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记事的时候，爹决定让我背点东西，锻炼记忆力。 他问我：“背π还是背诗？” 我压根儿不知道什么是π，什么是诗。歪着头假装想了想，说：“诗。”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爹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这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我摇头晃脑地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背“春眠不觉晓”，背“蟑螂吃水清兮”，后来才知道那是“沧浪之水清兮”。如今的我常常想不起前一天刚看过的论文，《木兰辞》倒是张口就来。大概是大脑的内存被占用得太多，又舍不得清理。 爹是中学语文老师，有一房间的书。我常溜进爹的书房乱翻。这一排是文艺理论，那一排是古典诗词，有一个柜子里都是些外国名著，从尼采、昆德拉到杜拉斯、阿赫玛托娃。我最喜欢书桌边上那一箱古典章回体小说，《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说岳全传》《水浒传》……一本接一本读下去。“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那段，我独忘不了林教头“却把葫芦冷酒提来慢慢吃，就将怀中牛肉下酒”。有一回家里吃白切牛肉，我偷偷藏了一块，半夜在被窝里偷偷地啃，一边遥想林教头的风姿，不觉昏昏睡去。第二天一早我爹人赃俱获，我则收获一顿暴打。还有一次，我找出一本贾平凹的小说《废都》，翻了几页就被吓了一大跳。 我心想，不好了，爹居然看这么流氓的书，要不要去告诉娘？ 上四年级时跟爹娘去北京玩，我吵着闹着非得带上一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老师说了，这是名著。我在候车室里看书，在火车上看书，跟天安门合影时还在看书，恨不得对周围的每个人嚷嚷：“快看哪，这儿有一个‘红领巾’在读名著！”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装”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最后我放弃了，因为我实在读不下去。许多年后当我读到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时，才明白，她不是江郎才尽，而是另有苦衷。 初中部的图书馆只对教师开放，我以爹的名义去借书，然后在上课时偷偷看。教数学的老孙头气急败坏地找到我爹：“看看你儿子，一节课被我没收了三本书。”爹安慰了老孙头一番，回家把书扔给我，说：“臭小子，品位还不错。”那次我借的书有狄更斯的《双城记》、雨果的《九三年》。隔了几天，爹铁青着脸回家，二话不说，解下皮带就抽我。我一边哭一边想，不该去借那本《金瓶梅》啊！ 上初二那年，我喜欢隔壁班的花花。花花的作文写得好，每回她的文章都被贴在橱窗里当范文。出于一种小孩子好笑的“相爱相杀”的心态，我发誓写作文要超过花花，让她注意到我的存在。于是我刻苦钻研《初中生作文选》，没用；钻研《高中生作文选》，没用；接着是《少年文艺》《故事会》《萌芽》……还是没用。绝望之际，我找到了一本《文化苦旅》。如同被打通了任督二脉，我的作文脱胎换骨――平均每千字要惆怅四次，掩卷沉思三次，潸然泪下两次，问苍茫大地一次。老师们都惊叹了，这个傻头傻脑的男生，原来有一副忧国忧民的心肠。 毕业前，最后一次，我的作文被贴在橱窗里。那是一篇藏头文，每段第一个字连起来是“杨花花我喜欢你”。班上最笨的小孩都读懂了，可是花花不懂。 高一暑假，正逢法国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西班牙队以6∶1大胜保加利亚队，最后仍惨遭淘汰。赛后我百感交集，写下了一篇观后感，大概叫《伊比利亚的黄昏》。我用尽一个16岁少年所能想到的所有华丽的辞藻，写满了深情押韵的句子。我非常得意，然后打算寄给《新民晚报》。这是我第一次投稿。我不确定应该投给体育版还是副刊，想了半天，最后决定：两边都投。在从邮局回家的路上我特别兴奋，觉得自己大概要出名了。忽然又感到苦恼：要是两个版面都抢着要这篇文章怎么办？得罪哪一边好像都不太好。 从那天起，每天下午3点一过，我就坐立不安、心神不宁。好不容易盼到了邮递员的身影，我一把抢过报纸，先翻到体育版，再翻到副刊，心情便黯淡下来。直到世界杯结束，法国队获得了冠军，我还是没能在报纸上找到自己的名字。我忘不了那种苦苦等待却无望的感觉，极像暗恋的滋味。 上高三时我迷上了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没日没夜地看。现在想起来，我爹敢把《情人》《洛丽塔》《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放在书架上任我取阅，唯独把一箱武侠小说加了锁，真是知子莫若父。书是同班一个绰号为“Strong”的男生借给我的。我们一下课就比画“龙象般若功”“黯然销魂掌”，自比“北萧峰”“南慕容”。我俩约定高考后去少林寺挂单学拳，但后来Strong考砸了，我就没好意思提这事。多年后偶遇Strong，他抱着10个月大的女儿，戾气褪尽，无限温柔。 要填志愿了。语文老师劝我报复旦大学中文系，班主任物理老太怂恿我考上海交通大学读物理专业。我喜欢文学，但物理成绩好像也不错。那天物理老太把我叫出教室，告诉我考复旦的推荐分是5分，而上海交大有10分。我失眠了，辗转了一整夜，最终决定接受上海交大的“招安”。几天后志愿表交上去，语文老师痛心疾首，一声叹息。我不由得悲哀地想，是不是哪怕上海交大的推荐分只高半分，我也会义无反顾地跳进这座“山神庙”？理想、兴趣，说穿了就是这么不值钱。我魂不守舍，无心复习，语文老师的叹息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知道我的文学梦算完了，科学梦却要从头做起。 纪伯伦说：“我的心曾悲伤七次――忘了是第几次，在困难和容易之间，它选择了容易。” 高考后，我封存了一箱闲书，打算老老实实当一个“理科男”，做理科生该做的事。我做题，抄实验报告，熬夜看欧洲冠军联赛，在教室的后排昏睡，去校门外的黑暗料理店撸串，在喧嚣的小网吧亢奋地打CS，肆意挥霍着大把大把的时光。偶尔去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从《旅行者》翻到《舰船知识》，从《电影世界》翻到《人体摄影》，《足球世界》下面压着一本《婚姻与健康》，我不会告诉你我是奔着《夫妻夜话》栏目去的。很久没写出像样的文章，每周一篇的随笔戛然而止，厚厚的一册摘抄本也成了没用的玩意儿。我笑自己：“你没那么才华横溢，也没那么多愁善感。再不需要书写什么，也再不需要抒发什么。” 2007年夏天，我在陕北支教。没课的时候，我爬上高高的塬顶。天地苍茫，大风从鄂尔多斯高原浩荡南下，带着沙粒的质感。云朵在大地上投下影子，掠过千沟万壑，像一尾尾鱼。人们在大地的褶皱里挖了几眼窑洞，拉扯出几块旱田，便在这穷山恶水中生存了几千年。此地贫瘠，然而向学之风炽热。单看窑口贴的春联，那字句、那笔画，足以令我这个所谓的博士生汗颜。 放羊的杨老汉喜欢讲古。他饶有兴致地告诉我：“这一带向来是兵家重地，小范老子（范仲淹）打西夏，杜松将军打漠南蒙古，不知死了多少人。1934年，老谢（陕北红军将领谢子长）的部队也在无定河边打过几场大仗呢。” “无定河？”我脱口而出，“是那‘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里的无定河吗？” “是啊。沿着河往上游走，便是那赫连勃勃大王建的统万城，也叫赫连台。”他低头叹息，“如今只剩下一截城墙，几眼窑洞，没啥看头。” “无定河边暮角声，赫连台畔旅人情。”好久不背诗了，没想到它们还在，像多年不见的老情人，一颦一笑还是那么令人销魂。 支教结束后，我背上行囊，一路西行，去追逐那些唐诗中的地名。搭货车，坐摩托，蹭拖拉机，跟着转场的牧人骑马，夜晚找个加油站搭帐篷。大漠孤烟，废墟落日，我行走在日复一日的苍凉里。那些埋在心底的诗句，被一个个古老辉煌的名字唤醒：凉州、阳关、玉门关、居延、轮台、楼兰、交河、走马川、丁零塞…… 独自面对大块的空间和时间，除了笔墨，无以排遣心情。我买来一个小学生的作业本，默写诗词，记录感想。写满了，再买第二本，最后竟写了7本满满的行路笔记。 25天后，我站在通往吉尔吉斯斯坦的吐尔尕特口岸，风尘仆仆，形同乞丐。向西，是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的莽莽群峰；向北，是李白的故乡碎叶城；往南，是阿里无人区。我该回去了，“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长风几万里，吹疼我的脸颊。这是我真正的成人礼，是我迟到的少年游。 想起支教时，有个小男孩对我说，将来他要当作家，要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书上。他蓬头垢面，穿着一双好笑的红色塑料拖鞋，那是他姐姐穿剩下的。我至今还记得那认真、倔强的表情，他多像曾经的我。 原来一切我都从未忘记。 回来后，我去看望高中语文老师。我告诉她，失去的东西我会亲手拿回来。 我重新拿起了笔，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在独自醒来的清晨，一个字一个字地找回自己。这些年，我一直默默无闻地写着，直到201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开始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有人夸我小有成就，有人批评我不务正业。这些评价都与我无关，写作已成为我的习惯，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不再是那个捧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少年，不再在乎别人的目光。就像跑步，只专注于自己的步伐，不管路边有没有人为自己鼓掌。 年少时的记忆，像相机的底片，只感光，不留影。随着光阴流逝、岁月沉淀，一张一张洗出来。 我知道，我的第一张底片是这样的： “背π还是背诗？” “诗。”
刚记事的时候，爹决定让我背点东西，锻炼记忆力。 他问我：“背π还是背诗？” 我压根儿不知道什么是π，什么是诗。歪着头假装想了想，说：“诗。”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爹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这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我摇头晃脑地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背“春眠不觉晓”，背“蟑螂吃水清兮”，后来才知道那是“沧浪之水清兮”。如今的我常常想不起前一天刚看过的论文，《木兰辞》倒是张口就来。大概是大脑的内存被占用得太多，又舍不得清理。 爹是中学语文老师，有一房间的书。我常溜进爹的书房乱翻。这一排是文艺理论，那一排是古典诗词，有一个柜子里都是些外国名著，从尼采、昆德拉到杜拉斯、阿赫玛托娃。我最喜欢书桌边上那一箱古典章回体小说，《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说岳全传》《水浒传》……一本接一本读下去。“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那段，我独忘不了林教头“却把葫芦冷酒提来慢慢吃，就将怀中牛肉下酒”。有一回家里吃白切牛肉，我偷偷藏了一块，半夜在被窝里偷偷地啃，一边遥想林教头的风姿，不觉昏昏睡去。第二天一早我爹人赃俱获，我则收获一顿暴打。还有一次，我找出一本贾平凹的小说《废都》，翻了几页就被吓了一大跳。 我心想，不好了，爹居然看这么流氓的书，要不要去告诉娘？ 上四年级时跟爹娘去北京玩，我吵着闹着非得带上一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老师说了，这是名著。我在候车室里看书，在火车上看书，跟天安门合影时还在看书，恨不得对周围的每个人嚷嚷：“快看哪，这儿有一个‘红领巾’在读名著！”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装”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最后我放弃了，因为我实在读不下去。许多年后当我读到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时，才明白，她不是江郎才尽，而是另有苦衷。 初中部的图书馆只对教师开放，我以爹的名义去借书，然后在上课时偷偷看。教数学的老孙头气急败坏地找到我爹：“看看你儿子，一节课被我没收了三本书。”爹安慰了老孙头一番，回家把书扔给我，说：“臭小子，品位还不错。”那次我借的书有狄更斯的《双城记》、雨果的《九三年》。隔了几天，爹铁青着脸回家，二话不说，解下皮带就抽我。我一边哭一边想，不该去借那本《金瓶梅》啊！ 上初二那年，我喜欢隔壁班的花花。花花的作文写得好，每回她的文章都被贴在橱窗里当范文。出于一种小孩子好笑的“相爱相杀”的心态，我发誓写作文要超过花花，让她注意到我的存在。于是我刻苦钻研《初中生作文选》，没用；钻研《高中生作文选》，没用；接着是《少年文艺》《故事会》《萌芽》……还是没用。绝望之际，我找到了一本《文化苦旅》。如同被打通了任督二脉，我的作文脱胎换骨――平均每千字要惆怅四次，掩卷沉思三次，潸然泪下两次，问苍茫大地一次。老师们都惊叹了，这个傻头傻脑的男生，原来有一副忧国忧民的心肠。 毕业前，最后一次，我的作文被贴在橱窗里。那是一篇藏头文，每段第一个字连起来是“杨花花我喜欢你”。班上最笨的小孩都读懂了，可是花花不懂。 高一暑假，正逢法国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西班牙队以6∶1大胜保加利亚队，最后仍惨遭淘汰。赛后我百感交集，写下了一篇观后感，大概叫《伊比利亚的黄昏》。我用尽一个16岁少年所能想到的所有华丽的辞藻，写满了深情押韵的句子。我非常得意，然后打算寄给《新民晚报》。这是我第一次投稿。我不确定应该投给体育版还是副刊，想了半天，最后决定：两边都投。在从邮局回家的路上我特别兴奋，觉得自己大概要出名了。忽然又感到苦恼：要是两个版面都抢着要这篇文章怎么办？得罪哪一边好像都不太好。 从那天起，每天下午3点一过，我就坐立不安、心神不宁。好不容易盼到了邮递员的身影，我一把抢过报纸，先翻到体育版，再翻到副刊，心情便黯淡下来。直到世界杯结束，法国队获得了冠军，我还是没能在报纸上找到自己的名字。我忘不了那种苦苦等待却无望的感觉，极像暗恋的滋味。 上高三时我迷上了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没日没夜地看。现在想起来，我爹敢把《情人》《洛丽塔》《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放在书架上任我取阅，唯独把一箱武侠小说加了锁，真是知子莫若父。书是同班一个绰号为“Strong”的男生借给我的。我们一下课就比画“龙象般若功”“黯然销魂掌”，自比“北萧峰”“南慕容”。我俩约定高考后去少林寺挂单学拳，但后来Strong考砸了，我就没好意思提这事。多年后偶遇Strong，他抱着10个月大的女儿，戾气褪尽，无限温柔。 要填志愿了。语文老师劝我报复旦大学中文系，班主任物理老太怂恿我考上海交通大学读物理专业。我喜欢文学，但物理成绩好像也不错。那天物理老太把我叫出教室，告诉我考复旦的推荐分是5分，而上海交大有10分。我失眠了，辗转了一整夜，最终决定接受上海交大的“招安”。几天后志愿表交上去，语文老师痛心疾首，一声叹息。我不由得悲哀地想，是不是哪怕上海交大的推荐分只高半分，我也会义无反顾地跳进这座“山神庙”？理想、兴趣，说穿了就是这么不值钱。我魂不守舍，无心复习，语文老师的叹息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知道我的文学梦算完了，科学梦却要从头做起。 纪伯伦说：“我的心曾悲伤七次――忘了是第几次，在困难和容易之间，它选择了容易。” 高考后，我封存了一箱闲书，打算老老实实当一个“理科男”，做理科生该做的事。我做题，抄实验报告，熬夜看欧洲冠军联赛，在教室的后排昏睡，去校门外的黑暗料理店撸串，在喧嚣的小网吧亢奋地打CS，肆意挥霍着大把大把的时光。偶尔去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从《旅行者》翻到《舰船知识》，从《电影世界》翻到《人体摄影》，《足球世界》下面压着一本《婚姻与健康》，我不会告诉你我是奔着《夫妻夜话》栏目去的。很久没写出像样的文章，每周一篇的随笔戛然而止，厚厚的一册摘抄本也成了没用的玩意儿。我笑自己：“你没那么才华横溢，也没那么多愁善感。再不需要书写什么，也再不需要抒发什么。” 2007年夏天，我在陕北支教。没课的时候，我爬上高高的塬顶。天地苍茫，大风从鄂尔多斯高原浩荡南下，带着沙粒的质感。云朵在大地上投下影子，掠过千沟万壑，像一尾尾鱼。人们在大地的褶皱里挖了几眼窑洞，拉扯出几块旱田，便在这穷山恶水中生存了几千年。此地贫瘠，然而向学之风炽热。单看窑口贴的春联，那字句、那笔画，足以令我这个所谓的博士生汗颜。 放羊的杨老汉喜欢讲古。他饶有兴致地告诉我：“这一带向来是兵家重地，小范老子（范仲淹）打西夏，杜松将军打漠南蒙古，不知死了多少人。1934年，老谢（陕北红军将领谢子长）的部队也在无定河边打过几场大仗呢。” “无定河？”我脱口而出，“是那‘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里的无定河吗？” “是啊。沿着河往上游走，便是那赫连勃勃大王建的统万城，也叫赫连台。”他低头叹息，“如今只剩下一截城墙，几眼窑洞，没啥看头。” “无定河边暮角声，赫连台畔旅人情。”好久不背诗了，没想到它们还在，像多年不见的老情人，一颦一笑还是那么令人销魂。 支教结束后，我背上行囊，一路西行，去追逐那些唐诗中的地名。搭货车，坐摩托，蹭拖拉机，跟着转场的牧人骑马，夜晚找个加油站搭帐篷。大漠孤烟，废墟落日，我行走在日复一日的苍凉里。那些埋在心底的诗句，被一个个古老辉煌的名字唤醒：凉州、阳关、玉门关、居延、轮台、楼兰、交河、走马川、丁零塞…… 独自面对大块的空间和时间，除了笔墨，无以排遣心情。我买来一个小学生的作业本，默写诗词，记录感想。写满了，再买第二本，最后竟写了7本满满的行路笔记。 25天后，我站在通往吉尔吉斯斯坦的吐尔尕特口岸，风尘仆仆，形同乞丐。向西，是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的莽莽群峰；向北，是李白的故乡碎叶城；往南，是阿里无人区。我该回去了，“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长风几万里，吹疼我的脸颊。这是我真正的成人礼，是我迟到的少年游。 想起支教时，有个小男孩对我说，将来他要当作家，要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书上。他蓬头垢面，穿着一双好笑的红色塑料拖鞋，那是他姐姐穿剩下的。我至今还记得那认真、倔强的表情，他多像曾经的我。 原来一切我都从未忘记。 回来后，我去看望高中语文老师。我告诉她，失去的东西我会亲手拿回来。 我重新拿起了笔，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在独自醒来的清晨，一个字一个字地找回自己。这些年，我一直默默无闻地写着，直到201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开始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有人夸我小有成就，有人批评我不务正业。这些评价都与我无关，写作已成为我的习惯，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不再是那个捧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少年，不再在乎别人的目光。就像跑步，只专注于自己的步伐，不管路边有没有人为自己鼓掌。 年少时的记忆，像相机的底片，只感光，不留影。随着光阴流逝、岁月沉淀，一张一张洗出来。 我知道，我的第一张底片是这样的： “背π还是背诗？” “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