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网 2015-10-26 09:46
原标题：山西晋城开通报会73场 216名被问责党员干部做检讨
一个违纪案件，在六个层面召开通报会，组织干部广泛参加，被问责人员深刻检讨，逐级问责，起到查处一人、问责一批、教育一片的作用。截至目前，山西省晋城市六县(市、区)在县乡村三级召开通报会73场次，通报典型案件36件；216名被问责党员干部在通报会上检讨，65名分管领导干部作了深刻反思，受教育党员干部4200人次。
“张宽红出了事，我却被诫勉谈话，还被责令在典型违纪案件问责整改专题通报会上作检讨。一开始，我想不通组织上为什么要这么做，现在我明白了，我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10月23日，山西省晋城市所辖阳城县东冶镇党委副书记刑卫军对笔者说，这次通报会给自己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所说的张宽红，原是东冶镇磨滩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因利用职务便利贪污20万元抗旱水源建设工程款，张宽红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
晋城市纪委今年选择张宽红这起典型案件“解剖麻雀”，在阳城县试行典型违纪案件问责整改专题通报会制度，遵循通报有理、问责有据、震慑有力、整改有效的原则，释放“不担当、不负责”就要付出代价的强烈信号。目前这一制度已在全市推广，六县(市、区)在县乡村三级共召开通报会73场次，通报典型案件36件，216名被问责党员干部在通报会上检讨，65名分管领导干部作了深刻反思；受教育党员干部4200人次。
层层通报，警示教育一大片
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召开典型违纪案件问责整改专题通报会？晋城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武宏文介绍了有关情况。
今年以来，晋城市纪委共查处农村基层侵害群众利益案件329件，给予396名乡村党员干部党纪政纪处分。
“在这些违纪案件中存在两个‘大多数’。一是查处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等村主要干部269人，占67.9%；二是涉及侵占惠民补贴、土地补偿、扶贫救灾等专项资金以及擅自处置集体资产资源、侵占集体收益的案件占总数的六成以上。”武宏文说，这说明农村基层落实“两个责任”不力，对党员干部的日常教育管理监督不严。为扩大警示面、推动责任落实、推进问题整改，该市探索建立了典型违纪案件问责整改专题通报会制度，对典型违纪案件，在农村党员干部、乡镇党员领导干部、县直单位党员领导干部、县属国有(集体)企业党员领导干部以及县政府党组和县委六个层面召开通报会。
对参加通报会的人员，晋城市纪委从工作的关联性方面向上下左右延伸。村级专题通报会由村“两委”成员、党员、村监会成员、村民小组长、包村干部、包片领导、乡镇纪委书记和党委书记参加；乡镇专题通报会由乡镇机关干部、基层站所负责人、各村主要干部、分管县领导参加；县直单位或县属国有(集体)企业专题通报会由机关全体干部、下属单位负责人、分管县领导参加；县政府党组专题通报会由县政府党组成员和各乡(镇)长、县政府部门及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县委常委会专题通报会由县委常委、人大和政协领导及各乡镇、县直单位党(工)委书记参加。
“推行这一制度，就是要充分发挥查处一个人、问责少数人、教育一大片的作用。”晋城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王文全介绍说，通过层层召开通报会，宣布违纪事实，让被问责人进行剖析检讨，让相关人员广泛参与，扩大警示教育的范围和责任追究的公开面，防止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一个人的问题发展成一群人的问题。
“过去，违纪案件通报多限于本单位，且是简单的案情介绍，哪有这么详细？”很多参加过通报会的干部表示，这种形式的通报震慑力更强。
逐级追责，不放过一个责任人
通报会的关键，在于通过问责推动责任落实。
在张宽红一案中，阳城县水务局党总支书记、局长吴端阳等9人也因监管不力，被分别予以行政记过、留党察看处分或书面检查、诫勉谈话。
此外，东冶镇原党委副书记、镇长赵战兵在县政府常务会议上作了检查，镇党委书记白军龙在县委常委会上作了检查；副县长武小雅、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申永山分别在县政府党组会议、县委常委会上进行了深刻反思。
晋城市纪委建立了关于典型违纪案件问责整改专题通报会的一整套制度：每一层面的通报会都由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主持；在通报纪律审查情况、宣布处分决定的基础上，涉案人员要作检查，被问责人员作检讨，分管县领导进行反思并提出落实“两个责任”的要求，相关党组织负责人承诺整改。其中，农村党员干部通报会分别在涉案村和乡镇分两次召开，县政府党组通报会和县委通报会在涉案村、乡镇、县直单位、企业、县政府或县委分层次进行。这些要求，强化了责任担当、层层传导了压力。
“通报会上，从问责入手，通过逐级剖析问题，让各级干部都红红脸、出出汗，可促使各级干部认真履职，落实‘一岗双责’；可促使各级党组织主动履行主体责任。”武小雅说。
亡羊补牢，整改问题健全制度
召开通报会，警示、问责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形式，深刻剖析、积极整改，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通报会后，各级党组织还要对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同时将整治方案、进展、结果和通报会情况书面报县委、县纪委。整治情况向社会公布，接受监督，“一案双查”责任追究情况则将装入个人廉政档案。
“张宽红的案子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村里‘三资’管理、‘四议两公开’等制度没有落实到位。”“案子充分暴露出某些党员干部利欲熏心，没有敬畏之心。”“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履责不力、管理不严是重要原因。”在张宽红一案的各级通报会上，乡、村、县直单位等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反思。
接下来，要把现有制度落实到位，认真整改，并针对薄弱环节健全完善制度，堵住腐败产生的漏洞。
针对违纪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晋城市共完善了30余项制度。其中，陵川县出台了“两个责任”追究办法和考核办法。阳城县对近两年涉农财政资金的使用管理开展了为期5个月的专项整治，涉及34个部门和乡镇、7273.53万元资金。同时，采取了加强资金拨付的监管和审计、严格资金分配公示制度等措施。
阳城县纪委信访室主任张燕莉介绍，典型违纪案件问责整改专题通报会制度实行以来，全县农村涉纪信访量逐月下降，其中9月下降90.91%。(杨钟 于晋芳)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解放网 2015-10-26 09:46
原标题：山西晋城开通报会73场 216名被问责党员干部做检讨
一个违纪案件，在六个层面召开通报会，组织干部广泛参加，被问责人员深刻检讨，逐级问责，起到查处一人、问责一批、教育一片的作用。截至目前，山西省晋城市六县(市、区)在县乡村三级召开通报会73场次，通报典型案件36件；216名被问责党员干部在通报会上检讨，65名分管领导干部作了深刻反思，受教育党员干部4200人次。
“张宽红出了事，我却被诫勉谈话，还被责令在典型违纪案件问责整改专题通报会上作检讨。一开始，我想不通组织上为什么要这么做，现在我明白了，我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10月23日，山西省晋城市所辖阳城县东冶镇党委副书记刑卫军对笔者说，这次通报会给自己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所说的张宽红，原是东冶镇磨滩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因利用职务便利贪污20万元抗旱水源建设工程款，张宽红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
晋城市纪委今年选择张宽红这起典型案件“解剖麻雀”，在阳城县试行典型违纪案件问责整改专题通报会制度，遵循通报有理、问责有据、震慑有力、整改有效的原则，释放“不担当、不负责”就要付出代价的强烈信号。目前这一制度已在全市推广，六县(市、区)在县乡村三级共召开通报会73场次，通报典型案件36件，216名被问责党员干部在通报会上检讨，65名分管领导干部作了深刻反思；受教育党员干部4200人次。
层层通报，警示教育一大片
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召开典型违纪案件问责整改专题通报会？晋城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武宏文介绍了有关情况。
今年以来，晋城市纪委共查处农村基层侵害群众利益案件329件，给予396名乡村党员干部党纪政纪处分。
“在这些违纪案件中存在两个‘大多数’。一是查处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等村主要干部269人，占67.9%；二是涉及侵占惠民补贴、土地补偿、扶贫救灾等专项资金以及擅自处置集体资产资源、侵占集体收益的案件占总数的六成以上。”武宏文说，这说明农村基层落实“两个责任”不力，对党员干部的日常教育管理监督不严。为扩大警示面、推动责任落实、推进问题整改，该市探索建立了典型违纪案件问责整改专题通报会制度，对典型违纪案件，在农村党员干部、乡镇党员领导干部、县直单位党员领导干部、县属国有(集体)企业党员领导干部以及县政府党组和县委六个层面召开通报会。
对参加通报会的人员，晋城市纪委从工作的关联性方面向上下左右延伸。村级专题通报会由村“两委”成员、党员、村监会成员、村民小组长、包村干部、包片领导、乡镇纪委书记和党委书记参加；乡镇专题通报会由乡镇机关干部、基层站所负责人、各村主要干部、分管县领导参加；县直单位或县属国有(集体)企业专题通报会由机关全体干部、下属单位负责人、分管县领导参加；县政府党组专题通报会由县政府党组成员和各乡(镇)长、县政府部门及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县委常委会专题通报会由县委常委、人大和政协领导及各乡镇、县直单位党(工)委书记参加。
“推行这一制度，就是要充分发挥查处一个人、问责少数人、教育一大片的作用。”晋城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王文全介绍说，通过层层召开通报会，宣布违纪事实，让被问责人进行剖析检讨，让相关人员广泛参与，扩大警示教育的范围和责任追究的公开面，防止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一个人的问题发展成一群人的问题。
“过去，违纪案件通报多限于本单位，且是简单的案情介绍，哪有这么详细？”很多参加过通报会的干部表示，这种形式的通报震慑力更强。
逐级追责，不放过一个责任人
通报会的关键，在于通过问责推动责任落实。
在张宽红一案中，阳城县水务局党总支书记、局长吴端阳等9人也因监管不力，被分别予以行政记过、留党察看处分或书面检查、诫勉谈话。
此外，东冶镇原党委副书记、镇长赵战兵在县政府常务会议上作了检查，镇党委书记白军龙在县委常委会上作了检查；副县长武小雅、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申永山分别在县政府党组会议、县委常委会上进行了深刻反思。
晋城市纪委建立了关于典型违纪案件问责整改专题通报会的一整套制度：每一层面的通报会都由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主持；在通报纪律审查情况、宣布处分决定的基础上，涉案人员要作检查，被问责人员作检讨，分管县领导进行反思并提出落实“两个责任”的要求，相关党组织负责人承诺整改。其中，农村党员干部通报会分别在涉案村和乡镇分两次召开，县政府党组通报会和县委通报会在涉案村、乡镇、县直单位、企业、县政府或县委分层次进行。这些要求，强化了责任担当、层层传导了压力。
“通报会上，从问责入手，通过逐级剖析问题，让各级干部都红红脸、出出汗，可促使各级干部认真履职，落实‘一岗双责’；可促使各级党组织主动履行主体责任。”武小雅说。
亡羊补牢，整改问题健全制度
召开通报会，警示、问责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形式，深刻剖析、积极整改，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通报会后，各级党组织还要对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同时将整治方案、进展、结果和通报会情况书面报县委、县纪委。整治情况向社会公布，接受监督，“一案双查”责任追究情况则将装入个人廉政档案。
“张宽红的案子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村里‘三资’管理、‘四议两公开’等制度没有落实到位。”“案子充分暴露出某些党员干部利欲熏心，没有敬畏之心。”“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履责不力、管理不严是重要原因。”在张宽红一案的各级通报会上，乡、村、县直单位等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反思。
接下来，要把现有制度落实到位，认真整改，并针对薄弱环节健全完善制度，堵住腐败产生的漏洞。
针对违纪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晋城市共完善了30余项制度。其中，陵川县出台了“两个责任”追究办法和考核办法。阳城县对近两年涉农财政资金的使用管理开展了为期5个月的专项整治，涉及34个部门和乡镇、7273.53万元资金。同时，采取了加强资金拨付的监管和审计、严格资金分配公示制度等措施。
阳城县纪委信访室主任张燕莉介绍，典型违纪案件问责整改专题通报会制度实行以来，全县农村涉纪信访量逐月下降，其中9月下降90.91%。(杨钟 于晋芳)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