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产业经济的调整，劳动力市场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女性失业的问题愈演愈烈。他们的各方面的权益的缺失问题，对我国现行的体制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本文首先对失业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明确了失业的定义，之后分析了女性失业问题出现的背景以及其带来的对社会、对家庭的不利影响，并由此得出了研究女性失业问题的重要意义。
这之后，本文以济南市城镇女性的实际情况为例，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济南市城镇失业女性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其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像失业女性再就业愿望迫切，生活一般比较困难，心理状态失衡等。
随后，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贝克尔歧视理论分析了女性失业中存在的极其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的原因。
最后，为了解决济南市城镇失业女性的问题，同时结合了济南市的具体情况，文章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建议，结合了实际，我们提出了大力推行女性社区就业这一对策，同时对这一做法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实施建议。此外，文章还提出了针对女性就业歧视的一些对策建议以及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和生育保险制度等的其他建议。
关键词：失业女性，性别歧视，社区就业
ABSTRACT
Accompanying with economy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being adjusted, labor force market has taken important variety: The problem of female unemployment becomes worse. They run short of all kinds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which brings forward challenge to actual social system.
First of all, the paper takes definition and correlative analysis of concepts about unemployment, and then analysis the background and the bad effect of female unemployment which brought to the society and families.
After this, we take method of demonstration to analysis the reality about Jinan ’s unemployment women and we also find a lot of problems. Such as unemployment women are eager to go back to work again and their lives are usually tough and they also have bad mood.
The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ausation of gender discrimination which is existed in the labor force market form the economic views. And we also use Becker Discrimination Theory in the paper.
In order to solve the female unemployment of Jinan city, we give many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hich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Jinan. We think the most appropriate method is to promote the community employment. Besides, the paper also gives some other suggestions.
KEY WORDS: unemployed women, gender discrimination, community employment
目 录
前 言........................................................... - 4 - 1 问题的提出 ................................................ - 4 - 2 研究女性失业问题的意义 .................................... - 4 -
3. 研究目的和思路 ............................................ - 5 -
4. 文章框架 .................................................. - 5 -
第1章 概念界定及研究背景....................................... - 7 -
1.1 失业的概念界定 .......................................... - 7 -
1.1.1 关于就业和失业的理论界定........................... - 7 -
1.1.2 关于就业和失业的统计定义........................... - 8 -
1.1.3 国际上关于失业定义的相关资料[4].................... - 8 -
1.1.4 我国失业定义....................................... - 9 -
1.2 女性失业问题研究的相关背景 .............................. - 9 -
1.3 文献综述 ................................................ - 9 -
第2章 济南市城镇女性失业现状描述.............................. - 12 -
2.1失业女性呈“四多”的特点................................ - 12 -
2.2 失业女性再就业愿望迫切 ................................. - 13 -
2.3 失业女性生活困难，家庭关系受到影响 ..................... - 13 -
2.4 多数失业女性心态失衡 ................................... - 14 -
第3章 女性失业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 15 -
[5]3.1 贝克尔歧视理论........................................ - 15 -
3.2 经济学分析 ............................................. - 16 -
3.2.1 与女性生理和生育相关的成本........................ - 16 -
3.2.2 补偿性工资差别.................................... - 17 -
3.2.3 对劳动生产率的不同预期............................ - 17 -
3.2.4 择业的倾向性和较高的转岗培训成本.................. - 17 -
3.2.5较高的退休福利成本 ................................ - 18 -
第4章 解决济南市城镇女性失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 19 -
4.1 立法建议 ............................................... - 19 -
4.2 制度建议 ............................................... - 20 -
4.2.1 完善失业保险制度[8]............................... - 20 -
4.2.2 建立和完善女性生育保险制度，实现生育成本社会化.... - 20 -
4.3 政策建议-----大力推行女性失业社区就业政策 .............. - 21 -
4.4 其他建议 ............................................... - 22 -
4.4.1 加强对失业女性就业过程中人力资源的开发工作........ - 22 -
4.4.2 做好妇联工作，切实关心失业女性工作和生活.......... - 23 - 结 论.......................................................... - 24 - 致 谢.......................................................... - 25 - 参考文献....................................................... - 26 - 附 录.......................................................... - 27 -
前 言
1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妇女失业状况逐步令人担忧，给妇女自身及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确立，改革逐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加快，减员增效，人员分流，优化劳动组合等措施带来大量职工失业。与此同时，随着济南市经济发展的加快，也步入了改革高速发展的轨道。作为社会就业人群中很大一部分的女职工们，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生理的等特殊原因，更是成为整个失业群体中的弱势，这给她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
所以关注和探究妇女失业问题，积极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研究女性失业问题的意义
女性失业，不利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亦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1）失业女性贫困化。在社会急剧变革，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大背景下，城镇失业女性由于就业中断、收入锐减，致使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下降，女性边缘化趋势加重，导致失业女性及其家庭贫困化。
（2）失业女性心理疾病增加。社会的发展，职业的不保，经济的困顿，精神的孤独，使失业女性心理压力增加，脆弱的甚至会出现心理障碍。
（3）劳动力市场要保持高效率运作，灵活的适应性，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性在调节劳动力市场平衡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女性失业会对劳动力市场带来不利的影响。
（4）造成失业女性对教育不信任。就业性别歧视，女性失业率高对下一代的教育和培训具有负面影响，因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决定往往取决于对未来就业
机会的期望，如果女性的职业和报酬往往不如男性，则会妨碍妇女受教育的程度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这样势必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加剧了男女就业的不平等。
（5）失业女性离婚率明显上升，对家庭带来很大的影响。过重的经济压力与心理压力纠结一起，如遇突发事件如买房、家人重大疾病及子女上学等巨大经济压力，家庭矛盾激化，导致离异的也不在少数。女性失业后往往心烦气躁，容易造成家庭不和，影响丈夫工作，对孩子成长极为不利，甚至可导致家庭破裂，进而影响了社会稳定。母亲在孩子的教育中担任着比父亲更重要的角色。
从以上分析来看我国青壮年女性的失业率很高，这会影响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势必会对国家的未来发展产生长远潜在的消极影响。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国家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政策相悖，不利于妇女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
（6）对自身产生不利的影响。由于在就业中常处于不利地位，影响了女性求知进取的积极性，限制了自身发展。自身素质不高，又使就业困难，这样很容易丧失信心，如此恶性循环，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
由于女性失业带来的上述的一系列的问题，使得女性失业问题成为全社会都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必将带来有利的影响。 因此，研究和解决女性失业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意义。
3. 研究目的和思路
本文旨在为济南市女性失业问题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解决思路。文章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济南市女性的失业问题的现状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并据此分析了造成失业的经济学方面的原因。最后，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其中包括立法、制度、政策三个方面的建议，同时，还在其他方面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建议。
4. 文章框架
前 言
相关概念及女性失业的背景、研究意义分析
女性失业的具体原因分析
贝克尔歧视理论 经济学分析
第1章 概念界定及研究背景
1.1 失业的概念界定
说到失业的概念，就不得不说起就业。就业和失业是反映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最主要的两个指标。
1.1.1 关于就业和失业的理论界定
（一）劳动就业和失业：是劳动力资源处于被利用或被赋闲的两种状态。 充足就业即劳动时间充足、劳动报酬达到一个标准的就业；不充足就业即劳动时间不充足、劳动报酬达不到一个基本标准。不充足就业又可分为：与时间 相关的不充足就业、与报酬相关的不充足就业等。[1]
（二）非经济活动人口：是退出劳动力的劳动年龄人口。包括不具备劳动能力的和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求学、在役军人等）。就业人员、失业人员和非经济活动人口之和为劳动年龄人口。[2]
（三）就业具有以下要素规定性：年龄下限；劳动能力；劳动时间；劳动报酬。失业具有以下要素规定性：年龄下限；劳动能力；就业愿望。
（四）关于一些不规范的概念
（1）隐性失业。这是一种分析概念，不具有统计意义。主要指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就业以及边际利润为零或负数的就业。实际上，隐性失业人员相当于通常所说的富余人员，富余人员中的绝大部分也是就业不足人员。
（2）隐性失业。是指没有登记、继续领取失业保险金和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重新就业的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这是一个管理上的概念。
（3）在岗失业。是指城镇单位中的冗员。是一种小口径的失业概念。
1.1.2 关于就业和失业的统计定义
我国的就业可界定为，在调查周内从事任何一种以取得薪酬或利润（或实物报酬）为目的的工作满1小时，取得工资、薪金、佣金、小费、计件工资或实物报酬等形式的劳动报酬的人员，或者在此期间因生病、休假或产业争议等理由而暂时脱离工作岗位的人员；以及在家庭企业或农场从事无薪酬工作至少每天1小时以上的人员。
凡是在调查周内工作时间不足20小时、或劳动报酬低于最低小时工资、并愿望从事更多工作的都是不充足就业。
我国的失业可以界定为：16岁以上，在调查周没有工作、愿意接受最低标准的工作并能及时就业、并已采取上述切实行动寻找工作的人员。[3]
就业和失业都以当地常住人口作为统计对象基础，而不以户籍为依据。失业只统计城镇范围，农业人口都视为就业。
1.1.3 国际上关于失业定义的相关资料[4]
国际劳工组织：第13届国际劳工统计大会通过的《关于从事经济活动人口、就业、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统计的决议》，将失业者界定为在参照期内无工作、但目前能够工作并寻找工作的某一特定年龄以上的所有人员。
日本：劳动力调查。调查周无工作，并进行求职活动，有工作能力的15岁以上者。包括等待过去求职活动结果者。
美国：劳动力调查。调查周中无工作，过去4周内（含调查周）曾进行求职活动，有工作能力的16岁以上者，包括没暂时解雇的工作和等待30天内开始新工作者。
英国：职业介绍机构业务统计。调查日中无工作，有工作能力者，向失业保险所提出救济申请者。（失业保险、补助及免交保险费）。
德国：职业介绍机构业务统计。调查日中在职业介绍所登记求职者，且希望周19小时以上及3个月以上的付薪雇用，有工作能力者。
1.1.4 我国失业定义
我国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最新界定了是失业的概念。“失业人员”指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工作能力，无业且要求就业而未能就业的人员。其中，虽然从事一定社会劳动，但劳动报酬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视同失业。
1.2 女性失业问题研究的相关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政府强制干预的计划经济，女性在这一阶段的就业率比较高，与男性在就业率以及工资水平等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异。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要有所调整；计划经济积弊成难，我国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严重落后，经济体制转轨势在必行。
由于当年错误的人口政策使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大大超过了劳动力的需求，由于统包统配产生的副作用使企业冗员重重，由于人多地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剧增，中国就业矛盾突出。
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与统包统配劳动制度的松动，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劳动力之间包括男女劳动力之间的就业竞争在所难免，中国妇女就业开始接受市场经济的考验。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在全民所有制企业新职工中实行劳动合同制，并在招工时实行“面向社会、公共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政策，就业竞争初现，劳动力市场配置的时代即将来临。事实表明，女性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女性逐渐成为失业大军的主体。直到现在，女性失业的状况愈演愈烈。
1.3 文献综述
女性失业问题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直是理论界
研究的重点，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观点，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对策。
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就业机会不足，劳动力总量严重供过于求，这是造成我国女性失业的根本原因，具体有以下几种观点：
法规不健全，缺乏操作性，落实情况差。虽然《宪法》和《劳动法》都有关于男女就业平等的法律条文, 但是某些法律条文立法过粗, 缺乏可操作性。一些具体可供实践操作的规定往往又得不到落实。
社会性别歧视，是女性就业的巨大障碍。劳动力市场上制度化的性别歧视极其有限，主要是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别意识和社会对男女两性不同的角色期待，而形成的性别歧视。社会对男女两性不同的行为期待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同时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和公众对女性在工作环境中的角色认同。
女性自身心理的影响。以家庭为重，以及自卑的心理是女性就业的障碍。多数女性认为女性应该属于家庭，这种就业认知的偏差使女性的就业动机大为减弱，事业角色感淡化。在职业女性面临生活角色与事业角色冲突时，大部分人把杠杆倾斜于家庭。由于传统观念影响，许多女性认为在事业上不是男性的对手，阻碍了女性在就业岗位上聪明才智的发挥。另外女性下岗失业后的消极心理，也一度是女性再就业的障碍。
对于女性再就业方面，众多学者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主要有：
大力发展经济, 特别是推进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来扩大妇女就业领域。任何国家解决失业和就业问题，只有靠经济发展，只有经济的繁荣，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解决下岗失业女工再就业的最根本途径就是发展经济。就我国目前发展趋势来看，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扩大就业尤其是妇女就业的重大举措。据统计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仅为27 % ，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在60～80 %之间，可见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潜力是很大的。
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社会保护系统。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无法保障广大失业女工的基本生活和合法权益，致使她们成为社会的困难群体。所以国家应加快建立和完善医疗、失
业、养老尤其是妇女的生育保险制度，为妇女再就业解决后顾之忧，为妇女平等参与就业竞争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大力发展妇女教育和各种职业培训，全面提高妇女自身素质，增强妇女就业竞争能力，以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由于整个社会对妇女人力资本投入的不足，造成我国妇女整体素质不高和失业易再就业难的一个内在因素。因此，解决妇女就业问题困扰的重要举措，就是要加大实施对妇女教育普及的力度，全面提高妇女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这是一个长久的基本策略，也是解决我国妇女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在推动，使下岗女职工通过参加各种再就业的职业教育、职业培训获得实用的技能、文化素质的提高，尽快实现再就业。
以上观点分析了女性失业的原因，对于实现女性再就业也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的方案，但是对于济南市女性的失业与再就业问题应该充分考虑济南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和传统、社会就业人员的整体的收入等因素的影响。本文认为，应该对于济南市的女性大力发展社区就业。
第2章 济南市城镇女性失业现状描述
济南市地处东部，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同时济南作为山东省的省会，在经济发展方面有着很大的机遇。同时作为人口大市，在人口就业方面也作出了一系列的成绩。
据济南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济南市2005年的就业率为95.95%，其中男性就业率为96.75%，女性就业率为94.97%。失业率为4.05%，其中女性失业率为5.03%，男性失业率为4.05%，同比都有一定幅度的回落。虽然女性失业率随着济南市经济的发展，也随之回落，但从调查显示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仍然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为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必须着力解决这一日益严重的问题。除非特别说明本文数据来源于济南市妇联工作组课题组2005年对济南市城镇女性失业问题的调查（该调查涉及400名失业女性）。①
2.1失业女性呈“四多”的特点
（一） 是文化偏低的多。在接受调查的失业女性中，高中（含中专、技校）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1.3%，大专以上的仅占8.7%。文化程度偏低成为失业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是中青年多，并有低龄化趋势。调查显示，失业女性年龄在36-45岁的占64%，其中36岁以下及46岁及以上的各占11%，失业女性的年龄呈两头小、中间大的形状，而且失业者的年龄正在提前。
（三） 是失业时间较长的多。调查显示，失业两年半以上的占26.2%。
（四）是失业次数偏多。调查显示，失业2次以上的占了40.1%（见图2-1）。这说明失业者一旦有了失业经历，信心易受打击，加上由于自身素质的原因，她们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较易一再失业。 ① 除特别说明，本章数据均来自于济南市妇联.
图2-1 女性失业次数百分比分布
2.2 失业女性再就业愿望迫切
根据妇联的调查显示，当问到“您是否仍想就业”时，有92.5%的失业女性回答“是”，不想再就业的只占1.3%。当问及“工作在您生活中的重要程度”时，有92%的人选择“重要”。并且，在妇联召开的相关座谈会议中，多数失业女性表示愿意尽快再就业，以解决家庭负担。
2.3 失业女性生活困难，家庭关系受到影响
由于失业女性多在35岁以上，她们一般都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重，她们的工资收入是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之一，一旦失业，全家经济压力增大，有的更是夫妻双双失业或是单亲家庭，这对原来已不宽裕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接受调查的女性中，有98%的失业女性认为失业导致家庭生活水平下降，认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有39.1%（见表2-1），有的失业女性因为失业而变得烦燥、易发脾气，导致家庭关系紧张，这说明失业确实会对家庭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
表2-1 失业女性家庭生活水平所属层次
2.4 多数失业女性心态失衡
在接受调查的女性中，大部分失业女性失业后心理状态失衡，对政府失去信心。其中最担心的问题是生活没保障，其次是体质下降、子女入学费用没保障、家庭关系紧张。调查还了解到，她们希望失业期间政府能够适当减免孩子的读书费用以及诸如垃圾费、联防费、房租等费用，帮助她们减轻家庭负担。
第3章 女性失业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针对济南市女性失业存在的以上问题，上章已经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关于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本文认为很大一部分是女性性别歧视的存在。因此，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经济学方面进行了分析。
3.1 贝克尔歧视理论[5]
贝克尔的歧视理论是建立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的。其基本内容是：某人“身心不悦”的感觉来自于个人的偏好，如果该人具有歧视性的偏好，那么他宁愿以某一（喜好）群体替代另一（厌恶）群体并为此支付（承担）某种费用。这种费用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比如放弃一部分利润。
贝克尔假定雇主的目标函数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可用函数形式表示为：max U=U（p ，m ），其中，U 代表雇主的效用，P 代表利润额，m 代表男性雇员的比重。对于歧视性雇主，为了实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其目标函数要么是利润最大化，要么是男性雇员的比重最高。可用图3-1所示的一条无差异曲线U 来表示。无差异曲线越陡峭表示雇主对女性的歧视程度越高，越平缓表示雇主对女性的歧视程度越低。
图3-1 歧视性雇主的效用函数曲线
对于歧视性雇主, 他为了提高男性雇员的比重m 而不惜承担由此引发的较低的利润p 。尽管男性与女性的货币成本都是w ， 因为女性就业使其“身心不悦” ，用数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用d 表示歧视系数，则女性雇员的净值成本为W (1 + d) ，wd 是货币成本与净值成本的偏差，是由女性在企业中供职引起的。
贝克尔歧视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歧视系数d 纳入经济模型, 从而使标准的最优决策机制能够发挥作用。Wd 是追加在女性雇员身上的“自然附着成本”, 是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 而“身心不悦”的实质是厌恶成本。雇主缩减女工的雇佣数量，是规避额外的人工成本。被替代的女性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不明显高于男性时，歧视性雇主效用的两大目标---利润和男性雇员比重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在男性和女性雇员生产率、工资率相同的条件下，增加雇佣男性工人，抵制女性工人，在产出既定时，企业减少了自然附着成本wd 的投入。歧视性雇主的目标函数仍然是理性的利润最大化，也符合了实证检验中“雇主是歧视受益者”的结论。
3.2 经济学分析
从上面的贝克尔歧视理论可以看出，自然附着成本Wd 是女性雇员相对于男性员工的附加成本，因此成为企业拒绝雇用女性的根本原因。
3.2.1 与女性生理和生育相关的成本
女性承担着生育后代的责任，生育不仅需要大量时间，而且在这期间女性的劳动生产率低于正常水平，在休产假阶段则降为零。而且我国劳动法明文规定：女职工按规定享受不少于90天的产假，而且期间工资照发；哺乳期不得从事有碍于母婴健康的工作(含加班加点) 。用人单位必须支付女性雇员产假期间的工资奖金，承担岗位空缺填补成本。这是用人单位拒用女性的最直接的原因。
而当女性雇员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需要一段时期的恢复和调整，由于相关法律的制约，重返者的工资水平不能低于退出时的水平，这又给用人单位造成了间接成本的负担。
3.2.2 补偿性工资差别
补偿性工资差别是指在较差的工作条件下，企业为了吸引雇员所必须支付的额外工资，是支付给接受较差或艰苦的工作条件的雇员的一种个人奖励。[6]基于女性的生理特征，她们对于工作条件的要求相对较高，比如：工作流动性不能太大，不适宜远距离出差，不能承受较强的体力劳动和长时间的工作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得到企业更多的关怀和照顾。相比之下，男性适应性较强，对工作条件的要求不如女性苛刻，企业不需要象对女雇员一样支付补偿性工资。比较而言，男性是一种相对廉价的雇员。对于要节约用人成本的企业而言，当然更愿意雇佣男性。
3.2.3 对劳动生产率的不同预期
企业的雇主一般认为：女性的预期劳动生产率将低于男性，较低的预期投资收益率使雇主不愿意雇用女性。这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女性精力的分散。传统的两性分工模式中，女性在家中承担着更多的家庭妇女的责任，势必会影响其市场劳动生产率；二是女性发展潜力相对不足。据实证研究资料显示，在人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女性劳动者群体发展潜力低于男性，能给企业带来的预期收益也就较低。
3.2.4 择业的倾向性和较高的转岗培训成本
女性倾向于选择具体事物性的、与语言和形象思维有关的工作。由此导致了对专业选择的偏狭；专业、知识结构的局限又使女性就业适应面窄，从而也造成了这些职业领域的拥挤。供过于求的结果，使得由竞争性市场决定的女性雇员工资水平较低。
当前，以高新技术为特征的新兴产业的发展是吸纳就业的重要平台，它对就业者的要求也相对较高。而女性的专业知识结构和兴趣取向使她们转向科技含量高的岗位更为困难，雇主为此需要付出更为昂贵的转岗培训成本，而女性相对缺乏钻研精神，不能确保培训的成效和企业发展的持续动力。所以，雇主当然倾向于雇佣有相关专业基础、肯钻研和有创新精神的男性雇员。
3.2.5较高的退休福利成本
从我国实际来看，女性雇员一般要比男性雇员提前5 年退休，而统计结果表明，女性的预期寿命一般又比男性长。这也就意味着雇佣女性员工会比雇佣男性雇员有更高的退休福利成本支出，这也是雇主偏向于雇佣男性的一个因素。
第4章 解决济南市城镇女性失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济南市女性失业现状进行了分析，借鉴国内外解决女性失业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同时充分结合济南市的实际情况，本文从立法、制度、政策等方面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建议。
4.1 立法建议
本文认为应该尽快完善平等就业的法律法规, 加大执法力度，制定《反性别歧视法》，为女性平等就业创造条件。
“我国已经明确了促进就业的积极政策取向，而且走过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时代，就业已经成为民生之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就业歧视现象严重扭曲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常行为，损害了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益，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造成了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如此评价说。
郑功成教授认为应该在借鉴国外的《反性别歧视法》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现象进行反就业歧视立法，保证女性能够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工作，对在用工过程中歧视女性的单位则给予必要的惩处。这项做法至少在现在推行“就业增长优先经济增长”模式的情况下，还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7]在立法的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保障平等就业，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来负责相关事务。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设立公平就业委员会，由其负责对用人单位的管理层进行就业平等的教育培训，向求职者普及相关法律知识，甚至作为受歧视者的代理人出庭起诉，等等。
4.2 制度建议
4.2.1 完善失业保险制度[8]
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面临着许多困难和矛盾，任务十分繁重。目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为我们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提供了有利条件。下文对完善之一制度提出了较为可行的方法：
（一）适当扩大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适用范围，逐步建立全方位的失业保险体现，以适应多种经济成分发展需要。
（二）强化失业保险制度的促进再就业功能，加强对失业者的再就业培训，缓解就业压力。失业保险主要是解决失业与重新就业之间的短期生活困难问题。这要求调整现有的失业保险制度，通过改革现有的失业保险费的筹集、发放办法，通过调整失业保险金中用于技术培训、转岗训练的费用比例的办法，从以往简单的生活保险转化为促进失业人员的再就业，由消极保险转化为积极的失业保险，从而使职工重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缓解失业压力，促进社会稳定。
（三）抓紧失业保险的立法工作，建立完善的法制监督体系。
（四）加强对失业保险基金的管理、营运和调节。失业保险基金收缴、支付及营运要规范化、度化, 做到公开、透明、安全, 并使失业保障基金通过投资运作实现保值增值。
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劳动、人事、工资制度改革等配套进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4.2.2 建立和完善女性生育保险制度，实现生育成本社会化
生育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是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是全社会都应给予关注和支持的系统工程。这就必然要求国家应采取得力措施将女性生育成本社会化，至少是部分社会化，而不应该全部由雇主私人承担，更不应该成为用人单位的包袱。保护女性的平等就业权，给女性相同的待遇，至少应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开化文明的标志之一。
国家在解决反性别歧视这个问题上，应注重从经济价值取向上切实解决问题，如将生育成本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女性生育基金，完善女性生育保险制度，对因女性生育发生的成本给予补偿，并在法律上给予切实的保障, 以最大限度的减轻用人单位雇佣女性员工的负担。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用人中的性别歧视问题，从而体现政府的亲和力，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
4.3 政策建议-----大力推行女性失业社区就业政策
根据济南市的实际情况，以及多年来失业女性再就业的发展，本文认为虽然有很多问题存在，但大力推行社区就业仍是很符合实际的一项做法。下文将对如何发展社失业女性社区就业提出一些具体的做法。
（一）多渠道开发社区就业，增加就业岗位
失业女性实现社区再就业，促进就业岗位开发是关键。因此，街道和社区作为实施社区就业工作的主要依托场所，要从女性的特点出发，结合社区居民的需要，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开发一些适合女性从事的社区就业岗位。
同时，对一些年龄较大、文化水平低、家庭收入低、再就业特别困难的失业女性，街道和社区应将岗位开发与再就业援助行动结合起来，大力开发社区公益性就业岗位，保证她们实现再就业。比如，街道和社区可以通过紧密联系社区企事业单位后勤服务社会化的实际需求，由政府投资开发保洁、保安等社区公益性岗位，提供给需要的失业女性。
（二）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失业女性社区就业的优惠和扶持政策
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有关发展社区服务、促进社区就业的各项优惠和扶持政策，要求财政部门、金融机构、税务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失业女性社区就业提供资金信贷、税费减免、工商登记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但是，在实际的社区就业过程中，许多优惠和扶持政策目前并未得到强有力的贯彻和落实，只是停留于会议的传达和文件的发放，导致失业女性再就业面临诸多难题。因此，今后必须加强政府对社区就业优惠和扶持政策落实的力度，真正为失业女性再就业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同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一优惠和扶持政策。
（三）做好失业女性社区就业过程中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权益保
护等工作
目前，失业女性社区再就业大多属于非正规就业，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未签订劳动合同，无法建立比较稳定的劳动关系的一种就业形式。因此，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地位就成为一项很重要的问题。
由于当前的社区就业大多属于非正规就业，企业不会主动去承担保障职工权益的责任，这就需要有关部门通过法规的形式给予一定的保障。
同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劳动保障与服务中心要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为中断缴费参保的再就业女性提供便利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保险关系的接续服务，及时征收保险费用，并记录个人账户。还有，要研究制定女性就业权益保护的相关政策，解决好再就业女性劳动关系处理、合法权益保障、劳动争议仲裁等具体问题。
4.4 其他建议
4.4.1 加强对失业女性就业过程中人力资源的开发工作
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人能力和资源获得的重要因素，缺乏人力资本是失业女性在就业过程中处于劣势状况的重要成因之一。[9]针对目前再就业女性面临的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等困难，必须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增强再就业过程中的竞争优势。
对再就业女性的人力资源开发工作主要是由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通过对失业女性进行专门的、适合女性自身特点和市场需求的文化知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失业女性自身的素质，增强再就业能力。[10]目前，对失业女性进行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可以建立各种适合女性特点的职业培训基地或培训中心，对她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再就业短期培训教育，提高再就业层次，并进一步提高再就业收入。
4.4.2 做好妇联工作，切实关心失业女性工作和生活
发挥妇联等群众团体的作用，依靠和配合政府落实好失业女性再就业工程，积极为失业女性排忧解难，在源头上维权，并争取通过社区共建组织的配合，将她们组织起来，充实她们的生活，缓解其心理压力，使她们顺利渡过难关。
结 论
本文对济南市将来更好的解决女性失业问题提供了一部分可供参考的对策建议。本文认为解决女性失业的问题必须综合考虑济南市的经济状况、社会文化背景、女性失业的具体现状等因素。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单纯的依靠政府或者是企业等的支持，而是需要全社会的帮助、支持和理解。
本文根据济南市妇联的统计数据，具体分析了济南市城镇女性失业问题的现状，并根据现状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了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最后，本文给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系列对策建议。这包括，立法方面，完善对于女性平等就业的法律法规，本文还提出了《反性别歧视法》，但其可行性方面还尚需进一步研究。制度方面，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和女性生育保险制度。政策方面，大力推行女性社区就业政策。还有其他的关于提高女性自身素质，加强失业女性的人力资源开发的问题，以及妇联工作对于女性失业的帮助等。
文章具体的分析了济南市城镇女性的失业问题，但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尚显简单，需要以后更进一步的研究，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致 谢
此文的撰写工作是在亢平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亢平老师治学严谨，严格负责，从论文的选题阶段开始就认真负责，与我多次进行讨论，最后才选定女性失业的这一问题。在论文初稿的撰写阶段，亢老师帮我搜集素材，整理数据。初稿截稿后，又对论文的格式、内容进行指正。直到论文的最后定稿，亢老师一直都严格要求，认真负责。此论文，亢老师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在此，谨向亢平老师致以由衷的谢意，感谢他为本文所做的一切工作。
感谢我的班主任杨潇老师，是他一直督促我的学习，并且一再的为我们强调论文的格式方法。感谢杨老师对于本文撰写的帮助。
感谢给我提供数据资料的老师和前辈们，感谢他们对我的论文撰写工作的大力支持。
感谢帮助我搜集论文素材，搜集整理数据工作的我的同学，感谢我的舍友、我的父母对我学习的支持和帮助。
最后，向对我的论文进行审查、评定的各位老师深表感谢。
谢谢各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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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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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孟鑫. 当前我国女性就业弱势问题的原因与对策[J].理论前沿,2002.
[10] 同[9].
附 录
Women ’s unemployment during transition
John C. Ham*,Jan Svejnar** and Katherine Terrell***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ume 7(1) 1999
Abstract
We analyze women’s weekly probabilities of leaving unemployment in the Czech and Slovak Republics (CR and SR)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ree questions: 1) Why are unemployment rates much lower in the CR than the SR? 2) Does the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scheme (UCS) substantially lengthen unemployment spells? 3) Why are women’s unemployment rates higher than men’s? We find that differences in the behavior of the individuals, employer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SR and CR (as measured by differences in coefficients) play a larger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CR’s shorter female unemployment spells than do differences in measured demand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The UCS has only a moderate effect on duration and its impact is greater in the C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s and women’s spells (in each republic) are explained more by differences in coefficients than by differences in observed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unemployment duration, unemployment policy
The Soviet-type system maintained full employment of labor by centrally setting wages and prices, requiring all able-bodied individuals to work, and allocating funds to enterprises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jobs. This full employment system was maintained in most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CEE) countries until the late 1980s, although the requirement to work (e.g., for housewives) was not always fully enforced. In the early 1990s, the CEE economies bega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and experienced the shocks associated with the elimination of 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MEA) and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market. During this period, all the CEE economies experienced a major decline in output and employment, accompanied by outbursts of high inflation. Real wages also fell dramatically in most of these economies as they devalued their currencies, freed most prices and imposed wage (bill) controls.
As we knew, the transition was accompanied by rapidly rising and persistently high (double-digit) unemployment rates in all CEE countries, except for the Czech Republic (CR) where its unemployment rate remained between 3 and 4 per cent throughout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90s. As is evident from Table 1, the principal reason for the rapid rise in the unemployment rate in all the other CEE countries in the early 1990s was the low outflow rate from (long duration of) unemployment in
comparison to the CR.
From a policy standpoint, the first important issue we address is why unemployment spells have been so much shorter in the CR, and whether an understanding of this phenomenon could be used in formulating policy for reducing unemployment in the other CEE economies. We investigate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unemployment durations of Czech and Slovak women using micro-data that we collected specifically for the early transition period of 1991–93. The selection of the Slovak Republic (SR) as a comparison country to the CR is an
integral part of our research strategy. Except for an interrup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CR and SR formed one country from 1918 to 1993. During this period they shared a common currency, legal system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Yet, as may be seen from Table 1, the Slovak labor market statistics closely resemble those of the other CEE countries and differ markedly from those of the CR. By comparing the CR and SR during the early 1990s, when the two republics formed one country and unemployment diverged so dramatically between the CR and the rest of the CEE countries, we exploit the high variance in the data and yet automatically control for a large number of factors that might otherwise cause bias. Given the similarity of labor market outcomes in the SR and the rest of the CEE countries, our Czech-Slovak comparison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labor market policy in the SR as well as the other CEE countries.
The second important issue addressed in this study is whether the determinants of unemployment duration have been different for women and men. The present study complements in an important way our parallel work on Czech and Slovak men, whose principal results we cite in this paper for comparative purposes.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or analyzing the unemployment experience of women. First, the communist preoccupation with mobilizing the entire potential labor force resulted in the CEE economies having the highest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in the world. Since women comprise nearly half of the labor for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omen’s and men’s unemployment is necessary for obtaining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unemployment phenomenon in the CEE economies.
Another reason for focusing on women is that the experience of women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may b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women in the established market economies because women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may have been adjusting their LFPRs from artificially high levels. In fact, most observers expected that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women would decrease their participation dramatically.
However, according to a study by Paukert (1995), the withdrawal of women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transition was only slightly greater than that of men. For example, Paukert shows that in the Czech Republic,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for the population aged 15 years and older fell from 1989 to 1994 by 6.4 percentage points for men and 9.6 percentage points for women. In Hungary, the LFPR declined by about 16 percentage points for men and 20 percentage points for women over the same period. In the SR the decline was 5.2 percentage points for men and 7.7 percentage points for women. However, in Poland, women’s LFPRs declined less than men’s (4.4 percentage points for women versus 7.8 per cent for men). Notwithstanding, in 1994 women’s LFPRs in the CEE countries were still high, ranging from 66 per cent in Poland to 79 per cent in the CR, as compared to a rate of 59 per cent in the US in1994 (Ehrenberg and Smith, 1996). Hence, women’s labor market
experience is not clearly understood in the CEE countries and further analysis of their unemployment experience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al labor market issues and thei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R and the other CEE economies.
Third, from the start of the transition observers wondered difference in women’s and men’s unemployment rates across the CEE countries, although there are systematic differences within individual countries. As may be seen from Table 2, between 1992 and 1996 women’s unemployment rat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men in the CR, Poland, and the SR, but substantially lower in Hungary. While the basic unemployment rates by gender are of interest, the discrimination literature clearly points to the importance of controlling for difference in endowments (such as education) when comparing men and women.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hat we make in this paper is to measure differences in the length of men’s and women’s unemployment spells within the CR and the SR, controlling for endowments and other explanatory variables.
Finally, the third issue we focus on in this paper is the effect of the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system (UCS) on the female unemployment duration in the Czech and Slovak Republics. We married women have been found to exhibit substantially higher responsiveness to economic incentives than men or single women in a number of areas, including labor supply. Understanding the responsiveness to the UCS of single and married women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is important since the CEE governments face a difficult trade-off in selecting the appropriate level of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governments want to provide an adequate social safety net to ensure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support for completing the transition. On the other hand, governments want to minimize the disincentives of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in order to speed up the transition to an efficient market economy and to reduce the burden on the government budget. We carry out our analysis of 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the UCS at two complementary levels. First, we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marginal changes in the UCS on unemployment duration using a sample of recipients of unemployment benefits. Second, we estimate the effect of infra-marginal changes in the UCS by comparing the experience of UCS recipients and non-recipients.
变迁时期的女性失业问题
——以捷克和斯洛伐克为例
John C. Ham*,Jan Svejnar** and Katherine Terrell***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ume 7(1) 1999
摘要
为了要调查以下三个问题，我们分析了捷克和斯洛伐克(CR 和 SR) 的女性每周再就业可能性。1）为什么捷克的失业率比斯洛伐克低？2）失业补偿计划（UCS ）是否充分的延长了失业持续期？3）女性的失业率为什么比男性高？我们发现在决定捷克的短期女性失业方面， SR 和CR (由不同的系数测量) 的个体，雇主和公共机构的行为不同，比标准需求和人口统计学的变量的不同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UCS 只对失业持续期有一个中度的影响，而且，它的影响在捷克更大一些。并且男性和女性的失业持续期(在每个共和国中) 的差别，更多地通过系数的不同解释，而不是通过所观察的特性不同而解释。
关键词: 失业持续期，失业补偿政策
苏联计划系统通过中央政府控制工资和物价，维持劳动力市场的完全雇用。它需要所有的身体健康的个体去工作, 而且分派给企业基金让其提供必需的工作。这个完全雇用系统直到80年代一直在中东欧国家（CEE ）持续运行，虽然工作需求(举例来说，家庭主妇) 并不总是被动的。在90年代早期，CEE 国家的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且经历了CMEA 的巨大冲击，苏联计划市场出现了瓦解。在这期间，所有的CEE 国家的经济在出口和就业方面出现大幅下降，同时伴随着高通货膨胀率。伴随着货币贬值，自由定价和税收控制，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出现了戏剧化的下降。
据我们所知，这些国家的经济变革都是伴随着快速且持续的高失业率的，而在捷克的失业率在90年代上半期人仍然维持在3%到4%之间。 如表1所示，在这些国家出现快速增长的失业率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与捷克相比这些国家流通率太低。
从制定政策的立场，我们所阐述的第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为什么在捷克失业期如此短，并且对于这一种现象的理解是否可以被用于为减少其他国家失业率的政策。我们调查决定捷克和斯洛伐克女性失业期时使用微观数据，我们收集了91 -93年的数据。我们选择斯洛伐克作为捷克的比照，是我们研究策略的完整的一部分。自1918 到 1993，除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外，捷克和斯洛伐克一直都是一个国家。在这期间，他们共用流通体制，法律系统和制度结构。然而，从表1可以看到，斯洛伐克的劳动力市场统计表与CEE 其他国家很相似，但是与捷克却有显著的不同。通过比较90年代早期捷克和斯洛伐克，二个共和国形成了一个国家时，捷克的失业问题与CEE 其他国家出现显著的差别，我们数据显示了这一差别并且给给出了出现这一差别的因素。通过斯洛伐克和CEE 国家劳工市场结果的类似的研究，我们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比较模型给予斯洛伐克和CEE 国家提供了失业政策方面的巨大的帮助。
在这一项研究中第二重要的议题就是是否失业期间的决定因素对女性和男性是不同的。现在的研究以重要的方式补足了与捷克和斯洛伐克男性相关的问题上，这是我们在本人中引入对比的重要原因。研究女性失业的问题有很多的原因。首先，共产主义的动员全部潜在劳动力的做法，带来了CEE 国家在世界上来说较高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因为女性几乎占到劳工数量的一半，因此研究女性和男性的失业问题比较分析，对全面了解CEE 国家的失业问题是具有很大的作用的。把研究重心集中在女性身上的另外的一个理由，是女性在经济变革时期的经验可能不同于确定的市场经济的女性，因为经济变革时期的女性可能已经人工地自动调整他们的劳动参与率。事实上，大多数的观察家期望在经济变革时期女性
能够戏剧地减少他们的分享率。然而，依据Paukert(1995) 的一项研究表明，女性在变革早期的退出只比男性少一点而已。举例来说，Paukert 表示，在捷克，1989至1994年间，15岁及其以上的劳工的劳动参与率男性下降了6.4个百分点，女性下降了9.6个百分点。在匈牙利, 在同一个时期，劳动参与率女性下降了20个百分点，而男性为16个。在斯洛伐克中，女性下降了7.7个百分点男性为5.2个百分点。然而，在波兰，女性的比男性少 (4.4 百分比为女性V7.8个百分点为男性) 。尽管如此，在CEE 国家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仍然很高，捷克为66%，波兰为79%，而在同一时期，美国为59%。因此，对CEE 国家女性劳动力在市场上销售经验的了解不足和对于他们的失业经验的进一步的分析是对我们理解女性主要的劳动力市场观点以及捷克和其他国家的不同是十分必需的。
第三, 虽然在各个国家都出现了系统的差别，但是从变革开始阶段，观察家依然怀疑在CEE 国家男性和女性失业率的差别。由表2可知，在 1992-1996期间，在捷克、波兰和斯洛伐克女性的失业率高于女性，但是匈牙利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基本失业率具有性别偏好，因此比较男性和女性，在投入方面（如教育）具有明显的歧视。本文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分析了受投入和其他变量控制的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女性和男性的失业期的长度。
最后，本文的第三个重点就是失业补偿体系对于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女性失业持续期的影响。我们发现结婚相对于男女单身来说，在一定领域，包括劳动力补给领域，对于经济发展有更加明显的刺激作用。明确失业补偿系统在经济变革时期对于男性和已婚女性所做出的响应，对于CEE 政府在面对平衡的困境时选择失业补偿的适度水平是很重要的。 一方面，政府想要提供足够的社会安全
网络为实现经济转变确定政治上的安定和支持。另一方面，政府想要为了加速对有效率的市场经济的转变并且减少政府的预算负担，期望将妨碍失业补偿的损失降到最小。我们以二个补充的水平进行我们的失业补偿系统的激励效果的分析。首先，我们运用失业收益样本评估失业补偿的边际变化对于失业持续期的影响。其次，通过比较失业补偿体系的参与者和非参与者评估失业补偿非边际变化的影响。
摘 要
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产业经济的调整，劳动力市场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女性失业的问题愈演愈烈。他们的各方面的权益的缺失问题，对我国现行的体制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本文首先对失业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明确了失业的定义，之后分析了女性失业问题出现的背景以及其带来的对社会、对家庭的不利影响，并由此得出了研究女性失业问题的重要意义。
这之后，本文以济南市城镇女性的实际情况为例，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济南市城镇失业女性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其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像失业女性再就业愿望迫切，生活一般比较困难，心理状态失衡等。
随后，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贝克尔歧视理论分析了女性失业中存在的极其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的原因。
最后，为了解决济南市城镇失业女性的问题，同时结合了济南市的具体情况，文章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建议，结合了实际，我们提出了大力推行女性社区就业这一对策，同时对这一做法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实施建议。此外，文章还提出了针对女性就业歧视的一些对策建议以及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和生育保险制度等的其他建议。
关键词：失业女性，性别歧视，社区就业
ABSTRACT
Accompanying with economy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being adjusted, labor force market has taken important variety: The problem of female unemployment becomes worse. They run short of all kinds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which brings forward challenge to actual social system.
First of all, the paper takes definition and correlative analysis of concepts about unemployment, and then analysis the background and the bad effect of female unemployment which brought to the society and families.
After this, we take method of demonstration to analysis the reality about Jinan ’s unemployment women and we also find a lot of problems. Such as unemployment women are eager to go back to work again and their lives are usually tough and they also have bad mood.
The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ausation of gender discrimination which is existed in the labor force market form the economic views. And we also use Becker Discrimination Theory in the paper.
In order to solve the female unemployment of Jinan city, we give many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hich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Jinan. We think the most appropriate method is to promote the community employment. Besides, the paper also gives some other suggestions.
KEY WORDS: unemployed women, gender discrimination, community employment
目 录
前 言........................................................... - 4 - 1 问题的提出 ................................................ - 4 - 2 研究女性失业问题的意义 .................................... - 4 -
3. 研究目的和思路 ............................................ - 5 -
4. 文章框架 .................................................. - 5 -
第1章 概念界定及研究背景....................................... - 7 -
1.1 失业的概念界定 .......................................... - 7 -
1.1.1 关于就业和失业的理论界定........................... - 7 -
1.1.2 关于就业和失业的统计定义........................... - 8 -
1.1.3 国际上关于失业定义的相关资料[4].................... - 8 -
1.1.4 我国失业定义....................................... - 9 -
1.2 女性失业问题研究的相关背景 .............................. - 9 -
1.3 文献综述 ................................................ - 9 -
第2章 济南市城镇女性失业现状描述.............................. - 12 -
2.1失业女性呈“四多”的特点................................ - 12 -
2.2 失业女性再就业愿望迫切 ................................. - 13 -
2.3 失业女性生活困难，家庭关系受到影响 ..................... - 13 -
2.4 多数失业女性心态失衡 ................................... - 14 -
第3章 女性失业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 15 -
[5]3.1 贝克尔歧视理论........................................ - 15 -
3.2 经济学分析 ............................................. - 16 -
3.2.1 与女性生理和生育相关的成本........................ - 16 -
3.2.2 补偿性工资差别.................................... - 17 -
3.2.3 对劳动生产率的不同预期............................ - 17 -
3.2.4 择业的倾向性和较高的转岗培训成本.................. - 17 -
3.2.5较高的退休福利成本 ................................ - 18 -
第4章 解决济南市城镇女性失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 19 -
4.1 立法建议 ............................................... - 19 -
4.2 制度建议 ............................................... - 20 -
4.2.1 完善失业保险制度[8]............................... - 20 -
4.2.2 建立和完善女性生育保险制度，实现生育成本社会化.... - 20 -
4.3 政策建议-----大力推行女性失业社区就业政策 .............. - 21 -
4.4 其他建议 ............................................... - 22 -
4.4.1 加强对失业女性就业过程中人力资源的开发工作........ - 22 -
4.4.2 做好妇联工作，切实关心失业女性工作和生活.......... - 23 - 结 论.......................................................... - 24 - 致 谢.......................................................... - 25 - 参考文献....................................................... - 26 - 附 录.......................................................... - 27 -
前 言
1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妇女失业状况逐步令人担忧，给妇女自身及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确立，改革逐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加快，减员增效，人员分流，优化劳动组合等措施带来大量职工失业。与此同时，随着济南市经济发展的加快，也步入了改革高速发展的轨道。作为社会就业人群中很大一部分的女职工们，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生理的等特殊原因，更是成为整个失业群体中的弱势，这给她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
所以关注和探究妇女失业问题，积极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研究女性失业问题的意义
女性失业，不利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亦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1）失业女性贫困化。在社会急剧变革，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大背景下，城镇失业女性由于就业中断、收入锐减，致使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下降，女性边缘化趋势加重，导致失业女性及其家庭贫困化。
（2）失业女性心理疾病增加。社会的发展，职业的不保，经济的困顿，精神的孤独，使失业女性心理压力增加，脆弱的甚至会出现心理障碍。
（3）劳动力市场要保持高效率运作，灵活的适应性，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性在调节劳动力市场平衡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女性失业会对劳动力市场带来不利的影响。
（4）造成失业女性对教育不信任。就业性别歧视，女性失业率高对下一代的教育和培训具有负面影响，因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决定往往取决于对未来就业
机会的期望，如果女性的职业和报酬往往不如男性，则会妨碍妇女受教育的程度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这样势必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加剧了男女就业的不平等。
（5）失业女性离婚率明显上升，对家庭带来很大的影响。过重的经济压力与心理压力纠结一起，如遇突发事件如买房、家人重大疾病及子女上学等巨大经济压力，家庭矛盾激化，导致离异的也不在少数。女性失业后往往心烦气躁，容易造成家庭不和，影响丈夫工作，对孩子成长极为不利，甚至可导致家庭破裂，进而影响了社会稳定。母亲在孩子的教育中担任着比父亲更重要的角色。
从以上分析来看我国青壮年女性的失业率很高，这会影响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势必会对国家的未来发展产生长远潜在的消极影响。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国家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政策相悖，不利于妇女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
（6）对自身产生不利的影响。由于在就业中常处于不利地位，影响了女性求知进取的积极性，限制了自身发展。自身素质不高，又使就业困难，这样很容易丧失信心，如此恶性循环，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
由于女性失业带来的上述的一系列的问题，使得女性失业问题成为全社会都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必将带来有利的影响。 因此，研究和解决女性失业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意义。
3. 研究目的和思路
本文旨在为济南市女性失业问题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解决思路。文章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济南市女性的失业问题的现状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并据此分析了造成失业的经济学方面的原因。最后，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其中包括立法、制度、政策三个方面的建议，同时，还在其他方面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建议。
4. 文章框架
前 言
相关概念及女性失业的背景、研究意义分析
女性失业的具体原因分析
贝克尔歧视理论 经济学分析
第1章 概念界定及研究背景
1.1 失业的概念界定
说到失业的概念，就不得不说起就业。就业和失业是反映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最主要的两个指标。
1.1.1 关于就业和失业的理论界定
（一）劳动就业和失业：是劳动力资源处于被利用或被赋闲的两种状态。 充足就业即劳动时间充足、劳动报酬达到一个标准的就业；不充足就业即劳动时间不充足、劳动报酬达不到一个基本标准。不充足就业又可分为：与时间 相关的不充足就业、与报酬相关的不充足就业等。[1]
（二）非经济活动人口：是退出劳动力的劳动年龄人口。包括不具备劳动能力的和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求学、在役军人等）。就业人员、失业人员和非经济活动人口之和为劳动年龄人口。[2]
（三）就业具有以下要素规定性：年龄下限；劳动能力；劳动时间；劳动报酬。失业具有以下要素规定性：年龄下限；劳动能力；就业愿望。
（四）关于一些不规范的概念
（1）隐性失业。这是一种分析概念，不具有统计意义。主要指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就业以及边际利润为零或负数的就业。实际上，隐性失业人员相当于通常所说的富余人员，富余人员中的绝大部分也是就业不足人员。
（2）隐性失业。是指没有登记、继续领取失业保险金和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重新就业的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这是一个管理上的概念。
（3）在岗失业。是指城镇单位中的冗员。是一种小口径的失业概念。
1.1.2 关于就业和失业的统计定义
我国的就业可界定为，在调查周内从事任何一种以取得薪酬或利润（或实物报酬）为目的的工作满1小时，取得工资、薪金、佣金、小费、计件工资或实物报酬等形式的劳动报酬的人员，或者在此期间因生病、休假或产业争议等理由而暂时脱离工作岗位的人员；以及在家庭企业或农场从事无薪酬工作至少每天1小时以上的人员。
凡是在调查周内工作时间不足20小时、或劳动报酬低于最低小时工资、并愿望从事更多工作的都是不充足就业。
我国的失业可以界定为：16岁以上，在调查周没有工作、愿意接受最低标准的工作并能及时就业、并已采取上述切实行动寻找工作的人员。[3]
就业和失业都以当地常住人口作为统计对象基础，而不以户籍为依据。失业只统计城镇范围，农业人口都视为就业。
1.1.3 国际上关于失业定义的相关资料[4]
国际劳工组织：第13届国际劳工统计大会通过的《关于从事经济活动人口、就业、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统计的决议》，将失业者界定为在参照期内无工作、但目前能够工作并寻找工作的某一特定年龄以上的所有人员。
日本：劳动力调查。调查周无工作，并进行求职活动，有工作能力的15岁以上者。包括等待过去求职活动结果者。
美国：劳动力调查。调查周中无工作，过去4周内（含调查周）曾进行求职活动，有工作能力的16岁以上者，包括没暂时解雇的工作和等待30天内开始新工作者。
英国：职业介绍机构业务统计。调查日中无工作，有工作能力者，向失业保险所提出救济申请者。（失业保险、补助及免交保险费）。
德国：职业介绍机构业务统计。调查日中在职业介绍所登记求职者，且希望周19小时以上及3个月以上的付薪雇用，有工作能力者。
1.1.4 我国失业定义
我国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最新界定了是失业的概念。“失业人员”指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工作能力，无业且要求就业而未能就业的人员。其中，虽然从事一定社会劳动，但劳动报酬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视同失业。
1.2 女性失业问题研究的相关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政府强制干预的计划经济，女性在这一阶段的就业率比较高，与男性在就业率以及工资水平等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异。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要有所调整；计划经济积弊成难，我国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严重落后，经济体制转轨势在必行。
由于当年错误的人口政策使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大大超过了劳动力的需求，由于统包统配产生的副作用使企业冗员重重，由于人多地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剧增，中国就业矛盾突出。
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与统包统配劳动制度的松动，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劳动力之间包括男女劳动力之间的就业竞争在所难免，中国妇女就业开始接受市场经济的考验。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在全民所有制企业新职工中实行劳动合同制，并在招工时实行“面向社会、公共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政策，就业竞争初现，劳动力市场配置的时代即将来临。事实表明，女性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女性逐渐成为失业大军的主体。直到现在，女性失业的状况愈演愈烈。
1.3 文献综述
女性失业问题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直是理论界
研究的重点，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观点，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对策。
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就业机会不足，劳动力总量严重供过于求，这是造成我国女性失业的根本原因，具体有以下几种观点：
法规不健全，缺乏操作性，落实情况差。虽然《宪法》和《劳动法》都有关于男女就业平等的法律条文, 但是某些法律条文立法过粗, 缺乏可操作性。一些具体可供实践操作的规定往往又得不到落实。
社会性别歧视，是女性就业的巨大障碍。劳动力市场上制度化的性别歧视极其有限，主要是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别意识和社会对男女两性不同的角色期待，而形成的性别歧视。社会对男女两性不同的行为期待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同时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和公众对女性在工作环境中的角色认同。
女性自身心理的影响。以家庭为重，以及自卑的心理是女性就业的障碍。多数女性认为女性应该属于家庭，这种就业认知的偏差使女性的就业动机大为减弱，事业角色感淡化。在职业女性面临生活角色与事业角色冲突时，大部分人把杠杆倾斜于家庭。由于传统观念影响，许多女性认为在事业上不是男性的对手，阻碍了女性在就业岗位上聪明才智的发挥。另外女性下岗失业后的消极心理，也一度是女性再就业的障碍。
对于女性再就业方面，众多学者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主要有：
大力发展经济, 特别是推进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来扩大妇女就业领域。任何国家解决失业和就业问题，只有靠经济发展，只有经济的繁荣，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解决下岗失业女工再就业的最根本途径就是发展经济。就我国目前发展趋势来看，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扩大就业尤其是妇女就业的重大举措。据统计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仅为27 % ，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在60～80 %之间，可见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潜力是很大的。
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社会保护系统。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无法保障广大失业女工的基本生活和合法权益，致使她们成为社会的困难群体。所以国家应加快建立和完善医疗、失
业、养老尤其是妇女的生育保险制度，为妇女再就业解决后顾之忧，为妇女平等参与就业竞争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大力发展妇女教育和各种职业培训，全面提高妇女自身素质，增强妇女就业竞争能力，以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由于整个社会对妇女人力资本投入的不足，造成我国妇女整体素质不高和失业易再就业难的一个内在因素。因此，解决妇女就业问题困扰的重要举措，就是要加大实施对妇女教育普及的力度，全面提高妇女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这是一个长久的基本策略，也是解决我国妇女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在推动，使下岗女职工通过参加各种再就业的职业教育、职业培训获得实用的技能、文化素质的提高，尽快实现再就业。
以上观点分析了女性失业的原因，对于实现女性再就业也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的方案，但是对于济南市女性的失业与再就业问题应该充分考虑济南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和传统、社会就业人员的整体的收入等因素的影响。本文认为，应该对于济南市的女性大力发展社区就业。
第2章 济南市城镇女性失业现状描述
济南市地处东部，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同时济南作为山东省的省会，在经济发展方面有着很大的机遇。同时作为人口大市，在人口就业方面也作出了一系列的成绩。
据济南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济南市2005年的就业率为95.95%，其中男性就业率为96.75%，女性就业率为94.97%。失业率为4.05%，其中女性失业率为5.03%，男性失业率为4.05%，同比都有一定幅度的回落。虽然女性失业率随着济南市经济的发展，也随之回落，但从调查显示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仍然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为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必须着力解决这一日益严重的问题。除非特别说明本文数据来源于济南市妇联工作组课题组2005年对济南市城镇女性失业问题的调查（该调查涉及400名失业女性）。①
2.1失业女性呈“四多”的特点
（一） 是文化偏低的多。在接受调查的失业女性中，高中（含中专、技校）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1.3%，大专以上的仅占8.7%。文化程度偏低成为失业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是中青年多，并有低龄化趋势。调查显示，失业女性年龄在36-45岁的占64%，其中36岁以下及46岁及以上的各占11%，失业女性的年龄呈两头小、中间大的形状，而且失业者的年龄正在提前。
（三） 是失业时间较长的多。调查显示，失业两年半以上的占26.2%。
（四）是失业次数偏多。调查显示，失业2次以上的占了40.1%（见图2-1）。这说明失业者一旦有了失业经历，信心易受打击，加上由于自身素质的原因，她们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较易一再失业。 ① 除特别说明，本章数据均来自于济南市妇联.
图2-1 女性失业次数百分比分布
2.2 失业女性再就业愿望迫切
根据妇联的调查显示，当问到“您是否仍想就业”时，有92.5%的失业女性回答“是”，不想再就业的只占1.3%。当问及“工作在您生活中的重要程度”时，有92%的人选择“重要”。并且，在妇联召开的相关座谈会议中，多数失业女性表示愿意尽快再就业，以解决家庭负担。
2.3 失业女性生活困难，家庭关系受到影响
由于失业女性多在35岁以上，她们一般都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重，她们的工资收入是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之一，一旦失业，全家经济压力增大，有的更是夫妻双双失业或是单亲家庭，这对原来已不宽裕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接受调查的女性中，有98%的失业女性认为失业导致家庭生活水平下降，认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有39.1%（见表2-1），有的失业女性因为失业而变得烦燥、易发脾气，导致家庭关系紧张，这说明失业确实会对家庭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
表2-1 失业女性家庭生活水平所属层次
2.4 多数失业女性心态失衡
在接受调查的女性中，大部分失业女性失业后心理状态失衡，对政府失去信心。其中最担心的问题是生活没保障，其次是体质下降、子女入学费用没保障、家庭关系紧张。调查还了解到，她们希望失业期间政府能够适当减免孩子的读书费用以及诸如垃圾费、联防费、房租等费用，帮助她们减轻家庭负担。
第3章 女性失业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针对济南市女性失业存在的以上问题，上章已经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关于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本文认为很大一部分是女性性别歧视的存在。因此，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经济学方面进行了分析。
3.1 贝克尔歧视理论[5]
贝克尔的歧视理论是建立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的。其基本内容是：某人“身心不悦”的感觉来自于个人的偏好，如果该人具有歧视性的偏好，那么他宁愿以某一（喜好）群体替代另一（厌恶）群体并为此支付（承担）某种费用。这种费用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比如放弃一部分利润。
贝克尔假定雇主的目标函数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可用函数形式表示为：max U=U（p ，m ），其中，U 代表雇主的效用，P 代表利润额，m 代表男性雇员的比重。对于歧视性雇主，为了实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其目标函数要么是利润最大化，要么是男性雇员的比重最高。可用图3-1所示的一条无差异曲线U 来表示。无差异曲线越陡峭表示雇主对女性的歧视程度越高，越平缓表示雇主对女性的歧视程度越低。
图3-1 歧视性雇主的效用函数曲线
对于歧视性雇主, 他为了提高男性雇员的比重m 而不惜承担由此引发的较低的利润p 。尽管男性与女性的货币成本都是w ， 因为女性就业使其“身心不悦” ，用数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用d 表示歧视系数，则女性雇员的净值成本为W (1 + d) ，wd 是货币成本与净值成本的偏差，是由女性在企业中供职引起的。
贝克尔歧视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歧视系数d 纳入经济模型, 从而使标准的最优决策机制能够发挥作用。Wd 是追加在女性雇员身上的“自然附着成本”, 是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 而“身心不悦”的实质是厌恶成本。雇主缩减女工的雇佣数量，是规避额外的人工成本。被替代的女性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不明显高于男性时，歧视性雇主效用的两大目标---利润和男性雇员比重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在男性和女性雇员生产率、工资率相同的条件下，增加雇佣男性工人，抵制女性工人，在产出既定时，企业减少了自然附着成本wd 的投入。歧视性雇主的目标函数仍然是理性的利润最大化，也符合了实证检验中“雇主是歧视受益者”的结论。
3.2 经济学分析
从上面的贝克尔歧视理论可以看出，自然附着成本Wd 是女性雇员相对于男性员工的附加成本，因此成为企业拒绝雇用女性的根本原因。
3.2.1 与女性生理和生育相关的成本
女性承担着生育后代的责任，生育不仅需要大量时间，而且在这期间女性的劳动生产率低于正常水平，在休产假阶段则降为零。而且我国劳动法明文规定：女职工按规定享受不少于90天的产假，而且期间工资照发；哺乳期不得从事有碍于母婴健康的工作(含加班加点) 。用人单位必须支付女性雇员产假期间的工资奖金，承担岗位空缺填补成本。这是用人单位拒用女性的最直接的原因。
而当女性雇员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需要一段时期的恢复和调整，由于相关法律的制约，重返者的工资水平不能低于退出时的水平，这又给用人单位造成了间接成本的负担。
3.2.2 补偿性工资差别
补偿性工资差别是指在较差的工作条件下，企业为了吸引雇员所必须支付的额外工资，是支付给接受较差或艰苦的工作条件的雇员的一种个人奖励。[6]基于女性的生理特征，她们对于工作条件的要求相对较高，比如：工作流动性不能太大，不适宜远距离出差，不能承受较强的体力劳动和长时间的工作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得到企业更多的关怀和照顾。相比之下，男性适应性较强，对工作条件的要求不如女性苛刻，企业不需要象对女雇员一样支付补偿性工资。比较而言，男性是一种相对廉价的雇员。对于要节约用人成本的企业而言，当然更愿意雇佣男性。
3.2.3 对劳动生产率的不同预期
企业的雇主一般认为：女性的预期劳动生产率将低于男性，较低的预期投资收益率使雇主不愿意雇用女性。这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女性精力的分散。传统的两性分工模式中，女性在家中承担着更多的家庭妇女的责任，势必会影响其市场劳动生产率；二是女性发展潜力相对不足。据实证研究资料显示，在人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女性劳动者群体发展潜力低于男性，能给企业带来的预期收益也就较低。
3.2.4 择业的倾向性和较高的转岗培训成本
女性倾向于选择具体事物性的、与语言和形象思维有关的工作。由此导致了对专业选择的偏狭；专业、知识结构的局限又使女性就业适应面窄，从而也造成了这些职业领域的拥挤。供过于求的结果，使得由竞争性市场决定的女性雇员工资水平较低。
当前，以高新技术为特征的新兴产业的发展是吸纳就业的重要平台，它对就业者的要求也相对较高。而女性的专业知识结构和兴趣取向使她们转向科技含量高的岗位更为困难，雇主为此需要付出更为昂贵的转岗培训成本，而女性相对缺乏钻研精神，不能确保培训的成效和企业发展的持续动力。所以，雇主当然倾向于雇佣有相关专业基础、肯钻研和有创新精神的男性雇员。
3.2.5较高的退休福利成本
从我国实际来看，女性雇员一般要比男性雇员提前5 年退休，而统计结果表明，女性的预期寿命一般又比男性长。这也就意味着雇佣女性员工会比雇佣男性雇员有更高的退休福利成本支出，这也是雇主偏向于雇佣男性的一个因素。
第4章 解决济南市城镇女性失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济南市女性失业现状进行了分析，借鉴国内外解决女性失业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同时充分结合济南市的实际情况，本文从立法、制度、政策等方面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建议。
4.1 立法建议
本文认为应该尽快完善平等就业的法律法规, 加大执法力度，制定《反性别歧视法》，为女性平等就业创造条件。
“我国已经明确了促进就业的积极政策取向，而且走过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时代，就业已经成为民生之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就业歧视现象严重扭曲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常行为，损害了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益，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造成了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如此评价说。
郑功成教授认为应该在借鉴国外的《反性别歧视法》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现象进行反就业歧视立法，保证女性能够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工作，对在用工过程中歧视女性的单位则给予必要的惩处。这项做法至少在现在推行“就业增长优先经济增长”模式的情况下，还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7]在立法的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保障平等就业，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来负责相关事务。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设立公平就业委员会，由其负责对用人单位的管理层进行就业平等的教育培训，向求职者普及相关法律知识，甚至作为受歧视者的代理人出庭起诉，等等。
4.2 制度建议
4.2.1 完善失业保险制度[8]
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面临着许多困难和矛盾，任务十分繁重。目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为我们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提供了有利条件。下文对完善之一制度提出了较为可行的方法：
（一）适当扩大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适用范围，逐步建立全方位的失业保险体现，以适应多种经济成分发展需要。
（二）强化失业保险制度的促进再就业功能，加强对失业者的再就业培训，缓解就业压力。失业保险主要是解决失业与重新就业之间的短期生活困难问题。这要求调整现有的失业保险制度，通过改革现有的失业保险费的筹集、发放办法，通过调整失业保险金中用于技术培训、转岗训练的费用比例的办法，从以往简单的生活保险转化为促进失业人员的再就业，由消极保险转化为积极的失业保险，从而使职工重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缓解失业压力，促进社会稳定。
（三）抓紧失业保险的立法工作，建立完善的法制监督体系。
（四）加强对失业保险基金的管理、营运和调节。失业保险基金收缴、支付及营运要规范化、度化, 做到公开、透明、安全, 并使失业保障基金通过投资运作实现保值增值。
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劳动、人事、工资制度改革等配套进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4.2.2 建立和完善女性生育保险制度，实现生育成本社会化
生育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是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是全社会都应给予关注和支持的系统工程。这就必然要求国家应采取得力措施将女性生育成本社会化，至少是部分社会化，而不应该全部由雇主私人承担，更不应该成为用人单位的包袱。保护女性的平等就业权，给女性相同的待遇，至少应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开化文明的标志之一。
国家在解决反性别歧视这个问题上，应注重从经济价值取向上切实解决问题，如将生育成本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女性生育基金，完善女性生育保险制度，对因女性生育发生的成本给予补偿，并在法律上给予切实的保障, 以最大限度的减轻用人单位雇佣女性员工的负担。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用人中的性别歧视问题，从而体现政府的亲和力，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
4.3 政策建议-----大力推行女性失业社区就业政策
根据济南市的实际情况，以及多年来失业女性再就业的发展，本文认为虽然有很多问题存在，但大力推行社区就业仍是很符合实际的一项做法。下文将对如何发展社失业女性社区就业提出一些具体的做法。
（一）多渠道开发社区就业，增加就业岗位
失业女性实现社区再就业，促进就业岗位开发是关键。因此，街道和社区作为实施社区就业工作的主要依托场所，要从女性的特点出发，结合社区居民的需要，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开发一些适合女性从事的社区就业岗位。
同时，对一些年龄较大、文化水平低、家庭收入低、再就业特别困难的失业女性，街道和社区应将岗位开发与再就业援助行动结合起来，大力开发社区公益性就业岗位，保证她们实现再就业。比如，街道和社区可以通过紧密联系社区企事业单位后勤服务社会化的实际需求，由政府投资开发保洁、保安等社区公益性岗位，提供给需要的失业女性。
（二）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失业女性社区就业的优惠和扶持政策
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有关发展社区服务、促进社区就业的各项优惠和扶持政策，要求财政部门、金融机构、税务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失业女性社区就业提供资金信贷、税费减免、工商登记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但是，在实际的社区就业过程中，许多优惠和扶持政策目前并未得到强有力的贯彻和落实，只是停留于会议的传达和文件的发放，导致失业女性再就业面临诸多难题。因此，今后必须加强政府对社区就业优惠和扶持政策落实的力度，真正为失业女性再就业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同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一优惠和扶持政策。
（三）做好失业女性社区就业过程中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权益保
护等工作
目前，失业女性社区再就业大多属于非正规就业，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未签订劳动合同，无法建立比较稳定的劳动关系的一种就业形式。因此，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地位就成为一项很重要的问题。
由于当前的社区就业大多属于非正规就业，企业不会主动去承担保障职工权益的责任，这就需要有关部门通过法规的形式给予一定的保障。
同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劳动保障与服务中心要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为中断缴费参保的再就业女性提供便利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保险关系的接续服务，及时征收保险费用，并记录个人账户。还有，要研究制定女性就业权益保护的相关政策，解决好再就业女性劳动关系处理、合法权益保障、劳动争议仲裁等具体问题。
4.4 其他建议
4.4.1 加强对失业女性就业过程中人力资源的开发工作
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人能力和资源获得的重要因素，缺乏人力资本是失业女性在就业过程中处于劣势状况的重要成因之一。[9]针对目前再就业女性面临的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等困难，必须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增强再就业过程中的竞争优势。
对再就业女性的人力资源开发工作主要是由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通过对失业女性进行专门的、适合女性自身特点和市场需求的文化知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失业女性自身的素质，增强再就业能力。[10]目前，对失业女性进行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可以建立各种适合女性特点的职业培训基地或培训中心，对她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再就业短期培训教育，提高再就业层次，并进一步提高再就业收入。
4.4.2 做好妇联工作，切实关心失业女性工作和生活
发挥妇联等群众团体的作用，依靠和配合政府落实好失业女性再就业工程，积极为失业女性排忧解难，在源头上维权，并争取通过社区共建组织的配合，将她们组织起来，充实她们的生活，缓解其心理压力，使她们顺利渡过难关。
结 论
本文对济南市将来更好的解决女性失业问题提供了一部分可供参考的对策建议。本文认为解决女性失业的问题必须综合考虑济南市的经济状况、社会文化背景、女性失业的具体现状等因素。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单纯的依靠政府或者是企业等的支持，而是需要全社会的帮助、支持和理解。
本文根据济南市妇联的统计数据，具体分析了济南市城镇女性失业问题的现状，并根据现状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了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最后，本文给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系列对策建议。这包括，立法方面，完善对于女性平等就业的法律法规，本文还提出了《反性别歧视法》，但其可行性方面还尚需进一步研究。制度方面，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和女性生育保险制度。政策方面，大力推行女性社区就业政策。还有其他的关于提高女性自身素质，加强失业女性的人力资源开发的问题，以及妇联工作对于女性失业的帮助等。
文章具体的分析了济南市城镇女性的失业问题，但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尚显简单，需要以后更进一步的研究，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致 谢
此文的撰写工作是在亢平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亢平老师治学严谨，严格负责，从论文的选题阶段开始就认真负责，与我多次进行讨论，最后才选定女性失业的这一问题。在论文初稿的撰写阶段，亢老师帮我搜集素材，整理数据。初稿截稿后，又对论文的格式、内容进行指正。直到论文的最后定稿，亢老师一直都严格要求，认真负责。此论文，亢老师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在此，谨向亢平老师致以由衷的谢意，感谢他为本文所做的一切工作。
感谢我的班主任杨潇老师，是他一直督促我的学习，并且一再的为我们强调论文的格式方法。感谢杨老师对于本文撰写的帮助。
感谢给我提供数据资料的老师和前辈们，感谢他们对我的论文撰写工作的大力支持。
感谢帮助我搜集论文素材，搜集整理数据工作的我的同学，感谢我的舍友、我的父母对我学习的支持和帮助。
最后，向对我的论文进行审查、评定的各位老师深表感谢。
谢谢各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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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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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邓大松. 失业对策论. 北京:中国劳动社会出版社,2002.
[9] 孟鑫. 当前我国女性就业弱势问题的原因与对策[J].理论前沿,2002.
[10] 同[9].
附 录
Women ’s unemployment during transition
John C. Ham*,Jan Svejnar** and Katherine Terrell***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ume 7(1) 1999
Abstract
We analyze women’s weekly probabilities of leaving unemployment in the Czech and Slovak Republics (CR and SR)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ree questions: 1) Why are unemployment rates much lower in the CR than the SR? 2) Does the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scheme (UCS) substantially lengthen unemployment spells? 3) Why are women’s unemployment rates higher than men’s? We find that differences in the behavior of the individuals, employer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SR and CR (as measured by differences in coefficients) play a larger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CR’s shorter female unemployment spells than do differences in measured demand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The UCS has only a moderate effect on duration and its impact is greater in the C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s and women’s spells (in each republic) are explained more by differences in coefficients than by differences in observed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unemployment duration, unemployment policy
The Soviet-type system maintained full employment of labor by centrally setting wages and prices, requiring all able-bodied individuals to work, and allocating funds to enterprises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jobs. This full employment system was maintained in most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CEE) countries until the late 1980s, although the requirement to work (e.g., for housewives) was not always fully enforced. In the early 1990s, the CEE economies bega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and experienced the shocks associated with the elimination of 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MEA) and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market. During this period, all the CEE economies experienced a major decline in output and employment, accompanied by outbursts of high inflation. Real wages also fell dramatically in most of these economies as they devalued their currencies, freed most prices and imposed wage (bill) controls.
As we knew, the transition was accompanied by rapidly rising and persistently high (double-digit) unemployment rates in all CEE countries, except for the Czech Republic (CR) where its unemployment rate remained between 3 and 4 per cent throughout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90s. As is evident from Table 1, the principal reason for the rapid rise in the unemployment rate in all the other CEE countries in the early 1990s was the low outflow rate from (long duration of) unemployment in
comparison to the CR.
From a policy standpoint, the first important issue we address is why unemployment spells have been so much shorter in the CR, and whether an understanding of this phenomenon could be used in formulating policy for reducing unemployment in the other CEE economies. We investigate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unemployment durations of Czech and Slovak women using micro-data that we collected specifically for the early transition period of 1991–93. The selection of the Slovak Republic (SR) as a comparison country to the CR is an
integral part of our research strategy. Except for an interrup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CR and SR formed one country from 1918 to 1993. During this period they shared a common currency, legal system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Yet, as may be seen from Table 1, the Slovak labor market statistics closely resemble those of the other CEE countries and differ markedly from those of the CR. By comparing the CR and SR during the early 1990s, when the two republics formed one country and unemployment diverged so dramatically between the CR and the rest of the CEE countries, we exploit the high variance in the data and yet automatically control for a large number of factors that might otherwise cause bias. Given the similarity of labor market outcomes in the SR and the rest of the CEE countries, our Czech-Slovak comparison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labor market policy in the SR as well as the other CEE countries.
The second important issue addressed in this study is whether the determinants of unemployment duration have been different for women and men. The present study complements in an important way our parallel work on Czech and Slovak men, whose principal results we cite in this paper for comparative purposes.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or analyzing the unemployment experience of women. First, the communist preoccupation with mobilizing the entire potential labor force resulted in the CEE economies having the highest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in the world. Since women comprise nearly half of the labor for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omen’s and men’s unemployment is necessary for obtaining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unemployment phenomenon in the CEE economies.
Another reason for focusing on women is that the experience of women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may b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women in the established market economies because women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may have been adjusting their LFPRs from artificially high levels. In fact, most observers expected that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women would decrease their participation dramatically.
However, according to a study by Paukert (1995), the withdrawal of women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transition was only slightly greater than that of men. For example, Paukert shows that in the Czech Republic,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for the population aged 15 years and older fell from 1989 to 1994 by 6.4 percentage points for men and 9.6 percentage points for women. In Hungary, the LFPR declined by about 16 percentage points for men and 20 percentage points for women over the same period. In the SR the decline was 5.2 percentage points for men and 7.7 percentage points for women. However, in Poland, women’s LFPRs declined less than men’s (4.4 percentage points for women versus 7.8 per cent for men). Notwithstanding, in 1994 women’s LFPRs in the CEE countries were still high, ranging from 66 per cent in Poland to 79 per cent in the CR, as compared to a rate of 59 per cent in the US in1994 (Ehrenberg and Smith, 1996). Hence, women’s labor market
experience is not clearly understood in the CEE countries and further analysis of their unemployment experience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al labor market issues and thei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R and the other CEE economies.
Third, from the start of the transition observers wondered difference in women’s and men’s unemployment rates across the CEE countries, although there are systematic differences within individual countries. As may be seen from Table 2, between 1992 and 1996 women’s unemployment rat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men in the CR, Poland, and the SR, but substantially lower in Hungary. While the basic unemployment rates by gender are of interest, the discrimination literature clearly points to the importance of controlling for difference in endowments (such as education) when comparing men and women.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hat we make in this paper is to measure differences in the length of men’s and women’s unemployment spells within the CR and the SR, controlling for endowments and other explanatory variables.
Finally, the third issue we focus on in this paper is the effect of the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system (UCS) on the female unemployment duration in the Czech and Slovak Republics. We married women have been found to exhibit substantially higher responsiveness to economic incentives than men or single women in a number of areas, including labor supply. Understanding the responsiveness to the UCS of single and married women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is important since the CEE governments face a difficult trade-off in selecting the appropriate level of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governments want to provide an adequate social safety net to ensure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support for completing the transition. On the other hand, governments want to minimize the disincentives of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in order to speed up the transition to an efficient market economy and to reduce the burden on the government budget. We carry out our analysis of 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the UCS at two complementary levels. First, we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marginal changes in the UCS on unemployment duration using a sample of recipients of unemployment benefits. Second, we estimate the effect of infra-marginal changes in the UCS by comparing the experience of UCS recipients and non-recipients.
变迁时期的女性失业问题
——以捷克和斯洛伐克为例
John C. Ham*,Jan Svejnar** and Katherine Terrell***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ume 7(1) 1999
摘要
为了要调查以下三个问题，我们分析了捷克和斯洛伐克(CR 和 SR) 的女性每周再就业可能性。1）为什么捷克的失业率比斯洛伐克低？2）失业补偿计划（UCS ）是否充分的延长了失业持续期？3）女性的失业率为什么比男性高？我们发现在决定捷克的短期女性失业方面， SR 和CR (由不同的系数测量) 的个体，雇主和公共机构的行为不同，比标准需求和人口统计学的变量的不同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UCS 只对失业持续期有一个中度的影响，而且，它的影响在捷克更大一些。并且男性和女性的失业持续期(在每个共和国中) 的差别，更多地通过系数的不同解释，而不是通过所观察的特性不同而解释。
关键词: 失业持续期，失业补偿政策
苏联计划系统通过中央政府控制工资和物价，维持劳动力市场的完全雇用。它需要所有的身体健康的个体去工作, 而且分派给企业基金让其提供必需的工作。这个完全雇用系统直到80年代一直在中东欧国家（CEE ）持续运行，虽然工作需求(举例来说，家庭主妇) 并不总是被动的。在90年代早期，CEE 国家的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且经历了CMEA 的巨大冲击，苏联计划市场出现了瓦解。在这期间，所有的CEE 国家的经济在出口和就业方面出现大幅下降，同时伴随着高通货膨胀率。伴随着货币贬值，自由定价和税收控制，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出现了戏剧化的下降。
据我们所知，这些国家的经济变革都是伴随着快速且持续的高失业率的，而在捷克的失业率在90年代上半期人仍然维持在3%到4%之间。 如表1所示，在这些国家出现快速增长的失业率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与捷克相比这些国家流通率太低。
从制定政策的立场，我们所阐述的第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为什么在捷克失业期如此短，并且对于这一种现象的理解是否可以被用于为减少其他国家失业率的政策。我们调查决定捷克和斯洛伐克女性失业期时使用微观数据，我们收集了91 -93年的数据。我们选择斯洛伐克作为捷克的比照，是我们研究策略的完整的一部分。自1918 到 1993，除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外，捷克和斯洛伐克一直都是一个国家。在这期间，他们共用流通体制，法律系统和制度结构。然而，从表1可以看到，斯洛伐克的劳动力市场统计表与CEE 其他国家很相似，但是与捷克却有显著的不同。通过比较90年代早期捷克和斯洛伐克，二个共和国形成了一个国家时，捷克的失业问题与CEE 其他国家出现显著的差别，我们数据显示了这一差别并且给给出了出现这一差别的因素。通过斯洛伐克和CEE 国家劳工市场结果的类似的研究，我们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比较模型给予斯洛伐克和CEE 国家提供了失业政策方面的巨大的帮助。
在这一项研究中第二重要的议题就是是否失业期间的决定因素对女性和男性是不同的。现在的研究以重要的方式补足了与捷克和斯洛伐克男性相关的问题上，这是我们在本人中引入对比的重要原因。研究女性失业的问题有很多的原因。首先，共产主义的动员全部潜在劳动力的做法，带来了CEE 国家在世界上来说较高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因为女性几乎占到劳工数量的一半，因此研究女性和男性的失业问题比较分析，对全面了解CEE 国家的失业问题是具有很大的作用的。把研究重心集中在女性身上的另外的一个理由，是女性在经济变革时期的经验可能不同于确定的市场经济的女性，因为经济变革时期的女性可能已经人工地自动调整他们的劳动参与率。事实上，大多数的观察家期望在经济变革时期女性
能够戏剧地减少他们的分享率。然而，依据Paukert(1995) 的一项研究表明，女性在变革早期的退出只比男性少一点而已。举例来说，Paukert 表示，在捷克，1989至1994年间，15岁及其以上的劳工的劳动参与率男性下降了6.4个百分点，女性下降了9.6个百分点。在匈牙利, 在同一个时期，劳动参与率女性下降了20个百分点，而男性为16个。在斯洛伐克中，女性下降了7.7个百分点男性为5.2个百分点。然而，在波兰，女性的比男性少 (4.4 百分比为女性V7.8个百分点为男性) 。尽管如此，在CEE 国家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仍然很高，捷克为66%，波兰为79%，而在同一时期，美国为59%。因此，对CEE 国家女性劳动力在市场上销售经验的了解不足和对于他们的失业经验的进一步的分析是对我们理解女性主要的劳动力市场观点以及捷克和其他国家的不同是十分必需的。
第三, 虽然在各个国家都出现了系统的差别，但是从变革开始阶段，观察家依然怀疑在CEE 国家男性和女性失业率的差别。由表2可知，在 1992-1996期间，在捷克、波兰和斯洛伐克女性的失业率高于女性，但是匈牙利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基本失业率具有性别偏好，因此比较男性和女性，在投入方面（如教育）具有明显的歧视。本文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分析了受投入和其他变量控制的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女性和男性的失业期的长度。
最后，本文的第三个重点就是失业补偿体系对于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女性失业持续期的影响。我们发现结婚相对于男女单身来说，在一定领域，包括劳动力补给领域，对于经济发展有更加明显的刺激作用。明确失业补偿系统在经济变革时期对于男性和已婚女性所做出的响应，对于CEE 政府在面对平衡的困境时选择失业补偿的适度水平是很重要的。 一方面，政府想要提供足够的社会安全
网络为实现经济转变确定政治上的安定和支持。另一方面，政府想要为了加速对有效率的市场经济的转变并且减少政府的预算负担，期望将妨碍失业补偿的损失降到最小。我们以二个补充的水平进行我们的失业补偿系统的激励效果的分析。首先，我们运用失业收益样本评估失业补偿的边际变化对于失业持续期的影响。其次，通过比较失业补偿体系的参与者和非参与者评估失业补偿非边际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