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学习各种历史，中国史、世界史、古代史、近代史、当代史、中国近代革命史，但是对历史一直不是十分感兴趣，总以为是故纸堆、旧新闻，不如物理、化学来的实际。在大学的时候得蒙一位孙老师的启发，才发现自己如此浅陋，后虽自学补正，但总有缺憾。此次学习《国史十六讲》算是对自己多年学习历史的一份还愿。这十六讲，每讲都很精彩，让人不忍卒学，从中华民族的的兴盛于衰微中，一次次给我以启示和感悟，也再一次激发了我阅读相关历史书籍的兴趣。
最近看了《曾文正公全集》，煌煌十二册，特别是“书札”、“家书”、“家训”、“日记”、“读书笔记”等内容，由于其大多来源于“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值得我们反复思考。
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是在清朝后期，整个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均岌岌可危，具体表现在“豪强兼并、官吏贪黩、民生益困、百业凋敝”。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并在短时间内攻占了大量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然而，清朝的正规军——绿营基本丧失了战斗力，而军队费用惊人，尤其骇人听闻，平定白莲教的时候，一位地方官侵吞白银50万两，而这些钱财大都“耗于延请将帅之宴饮”。
曾国藩当时还是兵部侍郎，由于丧母回家守制，因此声望并不高。在太平军进攻长沙的时候，他被清政府启用任帮办团练大臣，后来又训练湘勇，使他有机会将自己政治理想和思想信念得以贯彻和实施。当时洪秀全以“天主教”为摹本，以“拜上帝会”为组织，以“天父、
天兄”为号召，聚集了大批的穷苦百姓。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既然要坚持以“基督教”为信仰，就必然要废除以孔孟为代表的儒教，而这恰恰是曾国藩所难以容忍最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在《讨贼檄文》中写到：“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也。尽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也写到，“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和洪秀全之间不仅是维护清政府统治和推翻清政府统治之间的较量，而且是“孔孟之道”和“天主教”之间精神战争。这也是他被当时众多士大夫所接受，并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的原因之一。
尽管曾国藩推崇儒学和宋明理学，但他并没有以研究儒学而闻名，而是将修身之道融于日常行为。我们知道，立德、立功、立言是人生三大愿望，而立德是其中最重要和最难以达到的，曾国藩之所以一再被世人多铭记，绝不仅仅是因为其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最
早开展洋务运动和官场得意连升十级，而是由于其将他所推崇的儒学和宋明理学的思想具体运用和实践于其生活和工作过程之中，并活学活用，最终得到了当时统治者和士大夫的肯定和认可。
当然，处于扶摇之际的清王朝并没有因为曾国藩一人之力而得以挽救。曾国藩本人也不是完人一个，他在任帮办团练大臣的时候也曾桀骜不驯，为众官员所排斥。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错用人才、一再受挫、丧父丧弟，几次想自寻短见。但是，在封建王朝末期，能有这样一位继续坚守儒学，并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读书人，并以实践的姿态将所学和所用有机结合，将其付诸于生活和学习之中的生活态度和实干精神在今天仍有不少学习和借鉴之处。
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学习各种历史，中国史、世界史、古代史、近代史、当代史、中国近代革命史，但是对历史一直不是十分感兴趣，总以为是故纸堆、旧新闻，不如物理、化学来的实际。在大学的时候得蒙一位孙老师的启发，才发现自己如此浅陋，后虽自学补正，但总有缺憾。此次学习《国史十六讲》算是对自己多年学习历史的一份还愿。这十六讲，每讲都很精彩，让人不忍卒学，从中华民族的的兴盛于衰微中，一次次给我以启示和感悟，也再一次激发了我阅读相关历史书籍的兴趣。
最近看了《曾文正公全集》，煌煌十二册，特别是“书札”、“家书”、“家训”、“日记”、“读书笔记”等内容，由于其大多来源于“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值得我们反复思考。
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是在清朝后期，整个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均岌岌可危，具体表现在“豪强兼并、官吏贪黩、民生益困、百业凋敝”。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并在短时间内攻占了大量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然而，清朝的正规军——绿营基本丧失了战斗力，而军队费用惊人，尤其骇人听闻，平定白莲教的时候，一位地方官侵吞白银50万两，而这些钱财大都“耗于延请将帅之宴饮”。
曾国藩当时还是兵部侍郎，由于丧母回家守制，因此声望并不高。在太平军进攻长沙的时候，他被清政府启用任帮办团练大臣，后来又训练湘勇，使他有机会将自己政治理想和思想信念得以贯彻和实施。当时洪秀全以“天主教”为摹本，以“拜上帝会”为组织，以“天父、
天兄”为号召，聚集了大批的穷苦百姓。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既然要坚持以“基督教”为信仰，就必然要废除以孔孟为代表的儒教，而这恰恰是曾国藩所难以容忍最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在《讨贼檄文》中写到：“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也。尽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也写到，“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和洪秀全之间不仅是维护清政府统治和推翻清政府统治之间的较量，而且是“孔孟之道”和“天主教”之间精神战争。这也是他被当时众多士大夫所接受，并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的原因之一。
尽管曾国藩推崇儒学和宋明理学，但他并没有以研究儒学而闻名，而是将修身之道融于日常行为。我们知道，立德、立功、立言是人生三大愿望，而立德是其中最重要和最难以达到的，曾国藩之所以一再被世人多铭记，绝不仅仅是因为其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最
早开展洋务运动和官场得意连升十级，而是由于其将他所推崇的儒学和宋明理学的思想具体运用和实践于其生活和工作过程之中，并活学活用，最终得到了当时统治者和士大夫的肯定和认可。
当然，处于扶摇之际的清王朝并没有因为曾国藩一人之力而得以挽救。曾国藩本人也不是完人一个，他在任帮办团练大臣的时候也曾桀骜不驯，为众官员所排斥。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错用人才、一再受挫、丧父丧弟，几次想自寻短见。但是，在封建王朝末期，能有这样一位继续坚守儒学，并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读书人，并以实践的姿态将所学和所用有机结合，将其付诸于生活和学习之中的生活态度和实干精神在今天仍有不少学习和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