能比照福利国家，只能走因地制宜的路子，不同地区可能会根据本地情况来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
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支出与人均GDP 之比(生均教育经费指数超过1) 、学费占高校总支出之比(不少地区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基本上靠学费支撑) 、学费占居民年收入之
比等项指标，仍带有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特征，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十分明显。而许多地区不顾客观办学条件、盲目扩大招生规模的冲动行为，特别有些是由政府行政所驱动的，对国家、社会和学习者个人恐怕都不是什么好事。正是由于这么多外部因素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将来的学费标准，有可能既与学生考试成绩水平相关，也与政府投入力度、家庭成本分担能力密切相关。比较理想的选择是，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应该兼顾区域产业结构特点尤其是吸纳程度、各级财政拨款的支持条件以及社会分担成本的承受能力，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否则会付出很大代价，既有教育质量方面的问题，又有就业方面的困难。 中国不同类型高等学校的合理定位
进入21世纪以来，知识经济和新技术革命已经开始冲击传统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现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知识性失业”、“过度教育”的现象，对于学科专业设置及调整都会产生深刻影响。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来全面调节人才的供需；在体制转型的时期，政府可以通过指导性计划来弹性地调节人才供需，同时，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出现了与个人回报率相关的均衡工资概念。一个人选择受什么样的教育，不完全看政府指导性计划，越来越关注报酬水平。到了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阶段，政府将是淡出的，既不通过指令性计划也不通过指导性计划，而是靠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水平来调节，政府只是监管其信息渠道的通畅，受众和供方的信息对称。
在人才资源逐渐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的大背景下，中国高校还面临着从精英化向大众化发展的特定阶段问题，更应该思考一下自身的定位。这是一个非常深刻复杂的问题。所谓精英化的高等教育，就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占同龄人口的15%以下；大众化阶段的毛入学率占同龄人口15%-50%；到了普及化阶段，毛入学率则应占同龄人口50%以上。现在，能够达到普及化的国家20多个，许多欧洲国家还处于大众化阶段。发展中国家达到大众化水平的大致有四五十个国家。中国高等教育在大规模扩招以后，虽然在学人数总规模居于世界第一，但由于学龄人口基数庞大，毛入学率仍排在全世界70多位。
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高等学校的布局结构、校均规模、学生层次、经费收支结构均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而且与学校的定位密切相关，如果没有特色，没有质量标准的话，想生存下去都不太容易，更不要说发展、可持续发展了。所以，生存、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对高等教育定位的最大的驱动力，并不是政府指令要求学校如何定位，而是学校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预计从2010年到2020年，当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处于30%-40%之间时，估计这一矛盾和问题会显得越来越突出，甚至迫使一部分固步自封的公办或民办高校“重新洗牌”。
传统的分类，按照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来区分，从高职院校到可以培养博士的院校，形成了一个“金字塔”，这在工业化前期、中期，与社会就业结构是相适应的。但在工业化以后的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就业结构处于多样化的态势，组织结构扁平化、网格化，必须从新的视角估量以往居于“塔尖”的研究型大学和“底层”的技能型高职高专院校的相
互协调问题，也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1997年UNESCO 发布的新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实际上是搭建了一个从零级学前教育到六级研究生教育的流程。在高等教育阶段，把高职高专与本科作为并列的两种类型，而不是高低层次的区分，这既是各国现状的真实写照，也为进一步完善教育体系提供了参考依据。
实践表明，除人口少的国家外，人口多的国家若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几乎不可能完全靠发展四年制本科和研究性学历教育。21世纪初全球劳动力和人才市场的信息也显示，面大量广的，终归是在岗培训、转岗培训、继续教育，还包括短期性、社区性、实用性的高等职业教育，及专业性研究生学位，越来越形成广谱的优势。但是，现在中国的家长、学校、企业和社会用人部门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共识，在许多方面，仍然把学术研究性的教育当成唯一修成正果的途径，这与中国转型时期用人部门非理性化和制度不甚健全有直接关系。
OECD 经过多年调查发现，多数中等收入以上的国家在考虑执行终身教育政策时，始终以公众的谋生和就业为主要导向，这种终身教育最具生命力，而由闲暇的兴趣与爱好所驱动的学习活动一直处于支流的地位，而且，大量的终身教育活动都在正规学校系统、企业培训部门和工作岗位中进行，这对我们调整高等教育办学方向很有启发。今后，中国人的终身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势必以谋生和就业为导向。高等学校除了面向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外，还要使更加弹性、灵活、多样化的学习制度惠及社会上有条件而且愿意学习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正规教育及非学历教育领域，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都有可能占领一席之地，从而成为中国构建世界上最大的终身学习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流研究型大学固然是中国政府和高等教育界正在努力争取的一个大方向，同时，我们也要有雄心壮志，打造世界一流的短期性的、社区性的高等职业教育，大力发展符合国情的大学后继续教育和高中后培训。为此，企业和社会用人部门与学校应当在实用性、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培训方面携手并进，促使不同类型的高校办出各自特色。高校不一定全都朝着综合化方向发展，而是采取主干学科专业建设与适应社会岗位群需求相结合的方式，在发展战略上有取有舍。为了培植各类高等学校合理定位、在不同领域争创一流的有效机制，我们还要进一步探讨现代大学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包括产权明晰和内部治理结构等，还要进一步健全多样化、多层面的评估体系，在政策引导和制度创新上迈出更大步伐。(本文为作者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育管理者国际论坛”上的主题讲演)
浅析中国教育发展形势政策
一 中国教育发展形势
从现在起到2020年，中国正在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从长远说，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教育始终关系着人力资源开发的大局。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不足，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说到底，还是要靠劳动者素质和科技进步水平的提高。受完九年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的劳动力，基本满足第一、二产业许多岗位的需要，但是第三产业和技术升级后的第二产业更多地需要高中阶段甚至高等教育的毕业生。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艰难过程，教育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高素质人才做基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为此，中国政府已经对中长期教育事业提出了三大历史性任务，即“构建体系”、“培养人才”和“知识贡献”，其中，高等教育的任务非常重要，因为高校肩负着培养造就数以千万计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历史使命，必须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与力度，也就是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政府责任合理定位问题。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政府、学校包括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多方面关系势必更加复杂，需要逐渐地理顺，这对教育的持续发展影响非常深远。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建立，中国公共财政体系还不健全，在公共教育投入方面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刚性，增幅很不稳定。与世界水平相比，政府增长教育经费还存在着较大空间；但是，社会教育投入已逐渐接近“天花板”，而且，有些地方严峻的问题还不完全是缺钱，制度性障碍导致了低效浪费现象，也成为制约教育持续发展的“瓶颈”。 此外，中国公办学校数量和在校生规模占有绝对优势，民办教育处于起步状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还没有完全形成，今后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势必需要教育投入和办学主体的多元化。因为世界上多数国家很难把优质资源长期集中在公办教育系统，尤其是非义务教育阶段，如果都靠财政拨款支持，只有达到福利国家水平才行。即使在几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制度环境也不可能比照福利国家，只能走因地制宜的路子，不同地区可能会根据本地情况来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
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支出与人均GDP 之比(生均教育经费指数超过1) 、学费占高校总支出之比(不少地区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基本上靠学费支撑) 、学费占居民年收入之
比等项指标，仍带有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特征，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十分明显。而许多地区不顾客观办学条件、盲目扩大招生规模的冲动行为，特别有些是由政府行政所驱动的，对国家、社会和学习者个人恐怕都不是什么好事。正是由于这么多外部因素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将来的学费标准，有可能既与学生考试成绩水平相关，也与政府投入力度、家庭成本分担能力密切相关。比较理想的选择是，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应该兼顾区域产业结构特点尤其是吸纳程度、各级财政拨款的支持条件以及社会分担成本的承受能力，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否则会付出很大代价，既有教育质量方面的问题，又有就业方面的困难。 中国不同类型高等学校的合理定位
进入21世纪以来，知识经济和新技术革命已经开始冲击传统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现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知识性失业”、“过度教育”的现象，对于学科专业设置及调整都会产生深刻影响。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来全面调节人才的供需；在体制转型的时期，政府可以通过指导性计划来弹性地调节人才供需，同时，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出现了与个人回报率相关的均衡工资概念。一个人选择受什么样的教育，不完全看政府指导性计划，越来越关注报酬水平。到了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阶段，政府将是淡出的，既不通过指令性计划也不通过指导性计划，而是靠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水平来调节，政府只是监管其信息渠道的通畅，受众和供方的信息对称。
在人才资源逐渐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的大背景下，中国高校还面临着从精英化向大众化发展的特定阶段问题，更应该思考一下自身的定位。这是一个非常深刻复杂的问题。所谓精英化的高等教育，就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占同龄人口的15%以下；大众化阶段的毛入学率占同龄人口15%-50%；到了普及化阶段，毛入学率则应占同龄人口50%以上。现在，能够达到普及化的国家20多个，许多欧洲国家还处于大众化阶段。发展中国家达到大众化水平的大致有四五十个国家。中国高等教育在大规模扩招以后，虽然在学人数总规模居于世界第一，但由于学龄人口基数庞大，毛入学率仍排在全世界70多位。
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高等学校的布局结构、校均规模、学生层次、经费收支结构均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而且与学校的定位密切相关，如果没有特色，没有质量标准的话，想生存下去都不太容易，更不要说发展、可持续发展了。所以，生存、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对高等教育定位的最大的驱动力，并不是政府指令要求学校如何定位，而是学校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预计从2010年到2020年，当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处于30%-40%之间时，估计这一矛盾和问题会显得越来越突出，甚至迫使一部分固步自封的公办或民办高校“重新洗牌”。
传统的分类，按照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来区分，从高职院校到可以培养博士的院校，形成了一个“金字塔”，这在工业化前期、中期，与社会就业结构是相适应的。但在工业化以后的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就业结构处于多样化的态势，组织结构扁平化、网格化，必须从新的视角估量以往居于“塔尖”的研究型大学和“底层”的技能型高职高专院校的相
互协调问题，也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1997年UNESCO 发布的新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实际上是搭建了一个从零级学前教育到六级研究生教育的流程。在高等教育阶段，把高职高专与本科作为并列的两种类型，而不是高低层次的区分，这既是各国现状的真实写照，也为进一步完善教育体系提供了参考依据。
实践表明，除人口少的国家外，人口多的国家若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几乎不可能完全靠发展四年制本科和研究性学历教育。21世纪初全球劳动力和人才市场的信息也显示，面大量广的，终归是在岗培训、转岗培训、继续教育，还包括短期性、社区性、实用性的高等职业教育，及专业性研究生学位，越来越形成广谱的优势。但是，现在中国的家长、学校、企业和社会用人部门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共识，在许多方面，仍然把学术研究性的教育当成唯一修成正果的途径，这与中国转型时期用人部门非理性化和制度不甚健全有直接关系。
OECD 经过多年调查发现，多数中等收入以上的国家在考虑执行终身教育政策时，始终以公众的谋生和就业为主要导向，这种终身教育最具生命力，而由闲暇的兴趣与爱好所驱动的学习活动一直处于支流的地位，而且，大量的终身教育活动都在正规学校系统、企业培训部门和工作岗位中进行，这对我们调整高等教育办学方向很有启发。今后，中国人的终身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势必以谋生和就业为导向。高等学校除了面向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外，还要使更加弹性、灵活、多样化的学习制度惠及社会上有条件而且愿意学习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正规教育及非学历教育领域，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都有可能占领一席之地，从而成为中国构建世界上最大的终身学习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流研究型大学固然是中国政府和高等教育界正在努力争取的一个大方向，同时，我们也要有雄心壮志，打造世界一流的短期性的、社区性的高等职业教育，大力发展符合国情的大学后继续教育和高中后培训。为此，企业和社会用人部门与学校应当在实用性、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培训方面携手并进，促使不同类型的高校办出各自特色。高校不一定全都朝着综合化方向发展，而是采取主干学科专业建设与适应社会岗位群需求相结合的方式，在发展战略上有取有舍。为了培植各类高等学校合理定位、在不同领域争创一流的有效机制，我们还要进一步探讨现代大学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包括产权明晰和内部治理结构等，还要进一步健全多样化、多层面的评估体系，在政策引导和制度创新上迈出更大步伐。(本文为作者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育管理者国际论坛”上的主题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