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改革，不仅在20年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广泛而快速的经济结构变革，也引起了社会的变化。同时伴随着高速度带来的不均衡。一部分地区、部门、人口的收入急剧增加；而另一部分地区、部门，由于地域上的差异，发展较慢，由此引起了国民收入的差异。而且这将是社会安定的绊脚石。社会发展的速度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或者说人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而人们并不是都能积极地去适应这些变化。政治改革的艰巨也加剧着社会的不安定。结果，追求快速发展和收益引起了环境污染，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实现都是以对生态资源的过量消费为代价的。 中国的改革，在关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与否的同时，还面临许多新的课题。例如：失业率上升、收入差异拉大、社会不平等激化、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弱势人群（主要是穷人、病人、老年人、女性、失业者）的出现等等。这些问题根源于改革，可见改革不是无偿的、也要付出代价。80年代改革初期贫困人口一度大幅减少，人们都是改革的受益者；然而90年代后，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不可能对所有的人都有利。社会上弱势群体比例不大（1%），但其绝对数量却使之成为不容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如果不解决他们的问题，将会直接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
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腾飞，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持续高速度增长。像中国这种人口多、面积广、经济落后的大国实在是十分难能可贵。中国国情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地域间差异大、且发展不平衡。中国，作为世界上自然地理、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其差异集中体现在东西部（即沿海和内陆）发展水平的差异上。南北发展水平虽相差不多，但结构上的差异都很大。改革以来，中国各地间发展的不平衡愈演愈烈。这也是现代经济发展中难以避免的社会现象。
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中国各省间的不平等在扩大。进入90代，它们的地区差距迅速拉大。国际舆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差异距最大的国家。各省间的贫富差距，不仅体现在人均GDP的数值上，还渗透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中国富裕省份同落后的省份间的差距如同欧洲先进国家同最贫穷的国家的差距，不仅是地区差距，还有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国民收入的差距、男女收入差距等。这些差距互相交错、互为连动。
地区的发展水平与当地自然环境密不可分。发展落后的省区大多地势复杂、耕地少、气候干燥、寒冷、距大城市和国际市场较远、基础设施不齐全，而且教育水平、科技水平、管理水平都较低，而生产和投资成本又高。改革初期，内陆与沿海的地区差距一度缩小，城市与农村差距也不明显。然而进入80年代中期，差距开始形成，直到现在，这一差距的加速度仍呈上升势头。
除了自然条件之外，还有以下几个要素：
第一，中央政府向地方调集资金的扶贫政策力度的变化。1978年以前，中央政府享有财政调度的核心支配权，能够大量从富裕省份调拨扶贫款。改革后，财政权力下放到地方，中央的财政支配权削弱不少。自1990年至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低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紧张的财政状况使中央无力对各地的资金进行再分配。于是，地区间差距越来越大。
第二，对沿海地区的经济优惠政策正是对内陆地区的“歧视”，这也是地区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政府的公共政策有这样两点：
①“最大值最大化”原则。给予落后地区最大限度的优惠政策，使这些地区和人先富起来；
②“最小值最大化”原则。给予落后地区最大限度的优惠政策，以使其早日脱贫。 前者是不平等的政策，后者是平等政策，但主导地区发展的政策，一直以来都是①。贯彻政策①，使三亿人口的沿海地区迅速发展起来，极大地提高了全国的GDP水平，同时激化着地区差距。人们大多只看到了政策①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它的负面影响。90年代后，负作用的影响超过了积极作用，到了不能不正视、不能不进行政策调整的时候了。1995年9月，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坚持地区间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方针，开始取消对沿海地区的竞争政策。政府还向内陆地区调拨大量资金，进行设备投资、扩大人力资源的活用，内陆贫困人口有所减少。
今后中国各地区的发展目标最好能遵循以下三个步骤：
1、控制东西差距，加快内陆经济发展、改变落后地区的现状，尤其是改善落后的教育、卫生、计划生育、农村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的落后现状。
2、消除东西部间的隔阂，特别要缩小人均GDP和个人收入的差距。
3、缩小沿海与内陆地区间主要经济指标的差异、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目标。
日本《世界》2001年3月号
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改革，不仅在20年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广泛而快速的经济结构变革，也引起了社会的变化。同时伴随着高速度带来的不均衡。一部分地区、部门、人口的收入急剧增加；而另一部分地区、部门，由于地域上的差异，发展较慢，由此引起了国民收入的差异。而且这将是社会安定的绊脚石。社会发展的速度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或者说人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而人们并不是都能积极地去适应这些变化。政治改革的艰巨也加剧着社会的不安定。结果，追求快速发展和收益引起了环境污染，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实现都是以对生态资源的过量消费为代价的。 中国的改革，在关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与否的同时，还面临许多新的课题。例如：失业率上升、收入差异拉大、社会不平等激化、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弱势人群（主要是穷人、病人、老年人、女性、失业者）的出现等等。这些问题根源于改革，可见改革不是无偿的、也要付出代价。80年代改革初期贫困人口一度大幅减少，人们都是改革的受益者；然而90年代后，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不可能对所有的人都有利。社会上弱势群体比例不大（1%），但其绝对数量却使之成为不容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如果不解决他们的问题，将会直接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
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腾飞，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持续高速度增长。像中国这种人口多、面积广、经济落后的大国实在是十分难能可贵。中国国情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地域间差异大、且发展不平衡。中国，作为世界上自然地理、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其差异集中体现在东西部（即沿海和内陆）发展水平的差异上。南北发展水平虽相差不多，但结构上的差异都很大。改革以来，中国各地间发展的不平衡愈演愈烈。这也是现代经济发展中难以避免的社会现象。
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中国各省间的不平等在扩大。进入90代，它们的地区差距迅速拉大。国际舆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差异距最大的国家。各省间的贫富差距，不仅体现在人均GDP的数值上，还渗透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中国富裕省份同落后的省份间的差距如同欧洲先进国家同最贫穷的国家的差距，不仅是地区差距，还有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国民收入的差距、男女收入差距等。这些差距互相交错、互为连动。
地区的发展水平与当地自然环境密不可分。发展落后的省区大多地势复杂、耕地少、气候干燥、寒冷、距大城市和国际市场较远、基础设施不齐全，而且教育水平、科技水平、管理水平都较低，而生产和投资成本又高。改革初期，内陆与沿海的地区差距一度缩小，城市与农村差距也不明显。然而进入80年代中期，差距开始形成，直到现在，这一差距的加速度仍呈上升势头。
除了自然条件之外，还有以下几个要素：
第一，中央政府向地方调集资金的扶贫政策力度的变化。1978年以前，中央政府享有财政调度的核心支配权，能够大量从富裕省份调拨扶贫款。改革后，财政权力下放到地方，中央的财政支配权削弱不少。自1990年至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低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紧张的财政状况使中央无力对各地的资金进行再分配。于是，地区间差距越来越大。
第二，对沿海地区的经济优惠政策正是对内陆地区的“歧视”，这也是地区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政府的公共政策有这样两点：
①“最大值最大化”原则。给予落后地区最大限度的优惠政策，使这些地区和人先富起来；
②“最小值最大化”原则。给予落后地区最大限度的优惠政策，以使其早日脱贫。 前者是不平等的政策，后者是平等政策，但主导地区发展的政策，一直以来都是①。贯彻政策①，使三亿人口的沿海地区迅速发展起来，极大地提高了全国的GDP水平，同时激化着地区差距。人们大多只看到了政策①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它的负面影响。90年代后，负作用的影响超过了积极作用，到了不能不正视、不能不进行政策调整的时候了。1995年9月，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坚持地区间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方针，开始取消对沿海地区的竞争政策。政府还向内陆地区调拨大量资金，进行设备投资、扩大人力资源的活用，内陆贫困人口有所减少。
今后中国各地区的发展目标最好能遵循以下三个步骤：
1、控制东西差距，加快内陆经济发展、改变落后地区的现状，尤其是改善落后的教育、卫生、计划生育、农村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的落后现状。
2、消除东西部间的隔阂，特别要缩小人均GDP和个人收入的差距。
3、缩小沿海与内陆地区间主要经济指标的差异、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目标。
日本《世界》2001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