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苏联最高法院宣布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部”等案平反，苏联托派问题尘埃落定。这一判决在国际上引起较大反响，同时引发中国国内对中国托派问题的关注。中国托派究竟是怎么回事？笔者根据目前手中掌握的资料，对其来龙去脉作一简要介绍。
“托派”的来历
从1923年起，苏共党内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两派之间就如何实现党内民主、克服官僚主义和干部腐化现象，以及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等问题开始进行辩论。到1926年，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两派争论的焦点。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责任、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等。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错误路线的结果，斯大林则指责是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违背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
这些争论在苏共党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认同托洛茨基观点的，被称为“托洛茨基反对派”，即“托派”。当时，在中国留苏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中国大革命失败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强烈不满，于是纷纷加入托派。
1927年11月7日，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游行的中国留学生梁干乔、区芳等，在路过主席台时，同苏联托派一起突然打出“执行列宁遗嘱”、“拥护托洛茨基”、“罢免斯大林”的旗帜，是为“红场事件”。
“红场事件”发生后，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随即召开联席会议，作出开除托洛茨基党籍的决定。12月召开的苏共十五大批准了这一决定，同时决定在全国开展肃托运动。
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于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后流亡至土耳其、法国、挪威等地，1937年1月定居墨西哥，1940年8月遇刺身亡。流亡期间，他成立了第四国际，指导世界托派运动。
参与“红场事件”的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全部被开除党籍或团籍，除少数人被流放到苏联南部靠近伊朗的边境地区服苦役外，大多数人从1927年底开始被陆续遣送回国。
早期四个派别由激烈争论到统一
中国托派组织最早出现于1928年，正式形成于1931年。
1928年12月，从莫斯科回国的托派分子史唐、陆一渊、张特等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托派早期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还在武汉、香港、广州、北平、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1929年4月，该组织创办机关刊物《我们的话》，因此被称为“我们的话派”。
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接触到托派的文件和文章后，赞成托洛茨基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根源和责任的论述，进而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29年9月，陈独秀牵头成立中国第二个托派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名“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其最高领导机关是“临时领导小组”，由陈独秀、彭述之、尹宽负责。因该组织的机关刊物为《无产者》，这一派又称“无产者社”。
1930年1月，刘仁静、王文元等牵头成立了中国第三个托派早期组织“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该组织出版的刊物为《十月》，故名为“十月社”。
1930年夏，赵济、王平一、解叔达等一些新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同未参加上述3个托派早期组织的托派分子，组成中国第四个托派组织，名为“战斗社”。
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上述托派组织的成员凡未声明脱离托派的，中共各组织均将其开除出党。
中国4个托派早期组织成立后，为了取得正统地位，经常发生激烈争论，并且都给托洛茨基写信或寄出版物，以取得他的支持。对于中国托派组织的分裂状态，托洛茨基甚为不满，通过多种渠道做工作，要求中国托派各组织团结起来，统一于陈独秀的领导之下。
1931年5月1日，中国托派早期组织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等决议，决定将中国托派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领导机构为全国执行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常委会：陈独秀（任书记）、郑超麟（任宣传部主任）、陈亦谋（任组织部主任）、王文元（任《火星报》主编，《火星报》后改称《火花》）、宋逢春（任秘书）。此时，全国托派分子约有500人，以后从未超过这个数字。
至此，中国托派组织正式形成。
在夹缝中勉强生存
中国托派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就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尽管它宣称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但中共却视其为异己力量，在舆论上讨伐，从组织上清除；国民党视其为中共的一部分，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中国托派只能在夹缝中勉强生存。
1931年中国托派组织统一后，托派中央书记陈独秀拿出百倍的热情，积极准备组织开展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斗争。
不料，托派骨干马玉夫因未当上中央委员而向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刚成立的托派中央被破获，除陈独秀外，其他4名常委均被抓捕。不久，陈独秀另吸收4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但很快又被捕去3人。1932年春，陈独秀勉强搭起一个新的5人常委会。但工作刚开展不久，在当年10月15日即被法租界巡捕房和上海市警察局破获，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全体常委，以及机关报和联络部等被一网打尽。
陈独秀被捕后，中国托派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1933年12月，上海的托派分子拉起一个由陈其昌（任书记）、蒋振东、赵济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上海临时委员会”，简称“临委”。
托洛茨基得知中国托派机关被连续破坏的消息后，为了加强对中国托派的领导，遂派出美国的托派头子格拉斯（化名李福林）来到上海，指导“临委”工作。
1935年1月13日，在格拉斯的支持下，史朝生、胡文华、刘家良等7人在完全抛开“临委”的情况下，召开托派支部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国托派组织的名称由“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全国领导机构为中央委员会，由10人组成，刘家良（任书记）、史朝生、胡文华为常委。然而，仅仅过了3个月，新的托派中央成员又全部被捕入狱。
1935年12月，在格拉斯的指导下，陈其昌等人收拾残局，重建托派组织，名称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常委为格拉斯（任书记）、王凡西（即王文元）、陈其昌、尹宽。会后，他们开始联络山东、广西、福建、香港的托派组织，整合托派力量，加强宣传力度，除出版《火花》外，新创办《斗争报》，在舆论上对国共两党均予以攻击。
因抗战观点分歧分裂成两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政治犯，托派分子也陆续出狱。彭述之、刘家良、郑超麟、王文元等出狱后，专门从事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阻拦一些进步青年到农村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
这时，托派内部开始发生争论。以彭述之、刘家良为代表的一派，遵照托洛茨基的指示，认为中国抗战是“进步的”，主张拥护抗战，但重点放在用战争引发革命，准备“推翻国民党政权”上。此派被称为“多数派”。以郑超麟、王文元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因而群众的“爱国主义”势必被“反革命所利用”，故而主张“失败主义”，不支持抗战。此派被称为“少数派”。
两派虽然有一些分歧，但都否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国民党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是必然的，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是“彻底投降”、“自觉地叛卖”。
当时，苏联因基洛夫被刺事件引起的肃托运动已经严重扩大化，苏联托派和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一大批领导人被指为与德国法西斯勾结的“间谍”“杀人犯”而遭到严厉镇压。
在苏联肃托运动的影响下，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与法西斯主义奸细——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决议》，号召各国共产党严厉打击托派奸细。在共产国际指示和“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中共在反对托派的同时，党内大批无辜同志也被诬蔑为“托派汉奸”，受到打击甚至迫害。1939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就发生了以“肃托”名义冤杀300多名革命干部的“湖西事件”。
而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国托派仍不甘寂寞。1941年7月13日，以彭述之、刘家良为首的“多数派”召开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以彭述之为总书记的中央委员会。以郑超麟、王文元为首的“少数派”未加入。这标志着中国托派从此正式分裂成两派。
抗战胜利后，“多数派”以刊物《求真》和《青年与妇女》（后改名《新声》）为阵地，“少数派”以《新旗》为阵地，对中国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他们既攻击国民党，也攻击共产党，宣扬内战是“国共之间的私斗”，把人民“当炮灰”，要求“刺激城市的工人起来，使工人与农民合起来干涉历史的行程”。
在内地的托派组织被一网打尽
1948年，在解放战争形势日益明朗化的情况下，中国托派匆忙召开所谓“建党”大会。1948年9月，“多数派”成立“中国革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少数派”则于1949年4月成立“国际主义工人党”及其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团”。两派的名称虽然不一致，但他们的政治观点是相同的。他们宣称，由于中共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富农，在新解放区以减租减息代替土改，所以渡江以后的解放战争已经“变质”，中共“由领导农民转变为抛弃农民，转变为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成为“斯大林的工具”、“中国革命最主要的障碍”。他们在一些学校和工厂中发展托派组织，准备与共产党争夺天下。
上海解放前夕，两个托派组织将各自的中央机构撤到香港，并在内地建立潜伏组织，通过香港总部接受第四国际的指示，专门从事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托派认为共产党已经转变成“国家资产阶级”，而他们则代表无产阶级，托派与共产党的矛盾是两个阶级的矛盾，需要进行“第三次革命”。于是，他们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共产党发动地下斗争。“多数派”以《叛逆者》、“少数派”以《新方向》为阵地，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通讯、报道等，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攻击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攻击“三反”“五反”运动等，煽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并且详细地指导托派分子如何抵制和破坏共产党领导的运动和实施的新政策。“马克思主义青年团”的头目严西成甚至同国民党残匪勾结，妄图发动武装暴乱。
鉴于此，1952年12月22日，毛泽东签署命令，公安部门在全国采取统一行动，将托派在内地的组织一网打尽，托派分子被全部逮捕，托派骨干分子被判处徒刑，收监入狱。
对于入狱的托派分子，人民政府以教育和改造为主，用事实教育其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批判托派的错误理论。对于健康状况较差的人，还给予特殊照顾。1979年刑满释放的托派分子，也都得到较好的安排。
撤往香港后的发展情况
1948年底，逃到香港的“多数派”头目彭述之、刘家良、陈碧兰等人，继续进行托派活动，在香港建立起“中国革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还设立印刷所，帮助整顿香港地方托派组织，并开展训练和教育工作。不料，他们的活动引起港英当局的密切注意，港英当局布置警察进行搜捕。1950年1月，难以继续在香港活动的彭述之等人逃亡到越南。
彭述之等人离开香港后，1952年，“多数派”决定撤销“中国革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成立“全国临时委员会”，焦励夫任书记（后为刘乃光），在香港设5个区委、22个支部，成员最多时达250余人。他们通过在工人和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学习小组、剧团 、音乐社等，散布托派思想，物色发展对象。他们还利用通信、回内地探亲访友的机会，与内地托派分子联系，企图重建托派的潜伏组织。但是，由于人民政权严厉镇压，他们的活动很难开展。香港的托派成员也逐渐觉醒，不少人声明退出，有的人则自行脱离，到1965年，仅剩5个支部，70余人。
“少数派”的境况更惨。“少数派”中央机关于1949年5月由上海迁移到香港后，未及活动，其书记王文元即于当年11月初被港英当局逮捕并驱逐到澳门，其组织无形消散。
香港托派虽然未成大的气候，但由于历史原因，其组织并未彻底消亡。
1977年4月，“中国革命共产党”（历史上的“多数派”）召开大会，通过长达3万多字的新纲领——《新中国的发展与我们的任务》，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提出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对抗。
20世纪70年代，香港青年学生中有不少人认同托派理论，他们一般在集会中举起黑旗，以作识别，这些人后来在香港成立“革命马克思主义联盟”（简称“革马盟”）。到20世纪90年代，香港尚有3个托派组织，主要由青年知识分子组成。
2010年7月4日，香港青年托派组织“社会主义行动”宣告成立，并创办机关刊物《社会主义者》。该组织是“工人国际委员会”（1974年成立的国际性托派组织，宣布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主张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其支部分布于40多个国家）的支持者，提出要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宣称要提升香港群众的政治意识，以新生的社会主义力量将民主斗争和基层抗争联系起来，以代替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混乱。
主要人物的结局
陈独秀：宣布脱离托派组织
1932年10月15日，托派中央书记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抓获。经过3次公开审讯，1933年4月26日，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宣布判处陈独秀13年徒刑。
陈独秀入狱后，对托派事业仍非常关注。1934年5月15日，他写信给托洛茨基，表达对托洛茨基的关心和对斯大林的谴责。后来，他因主张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而被托派“临委”宣布开除党籍。在托洛茨基干预下，托派“临委”才重新与陈独秀建立了联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经过胡适等人努力，蒋介石同意司法部设法开释陈独秀。8月23日，陈独秀获释。出狱后，他来到武汉，通过演讲、座谈等形式向青年学生宣传抗日主张，还积极向武汉各大报纸投稿，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
中共中央看到陈独秀出狱后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并且注意到他与托派有区别，曾派人与他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并商讨过他重回中共党内的有关问题。
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到延安后，指责中共中央团结陈独秀等人的政策是忽视了托派的危险，提出“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康生则在《解放》周报上刊登文章，造谣说日本向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提供300元津贴，给陈独秀栽上“汉奸”的罪名。
1938年6月下旬，陈独秀和妻子潘兰珍从武汉到重庆，不久移居江津。在江津石墙院，陈独秀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写出了许多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除此之外，他还与托派展开了论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托派“临委”不顾民族矛盾上升的形势，仍然主张“倒蒋反共”，并将拥护国共合作的陈独秀斥为“投机政客”，对他进行口诛笔伐。陈独秀则通过书信等形式批评托派不顾民族危亡而坚持“左”倾立场。在对托派“临委”完全失望的情况下，他于1937年11月21日写信给托派头子陈其昌，表示自己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实际上是宣布脱离托派组织。
1938年11月，陈独秀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全面阐述了对中国托派及其理论的看法。他指出，中国托派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陈独秀晚年经过对苏联问题的反思，认识到托派把苏联的一切过错都归到斯大林身上是不对的，提出：“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斯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了独裁制。”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去世，终年63岁。
刘仁静：经刘少奇谈心和教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刘仁静是中国托派中仅有的一个与托洛茨基有过长时间接触的人。1929年，刘仁静在苏联列宁学院学习结束后，踏上寻访托洛茨基的旅程。经过数月奔波，终于在土耳其见到托洛茨基。经过1个月的接触，刘仁静完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
1929年8月回国后，刘仁静因坚持托派立场被开除中共党籍。1930年1月，他牵头成立起一个托派小组织“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1931年全国托派组织统一后，刘仁静因处处以“托洛茨基代表”自居，引起陈独秀等人的反感，遂受到冷落。
1935年11月，刘仁静在北平被国民党警察逮捕，被判3年徒刑。1938年刑满释放后，刘仁静到重庆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任科员，从此一直为国民党工作。1948年，刘仁静到国民党政治研究室任研究员，发表《评毛泽东的》一文，对毛泽东的文章进行抨击。
新中国成立后，刘仁静到北京。经刘少奇直接谈心和教育，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于1950年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刊登《刘仁静的声明》，公开承认过去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表示“决心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此后，刘仁静利用自己熟悉俄语的特长，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1956年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并担任苏联专家的翻译。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仁静被红卫兵抓捕关进秦城监狱。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仁静获得自由，被安排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刘仁静回到家中。1986年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
1987年8月5日，刘仁静因车祸去世，终年85岁。
彭述之：一直从事托派活动
1950年1月，彭述之和妻子陈碧兰以及刘家良等人从香港逃亡到越南。后来刘家良在与越南军队中的托派开会时被捕，死于狱中，彭述之等人则亡命欧洲。
彭述之到欧洲后定居在巴黎，参加托派第四国际的工作。1951年11月，他出席第四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成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局成员。这次大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示中国托派用两面派手法，设法混入共产党、共青团和群众组织，以极左面目出现，反对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篡夺领导权。彭述之将会议文件寄到香港，并写信给香港和内地的托派分子，指导他们进行活动。1953年，第四国际分裂，彭述之离开托派领导机关。1968年到日本。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彭述之写了大量文章，攻击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其文章由香港十月书屋以《彭述之选集》之名出版。
1973年，彭述之移居美国，继续从事托派活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建设事业持敌视态度。
1983年11月28日，彭述之在美国去世，终年89岁。
王文元：中国托派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
1949年11月，王文元被港英当局驱逐到澳门，一直在澳门居住了25年。其间，他陆续认识了不少属于“多数派”的青年后辈，并对托派历史和中国政治问题进行思考，于1973年出版《毛泽东思想论稿》，1977年出版自传《双山回忆录》。这两本书汇总了他和中国托派对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认识。
1975年3月，王文元移居英国后，开始在一些大学讲述托洛茨基主义、中国托派运动及对陈独秀的评价等问题。他还积极同各国人士交往，进行思想交流，成为中国托派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
2002年12月30日，王文元在英国去世，终年95岁。
郑超麟：恢复公民权后，被聘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郑超麟于1952年12月被人民政府抓捕，1979年6月获释。恢复公民权后，郑超麟被聘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文史馆馆员，并分配了住房。由于他妻子已去世，政府把他的一个侄女从福建家乡调到上海，照顾其生活。
为了回报政府，郑超麟以满腔热情投入到政协和文史工作之中。为了确认中国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机关的一些地址和八七会议会址，他跑遍了上海，也到过汉口的许多地方。他还积极撰写回忆文章和专著，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史料。他的回忆录在国内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在美国、德国被译成英语、德语出版。
1998年1月8日，郑超麟在上海去世，终年97岁。
（本文选编自《党史博览》2012年第8期）
1988年，苏联最高法院宣布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部”等案平反，苏联托派问题尘埃落定。这一判决在国际上引起较大反响，同时引发中国国内对中国托派问题的关注。中国托派究竟是怎么回事？笔者根据目前手中掌握的资料，对其来龙去脉作一简要介绍。
“托派”的来历
从1923年起，苏共党内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两派之间就如何实现党内民主、克服官僚主义和干部腐化现象，以及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等问题开始进行辩论。到1926年，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两派争论的焦点。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责任、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等。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错误路线的结果，斯大林则指责是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违背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
这些争论在苏共党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认同托洛茨基观点的，被称为“托洛茨基反对派”，即“托派”。当时，在中国留苏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中国大革命失败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强烈不满，于是纷纷加入托派。
1927年11月7日，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游行的中国留学生梁干乔、区芳等，在路过主席台时，同苏联托派一起突然打出“执行列宁遗嘱”、“拥护托洛茨基”、“罢免斯大林”的旗帜，是为“红场事件”。
“红场事件”发生后，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随即召开联席会议，作出开除托洛茨基党籍的决定。12月召开的苏共十五大批准了这一决定，同时决定在全国开展肃托运动。
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于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后流亡至土耳其、法国、挪威等地，1937年1月定居墨西哥，1940年8月遇刺身亡。流亡期间，他成立了第四国际，指导世界托派运动。
参与“红场事件”的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全部被开除党籍或团籍，除少数人被流放到苏联南部靠近伊朗的边境地区服苦役外，大多数人从1927年底开始被陆续遣送回国。
早期四个派别由激烈争论到统一
中国托派组织最早出现于1928年，正式形成于1931年。
1928年12月，从莫斯科回国的托派分子史唐、陆一渊、张特等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托派早期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还在武汉、香港、广州、北平、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1929年4月，该组织创办机关刊物《我们的话》，因此被称为“我们的话派”。
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接触到托派的文件和文章后，赞成托洛茨基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根源和责任的论述，进而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29年9月，陈独秀牵头成立中国第二个托派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名“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其最高领导机关是“临时领导小组”，由陈独秀、彭述之、尹宽负责。因该组织的机关刊物为《无产者》，这一派又称“无产者社”。
1930年1月，刘仁静、王文元等牵头成立了中国第三个托派早期组织“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该组织出版的刊物为《十月》，故名为“十月社”。
1930年夏，赵济、王平一、解叔达等一些新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同未参加上述3个托派早期组织的托派分子，组成中国第四个托派组织，名为“战斗社”。
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上述托派组织的成员凡未声明脱离托派的，中共各组织均将其开除出党。
中国4个托派早期组织成立后，为了取得正统地位，经常发生激烈争论，并且都给托洛茨基写信或寄出版物，以取得他的支持。对于中国托派组织的分裂状态，托洛茨基甚为不满，通过多种渠道做工作，要求中国托派各组织团结起来，统一于陈独秀的领导之下。
1931年5月1日，中国托派早期组织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等决议，决定将中国托派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领导机构为全国执行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常委会：陈独秀（任书记）、郑超麟（任宣传部主任）、陈亦谋（任组织部主任）、王文元（任《火星报》主编，《火星报》后改称《火花》）、宋逢春（任秘书）。此时，全国托派分子约有500人，以后从未超过这个数字。
至此，中国托派组织正式形成。
在夹缝中勉强生存
中国托派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就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尽管它宣称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但中共却视其为异己力量，在舆论上讨伐，从组织上清除；国民党视其为中共的一部分，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中国托派只能在夹缝中勉强生存。
1931年中国托派组织统一后，托派中央书记陈独秀拿出百倍的热情，积极准备组织开展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斗争。
不料，托派骨干马玉夫因未当上中央委员而向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刚成立的托派中央被破获，除陈独秀外，其他4名常委均被抓捕。不久，陈独秀另吸收4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但很快又被捕去3人。1932年春，陈独秀勉强搭起一个新的5人常委会。但工作刚开展不久，在当年10月15日即被法租界巡捕房和上海市警察局破获，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全体常委，以及机关报和联络部等被一网打尽。
陈独秀被捕后，中国托派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1933年12月，上海的托派分子拉起一个由陈其昌（任书记）、蒋振东、赵济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上海临时委员会”，简称“临委”。
托洛茨基得知中国托派机关被连续破坏的消息后，为了加强对中国托派的领导，遂派出美国的托派头子格拉斯（化名李福林）来到上海，指导“临委”工作。
1935年1月13日，在格拉斯的支持下，史朝生、胡文华、刘家良等7人在完全抛开“临委”的情况下，召开托派支部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国托派组织的名称由“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全国领导机构为中央委员会，由10人组成，刘家良（任书记）、史朝生、胡文华为常委。然而，仅仅过了3个月，新的托派中央成员又全部被捕入狱。
1935年12月，在格拉斯的指导下，陈其昌等人收拾残局，重建托派组织，名称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常委为格拉斯（任书记）、王凡西（即王文元）、陈其昌、尹宽。会后，他们开始联络山东、广西、福建、香港的托派组织，整合托派力量，加强宣传力度，除出版《火花》外，新创办《斗争报》，在舆论上对国共两党均予以攻击。
因抗战观点分歧分裂成两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政治犯，托派分子也陆续出狱。彭述之、刘家良、郑超麟、王文元等出狱后，专门从事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阻拦一些进步青年到农村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
这时，托派内部开始发生争论。以彭述之、刘家良为代表的一派，遵照托洛茨基的指示，认为中国抗战是“进步的”，主张拥护抗战，但重点放在用战争引发革命，准备“推翻国民党政权”上。此派被称为“多数派”。以郑超麟、王文元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因而群众的“爱国主义”势必被“反革命所利用”，故而主张“失败主义”，不支持抗战。此派被称为“少数派”。
两派虽然有一些分歧，但都否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国民党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是必然的，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是“彻底投降”、“自觉地叛卖”。
当时，苏联因基洛夫被刺事件引起的肃托运动已经严重扩大化，苏联托派和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一大批领导人被指为与德国法西斯勾结的“间谍”“杀人犯”而遭到严厉镇压。
在苏联肃托运动的影响下，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与法西斯主义奸细——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决议》，号召各国共产党严厉打击托派奸细。在共产国际指示和“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中共在反对托派的同时，党内大批无辜同志也被诬蔑为“托派汉奸”，受到打击甚至迫害。1939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就发生了以“肃托”名义冤杀300多名革命干部的“湖西事件”。
而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国托派仍不甘寂寞。1941年7月13日，以彭述之、刘家良为首的“多数派”召开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以彭述之为总书记的中央委员会。以郑超麟、王文元为首的“少数派”未加入。这标志着中国托派从此正式分裂成两派。
抗战胜利后，“多数派”以刊物《求真》和《青年与妇女》（后改名《新声》）为阵地，“少数派”以《新旗》为阵地，对中国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他们既攻击国民党，也攻击共产党，宣扬内战是“国共之间的私斗”，把人民“当炮灰”，要求“刺激城市的工人起来，使工人与农民合起来干涉历史的行程”。
在内地的托派组织被一网打尽
1948年，在解放战争形势日益明朗化的情况下，中国托派匆忙召开所谓“建党”大会。1948年9月，“多数派”成立“中国革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少数派”则于1949年4月成立“国际主义工人党”及其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团”。两派的名称虽然不一致，但他们的政治观点是相同的。他们宣称，由于中共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富农，在新解放区以减租减息代替土改，所以渡江以后的解放战争已经“变质”，中共“由领导农民转变为抛弃农民，转变为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成为“斯大林的工具”、“中国革命最主要的障碍”。他们在一些学校和工厂中发展托派组织，准备与共产党争夺天下。
上海解放前夕，两个托派组织将各自的中央机构撤到香港，并在内地建立潜伏组织，通过香港总部接受第四国际的指示，专门从事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托派认为共产党已经转变成“国家资产阶级”，而他们则代表无产阶级，托派与共产党的矛盾是两个阶级的矛盾，需要进行“第三次革命”。于是，他们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共产党发动地下斗争。“多数派”以《叛逆者》、“少数派”以《新方向》为阵地，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通讯、报道等，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攻击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攻击“三反”“五反”运动等，煽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并且详细地指导托派分子如何抵制和破坏共产党领导的运动和实施的新政策。“马克思主义青年团”的头目严西成甚至同国民党残匪勾结，妄图发动武装暴乱。
鉴于此，1952年12月22日，毛泽东签署命令，公安部门在全国采取统一行动，将托派在内地的组织一网打尽，托派分子被全部逮捕，托派骨干分子被判处徒刑，收监入狱。
对于入狱的托派分子，人民政府以教育和改造为主，用事实教育其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批判托派的错误理论。对于健康状况较差的人，还给予特殊照顾。1979年刑满释放的托派分子，也都得到较好的安排。
撤往香港后的发展情况
1948年底，逃到香港的“多数派”头目彭述之、刘家良、陈碧兰等人，继续进行托派活动，在香港建立起“中国革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还设立印刷所，帮助整顿香港地方托派组织，并开展训练和教育工作。不料，他们的活动引起港英当局的密切注意，港英当局布置警察进行搜捕。1950年1月，难以继续在香港活动的彭述之等人逃亡到越南。
彭述之等人离开香港后，1952年，“多数派”决定撤销“中国革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成立“全国临时委员会”，焦励夫任书记（后为刘乃光），在香港设5个区委、22个支部，成员最多时达250余人。他们通过在工人和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学习小组、剧团 、音乐社等，散布托派思想，物色发展对象。他们还利用通信、回内地探亲访友的机会，与内地托派分子联系，企图重建托派的潜伏组织。但是，由于人民政权严厉镇压，他们的活动很难开展。香港的托派成员也逐渐觉醒，不少人声明退出，有的人则自行脱离，到1965年，仅剩5个支部，70余人。
“少数派”的境况更惨。“少数派”中央机关于1949年5月由上海迁移到香港后，未及活动，其书记王文元即于当年11月初被港英当局逮捕并驱逐到澳门，其组织无形消散。
香港托派虽然未成大的气候，但由于历史原因，其组织并未彻底消亡。
1977年4月，“中国革命共产党”（历史上的“多数派”）召开大会，通过长达3万多字的新纲领——《新中国的发展与我们的任务》，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提出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对抗。
20世纪70年代，香港青年学生中有不少人认同托派理论，他们一般在集会中举起黑旗，以作识别，这些人后来在香港成立“革命马克思主义联盟”（简称“革马盟”）。到20世纪90年代，香港尚有3个托派组织，主要由青年知识分子组成。
2010年7月4日，香港青年托派组织“社会主义行动”宣告成立，并创办机关刊物《社会主义者》。该组织是“工人国际委员会”（1974年成立的国际性托派组织，宣布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主张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其支部分布于40多个国家）的支持者，提出要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宣称要提升香港群众的政治意识，以新生的社会主义力量将民主斗争和基层抗争联系起来，以代替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混乱。
主要人物的结局
陈独秀：宣布脱离托派组织
1932年10月15日，托派中央书记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抓获。经过3次公开审讯，1933年4月26日，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宣布判处陈独秀13年徒刑。
陈独秀入狱后，对托派事业仍非常关注。1934年5月15日，他写信给托洛茨基，表达对托洛茨基的关心和对斯大林的谴责。后来，他因主张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而被托派“临委”宣布开除党籍。在托洛茨基干预下，托派“临委”才重新与陈独秀建立了联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经过胡适等人努力，蒋介石同意司法部设法开释陈独秀。8月23日，陈独秀获释。出狱后，他来到武汉，通过演讲、座谈等形式向青年学生宣传抗日主张，还积极向武汉各大报纸投稿，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
中共中央看到陈独秀出狱后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并且注意到他与托派有区别，曾派人与他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并商讨过他重回中共党内的有关问题。
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到延安后，指责中共中央团结陈独秀等人的政策是忽视了托派的危险，提出“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康生则在《解放》周报上刊登文章，造谣说日本向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提供300元津贴，给陈独秀栽上“汉奸”的罪名。
1938年6月下旬，陈独秀和妻子潘兰珍从武汉到重庆，不久移居江津。在江津石墙院，陈独秀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写出了许多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除此之外，他还与托派展开了论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托派“临委”不顾民族矛盾上升的形势，仍然主张“倒蒋反共”，并将拥护国共合作的陈独秀斥为“投机政客”，对他进行口诛笔伐。陈独秀则通过书信等形式批评托派不顾民族危亡而坚持“左”倾立场。在对托派“临委”完全失望的情况下，他于1937年11月21日写信给托派头子陈其昌，表示自己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实际上是宣布脱离托派组织。
1938年11月，陈独秀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全面阐述了对中国托派及其理论的看法。他指出，中国托派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陈独秀晚年经过对苏联问题的反思，认识到托派把苏联的一切过错都归到斯大林身上是不对的，提出：“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斯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了独裁制。”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去世，终年63岁。
刘仁静：经刘少奇谈心和教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刘仁静是中国托派中仅有的一个与托洛茨基有过长时间接触的人。1929年，刘仁静在苏联列宁学院学习结束后，踏上寻访托洛茨基的旅程。经过数月奔波，终于在土耳其见到托洛茨基。经过1个月的接触，刘仁静完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
1929年8月回国后，刘仁静因坚持托派立场被开除中共党籍。1930年1月，他牵头成立起一个托派小组织“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1931年全国托派组织统一后，刘仁静因处处以“托洛茨基代表”自居，引起陈独秀等人的反感，遂受到冷落。
1935年11月，刘仁静在北平被国民党警察逮捕，被判3年徒刑。1938年刑满释放后，刘仁静到重庆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任科员，从此一直为国民党工作。1948年，刘仁静到国民党政治研究室任研究员，发表《评毛泽东的》一文，对毛泽东的文章进行抨击。
新中国成立后，刘仁静到北京。经刘少奇直接谈心和教育，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于1950年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刊登《刘仁静的声明》，公开承认过去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表示“决心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此后，刘仁静利用自己熟悉俄语的特长，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1956年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并担任苏联专家的翻译。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仁静被红卫兵抓捕关进秦城监狱。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仁静获得自由，被安排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刘仁静回到家中。1986年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
1987年8月5日，刘仁静因车祸去世，终年85岁。
彭述之：一直从事托派活动
1950年1月，彭述之和妻子陈碧兰以及刘家良等人从香港逃亡到越南。后来刘家良在与越南军队中的托派开会时被捕，死于狱中，彭述之等人则亡命欧洲。
彭述之到欧洲后定居在巴黎，参加托派第四国际的工作。1951年11月，他出席第四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成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局成员。这次大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示中国托派用两面派手法，设法混入共产党、共青团和群众组织，以极左面目出现，反对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篡夺领导权。彭述之将会议文件寄到香港，并写信给香港和内地的托派分子，指导他们进行活动。1953年，第四国际分裂，彭述之离开托派领导机关。1968年到日本。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彭述之写了大量文章，攻击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其文章由香港十月书屋以《彭述之选集》之名出版。
1973年，彭述之移居美国，继续从事托派活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建设事业持敌视态度。
1983年11月28日，彭述之在美国去世，终年89岁。
王文元：中国托派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
1949年11月，王文元被港英当局驱逐到澳门，一直在澳门居住了25年。其间，他陆续认识了不少属于“多数派”的青年后辈，并对托派历史和中国政治问题进行思考，于1973年出版《毛泽东思想论稿》，1977年出版自传《双山回忆录》。这两本书汇总了他和中国托派对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认识。
1975年3月，王文元移居英国后，开始在一些大学讲述托洛茨基主义、中国托派运动及对陈独秀的评价等问题。他还积极同各国人士交往，进行思想交流，成为中国托派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
2002年12月30日，王文元在英国去世，终年95岁。
郑超麟：恢复公民权后，被聘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郑超麟于1952年12月被人民政府抓捕，1979年6月获释。恢复公民权后，郑超麟被聘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文史馆馆员，并分配了住房。由于他妻子已去世，政府把他的一个侄女从福建家乡调到上海，照顾其生活。
为了回报政府，郑超麟以满腔热情投入到政协和文史工作之中。为了确认中国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机关的一些地址和八七会议会址，他跑遍了上海，也到过汉口的许多地方。他还积极撰写回忆文章和专著，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史料。他的回忆录在国内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在美国、德国被译成英语、德语出版。
1998年1月8日，郑超麟在上海去世，终年97岁。
（本文选编自《党史博览》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