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上午，习近平来到湖北考察，一下飞机就冒雨来到武汉新港阳逻集装箱港区。雨下得很大，积水没过了脚面。他卷起裤腿，打着雨伞，向工作人员了解物流等情况。谈了10多分钟，雨水打湿了他的衬衫。他说，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发挥内河航运作用，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7月21日 新华网）
“朴实之风迎面来！”“一点架子都没有，有亲和力。”这是《习近平冒雨考察武汉新港》报道发出后，众多网友的一致评价。“卷起裤腿，打着雨伞”，“雨水打湿了他的衬衫”，这样的场面出现在总书记考察现场，让人感动。这种“自己打伞，没有鼓乐鲜花，没有浩荡的车队和陪同”的考察行动，也正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
“政府官员与百姓的距离越来越近了。”“总书记能经常深入群众，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充分了解民众的艰辛，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率先垂范的精神品质。”“希望各级领导都不怕风不怕雨，深入基层。”网民的评价不仅是对习近平朴实工作作风的赞誉，更是对群众路线要把作风建设放在首位、落实“为民务实清廉”的期盼。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坚持群众路线是党长期执政的根基和法宝。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有效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解决好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革除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主要根源，这是新时期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也是教育实践的主线。
如何让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搞得好、有效果？习总书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了解答。希望各级领导干部也能放下架子，走好群众路线，真正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
省部级贪官为何多与开发商“勾肩搭背”？ 2013年07月20日 14:02:51
来源： 新华网 67【字号：大 中 小】【打印】【纠错】
吴雨潇
中央纪委有关人士指出，十八大以来，已经曝光公开报道的六七件省部级案件中，大部分都与开发商有利益往来。记者查询媒体公开报道发现，十八大以来几名省部级官员落马与开发商有联系，比如四川省原省委书记李春城、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王素毅等。（7月20日《北京晨报》）
司马迁有句话说得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官和商，自古以来就难分难舍。官员要想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必定要与开发商打交道，可是一旦交往过度，经受不住诱惑，势必就
会“勾肩搭背”，贪污腐败，最终自掘坟墓。
当官者，手握大权，掌控着许多社会资源，有形的、无形的影响无处不在，一些不法商人自然会或投其所好、逐步拉拢腐蚀，或打通领导家属的关系逐步接近，或通过女色直接引诱上钩。为官者若不能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思想变质”、欲壑难填，就会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走向不归路。
官商勾结的外在表现是人际的交往，隐藏其中的是权钱交易。看似友好 ，实际上居心叵测。官有官道，商有商德，官商勾结，就是无道无德，为官者一旦不慎就会懊悔终身，身陷牢狱。
习近平总书记曾告诫，“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心中要有敬畏，知道什么是高压线，想都不要想，一触即跳，才能守得住底线。”各级领导干部应从李春城们身上吸取教训，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要始终牢记：权再大，大不过法律；钱再多，买不来自由；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心莫贪，贪心必起祸。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平均统计居民房产，有多大意义？ 2013年07月20日 07:06:44
来源： 新华网 13【字号：大 中 小】【打印】【纠错】
魏文彪
19日，记者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获悉，由该中心组织调研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3》已经完成。报告称，近九成中国家庭全部或部分拥有现住房的产权。全国家庭平均住房面积100平米，人均30平米，城镇和农村家庭分别为80和120平方米。（7月19日 中国网）
近9成中国家庭拥有房产、平均面积100平米的数据，在网上引起许多网友的质疑。如果真像报告所发布的，城市住房租赁市场为何如此繁荣，住房租金为何如此之高？大量的城镇家庭为何一直在蜗居，并苦盼房价下跌以尽早改善自身居住条件？
严格说来，《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3》发布的相关数据也不能说不真实，只是其采取的平均统计方法，使得相关统计数据偏离了中国居民的实际居住状况。当前与诸多城镇家庭没有房产或住房面积狭小处于蜗居状态并存的，是有不少城镇家庭拥有多套房产，有些人群甚至拥有数十套住房，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数量庞大的农村家庭住房面积。相关报告将不同情况家庭拥有的房产数量与面积“一锅煮”，平均统计相关数据，自然会遭到社会与公众的质疑。
笔者以为，这样平均统计居民的房产数量与面积，是缺乏实际意义的。因为那些拥有多套房产的家庭，不可能会将超出自己实际所需的房产，交予那些无房或蜗居的家庭使用，所以即便相关报告根据平均统
计方法，得出近9成中国家庭拥有房产、平均面积达100平米的数据，也于改变当前尚有不少城镇家庭无房或蜗居的现实无益。
不仅如此，这样平均统计居民拥有房产情况，还可能对房地产政策决策起误导作用，从而影响与妨碍房地产市场调控尽快取得更大的实效。
所以，相关调查机构与学术组织，有必要尽早抛弃那种平均统计居民房产与收入等情况的统计办法，改为根据不同居民情况分别进行统计，如此得出的数据才可能更为真实地反映居民相关方面实际情况，并对相关政策决策起到有益的参考作用，助推各类政策决策促进民众包括居住在内各项民生福祉得到改善与提升。
：“垃圾围城”，城伤几许？ 2013年07月20日 01:18:55
来源： 新华网 12【字号：大 中 小】【打印】【纠错】
邓海建
北京市日产垃圾1.84万吨，如果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长度接近50公里，能够排满三环路一圈。并且北京每年垃圾量以8%的速度增长；上海市每天生活垃圾清运量高达2万吨，每16天的生活垃圾就可以堆出一幢金茂大厦；广州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也多达1.8万吨……住建部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目前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7月19日《中国青年报》）
城市要过日子，吃喝拉撒之后，就要直面垃圾问题。一方面是城镇化进程在加快，城市垃圾体量以超过10％的年均增长率攀高；另一方面陆续满负荷的陈年垃圾填埋场，超负荷运转的垃圾焚烧厂，历年累加的未处理垃圾……这是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城市都在面临的难题。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委员会的统计称，2011年，全国657个设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为91.1％，其中20.1％直接堆放，或简易填埋。以当年城市垃圾清运量1.64亿吨计算，仅上述657座城市，当年已堆积未处理的垃圾就接近5000万吨。
这些垃圾，不是三五十年就能自动降解的。一两件垃圾丢在家门口，或者是卫生与美观的问题；一座垃圾山矗立在家门前，就是生存与发展之虞：一者，“垃圾围城”，已经不是一种具象的表达，而成为普遍的发展现状。日前，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就环保问题作报告时指出，全国4万个乡镇、近60万个行政村大部分没有环保基础设施，每年产生生活垃圾2.8亿吨，不少地方还处于“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状态。
二者，“垃圾围城”，已经成为资源能源中的掣肘因素。有数据显示，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不久前刚刚发布的《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按照现在垃圾产生量和填埋速度，北京大部分垃圾
填埋场将在4-5年内填满封场。单就解决垃圾填埋问题，从2011年到2020年，北京就需要3200亩土地。
三者，“垃圾围城”，与PM2.5或水土污染悬疑一样，渐渐显露出对生存健康的风险。譬如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远丰村是一个有400余人的村庄，村后有座垃圾山，10年间12人因患癌症死亡，不少媒体称之为“癌症村”。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石汉平表示，“这样的肿瘤死亡比例实在太高。”无论是直接风险还是间接风险，生活在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垃圾山旁边，说对人体无害，恐怕常理常情也说不过去。
城镇化进程在加速，垃圾体量只增不减，填埋的土地是有限的、处理的站点是有限的，城市什么时候才会对运出去的天量垃圾有点儿“后顾之忧”呢？论说起来，办法很多、责任多元，根本而言，还是城市远未感受到“垃圾之殇”。几个例子，足以窥斑见豹：一是2012年9月23日，国家发改委环资司有关负责人在东盟博览会上表示，目前我国有上百个城市、近千个县没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这些县市的垃圾，能运到哪儿去呢？二是中青报的一项民调显示，垃圾分类之所以很难推行，受访者认定的原因有——政府不重视（62.1%），政府投入不够（61.4%）……职能部门对垃圾没有基于责任之上的警觉，“围城”之困只会越陷越深。
“垃圾围城”，城伤几许？只有公权对垃圾问题有了痛感与压力，综合整治才能真正化为现实。
如何破解新“七十二家房客”之困 2013年07月19日 07:55:04
来源： 新华网 2【字号：大 中 小】【打印】【纠错】
徐 娟
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某小区刚交房，就有业主向媒体曝料，小区一业主将126平方米的住宅隔断成5个独立的小房间出租。不久前，该小区发生一起火灾，起火的正是该出租屋。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租房市场需求旺盛，类似的大间分割成多间的“分租房”并不少见，由此埋下的安全隐患困扰左右邻里，对于这种做法，小区物业及有关部门都表示很棘手。（7月18日 《海峡都市报》）
一幢房子，八九户人家，挨挨挤挤的无奈和纷扰，不堪回首的嘈杂和拥挤，七十二家房客的嬉笑怒骂，这是电影《七十二家房客》里留给人们的旧社会小市民痛苦的生活回忆。现而今，城市里泛滥的群租现象造就了不少新“七十二家房客”。类似福州这样分割出租房屋的情况，在全国不少地方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这些年来房价一路走高，超出了许多一般收入阶层的承受能力，更不用说收入低微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在“就业难”的形势下刚刚谋得一份工作或者正处在找工作阶段的
大学毕业生。在这种形势下，“分租房”有很大的市场——对于出租方而言，将房屋分割出租所获租金是正常租金的数倍，可以说是暴利；对于承租人来说，以较低的租金解决了栖身之地，也可以说是有利可图。
但正如媒体一再曝光的那样，在出租方和承租人都似乎得“利”时，“分租房”的弊更是显而易见。不仅超负荷消费公共资源，也直接影响了承租人的身心健康；不仅造成环境污染，也容易引发各种治安案件，影响社区和谐稳定。至于火灾等安全隐患，更犹如定时炸弹悬在头顶，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新“七十二家房客”现象，暴露出法律的滞后和监管的盲点。长期以来，对于“分租房”治理一直存在着“进门难、认定难、执行难”，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约束。一些地方即便开展专项治理行动，也大都“整顿像阵风，过后又落空”。因此，加快出台相关的法律规范，加强部门之间日常的联合执法，加大对“分租房”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已成为当务之急。
我们更应当看到，破解新“七十二家房客”之困，既是个法律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新“七十二家房客”有着现实因由和社会背景，它代表着特定群体的需求和利益。如果不是经济窘迫，没有人愿意选择居住环境恶劣的“分租房”。因此，我们无须妖魔化群租现象，更不能忽视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权和生存权。在依法打击“分租房”违法行为的同时，各级政府要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适当降低入住门槛，让更多人住上公租房、廉租房、过渡房等。唯此，“分租房”才可能真正退出市场。
“9万买编制”背后有几只“苍蝇”？ 2013年07月19日 10:51:14
来源： 新华网 25【字号：大 中 小】【打印】【纠错】
张艳丽
西安文女士已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3年多，她工作清闲又稳定，常让她那些在私企工作或自主创业的同学羡慕不已，单位逢年过节优厚的福利也让她很有优越感。不过，文女士告诉记者，进入这家单位时，父母四处托关系，先后多次送钱送物，等她顺利通过面试，已陆续花了9万余元。（7月18日《华商报》）
在充满激烈竞争的就业之路上，那些靠能力找工作的最让人敬佩，但那些靠拼爹、拼舅、拼银子进入主流社会群体的，也让人羡慕、嫉妒、恨。对于后者，总有人会羡慕地说了一句“看人家命多好”。只是“命好”的背后，折射出的恰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
9万花买到事业编制这件事，对于当地政府公信力而言无疑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如果花钱能买到编制，并在人们长期积累“人家命多好
”的意识下变成“合情合理”，那么“花钱买编制”势必逐渐变得趋之若鹜，水涨价高，那又将滋生多少权力下的腐败？
有人说花钱买编制是权力寻租，在一些人眼里其实更像是一种权力投资。在监管不力的环境下，权力远比房子、股票、黄金更保值。在文女士及其家人看来，花9万买编制就是相当合算的“交易”。如果这个编制绑定着某种权力，那更有升值潜力；权力投资如果附带着收益欲望，当然迟早还会产生连锁的腐败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同时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那么，在这起花钱买编制的背后，有没有几只“苍蝇”在为文女士开“绿灯”，有关部门不妨顺藤摸瓜查一查，“拍死”几只。
愿“瓜农之死”成城管暴力执法终点 2013年07月19日 09:39:55
来源： 新华网 70【字号：大 中 小】【打印】【纠错】
张玉胜
湖南临武县近日一瓜农在与城管争执中倒地身亡，再次引发人们对“城管到底干什么”、“暴力执法何时休”的再度追问。
应该说，随着近年来对此类事件的围观和反思，人们对城管与小贩的矛盾纠结与职业苦衷，有了较为深刻的认知与理解。许多地方也曾为改变城管形象进行过有益的探索，但“猫鼠争斗”的悲剧依旧不时重演。如何能缚住城管暴力执法的权力野性，看来还需治本之策。
纵观近年来一些地方城管实施的“眼神执法”、“温柔执法”、“举牌执法”等执法创意，尽管不无拉近距离、规避暴力的良苦用心，但终究不过是自我抑制的态度收敛，并未触及“城管是什么”、“城管为什么”的问题实质。没有科学准确的职责定位和权力规范，便不可能有文明温馨的从业心态和恰如其分的执法行为。“为谁执法”的问题不解决，强装的“笑脸”也势必难以长久。
诚然，“城管是干什么的”的话题早已老生常谈，但透过暴力执法的屡禁不止，这个疑问并未得到真正的破题。“查占道”、“管小贩”的浅层化解读仍是人们对其职责的习惯性认知。正是“为民”执法和“服务”商贩的理念缺失，才导致其权力匪化和职责扭曲。
透过一些城管暴力执法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其骨子里畸形的执法思维：一是唯我独尊的“管理”理念。“不‘管’不‘理’”的认知心态让城管养成了居高临下的傲慢作风。一旦权威受到挑战，暴力便成必然。二是只为“官”瞻的执法理念。也许，只有在“管理就是服务”的语境下，对上负责和为民服务一致性的权力本质才会凸显。但时
下的城管执法往往不纯粹是基于秩序的井然，而是主要是取悦于领导的“官”瞻考量。只为表面规范而不念小贩艰难遂成为矛盾冲突的诱因。
人们期待这起事件真相还原和责任查究的公正处理，更呼唤对暴力执法根源的痛彻反思。也许，只有将“服务”的理念真正引入城管，并辅以常态化的制度践行，城管的匪气才会有所收敛，其与小贩的猫鼠关系才会得以改观。但愿“瓜农之死”的悲剧，能够成为城管暴力执法的终点。
21日上午，习近平来到湖北考察，一下飞机就冒雨来到武汉新港阳逻集装箱港区。雨下得很大，积水没过了脚面。他卷起裤腿，打着雨伞，向工作人员了解物流等情况。谈了10多分钟，雨水打湿了他的衬衫。他说，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发挥内河航运作用，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7月21日 新华网）
“朴实之风迎面来！”“一点架子都没有，有亲和力。”这是《习近平冒雨考察武汉新港》报道发出后，众多网友的一致评价。“卷起裤腿，打着雨伞”，“雨水打湿了他的衬衫”，这样的场面出现在总书记考察现场，让人感动。这种“自己打伞，没有鼓乐鲜花，没有浩荡的车队和陪同”的考察行动，也正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
“政府官员与百姓的距离越来越近了。”“总书记能经常深入群众，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充分了解民众的艰辛，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率先垂范的精神品质。”“希望各级领导都不怕风不怕雨，深入基层。”网民的评价不仅是对习近平朴实工作作风的赞誉，更是对群众路线要把作风建设放在首位、落实“为民务实清廉”的期盼。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坚持群众路线是党长期执政的根基和法宝。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有效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解决好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革除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主要根源，这是新时期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也是教育实践的主线。
如何让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搞得好、有效果？习总书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了解答。希望各级领导干部也能放下架子，走好群众路线，真正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
省部级贪官为何多与开发商“勾肩搭背”？ 2013年07月20日 14:02:51
来源： 新华网 67【字号：大 中 小】【打印】【纠错】
吴雨潇
中央纪委有关人士指出，十八大以来，已经曝光公开报道的六七件省部级案件中，大部分都与开发商有利益往来。记者查询媒体公开报道发现，十八大以来几名省部级官员落马与开发商有联系，比如四川省原省委书记李春城、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王素毅等。（7月20日《北京晨报》）
司马迁有句话说得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官和商，自古以来就难分难舍。官员要想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必定要与开发商打交道，可是一旦交往过度，经受不住诱惑，势必就
会“勾肩搭背”，贪污腐败，最终自掘坟墓。
当官者，手握大权，掌控着许多社会资源，有形的、无形的影响无处不在，一些不法商人自然会或投其所好、逐步拉拢腐蚀，或打通领导家属的关系逐步接近，或通过女色直接引诱上钩。为官者若不能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思想变质”、欲壑难填，就会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走向不归路。
官商勾结的外在表现是人际的交往，隐藏其中的是权钱交易。看似友好 ，实际上居心叵测。官有官道，商有商德，官商勾结，就是无道无德，为官者一旦不慎就会懊悔终身，身陷牢狱。
习近平总书记曾告诫，“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心中要有敬畏，知道什么是高压线，想都不要想，一触即跳，才能守得住底线。”各级领导干部应从李春城们身上吸取教训，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要始终牢记：权再大，大不过法律；钱再多，买不来自由；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心莫贪，贪心必起祸。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平均统计居民房产，有多大意义？ 2013年07月20日 07:06:44
来源： 新华网 13【字号：大 中 小】【打印】【纠错】
魏文彪
19日，记者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获悉，由该中心组织调研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3》已经完成。报告称，近九成中国家庭全部或部分拥有现住房的产权。全国家庭平均住房面积100平米，人均30平米，城镇和农村家庭分别为80和120平方米。（7月19日 中国网）
近9成中国家庭拥有房产、平均面积100平米的数据，在网上引起许多网友的质疑。如果真像报告所发布的，城市住房租赁市场为何如此繁荣，住房租金为何如此之高？大量的城镇家庭为何一直在蜗居，并苦盼房价下跌以尽早改善自身居住条件？
严格说来，《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3》发布的相关数据也不能说不真实，只是其采取的平均统计方法，使得相关统计数据偏离了中国居民的实际居住状况。当前与诸多城镇家庭没有房产或住房面积狭小处于蜗居状态并存的，是有不少城镇家庭拥有多套房产，有些人群甚至拥有数十套住房，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数量庞大的农村家庭住房面积。相关报告将不同情况家庭拥有的房产数量与面积“一锅煮”，平均统计相关数据，自然会遭到社会与公众的质疑。
笔者以为，这样平均统计居民的房产数量与面积，是缺乏实际意义的。因为那些拥有多套房产的家庭，不可能会将超出自己实际所需的房产，交予那些无房或蜗居的家庭使用，所以即便相关报告根据平均统
计方法，得出近9成中国家庭拥有房产、平均面积达100平米的数据，也于改变当前尚有不少城镇家庭无房或蜗居的现实无益。
不仅如此，这样平均统计居民拥有房产情况，还可能对房地产政策决策起误导作用，从而影响与妨碍房地产市场调控尽快取得更大的实效。
所以，相关调查机构与学术组织，有必要尽早抛弃那种平均统计居民房产与收入等情况的统计办法，改为根据不同居民情况分别进行统计，如此得出的数据才可能更为真实地反映居民相关方面实际情况，并对相关政策决策起到有益的参考作用，助推各类政策决策促进民众包括居住在内各项民生福祉得到改善与提升。
：“垃圾围城”，城伤几许？ 2013年07月20日 01:18:55
来源： 新华网 12【字号：大 中 小】【打印】【纠错】
邓海建
北京市日产垃圾1.84万吨，如果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长度接近50公里，能够排满三环路一圈。并且北京每年垃圾量以8%的速度增长；上海市每天生活垃圾清运量高达2万吨，每16天的生活垃圾就可以堆出一幢金茂大厦；广州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也多达1.8万吨……住建部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目前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7月19日《中国青年报》）
城市要过日子，吃喝拉撒之后，就要直面垃圾问题。一方面是城镇化进程在加快，城市垃圾体量以超过10％的年均增长率攀高；另一方面陆续满负荷的陈年垃圾填埋场，超负荷运转的垃圾焚烧厂，历年累加的未处理垃圾……这是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城市都在面临的难题。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委员会的统计称，2011年，全国657个设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为91.1％，其中20.1％直接堆放，或简易填埋。以当年城市垃圾清运量1.64亿吨计算，仅上述657座城市，当年已堆积未处理的垃圾就接近5000万吨。
这些垃圾，不是三五十年就能自动降解的。一两件垃圾丢在家门口，或者是卫生与美观的问题；一座垃圾山矗立在家门前，就是生存与发展之虞：一者，“垃圾围城”，已经不是一种具象的表达，而成为普遍的发展现状。日前，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就环保问题作报告时指出，全国4万个乡镇、近60万个行政村大部分没有环保基础设施，每年产生生活垃圾2.8亿吨，不少地方还处于“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状态。
二者，“垃圾围城”，已经成为资源能源中的掣肘因素。有数据显示，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不久前刚刚发布的《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按照现在垃圾产生量和填埋速度，北京大部分垃圾
填埋场将在4-5年内填满封场。单就解决垃圾填埋问题，从2011年到2020年，北京就需要3200亩土地。
三者，“垃圾围城”，与PM2.5或水土污染悬疑一样，渐渐显露出对生存健康的风险。譬如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远丰村是一个有400余人的村庄，村后有座垃圾山，10年间12人因患癌症死亡，不少媒体称之为“癌症村”。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石汉平表示，“这样的肿瘤死亡比例实在太高。”无论是直接风险还是间接风险，生活在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垃圾山旁边，说对人体无害，恐怕常理常情也说不过去。
城镇化进程在加速，垃圾体量只增不减，填埋的土地是有限的、处理的站点是有限的，城市什么时候才会对运出去的天量垃圾有点儿“后顾之忧”呢？论说起来，办法很多、责任多元，根本而言，还是城市远未感受到“垃圾之殇”。几个例子，足以窥斑见豹：一是2012年9月23日，国家发改委环资司有关负责人在东盟博览会上表示，目前我国有上百个城市、近千个县没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这些县市的垃圾，能运到哪儿去呢？二是中青报的一项民调显示，垃圾分类之所以很难推行，受访者认定的原因有——政府不重视（62.1%），政府投入不够（61.4%）……职能部门对垃圾没有基于责任之上的警觉，“围城”之困只会越陷越深。
“垃圾围城”，城伤几许？只有公权对垃圾问题有了痛感与压力，综合整治才能真正化为现实。
如何破解新“七十二家房客”之困 2013年07月19日 07:55:04
来源： 新华网 2【字号：大 中 小】【打印】【纠错】
徐 娟
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某小区刚交房，就有业主向媒体曝料，小区一业主将126平方米的住宅隔断成5个独立的小房间出租。不久前，该小区发生一起火灾，起火的正是该出租屋。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租房市场需求旺盛，类似的大间分割成多间的“分租房”并不少见，由此埋下的安全隐患困扰左右邻里，对于这种做法，小区物业及有关部门都表示很棘手。（7月18日 《海峡都市报》）
一幢房子，八九户人家，挨挨挤挤的无奈和纷扰，不堪回首的嘈杂和拥挤，七十二家房客的嬉笑怒骂，这是电影《七十二家房客》里留给人们的旧社会小市民痛苦的生活回忆。现而今，城市里泛滥的群租现象造就了不少新“七十二家房客”。类似福州这样分割出租房屋的情况，在全国不少地方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这些年来房价一路走高，超出了许多一般收入阶层的承受能力，更不用说收入低微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在“就业难”的形势下刚刚谋得一份工作或者正处在找工作阶段的
大学毕业生。在这种形势下，“分租房”有很大的市场——对于出租方而言，将房屋分割出租所获租金是正常租金的数倍，可以说是暴利；对于承租人来说，以较低的租金解决了栖身之地，也可以说是有利可图。
但正如媒体一再曝光的那样，在出租方和承租人都似乎得“利”时，“分租房”的弊更是显而易见。不仅超负荷消费公共资源，也直接影响了承租人的身心健康；不仅造成环境污染，也容易引发各种治安案件，影响社区和谐稳定。至于火灾等安全隐患，更犹如定时炸弹悬在头顶，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新“七十二家房客”现象，暴露出法律的滞后和监管的盲点。长期以来，对于“分租房”治理一直存在着“进门难、认定难、执行难”，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约束。一些地方即便开展专项治理行动，也大都“整顿像阵风，过后又落空”。因此，加快出台相关的法律规范，加强部门之间日常的联合执法，加大对“分租房”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已成为当务之急。
我们更应当看到，破解新“七十二家房客”之困，既是个法律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新“七十二家房客”有着现实因由和社会背景，它代表着特定群体的需求和利益。如果不是经济窘迫，没有人愿意选择居住环境恶劣的“分租房”。因此，我们无须妖魔化群租现象，更不能忽视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权和生存权。在依法打击“分租房”违法行为的同时，各级政府要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适当降低入住门槛，让更多人住上公租房、廉租房、过渡房等。唯此，“分租房”才可能真正退出市场。
“9万买编制”背后有几只“苍蝇”？ 2013年07月19日 10: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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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丽
西安文女士已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3年多，她工作清闲又稳定，常让她那些在私企工作或自主创业的同学羡慕不已，单位逢年过节优厚的福利也让她很有优越感。不过，文女士告诉记者，进入这家单位时，父母四处托关系，先后多次送钱送物，等她顺利通过面试，已陆续花了9万余元。（7月18日《华商报》）
在充满激烈竞争的就业之路上，那些靠能力找工作的最让人敬佩，但那些靠拼爹、拼舅、拼银子进入主流社会群体的，也让人羡慕、嫉妒、恨。对于后者，总有人会羡慕地说了一句“看人家命多好”。只是“命好”的背后，折射出的恰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
9万花买到事业编制这件事，对于当地政府公信力而言无疑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如果花钱能买到编制，并在人们长期积累“人家命多好
”的意识下变成“合情合理”，那么“花钱买编制”势必逐渐变得趋之若鹜，水涨价高，那又将滋生多少权力下的腐败？
有人说花钱买编制是权力寻租，在一些人眼里其实更像是一种权力投资。在监管不力的环境下，权力远比房子、股票、黄金更保值。在文女士及其家人看来，花9万买编制就是相当合算的“交易”。如果这个编制绑定着某种权力，那更有升值潜力；权力投资如果附带着收益欲望，当然迟早还会产生连锁的腐败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同时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那么，在这起花钱买编制的背后，有没有几只“苍蝇”在为文女士开“绿灯”，有关部门不妨顺藤摸瓜查一查，“拍死”几只。
愿“瓜农之死”成城管暴力执法终点 2013年07月19日 09: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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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胜
湖南临武县近日一瓜农在与城管争执中倒地身亡，再次引发人们对“城管到底干什么”、“暴力执法何时休”的再度追问。
应该说，随着近年来对此类事件的围观和反思，人们对城管与小贩的矛盾纠结与职业苦衷，有了较为深刻的认知与理解。许多地方也曾为改变城管形象进行过有益的探索，但“猫鼠争斗”的悲剧依旧不时重演。如何能缚住城管暴力执法的权力野性，看来还需治本之策。
纵观近年来一些地方城管实施的“眼神执法”、“温柔执法”、“举牌执法”等执法创意，尽管不无拉近距离、规避暴力的良苦用心，但终究不过是自我抑制的态度收敛，并未触及“城管是什么”、“城管为什么”的问题实质。没有科学准确的职责定位和权力规范，便不可能有文明温馨的从业心态和恰如其分的执法行为。“为谁执法”的问题不解决，强装的“笑脸”也势必难以长久。
诚然，“城管是干什么的”的话题早已老生常谈，但透过暴力执法的屡禁不止，这个疑问并未得到真正的破题。“查占道”、“管小贩”的浅层化解读仍是人们对其职责的习惯性认知。正是“为民”执法和“服务”商贩的理念缺失，才导致其权力匪化和职责扭曲。
透过一些城管暴力执法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其骨子里畸形的执法思维：一是唯我独尊的“管理”理念。“不‘管’不‘理’”的认知心态让城管养成了居高临下的傲慢作风。一旦权威受到挑战，暴力便成必然。二是只为“官”瞻的执法理念。也许，只有在“管理就是服务”的语境下，对上负责和为民服务一致性的权力本质才会凸显。但时
下的城管执法往往不纯粹是基于秩序的井然，而是主要是取悦于领导的“官”瞻考量。只为表面规范而不念小贩艰难遂成为矛盾冲突的诱因。
人们期待这起事件真相还原和责任查究的公正处理，更呼唤对暴力执法根源的痛彻反思。也许，只有将“服务”的理念真正引入城管，并辅以常态化的制度践行，城管的匪气才会有所收敛，其与小贩的猫鼠关系才会得以改观。但愿“瓜农之死”的悲剧，能够成为城管暴力执法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