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探源

  摘 要: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道路上充满了各种挑战和考验。1958年以来,有两大考验阻碍着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考验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规模速度考验。这两大考验相互交织,使中共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进程更加曲折多变。“大跃进”运动就是在这两大考验的影响下发动起来的,给我们深刻的教训。关于“大跃进”运动的起源,从两方面分析,即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何以能够发动“大跃进”?   关键词:大跃进;探源;教训   中图分类号:D6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008-02   一、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   第一,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增强中国的综合实力,以免受制于人。所谓“一穷二白”即经济和文化落后,像张白纸一样。同世界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新中国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民生活也非常贫困。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于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得到解放。”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科技突飞猛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都远远超过我们,并且凭借其经济实力在国际市场上对中国进行封锁和制裁。面对中国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压力,我们必须尽快改变新中国“一穷二白”落后的经济面貌,奠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物质基础,并打破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孤立、包围封锁政策,把中国这个落后的东方大国迅速发展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强国。在这种情况下,“赶超计划”和“大跃进”运动就是当时最好的良药,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激发了他们的热情,团结起来实现下一个飞跃。   第二,受到国际上赶超浪潮影响,期望中国能够后来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亮点。1957年11月,毛泽东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祝大会,又受到苏共中央提出“15年赶超美国”目标的鼓舞,毛泽东也在会上豪迈地提出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毛泽东提出的“赶超战略”以超常规的经济发展速度来迅速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此战略出发点是好的,但没有做到一切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在中苏两党的倡导下,亚洲和东欧一些人民民主国家试图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优越性,在经济上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赶超运动,也取得很大成就。这种快速脱贫的愿望、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热情,但是中共急于求成的思想和脱离客观实际、经济发展规律的建设指标,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一再加快,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第三,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以苏为鉴”,开辟社会发展的新道路――群众运动、政治挂帅。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承担起领导中国各方面建设的历史重任。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就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模式,这不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规定,即应当采取最能保证社会公正的公有制度,最有可能加快生产发展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而且是同当时的世界格局相关的,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有30多年的建设经验,而中国共产党缺乏组织和管理现代化工业及国民经济经验,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党提出了“学习苏联”的号召。苏联的针对本国国情工业化采取了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方针片面追求重工业的发展,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也带来严重的后果。随着苏联弊端的暴露,毛泽东开始探索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比苏联模式更快更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苏为鉴”能够使中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赶超苏联,又要比苏联发展得更好,能够使中国避免走上修正主义的发展道路。毛泽东认为“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能够克服苏联经验的不足,发挥出双重功能:一是能够大大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群众运动能够发挥出大兵团作战的威力,造成排山倒海之势,在短时间内完成大型工程;政治挂帅能大大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使群众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出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能够避免经济发展危及社会主义的目标。群众运动能够通过大协作激发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有利于进行政治动员;政治挂帅能够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避免经济发展走上邪路。   第四,想利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缓和期,加速发展社会主义。从国际形势上看,中国大跃进发动时期正是世界正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时期。东西方的大多数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战后重建工作成效显著,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国际局势总体趋向缓和,中国共产党预计可能有一段国际和平时期,想利用这一时机抓紧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状况,也更好能应对将来可能到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五,革命是解放生产力,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建立,必然会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必然会大大解放生产力,经济建设必将迎来空前的高潮。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标志是三大改造的提前完成。这进一步解放了我国社会生产力,随着长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剥削制度被消灭,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促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二、何以能够发动   第一,人民群众建设热情的高涨,为“大跃进”发动奠定了心理基础。新中国成立前,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所受的奴役与压迫。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带领下,人民群众为过上幸福生活,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成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革命的成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成为国家的主人。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完成也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建设热情,随着“赶英超美”口号的提出,使人民群众更加坚信团结起来可以实现下一个更大的飞跃。   第二,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为“大跃进”发动提供制度保障。“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最显著特点是高度集权。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右”倾的表现,对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人做了严重的批评,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南宁会议通过的《工业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了大权独揽和第一书记挂帅的口号。会后,这个口号被彻底地付诸实施,这样的做法不仅严重损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更使得我国政治体制业已存在的一些弊端变得更加严重起来,如权力过度集中、党政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等问题。此外,还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盛行也有很大关系,个人崇拜的盛行助长了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发展。“大跃进”运动前夕,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思潮,逐渐发展成为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再加上领导人骄傲自满情绪不断增长,忘记了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造成了“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后果。   第三,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为“大跃进”发动提供组织便利。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形成了一种强政权、弱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这也是中央集权的表现形式。为了加快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目的的实现,国家和政府权力明显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以尽可能的动员一切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国家权力明显强于社会权力,大跃进运动能够得以发动,与这种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政治模式在解决社会危机中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集中力量办大事。   第四,悠久的历史传统,为“大跃进”发动提供了历史参考。中国历史上,国家对农民实行无条件控制的传统,一直都是中央集权制和封建专制制度。此外,中国农民阶级一直以来都具有顺从行和依附性,他们认为安宁、美好的生活是国家赋予的,一切听从国家安排。在“大跃进”中许多人的饱满热情也是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希望于领导他们不断革命并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由此可见,领导人毛泽东急于求成的主观愿望和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相结合,从而促成了大跃进运动的发动。   三、“大跃进”的教训   “大跃进”失败的教训是惨痛的,我们必须牢记并吸取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是急于求成,加上在胜利面前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以后的探索中,首先必须做到决策的强科学性,避免失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其次经济建设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坚持稳步前进和速度与效益并重的方针;必须建立和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加强监督机制,避免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的蔓延。   参考文献:   [1]黄爱军.“大跃进”运动发生原因研究述评[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1).   [2]高其荣.近十年来关于大跃进运动成因研究综述[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10).   [3]王晓东.浅析大跃进运动产生的历史根源[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8).

  摘 要: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道路上充满了各种挑战和考验。1958年以来,有两大考验阻碍着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考验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规模速度考验。这两大考验相互交织,使中共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进程更加曲折多变。“大跃进”运动就是在这两大考验的影响下发动起来的,给我们深刻的教训。关于“大跃进”运动的起源,从两方面分析,即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何以能够发动“大跃进”?   关键词:大跃进;探源;教训   中图分类号:D6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008-02   一、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   第一,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增强中国的综合实力,以免受制于人。所谓“一穷二白”即经济和文化落后,像张白纸一样。同世界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新中国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民生活也非常贫困。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于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得到解放。”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科技突飞猛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都远远超过我们,并且凭借其经济实力在国际市场上对中国进行封锁和制裁。面对中国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压力,我们必须尽快改变新中国“一穷二白”落后的经济面貌,奠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物质基础,并打破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孤立、包围封锁政策,把中国这个落后的东方大国迅速发展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强国。在这种情况下,“赶超计划”和“大跃进”运动就是当时最好的良药,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激发了他们的热情,团结起来实现下一个飞跃。   第二,受到国际上赶超浪潮影响,期望中国能够后来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亮点。1957年11月,毛泽东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祝大会,又受到苏共中央提出“15年赶超美国”目标的鼓舞,毛泽东也在会上豪迈地提出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毛泽东提出的“赶超战略”以超常规的经济发展速度来迅速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此战略出发点是好的,但没有做到一切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在中苏两党的倡导下,亚洲和东欧一些人民民主国家试图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优越性,在经济上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赶超运动,也取得很大成就。这种快速脱贫的愿望、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热情,但是中共急于求成的思想和脱离客观实际、经济发展规律的建设指标,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一再加快,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第三,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以苏为鉴”,开辟社会发展的新道路――群众运动、政治挂帅。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承担起领导中国各方面建设的历史重任。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就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模式,这不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规定,即应当采取最能保证社会公正的公有制度,最有可能加快生产发展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而且是同当时的世界格局相关的,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有30多年的建设经验,而中国共产党缺乏组织和管理现代化工业及国民经济经验,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党提出了“学习苏联”的号召。苏联的针对本国国情工业化采取了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方针片面追求重工业的发展,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也带来严重的后果。随着苏联弊端的暴露,毛泽东开始探索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比苏联模式更快更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苏为鉴”能够使中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赶超苏联,又要比苏联发展得更好,能够使中国避免走上修正主义的发展道路。毛泽东认为“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能够克服苏联经验的不足,发挥出双重功能:一是能够大大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群众运动能够发挥出大兵团作战的威力,造成排山倒海之势,在短时间内完成大型工程;政治挂帅能大大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使群众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出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能够避免经济发展危及社会主义的目标。群众运动能够通过大协作激发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有利于进行政治动员;政治挂帅能够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避免经济发展走上邪路。   第四,想利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缓和期,加速发展社会主义。从国际形势上看,中国大跃进发动时期正是世界正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时期。东西方的大多数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战后重建工作成效显著,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国际局势总体趋向缓和,中国共产党预计可能有一段国际和平时期,想利用这一时机抓紧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状况,也更好能应对将来可能到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五,革命是解放生产力,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建立,必然会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必然会大大解放生产力,经济建设必将迎来空前的高潮。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标志是三大改造的提前完成。这进一步解放了我国社会生产力,随着长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剥削制度被消灭,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促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二、何以能够发动   第一,人民群众建设热情的高涨,为“大跃进”发动奠定了心理基础。新中国成立前,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所受的奴役与压迫。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带领下,人民群众为过上幸福生活,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成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革命的成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成为国家的主人。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完成也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建设热情,随着“赶英超美”口号的提出,使人民群众更加坚信团结起来可以实现下一个更大的飞跃。   第二,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为“大跃进”发动提供制度保障。“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最显著特点是高度集权。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右”倾的表现,对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人做了严重的批评,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南宁会议通过的《工业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了大权独揽和第一书记挂帅的口号。会后,这个口号被彻底地付诸实施,这样的做法不仅严重损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更使得我国政治体制业已存在的一些弊端变得更加严重起来,如权力过度集中、党政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等问题。此外,还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盛行也有很大关系,个人崇拜的盛行助长了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发展。“大跃进”运动前夕,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思潮,逐渐发展成为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再加上领导人骄傲自满情绪不断增长,忘记了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造成了“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后果。   第三,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为“大跃进”发动提供组织便利。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形成了一种强政权、弱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这也是中央集权的表现形式。为了加快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目的的实现,国家和政府权力明显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以尽可能的动员一切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国家权力明显强于社会权力,大跃进运动能够得以发动,与这种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政治模式在解决社会危机中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集中力量办大事。   第四,悠久的历史传统,为“大跃进”发动提供了历史参考。中国历史上,国家对农民实行无条件控制的传统,一直都是中央集权制和封建专制制度。此外,中国农民阶级一直以来都具有顺从行和依附性,他们认为安宁、美好的生活是国家赋予的,一切听从国家安排。在“大跃进”中许多人的饱满热情也是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希望于领导他们不断革命并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由此可见,领导人毛泽东急于求成的主观愿望和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相结合,从而促成了大跃进运动的发动。   三、“大跃进”的教训   “大跃进”失败的教训是惨痛的,我们必须牢记并吸取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是急于求成,加上在胜利面前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以后的探索中,首先必须做到决策的强科学性,避免失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其次经济建设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坚持稳步前进和速度与效益并重的方针;必须建立和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加强监督机制,避免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的蔓延。   参考文献:   [1]黄爱军.“大跃进”运动发生原因研究述评[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1).   [2]高其荣.近十年来关于大跃进运动成因研究综述[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10).   [3]王晓东.浅析大跃进运动产生的历史根源[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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