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案”内幕揭密
龙 儒 文
熊希龄是清末民初的政坛新星，43岁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热河都统，44岁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他的从政历程刚处于颠峰之时，袁世凯精心罗织了所谓的“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案”，以政治讹诈的非法手段，不仅逼迫熊希龄副署了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组织政治会议的三个命令，为自己推行总统制和日后的帝制自为铺平了道路，而且最后又用它作为一张王牌，把有“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内阁”之称的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轰下了台。
“热河行宫盗宝案”成了熊希龄从政历程上的“滑铁卢”！
长期以来，“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案”一直被人为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它布满了疑云，其内幕更是鲜为人知。
一
要真正揭开这个案子神秘的面纱，还得从熊希龄就任热河都统说起。
1912年7月14日，袁世凯在第四次收到熊希龄要求辞去唐绍仪内阁财政总长职务的辞呈后，知道熊希龄去意已决，再留也是枉然，最后不得已批准了熊希龄辞职。
这时的袁世凯，对被誉为清末民初的“理财能手”的熊希龄，还是极器重，也极赏识的。尤其是借款这一摊子，他认为此时无论是任何人接替，都不如熊希龄合适。因此，他虽然批准熊希龄辞去了财政总长，但是他仍然以请熊希龄“将经手借款事件妥筹办理”为由，再三挽留熊希龄说：该总长“艰难缔造，劳瘁不辞，众论群疑，毅然独进，任事之勇，谋国之忠，已为中外所共见”。还说，“解任以后，尚望殚竭尽筹，留备顾问，仍将经手借款事件妥筹办理，以期结束，谅亦该总长许国之初衷，当不忍弃我如遗也。”
老实憨厚的熊希龄看了袁世凯批在他辞呈上这些挽留和赞誉的话后，竟感动得热泪盈眶，便答应留下来继续“经理借款。”
7月16日，袁世凯在总统府单独设立了一个财政委员会，任命熊希龄为会长，梁如浩为副会长，梁士诒与吴鼎昌为会员，专门谋救财政困难及筹借外债。
熊希龄于是抛开六国银行团，立即与英国伦敦姜克生万国财政社紧急磋商，8月30日就正式签订了克利司浦借款合同。合同规定，中方借款1000万英镑，息金5厘，以盐课作为担保，分两年支付。
这样成功的借款，不仅出乎人们的意料，就连袁世凯也倍感惊奇，对他更加刮目相看。
熊希龄将自己经手借款的事了结之后，便打算离京回沪，不再过问政事。然而袁世凯此时却死活不答应。
12月22日，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热河都统。
为了进一步掌握和控制熊希龄，袁世凯在熊希龄去热河赴任时，竟暗中派人前往监视其行动。
二
热河在民初是一个特别行政区。这里有一个避暑山庄，是前清皇帝的行宫。每年夏天，清帝都要到这里来避暑，中秋以后，即前往木兰围猎，宴见蒙古王公，以示羁縻。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9月22日，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不久即死于行宫之中。
自咸丰帝死后，这个行宫即归热河都统管理。行宫里陈列了许多清宫故物，其中不乏精美的古玩珍宝及美术品。光绪帝即位以后，虽然已将宫中的瓷玉雕漆及紫檀器具18万件分批运入北京，留存在宫中的虽非贵重之品，但为数尚且不少。因而每一个都统到任，都要将宫内陈列各物清查一次。有的则借清查之机，私取古玩若干件，用以贿赂北京当局。在庚子以后，这更是成了公开的秘密和所谓的成例。
民国成立后，行宫禁例更驰，热河城里的勾栏瓦肆之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不很贵重的宫中古玩如西藏铜佛之类出售。这些古玩有的是被盗出去的，但更多的还是行宫的管理人员，为弥补薪资之不足，而私自携带出去卖的。热河都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就禁止不了。发展到后来，情况更为恶劣，就连北京的不少古玩店铺，也大量出售热河行宫的古玩珍宝。
熊希龄到热河履任后，看到行宫陈列之物被盗卖严重，避暑山庄年久失修，房屋倒塌，破败不堪，管理人员对陈列之物循旧安置，原设方位，不敢稍有移易，纵使房屋倒败，也不敢擅行挪动，任其日炙雨淋，愈久愈坏，终觉于心不忍。
为杜绝前清皇室之产被侵被夺之弊，保存国粹，他决定援照历任都统到任清查行宫陈列各物的旧例，将热河行宫的实在情形分别报告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前清内务府及国务院，准备将热河行宫内陈设各物彻底清查一次。
经袁世凯、内务府和国务院批准同意后，熊希龄即认真检阅了以前历任都统对于行宫古物的清理册籍，结果发现前任都统廷杰办理得最为认真。
廷都统曾督同三四委员逐日清查，“凡历一年有半，造成十六类草册”，但最后却仅将稍微好一点的瓷玉入库存储。
熊希龄将这16类草册与历任原册互相比较，发现其中眉目虽稍清爽，而所列款项却一仍原册之旧，仅有大概件数，未能分别详细名目，“殊不足以杜流弊”，即欲亲往清理，“以为实事求是之计”。
恰在此时，库仑蒙匪勾结陆军三营叛乱，蒙防吃紧，军务旁午，熊希龄未能分身前往清理，不得不亲自制定颁发了13条清理办法和各式表格，委任操行廉洁的前清江西知事、热河行政公署总务科长杨承曾（字叔玫）为清理处总办，委派祝毓英、陈价藩为清理员，会同行宫苑丞等，将园内陈设各物，分门别类，彻底清查，凡稽考登记装储各项，无不饬令格外周详，以图一劳永逸。
在清理过程中，杨承曾又按照熊希龄的要求，详定章程，依照原册数目，另定册式，督同宫内官兵切实清理。凡见一物，无不评考官书、妥定名目，以便稽考。同时，又从廷杰以前的16类分册中，分小类若干，小类则计小计之数，大类则计大计之数，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然后，仍将原册之册数行数及原存处所，详注于下，以便有所对照。
每清一项物品，均由各该所官兵经手接受，照册点验，之后再由原管官兵封粘印花，分别箱架，入库存储。其字画之伤折者，则为之裱褙；书籍之伤损者，则为之装订；器物之散卸者，则为之修整；镶嵌之脱落者，则为之胶漆。其手续层递之繁，权限册簿之详，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倘有某项物品遗失、被盗或被掉换等，只是按照原册及时将经手之人切实审讯，即可水落石出。
费数月之功，熊希龄才将热河行宫所有古物图籍，彻底清理完毕。整个清理工作，他都做得一丝不苟，滴水不漏，挑不出半点儿差错。
在清理行宫古物的同时，为了“保存古物，昭示文明”，熊希龄呈经内务部咨准，还对避暑山庄各处坍塌的楼台殿阁陆续进行了修茸，以供将来作为游观之用。
他计划将避暑山庄的前宫改为陈列所和西宾馆，文津阁改为图书馆，永佑寺改为佛供陈列所，狮子园改为植物园，西峪及含青斋改为森林试验场，将南北西路行宫并为各属中小学基址，其余园内各处，审度形势，酌量备用。
要完成如此浩大的修理工程，势必需要一笔巨款。然而此时清皇室既无闲款用来修整山庄，热河又地瘠民贫，全无可挪移之款项，中央更是国帑奇窘，债台高筑，熊希龄更不忍请拨经费筹办此事。
修理工程既然这么浩繁，所需经费又没有着落，怎么办呢？熊希龄左思右想，突然灵机一动：何不就地取财，变卖几件行宫古物充作修理经费呢？！
他把自己的想法立即写成呈文，向袁世凯和国务院作了请示。他在呈文中说：“拟请选库内所藏瓷器之稍贵重者，在京、沪等处变卖数十件，如得善价，即可徐图布置。”
袁世凯和国务院批示照准。
最后熊希龄仅花了白银10820两，就把避暑山庄的园庭房屋修茸一新。
然而熊希龄做梦也没有想到，许世英后来到热河查办行宫盗宝案时，竟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对他进行造谣中伤，差点被袁世凯置于死地。
将热河行宫陈设各物全部清理完后，熊希龄又呈文向袁世凯建议，不如将原库藏瓷玉各物，延聘中外人士精于赏鉴者核实估价，再行酌送公债票于清帝，买归民国国有，以示优待皇室之至意。至于书籍一项，除电允教育部查照前案，将文津阁所藏抄本《四库全书》派员来领，运入京师图书馆外，其余文津阁他项书籍及各殿阁抄印各书，仍请留存热垣图书馆，以为纪念，而备考证。
袁世凯批示照准后，熊希龄才分报国务院内务部与前清内务府，具体商定如何办理。商定结果是除酌选一部分古物及工艺品留热陈列外，其余所清理的各项物品，包括瓷玉、字画、屏幛、紫檀本柜等等，都一概运往北京。
熊希龄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些已经清理好的行宫古物运往北京，就不得不于8月18日匆匆离开热河，到北京就任国务总理。
熊希龄离开热河以后，这些已清理好的行宫古物才于1913年11月，由热河护理都统舒和钧派苑副徐延全为押运员押运，内务部派佥事赵魁续阿勒精阿为接洽员至滦州接运，运到了北京。
然后再由两翼八护办事处、警厅保安队、热河押运员三面签封，将玉器27箱、瓷器60箱存储于武英殿西偏，将瓷器27箱、字画2箱、围屏5箱、插挂屏25箱、紫檀木柜2口、座4抬存储于武英殿东偏，专等内务府延聘中外人士精于赏鉴者来会同启封估价，买归民国国有，保存于博物馆，作为国粹以“昭示天下，传之来兹”。
据清理处总办杨承曾造表清册统计，这次从热河行宫共起运玉器2891件、瓷器4573件、其他古物236件入京。
这就是熊希龄在热河都统任内清理行宫古物的详细经过。
三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熊希龄赴热河履任时，正好碰上库仑蒙匪勾结陆军三营叛乱，主客各军往来云集，军装弹械先后运至。热河街市狭小，旅馆俱满，公屋既安插不敷，民房更无可租赁，加以军需重要，热街无城，军装弹械到处露天堆积，若长此因循，实为危险。同时江北米占元一军不日将至，新招的马队各营也成立在即，尤须预筹驻宿之处。
因此，熊希龄在根本来不及向袁世凯和国务院咨照批准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擅自将都统衙门先行迁入了热河行宫的东偏戏数及松鹤斋两处，并把到热河上任时带来的一营骑兵和军械等品也一律迁入了行宫，腾出都统旧署作为驻兵之用。
行宫本是皇家禁地，除了园中苑丞和管理官兵，任何人都不敢随便闯入。即使民国改元后，禁例已有所松驰，但前清的最后一位都统昆源亦未敢进入。因此，熊希龄把热河行宫辟为都统公署并搬到里面居住的大胆举动，立即招致了不少非议。
特别是当时刚由朝阳县知县升任为承德府府尹不久的王承斌，本来原先就与熊希龄不和，加上后来又觊觎热河都统这一职位，此时看到熊希龄不但搬到行宫里去居住，而且又新招了几营马队，于是立即密报袁世凯和曹琨，大肆造谣说熊希龄在热河大量盗卖行宫古物，用来招兵买马以图独立。
王承斌的谣言，无疑为后来袁世凯罗织所谓的“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案”提供了现成的依据。
同时，因为熊希龄把都统公署和军用仓库迁入了热河行宫，将禁地改成了办公场所，来来往往出入行宫的人自然多了。这一方面为后来园中管理官兵如张振久等勾结外面的文物贩子，串通盗卖行宫古物提供了方便，一方面也使不少出入行宫的统兵将领对宫内所藏物品眼馋耳热，不免暗中打起了主意。比如毅军宿将姜桂题就是这样。
姜桂题字翰卿，安徽毫县人，是袁世凯的铁杆心腹之一。1895年，袁受命编练新军，姜即应袁之召入新建陆军，任右翼翼长。1899年12月袁暑理山东巡抚，姜则屯军山东泰安、青州、潍县等地。1912年7月，袁提名陆征祥组阁，陆所提阁员名单被参议院否决，袁怒不可遏，姜立即为袁奔走效劳，大宴参议员和各党派领袖，进行疏通，迫其就范。
熊希龄出任热河都统后，袁即派姜入热协助熊剿匪。名为协助剿匪，实为监督其行动。
姜桂题当时在军界尚有相当大的势力，所部毅军号称10万。他自恃“有功民国”而“未蒙酬庸”，“意殊不平”。熊希龄拟呈请袁世凯给他授勋作为奖励，可是姜却向熊示意，表示想要拿一、二件行宫古物作为纪念品。
熊希龄本想拒绝，但又经不起姜的软缠硬磨，最后不得不“提取园庭字画两件”，奉赠给姜桂题，并“呈请国务院转咨内务府”立案。
这件事本来有案可查，姜桂题自己也承认“前蒙惠赠字画两件，早经照收，调阅卷宗，历历可考”，没想到他却暗中密报袁世凯。后来被袁利用作为一个“把柄”，添油加醋，给熊希龄惹出许多麻烦来。
当然，如果仅凭王承斌的谣言和熊希龄提取两件字画赠送给姜桂题这两件事，袁世凯想逼熊希龄就范，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真正使熊希龄感到有口难辩的是，首先，他确实收受了行宫看守送来的几件古物；其次，他曾经借用过行宫的一些书格、竹笔、词谱及舆图等，虽然他都向管理人员打了借条，但到离开热河时还来不及归还。
据熊希龄的老友刘垣在《张謇传记》一书中披露：
每一个都统新到任，照例进宫检查，看守之官员，
照例请示都统需要何种玩物，可以吩咐照办。希龄对于
古玩，完全是门外汉，既无赏鉴知识，亦无收藏雅兴。
而看守者屡以为言，希龄心中明瞭如不收取数件，此看
守者必不安心，因亦收取若干件。我敢断言，决非有价
值物品，或者即是乾隆帝御笔书画之类。
关于曾经借用过行宫古物一事，熊希龄在1914年4月2日发给清理处总办杨承曾的一封电报中，也专门谈到了。其电文如下：
承德都署军政厅孟参谋鉴：
彝密。转杨叔玫兄。函悉。前借用书格，早已交
还，竹笔缮写屏联数次，尚未大坏。词谱雇人照抄，尚
差三卷，抄毕即还。舆图前后交赤峰前敌侦探队长，为
军用参考，该队解散回京，尚未缴还，已饬人催取。一
俟各件齐后，即交在京押运员缴部可也。此复。
希龄。冬。印。四月二日。
正因为这两件事被袁世凯派来监视其行动的人抓住了把柄，开一清单，以正式公文呈报了袁世凯，所以等到国会已通过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熊希龄在袁世凯的一再敦促与压迫下不得不来到北京，仍向袁世凯面辞不就国务总理后，袁世凯即另派一人向熊希龄交涉说：“你不就总理一职，即是看不起总统。你可知道，你有把柄落在总统手里，如此如此。”
熊希龄听了来人这么一暗示，立即明白，袁世凯已经抓住了他在清理行宫古物过程中有“瓜田李下”的“侵盗嫌疑”的把柄。这样的事，当然一时根本说不清楚，传了出去之后，只会让人难堪。因此，他只好自认晦气，明知袁世凯给自己设了个大圈套，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钻，答应出任国务总理。
也正因为被袁世凯抓住了这个把柄，所以熊希龄组阁以后，对袁世凯处处隐忍屈从，一让再让。用他自己后来的话来说，就是在国务总理的任内，没有一点国务总理的尊严。忍让到最后，竟不得不副署了袁世凯所下的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组织政治会议的三个命令，为袁世凯推行总统制和复辟帝制铺平了道路。
四
熊希龄不是那种没有一点政治常识的人，而竟顺从袁世凯的旨意，毫无争执，自有不可告人的隐衷。如果不是因为有把柄落在了袁世凯手上，受到袁世凯的挟持和压迫，他是断断乎不肯副署这三个命令，无缘无故地替袁世凯去背上这个历史骂名的。
直到1913年11月底，袁世凯一手精心策划的“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案”正式出笼后，对袁世凯一直隐忍屈从的熊希龄，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1月29日，北京的《群强报》在第二版的“国事要闻”栏内，公然报道了现任国务总理熊希龄在“为热河都统时将前清行宫之古瓷器、书画取去二百余件，现被世续查明，已请律师向京师地方厅起诉”的特大社会新闻。
同时，北京的另一家报纸《新社会日报》，更是每天都大量登载种种有关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的新闻，并配上“时评”，“该报时评乃一则曰，前清皇产载之盟书，涂之口血，未可轻为侵夺；再则曰，前清皇室之所有物，人人皆知，而未可侵夺”，进而肆口谩骂熊希龄“一则曰偷，再则曰盗”，极口呼冤，说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案是“不可移易之铁案”。
上海的《神州》报也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大肆刊登了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的种种消息。
堂堂的现任国务总理，居然被报纸公然指为盗贼，熊希龄不禁感到又惊又气。于是，他立即以国务总理的名义，分别在1913年11月30日、12月13日和22日以及1914年1月13日，连续四次致函内务总长朱启钤，命令内务部迅饬京师警察厅，从严究办《群强报》、北京世界语会主笔攻击诋毁他的人，并查封《新社会日报》馆。
这时，让熊希龄更为难堪的事发生了。谁知内务部的公函送到京师地方检察厅之后，区区的京师地方检察厅竟以“来函不合公文程式”为由，在信封上批了“饬具诉讼，原件却回”这么八个大字；《群强报》、《新社会日报》和北京世界语会主笔攻击诋毁他的人不仅没有受到从严究办，而且依然在报纸上对他肆口谩骂，借端诋毁，为盗案新闻推波助澜；《新社会日报》馆不仅查封不了，而且还迁入了东交民巷，受到了外交保护！
愤慨之余，熊希龄才翻然悔悟：对堂堂的现任国务总理，报纸和京师警察厅竟然不留一点情面，如果不是袁世凯在背后指使，谁敢让他这么难堪？！
五
为了雪去自己的不白之冤，熊希龄立即于12月10日，暗中密令国务院调查员朱谦明，微服前往北京内外城的各古董商店，以假购古玩为名，不动声色，严密查探。
经过几天的探查，不久朱谦明即发现，北京有很多古玩客商都专门派人前往热河，私买宫廷物品，锦生润银号则专为他们汇兑银两。到了热河以后，这些人大部分都住在关帝庙。北京的东珠市口天聚昌绸缎店，目前还有热河行宫的贵重物品出售。
12月16日，朱谦明悄悄来到天聚昌绸缎店，他佯称要购买一些宫廷物品，伙计即刻就给他拿来了一块金线地毡，并一再向他介绍说，这是他们店铺的另一伙计于伟卿专门从热河收购来的，是真正的宫廷物品，绝不是赝品。朱谦明仔细一查看，发现确实是宫廷物品。他当即前往警厅，将奉饬严密探查的缘由及所探实在情形陈报总监。
19日，即由警厅约请洋员丁克满，偕同朱谦明前往天聚昌，购定所看地毡，议定货价为洋2450元，先交定洋200元。
朱谦明将探查购物情形面陈熊希龄后，熊立即密电前护理热河都统舒和钧（此时已改由姜桂题署理热河都统，舒和钧专任参谋长），让他密令热河警察厅长冯梦云和侦探队长杨清田等，带领弁兵前往关帝庙，一举将于伟卿等人捉拿到案。
朱谦明生怕天聚昌掌柜闻风潜逃，立即于21日密请总监将该店赃物取获，并将店伙石礼耕拿获到案。
22日，朱谦明又到隆福寺三和公古玩铺调查，发现该铺也派有伙计赴热河盗买宫廷物品，即行陈报警厅总监，密令内左二区派巡长徐荫南改装，仍约洋员丁克满同往该铺购货。
到了该铺后，他们发现这里所存的贵重古玩比天聚昌的还要多得多，但是否是热河宫廷物品，他们一时也根本无从辨识。惟有一块金银线地毡，比天聚昌盗买的那一块还要宽大，经他们再四辨认，发现确系宫中物品，即由丁洋员出面承购，议定价钱为2500元，并在地毡后面粘纸签字，作为标记。
不料第二天他们持款到该铺提货时，却发现掌柜张省三已闻风藏匿。 徐荫南当即派警员前往该铺看守，不入就将张省三连同盗买的地毡和三名店伙一并抓获。
与此同时，前护理热河都统舒和钧也来电给熊希龄报告说：
铣电悉，比派警长及探访队长，遵照办理，当经拿
获于伟卿、胡庆年、韩德富（即韩四）、佟玉山、贾国兴、
常和六名，并嫌疑犯二名，已交承德县看管。并起获赃
物甚伙，内经杨承曾派员认定为宫中陈设者三十七款，
现暂由承德县收存。因姜军统接印在即，差务甚忙，一
时未能讯问。兹据开单前来，理合先行电达，现已将此
案移交姜统妥为办理。
熊希龄收到舒和钧的电报后，马上致电姜桂题说：
顷又据暗探禀称：有田霞臣者，偕郗玉谦（三和公
古玩铺店伙）同赴热河，住二仙居大生堂药店，由前园
庭宫丁张振久绍介现园庭宫丁胡照峰，盗卖行宫物品，
现田已回京，郗尚在热等语。查该宫丁等，胆敢勾串奸
商，盗卖宫庭物品，殊属荒谬已极。应请饬令探访队，
将该宫丁张振久、胡照峰及奸商郗玉谦，一并缉拿，毋
令漏网，从严惩治，以儆效尤。希即查照办理，并盼电
复。
也就在这个时候，熊希龄的亲戚、前天津招商局总办朱翼辅的儿子朱作舟，为替熊希龄洗去不白之冤，也在秘密查访盗案，并取得了重大突破。
朱作舟与天津著名盐商王竹林是多年好友，因而与王在言谈中说到了熊希龄被诬盗卖热河行宫古物这件事，王听了以后，立即对朱说：“要了解盗案并非难事。我有一好友叫丁济谦（即丁福田），是北京延清堂古玩店的掌柜，中间的内幕他一定清楚。”
于是，朱当即托王找丁济谦打探内情。丁告诉王说，延清堂是前清内务府大臣增俊开的，言下之意，是叫他少管延清堂的闲事。同时他还向王透露，北京城中的永宝斋、仿古斋、隐秀斋、怡古斋、惠记古玩店等古玩店，都私自出售过行宫古玩。王即刻将这一重要线索转告了朱作舟，朱作舟又马上报告给了熊希龄。
恰在此时，承德县知事卢宗吕也给熊希龄来电禀称：“遵饬拿获偷买偷卖行宫陈设物品人犯于伟卿等八名，并公物三十七件。又此案人犯及嫌疑人九名，并公物四十余件。经督同帮审员等悉心研鞫，已有端倪，先将现办情形及各犯供词录呈鉴核。”
12月28日，熊希龄根据朱作舟的报告和卢宗吕所禀，命令京师警察厅，立即将隐秀斋、仿古斋、永宝斋、怡古斋、乾升斋、惠记古玩铺等古玩店铺的掌柜和伙计一网打尽。
六
然后，熊希龄又以国务院的名义，命令敦促京师警察厅和承德县知事卢宗吕，立即将在京羁押的9名人犯和在热羁押的17名人犯，切实审讯，以期尽快使热河行宫盗宝案真相大白于天下，以释群疑而明公道。
不久，京师警察厅即将在京羁押人犯的供词抄呈熊希龄：
据宋秀田更名田云卿（即田霞臣）供称，伊于民国
二年十月间至热，经素识之张振九介绍张福田手内买得
大小金银毯各一件。张省三供称，在京开设三合公古玩
铺生理，派得铺伙郗玉谦赴热，帮同田霞臣买得玉磁雕
漆珐琅等物共数十件。嗣警厅查知，带同外国人前往该
铺买毯，议明价洋二千五百元。张省三因外国人身穿军
衣，恐系官府，遂将毯子交与娄厚甫转交华比银行丁济
谦代存。丁福田（即丁济谦）供称，在京开设延清堂古
玩铺生理，复在华比银行充当经理，伊同娄厚甫代张省
三转存毯子二件。韩少臣（即韩玉福）供称，在京开设
隐秀斋字画铺生理，民国二年九、十月间，伊赴热在于
伟卿手内买得毯子、玉磁、绣货、珐琅等物共三十七件。
靳如珍供称，伊系仿古斋铺徒，铺长赵荣棠凑款交由于
伟卿赴热买得行宫金线毯等件。高连珍供称，受雇庆昌
木工雇工，民国二年六月间，铺掌黄筱华与天聚昌绸缎
庄共出资本，令于伟卿赴热买得金线毯一件。石书田供
称，受雇天聚昌绸缎庄雇工，民国二年六月间，铺掌黄
介亭与黄筱华共出资本，交由于伟卿赴热买得行宫金线
毯一件，后经售与警厅约来外国人丁姓，议明价洋二千
四百五十九元，现已起获，黄介亭亦已回籍。常汇川供
称，在京开设惠记古玩铺生理，民国二年十一月间，伊
同铺伙宋辑五到热买得行宫偷出玉磁雕漆绣货等物共七
十余件。宁志明供称，在京开设永宝斋古玩铺营生，铺
掌贾国兴于民国二年阴历十月初间赴热，到得来远号开
铺生理，买得行宫宝物甚多。庄宽结称，伊于热河盗买
物品事并无影响。
该厅共起获赃物220余件。
随后没几天，熊希龄亦收到了卢宗吕从承德寄来的在热羁押人犯的供词：
据于伟卿供称，曾在北京仿古、怡古斋充当铺伙，
民国二年六月伊领得天聚昌绸缎庄黄杰亭资本，到热用
洋二千余元买得素识之杨佑之金线毯、桌围等物。宋辑
五供称，曾在北京瑞记古玩铺营业，民国二年八月伊与
素识之常汇川合伙，偕同到热买得在逃之胡庆年、刘鼎
卿、何富、刘宜斋及不知名之李姓玉磁雕漆绣货等物七
十余件。韩四（即韩德富）供称，伊代胡庆年卖给磁瓶
等件，与宋辑五伊家起获物件系在逃之杨文绪所存。何
富供称，向在狮子园充当兵丁，伊于民国二年十一月间
同张贵窃得大殿内楠木金刚经，卖给宋辑五，各得洋五
元。傅锡九供称，向受雇北京瑞记洋行雇工，民国二年
六月十五日到热，陆续代铺东托已革芳园居兵丁佟玉山
买得雕漆、毯子、铜炉等件。质之佟玉山所供大略相同。
彭玉和供称，向在含青斋充当兵丁，民国二年十月十一
日间，窃得含青斋小珊瑚珠、字画等物，卖给佟玉山，
得价洋三元，尚有线毯等物三十余件，并未售出。佟殿
甲供称，向在芳园居充当兵丁，民国二年十月间，窃得
芳园居雕漆瓶六件，卖给佟玉山，得洋九元。傅锡盛供
称，向在含青斋充当兵丁，曾将含青斋报废毯子一件卖
给彭玉和，得洋三角。彭玉山供称，民国二年阴历十月
十八日，伊代胡庆年寄存铜佛五片。贾国兴供称，向在
北京开设永古斋古玩铺生理，有素识之庆小正谈及，北
京见有热河行宫宝物，令伊赴热看视，伊遂携带洋银于
民国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抵热开来远公司布店，买得袁瓦
匠、钱四等雕漆绣货等物九十余件。张咸顺供称，伊代
在逃之杨文绪隐寄赃物。张连顺供称，有素识之商玉文
在伊家寄存雕漆等件。张振九供称，向在团练局当差，
与田云卿、郗玉谦相识，并不知田云卿等收买古玩情事。
樊棣园供称，伊于民国二年九月间在热，于不知姓名人
挑上买得册页二本各等语。其余张金喜、徐瑞、张玉岭、
姚毓、华长佑、关得顺、张喜、彭元、裘殿臣、裘彩、
王凤来、张鹤岭等，或因迹涉嫌疑，或因到案质证，均
无甚关系。
热河都统署、警察厅、承德县共起获赃物340余件。
从京师警察厅和承德县知事卢宗吕抄呈熊希龄的26名人犯的口供来看，只有于伟卿一人是在1913年6月熊希龄未离任时，到热河串通官兵盗买行宫物品的。其余人犯都是自1913年8月熊希龄卸任以后，才陆续赴热盗买行宫宝物的，并且无不有内务府人员即园庭官兵为之盗卖。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奸商盗买，为富不仁，穷苦园丁见利忘义，乘机窃取。
细查此案，京热两方羁押的人犯都互有关联。他们有的是在热河贩卖古物闻风潜逃，在北京被逮捕；有的是赃物在北京起获，罪犯在热河被羁押；有的是勾通买卖而在京在热两方供词却互不一致。案件牵连既多，如果要就原管辖各为判决，难免有所疏漏。因此，熊希龄又再次致函内务总长朱启钤，建议将两案归并，由京师警察厅送交司法衙门依法判决。
七
看到案件既已告破，证据也极为确凿，熊希龄于是立即于1914年1月13日和2月1日，两次呈请大总统袁世凯颁发命令，“饬将《新社会日报》馆查封，禁止其发行，以为图煸民国与清皇室恶惑者戒”，并“简派大员前往热河，认真查办，务期罪人斯得，尽法严惩，以无负大总统保护前清皇室私产之诚心，并即以间执群疑众谤之口”。
过去，袁世凯几次利用热河行宫盗宝案逼他就范，他之所以隐忍屈从，一方面为的是顾全脸面，怕事情张扬出去，外间一时不明白真相，会让自己倍加难堪；一方面为的是想施展自己平生的理想抱负，对袁世凯的狼子野心一时还看不清楚，并不是自己在清理行宫古物的过程中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和见不得人的东西。
现在，案件即已告破，如果再不乘此机会将热河行宫盗宝案的内幕揭开，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他真的只有一辈子永远背上盗宝的黑锅了。
袁世凯收到熊希龄的呈文后，当着熊希龄的面，口口声声说此案“事关前清皇室财产，自应彻底查究，应派许世英克日前往，秉公查办”，背后却嗾使喽罗们，继续大肆炒作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案，妄图把水搅得更浑，以逼熊希龄早日自动下台。
1914年2月11日，受袁世凯的委派，政治会议委员许世英带领前司法部次长汪守珍、前司法部参事张轸、前奉天行政公署科长马振理、前奉天康平县知县陈嘉言等一行五人，取道古北口，赴热河查办所谓的熊希龄行宫盗宝案。
第二天，连续遭受了袁世凯一连串沉重打击的熊希龄，不明不白地被迫辞去了国务总理，让袁世凯给轰下了台。
许世英等人于15日抵热后，除了走马观花似的调阅了部分在押人犯的卷宗，粗粗询问了一下避暑山庄保存古物的管理办法之外，专门收集了一些恶意攻击熊希龄的谣言和一些案犯信口胡谄的口供，即于28日匆匆赶回北京。
回京后，许世英除了例行公事似的给袁世凯交了一份查办热河宫物盗案的调查报告之外，还另上了一道密折，对熊希龄落井下石，妄图按照袁世凯的旨意，陷害熊希龄。他在密折中说：
敬再呈者：
查熊前总理原呈内称：“希龄所闻颇多，人言市虎，
虚实均应澈查”。呈末并有“请派员认真查办，以间执
群疑众谤之口”等语。细绎呈意，盖熊前总理一若受有
诽谤之言，而不自知其何来，且无以自白者。世英既受
大总统委任之命令，复读熊前总理请求之呈文，则对于
疑谤之所由来，不得不寻其究竟。检阅京师警察总厅押
犯常汇川即常惠川等供词，觉于兹事不无关系。如果所
供属实，或者疑谤之言由兹而起，在熊前总理果于自信，
或者于物腐虫生之后，尚不自知。兹将各犯原供摘录于
后。据常汇川即常惠川供称：在隆福寺开设惠记古玩铺
营业，民国二年阴历七月初间，伊在京万福居饭馆与素
识熊都统当差之刘鼎卿晤面。据刘鼎卿云：热河清皇室
宝器一半归民国，一半归皇室，现在归彼出卖，有数十
箱寄到上海出售，现有三四箱尚在热河。刘鼎卿复为伊
介绍，不记名之杨姓口操南音，系熊都统之管帐人。又
介绍江苏口音三十余之狄姓，名号记忆不清，惟忆下系
卿字，谓系熊都统之幕府杨姓云。清皇室各物已寄到上
海卖过二三十万，尚余无几，系分给大众之物，狄姓在
万福居给伊看过，海棠式小花瓶一对，景泰珐琅盘一个，
共索价八百两，伊还价四百五十元，并未买妥。彼等又
谓此项卖价，为在热河开办石油矿之用。杨姓又言家眷
未来，尚有二三十件，十月底冬月初家眷到京带来再看。
伊与宋辑五于十一月初间一同赴热，经宋辑五由刘鼎卿
手内买得雕漆小柜等件，伊因听闻有古玩数箱运到天津，
遂赶即回归，旋因有事未能赴津收买。又据张省三供称：
伊在隆福寺开设三合公古玩铺营业，铺伙宋秀田闻得熊
都统在热出卖古玩，伊又接张振久来信，云热河宫内出
来物品不少，系归宫卖，好者运京，次者就地出售，是
以于民国二年阴历八月间委任宋秀田携带银元赴热收买。
京中本行人亦传说，熊都统回京带来货物八十箱，卖银
三十万两，常汇川等钧往看过。又据丁福田即丁济谦供
称：伊在琉璃厂延清堂古玩铺执事，闻常汇川言，熊都
统秘书杨姓卖有字画、磁器各等语。再三研诘，矢口不
移，是否属实，应由法庭详细根究，以成信谳。理合附
呈大总统钧鉴。伏冀密交内务部并入正呈办理。谨以附
呈。
许世英。中华民国三年四月二日。
同时，许世英还在北京到处散布谣言，说熊希龄修理热河行宫园庭房屋花费了20多万银两，私购了热河围场屯垦地，等等，其言外之意，就是说熊希龄在修理避暑山庄的过程中有贪污嫌疑。
八
熊希龄在向国务院借抄热河行宫盗宝案卷时，无意中突然看到了许世英密呈大总统袁世凯的这份手折，同时也听到了许世英到处散播的种种专为攻击他的谣言，顿时火昌三丈，当即托热河军政厅长舒和均，让他密嘱承德县知事卢宗吕传常惠川所供的刘鼎卿当堂对质。于是，热河警察厅探访队立即不动声色的掩往刘鼎卿家，将刘抓获到案，让他与案犯宋辑五当堂对质。
据刘鼎卿（即刘魁芳）供称，他与常惠川、宋辑五见过一面，但并没有说什么话，更无卖给他们古玩之事。宋辑五则供称，他所买古玩也有知道姓名的，也有不知道姓名的，内有一年迈50岁的人，他说他姓名是刘鼎卿，卖给我货物多件，我不知道他所说的姓名究竟是真是假，但这到案的刘鼎卿与卖古玩的刘鼎卿，实非一人，我不敢妄指。
卢知事一再问他卖古玩的刘鼎卿与这个刘鼎卿不是一人，那么那个卖古玩的刘鼎卿是何面貌？何处籍贯？宋辑五又供称，那个卖古玩的刘鼎卿是长方脸，有胡须，但他是何处人氏，我因卖东西的人多，未能个个详细问明，实不知道，如见面就可认识。卢知事再三驳诘，他都矢口不移。
同时，热河正绅、商务总会总理高锡恩和前城议会议长吕松寿也说，这个误传的刘鼎卿，平日为人极为安分，且近年贩买皮张等货，并未在家久住，决不会做勾卖行宫古玩这种违法勾当。
卢宗吕将宋辑五与刘鼎卿当堂对质的口供函知熊希龄后，熊希龄立即对许世英根据案犯常惠川口供诬捏各节，公开逐一进行驳斥，并义正辞严地说：
今许查办员对于此案并无一定办法，而于庆宽等勾
串盗买，亦置不理，似其意专在与希龄为难也者。龄于
热河清理陈设物品，十分慎重，凡有提取赠人及借用之
件，均用亲笔命令存案，光明磊落，无事不可以对人。
此案既系龄所破获，又为龄所呈请，尽可公开裁判，毫
无秘密之可言，即使确有牵涉用人之处，指出姓名，亦
可交出质对，虚坐实究，更无讳饰之可言。若必如许查
办员手折所云，鬼鬼祟祟，含沙射影，实非正人君子之
所为也。
受到熊希龄严厉驳斥的许世英此时万分狼狈。他的阴谋破产了。尽管他在查办热河行宫盗宝案时对熊希龄做了大量手脚，妄图对熊希龄落井下石，然而在铁的事实面前，他终因证据不足，无法达到陷害熊希龄的目的。于是，他不得不函令京师警察厅和承德县知事卢宗吕，让他们不要再深究和诛求此案。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过去口口声声说要请律师向京师地方厅起诉熊希龄的世续，这时却无动于衷，对热河行宫盗宝案不闻不问，这其中的猫腻，确实耐人寻味。
1915年1月中旬，内务部审判厅公布了对在京热两地羁押的盗买盗卖热河行宫宝物案犯的判决结果，惟刘鼎卿一人，内务部及法庭既未知照熊希龄查询热河当差者有无其人，又未要求承德县知事卢宗吕将其解京备质，这其中的疑团，更是把熊希龄搞得一头雾水。
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案就这样匆匆落幕了。
九
最后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熊希龄的老友郑廷玺在他的《袁世凯挟制熊希龄解散国民党的经过》一文中说，熊希龄是在1913年11月3日上午，在袁世凯的办公桌上看到了许世英查报避暑山庄盗宝案卷后，在袁的威慑下副署了解散国民党的命令的。
他的这个说法在时间上与历史事实显然有些出入。如前所述，许世英是在1914年2月11日才赴热河查办行宫盗宝一案的。他2月28日才从热河回京，4月2日才给袁世凯交上查办热河行宫盗宝案的调查报告，何以在1913年11月3日上午，熊希龄就在袁的办公桌上见到了许世英查报避暑山庄的盗宝案卷？！
熊希龄是因为受热河行宫盗宝案的影响，而受袁世凯的挟制，才不得不副署解散国民党的命令的，这一点勿庸置疑，但他当时在袁的办公桌上看到的绝对不可能是许世英查报避暑山庄的盗宝案卷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原文连载于2010年11月28日、12月5日、12月12日、12月19日、12月26日的《边城报》第10版“口述湘西”专栏）
注：
世续（1852年-1921年），字伯轩，索勒豁金氏，隶内务府满洲正黄旗，清末军机大臣。
光绪元年（1875年）举人，历任内务府郎中，擢武备院卿，授内阁学士，二十二年（1896年）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兼工部侍郎。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留京联络联军，保护内宫和坛庙。两宫回銮，赏黄马褂，转吏部兼都统。
三十二年（1906年）命为军机大臣。历转文华殿大学士，充宪政编查馆参预政务大臣。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死后，独言国事艰危，宜立长君，但未被采纳。宣统改元，因病告假。三年（1911年）复起原官，仍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辛亥革命起事，首先赞成宣统逊位。隆裕太后令其磋商优待条件，授太保。民国后接修崇陵工程，加太傅。1917年张勋复辟，惧祸及，力阻之。事变亟，入宿卫，并以殓服自随。编纂修《德宗实录》，书成之时，已病不能起。1921年，病逝，享年六十九。赠太师，谥文端。
“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案”内幕揭密
龙 儒 文
熊希龄是清末民初的政坛新星，43岁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热河都统，44岁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他的从政历程刚处于颠峰之时，袁世凯精心罗织了所谓的“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案”，以政治讹诈的非法手段，不仅逼迫熊希龄副署了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组织政治会议的三个命令，为自己推行总统制和日后的帝制自为铺平了道路，而且最后又用它作为一张王牌，把有“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内阁”之称的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轰下了台。
“热河行宫盗宝案”成了熊希龄从政历程上的“滑铁卢”！
长期以来，“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案”一直被人为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它布满了疑云，其内幕更是鲜为人知。
一
要真正揭开这个案子神秘的面纱，还得从熊希龄就任热河都统说起。
1912年7月14日，袁世凯在第四次收到熊希龄要求辞去唐绍仪内阁财政总长职务的辞呈后，知道熊希龄去意已决，再留也是枉然，最后不得已批准了熊希龄辞职。
这时的袁世凯，对被誉为清末民初的“理财能手”的熊希龄，还是极器重，也极赏识的。尤其是借款这一摊子，他认为此时无论是任何人接替，都不如熊希龄合适。因此，他虽然批准熊希龄辞去了财政总长，但是他仍然以请熊希龄“将经手借款事件妥筹办理”为由，再三挽留熊希龄说：该总长“艰难缔造，劳瘁不辞，众论群疑，毅然独进，任事之勇，谋国之忠，已为中外所共见”。还说，“解任以后，尚望殚竭尽筹，留备顾问，仍将经手借款事件妥筹办理，以期结束，谅亦该总长许国之初衷，当不忍弃我如遗也。”
老实憨厚的熊希龄看了袁世凯批在他辞呈上这些挽留和赞誉的话后，竟感动得热泪盈眶，便答应留下来继续“经理借款。”
7月16日，袁世凯在总统府单独设立了一个财政委员会，任命熊希龄为会长，梁如浩为副会长，梁士诒与吴鼎昌为会员，专门谋救财政困难及筹借外债。
熊希龄于是抛开六国银行团，立即与英国伦敦姜克生万国财政社紧急磋商，8月30日就正式签订了克利司浦借款合同。合同规定，中方借款1000万英镑，息金5厘，以盐课作为担保，分两年支付。
这样成功的借款，不仅出乎人们的意料，就连袁世凯也倍感惊奇，对他更加刮目相看。
熊希龄将自己经手借款的事了结之后，便打算离京回沪，不再过问政事。然而袁世凯此时却死活不答应。
12月22日，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热河都统。
为了进一步掌握和控制熊希龄，袁世凯在熊希龄去热河赴任时，竟暗中派人前往监视其行动。
二
热河在民初是一个特别行政区。这里有一个避暑山庄，是前清皇帝的行宫。每年夏天，清帝都要到这里来避暑，中秋以后，即前往木兰围猎，宴见蒙古王公，以示羁縻。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9月22日，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不久即死于行宫之中。
自咸丰帝死后，这个行宫即归热河都统管理。行宫里陈列了许多清宫故物，其中不乏精美的古玩珍宝及美术品。光绪帝即位以后，虽然已将宫中的瓷玉雕漆及紫檀器具18万件分批运入北京，留存在宫中的虽非贵重之品，但为数尚且不少。因而每一个都统到任，都要将宫内陈列各物清查一次。有的则借清查之机，私取古玩若干件，用以贿赂北京当局。在庚子以后，这更是成了公开的秘密和所谓的成例。
民国成立后，行宫禁例更驰，热河城里的勾栏瓦肆之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不很贵重的宫中古玩如西藏铜佛之类出售。这些古玩有的是被盗出去的，但更多的还是行宫的管理人员，为弥补薪资之不足，而私自携带出去卖的。热河都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就禁止不了。发展到后来，情况更为恶劣，就连北京的不少古玩店铺，也大量出售热河行宫的古玩珍宝。
熊希龄到热河履任后，看到行宫陈列之物被盗卖严重，避暑山庄年久失修，房屋倒塌，破败不堪，管理人员对陈列之物循旧安置，原设方位，不敢稍有移易，纵使房屋倒败，也不敢擅行挪动，任其日炙雨淋，愈久愈坏，终觉于心不忍。
为杜绝前清皇室之产被侵被夺之弊，保存国粹，他决定援照历任都统到任清查行宫陈列各物的旧例，将热河行宫的实在情形分别报告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前清内务府及国务院，准备将热河行宫内陈设各物彻底清查一次。
经袁世凯、内务府和国务院批准同意后，熊希龄即认真检阅了以前历任都统对于行宫古物的清理册籍，结果发现前任都统廷杰办理得最为认真。
廷都统曾督同三四委员逐日清查，“凡历一年有半，造成十六类草册”，但最后却仅将稍微好一点的瓷玉入库存储。
熊希龄将这16类草册与历任原册互相比较，发现其中眉目虽稍清爽，而所列款项却一仍原册之旧，仅有大概件数，未能分别详细名目，“殊不足以杜流弊”，即欲亲往清理，“以为实事求是之计”。
恰在此时，库仑蒙匪勾结陆军三营叛乱，蒙防吃紧，军务旁午，熊希龄未能分身前往清理，不得不亲自制定颁发了13条清理办法和各式表格，委任操行廉洁的前清江西知事、热河行政公署总务科长杨承曾（字叔玫）为清理处总办，委派祝毓英、陈价藩为清理员，会同行宫苑丞等，将园内陈设各物，分门别类，彻底清查，凡稽考登记装储各项，无不饬令格外周详，以图一劳永逸。
在清理过程中，杨承曾又按照熊希龄的要求，详定章程，依照原册数目，另定册式，督同宫内官兵切实清理。凡见一物，无不评考官书、妥定名目，以便稽考。同时，又从廷杰以前的16类分册中，分小类若干，小类则计小计之数，大类则计大计之数，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然后，仍将原册之册数行数及原存处所，详注于下，以便有所对照。
每清一项物品，均由各该所官兵经手接受，照册点验，之后再由原管官兵封粘印花，分别箱架，入库存储。其字画之伤折者，则为之裱褙；书籍之伤损者，则为之装订；器物之散卸者，则为之修整；镶嵌之脱落者，则为之胶漆。其手续层递之繁，权限册簿之详，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倘有某项物品遗失、被盗或被掉换等，只是按照原册及时将经手之人切实审讯，即可水落石出。
费数月之功，熊希龄才将热河行宫所有古物图籍，彻底清理完毕。整个清理工作，他都做得一丝不苟，滴水不漏，挑不出半点儿差错。
在清理行宫古物的同时，为了“保存古物，昭示文明”，熊希龄呈经内务部咨准，还对避暑山庄各处坍塌的楼台殿阁陆续进行了修茸，以供将来作为游观之用。
他计划将避暑山庄的前宫改为陈列所和西宾馆，文津阁改为图书馆，永佑寺改为佛供陈列所，狮子园改为植物园，西峪及含青斋改为森林试验场，将南北西路行宫并为各属中小学基址，其余园内各处，审度形势，酌量备用。
要完成如此浩大的修理工程，势必需要一笔巨款。然而此时清皇室既无闲款用来修整山庄，热河又地瘠民贫，全无可挪移之款项，中央更是国帑奇窘，债台高筑，熊希龄更不忍请拨经费筹办此事。
修理工程既然这么浩繁，所需经费又没有着落，怎么办呢？熊希龄左思右想，突然灵机一动：何不就地取财，变卖几件行宫古物充作修理经费呢？！
他把自己的想法立即写成呈文，向袁世凯和国务院作了请示。他在呈文中说：“拟请选库内所藏瓷器之稍贵重者，在京、沪等处变卖数十件，如得善价，即可徐图布置。”
袁世凯和国务院批示照准。
最后熊希龄仅花了白银10820两，就把避暑山庄的园庭房屋修茸一新。
然而熊希龄做梦也没有想到，许世英后来到热河查办行宫盗宝案时，竟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对他进行造谣中伤，差点被袁世凯置于死地。
将热河行宫陈设各物全部清理完后，熊希龄又呈文向袁世凯建议，不如将原库藏瓷玉各物，延聘中外人士精于赏鉴者核实估价，再行酌送公债票于清帝，买归民国国有，以示优待皇室之至意。至于书籍一项，除电允教育部查照前案，将文津阁所藏抄本《四库全书》派员来领，运入京师图书馆外，其余文津阁他项书籍及各殿阁抄印各书，仍请留存热垣图书馆，以为纪念，而备考证。
袁世凯批示照准后，熊希龄才分报国务院内务部与前清内务府，具体商定如何办理。商定结果是除酌选一部分古物及工艺品留热陈列外，其余所清理的各项物品，包括瓷玉、字画、屏幛、紫檀本柜等等，都一概运往北京。
熊希龄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些已经清理好的行宫古物运往北京，就不得不于8月18日匆匆离开热河，到北京就任国务总理。
熊希龄离开热河以后，这些已清理好的行宫古物才于1913年11月，由热河护理都统舒和钧派苑副徐延全为押运员押运，内务部派佥事赵魁续阿勒精阿为接洽员至滦州接运，运到了北京。
然后再由两翼八护办事处、警厅保安队、热河押运员三面签封，将玉器27箱、瓷器60箱存储于武英殿西偏，将瓷器27箱、字画2箱、围屏5箱、插挂屏25箱、紫檀木柜2口、座4抬存储于武英殿东偏，专等内务府延聘中外人士精于赏鉴者来会同启封估价，买归民国国有，保存于博物馆，作为国粹以“昭示天下，传之来兹”。
据清理处总办杨承曾造表清册统计，这次从热河行宫共起运玉器2891件、瓷器4573件、其他古物236件入京。
这就是熊希龄在热河都统任内清理行宫古物的详细经过。
三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熊希龄赴热河履任时，正好碰上库仑蒙匪勾结陆军三营叛乱，主客各军往来云集，军装弹械先后运至。热河街市狭小，旅馆俱满，公屋既安插不敷，民房更无可租赁，加以军需重要，热街无城，军装弹械到处露天堆积，若长此因循，实为危险。同时江北米占元一军不日将至，新招的马队各营也成立在即，尤须预筹驻宿之处。
因此，熊希龄在根本来不及向袁世凯和国务院咨照批准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擅自将都统衙门先行迁入了热河行宫的东偏戏数及松鹤斋两处，并把到热河上任时带来的一营骑兵和军械等品也一律迁入了行宫，腾出都统旧署作为驻兵之用。
行宫本是皇家禁地，除了园中苑丞和管理官兵，任何人都不敢随便闯入。即使民国改元后，禁例已有所松驰，但前清的最后一位都统昆源亦未敢进入。因此，熊希龄把热河行宫辟为都统公署并搬到里面居住的大胆举动，立即招致了不少非议。
特别是当时刚由朝阳县知县升任为承德府府尹不久的王承斌，本来原先就与熊希龄不和，加上后来又觊觎热河都统这一职位，此时看到熊希龄不但搬到行宫里去居住，而且又新招了几营马队，于是立即密报袁世凯和曹琨，大肆造谣说熊希龄在热河大量盗卖行宫古物，用来招兵买马以图独立。
王承斌的谣言，无疑为后来袁世凯罗织所谓的“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案”提供了现成的依据。
同时，因为熊希龄把都统公署和军用仓库迁入了热河行宫，将禁地改成了办公场所，来来往往出入行宫的人自然多了。这一方面为后来园中管理官兵如张振久等勾结外面的文物贩子，串通盗卖行宫古物提供了方便，一方面也使不少出入行宫的统兵将领对宫内所藏物品眼馋耳热，不免暗中打起了主意。比如毅军宿将姜桂题就是这样。
姜桂题字翰卿，安徽毫县人，是袁世凯的铁杆心腹之一。1895年，袁受命编练新军，姜即应袁之召入新建陆军，任右翼翼长。1899年12月袁暑理山东巡抚，姜则屯军山东泰安、青州、潍县等地。1912年7月，袁提名陆征祥组阁，陆所提阁员名单被参议院否决，袁怒不可遏，姜立即为袁奔走效劳，大宴参议员和各党派领袖，进行疏通，迫其就范。
熊希龄出任热河都统后，袁即派姜入热协助熊剿匪。名为协助剿匪，实为监督其行动。
姜桂题当时在军界尚有相当大的势力，所部毅军号称10万。他自恃“有功民国”而“未蒙酬庸”，“意殊不平”。熊希龄拟呈请袁世凯给他授勋作为奖励，可是姜却向熊示意，表示想要拿一、二件行宫古物作为纪念品。
熊希龄本想拒绝，但又经不起姜的软缠硬磨，最后不得不“提取园庭字画两件”，奉赠给姜桂题，并“呈请国务院转咨内务府”立案。
这件事本来有案可查，姜桂题自己也承认“前蒙惠赠字画两件，早经照收，调阅卷宗，历历可考”，没想到他却暗中密报袁世凯。后来被袁利用作为一个“把柄”，添油加醋，给熊希龄惹出许多麻烦来。
当然，如果仅凭王承斌的谣言和熊希龄提取两件字画赠送给姜桂题这两件事，袁世凯想逼熊希龄就范，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真正使熊希龄感到有口难辩的是，首先，他确实收受了行宫看守送来的几件古物；其次，他曾经借用过行宫的一些书格、竹笔、词谱及舆图等，虽然他都向管理人员打了借条，但到离开热河时还来不及归还。
据熊希龄的老友刘垣在《张謇传记》一书中披露：
每一个都统新到任，照例进宫检查，看守之官员，
照例请示都统需要何种玩物，可以吩咐照办。希龄对于
古玩，完全是门外汉，既无赏鉴知识，亦无收藏雅兴。
而看守者屡以为言，希龄心中明瞭如不收取数件，此看
守者必不安心，因亦收取若干件。我敢断言，决非有价
值物品，或者即是乾隆帝御笔书画之类。
关于曾经借用过行宫古物一事，熊希龄在1914年4月2日发给清理处总办杨承曾的一封电报中，也专门谈到了。其电文如下：
承德都署军政厅孟参谋鉴：
彝密。转杨叔玫兄。函悉。前借用书格，早已交
还，竹笔缮写屏联数次，尚未大坏。词谱雇人照抄，尚
差三卷，抄毕即还。舆图前后交赤峰前敌侦探队长，为
军用参考，该队解散回京，尚未缴还，已饬人催取。一
俟各件齐后，即交在京押运员缴部可也。此复。
希龄。冬。印。四月二日。
正因为这两件事被袁世凯派来监视其行动的人抓住了把柄，开一清单，以正式公文呈报了袁世凯，所以等到国会已通过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熊希龄在袁世凯的一再敦促与压迫下不得不来到北京，仍向袁世凯面辞不就国务总理后，袁世凯即另派一人向熊希龄交涉说：“你不就总理一职，即是看不起总统。你可知道，你有把柄落在总统手里，如此如此。”
熊希龄听了来人这么一暗示，立即明白，袁世凯已经抓住了他在清理行宫古物过程中有“瓜田李下”的“侵盗嫌疑”的把柄。这样的事，当然一时根本说不清楚，传了出去之后，只会让人难堪。因此，他只好自认晦气，明知袁世凯给自己设了个大圈套，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钻，答应出任国务总理。
也正因为被袁世凯抓住了这个把柄，所以熊希龄组阁以后，对袁世凯处处隐忍屈从，一让再让。用他自己后来的话来说，就是在国务总理的任内，没有一点国务总理的尊严。忍让到最后，竟不得不副署了袁世凯所下的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组织政治会议的三个命令，为袁世凯推行总统制和复辟帝制铺平了道路。
四
熊希龄不是那种没有一点政治常识的人，而竟顺从袁世凯的旨意，毫无争执，自有不可告人的隐衷。如果不是因为有把柄落在了袁世凯手上，受到袁世凯的挟持和压迫，他是断断乎不肯副署这三个命令，无缘无故地替袁世凯去背上这个历史骂名的。
直到1913年11月底，袁世凯一手精心策划的“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案”正式出笼后，对袁世凯一直隐忍屈从的熊希龄，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1月29日，北京的《群强报》在第二版的“国事要闻”栏内，公然报道了现任国务总理熊希龄在“为热河都统时将前清行宫之古瓷器、书画取去二百余件，现被世续查明，已请律师向京师地方厅起诉”的特大社会新闻。
同时，北京的另一家报纸《新社会日报》，更是每天都大量登载种种有关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的新闻，并配上“时评”，“该报时评乃一则曰，前清皇产载之盟书，涂之口血，未可轻为侵夺；再则曰，前清皇室之所有物，人人皆知，而未可侵夺”，进而肆口谩骂熊希龄“一则曰偷，再则曰盗”，极口呼冤，说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案是“不可移易之铁案”。
上海的《神州》报也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大肆刊登了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的种种消息。
堂堂的现任国务总理，居然被报纸公然指为盗贼，熊希龄不禁感到又惊又气。于是，他立即以国务总理的名义，分别在1913年11月30日、12月13日和22日以及1914年1月13日，连续四次致函内务总长朱启钤，命令内务部迅饬京师警察厅，从严究办《群强报》、北京世界语会主笔攻击诋毁他的人，并查封《新社会日报》馆。
这时，让熊希龄更为难堪的事发生了。谁知内务部的公函送到京师地方检察厅之后，区区的京师地方检察厅竟以“来函不合公文程式”为由，在信封上批了“饬具诉讼，原件却回”这么八个大字；《群强报》、《新社会日报》和北京世界语会主笔攻击诋毁他的人不仅没有受到从严究办，而且依然在报纸上对他肆口谩骂，借端诋毁，为盗案新闻推波助澜；《新社会日报》馆不仅查封不了，而且还迁入了东交民巷，受到了外交保护！
愤慨之余，熊希龄才翻然悔悟：对堂堂的现任国务总理，报纸和京师警察厅竟然不留一点情面，如果不是袁世凯在背后指使，谁敢让他这么难堪？！
五
为了雪去自己的不白之冤，熊希龄立即于12月10日，暗中密令国务院调查员朱谦明，微服前往北京内外城的各古董商店，以假购古玩为名，不动声色，严密查探。
经过几天的探查，不久朱谦明即发现，北京有很多古玩客商都专门派人前往热河，私买宫廷物品，锦生润银号则专为他们汇兑银两。到了热河以后，这些人大部分都住在关帝庙。北京的东珠市口天聚昌绸缎店，目前还有热河行宫的贵重物品出售。
12月16日，朱谦明悄悄来到天聚昌绸缎店，他佯称要购买一些宫廷物品，伙计即刻就给他拿来了一块金线地毡，并一再向他介绍说，这是他们店铺的另一伙计于伟卿专门从热河收购来的，是真正的宫廷物品，绝不是赝品。朱谦明仔细一查看，发现确实是宫廷物品。他当即前往警厅，将奉饬严密探查的缘由及所探实在情形陈报总监。
19日，即由警厅约请洋员丁克满，偕同朱谦明前往天聚昌，购定所看地毡，议定货价为洋2450元，先交定洋200元。
朱谦明将探查购物情形面陈熊希龄后，熊立即密电前护理热河都统舒和钧（此时已改由姜桂题署理热河都统，舒和钧专任参谋长），让他密令热河警察厅长冯梦云和侦探队长杨清田等，带领弁兵前往关帝庙，一举将于伟卿等人捉拿到案。
朱谦明生怕天聚昌掌柜闻风潜逃，立即于21日密请总监将该店赃物取获，并将店伙石礼耕拿获到案。
22日，朱谦明又到隆福寺三和公古玩铺调查，发现该铺也派有伙计赴热河盗买宫廷物品，即行陈报警厅总监，密令内左二区派巡长徐荫南改装，仍约洋员丁克满同往该铺购货。
到了该铺后，他们发现这里所存的贵重古玩比天聚昌的还要多得多，但是否是热河宫廷物品，他们一时也根本无从辨识。惟有一块金银线地毡，比天聚昌盗买的那一块还要宽大，经他们再四辨认，发现确系宫中物品，即由丁洋员出面承购，议定价钱为2500元，并在地毡后面粘纸签字，作为标记。
不料第二天他们持款到该铺提货时，却发现掌柜张省三已闻风藏匿。 徐荫南当即派警员前往该铺看守，不入就将张省三连同盗买的地毡和三名店伙一并抓获。
与此同时，前护理热河都统舒和钧也来电给熊希龄报告说：
铣电悉，比派警长及探访队长，遵照办理，当经拿
获于伟卿、胡庆年、韩德富（即韩四）、佟玉山、贾国兴、
常和六名，并嫌疑犯二名，已交承德县看管。并起获赃
物甚伙，内经杨承曾派员认定为宫中陈设者三十七款，
现暂由承德县收存。因姜军统接印在即，差务甚忙，一
时未能讯问。兹据开单前来，理合先行电达，现已将此
案移交姜统妥为办理。
熊希龄收到舒和钧的电报后，马上致电姜桂题说：
顷又据暗探禀称：有田霞臣者，偕郗玉谦（三和公
古玩铺店伙）同赴热河，住二仙居大生堂药店，由前园
庭宫丁张振久绍介现园庭宫丁胡照峰，盗卖行宫物品，
现田已回京，郗尚在热等语。查该宫丁等，胆敢勾串奸
商，盗卖宫庭物品，殊属荒谬已极。应请饬令探访队，
将该宫丁张振久、胡照峰及奸商郗玉谦，一并缉拿，毋
令漏网，从严惩治，以儆效尤。希即查照办理，并盼电
复。
也就在这个时候，熊希龄的亲戚、前天津招商局总办朱翼辅的儿子朱作舟，为替熊希龄洗去不白之冤，也在秘密查访盗案，并取得了重大突破。
朱作舟与天津著名盐商王竹林是多年好友，因而与王在言谈中说到了熊希龄被诬盗卖热河行宫古物这件事，王听了以后，立即对朱说：“要了解盗案并非难事。我有一好友叫丁济谦（即丁福田），是北京延清堂古玩店的掌柜，中间的内幕他一定清楚。”
于是，朱当即托王找丁济谦打探内情。丁告诉王说，延清堂是前清内务府大臣增俊开的，言下之意，是叫他少管延清堂的闲事。同时他还向王透露，北京城中的永宝斋、仿古斋、隐秀斋、怡古斋、惠记古玩店等古玩店，都私自出售过行宫古玩。王即刻将这一重要线索转告了朱作舟，朱作舟又马上报告给了熊希龄。
恰在此时，承德县知事卢宗吕也给熊希龄来电禀称：“遵饬拿获偷买偷卖行宫陈设物品人犯于伟卿等八名，并公物三十七件。又此案人犯及嫌疑人九名，并公物四十余件。经督同帮审员等悉心研鞫，已有端倪，先将现办情形及各犯供词录呈鉴核。”
12月28日，熊希龄根据朱作舟的报告和卢宗吕所禀，命令京师警察厅，立即将隐秀斋、仿古斋、永宝斋、怡古斋、乾升斋、惠记古玩铺等古玩店铺的掌柜和伙计一网打尽。
六
然后，熊希龄又以国务院的名义，命令敦促京师警察厅和承德县知事卢宗吕，立即将在京羁押的9名人犯和在热羁押的17名人犯，切实审讯，以期尽快使热河行宫盗宝案真相大白于天下，以释群疑而明公道。
不久，京师警察厅即将在京羁押人犯的供词抄呈熊希龄：
据宋秀田更名田云卿（即田霞臣）供称，伊于民国
二年十月间至热，经素识之张振九介绍张福田手内买得
大小金银毯各一件。张省三供称，在京开设三合公古玩
铺生理，派得铺伙郗玉谦赴热，帮同田霞臣买得玉磁雕
漆珐琅等物共数十件。嗣警厅查知，带同外国人前往该
铺买毯，议明价洋二千五百元。张省三因外国人身穿军
衣，恐系官府，遂将毯子交与娄厚甫转交华比银行丁济
谦代存。丁福田（即丁济谦）供称，在京开设延清堂古
玩铺生理，复在华比银行充当经理，伊同娄厚甫代张省
三转存毯子二件。韩少臣（即韩玉福）供称，在京开设
隐秀斋字画铺生理，民国二年九、十月间，伊赴热在于
伟卿手内买得毯子、玉磁、绣货、珐琅等物共三十七件。
靳如珍供称，伊系仿古斋铺徒，铺长赵荣棠凑款交由于
伟卿赴热买得行宫金线毯等件。高连珍供称，受雇庆昌
木工雇工，民国二年六月间，铺掌黄筱华与天聚昌绸缎
庄共出资本，令于伟卿赴热买得金线毯一件。石书田供
称，受雇天聚昌绸缎庄雇工，民国二年六月间，铺掌黄
介亭与黄筱华共出资本，交由于伟卿赴热买得行宫金线
毯一件，后经售与警厅约来外国人丁姓，议明价洋二千
四百五十九元，现已起获，黄介亭亦已回籍。常汇川供
称，在京开设惠记古玩铺生理，民国二年十一月间，伊
同铺伙宋辑五到热买得行宫偷出玉磁雕漆绣货等物共七
十余件。宁志明供称，在京开设永宝斋古玩铺营生，铺
掌贾国兴于民国二年阴历十月初间赴热，到得来远号开
铺生理，买得行宫宝物甚多。庄宽结称，伊于热河盗买
物品事并无影响。
该厅共起获赃物220余件。
随后没几天，熊希龄亦收到了卢宗吕从承德寄来的在热羁押人犯的供词：
据于伟卿供称，曾在北京仿古、怡古斋充当铺伙，
民国二年六月伊领得天聚昌绸缎庄黄杰亭资本，到热用
洋二千余元买得素识之杨佑之金线毯、桌围等物。宋辑
五供称，曾在北京瑞记古玩铺营业，民国二年八月伊与
素识之常汇川合伙，偕同到热买得在逃之胡庆年、刘鼎
卿、何富、刘宜斋及不知名之李姓玉磁雕漆绣货等物七
十余件。韩四（即韩德富）供称，伊代胡庆年卖给磁瓶
等件，与宋辑五伊家起获物件系在逃之杨文绪所存。何
富供称，向在狮子园充当兵丁，伊于民国二年十一月间
同张贵窃得大殿内楠木金刚经，卖给宋辑五，各得洋五
元。傅锡九供称，向受雇北京瑞记洋行雇工，民国二年
六月十五日到热，陆续代铺东托已革芳园居兵丁佟玉山
买得雕漆、毯子、铜炉等件。质之佟玉山所供大略相同。
彭玉和供称，向在含青斋充当兵丁，民国二年十月十一
日间，窃得含青斋小珊瑚珠、字画等物，卖给佟玉山，
得价洋三元，尚有线毯等物三十余件，并未售出。佟殿
甲供称，向在芳园居充当兵丁，民国二年十月间，窃得
芳园居雕漆瓶六件，卖给佟玉山，得洋九元。傅锡盛供
称，向在含青斋充当兵丁，曾将含青斋报废毯子一件卖
给彭玉和，得洋三角。彭玉山供称，民国二年阴历十月
十八日，伊代胡庆年寄存铜佛五片。贾国兴供称，向在
北京开设永古斋古玩铺生理，有素识之庆小正谈及，北
京见有热河行宫宝物，令伊赴热看视，伊遂携带洋银于
民国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抵热开来远公司布店，买得袁瓦
匠、钱四等雕漆绣货等物九十余件。张咸顺供称，伊代
在逃之杨文绪隐寄赃物。张连顺供称，有素识之商玉文
在伊家寄存雕漆等件。张振九供称，向在团练局当差，
与田云卿、郗玉谦相识，并不知田云卿等收买古玩情事。
樊棣园供称，伊于民国二年九月间在热，于不知姓名人
挑上买得册页二本各等语。其余张金喜、徐瑞、张玉岭、
姚毓、华长佑、关得顺、张喜、彭元、裘殿臣、裘彩、
王凤来、张鹤岭等，或因迹涉嫌疑，或因到案质证，均
无甚关系。
热河都统署、警察厅、承德县共起获赃物340余件。
从京师警察厅和承德县知事卢宗吕抄呈熊希龄的26名人犯的口供来看，只有于伟卿一人是在1913年6月熊希龄未离任时，到热河串通官兵盗买行宫物品的。其余人犯都是自1913年8月熊希龄卸任以后，才陆续赴热盗买行宫宝物的，并且无不有内务府人员即园庭官兵为之盗卖。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奸商盗买，为富不仁，穷苦园丁见利忘义，乘机窃取。
细查此案，京热两方羁押的人犯都互有关联。他们有的是在热河贩卖古物闻风潜逃，在北京被逮捕；有的是赃物在北京起获，罪犯在热河被羁押；有的是勾通买卖而在京在热两方供词却互不一致。案件牵连既多，如果要就原管辖各为判决，难免有所疏漏。因此，熊希龄又再次致函内务总长朱启钤，建议将两案归并，由京师警察厅送交司法衙门依法判决。
七
看到案件既已告破，证据也极为确凿，熊希龄于是立即于1914年1月13日和2月1日，两次呈请大总统袁世凯颁发命令，“饬将《新社会日报》馆查封，禁止其发行，以为图煸民国与清皇室恶惑者戒”，并“简派大员前往热河，认真查办，务期罪人斯得，尽法严惩，以无负大总统保护前清皇室私产之诚心，并即以间执群疑众谤之口”。
过去，袁世凯几次利用热河行宫盗宝案逼他就范，他之所以隐忍屈从，一方面为的是顾全脸面，怕事情张扬出去，外间一时不明白真相，会让自己倍加难堪；一方面为的是想施展自己平生的理想抱负，对袁世凯的狼子野心一时还看不清楚，并不是自己在清理行宫古物的过程中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和见不得人的东西。
现在，案件即已告破，如果再不乘此机会将热河行宫盗宝案的内幕揭开，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他真的只有一辈子永远背上盗宝的黑锅了。
袁世凯收到熊希龄的呈文后，当着熊希龄的面，口口声声说此案“事关前清皇室财产，自应彻底查究，应派许世英克日前往，秉公查办”，背后却嗾使喽罗们，继续大肆炒作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案，妄图把水搅得更浑，以逼熊希龄早日自动下台。
1914年2月11日，受袁世凯的委派，政治会议委员许世英带领前司法部次长汪守珍、前司法部参事张轸、前奉天行政公署科长马振理、前奉天康平县知县陈嘉言等一行五人，取道古北口，赴热河查办所谓的熊希龄行宫盗宝案。
第二天，连续遭受了袁世凯一连串沉重打击的熊希龄，不明不白地被迫辞去了国务总理，让袁世凯给轰下了台。
许世英等人于15日抵热后，除了走马观花似的调阅了部分在押人犯的卷宗，粗粗询问了一下避暑山庄保存古物的管理办法之外，专门收集了一些恶意攻击熊希龄的谣言和一些案犯信口胡谄的口供，即于28日匆匆赶回北京。
回京后，许世英除了例行公事似的给袁世凯交了一份查办热河宫物盗案的调查报告之外，还另上了一道密折，对熊希龄落井下石，妄图按照袁世凯的旨意，陷害熊希龄。他在密折中说：
敬再呈者：
查熊前总理原呈内称：“希龄所闻颇多，人言市虎，
虚实均应澈查”。呈末并有“请派员认真查办，以间执
群疑众谤之口”等语。细绎呈意，盖熊前总理一若受有
诽谤之言，而不自知其何来，且无以自白者。世英既受
大总统委任之命令，复读熊前总理请求之呈文，则对于
疑谤之所由来，不得不寻其究竟。检阅京师警察总厅押
犯常汇川即常惠川等供词，觉于兹事不无关系。如果所
供属实，或者疑谤之言由兹而起，在熊前总理果于自信，
或者于物腐虫生之后，尚不自知。兹将各犯原供摘录于
后。据常汇川即常惠川供称：在隆福寺开设惠记古玩铺
营业，民国二年阴历七月初间，伊在京万福居饭馆与素
识熊都统当差之刘鼎卿晤面。据刘鼎卿云：热河清皇室
宝器一半归民国，一半归皇室，现在归彼出卖，有数十
箱寄到上海出售，现有三四箱尚在热河。刘鼎卿复为伊
介绍，不记名之杨姓口操南音，系熊都统之管帐人。又
介绍江苏口音三十余之狄姓，名号记忆不清，惟忆下系
卿字，谓系熊都统之幕府杨姓云。清皇室各物已寄到上
海卖过二三十万，尚余无几，系分给大众之物，狄姓在
万福居给伊看过，海棠式小花瓶一对，景泰珐琅盘一个，
共索价八百两，伊还价四百五十元，并未买妥。彼等又
谓此项卖价，为在热河开办石油矿之用。杨姓又言家眷
未来，尚有二三十件，十月底冬月初家眷到京带来再看。
伊与宋辑五于十一月初间一同赴热，经宋辑五由刘鼎卿
手内买得雕漆小柜等件，伊因听闻有古玩数箱运到天津，
遂赶即回归，旋因有事未能赴津收买。又据张省三供称：
伊在隆福寺开设三合公古玩铺营业，铺伙宋秀田闻得熊
都统在热出卖古玩，伊又接张振久来信，云热河宫内出
来物品不少，系归宫卖，好者运京，次者就地出售，是
以于民国二年阴历八月间委任宋秀田携带银元赴热收买。
京中本行人亦传说，熊都统回京带来货物八十箱，卖银
三十万两，常汇川等钧往看过。又据丁福田即丁济谦供
称：伊在琉璃厂延清堂古玩铺执事，闻常汇川言，熊都
统秘书杨姓卖有字画、磁器各等语。再三研诘，矢口不
移，是否属实，应由法庭详细根究，以成信谳。理合附
呈大总统钧鉴。伏冀密交内务部并入正呈办理。谨以附
呈。
许世英。中华民国三年四月二日。
同时，许世英还在北京到处散布谣言，说熊希龄修理热河行宫园庭房屋花费了20多万银两，私购了热河围场屯垦地，等等，其言外之意，就是说熊希龄在修理避暑山庄的过程中有贪污嫌疑。
八
熊希龄在向国务院借抄热河行宫盗宝案卷时，无意中突然看到了许世英密呈大总统袁世凯的这份手折，同时也听到了许世英到处散播的种种专为攻击他的谣言，顿时火昌三丈，当即托热河军政厅长舒和均，让他密嘱承德县知事卢宗吕传常惠川所供的刘鼎卿当堂对质。于是，热河警察厅探访队立即不动声色的掩往刘鼎卿家，将刘抓获到案，让他与案犯宋辑五当堂对质。
据刘鼎卿（即刘魁芳）供称，他与常惠川、宋辑五见过一面，但并没有说什么话，更无卖给他们古玩之事。宋辑五则供称，他所买古玩也有知道姓名的，也有不知道姓名的，内有一年迈50岁的人，他说他姓名是刘鼎卿，卖给我货物多件，我不知道他所说的姓名究竟是真是假，但这到案的刘鼎卿与卖古玩的刘鼎卿，实非一人，我不敢妄指。
卢知事一再问他卖古玩的刘鼎卿与这个刘鼎卿不是一人，那么那个卖古玩的刘鼎卿是何面貌？何处籍贯？宋辑五又供称，那个卖古玩的刘鼎卿是长方脸，有胡须，但他是何处人氏，我因卖东西的人多，未能个个详细问明，实不知道，如见面就可认识。卢知事再三驳诘，他都矢口不移。
同时，热河正绅、商务总会总理高锡恩和前城议会议长吕松寿也说，这个误传的刘鼎卿，平日为人极为安分，且近年贩买皮张等货，并未在家久住，决不会做勾卖行宫古玩这种违法勾当。
卢宗吕将宋辑五与刘鼎卿当堂对质的口供函知熊希龄后，熊希龄立即对许世英根据案犯常惠川口供诬捏各节，公开逐一进行驳斥，并义正辞严地说：
今许查办员对于此案并无一定办法，而于庆宽等勾
串盗买，亦置不理，似其意专在与希龄为难也者。龄于
热河清理陈设物品，十分慎重，凡有提取赠人及借用之
件，均用亲笔命令存案，光明磊落，无事不可以对人。
此案既系龄所破获，又为龄所呈请，尽可公开裁判，毫
无秘密之可言，即使确有牵涉用人之处，指出姓名，亦
可交出质对，虚坐实究，更无讳饰之可言。若必如许查
办员手折所云，鬼鬼祟祟，含沙射影，实非正人君子之
所为也。
受到熊希龄严厉驳斥的许世英此时万分狼狈。他的阴谋破产了。尽管他在查办热河行宫盗宝案时对熊希龄做了大量手脚，妄图对熊希龄落井下石，然而在铁的事实面前，他终因证据不足，无法达到陷害熊希龄的目的。于是，他不得不函令京师警察厅和承德县知事卢宗吕，让他们不要再深究和诛求此案。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过去口口声声说要请律师向京师地方厅起诉熊希龄的世续，这时却无动于衷，对热河行宫盗宝案不闻不问，这其中的猫腻，确实耐人寻味。
1915年1月中旬，内务部审判厅公布了对在京热两地羁押的盗买盗卖热河行宫宝物案犯的判决结果，惟刘鼎卿一人，内务部及法庭既未知照熊希龄查询热河当差者有无其人，又未要求承德县知事卢宗吕将其解京备质，这其中的疑团，更是把熊希龄搞得一头雾水。
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案就这样匆匆落幕了。
九
最后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熊希龄的老友郑廷玺在他的《袁世凯挟制熊希龄解散国民党的经过》一文中说，熊希龄是在1913年11月3日上午，在袁世凯的办公桌上看到了许世英查报避暑山庄盗宝案卷后，在袁的威慑下副署了解散国民党的命令的。
他的这个说法在时间上与历史事实显然有些出入。如前所述，许世英是在1914年2月11日才赴热河查办行宫盗宝一案的。他2月28日才从热河回京，4月2日才给袁世凯交上查办热河行宫盗宝案的调查报告，何以在1913年11月3日上午，熊希龄就在袁的办公桌上见到了许世英查报避暑山庄的盗宝案卷？！
熊希龄是因为受热河行宫盗宝案的影响，而受袁世凯的挟制，才不得不副署解散国民党的命令的，这一点勿庸置疑，但他当时在袁的办公桌上看到的绝对不可能是许世英查报避暑山庄的盗宝案卷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原文连载于2010年11月28日、12月5日、12月12日、12月19日、12月26日的《边城报》第10版“口述湘西”专栏）
注：
世续（1852年-1921年），字伯轩，索勒豁金氏，隶内务府满洲正黄旗，清末军机大臣。
光绪元年（1875年）举人，历任内务府郎中，擢武备院卿，授内阁学士，二十二年（1896年）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兼工部侍郎。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留京联络联军，保护内宫和坛庙。两宫回銮，赏黄马褂，转吏部兼都统。
三十二年（1906年）命为军机大臣。历转文华殿大学士，充宪政编查馆参预政务大臣。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死后，独言国事艰危，宜立长君，但未被采纳。宣统改元，因病告假。三年（1911年）复起原官，仍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辛亥革命起事，首先赞成宣统逊位。隆裕太后令其磋商优待条件，授太保。民国后接修崇陵工程，加太傅。1917年张勋复辟，惧祸及，力阻之。事变亟，入宿卫，并以殓服自随。编纂修《德宗实录》，书成之时，已病不能起。1921年，病逝，享年六十九。赠太师，谥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