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673-9493（2014）04-0001-11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中外城市增长边界研究进展
Research Progress of Urban Growth Boundary at Home and Abroad
王颖 顾朝林 李晓江
Wang Ying, Gu Chaolin, Li Xiaojiang
摘要：21世纪以来，中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给环境保护、资源集约及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中国城市空间增长进入转型发展阶段，突出表现为从追求量的增加转向追求质的提升。在转型发展时期，为了协调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发展的模式转变已成为城市规划研究热点。城市增长边界作为空间增长管理的政策工具之一，以“生态优先”保护城市生态本底，以“精明增长”提升城市内部空间绩效，在国外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在我国，如何科学合理地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使其兼具地方特色和推广意义，成为关系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重点关注国内外城市增长边界的定义和内涵、应用及划定方法，以期对我国城市增长管理提供借鉴。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th century, China has undergone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hat off ere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environment protection, resource saving as well 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refore,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of coordinating urba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hanging the way of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heat topic of urban planning. Urban Growth Boundary (UGB) which limits the urban sprawl has been implemented by planning agenc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current planning approach in China has also attached importance to smart growth. Thus, it has become a great challeng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 c UGB on the basis of the specifi c characteristics of a c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fi nition and connotation of urban growth boundaries, applications of the urban growth boundary, methods to build an urban growth boundary and some case studies related to urban growth boundaries.
关键词： 城市增长边界；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增长管理
Keywords:Urban Growth Boundary (UGB); Urban Comprehensive Plan;
Urban Growth Management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4BAL04B01）、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1CSA003）、国家863计划项目（2013AA122302）联合资助
当前，中国城市空间增长正进入转型发展阶段，从追求量的增加转向追求质的提升。同时，城市规划范式也相应地由增长拉动型向增长管理型转变，以弥补快速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城市增长边界（UGB: Urban Growth Boundary）作为空间增长管理的政策工具之一，以“生态优先”保护城市生态本底，以“精明增长”提升城市内部空间绩效，在协调保护与发展需求之间起到了重要作用。现行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已经明确了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划定城市增长边界的需求，在总体规划层面引入了精明增长理念。但不同编制主体对于增长边界的内涵与划定方法的理解不同，难以发挥实效。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地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使其兼具地方特色和推广意义，成为关系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主要就城市增长边界的定义和内涵、应用、划定方法及其相关实践进行综述研究。
1 城市增长边界的定义与内涵
1.1 城市增长边界的由来和定义
城市增长边界是为了遏制城市蔓延，由美国首先采用的一种城市用地管理政策工具，其概念最早在1976年由美国的塞勒姆市（Salem ）提出，为“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该市通过城市增长边界划定了塞勒姆都市之间的分界线”
区的发展范围，用于解决当时塞勒姆市与其相邻的波尔克（Polk ）和马里恩（Marion ）两县在城市规划管理中的冲突：规定边界以内的土地可以用作城市建设用地进行开发，边界以外的土地则不可用于城市建设用地开发[1]。此后，西方学者对城市增长边界的定义进行了补充，西贝特（Richard Sybert ）认为“城市空间增长边界是在城市外围划定的一条
作者： 王颖，硕士,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
顾朝林（通讯作者） ，博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gucl@tsinghua.edu.cn
李晓江，硕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遏制其城市空间无限制进行扩张的线”[2]。本斯顿（David Bengston ）等将城市增长边界定义为“将城市化地区与郊区生态保留空间进行区分的重要界线，由政府在地图上予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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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区划（Zoning ）及其他政策工具保障其实施[3]。示”、生态功能区（ecological function area）和农业功能region ）
区（agricultural function area）的等值线；并建议依据增长边界的时效性划分类型，若干年修编一次预期性城市增长边界，且划定永久性的警戒性城市增长边界（永不开发的城市生态安全底线）[5]。
1.2 城市增长边界的内涵
在西方国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解释城市增长边界的内涵。“大都市区应有较明确的边从界定大都市区空间范围来看，
界，可以是河流、海岸线、农田、山体、郊野公园等，该边
[4]
。界不应随着城市扩展而模糊甚至被侵占”从边界构成来看，
1.3 对城市增长边界概念的理解
不难看出，尽管中西方对于城市增长边界的概念有不同（1）城市增长边界是一种多目标的理解，但存在如下共识。
的城市空间控制规划工具，以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综合最大化为目标，力图将城市开发向适宜的地区引导，并规避风险地区和保护林地、水域、农田等生态敏感地区，同时结合紧凑增长理念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效率。（2）城市增长边界不是一条固定的边界。可以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划定永久增长边界和动态增长边界。针对我国城市快速增长实际，城市增长边界既需要划定永久不可开发的战略性保护区“刚性”底线，也需要应对难以预期的城市周边发展的弹性“动态”边界。
作为区域规划工具之一，城市增长边界本身包含控制与引导两重含义，其构成也相应包括乡村边界与城市边界[5]：其中城市边界是霍华德从城市角度定义的，即在城市周围形成一道独立、连续的界限来限制城市的增长；郊区边界则是本顿（Benton ）和保罗（Paul ）从自然角度定义的，即划定一定界限来保护郊区的用地不被侵犯，这两条线可能重叠也可能分开[4]。从时空演化角度看，这两类边界都具有动态性和永久性，少数城市建立的城市增长边界是永久的，如圣何塞市1998年设置的城市增长边界，代表着城市终极形态（ultimate ，这类边界的大小和形状全由环境因素决定；urban form）但大多数城市的增长边界是动态的，如俄勒冈州的城市增长边界，包含未来20年城市发展所需的空间，需每4~7年按一定规则进行评估，随着城市发展不断扩展[6]。
在我国，张进首先将增长边界等城市增长管理工具引入中国[7]。自2007年起，学术界对城市增长边界研究给予了广泛关注。在已有文献中，学者对于城市增长边界的理解不尽相同：有些采用景观生态学思路将城市增长边界看作去除自然空间（包括农地、林地、水域等）或郊野地带的区域界线[5]；有的从城市发展需求出发认为城市增长边界是为满足城市未来扩展需求而预留的空间[8]；有的将城市增长边界分为针对城市非建设用地的生态安全底线的“刚性”边界和随城市增长进行调整的“弹性”边界[9]；还有将控制城市发展的界线定义为广义的城市增长边界，将规划城镇建设用地的边界定义为狭义的城市增长边界[10]；也有认为城市增长边界是介于城市服务边界（urban service boundary）和绿带（green belt）之间，依法划定的建成区限制范围，其界线内是未来城市建设用地，界线外仅限于发展农业及生态保留开敞空间，不能用于城市建设[11]。吕斌和徐勤政进一步认为：城市增长边界虽然外在表现为建设空间与非建设空间之间的界线，实质上体现了增长与约束、需求与供给、动力与阻力三项平衡，可看作城市功能区（functional urban
2 城市增长边界的应用研究
目前城市增长边界作为一种规划工具，主要应用于对城市规划区范围的优化、对“四区”划定的深化和整合以及界定大都市区发展空间等方面。
2.1 科学精准界定城市规划区范围
我国城市总体规划明确要求划定城市规划区范围，其划定方法源于苏联制定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以行政区界为基本单元来划定，目的主要在于有利生产组织。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要素的渗入，原来的划定原理已经不适应中国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将规划的发展要求，
城市规划区范围确定为包括城市建成区①和按照城市功能需要实施规划控制的区域，一般包含已建成的城市地区、在规划期内即将由非城市利用形态向城市利用形态转化的地区②，以及有必要限制这种转化活动的地区③[12]。在实际操作中，规划区范围的划定涉及资源环境、城市基础设施、经济发展、城乡空间等多方面要素，众多要素发展的不确定性往往导致规划区范围划定的随意性。有的城市为了部门利益认为规划区范围越大越好，甚至出现规划区范围涵盖整个市区乃至市
① 城市建成区是指城市行政辖区范围内已征用和已建设的非农业生产建设用地，既包括集中连绵部分也包括近郊区市政设施完善、与城市联系紧
密的飞地。建成区外轮廓线即为建成区范围，可由一个或多个完整闭合区域组成。
② 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远期发展用地，包括建成区以外的独立地段、水源及其防护用地、机场及其控制区、无线电台站保护区、风景名胜和历史
文化遗迹地区等。
③ 通常位于城市郊区，与城市发展有密切的联系，需要对包含城市重要对外交通干线周边一定范围用地在内的地区进行土地利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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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情况，脱离了城市规划区范围划定的科学内涵和实际应用意义。因此，科学精准界定城市空间扩展范围，还城市规划区范围本来面目，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可以解决“规划区范围”划定不科学、不实用、不可操作的实际问题。
目前城市增长边界理念主要应用于美国城市，它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分区管制和土地利用决策的依据，起到限制和引导城市地区增长的作用，通过它界定未来城市地区发展范围，可区分开发地区和要保留的农业以及森林地区。城市增长边界范围根据最详尽的城市发展预测结果尽可能精确确定，具体来说，其划定的影响要素较多地考虑了城市增长的（1）增长压力——界定城市增长边界范围实际需求。例如：
（2）增长外溢的可能性——划定城市增长边的最重要因素；
界后增长转移到地价便宜、限制少的地区的可能性，如周边为相对不发达的城市或乡村，或重要保护区，城市增长边界（3）财政实力——富裕地区应相对宽松，反之则小而紧凑；
（4）土地将面临更大的经济拉动和大规模的城市用地增长；权属——与政策及监管措施相对应，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受（5）周边土地利用和区划情况；（6）基础设施容量到影响；
（7）和未来供应能力——设定城市增长边界的最可变因素；管理能力——城市增长边界需要复杂的管理机构，包括土地利用监测、规划编制与执行等机构的协作
[13]
过渡，与两者既有共性又有区别，随着城市发展对其是否可以转换为建设用地、何时转换也并未界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引入城市增长边界的概念，可对四区划定进行深化和整合，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1）通过城市刚性增长边界整合严格限建区和禁建区。城市刚性增长边界在对禁建区和限建区中对城市生态格局安全起控制性作用的因素整合的基础上划定，明确区分未来应保留和开发的区域，并且依托河流、道路、山体等地理要素进行标识，具有明确性。以绍兴城市群规划中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为例：首先划定禁建区、严格限建区、一般限建区和适建区，再根据用地评价结果整合严格限建区与禁建区，划定明确的各城镇最大的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即城市的刚性增长边界，作为城市增长不可逾越的生态安全。底线（图2）
（2）通过城市弹性增长边界深化适建区和一般限建区。城市弹性增长边界通过综合经济效益、土地需求的时空尺度
图例
已建区适宜建设区一般限建区严格限建区禁止建设区水域
N 0 4 8 16km
。
与城市规划区相比，城市增长边界能够更加精准和科学，对我国应对快速的地界定城市未来发展空间范围（图1）城市蔓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
2.2 对“四区”划定进行整合和深化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版）》明确规定，划定禁建、限建、适建和已建四区，控制和引导中心城区发展。但是，由于对其内涵理解和划定标准不统一，实际对城市空间开发的指导意义有限
[14]
a 用地评价
图例
城市增长边界
。例如，适建区范围全部可进行城市开发，
N 0 4 8 16km
但并未研究内部开发时序；而限建区作为禁建区和适建区的
规划区范围城市增长边界建成区
b 城市增长边界（刚性）
图1 城市增长边界与建成区及规划区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2 绍兴城市群用地评价及其城市增长边界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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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环境保护等要素确定适宜建设用地的发展时序，并识别限建区中哪些区域可以发展、何时发展及何种程度地发展，在城市建设用地突破适建区情况下满足城市用地需求。以广州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为例：首先对规划期内（2020年）人口规模和建设用地规模进行初步预测，在计算城市建设综合限建指数的基础上划分出禁建区、限建区和适建区，结合限建指数分布与规划期内城市规模预测，确定城市增长边界，随城市规模扩展可向外突破适建区，但不。得突破限建区（图3）
综上，城市的刚性增长边界表示城市建设用地不可逾越的生态底线，具有永久性，不随城市扩张进行扩展，其范围，是对两者的深化包括禁建区及部分限建区（严格限建区）
和整合；而城市弹性增长边界则表示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建设用地扩展范围，具有时效性，随城市扩展进行调整，其空间范围首先限于适建区，随着可建设用地消耗可以突破适建区，但增长边界不得而包括部分限建区的用地（一般限建区）
进入禁建区。两者都是在四区划定的基础上进行界定的，其空间位置关系如图4所示。
图例1
[**************]00
a 限建指数分布
2.3 界定大都市区发展空间
城市空间无序蔓延成为当前城市发展的显著特征，特别是在大都市地区。界定大都市区发展空间既要考虑区域内不同行政单元协调发展的需要，也要在区域视角下重新确定城市用地合理扩展的范围[17]。城市增长边界的概念一开始就是以解决大都区发展冲突、实现各级政府共同管理为宗旨的，，不以行政区界限制城市空间，而是通过协调（co-ordinate ）跨行政区对发展的过程和地点进行城市增长管理，解决区域内不同行政主体之间的发展冲突[1]。
在美国，城市增长边界包括地方级和州级，内部包含一定时间内的城市化区域。当城市连绵发展时，城市地区包含多个行政主体，可以通过国家或州政府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为大都市区的城市用地界定空间范围[18]。例如波特兰大都市区，包括华盛顿、俄勒冈等州，已经通过全州范围内针对城市增长边界的法令，要求综合土地利用规划中必须制定城市增长边界，特别是在快速增长的大都市地区（如西海岸大都市，城市增长边界起到了协调边界内部土地利用的作用[19]。区）
以俄勒冈州为例，州政府参与所有城市增长边界的圈定、实施和执行。按照州土地利用目标和指导方针，地方政府可以在其权限范围内，使用税收鼓励和税收限制、收费和减免税率、区划以及制定城市服务计划等措施，引导城市增长边界以内的城市开发活动，不允许在城市增长边界以外进行城市开发[1]。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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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Ž Ҿ Dž Չ 2DŽB Dž Չ 3DŽC Dž
图例
非建设用地城市建设用地增长边界
b 2020年广州城市增长边界（弹性）
图3 广州市限建指数分布及其城市增长边界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6]
图4 城市增长边界与四区划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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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增长边界划定方法
当前对于城市增长边界划定方法的探讨较多，尚未形成统一的方法。仅在美国，城市增长边界的划定方法在各地也有很大差异[20]。我国城市规划行业对于城市增长边界划定方法的研究主要从生态敏感区控制与自然资源保护的角度逆向出发，构建限建因素指标体系，缺乏从城市用地需求的适宜性视角进行思考，也就不能反映城市用地扩展的客观社会经济规律[9]。总结现有城市增长边界划定方法主要过程如图5所示。
发开发行为，还受到制度性的约束（如城市规划、生态保护政策等）和自然条件的约束（如坡度限制、地质灾害等）[10]。
随着遥感（RS ）与地理信息系统（GIS ）的广泛应用，为不同尺度城市空间拓展分析提供了技术支持，也为增长边界的科学划定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手段。已有研究多在获取多时相遥感数据后进行分类，通过GIS 的叠加分析、缓冲区分析等相关运算获取扩展的规模、速度、方向等特征指标[23]。近年来，元胞自动机、多智能体技术成为广泛使用的场景分析模拟技术，而这些技术通常选择GIS 作为实现的技术平台，为城市扩展的动态分析和模拟预测提供新的手段[24]。
以巴尔的摩—华盛顿都市区为例，通过对城市增长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提取自发式扩展、新增长中心扩展、边缘扩展、沿道路扩展等不同增长模式的作用情况，认为该地区主要是自发产生新的增长中心和沿现状建成区边缘蔓延增长，沿道路扩展模式也较为显著，为制定城市增长边界提供了依据[25]。
3.1 城市空间扩展因素和信息技术应用
一般来说，城市用地增长与人口增长、产业经济发展、宏观政策调控等因素密切相关。概括地说，影响城市发展方向的因素主要有用地自然环境条件和交通条件。此外，影响城市用地发展方向的因素还有区位优势、开发心理、土地成本效益等[21]。刘贵利和顾京涛认为，判断城市发展方向时，可细分为居住、工业用地扩展两种情景：就居住用地而言，其扩展与土地的地理位置、自然、人文、经济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而工业用地的选择则主要受土地的地理位置、城市建设与发展水平的影响[22]。至于基层土地使用权持有者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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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城市建设用地适用性评价
1960年代，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麦克哈格（Mcharg ）（Design with 教授和芒福德（Mumford ）在《设计结合自然》
Nature ）一书中首次提出土地适宜性概念，即“土地对某种特定用途的适宜程度，由用地独特的水文、地质、区位、地形地貌、生态、人文等条件决定。了解该适宜性有助于引导人们按照最适宜的方向进行土地开发，从而充分利用土地的资源禀赋，充分发挥它的自然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26]。麦克哈格提出土地适宜性还包含历史、物理和生物影响——每一个自然地理区由于其独特的气候、水文、土壤、地质等条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生物群落[26]。他通过斯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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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岛（Staten ）的土地利用规划实践，创造性地将诸要素分别绘制在透明胶片上，然后叠加胶片得到最终的分析结果，以指导下一步研究工作。这种方法后来被形象地称为“千层饼”方法，广泛应用于土地生态规划的实践。
在我国，最初的城市用地适宜性评价仅应用于洪水淹没区分布、地下水埋深、地形地貌、地基承载力等工程地质条件的评估，并根据是否需要工程技术处理以用于城市建设来划分等级，一般分为适宜建设、处理后可建设和不适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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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27]。在后期的理论实践与发展中，城市适宜性用地评价不再仅限于工程条件的评估，增加了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因》，城市用地素评价的内容。根据《城市规划原理（第四版）
适宜性评价旨在为用地增长的区位选择和城市空间布局提供科学评价和理论支撑，按建设需求和生态需求对规划区内土地进行工程适宜性与生态适宜性、建设经济性与可行性的评价[28]。最近，基于生态、自然、城市建设等角度进行土地适宜性评价已经成为常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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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城市增长边界的划定方法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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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开始，国外出现了GIS 与多准则决策结合应用于城市规划研究的方法，成为国际上研究城市规划中土地适宜性的主流[30]，其基本方法包括构造决策矩阵、确定准则权重、应用决策规则、敏感度分析四个阶段[31]。针对麦克哈格叠图法只能等权叠加，无法体现不同要素对适宜性评价的不同影响程度的问题，学者们引入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通过GIS 的运算功能实现各个要素的加权求和，保证评价结果更为真实。在1970年代中期，美国塞蒂·托马斯（Saaty Tomas）正式提出层次分析法（AHP: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将指标体系系统化和层次化，核心是根据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构建两两比较的评价矩阵，将决策者的经验判断给予量化，最后对所有因子进行重要性综合排序和权重计算，为决策者提供定量形式的决策依据。此外，模糊综合评价法（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这一多因素决策方法也被应用到城市用地适宜性评价中[32]。
在我国2006年版《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中，土地适宜性评价出现了将资源、生态承载能力作为城市用地选择的前提条件，预先分析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条件，再对城市发展方向进行分析，即“先底后图”的研究方法[33]。
提出的土地利用适宜性和限制性双向指标体系，选择工程地质、地形、水文气象、人文、地理条件5个一级指标，和地基承载力、地下水埋深、坡向坡度、土地利用强度、交通可达性等10个二级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综合得分[36]。该指标体系易于量化，在权重计算方法上具有推广意义，但由于仅从建设适宜性出发，并未考虑社会经济效益与政策影响分析并不全面的问题。
（3）“生态—经济—社会”评价指标体系
“生态—经济—社会”评价不同于上述两种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将土地适宜性系统分解为三部分，着重研究各子系统的评价和汇总方法，而不涉及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温华特通过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可持续发展条件对建设用地适宜性进行系统评估，包括涉及工程地质条件、经济环境、区位条件、基础设施条件、生态环境容量5方面共计25个评价因子[37]。该指标体系涵盖全面，系统探讨了建设用地适宜性在生态、社会、经济三方面的平衡，但指标的选取受研究区域的特性影响，并无一个固定体系，需要在后续研究中验证。
（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用地评定标准指标体系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09年出台的《城乡用地评定》提出了一套完整通用的城市建设用地标准（CJJ132-2009）
评定指标体系，涵盖了对城市建设用地适宜性评定具有重要或较重要作用并能表征用地适宜性差异的因素，分为特殊指标和基本指标两类。其中特殊指标是对城乡用地影响突出的主导环境要素，涉及者必须采用，不涉及者不得采用；基本指标结合城乡类别和评定单元的具体情况选择采用[38]。但是上述指标体系在实践中要注意两点：一是要选择重点、主导因子，根据不同城市增长的实际情况判断当地自然影响因子的重要程度，突出主导因子而忽略影响较小的因子；二是指标体系包含的要素非常全面，但实际上部分要素并不是每个城市都必须考虑。在评价指标确定时可采用专家打分、回归等方法对因子进行适当筛选，提高指标体系的科学合理程度[34]。
（5）指标的定性与定量方法
评定指标的定性分析评定方法，采用以评定单元涉及的特殊指标对城市用地适宜性影响程度的分级定性法，具体划分用地的评定等级类别。当出现严重影响即划定为不可建设用地；至少出现一个较严重影响，即划定为不宜建设用地[38]。在综合评价模型中，各指标权重的确定是其核心问题。根据评价者参与程度，确定权重的方法可分为客观赋权法与主观赋权法，其中客观赋权法主要包括主成分分析法、均方差法、离差最大化法、拉开档次法、多目标规划法等，共同点在于通过数据内在的差异分析提取权重；主观赋权法包括德尔菲、层次分析法（AHP ）、比较矩阵法等，法（Delphi Method）
3.3 城市增长边界划定的指标体系
由于单纯定性的分析方法和叠图法具有较大的不合理性和随意性，从而产生了创建科学指标体系的需求[34]。在实践中，各地往往根据研究区域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指标体系。
（1）“压力—状态—响应”指标体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于1990年首创“压力—（Pressure-State-Response ）指标体系，用以解状态—响应”
释自然环境、社会活动、经济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傅伯杰提出的涵盖生态、经济和社会影响的土地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是该类体系的典型代表，其中生态方面包含水资源、生物资源、土壤条件、气候条件、用地条件5方面16个指标；经济方面包含经济资源、经济环境、综合效益3方面13个指标；社会方面包含宏观社会政治环境、社会承受力、社会保障水平、公众参与程度4方面6个指标[35]。然而，由于该体系的指标之间缺乏必然的逻辑关系，在指标的界定上也存在理解的差异，并存在定性指标不适宜量化的弊端，在推广上遇到了困难。
（2）“目标—判断—结果”指标体系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于1976年首创“目标—判断—结果”指标体系，其特征是首先明确土地的使用和开发方式，再通过指标定性或定量计算评价单元是否能达到上述土地利用目标，其结果能够反映用地在某一方面的适宜性。郭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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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点在于根据评价者主观判断获取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并计算最终定量化得分[37]。
充和扩展并存，城市增长边界沿交通走廊和组团模式向外扩展。在确定最终增长情景时，通过综合比较消耗土地总量、景观多样化程度、开敞空间布局、平均通勤距离对各增长边界方案进行评价，并选择最优方案——城市沿交通走廊进行。确拓展，在边缘增长的同时鼓励内部填充式发展（图6）定增长情景后，结合土地利用现状、服务中心和主要街道的位置、环境敏感区和不适宜开发用地的位置等要素对城市增。长边界进行细化，划定增长边界形态（图7）
3.4 城市增长边界的定性划定方法
3.4.1 弗雷的定性划定方法
弗雷（Mary Frey）提出了城市增长边界定性划定方法。（1）识别区域发展问题，包括农业及其他自然资源受城市发展威胁程度；城市给排水等基础设施服务负担程度；在未城市化地区进行蛙跳式发展的可能性；在建成区再开发的必要性；城市增长模式的选择；公共服务设施是否充分利用。（2）收集和分析城市用地增长的数据，包括土地使用和发展政策，适宜的房屋类型和密度，建成区再开发和填充式开发的可能性，政府之间的协调；影响城市增长边界位置的地方性法规；在发展过程中应受到保护的区域；建成区位置和面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给排水、学校、警察、消防等）的供给现状和未来供应能力；城市土地利用情况（包；括现状和已规划的居住、工业、商业区）限制发展的自然（3）预测未来（一般20~30年间）的人口和城市用地资源。
增长需求，包括人口增长预测、商业和工业增长预测、城市（4）划出城市增长边界，以现增长边界内外开发密度限制等。
状建成区为基础并包含充足发展空间，考虑因素主要为：便于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避开自然保护区、重要风景区、重要农业区和历史文化区等应予以保护的资源地带[39]。
3.5 城市增长边界的定量划定方法
已有文献中，定量划定城市空间增长边界的方法主要有增长法、排除法、综合法三类[41]。
3.5.1 增长法
该方法将城市建设用地看作不断增长的有机体，结合模型模拟城市增长并参照模拟结果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主要用
温哥华波特兰
温哥华波特兰
情景一
温哥华
情景三
温哥华波特兰
3.4.2 波特兰定性划定方法
在波特兰2040年远景规划的编制过程中，采用了逐层细化法划定城市增长边界。首先，对未来城市增长边界提出了四种可能模式，通过综合比较，初步形成了城市增长边界，并结合土地利用现状、服务中心和主要街道的位置、环境敏感区和不适宜开发用地的位置等要素对城市增长边界进行细化。其中，四种可能的城市增长模式被称为“增，各对应一种城市发展情景。各个情景的比选原则长概念”
（1）新增用地尽量沿交通线路，并分布在商业中心周边，为：
（2）尽量少地占用边界外水源保护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3）城市形态适用于区、森林、优质农田等生态开敞空间；
轨道交通、公交车、私家车、自行车、步行等复合的交通系（4）城市发展方向在保持社区相互分割的基础上与周边统；
（5）为区域内居民提供多样的城市相协调，避免连绵发展；居住环境[18]。
据不同的情景比选确定最终发展模式，并划定城市增长边界。情景一：城市扩展迅速，新增城市用地主要用于居住，向生态压力较小地区扩展。情景二：城市发展以填充方式为主，城市增长边界保持与建成区一致。情景三：城市发展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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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兰
情景二推荐情景
图6 波特兰四种情景的城市增长情景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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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波特兰城市增长边界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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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弹性增长边界的划定。常用的思路是通过建设用地增长历史数据提取增长速率、强度、方向等参数，结合人口与就业规模预测可能的用地规模，模拟未来的城市用地形态。在国外，基于元胞自动机（CA ）的动态模拟已经成为广泛采用的技术手段之一，在单纯考虑邻域影响的简单元胞自动机以外，引入约束条件的元胞自动机模型（Constrained CA，即约束性元胞自动机）能够在邻域影响外加入社会经济、用地适宜性等条件限制，使城市增长模拟更贴近实际，成为近年来的研究重点[10]。此外，也有学者应用在元胞自动机基础上改进的模型，如SLEUTH 模型就是基于城市增长模型（UGM ）和土地利用/土地覆盖Deltatron 模型（DLM ）耦合的动态城市模型[42]。还有少数学者采用土地利用转化及影响模型（CLUE ）和人工神经网络模型（ANN ）制定城市增（Peter Verburg）等使用一系列的分层级长边界，如弗尔堡
规则耦合得分预测乡村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可能性，在全栅格环境下建立CLUE 模型，实现了城市空间转化的模拟[43]。塔伊比（Amin Tayyebi）结合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人工神经网络等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综合的城市增长模型，并以伊朗德黑兰大都市区为例，通过历史及现状城市边界提取、编码、神经网络训练和测试、参数估计及权重分配等步骤，在JAVA 环境下直接生成了可视的城市增长边界[44]。阿尔桑扎尼（Jokar Arsanjani ）等同样以德黑兰大都市区为例，建立了一个包括Logistic 回归模型、马尔可夫链和CA 模型的混合模型，其基本原理为利用马尔可夫链和CA 提高Logistic 回归精度，将城市扩展的环境变量和社会经济变量进行量化，生成土地转化的潜在概率层，与单一模型相比具有较高的精度[45]。
在我国，城市增长的模拟主要通过GIS 等技术手段实现。（1）如王宗记以常州市为例，将城市增长的驱动因子概括为：（2）到高速公路、铁路、主要到不同等级服务中心的距离；
（3）是否为远期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城市道路的距离；
（4）到河流的距离。他将城市扩展模拟结果作为城市增长边界划分的主要依据，通过自然资源、生态敏感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等因素，计算对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承载能力，即综合承载力评价，作为增长边界的重要参考因素，然后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四区划定结果、自然和历史界限最终确定城市增长边界[46]。石伟伟则以武汉市为例，通过提取历史上城市建成区范围预测未来城市增长边界，考虑到受内部扩散源和外部扩散环境在空间上的不均匀性的影响，城市在扩张过程中是各向异性的，选择不同的扩散中心，通过SPSS 构建局部动态模型群，回归获取每个方向上的扩张模型及其参数，以模型群的同步演变预测整体边界的扩张趋势[47]。张珂等以云贵高原的滇池流域为例，应用基于元胞自动机的SLEUTH 模型，通过对滇池流域的城市发展动态监
测和机制探索，预测城市20年内的增长态势，通过不同参数设置形成不同保护强度下的城市扩展幕景，评价不同幕景的环境影响，为城市增长边界的划定提供了依据[48]。何春阳等以北京市为例，在GIS 空间分析技术的支持下结合区域实际选择合适的评价指标，进行区域环境敏感性评价以确定区域禁止建设用地边界，进一步评价区域建设用地适宜性，估算规模边界外扩展边界内可用建设用地数量规模，并通过栅格数据评价结果自下而上生成建设用地扩展边界，设定不同增长数量下的城市增长边界。其过程主要包括评价区域综合环境敏感性、划定禁止建设区、评价建设用地适应性、确定规模边界外扩展边界内可用建设用地数量规模、确定建设用地扩展边界5个步骤[49]。
3.5.2 排除法
排除法即排除由于建设条件受限或生态环境敏感等原因所形成的不宜或不可建用地，识别城市建设用地可能范围的最大值，主要用于刚性增长边界的划定。如扬茨（Claire 、戈茨（Scott Goetz）和谢利（Mary Shelley）以华盛Jantz ）
顿—巴尔的摩都市区45 m空间分辨率数据，设计了三种场景，每种场景中公园、湿地、海滩、森林、农业、水域等保护区的保护力度不同，增长管理区范围、是否包含新规划道路及站点、坡度限制力度等也不同，通过排除不可发展地区来划定不同生态安全要求下的城市增长边界[25]。在国内，周建飞等从生物和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社会人文三个子系统出发，依据稳定性、独立性、主导性和综合性原则选取坡度、地基承载力、土壤生产力、植被、土壤渗透性、地表水、居民点用地程度、景观价值等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因子，对城市扩展生态用地适宜度进行分析，并确定分级标准，用以指导城市增长边界的划定[50]。杨建军等在《城市增长边界的性质及划定方法探讨——杭州市生态带保护与控制规划实践》一文中，通过生态敏感性分析划分生态带内的用地建设适宜性分区，并从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优化的角度划定斑块、基质保护范围和生态廊道范围，基于两者矛盾引入情景分析法，采用最高概率情景得到生态带规划允许建设用地最大规模，进而划定城市增长边界[51]。祝仲文等在《基于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的城市空间增长边界划定——以防城港市为例》一文中基于生态保护的角度，以海滨城市防城港为例，首先运用生态学分析确定规划中优先保护的区域，在建设中排除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起重要作用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用地，即利用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方法，考虑地形地貌、地质灾害、水源地保护、风景名胜区及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现状等因素，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 ）来确定各评价因子的权重值，进而通过城市规划区内土地的生态敏感度分析，依据其数值高低
8
中外城市增长边界研究进展
划定刚性边界和弹性边界[52]。
4 城市增长边界的相关实践
4.1 国外城市增长边界实践案例
（1）2040年波特兰城市增长边界研究
波特兰城市增长边界的具体划定方法已在上文进行详细论述，边界在划定后得到了严格实施。1975年以来，该市以2%的新增用地容纳了50%的新增人口，成功将以住宅开发为主的城市建设限制在了边界以内，鼓励城市内涵式发展。
（2）2030年墨尔本城市增长边界研究
，借鉴2002年维多利亚州政府编制的《墨尔本2030》美国经验，结合交通走廊和区域就业中心分布，划定了较大面积的增长区，鼓励城市增长沿交通走廊向区域就业中。城市增长边界的划定给边缘区土地利用心增长[58]（图8）
施以法律约束，对城市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进行了区分，体现了墨尔本在确保安置新增人口的同时，保护大都市边缘生态敏感区、农田生产区和开敞空间的意图。
3.5.3 综合法
综合法在考虑城市增长限制性因素的基础上融入对增长（1）趋势的预测，主要用于弹性增长边界的划定。具体包括：首先从城市用地增长的限制要素出发，确定阻碍城市增长的自然要素及其影响重要程度顺序，选择主导因子从生态角度（2）以空间分析软件为技术支撑，评价城市增长的控制条件；
结合历史数据、交通、政策等因素模拟城市增长情况，对城（3）根据定量化的建设用地适宜市用地发展方向进行研究；
性评价结果和城市规模预测、功能定位和空间结构设想，采用优先选择土地建设适宜性高的用地原则确定城市增长边界范围[53]。
周蓉、郑伯红在长沙市城市增长边界划定研究中，结合生态敏感区的保护和控制土地利用的黄线、绿线、蓝线、紫线等确定城市发展的刚性边界，通过规划期内人口预测推算出所需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并特别增加了低效用地预测步骤，明确界定城市内部潜在的可利用土地数量和质量，最终结合各组团的建设现状，将城市增长边界划定在已经配置了基础设施的区域[54]。孙小群以重庆市江北区为例，提出城市增长（1）提取城市增长驱动因素。通过SPSS 边界的划定方法。
对历史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识别出当地城市增长的驱动力为人口增长、政府政策、总体规划、地形地貌、基础设施和区（2）分析增长阻力因素。城市增长阻力因素包括农位条件。
地保护、绿化保护、饮用水源地、人文历史保护区、重大基（3）划定禁止建设边界和城市础设施廊道等其他限建要素。
发展边界。通过对增长阻力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得到禁止建设（4）边界，对增长动力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得到城市发展边界。综合划定城市增长边界。考虑城市发展定性因素的影响及增长边界的可实施性，结合政府政策、行政界线、自然区界线等定性要素确定评价单元是否应纳入增长边界范围内，并以地块集中分布原则划定江北区城市增长边界[55]。李咏华则以“逆向思维”方式来解读城市增长边界：首先通过绿色基础设施评价（GIA: Green Infrastructure Assessment）辨识适合城市发展的区域与不适合城市发展的核心生态区域；随后利用约束性CA 模型结合城市增长驱动因素与限制因素，在适宜区域进行城市空间动态增长模拟，获得不同生态安全水平下的城市增长边界[56]。张学勇等以北京亦庄新城为例，将影响城市扩展机制划分为动力机制和阻力机制两类，将经济（交通区位条件、政策条件）、社会、环境（开敞空间）作为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将历史文化、公共安全、环境容量等作为约束机制，基于GIS 空间分析功能在栅格环境判断动力与阻力的综合作用[57]。
4.2 国内城市增长边界划定实践
国内部分城市已经在规划中开始研究增长边界或具有相似作用的空间发展界线，典型代表如北京的限建区规划和深圳的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等。
（1）北京限建区规划（2006—2020）
北京市在2006年完成了《北京市限建区规划（2006—
N
有轨电车及主要公交网络
（现状及规划）
墨尔本大都市区铁路网规划铁路站点
规划延长线网潜在线网选择区域快速轨道
城市区—公交可达性优化区（公交、自行车及步行设施）
主要及特殊活动中心
城市增长边界 轨道交通网络主要道路
（现状及规划）
图8 2030年墨尔本城市增长边界及增长区分布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58]
2014 Vol.29, No.4
9
特稿
》，从保护自然资源、避让风险灾害的角度出发，将限2020）
建区定义为对城市及村庄建设用地、建设项目有限制性的地“水、区，详细划分为资源与风险避让两方面，绿、文、地、环”5。根据不同要素对建设项目组共计56个限建要素[59]（图9）
的限制程度，规划给出了建设分区方案，并用于指导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建设用地选择和空间布局。在后续研究中，龙瀛等将北京限建区规划案例类比美国城市增长边界[60]。
（2）深圳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
深圳自2005年以来制定了基本生态控制线，以防止城市建设无序蔓延危及城市生态系统安全。该边界相当于城市刚性增长边界[61]。同时，深圳市政府还制定了管理办法，给边缘区城市建设施以法律约束。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首次明确要求“科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
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在此背景下，应借鉴国内外城市增长边界划定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城市发展阶段划定城市刚性及弹性开发边界，在新一轮城市总规中予以重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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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国内外增长边界产生的背景不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应用增长边界主要是为了应对小汽车交通带来的城市蔓延及郊区化带来的中心城市衰退；而我国与美国相比，郊区用地更为紧凑，应用增长边界主要是为了应对快速城市化时期大中型城市急剧膨胀对周边生态用地的侵占和土地资源的浪费。因此，我国《城乡规划法》和《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中的城市增长边界是依据城市用地评价和对城市发展方向的研究，综合确定城市发展可能涉及的其他用地而规定的城市空间发展界限。
结合国际经验与国内实际，本文的城市空间增长边界包含“刚性”与“弹性”双重含义，其中“刚性”增长边界（警戒性边界）从城市周边非建设用地保护出发，是为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底线，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意义且“弹性”增长边界（预期同时体现了城市发展的终极规模；
性边界）从建设用地增长角度出发，是不同时期城市空间扩展的动态边界，反映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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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北京限建区规划的限建要素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59]绘制
10
中外城市增长边界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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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王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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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3-9493（2014）04-0001-11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中外城市增长边界研究进展
Research Progress of Urban Growth Boundary at Home and Abroad
王颖 顾朝林 李晓江
Wang Ying, Gu Chaolin, Li Xiaojiang
摘要：21世纪以来，中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给环境保护、资源集约及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中国城市空间增长进入转型发展阶段，突出表现为从追求量的增加转向追求质的提升。在转型发展时期，为了协调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发展的模式转变已成为城市规划研究热点。城市增长边界作为空间增长管理的政策工具之一，以“生态优先”保护城市生态本底，以“精明增长”提升城市内部空间绩效，在国外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在我国，如何科学合理地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使其兼具地方特色和推广意义，成为关系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重点关注国内外城市增长边界的定义和内涵、应用及划定方法，以期对我国城市增长管理提供借鉴。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th century, China has undergone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hat off ere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environment protection, resource saving as well 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refore,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of coordinating urba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hanging the way of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heat topic of urban planning. Urban Growth Boundary (UGB) which limits the urban sprawl has been implemented by planning agenc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current planning approach in China has also attached importance to smart growth. Thus, it has become a great challeng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 c UGB on the basis of the specifi c characteristics of a c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fi nition and connotation of urban growth boundaries, applications of the urban growth boundary, methods to build an urban growth boundary and some case studies related to urban growth boundaries.
关键词： 城市增长边界；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增长管理
Keywords:Urban Growth Boundary (UGB); Urban Comprehensive Plan;
Urban Growth Management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4BAL04B01）、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1CSA003）、国家863计划项目（2013AA122302）联合资助
当前，中国城市空间增长正进入转型发展阶段，从追求量的增加转向追求质的提升。同时，城市规划范式也相应地由增长拉动型向增长管理型转变，以弥补快速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城市增长边界（UGB: Urban Growth Boundary）作为空间增长管理的政策工具之一，以“生态优先”保护城市生态本底，以“精明增长”提升城市内部空间绩效，在协调保护与发展需求之间起到了重要作用。现行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已经明确了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划定城市增长边界的需求，在总体规划层面引入了精明增长理念。但不同编制主体对于增长边界的内涵与划定方法的理解不同，难以发挥实效。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地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使其兼具地方特色和推广意义，成为关系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主要就城市增长边界的定义和内涵、应用、划定方法及其相关实践进行综述研究。
1 城市增长边界的定义与内涵
1.1 城市增长边界的由来和定义
城市增长边界是为了遏制城市蔓延，由美国首先采用的一种城市用地管理政策工具，其概念最早在1976年由美国的塞勒姆市（Salem ）提出，为“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该市通过城市增长边界划定了塞勒姆都市之间的分界线”
区的发展范围，用于解决当时塞勒姆市与其相邻的波尔克（Polk ）和马里恩（Marion ）两县在城市规划管理中的冲突：规定边界以内的土地可以用作城市建设用地进行开发，边界以外的土地则不可用于城市建设用地开发[1]。此后，西方学者对城市增长边界的定义进行了补充，西贝特（Richard Sybert ）认为“城市空间增长边界是在城市外围划定的一条
作者： 王颖，硕士,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
顾朝林（通讯作者） ，博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gucl@tsinghua.edu.cn
李晓江，硕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遏制其城市空间无限制进行扩张的线”[2]。本斯顿（David Bengston ）等将城市增长边界定义为“将城市化地区与郊区生态保留空间进行区分的重要界线，由政府在地图上予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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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稿
，通过区划（Zoning ）及其他政策工具保障其实施[3]。示”、生态功能区（ecological function area）和农业功能region ）
区（agricultural function area）的等值线；并建议依据增长边界的时效性划分类型，若干年修编一次预期性城市增长边界，且划定永久性的警戒性城市增长边界（永不开发的城市生态安全底线）[5]。
1.2 城市增长边界的内涵
在西方国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解释城市增长边界的内涵。“大都市区应有较明确的边从界定大都市区空间范围来看，
界，可以是河流、海岸线、农田、山体、郊野公园等，该边
[4]
。界不应随着城市扩展而模糊甚至被侵占”从边界构成来看，
1.3 对城市增长边界概念的理解
不难看出，尽管中西方对于城市增长边界的概念有不同（1）城市增长边界是一种多目标的理解，但存在如下共识。
的城市空间控制规划工具，以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综合最大化为目标，力图将城市开发向适宜的地区引导，并规避风险地区和保护林地、水域、农田等生态敏感地区，同时结合紧凑增长理念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效率。（2）城市增长边界不是一条固定的边界。可以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划定永久增长边界和动态增长边界。针对我国城市快速增长实际，城市增长边界既需要划定永久不可开发的战略性保护区“刚性”底线，也需要应对难以预期的城市周边发展的弹性“动态”边界。
作为区域规划工具之一，城市增长边界本身包含控制与引导两重含义，其构成也相应包括乡村边界与城市边界[5]：其中城市边界是霍华德从城市角度定义的，即在城市周围形成一道独立、连续的界限来限制城市的增长；郊区边界则是本顿（Benton ）和保罗（Paul ）从自然角度定义的，即划定一定界限来保护郊区的用地不被侵犯，这两条线可能重叠也可能分开[4]。从时空演化角度看，这两类边界都具有动态性和永久性，少数城市建立的城市增长边界是永久的，如圣何塞市1998年设置的城市增长边界，代表着城市终极形态（ultimate ，这类边界的大小和形状全由环境因素决定；urban form）但大多数城市的增长边界是动态的，如俄勒冈州的城市增长边界，包含未来20年城市发展所需的空间，需每4~7年按一定规则进行评估，随着城市发展不断扩展[6]。
在我国，张进首先将增长边界等城市增长管理工具引入中国[7]。自2007年起，学术界对城市增长边界研究给予了广泛关注。在已有文献中，学者对于城市增长边界的理解不尽相同：有些采用景观生态学思路将城市增长边界看作去除自然空间（包括农地、林地、水域等）或郊野地带的区域界线[5]；有的从城市发展需求出发认为城市增长边界是为满足城市未来扩展需求而预留的空间[8]；有的将城市增长边界分为针对城市非建设用地的生态安全底线的“刚性”边界和随城市增长进行调整的“弹性”边界[9]；还有将控制城市发展的界线定义为广义的城市增长边界，将规划城镇建设用地的边界定义为狭义的城市增长边界[10]；也有认为城市增长边界是介于城市服务边界（urban service boundary）和绿带（green belt）之间，依法划定的建成区限制范围，其界线内是未来城市建设用地，界线外仅限于发展农业及生态保留开敞空间，不能用于城市建设[11]。吕斌和徐勤政进一步认为：城市增长边界虽然外在表现为建设空间与非建设空间之间的界线，实质上体现了增长与约束、需求与供给、动力与阻力三项平衡，可看作城市功能区（functional urban
2 城市增长边界的应用研究
目前城市增长边界作为一种规划工具，主要应用于对城市规划区范围的优化、对“四区”划定的深化和整合以及界定大都市区发展空间等方面。
2.1 科学精准界定城市规划区范围
我国城市总体规划明确要求划定城市规划区范围，其划定方法源于苏联制定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以行政区界为基本单元来划定，目的主要在于有利生产组织。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要素的渗入，原来的划定原理已经不适应中国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将规划的发展要求，
城市规划区范围确定为包括城市建成区①和按照城市功能需要实施规划控制的区域，一般包含已建成的城市地区、在规划期内即将由非城市利用形态向城市利用形态转化的地区②，以及有必要限制这种转化活动的地区③[12]。在实际操作中，规划区范围的划定涉及资源环境、城市基础设施、经济发展、城乡空间等多方面要素，众多要素发展的不确定性往往导致规划区范围划定的随意性。有的城市为了部门利益认为规划区范围越大越好，甚至出现规划区范围涵盖整个市区乃至市
① 城市建成区是指城市行政辖区范围内已征用和已建设的非农业生产建设用地，既包括集中连绵部分也包括近郊区市政设施完善、与城市联系紧
密的飞地。建成区外轮廓线即为建成区范围，可由一个或多个完整闭合区域组成。
② 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远期发展用地，包括建成区以外的独立地段、水源及其防护用地、机场及其控制区、无线电台站保护区、风景名胜和历史
文化遗迹地区等。
③ 通常位于城市郊区，与城市发展有密切的联系，需要对包含城市重要对外交通干线周边一定范围用地在内的地区进行土地利用控制。
2
中外城市增长边界研究进展
域的情况，脱离了城市规划区范围划定的科学内涵和实际应用意义。因此，科学精准界定城市空间扩展范围，还城市规划区范围本来面目，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可以解决“规划区范围”划定不科学、不实用、不可操作的实际问题。
目前城市增长边界理念主要应用于美国城市，它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分区管制和土地利用决策的依据，起到限制和引导城市地区增长的作用，通过它界定未来城市地区发展范围，可区分开发地区和要保留的农业以及森林地区。城市增长边界范围根据最详尽的城市发展预测结果尽可能精确确定，具体来说，其划定的影响要素较多地考虑了城市增长的（1）增长压力——界定城市增长边界范围实际需求。例如：
（2）增长外溢的可能性——划定城市增长边的最重要因素；
界后增长转移到地价便宜、限制少的地区的可能性，如周边为相对不发达的城市或乡村，或重要保护区，城市增长边界（3）财政实力——富裕地区应相对宽松，反之则小而紧凑；
（4）土地将面临更大的经济拉动和大规模的城市用地增长；权属——与政策及监管措施相对应，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受（5）周边土地利用和区划情况；（6）基础设施容量到影响；
（7）和未来供应能力——设定城市增长边界的最可变因素；管理能力——城市增长边界需要复杂的管理机构，包括土地利用监测、规划编制与执行等机构的协作
[13]
过渡，与两者既有共性又有区别，随着城市发展对其是否可以转换为建设用地、何时转换也并未界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引入城市增长边界的概念，可对四区划定进行深化和整合，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1）通过城市刚性增长边界整合严格限建区和禁建区。城市刚性增长边界在对禁建区和限建区中对城市生态格局安全起控制性作用的因素整合的基础上划定，明确区分未来应保留和开发的区域，并且依托河流、道路、山体等地理要素进行标识，具有明确性。以绍兴城市群规划中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为例：首先划定禁建区、严格限建区、一般限建区和适建区，再根据用地评价结果整合严格限建区与禁建区，划定明确的各城镇最大的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即城市的刚性增长边界，作为城市增长不可逾越的生态安全。底线（图2）
（2）通过城市弹性增长边界深化适建区和一般限建区。城市弹性增长边界通过综合经济效益、土地需求的时空尺度
图例
已建区适宜建设区一般限建区严格限建区禁止建设区水域
N 0 4 8 16km
。
与城市规划区相比，城市增长边界能够更加精准和科学，对我国应对快速的地界定城市未来发展空间范围（图1）城市蔓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
2.2 对“四区”划定进行整合和深化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版）》明确规定，划定禁建、限建、适建和已建四区，控制和引导中心城区发展。但是，由于对其内涵理解和划定标准不统一，实际对城市空间开发的指导意义有限
[14]
a 用地评价
图例
城市增长边界
。例如，适建区范围全部可进行城市开发，
N 0 4 8 16km
但并未研究内部开发时序；而限建区作为禁建区和适建区的
规划区范围城市增长边界建成区
b 城市增长边界（刚性）
图1 城市增长边界与建成区及规划区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2 绍兴城市群用地评价及其城市增长边界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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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控制、环境保护等要素确定适宜建设用地的发展时序，并识别限建区中哪些区域可以发展、何时发展及何种程度地发展，在城市建设用地突破适建区情况下满足城市用地需求。以广州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为例：首先对规划期内（2020年）人口规模和建设用地规模进行初步预测，在计算城市建设综合限建指数的基础上划分出禁建区、限建区和适建区，结合限建指数分布与规划期内城市规模预测，确定城市增长边界，随城市规模扩展可向外突破适建区，但不。得突破限建区（图3）
综上，城市的刚性增长边界表示城市建设用地不可逾越的生态底线，具有永久性，不随城市扩张进行扩展，其范围，是对两者的深化包括禁建区及部分限建区（严格限建区）
和整合；而城市弹性增长边界则表示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建设用地扩展范围，具有时效性，随城市扩展进行调整，其空间范围首先限于适建区，随着可建设用地消耗可以突破适建区，但增长边界不得而包括部分限建区的用地（一般限建区）
进入禁建区。两者都是在四区划定的基础上进行界定的，其空间位置关系如图4所示。
图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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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限建指数分布
2.3 界定大都市区发展空间
城市空间无序蔓延成为当前城市发展的显著特征，特别是在大都市地区。界定大都市区发展空间既要考虑区域内不同行政单元协调发展的需要，也要在区域视角下重新确定城市用地合理扩展的范围[17]。城市增长边界的概念一开始就是以解决大都区发展冲突、实现各级政府共同管理为宗旨的，，不以行政区界限制城市空间，而是通过协调（co-ordinate ）跨行政区对发展的过程和地点进行城市增长管理，解决区域内不同行政主体之间的发展冲突[1]。
在美国，城市增长边界包括地方级和州级，内部包含一定时间内的城市化区域。当城市连绵发展时，城市地区包含多个行政主体，可以通过国家或州政府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为大都市区的城市用地界定空间范围[18]。例如波特兰大都市区，包括华盛顿、俄勒冈等州，已经通过全州范围内针对城市增长边界的法令，要求综合土地利用规划中必须制定城市增长边界，特别是在快速增长的大都市地区（如西海岸大都市，城市增长边界起到了协调边界内部土地利用的作用[19]。区）
以俄勒冈州为例，州政府参与所有城市增长边界的圈定、实施和执行。按照州土地利用目标和指导方针，地方政府可以在其权限范围内，使用税收鼓励和税收限制、收费和减免税率、区划以及制定城市服务计划等措施，引导城市增长边界以内的城市开发活动，不允许在城市增长边界以外进行城市开发[1]。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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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非建设用地城市建设用地增长边界
b 2020年广州城市增长边界（弹性）
图3 广州市限建指数分布及其城市增长边界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6]
图4 城市增长边界与四区划定的关系
4
中外城市增长边界研究进展
3 城市增长边界划定方法
当前对于城市增长边界划定方法的探讨较多，尚未形成统一的方法。仅在美国，城市增长边界的划定方法在各地也有很大差异[20]。我国城市规划行业对于城市增长边界划定方法的研究主要从生态敏感区控制与自然资源保护的角度逆向出发，构建限建因素指标体系，缺乏从城市用地需求的适宜性视角进行思考，也就不能反映城市用地扩展的客观社会经济规律[9]。总结现有城市增长边界划定方法主要过程如图5所示。
发开发行为，还受到制度性的约束（如城市规划、生态保护政策等）和自然条件的约束（如坡度限制、地质灾害等）[10]。
随着遥感（RS ）与地理信息系统（GIS ）的广泛应用，为不同尺度城市空间拓展分析提供了技术支持，也为增长边界的科学划定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手段。已有研究多在获取多时相遥感数据后进行分类，通过GIS 的叠加分析、缓冲区分析等相关运算获取扩展的规模、速度、方向等特征指标[23]。近年来，元胞自动机、多智能体技术成为广泛使用的场景分析模拟技术，而这些技术通常选择GIS 作为实现的技术平台，为城市扩展的动态分析和模拟预测提供新的手段[24]。
以巴尔的摩—华盛顿都市区为例，通过对城市增长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提取自发式扩展、新增长中心扩展、边缘扩展、沿道路扩展等不同增长模式的作用情况，认为该地区主要是自发产生新的增长中心和沿现状建成区边缘蔓延增长，沿道路扩展模式也较为显著，为制定城市增长边界提供了依据[25]。
3.1 城市空间扩展因素和信息技术应用
一般来说，城市用地增长与人口增长、产业经济发展、宏观政策调控等因素密切相关。概括地说，影响城市发展方向的因素主要有用地自然环境条件和交通条件。此外，影响城市用地发展方向的因素还有区位优势、开发心理、土地成本效益等[21]。刘贵利和顾京涛认为，判断城市发展方向时，可细分为居住、工业用地扩展两种情景：就居住用地而言，其扩展与土地的地理位置、自然、人文、经济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而工业用地的选择则主要受土地的地理位置、城市建设与发展水平的影响[22]。至于基层土地使用权持有者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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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城市建设用地适用性评价
1960年代，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麦克哈格（Mcharg ）（Design with 教授和芒福德（Mumford ）在《设计结合自然》
Nature ）一书中首次提出土地适宜性概念，即“土地对某种特定用途的适宜程度，由用地独特的水文、地质、区位、地形地貌、生态、人文等条件决定。了解该适宜性有助于引导人们按照最适宜的方向进行土地开发，从而充分利用土地的资源禀赋，充分发挥它的自然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26]。麦克哈格提出土地适宜性还包含历史、物理和生物影响——每一个自然地理区由于其独特的气候、水文、土壤、地质等条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生物群落[26]。他通过斯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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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岛（Staten ）的土地利用规划实践，创造性地将诸要素分别绘制在透明胶片上，然后叠加胶片得到最终的分析结果，以指导下一步研究工作。这种方法后来被形象地称为“千层饼”方法，广泛应用于土地生态规划的实践。
在我国，最初的城市用地适宜性评价仅应用于洪水淹没区分布、地下水埋深、地形地貌、地基承载力等工程地质条件的评估，并根据是否需要工程技术处理以用于城市建设来划分等级，一般分为适宜建设、处理后可建设和不适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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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27]。在后期的理论实践与发展中，城市适宜性用地评价不再仅限于工程条件的评估，增加了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因》，城市用地素评价的内容。根据《城市规划原理（第四版）
适宜性评价旨在为用地增长的区位选择和城市空间布局提供科学评价和理论支撑，按建设需求和生态需求对规划区内土地进行工程适宜性与生态适宜性、建设经济性与可行性的评价[28]。最近，基于生态、自然、城市建设等角度进行土地适宜性评价已经成为常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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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城市增长边界的划定方法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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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1990年代开始，国外出现了GIS 与多准则决策结合应用于城市规划研究的方法，成为国际上研究城市规划中土地适宜性的主流[30]，其基本方法包括构造决策矩阵、确定准则权重、应用决策规则、敏感度分析四个阶段[31]。针对麦克哈格叠图法只能等权叠加，无法体现不同要素对适宜性评价的不同影响程度的问题，学者们引入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通过GIS 的运算功能实现各个要素的加权求和，保证评价结果更为真实。在1970年代中期，美国塞蒂·托马斯（Saaty Tomas）正式提出层次分析法（AHP: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将指标体系系统化和层次化，核心是根据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构建两两比较的评价矩阵，将决策者的经验判断给予量化，最后对所有因子进行重要性综合排序和权重计算，为决策者提供定量形式的决策依据。此外，模糊综合评价法（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这一多因素决策方法也被应用到城市用地适宜性评价中[32]。
在我国2006年版《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中，土地适宜性评价出现了将资源、生态承载能力作为城市用地选择的前提条件，预先分析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条件，再对城市发展方向进行分析，即“先底后图”的研究方法[33]。
提出的土地利用适宜性和限制性双向指标体系，选择工程地质、地形、水文气象、人文、地理条件5个一级指标，和地基承载力、地下水埋深、坡向坡度、土地利用强度、交通可达性等10个二级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综合得分[36]。该指标体系易于量化，在权重计算方法上具有推广意义，但由于仅从建设适宜性出发，并未考虑社会经济效益与政策影响分析并不全面的问题。
（3）“生态—经济—社会”评价指标体系
“生态—经济—社会”评价不同于上述两种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将土地适宜性系统分解为三部分，着重研究各子系统的评价和汇总方法，而不涉及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温华特通过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可持续发展条件对建设用地适宜性进行系统评估，包括涉及工程地质条件、经济环境、区位条件、基础设施条件、生态环境容量5方面共计25个评价因子[37]。该指标体系涵盖全面，系统探讨了建设用地适宜性在生态、社会、经济三方面的平衡，但指标的选取受研究区域的特性影响，并无一个固定体系，需要在后续研究中验证。
（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用地评定标准指标体系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09年出台的《城乡用地评定》提出了一套完整通用的城市建设用地标准（CJJ132-2009）
评定指标体系，涵盖了对城市建设用地适宜性评定具有重要或较重要作用并能表征用地适宜性差异的因素，分为特殊指标和基本指标两类。其中特殊指标是对城乡用地影响突出的主导环境要素，涉及者必须采用，不涉及者不得采用；基本指标结合城乡类别和评定单元的具体情况选择采用[38]。但是上述指标体系在实践中要注意两点：一是要选择重点、主导因子，根据不同城市增长的实际情况判断当地自然影响因子的重要程度，突出主导因子而忽略影响较小的因子；二是指标体系包含的要素非常全面，但实际上部分要素并不是每个城市都必须考虑。在评价指标确定时可采用专家打分、回归等方法对因子进行适当筛选，提高指标体系的科学合理程度[34]。
（5）指标的定性与定量方法
评定指标的定性分析评定方法，采用以评定单元涉及的特殊指标对城市用地适宜性影响程度的分级定性法，具体划分用地的评定等级类别。当出现严重影响即划定为不可建设用地；至少出现一个较严重影响，即划定为不宜建设用地[38]。在综合评价模型中，各指标权重的确定是其核心问题。根据评价者参与程度，确定权重的方法可分为客观赋权法与主观赋权法，其中客观赋权法主要包括主成分分析法、均方差法、离差最大化法、拉开档次法、多目标规划法等，共同点在于通过数据内在的差异分析提取权重；主观赋权法包括德尔菲、层次分析法（AHP ）、比较矩阵法等，法（Delphi Method）
3.3 城市增长边界划定的指标体系
由于单纯定性的分析方法和叠图法具有较大的不合理性和随意性，从而产生了创建科学指标体系的需求[34]。在实践中，各地往往根据研究区域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指标体系。
（1）“压力—状态—响应”指标体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于1990年首创“压力—（Pressure-State-Response ）指标体系，用以解状态—响应”
释自然环境、社会活动、经济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傅伯杰提出的涵盖生态、经济和社会影响的土地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是该类体系的典型代表，其中生态方面包含水资源、生物资源、土壤条件、气候条件、用地条件5方面16个指标；经济方面包含经济资源、经济环境、综合效益3方面13个指标；社会方面包含宏观社会政治环境、社会承受力、社会保障水平、公众参与程度4方面6个指标[35]。然而，由于该体系的指标之间缺乏必然的逻辑关系，在指标的界定上也存在理解的差异，并存在定性指标不适宜量化的弊端，在推广上遇到了困难。
（2）“目标—判断—结果”指标体系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于1976年首创“目标—判断—结果”指标体系，其特征是首先明确土地的使用和开发方式，再通过指标定性或定量计算评价单元是否能达到上述土地利用目标，其结果能够反映用地在某一方面的适宜性。郭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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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城市增长边界研究进展
共同点在于根据评价者主观判断获取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并计算最终定量化得分[37]。
充和扩展并存，城市增长边界沿交通走廊和组团模式向外扩展。在确定最终增长情景时，通过综合比较消耗土地总量、景观多样化程度、开敞空间布局、平均通勤距离对各增长边界方案进行评价，并选择最优方案——城市沿交通走廊进行。确拓展，在边缘增长的同时鼓励内部填充式发展（图6）定增长情景后，结合土地利用现状、服务中心和主要街道的位置、环境敏感区和不适宜开发用地的位置等要素对城市增。长边界进行细化，划定增长边界形态（图7）
3.4 城市增长边界的定性划定方法
3.4.1 弗雷的定性划定方法
弗雷（Mary Frey）提出了城市增长边界定性划定方法。（1）识别区域发展问题，包括农业及其他自然资源受城市发展威胁程度；城市给排水等基础设施服务负担程度；在未城市化地区进行蛙跳式发展的可能性；在建成区再开发的必要性；城市增长模式的选择；公共服务设施是否充分利用。（2）收集和分析城市用地增长的数据，包括土地使用和发展政策，适宜的房屋类型和密度，建成区再开发和填充式开发的可能性，政府之间的协调；影响城市增长边界位置的地方性法规；在发展过程中应受到保护的区域；建成区位置和面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给排水、学校、警察、消防等）的供给现状和未来供应能力；城市土地利用情况（包；括现状和已规划的居住、工业、商业区）限制发展的自然（3）预测未来（一般20~30年间）的人口和城市用地资源。
增长需求，包括人口增长预测、商业和工业增长预测、城市（4）划出城市增长边界，以现增长边界内外开发密度限制等。
状建成区为基础并包含充足发展空间，考虑因素主要为：便于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避开自然保护区、重要风景区、重要农业区和历史文化区等应予以保护的资源地带[39]。
3.5 城市增长边界的定量划定方法
已有文献中，定量划定城市空间增长边界的方法主要有增长法、排除法、综合法三类[41]。
3.5.1 增长法
该方法将城市建设用地看作不断增长的有机体，结合模型模拟城市增长并参照模拟结果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主要用
温哥华波特兰
温哥华波特兰
情景一
温哥华
情景三
温哥华波特兰
3.4.2 波特兰定性划定方法
在波特兰2040年远景规划的编制过程中，采用了逐层细化法划定城市增长边界。首先，对未来城市增长边界提出了四种可能模式，通过综合比较，初步形成了城市增长边界，并结合土地利用现状、服务中心和主要街道的位置、环境敏感区和不适宜开发用地的位置等要素对城市增长边界进行细化。其中，四种可能的城市增长模式被称为“增，各对应一种城市发展情景。各个情景的比选原则长概念”
（1）新增用地尽量沿交通线路，并分布在商业中心周边，为：
（2）尽量少地占用边界外水源保护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3）城市形态适用于区、森林、优质农田等生态开敞空间；
轨道交通、公交车、私家车、自行车、步行等复合的交通系（4）城市发展方向在保持社区相互分割的基础上与周边统；
（5）为区域内居民提供多样的城市相协调，避免连绵发展；居住环境[18]。
据不同的情景比选确定最终发展模式，并划定城市增长边界。情景一：城市扩展迅速，新增城市用地主要用于居住，向生态压力较小地区扩展。情景二：城市发展以填充方式为主，城市增长边界保持与建成区一致。情景三：城市发展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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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兰
情景二推荐情景
图6 波特兰四种情景的城市增长情景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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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波特兰城市增长边界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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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于弹性增长边界的划定。常用的思路是通过建设用地增长历史数据提取增长速率、强度、方向等参数，结合人口与就业规模预测可能的用地规模，模拟未来的城市用地形态。在国外，基于元胞自动机（CA ）的动态模拟已经成为广泛采用的技术手段之一，在单纯考虑邻域影响的简单元胞自动机以外，引入约束条件的元胞自动机模型（Constrained CA，即约束性元胞自动机）能够在邻域影响外加入社会经济、用地适宜性等条件限制，使城市增长模拟更贴近实际，成为近年来的研究重点[10]。此外，也有学者应用在元胞自动机基础上改进的模型，如SLEUTH 模型就是基于城市增长模型（UGM ）和土地利用/土地覆盖Deltatron 模型（DLM ）耦合的动态城市模型[42]。还有少数学者采用土地利用转化及影响模型（CLUE ）和人工神经网络模型（ANN ）制定城市增（Peter Verburg）等使用一系列的分层级长边界，如弗尔堡
规则耦合得分预测乡村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可能性，在全栅格环境下建立CLUE 模型，实现了城市空间转化的模拟[43]。塔伊比（Amin Tayyebi）结合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人工神经网络等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综合的城市增长模型，并以伊朗德黑兰大都市区为例，通过历史及现状城市边界提取、编码、神经网络训练和测试、参数估计及权重分配等步骤，在JAVA 环境下直接生成了可视的城市增长边界[44]。阿尔桑扎尼（Jokar Arsanjani ）等同样以德黑兰大都市区为例，建立了一个包括Logistic 回归模型、马尔可夫链和CA 模型的混合模型，其基本原理为利用马尔可夫链和CA 提高Logistic 回归精度，将城市扩展的环境变量和社会经济变量进行量化，生成土地转化的潜在概率层，与单一模型相比具有较高的精度[45]。
在我国，城市增长的模拟主要通过GIS 等技术手段实现。（1）如王宗记以常州市为例，将城市增长的驱动因子概括为：（2）到高速公路、铁路、主要到不同等级服务中心的距离；
（3）是否为远期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城市道路的距离；
（4）到河流的距离。他将城市扩展模拟结果作为城市增长边界划分的主要依据，通过自然资源、生态敏感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等因素，计算对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承载能力，即综合承载力评价，作为增长边界的重要参考因素，然后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四区划定结果、自然和历史界限最终确定城市增长边界[46]。石伟伟则以武汉市为例，通过提取历史上城市建成区范围预测未来城市增长边界，考虑到受内部扩散源和外部扩散环境在空间上的不均匀性的影响，城市在扩张过程中是各向异性的，选择不同的扩散中心，通过SPSS 构建局部动态模型群，回归获取每个方向上的扩张模型及其参数，以模型群的同步演变预测整体边界的扩张趋势[47]。张珂等以云贵高原的滇池流域为例，应用基于元胞自动机的SLEUTH 模型，通过对滇池流域的城市发展动态监
测和机制探索，预测城市20年内的增长态势，通过不同参数设置形成不同保护强度下的城市扩展幕景，评价不同幕景的环境影响，为城市增长边界的划定提供了依据[48]。何春阳等以北京市为例，在GIS 空间分析技术的支持下结合区域实际选择合适的评价指标，进行区域环境敏感性评价以确定区域禁止建设用地边界，进一步评价区域建设用地适宜性，估算规模边界外扩展边界内可用建设用地数量规模，并通过栅格数据评价结果自下而上生成建设用地扩展边界，设定不同增长数量下的城市增长边界。其过程主要包括评价区域综合环境敏感性、划定禁止建设区、评价建设用地适应性、确定规模边界外扩展边界内可用建设用地数量规模、确定建设用地扩展边界5个步骤[49]。
3.5.2 排除法
排除法即排除由于建设条件受限或生态环境敏感等原因所形成的不宜或不可建用地，识别城市建设用地可能范围的最大值，主要用于刚性增长边界的划定。如扬茨（Claire 、戈茨（Scott Goetz）和谢利（Mary Shelley）以华盛Jantz ）
顿—巴尔的摩都市区45 m空间分辨率数据，设计了三种场景，每种场景中公园、湿地、海滩、森林、农业、水域等保护区的保护力度不同，增长管理区范围、是否包含新规划道路及站点、坡度限制力度等也不同，通过排除不可发展地区来划定不同生态安全要求下的城市增长边界[25]。在国内，周建飞等从生物和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社会人文三个子系统出发，依据稳定性、独立性、主导性和综合性原则选取坡度、地基承载力、土壤生产力、植被、土壤渗透性、地表水、居民点用地程度、景观价值等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因子，对城市扩展生态用地适宜度进行分析，并确定分级标准，用以指导城市增长边界的划定[50]。杨建军等在《城市增长边界的性质及划定方法探讨——杭州市生态带保护与控制规划实践》一文中，通过生态敏感性分析划分生态带内的用地建设适宜性分区，并从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优化的角度划定斑块、基质保护范围和生态廊道范围，基于两者矛盾引入情景分析法，采用最高概率情景得到生态带规划允许建设用地最大规模，进而划定城市增长边界[51]。祝仲文等在《基于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的城市空间增长边界划定——以防城港市为例》一文中基于生态保护的角度，以海滨城市防城港为例，首先运用生态学分析确定规划中优先保护的区域，在建设中排除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起重要作用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用地，即利用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方法，考虑地形地貌、地质灾害、水源地保护、风景名胜区及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现状等因素，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 ）来确定各评价因子的权重值，进而通过城市规划区内土地的生态敏感度分析，依据其数值高低
8
中外城市增长边界研究进展
划定刚性边界和弹性边界[52]。
4 城市增长边界的相关实践
4.1 国外城市增长边界实践案例
（1）2040年波特兰城市增长边界研究
波特兰城市增长边界的具体划定方法已在上文进行详细论述，边界在划定后得到了严格实施。1975年以来，该市以2%的新增用地容纳了50%的新增人口，成功将以住宅开发为主的城市建设限制在了边界以内，鼓励城市内涵式发展。
（2）2030年墨尔本城市增长边界研究
，借鉴2002年维多利亚州政府编制的《墨尔本2030》美国经验，结合交通走廊和区域就业中心分布，划定了较大面积的增长区，鼓励城市增长沿交通走廊向区域就业中。城市增长边界的划定给边缘区土地利用心增长[58]（图8）
施以法律约束，对城市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进行了区分，体现了墨尔本在确保安置新增人口的同时，保护大都市边缘生态敏感区、农田生产区和开敞空间的意图。
3.5.3 综合法
综合法在考虑城市增长限制性因素的基础上融入对增长（1）趋势的预测，主要用于弹性增长边界的划定。具体包括：首先从城市用地增长的限制要素出发，确定阻碍城市增长的自然要素及其影响重要程度顺序，选择主导因子从生态角度（2）以空间分析软件为技术支撑，评价城市增长的控制条件；
结合历史数据、交通、政策等因素模拟城市增长情况，对城（3）根据定量化的建设用地适宜市用地发展方向进行研究；
性评价结果和城市规模预测、功能定位和空间结构设想，采用优先选择土地建设适宜性高的用地原则确定城市增长边界范围[53]。
周蓉、郑伯红在长沙市城市增长边界划定研究中，结合生态敏感区的保护和控制土地利用的黄线、绿线、蓝线、紫线等确定城市发展的刚性边界，通过规划期内人口预测推算出所需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并特别增加了低效用地预测步骤，明确界定城市内部潜在的可利用土地数量和质量，最终结合各组团的建设现状，将城市增长边界划定在已经配置了基础设施的区域[54]。孙小群以重庆市江北区为例，提出城市增长（1）提取城市增长驱动因素。通过SPSS 边界的划定方法。
对历史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识别出当地城市增长的驱动力为人口增长、政府政策、总体规划、地形地貌、基础设施和区（2）分析增长阻力因素。城市增长阻力因素包括农位条件。
地保护、绿化保护、饮用水源地、人文历史保护区、重大基（3）划定禁止建设边界和城市础设施廊道等其他限建要素。
发展边界。通过对增长阻力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得到禁止建设（4）边界，对增长动力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得到城市发展边界。综合划定城市增长边界。考虑城市发展定性因素的影响及增长边界的可实施性，结合政府政策、行政界线、自然区界线等定性要素确定评价单元是否应纳入增长边界范围内，并以地块集中分布原则划定江北区城市增长边界[55]。李咏华则以“逆向思维”方式来解读城市增长边界：首先通过绿色基础设施评价（GIA: Green Infrastructure Assessment）辨识适合城市发展的区域与不适合城市发展的核心生态区域；随后利用约束性CA 模型结合城市增长驱动因素与限制因素，在适宜区域进行城市空间动态增长模拟，获得不同生态安全水平下的城市增长边界[56]。张学勇等以北京亦庄新城为例，将影响城市扩展机制划分为动力机制和阻力机制两类，将经济（交通区位条件、政策条件）、社会、环境（开敞空间）作为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将历史文化、公共安全、环境容量等作为约束机制，基于GIS 空间分析功能在栅格环境判断动力与阻力的综合作用[57]。
4.2 国内城市增长边界划定实践
国内部分城市已经在规划中开始研究增长边界或具有相似作用的空间发展界线，典型代表如北京的限建区规划和深圳的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等。
（1）北京限建区规划（2006—2020）
北京市在2006年完成了《北京市限建区规划（2006—
N
有轨电车及主要公交网络
（现状及规划）
墨尔本大都市区铁路网规划铁路站点
规划延长线网潜在线网选择区域快速轨道
城市区—公交可达性优化区（公交、自行车及步行设施）
主要及特殊活动中心
城市增长边界 轨道交通网络主要道路
（现状及规划）
图8 2030年墨尔本城市增长边界及增长区分布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58]
2014 Vol.29, No.4
9
特稿
》，从保护自然资源、避让风险灾害的角度出发，将限2020）
建区定义为对城市及村庄建设用地、建设项目有限制性的地“水、区，详细划分为资源与风险避让两方面，绿、文、地、环”5。根据不同要素对建设项目组共计56个限建要素[59]（图9）
的限制程度，规划给出了建设分区方案，并用于指导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建设用地选择和空间布局。在后续研究中，龙瀛等将北京限建区规划案例类比美国城市增长边界[60]。
（2）深圳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
深圳自2005年以来制定了基本生态控制线，以防止城市建设无序蔓延危及城市生态系统安全。该边界相当于城市刚性增长边界[61]。同时，深圳市政府还制定了管理办法，给边缘区城市建设施以法律约束。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首次明确要求“科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
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在此背景下，应借鉴国内外城市增长边界划定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城市发展阶段划定城市刚性及弹性开发边界，在新一轮城市总规中予以重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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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国内外增长边界产生的背景不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应用增长边界主要是为了应对小汽车交通带来的城市蔓延及郊区化带来的中心城市衰退；而我国与美国相比，郊区用地更为紧凑，应用增长边界主要是为了应对快速城市化时期大中型城市急剧膨胀对周边生态用地的侵占和土地资源的浪费。因此，我国《城乡规划法》和《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中的城市增长边界是依据城市用地评价和对城市发展方向的研究，综合确定城市发展可能涉及的其他用地而规定的城市空间发展界限。
结合国际经验与国内实际，本文的城市空间增长边界包含“刚性”与“弹性”双重含义，其中“刚性”增长边界（警戒性边界）从城市周边非建设用地保护出发，是为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底线，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意义且“弹性”增长边界（预期同时体现了城市发展的终极规模；
性边界）从建设用地增长角度出发，是不同时期城市空间扩展的动态边界，反映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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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北京限建区规划的限建要素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59]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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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城市增长边界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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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王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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