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译是不同文化对话交流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渠道之一，不同的翻译策略与译者的文化背景往往直接影响着对原文的理解与传播。汉学家宇文所安的诸多译作广受国内外学界好评与推崇，本文以其所译《原道》篇中至为关键的“文”与“道”的概念进行辨析，以其分析其翻译中的得与失，并藉此微言窥异质文明交流中的跨文化翻译的实质。 关键词：宇文所安 《原道》 翻译 跨文化 一、宇文所安与跨文化翻译 长期以来，在文学与文化翻译方面，主要是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翻译与学习，然而，在20世纪西方遭遇了数次的经济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过度发展的工业文明与物质文化，促使西方人也在不断地反思西方文明所存在的问题。有学者更是尝试从更为古老的东方文明中寻求解决之道。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方学术界逐渐开始重视对东方文明古典文化的翻译与研究。 著名的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原名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 1946―至今），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主张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展开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其代表作有《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诗827-860》与《他山的石头记》等，其中《中国评论：英译与评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更是其甚为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广受海内外学界的认可与推崇。显然，宇文所安的研究方式并不是中国传统学者所沿袭的模式，更多地是糅合了自身文化传统与东方文化传统的一种呈现，“宇文所安的成功不在于提出了什么新的观念结构，而是打破了文学传统中跟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成规惯例，以一种富于冒险的精神的尝试激活了文本”。 在西方已有的《文心雕龙》英译本中，宇文所安的所选译的《文心雕龙》也是比较有特色与重要的一个译本。一般认为，比较主要的英译本有1959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施友忠（Shih， Vincent Yu-chung）的全译本，1983年黄兆杰选译收于《早期中国文学批评》的译文，1992年王佐良学生杨国斌的博士论文《〈文心雕龙〉英文新译（30篇）与理论探讨》中的译文，并在2003年正式出版全译本。此外，尚有杨宪益与戴乃迭也曾翻译《文心雕龙》部分篇章。国外学者包括戈登（Erwin Esiah Gordon）、柯立夫（Francis Cleaves）和休中诚（E. Hughes）也曾翻译过其中部分篇章。其中，哈佛教授兼汉学家宇文所安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评论：英译与评论》中选译了《文心雕龙》包括《原道》、《宗经》、《神思》等在内的18篇文章，并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进行解读与研讨。 二、宇文所安对《原道》篇的翻译 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诗学著作中十分重要、杰出的作品，内容涉及文学史、文体、美学等方面的研究。宇文所安也称之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一部反常之作”，且是一部“系统的文学论著”。在中国传统的学术著作中，开篇通常被认为具有统摄全文的含义。同样，《原道》作为《文心雕龙》的开篇，也被认为集中地表现了刘勰对文学本质的看法。基于此，我们通过分析宇文所安对《原道》（Its Source in the Way）篇中“文”与“德”以及“道”的翻译与解读，品鉴其独特性与美学价值所在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宇文所安开篇即说，“《原道》试图展示文学如何诞生于宇宙的基本运作。”并认为刘勰是想从谱系学的角度去追溯文学的最初诞生。对首句“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的翻译为：“As an inner power， pattern is very great indeed， born together with Heaven and Earth. And how is this？”并认为刘勰“文”与“德”所指的实质是“‘文’天然具有某种肯定的和不能忽视的特性”，但却选取了并不合适的庄子的思想来代为阐释。实际上，在张少康的解释中，也认为这一句话是对文学的本质的说明。不同的是，张少康认为，“德”是“得道”之意，与《老子》中“德”是一样的，而且刘勰《原道》中的文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别，而《原道》篇则是从更为广义的层面来探讨文与道的关系，并以此说明狭义文之本质所在。显然，从宇文所安对“天”与“地”的翻译“Heaven”和“Earth”中不难发现，宇文所安所对应的理解似乎更为接近西方现代科学意义中的天与地，因此他说“天”即天文学，“地”即地形学。在古代中国，天与地通常并不单纯地意味着物理学层面的天与地，而是与民族的文化与习俗关系十分密切。 按周振甫注解版《文心雕龙》中对“文之为德”的解释，“文”也分广义与狭义。广义又有三种：第一是形文，如形状色彩；第二是声文，如泉石激韵；第三是情文，如作品。而狭义的则专指文辞。德则指功用或属性，如礼乐教化等。在注解中，周振甫还指出刘勰“认为人文始自太极，也与天地并生，这是误解”。在宇文所安的解释中不难发现也有这样的意思，但是，颇令人费解的是，宇文所安认为刘勰选用了庄子的词“万物与我为一”来印证这一道理，“但遗憾的是，刘勰选错了词，要证明那个古老谱系，刘勰最先想到的是庄子的用词，而庄子此人对谱系和庄严等非但不以为然，反而大为嘲弄。……刘勰试图用‘文与天地并生’来证明文学的价值，但他所选用的措辞却嘲弄了起源的权威性。”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去考证究竟刘勰这句话与庄子思想之间的事实关系，而且，似乎在现有的相关阐释之中也并无此说法。所以，宇文所安的这一说法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此盖道之文也”宇文所安的翻译为“These are the pattern of the Way”，也即对“道”的翻译与篇名《原道》一致为“the Way”。从书中来看，宇文所安对“道”的阐释更倾向于认识论方面，如将“道”解释为“宇宙秩序”，或“自然之道”，并认为刘勰的道中有文说法过于极端。张少康认为这里的“道”从历史渊源来看，所指更接近于荀子和《易传》的思想，也即并不是单纯的自然之道，而是还融合了哲理与社会政治之道。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宇文所安在抓住了“自然之道”的同时似乎忽略了其他方面。周振甫则更为清晰地从三方面分析“道”之所指：第一是，“要推求文的根本在明道，从而纠正当时创作上偏重形式的流弊。”第二，“要说明创作本于自然，反对矫揉造作。”第三，“要替自己的文学主张建立理论根据，主张创作出一种明道而富有文采的作品。” 相比较而言，周振甫的解释更为丰富与符合我们的认知习惯。而宇文所安的创新就在于通过创新的方式，寻求与中文相应或对立的西方学术概念，并从迥异与传统汉学研究的方式展开。如宇文所安认为《文心雕龙》独特的自然哲学暗示着“心”的必然出现与发生，且“有‘心’就自然有‘言’，语言是‘心’本身唯一和特有的显现形式”，而且通过语言才使得“知”成为可能，由此实现人之“文”。这一方面恰恰是我们习惯性的研究中所忽略的，而宇文所安则在被以往文学史家所忽视的地方挖掘出全新的含义。 三、结语 综合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必然面临着信息的误解与遗失，与此同时也常常带来新的研究思路与观念。《文心雕龙》是不朽的文学诗学著作，宇文所安的翻译与阐释带来新的阐释模式与启发，对于我们进一步立足中学与西学观照自身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其翻译中的局限性与缺陷所在，由此反观我们对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的诠释与意义空间。（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 参考文献 [1]谢文娟：“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意义”，《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1期。 [2]刘颖：“关于《文心雕龙》的英译与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41卷，第2期。 [3]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87-8、190-1、193页。 [4]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0、122-3页。 [5]刘勰：《文心雕龙》，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3、9-7页。
摘要：翻译是不同文化对话交流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渠道之一，不同的翻译策略与译者的文化背景往往直接影响着对原文的理解与传播。汉学家宇文所安的诸多译作广受国内外学界好评与推崇，本文以其所译《原道》篇中至为关键的“文”与“道”的概念进行辨析，以其分析其翻译中的得与失，并藉此微言窥异质文明交流中的跨文化翻译的实质。 关键词：宇文所安 《原道》 翻译 跨文化 一、宇文所安与跨文化翻译 长期以来，在文学与文化翻译方面，主要是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翻译与学习，然而，在20世纪西方遭遇了数次的经济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过度发展的工业文明与物质文化，促使西方人也在不断地反思西方文明所存在的问题。有学者更是尝试从更为古老的东方文明中寻求解决之道。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方学术界逐渐开始重视对东方文明古典文化的翻译与研究。 著名的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原名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 1946―至今），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主张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展开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其代表作有《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诗827-860》与《他山的石头记》等，其中《中国评论：英译与评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更是其甚为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广受海内外学界的认可与推崇。显然，宇文所安的研究方式并不是中国传统学者所沿袭的模式，更多地是糅合了自身文化传统与东方文化传统的一种呈现，“宇文所安的成功不在于提出了什么新的观念结构，而是打破了文学传统中跟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成规惯例，以一种富于冒险的精神的尝试激活了文本”。 在西方已有的《文心雕龙》英译本中，宇文所安的所选译的《文心雕龙》也是比较有特色与重要的一个译本。一般认为，比较主要的英译本有1959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施友忠（Shih， Vincent Yu-chung）的全译本，1983年黄兆杰选译收于《早期中国文学批评》的译文，1992年王佐良学生杨国斌的博士论文《〈文心雕龙〉英文新译（30篇）与理论探讨》中的译文，并在2003年正式出版全译本。此外，尚有杨宪益与戴乃迭也曾翻译《文心雕龙》部分篇章。国外学者包括戈登（Erwin Esiah Gordon）、柯立夫（Francis Cleaves）和休中诚（E. Hughes）也曾翻译过其中部分篇章。其中，哈佛教授兼汉学家宇文所安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评论：英译与评论》中选译了《文心雕龙》包括《原道》、《宗经》、《神思》等在内的18篇文章，并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进行解读与研讨。 二、宇文所安对《原道》篇的翻译 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诗学著作中十分重要、杰出的作品，内容涉及文学史、文体、美学等方面的研究。宇文所安也称之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一部反常之作”，且是一部“系统的文学论著”。在中国传统的学术著作中，开篇通常被认为具有统摄全文的含义。同样，《原道》作为《文心雕龙》的开篇，也被认为集中地表现了刘勰对文学本质的看法。基于此，我们通过分析宇文所安对《原道》（Its Source in the Way）篇中“文”与“德”以及“道”的翻译与解读，品鉴其独特性与美学价值所在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宇文所安开篇即说，“《原道》试图展示文学如何诞生于宇宙的基本运作。”并认为刘勰是想从谱系学的角度去追溯文学的最初诞生。对首句“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的翻译为：“As an inner power， pattern is very great indeed， born together with Heaven and Earth. And how is this？”并认为刘勰“文”与“德”所指的实质是“‘文’天然具有某种肯定的和不能忽视的特性”，但却选取了并不合适的庄子的思想来代为阐释。实际上，在张少康的解释中，也认为这一句话是对文学的本质的说明。不同的是，张少康认为，“德”是“得道”之意，与《老子》中“德”是一样的，而且刘勰《原道》中的文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别，而《原道》篇则是从更为广义的层面来探讨文与道的关系，并以此说明狭义文之本质所在。显然，从宇文所安对“天”与“地”的翻译“Heaven”和“Earth”中不难发现，宇文所安所对应的理解似乎更为接近西方现代科学意义中的天与地，因此他说“天”即天文学，“地”即地形学。在古代中国，天与地通常并不单纯地意味着物理学层面的天与地，而是与民族的文化与习俗关系十分密切。 按周振甫注解版《文心雕龙》中对“文之为德”的解释，“文”也分广义与狭义。广义又有三种：第一是形文，如形状色彩；第二是声文，如泉石激韵；第三是情文，如作品。而狭义的则专指文辞。德则指功用或属性，如礼乐教化等。在注解中，周振甫还指出刘勰“认为人文始自太极，也与天地并生，这是误解”。在宇文所安的解释中不难发现也有这样的意思，但是，颇令人费解的是，宇文所安认为刘勰选用了庄子的词“万物与我为一”来印证这一道理，“但遗憾的是，刘勰选错了词，要证明那个古老谱系，刘勰最先想到的是庄子的用词，而庄子此人对谱系和庄严等非但不以为然，反而大为嘲弄。……刘勰试图用‘文与天地并生’来证明文学的价值，但他所选用的措辞却嘲弄了起源的权威性。”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去考证究竟刘勰这句话与庄子思想之间的事实关系，而且，似乎在现有的相关阐释之中也并无此说法。所以，宇文所安的这一说法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此盖道之文也”宇文所安的翻译为“These are the pattern of the Way”，也即对“道”的翻译与篇名《原道》一致为“the Way”。从书中来看，宇文所安对“道”的阐释更倾向于认识论方面，如将“道”解释为“宇宙秩序”，或“自然之道”，并认为刘勰的道中有文说法过于极端。张少康认为这里的“道”从历史渊源来看，所指更接近于荀子和《易传》的思想，也即并不是单纯的自然之道，而是还融合了哲理与社会政治之道。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宇文所安在抓住了“自然之道”的同时似乎忽略了其他方面。周振甫则更为清晰地从三方面分析“道”之所指：第一是，“要推求文的根本在明道，从而纠正当时创作上偏重形式的流弊。”第二，“要说明创作本于自然，反对矫揉造作。”第三，“要替自己的文学主张建立理论根据，主张创作出一种明道而富有文采的作品。” 相比较而言，周振甫的解释更为丰富与符合我们的认知习惯。而宇文所安的创新就在于通过创新的方式，寻求与中文相应或对立的西方学术概念，并从迥异与传统汉学研究的方式展开。如宇文所安认为《文心雕龙》独特的自然哲学暗示着“心”的必然出现与发生，且“有‘心’就自然有‘言’，语言是‘心’本身唯一和特有的显现形式”，而且通过语言才使得“知”成为可能，由此实现人之“文”。这一方面恰恰是我们习惯性的研究中所忽略的，而宇文所安则在被以往文学史家所忽视的地方挖掘出全新的含义。 三、结语 综合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必然面临着信息的误解与遗失，与此同时也常常带来新的研究思路与观念。《文心雕龙》是不朽的文学诗学著作，宇文所安的翻译与阐释带来新的阐释模式与启发，对于我们进一步立足中学与西学观照自身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其翻译中的局限性与缺陷所在，由此反观我们对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的诠释与意义空间。（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 参考文献 [1]谢文娟：“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意义”，《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1期。 [2]刘颖：“关于《文心雕龙》的英译与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41卷，第2期。 [3]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87-8、190-1、193页。 [4]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0、122-3页。 [5]刘勰：《文心雕龙》，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