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诗经_豳风_七月_考论_崔文恒

2011年2月第24卷　第1期

阴山学刊

YINSHANACADEMICJOURNALFeb.2011

Vo1.24　No.1

《诗经·豳风·七月》考论

崔文恒

(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内蒙古包头01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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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考辨《诗经·豳风·七月》中的“殆及公子同归”,非郭老所言的害怕被公子带回去遭受侮辱,而是害怕被集中起来作为公子的陪嫁媵妾。辨析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非郭老所言中国的封建社会产生于“春秋战国之交”,而是范文澜先生所主张的“西周初年”。诗歌的内容为从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要素,述写了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水平;运用对比的手法揭示了农奴遭受沉重剥削的历史事实。是典型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叙事诗。

关键词:《诗经·豳风·七月》;公子;同;归;历史分期;诗歌内容

中图分类号:I207.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11)01-0035-07

　　《诗经·豳风·七月》作为现代教育的传统篇目,已经有一个世纪了;但是,对于篇中某些词语的诠释和某些内容的分析、甚至对主题思想的确定,均有

未当之处。因此,要想透过诗篇认识创作的时代特征、了解文学史上诸如分期划段等问题,便显得相当困难。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墨守汉宋旧说,有的是沿袭名家新论,未能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判断;究其根本,大抵出在思想方法和学养程度上。一方面,不能全面、正确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就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发展地看待某些历史现象和文学史上的某些文学现象,从而作出科学的结论;另一方面,不能正确地对待传统的文化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给出准确的诠释与评判。本文即从这两个方面阐述己见,以就教于方家,且正视听。

一、“殆及公子同归”考辨

[1](P382)

商榷;应该进行一番认真的、科学的考辨,作出一个准确的诠释。

首先是“公子”,诗中凡三见:“殆及公子同归”、

“为公子裳”、“为公子裘”。后两句若依郭老的意见,便是女奴们为公爷的儿子们制作鲜红的绸裤和狐狸皮大衣,成为后世所言的“纨绔子弟”,且是“裘马轻狂”地围猎、郊游,于是产生了“殆及公子同归”的恐惧。这样说似乎也能顺理成章地解释通,但是却不符合先秦时代的历史事实和词语的含义。在先秦的典籍中,把“公子”限定为男性始于《左传》;而《左传》成书却在战国前期,不能以此断定战国以前的“公子”都是男性。从春秋上溯到商周之交,凡贵族子女皆可称为“公子”;而《豳风》中的诗篇,创作时间都很早,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商周之交,最晚的也不会进入春秋。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诗经·豳风·七月》里的“公子”,就不能武断地定为男性;也应该包括女性,即公爷的女儿们。(案:“公子”一词,自战国以来专指男性,后世对女性便经常尊称为“女公子”,此亦可见一斑。)

目前流行的各类教材里,大多采用郭沫若先生的说法,意谓采桑的女子们害怕被公子带回去而遭受凌辱。其实,就这一诗句而言,就有三处词语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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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07-18作者简介:崔文恒(1940-),男,内蒙古包头人,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论文有《要正视元明清文学的变革》等。

　　其次是“同”,诗中凡四见:“同我妇子”、“殆及公子同归”、“二之日其同”、“我稼既同”。这四句的“同”,都是动词“聚集”之义。郑玄笺曰:“同,犹聚也。”《汉语大词典》说“同我妇子”的“同”为介词,即“引进共同行动者”之义。这种解释是针对“饁彼南亩”而言的,在完整的句子里自然扮演介词的角色,含义依然是“聚集”。“同”具有副词“一起”的含义,那是在千年以后的事情了,怎么可以取代动词(含介词)的“聚集”之义呢?《辞海》释“同”,含义有六:一曰“一样”、二曰“一起”、三曰“和”、四曰“聚”、五曰“酒器”、六曰“百里之称”。这个诠释顺序是由今及古,由广及狭,而第四种解释是古而不狭,它同前三义比较是古义,但同后两义比较却不是狭窄的专有名词,而是具有较广含义的动词(含介词)。因此,“殆及公子同归”的“同”,就应该是动词“聚集”之义。

第三是“归”,诗中仅一见。在《诗经》、《周易》等先秦典籍中,有“于归”“归妹”等词组,其中的“归”是动词,意谓“出嫁”。那个时代是讲求“男有家,女有室”的,当然是指贵族而不及平民。“嫡子承家”是指嫡长子有继承家族财产的权利,这固然是“男有(大)家”;嫡次子虽不能直接继承家族财产,但所获养赡之资也是相当丰厚的,也可谓之“男有(次)家”;庶出子弟没有继承权,但也要娶妻是谓成家,而后自谋生计以立业,也算是“男有(小)家”吧。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即使是贵族的女子也是依附于男子的;所以,生女虽从家族姓氏却只能算作是外人,所谓“女有室”也只能是“室”在夫家了。既然“室在夫家”,那么夫家便是女子的归宿,因此,女子出嫁到夫家就叫作“于归”,用现代话说就是“回到夫家”。当时的贵族女子“于归”后是不能随便返回娘家的,在不得不返回娘家的特殊情况下,必须有娘家人来接或夫家人送才行;后世把回娘家称作“归宁”,是在回娘家的限制逐渐放宽的情形下出现的说法,“归”才有了现代“回娘家”的含义。所以,先秦的“归”不能同现代语义的“回”划等号,“殆及公子同归”里的“归”,自然也就不是被公子带回去的意思了。

综上所述,“殆及公子同归”应该诠释为采桑的少女们“害怕被聚集起来陪同公子出嫁”,这是三代而下,贵族联姻时普遍存在“媵妾制度”的反映。例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2](P334)

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怀嬴虽是庶出非伯姬所生,但论名分却也是重耳的外甥女;重耳娶怀嬴便是舅父

娶外甥女,于礼不合。怀嬴先嫁晋怀公圉,故称怀嬴;圉的父亲是晋惠公夷吾,夷吾与重耳又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圉便是重耳的侄儿。怀嬴再嫁给重耳,就是叔公娶了侄儿媳妇,更是于礼不合。秦穆公一方面是痛恨晋惠公父子的背信弃义,更痛恨晋怀公圉的抛弃爱女怀嬴,另一方面急于同重耳结成坚实的政治联盟,巩固并发展秦晋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以打通向中原发展的道路;便采取了“怀嬴与焉”这样一种具有变通性质的联姻方式。事实上,重耳也是在经历过一番极其复杂的思想斗争之后,才接受了这门婚姻的。重耳娶怀嬴为夫人后,回国做了晋国的君主,史称晋文公,怀嬴在后世的历史著作里也就改称为文嬴;因此,在重耳死后的那次崤山之战中,文嬴才有权并敢于放走被俘的秦国三帅:百里孟明视、蹇白乙丙、西乞术。所以,秦穆公名为“纳女五人”,实质上是以四女作为怀嬴的陪嫁媵妾,重新把爱女怀嬴再嫁给重耳。

晋献公把嫡长女伯姬嫁给秦穆公任好,陪嫁的媵妾多到除女性之外还有一批媵男(男奴隶),著名的百里奚就在其中,可见“媵妾制度”自三代以降是何等地盛行。《豳风·七月》比“秦伯纳女五人”大约早了500多年,既然诗中述及的“公子”是可男可女的,自然不能断言他们就像后代的汉羽林郎和宋元衙内一样,调戏酒家胡女,抢夺有夫之妇,致使采桑少女害怕。更为可怕的事情,则是她们一但被聚集起来(同),做了公子的陪嫁媵妾(归),那就完全失去了她们作为农奴身份而仅有的那一点儿自由。因为“公子”出嫁,除却公族姊妹陪嫁以外,一定要跟随数量不等的奴隶———媵妾;而这些采桑的少女们一但沦为媵妾,便是“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不惟失掉人身自由,更可怕的是完全失掉了对美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人生没有了希望,一切皆如死灰,这还不是非常可“殆”的事情吗!

二、简论历史分期

自从郭沫若先生提出,又经毛泽东主席首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便定在春秋战国之交,各类历史教科书便也一律固定在这一说法上。其实这一说法从思想方法上说并不科学,

从导引出这一结论的逻辑上说也并不严密。作为社会形态的演变,它怎么可能在一个相当短暂的瞬间完成呢?譬如,原始社会的历程最漫长,它要进入奴

实际就是秦穆公把自己的女儿怀嬴

再嫁给重耳的一次贵族联姻。重耳同秦穆公夫人伯

隶社会必先从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在中国则从女娲、伏羲的时代开始,历经三皇五帝才进入具有奴隶社会性质与特征的夏代。这个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的时期经历了上千年,是原始社会解体时期,也可以称作“后原始社会”或“前奴隶社会”时期。所以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换,理所当然地不可能在春秋战国之交完成,它应该有一个奴隶社会解体、农奴制确立并上升为社会主体的漫长过程,然后才能进入封建社会。中国的近代史同样证明了这一历史规律,即社会形态的演变及转换绝不可能发生在一瞬间。1840年的鸦片战争,只是中国开始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标志,这个过程经历了109年;而中国的封建社会解体早在明朝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就开始了,所谓“康乾盛世”的152年,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寿终正寝的回光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如今,60年过去了,中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此看来,中国的封建社会解体从量变到质变大约经过晚明、清、民国的400多年,才艰难地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般地说,由于生产力的强弱与其发展速度的快慢,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进程。从古到今,社会发展的大体态势应该是:周期由长变短,速度由慢变快;所以,一个春秋战国之交,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完成奴隶社会嬗变成封建社会之历史进程的。

基于以上的推理分析,我赞同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即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从西周初年开始的。而且,我推断西周初到春秋末的600多年,是中国的奴隶社会解体并开始向封建社会嬗变的一个过渡时期———也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农奴制社会。周公分封诸侯仅是封建社会国体政体的雏形,周公制礼作乐是继承并发展了奴隶社会文化的重要标志。社会成员以贵族和农奴为主体,自由民处于次要地位,而奴隶所占的人口比重呈下降趋势。居于社会主体地位的农奴不同于奴隶,他们不再是“会说话的工具”,而是拥有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享有一定人身自由的劳动者;但又是隶属于贵族并被束缚在贵族土地上的劳动者,因而他们又不同于自由民。在某一个历史年代里被炒作得甚嚣尘上的“井田制”,正是这个过渡时期的产物。它既不属于奴隶社会也不属于封建社会,既是奴隶社会解体时期的生产制度,又是封建社会初级阶段的生产制度,它就是这个过渡时期的“农奴制”社会的重要标志。农奴的历史命运,将会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分化为自耕农与佃农,也有少数会沦为奴隶;而原来

的奴隶则会一分为三,自耕农、佃农、奴隶。汉、唐时代的“部曲”实际上就是由佃农与奴隶组成的,其中

也有自耕农沦为佃农甚至奴隶的,同称部曲而身份不同。有人把封建社会的形成期推后到西汉初、甚至推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形形色色的说法,同样是思想方法不科学、论证逻辑不严密的结果。

《诗经·豳风·七月》里的劳动者———农奴,虽然遭受着极其深重的压迫与剥削,却又能够“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参与如此大型的祭祀活动,奴隶在行为上无此资格和机会。他们还敢于自称“农夫”,称其妻子儿女为“妇子”,敢于对不合理的现实抱怨、控诉:“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奴隶在言语上无此资格和机会。他们比起奴隶来,能够享受到一些生产与生活中的欢笑、喜悦,他们世代相传而对各种美好事物乃至爱情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憧憬与追求。采桑叶的少女们,不愿意跟随“公子”出嫁———于归,就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她们既然不是奴隶了,自然就不愿意再沦为奴隶。她们从长辈那里知道曾为奴隶的祖先没有自由的痛苦,因此特别珍视眼前拥有的自由,并且向往着自由民那样的更多自由,怎能容忍沦为媵妾———奴隶的噩梦———再次出现呢!比《豳风·七月》晚了500年的《魏风·硕鼠》,描写了反抗沉重剥削的农奴们“逝将去汝”以“适彼乐土”,这种逃亡式的反抗已经不只是幻想,而是有着朦胧目标的行动与追求;因为在他们身上已经淡化了奴隶的印记,社会已经发展到可以“逝将去汝”的程度,“适彼乐土”成为可以期待的奋斗目标。虽然不无理想化的色彩,但是自由民所拥有的自由,正是他们不断反抗斗争的追求目标。

三、社会生活的鲜明对比

《豳风·七月》是《诗经》里篇幅较长的一首诗,

述写劳动者———农奴生产劳动和生活,是“劳者歌其事”的重要诗篇。这首诗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以夏历为主体、周历为标志而序时:从三之日(正月)开始,经过四之日(二月)、三月至十月、一之日(十一月),到二之日(腊月),一年十二个月的辛勤劳动与艰苦生活才算告一段落。夏历建寅,正月初一是元旦;殷历建丑,腊月初一是元旦;周历建子,十一月初一是元旦,故称十一月为一之日。周历的“一之日……四之日”就是夏历的“十一月……来年二月”,序时以夏历为主体是延续人们的长期习惯,

特标出周历的称谓则是突出周人之作;因此可以断定,诗篇的创作年代应该是在周王朝建立的前后,而不应该在周公辅政的时期。

《豳风·七月》是一首篇幅较长的叙事诗,它所述写的生产劳动与日常生活皆集中于“衣食住行”;而且是用对比的写作方法,写出剥削者与劳动者在物质生活上的巨大差异,从而揭示出诗歌的主题思想:通过对生产劳动与日常生活的述写,展示了我国3000年前的农业文明,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揭露了沉重的阶级剥削是当时社会的本质问题。

全诗分为八章,第一、二、三、四章写“衣”,第四、六、七、八章写“食”,第五、七两章写“住”,仅在第一章里带出一点儿“行”来,说明“生存问题”在劳动者心中的重要程度。陶渊明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篇幅仅为八章的《七月》,竟用了七章来写衣食,可见衣食是生存的首要物质条件;居住环境虽然重要却次于衣食,而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者不会远出,行走便成为更次要的问题了。诗中的前三章以“七月流火”起兴,首二字“七月”遂成篇名。

第一、二两章的第二句皆为“九月授衣”,点出前四章的重点是要集中写“衣”。郭沫若先生把“九月授衣”说成是奴隶主把制作衣裳的任务交给奴隶,这不仅是他那时历史分期的观点所致,更是“突出政治”的一颗恶果;其实“授”就是“授时”,“九月授衣”的语义就是夏历九月是该做衣裳的时候了,因为北方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呀!围绕“衣服”的生产劳动有采桑养蚕“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采蘩祁祁”、“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有丝麻纺织“八月载绩”,有绸布漂染“载玄载黄,我朱孔阳”,有狩猎以获取毛皮“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以丝麻毛皮为材料制作衣服,却只是“为公子裳”“为公子裘”;而劳动者辛勤劳苦一年则是“无衣无褐”,这是差异多么巨大的对比描写呀!

“民以食为天”,篇中第四、六、七、八章就是重点写食物的。“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写的是四季供鲜的尝新制度;无论是种植的还是野生的瓜果蔬菜,头茬收获与采集的新鲜食物,都要首先贡献给贵族、长官,然后劳动人民才能食其余。从“其始播百谷”到“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写粮食种植与收获的劳动;商周之交的农业文明,竟使“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十月获稻”的“百谷”“禾稼”,达到如此高的程度。不仅如此,劳动者还从事“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劳作,制造出佳酿美酒;从事“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的劳务,对于“献豜

于公”“朋酒斯飨,曰杀羔羊”“献羔祭酒”等食品予以保鲜。贵族、长官等剥削阶级不仅食得饱,而且食得好,所以看到农夫勤劳就会“田畯至喜”;而劳动者一年到头的辛勤劳作,却只能“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过着半饥不饱的苦日子。由此看来,《豳风·七月》的叙事,不仅是“劳者歌其事”,也是“饥者歌其食”;所以,它是《诗经》早期作品里最能反映社会问题的诗篇。

商周时代的建筑水平已经是相当发达了,劳动者“上入执宫功……亟其乘屋”是为贵族、长官们修造居室。他们“昼尔于茅,

宵尔索”,为“公”修缮高大恢宏而又冬暖夏凉的宫室殿堂;但是,辛苦一年的“农夫”,却只能“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如此鲜明的对比描写,不仅揭示了贫富差距的悬殊,更为深刻的是揭露了阶级压迫与剥削的本质。商周时代的贵族长官如何走路,诗中没有具体描写;参照《诗经》的其它篇目与《尚书》《周易》等古籍,可以想见他们是以舟车代步的。劳动者既然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只能在劳动场所与住地之间行动;最为直接的是“四之日举趾”,抬起脚丫子到田野里劳动。至于“遵彼微行”“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上入执宫功”,那都是需要走路的;但只能是步行,同“公”的舟车代步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这些内容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四季供鲜的尝新制度和“献豜于公”等,是奴隶社会遗留下来的“贡赋”剥削的痕迹;但是已经有了“言私其豵”的崭新内容,而且供鲜之后的剩余及续生果蔬均可以作为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载攒武功”和“上入执宫功”,是奴隶社会遗留下来的“徭役”剥削的痕迹;但是已经注意到“不违农时(即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它们都是在“我稼既同”的十月以后与“二之日其同”的腊月里进行的,这正处在中原农业生产活动较少的冬天。能够特别注意“不违农时”,这是封建社会初级阶段不同于奴隶社会的典型特征,它体现了一种新的统治理念。至于衣食住方面的实物剥削,虽然也有着奴隶社会的影响和印记;但是,它实际上已经在向着“实物地租”的租税制进化。比起奴隶社会里的掠夺性剥削来,诗中的劳动者已经有了一定的支配权,可以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诸方面拓展他们的生存空间,这是奴隶们做梦也难以想象的事情。

四、论生产方式与生产水平

关于这一问题,历来为众多学者所重视。他们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诸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已经卓有成效,毋庸赘述。为了说明道理,本文就诗篇中述写的生产方式与生产水平,罗列以下概貌,以正视听。

第一,商周之交的生产方式有采集、种植、渔猎、养殖、手工、建筑、服务等许多门类。“播百谷”等诗句,详述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粮食种植、果蔬与经济作物的栽培;“言私其豵”“曰杀羔羊”与采桑养蚕,这是动物养殖的真实写照。种植和养殖这两类最基本的农业生产方式,正在向着更广阔的前景发展演进。而“爰求柔桑”“采蘩祁祁”“八月载绩”“食郁及薁”“采荼薪樗”“昼尔于茅”“凿冰冲冲”等采集方式,那是从遥远的原始社会产生并发展而来,已经达到非常广泛而且选择十分精细的程度,同其它生产方式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载攒武功”“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等狩猎捕捞的生产方式,也是源自原始社会;发展到商周之交,已经广泛地同养殖、手工等生产方式密切结合,并且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些结合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促进了那个时代科技含量的迅猛增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手工生产方式,它紧密结合了各种生产方式,扩大了生产范围,提高了技术品级,它的普及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诗中有“于耜”“斧斨”等的描述,包括了冶金、锻造、安装多种手工技术;诗中还有“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的纺织、印染等手工技术;有“八月萑苇”“女执有“为公子裳”懿筐”“

昼尔索”等手工编织技术;“为公子裘”等裁剪、缝纫的手工技术;有“称彼兕觥”等雕琢镂刻的手工技术;有“为此春酒”的手工酿造技术;有“凿冰冲冲”等手工冷藏技术……这些门类齐全、技术含量高超的手工生产方式,为其它各种生产方式提供了有效的服务;特别是为农田、水利、交通、建筑等大型工程项目,提供了全面而精细的服务和有力的保障,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第二,能够显示那个时代生产技术水平的首推冶金、锻造。上述“耜”“斧斨”所用的金属,断非昂贵的青铜与黄铜(古称黄金),而应是恶金———铁。郭沫若先生说铁的普遍使用是在春秋战国之交,这一说法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近年来考古界有不少铁器出土,虽然锈蚀严重不能直接辨认它们的产生年代;但是,用碳十四测定的年代也越来越

显示出商周之际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冶铁生产了。铁用于耒耜、斧斨,足以使人想见铁的冶炼、锻造情

形;虽然目前还不能判定使用铁的规模有多大,却也可以粗略地推测到铁器使用的普遍程度。这里要特别提醒的是,把铁的普遍使用从郭老说的春秋战国之交提前600年,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揣测断想的历史跨度,我们还是相信考古的实证吧。郭老还把铁的普遍使用定为封建社会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且不说这个说法的科学性有多少,就用此说与碳十四的测定来衡量历史分期,商周之交也应该是封建社会初级阶段的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铁器出土,足以证明此时的生产水平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奴隶社会已经不能适应这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形态的变革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殷商后期的奴隶社会处在解体之中,因此才导致了“周革殷命”的战争爆发;商周之际的奴隶社会解体和封建社会雏形出现,形成了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到春秋时代结束的封建社会初级阶段———农奴制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伴随着冶金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它手工生产技术也飞快地发展起来。例如“兕觥”这种角雕技术,它是同石雕、玉雕、牙雕共同发展起来的手工艺术,它们在陶瓷生产与装饰工艺的基础上诞生,和青铜器制造同步发展而形成的一个工艺门类。各种手工技术在不同工艺门类里互相借鉴、交流、采用,极大地发展了此时的技术水平;而技术水平的普遍升华并演进,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西周到春秋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冶金、锻造、制作、安装、纺织、印染、剪裁、缝纫、编织、雕刻、酿造、冷藏等工艺门类越来越齐全,工艺技术水平越来越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作为闻名于世的农业古国、大国,由于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与空前的发达,农田、水利、交通的建设也得到空前的发展。粮食生产的规模与品种的齐全几乎同今天的情形完全接近,蔬果的丰盛、畜禽的繁多,竟至推动了酿造技术的推广与普及和冷藏技术的发展与完善。以农业立国的中国古代社会,奴隶社会的生产水平肯定超过了原始社会,它的生产关系远比原始社会先进,因而才取代了原始社会;但是它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历史的进程,历史在商周之际选择了新的生产关系,那就是奴隶制生产关系向农奴制生产关系的变革。所以,奴隶社会解体,农奴制生产关系确立,是生产力的又一次巨大解放;奴隶们创造的文明,由于生产力的解放而获得发展与提高,社会也因此而有了空前的进步。在封建社会初级阶段———

农奴制的经济基础上,酝酿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发展与大进步,从而展示出中华文明的悠久和灿烂辉煌。

五、《诗经·豳风·七月》主题的辨析基于上述的考论,《诗经·豳风·七月》的主题就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奴隶们终年忙碌却所得极少,不得温饱。女奴甚至还得时刻担心被侮辱。”而是要比这种概括新颖得多、丰富得多、深刻得多。

首先,许多论著都不约而同地指出,这篇诗歌是我国农业生产情况现存的最古老的文字记录。诗中那细致的描述,生动地反映了3000年前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也形象地证明商周之际的生产能力达到了空前高的水平。这里揭示给读者的,不仅是具有史学意义的认识商周历史的价值;而且,更能使读者在这一认识价值的基础上深入领悟诗歌主题的第一层含义———那时的劳动人民凭靠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

其次,用对比方法述写劳动人民遭受沉重剥削的状况,并且透过这一状况揭示出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事实。诗中受剥削的劳动者,早已不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而是从奴隶到自耕农的过渡型劳动者———农奴;他们已经不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奴隶,而是比奴隶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和自由度的劳动者。而且,作为文学手段———对比方法的运用,就是作者(农奴)比奴隶拥有一定自由的重要标志;他们所受的剥削固然比自由民要沉重得多,但在衣食住行诸方面却比奴隶多了一些支配权;同时,在精神生活中也比奴隶拥有可以追求的空间和丰富多彩的内容。所以,反映劳动者遭受沉重剥削是诗歌主题的第二层含义;而揭示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劳动者的身份地位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就成为诗歌主题的第三层含义。

第三,诗歌主题的第四层含义,应该就是传统的认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诗中的劳动者从三之日(正月)到二之日(腊月),无休无止地从事着门类繁多的生产与服务劳动,可谓无时不劳、无事不作;但是,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心无宁静,繁重的劳动与毫无保障的生活,自然会“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了。古人对这篇诗歌的理解以及对主题的认识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应该在继承古人成果的基础上,对它进行更为深刻、更加完善的研究,务使今天的理解与认识达到科学的高度,从而[3](P23)

提炼出完整准确的主题思想来。

综上所述,我们对《诗经·豳风·七月》的主

题,有了一个比较系统、比较全面、比较深刻的理解与认识。所分析的四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之间的有机关系是不能割裂的;无论对哪一层稍有偏废或者淡化,对诗篇主题的理解认识和提炼概括,都会失去科学性。

由于生产力的制约,社会发展的程度总是由低级到高级,其发展速度也是由缓慢到快速变化着。从社会发展史的逻辑来理解,我国的古代社会的发展也应该是十分缓慢的;人们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所获得的知识也应该是相当有限的。上古的先民把这些极其有限的知识积累起来,提炼成具有规律性的理论指导此后的实践,并且在实践中反复检验这些理论,这是要经过漫长的历史阶段的。诗中的劳动者,由于他们的祖先曾是世世代代忍受屈辱的奴隶,也看到了同时代的奴隶那种毫无人身自由的处境和命运;因此,历史的记忆和现实的感悟促使他们,从珍视现状演变成厌恶现状,并且力争改变现状以达到自由民生存状态的高度。这就是商周之际生产关系发生的重大变革,导致农奴们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他们不仅憎恶过去的奴隶社会与现存的奴隶制度,并且对身处的封建社会初级阶段———农奴制社会也越来越不满意了,新的社会变革就从他们的不满与斗争中发生了。这种社会的变革,一次又一次地解放了生产力,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是,历史从奴隶社会走进封建社会,并不是奴隶社会的一切也都随之而消失了;而是保留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有的经过加工改造,有的则在其基础上加以发展甚或有了新的创造。这就是传统文化的延续,不仅继承发展了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方法,同时也继承并发展了诸如宗教、礼仪、法制、艺术等上层建筑的文化内容。以奴隶制度为例,奴隶社会在殷商末年崩溃之后,奴隶制度并没有随着奴隶社会崩溃而灭亡;而是在不断的萎缩过程中垂死挣扎,苟延残喘到20世纪中期,才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彻底灭亡而灭亡。原因就是封建社会在本质上是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它是从奴隶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因而继承了奴隶社会的许多基因,奴隶制度便在封建社会里有了生存的基础和条件。

基于如此的认识,把商周之交到春秋末年看做奴隶社会并不科学,从而把《诗经》等文化产物定位于奴隶社会也并不符合逻辑。正是这种教条主义的

错误结论阻碍了人们的认识,对于诗歌中反映出来的生产关系大变革视而不见,自然就阻碍了对《诗经·豳风·七月》全面正确的理解,因而对诗篇主题的理解认识和提炼概括就产生了片面性、狭隘性和庸俗性,丧失了应该刻意追求的科学性、真理性。作为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工作者,我们今后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要全面克服教条主义思想的恶劣影响,澄清古代文学领域里的一切流毒,努力做到科学地认识并阐述古代文学中的各种现象。

〔参考文献〕

[1]袁梅.诗经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0.[2]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3]徐中玉,金启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C].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王　宇〕

AnInvestigationintoTheBookofSongs·Binfeng·Qiyue

CUIWen-heng

(SchoolofLiterature,BaotouTeachersCollege;Baotou014030)

Abstract:Themeaningofthequotation“Girlsarebeingterrifiedofgoingbackwiththechildrenoffeudalprincesorhighofficials”fromtheTheBookofSongs·Binfeng·QiyueisquitedifferentfromMr.GuoMoruo'sexplanation,whichisthatgirlsareafraidbecausetheyareworriedthattheywouldbeinsulted.Butafterdeepex-plorations,theauthorbelieveswhatgirlsareactuallyworriedisthattheymightaccompanydaughtersoffeudal

princesorhighofficialswhoaregettingmarriedasdowries.Mr.Guo'sideaprovestobewrongthatChina'sfeudalsocietyappeared“inthejunctionoftheSpringandAutumnperiodofChinesehistory”accordingtothedivisionofChinesehistorybystages.Instead,itappeared“atthebeginningoftheWesternZhouDynasty”,justlikewhatMr.FanWenlanadvocated.Thecontentofthepoetryisanalyzedthen:fromthedescriptionofthebasicnecessitiesoflife,suchasfood,clothing,shelterandtransportation,newrelationsofproductionandtheproductionlevelarerevealed;thehistoricalfactofexploitationisshowntothereadersaswellbythecontrasttechnique.Itisatypicalnarrativepoemonthethemeof“Thehungryaresingingthepraisesoftheirfoodandlaborerstheirwork”.

Keywords:TheBookofSongs·Binfeng·Qiyue;Childrenoffeudalprincesorhighofficials;Comingbacktogether;DivisionofChinesehistorybystages;Contentofthepoe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