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11日，宁波中考拉开帷幕，宁波共有6.5万余名中学生参加考试。宁波第十五中考点，一名考生入场前在复习功课。
“除了中午在学校做作业外，晚上作业一般要做到夜里11点。同校的初三学生作业时间普遍超过12点，以致白天上课打瞌睡。此外，双休日在校补课，每科600元。”近日，浙江省温州市一名初二学生向中国青年报写信控诉繁重的课业负担。
温州市另一所小学的一年级家长同样来信向本报反映孩子课业负担过重语文家庭作业：一是读课文5篇，并读《词林采撷》；二是读课外书；三是复习汉语拼音，包括默写声母表、韵母表、整体认读音节……
在浙江“铁腕”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背景下，为何频繁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是顶风作案、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现象？浙江的减负风暴真的减轻了学生的负担吗？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赶赴浙江进行调查采访。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重不是绝症
王培（化名）是杭州市的一名小学生，从上一年级开始，他就一边在学校上课，一边在课余跟着“一对一”的家教补课，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双轨制”学习方式已经坚持了两年时间。
像王培这样的情况在杭州的小学生中非常普遍。繁重的课业负担令学生喊累，家长叫苦，媒体质疑，领导层也不满意，认为当前教育死记硬背、机械性训练太多。学校老师更抱怨加班加点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应试教育绑架了教育、学校、学生与家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们也不断接到反映课业负担过重的“血泪控诉”信，有的人在来信中，直接用“摧残”这样的字眼儿表达对当前这种扭曲的育人模式的愤怒。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教育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刘希平认为，虽然这并非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但必须承认一点，即社会上关于教育的种种偏差，都和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有直接关系。
浙江是院士大省，两院院士中约有五分之一是浙江籍的。但是，如果不正视并解决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大家担心，将来新产生的院士中，浙江很有可能后继无人。一个典型的事实：现在一些孩子在幼儿园很活泼，读小学像个书呆子，上初中成为小老头。
“中小学生"减负"是一块"硬骨头"，迟啃不如早啃好。”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
基于这样的判断，2009年《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修改时，就把很多规范办学与减轻中小学生负担的内容写入其中，并获省人大代表会议审议通过。
浙江此次“减负”风暴，重点集中在中小学开设课程、控制学生作业量、控制补课、规范考试管理、确保学生的休息和锻炼时间、规范招生秩序等六方面。如小学生、初中生在校上课时间分别不得超过6小时、7小时；小学一、二年级不得留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学生书面家庭作业量每天控制在1小时以内。初中学生书面家庭作业每天不得超过2小时；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利用寒暑假、双休日、课余时间补课等。
该省教育厅基教处处长方天禄表示，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虽是顽疾但并非绝症。他以湖州师范附小为例：这所小学从十几年前开始推行期中、期末免试制度，10多年来，学生综合素质不下降，反而快速上升。
学生“减负”，老师最痛苦？
“轻负担，高质量是一对矛盾。”金华市部分中学任课老师埋怨说，“减负”就好比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给学生“减负”可以做到，但是高质量培养难以做到。
方天禄说，过去，是学生下题海，减负后，变成了老师下“题海”，把学生“解放”上岸。浙江省明文规定了学校须按年级做好各学科作业的平衡工作；老师要精心设计作业，做到精选、先做、全批并及时反馈；坚决杜绝给学生布置机械性、重复性、难度过大的作业。双休日及节假日不得加大作业量，这些都给传统的教育方式带来很大冲击。
许多传统的教育观念也受到冲击。比如原来提倡的“多付出就有多产出”，现在是：农民整天泡在田间地头，可能种不出最好的庄稼。金华市南苑中学校长周均华说，通过对老师教学基本能力的诊断他们发现，教龄越长，老师的专业知识退化越严重，受“减负”风暴的冲击越大。
中小学生“减负”的主战场是课堂，出路在于提升教师的素质与执教能力。在金华四中，喜欢拖堂的老师被要求：“课堂上能不能漫无目标地少讲一点。”
一旦少布置作业量，老师就对教学质量不放心，这其实是对自己的执教能力与水平以及学生的学习能力不放心。该校校长吴根土说，针对一些老师难以在课堂上帮助学生巩固知识、势必延伸到课外的现象，金华四中推行限时教学模式，即每堂课中老师主讲知识、要点不得超过30分钟，学生课堂练习、巩固时间不得少于15分钟。
减负“风暴”给老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师不仅要给学生传授知识，还要让学生能快乐地接受知识。
费婷是湖州师范学院附小六年级2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现在，她和同事除了不断充电、提升自己外，还要与教研团队一道精心制作课件。比如，小学三年级学习长度知识时，孩子们对量书本与课桌的长度没有什么新鲜感。她就布置学生回家量量爸爸妈妈的“三围”是多少；学习东南西北方位知识时，她就要求每名学生画出家中最喜欢房间的平面图。
金华四中初三数学老师李胜兵说，在课堂有限的时间内，是用一种方法让学生去解答10道题目，还是用10种方法去解答一道题？该校初一数学老师朱少华讲概率时便在乒乓球上标注记号，模拟彩票中奖的形式，观察每个数字选中的机会。在不增加学生学习时间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学生学习知识的能力、方法与技巧成了老师们的新课题。
中考、高考指挥棒何去何从
刘希平说，现在浙江把“减负”的重点放在初中和小学，并不意味着对高中生课业负担放任不管，而是参照义务教育阶段有关要求，对高中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减负”措施。
浙江省教育厅一直试图扭转以中考、高考为“指挥棒”的局面。比如，中考试卷难度系数控制在0.75，高中招生50%的指标定向分配给辖内初中。金华市教育局副局长戴玲解释了该市定向招生计划数的确定标准与权重：本学年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优秀率占5%、全科合格率占25%、在全市“后20%”的学生数占10%、毕业生数占50%，规范办学情况占10%。
以金华非常难进的金华一中为例，吴根土透露，2008年金华一中定向招生后，以前很多“剃光头”的农村中学，如今每年都有8~10名考生进入金华一中。
湖州市德清县二中校长顾生隆说，高中招生指标定向分配前，学校与老师往往注重对尖子生的培养。现在，学校与老师要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否则就分配不到应有的定向招生指标。
与之相配套的是，浙江早在2006年就全面推行了高中新课改。2009年开始，浙江省就告别了几十万人同考一张试卷的格局，而是分为一类科目对应研究型大学，由语、数、外加综合，再加自选模块组成；二类科目对应一般本科院校，由语、数、外以及综合组成；三类科目对应高职高专，由语、数、外，以及信息技术或通用技术组成。其中通用技术另行安排考试时间，每名学生有两次考试机会。
2009年全省32.4万考生中，单独报考一、二、三类科目的考生分别为0.33%、1.31%与16.68%，兼报一二类、二三类的考生分别是17.31%、36.84%。湖州市练市中学是一所基础相对薄弱的乡镇高中。该校通用技术课老师顾月平说，报考三类科目的学生由于不需要考文理综合与自选模块，他们总体的学习压力与课业负担确实减轻了不少。
“减负”是一场持久战
每天下午5点半以前回家，双休日、节假日不补课，成为杭州开元中学评价老师“爱孩子、爱家庭”的硬性标准之一。校方的目的是用制度的刚性来保障对学生的“减负”效果。金华市中小学生“减负”则已经解决了“两头黑”的现象，即学生天没亮到校，天黑了没放学，现在重点转入关注课堂与学生的阶段。
中共浙江省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督查显示，全省11个设区市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现象在面上得到基本遏制，但“减负”还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亟待破解。
首先，一些地方和学校对“减负”的认识不统一，担心自己减轻了学生课业负担，别人不减轻怎么办。有的还持观望态度，不想动真格。有的变着法子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其次，由于历史原因，老师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导致初中英语、数学、科学，以及小学语文、数学等学科出现超规定课时现象；体育、信息技术、综合实践等学科却受场地、设施、设备及技能师资等制约，无法开足。
第三，初中停止晚自修以后，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并没有降低，并想方设法找教师为孩子补课。结果变成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
第四，校外培训机构良莠不齐，难以统一监管：既有教育部门审批的，又有工商部门注册的；既有劳动保障部门审批的，又有民政部门登记的，出现了一个“多龙治水”的格局。
除此之外，浙江的减负也承受着来自地方和社会的压力。例如，浙南某县一中2009年考上重点大学人数较2008年增加50人左右，县长要在一中召开现场会并嘉奖学校100万元；浙北某县中学在近年一次高考中大倒退，学生家长则纷纷到县委、县政府上访。
向违背教育规律的行为“开战”是一场持久战。浙江省教育厅负责人表示，“目前取得的"减负"效果来之不易，但也是非常脆弱的。”前不久，这位负责人就接到学生寒假补课，以及有的补习班开到军营的举报。现正在逐个查处。
对于“减负”这块试验田，韩平说，浙江中小学生“减负”具备了一些先决条件。浙江省从2003年高考开始就获得了教育部授予的自主命题权，因此，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对课程标准与命题要求等具有相应的调控权。
同时，浙江建立了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试卷质量评估、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情况通报、加重学生课业负担责任追究、课业负担征求意见、教学活动安排公示与家校联动等六项“减负”的保障制度，严格考核与督查，实行“加重学生课业负担”一票否决制。
2010年6月11日，宁波中考拉开帷幕，宁波共有6.5万余名中学生参加考试。宁波第十五中考点，一名考生入场前在复习功课。
“除了中午在学校做作业外，晚上作业一般要做到夜里11点。同校的初三学生作业时间普遍超过12点，以致白天上课打瞌睡。此外，双休日在校补课，每科600元。”近日，浙江省温州市一名初二学生向中国青年报写信控诉繁重的课业负担。
温州市另一所小学的一年级家长同样来信向本报反映孩子课业负担过重语文家庭作业：一是读课文5篇，并读《词林采撷》；二是读课外书；三是复习汉语拼音，包括默写声母表、韵母表、整体认读音节……
在浙江“铁腕”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背景下，为何频繁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是顶风作案、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现象？浙江的减负风暴真的减轻了学生的负担吗？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赶赴浙江进行调查采访。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重不是绝症
王培（化名）是杭州市的一名小学生，从上一年级开始，他就一边在学校上课，一边在课余跟着“一对一”的家教补课，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双轨制”学习方式已经坚持了两年时间。
像王培这样的情况在杭州的小学生中非常普遍。繁重的课业负担令学生喊累，家长叫苦，媒体质疑，领导层也不满意，认为当前教育死记硬背、机械性训练太多。学校老师更抱怨加班加点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应试教育绑架了教育、学校、学生与家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们也不断接到反映课业负担过重的“血泪控诉”信，有的人在来信中，直接用“摧残”这样的字眼儿表达对当前这种扭曲的育人模式的愤怒。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教育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刘希平认为，虽然这并非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但必须承认一点，即社会上关于教育的种种偏差，都和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有直接关系。
浙江是院士大省，两院院士中约有五分之一是浙江籍的。但是，如果不正视并解决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大家担心，将来新产生的院士中，浙江很有可能后继无人。一个典型的事实：现在一些孩子在幼儿园很活泼，读小学像个书呆子，上初中成为小老头。
“中小学生"减负"是一块"硬骨头"，迟啃不如早啃好。”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
基于这样的判断，2009年《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修改时，就把很多规范办学与减轻中小学生负担的内容写入其中，并获省人大代表会议审议通过。
浙江此次“减负”风暴，重点集中在中小学开设课程、控制学生作业量、控制补课、规范考试管理、确保学生的休息和锻炼时间、规范招生秩序等六方面。如小学生、初中生在校上课时间分别不得超过6小时、7小时；小学一、二年级不得留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学生书面家庭作业量每天控制在1小时以内。初中学生书面家庭作业每天不得超过2小时；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利用寒暑假、双休日、课余时间补课等。
该省教育厅基教处处长方天禄表示，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虽是顽疾但并非绝症。他以湖州师范附小为例：这所小学从十几年前开始推行期中、期末免试制度，10多年来，学生综合素质不下降，反而快速上升。
学生“减负”，老师最痛苦？
“轻负担，高质量是一对矛盾。”金华市部分中学任课老师埋怨说，“减负”就好比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给学生“减负”可以做到，但是高质量培养难以做到。
方天禄说，过去，是学生下题海，减负后，变成了老师下“题海”，把学生“解放”上岸。浙江省明文规定了学校须按年级做好各学科作业的平衡工作；老师要精心设计作业，做到精选、先做、全批并及时反馈；坚决杜绝给学生布置机械性、重复性、难度过大的作业。双休日及节假日不得加大作业量，这些都给传统的教育方式带来很大冲击。
许多传统的教育观念也受到冲击。比如原来提倡的“多付出就有多产出”，现在是：农民整天泡在田间地头，可能种不出最好的庄稼。金华市南苑中学校长周均华说，通过对老师教学基本能力的诊断他们发现，教龄越长，老师的专业知识退化越严重，受“减负”风暴的冲击越大。
中小学生“减负”的主战场是课堂，出路在于提升教师的素质与执教能力。在金华四中，喜欢拖堂的老师被要求：“课堂上能不能漫无目标地少讲一点。”
一旦少布置作业量，老师就对教学质量不放心，这其实是对自己的执教能力与水平以及学生的学习能力不放心。该校校长吴根土说，针对一些老师难以在课堂上帮助学生巩固知识、势必延伸到课外的现象，金华四中推行限时教学模式，即每堂课中老师主讲知识、要点不得超过30分钟，学生课堂练习、巩固时间不得少于15分钟。
减负“风暴”给老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师不仅要给学生传授知识，还要让学生能快乐地接受知识。
费婷是湖州师范学院附小六年级2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现在，她和同事除了不断充电、提升自己外，还要与教研团队一道精心制作课件。比如，小学三年级学习长度知识时，孩子们对量书本与课桌的长度没有什么新鲜感。她就布置学生回家量量爸爸妈妈的“三围”是多少；学习东南西北方位知识时，她就要求每名学生画出家中最喜欢房间的平面图。
金华四中初三数学老师李胜兵说，在课堂有限的时间内，是用一种方法让学生去解答10道题目，还是用10种方法去解答一道题？该校初一数学老师朱少华讲概率时便在乒乓球上标注记号，模拟彩票中奖的形式，观察每个数字选中的机会。在不增加学生学习时间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学生学习知识的能力、方法与技巧成了老师们的新课题。
中考、高考指挥棒何去何从
刘希平说，现在浙江把“减负”的重点放在初中和小学，并不意味着对高中生课业负担放任不管，而是参照义务教育阶段有关要求，对高中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减负”措施。
浙江省教育厅一直试图扭转以中考、高考为“指挥棒”的局面。比如，中考试卷难度系数控制在0.75，高中招生50%的指标定向分配给辖内初中。金华市教育局副局长戴玲解释了该市定向招生计划数的确定标准与权重：本学年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优秀率占5%、全科合格率占25%、在全市“后20%”的学生数占10%、毕业生数占50%，规范办学情况占10%。
以金华非常难进的金华一中为例，吴根土透露，2008年金华一中定向招生后，以前很多“剃光头”的农村中学，如今每年都有8~10名考生进入金华一中。
湖州市德清县二中校长顾生隆说，高中招生指标定向分配前，学校与老师往往注重对尖子生的培养。现在，学校与老师要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否则就分配不到应有的定向招生指标。
与之相配套的是，浙江早在2006年就全面推行了高中新课改。2009年开始，浙江省就告别了几十万人同考一张试卷的格局，而是分为一类科目对应研究型大学，由语、数、外加综合，再加自选模块组成；二类科目对应一般本科院校，由语、数、外以及综合组成；三类科目对应高职高专，由语、数、外，以及信息技术或通用技术组成。其中通用技术另行安排考试时间，每名学生有两次考试机会。
2009年全省32.4万考生中，单独报考一、二、三类科目的考生分别为0.33%、1.31%与16.68%，兼报一二类、二三类的考生分别是17.31%、36.84%。湖州市练市中学是一所基础相对薄弱的乡镇高中。该校通用技术课老师顾月平说，报考三类科目的学生由于不需要考文理综合与自选模块，他们总体的学习压力与课业负担确实减轻了不少。
“减负”是一场持久战
每天下午5点半以前回家，双休日、节假日不补课，成为杭州开元中学评价老师“爱孩子、爱家庭”的硬性标准之一。校方的目的是用制度的刚性来保障对学生的“减负”效果。金华市中小学生“减负”则已经解决了“两头黑”的现象，即学生天没亮到校，天黑了没放学，现在重点转入关注课堂与学生的阶段。
中共浙江省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督查显示，全省11个设区市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现象在面上得到基本遏制，但“减负”还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亟待破解。
首先，一些地方和学校对“减负”的认识不统一，担心自己减轻了学生课业负担，别人不减轻怎么办。有的还持观望态度，不想动真格。有的变着法子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其次，由于历史原因，老师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导致初中英语、数学、科学，以及小学语文、数学等学科出现超规定课时现象；体育、信息技术、综合实践等学科却受场地、设施、设备及技能师资等制约，无法开足。
第三，初中停止晚自修以后，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并没有降低，并想方设法找教师为孩子补课。结果变成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
第四，校外培训机构良莠不齐，难以统一监管：既有教育部门审批的，又有工商部门注册的；既有劳动保障部门审批的，又有民政部门登记的，出现了一个“多龙治水”的格局。
除此之外，浙江的减负也承受着来自地方和社会的压力。例如，浙南某县一中2009年考上重点大学人数较2008年增加50人左右，县长要在一中召开现场会并嘉奖学校100万元；浙北某县中学在近年一次高考中大倒退，学生家长则纷纷到县委、县政府上访。
向违背教育规律的行为“开战”是一场持久战。浙江省教育厅负责人表示，“目前取得的"减负"效果来之不易，但也是非常脆弱的。”前不久，这位负责人就接到学生寒假补课，以及有的补习班开到军营的举报。现正在逐个查处。
对于“减负”这块试验田，韩平说，浙江中小学生“减负”具备了一些先决条件。浙江省从2003年高考开始就获得了教育部授予的自主命题权，因此，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对课程标准与命题要求等具有相应的调控权。
同时，浙江建立了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试卷质量评估、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情况通报、加重学生课业负担责任追究、课业负担征求意见、教学活动安排公示与家校联动等六项“减负”的保障制度，严格考核与督查，实行“加重学生课业负担”一票否决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