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梓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1年06期
一、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
如何教育好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党员干部，已是当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把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置于一个突出的位置，这是由我党的执政地位所决定的。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已明确指出：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强调：各级党委应将主要精力用于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把这项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上。既然思想政治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是党的主要工作，既然它是每一位领导干部的份内之事，那么，教育干部也就自然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它不仅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相反，甚至可以将其视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起点——因为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而党的领导干部则理应首先成为全党的表率。“我们是执政党，己不正焉能正人？”（《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373页）必须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能否有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干部队伍是否合格。所谓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道理也正在于此。
（二）高度重视对干部的教育，是现实提出的迫切要求。这些年来，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之所以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有一点恐怕是难以否认的，这就是我们干部队伍的状况直接制约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和加强。目前，它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思想政治工作缺乏一贯性。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无非是要培养人、塑造人。这个性质就决定了这是一项必须常抓不懈的工作。因为无论是远大理想的确立，还是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完成于朝夕之间，而只能是循序渐进、潜移默化。思想政治工作无法立竿见影地“量化”成骄人“政绩”，更不能指望它以运动的方式一次性完成。同样，忽视思想政治工作，最初也许会波澜不惊，看似无关大局，但是随着问题的累积，它终将会以某种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这时再被动地去谈“加强”讲“改善”，就不免事倍功半。不能持之以恒，实为思想政治工作之大忌。然而，遗憾的是，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的一次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思想政治工作太差的原因，就在于缺乏一贯性。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党中央下发了一份份文件，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了一次次讲话，反复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从历史的传统到现实的经验，从“生命线”到“重中之重”，其语气之重、上纲之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文件、讲话的指涉对象是明确的——它首先针对的就是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再三重申，就是因为问题始终未能解决。由于存在着认识上的局限，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的一些干部对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能够做到的也仅仅是上传下达，满足于到会上谈一谈，在报纸上表表态，结果往往是轰轰烈烈地走过场，无法将工作做到实处、收到实效。这些年已渐成痼疾的“一手软、一手硬”，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忽冷忽热，大都根源于此。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思想政治工作缺少一份应有的责任意识，这是需要通过教育加以纠正和解决的。
第二，思想政治工作的权威性受到减损。党的领导干部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时，能否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是非常关键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位在人格上完全没有感召力的领导却可以教育、说服群众。干部队伍的风气不正，特别是腐败的蔓延，不仅玷污了党的形象，而且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如果领导干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对百姓的疾苦不予关心，对他们的实际困难不设法解决，那么，他的思想政治工作必定是苍白乏力的。更有甚者，当有的干部一方面花天酒地地挥霍，一方面又振振有词地要求领不到工资乃至下岗的员工要承受改革的阵痛时，有的人一方面大肆侵吞着国家的资产，一方面又冠冕堂皇地教育群众要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时，势必激起群众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极大反感，以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说空话、假话。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客观环境的变化对思想政治工作造成的冲击和挑战，如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对外开放的双重效应，经济格局、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及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我们只是想强调，切不可将对客观因素的分析变成对主观过失的开脱。要知道，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不是诞生于一个一元、封闭的环境之中，当初它同样是面对着复杂的局势，经受住了种种的冲击、挑战，以及今天所没有的暴力镇压。它最终赢得胜利、走向辉煌，就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不仅是真理的传播者，也是真理的信仰者，更是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献身的革命者。
（三）强调对领导干部的教育，也是中央的一贯精神。只要翻阅一下中央的有关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就会发现，在论及对人民的教育时，往往首先强调的就是对党员特别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这是一个基本的思路，甚至所用的语式都非常类似。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放松了思想政治教育。对此，江泽民同志指出：“我理解，其中首先包括放松了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50页）真可谓一语中的。
二、摆正自身位置，增强理论修养
对干部的教育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可以有多种方法和手段。就笔者所见，在当前具有普遍性的三方面工作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一）作人民公仆。如前所述，当前改善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障碍，是因为一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颠倒了公仆与主人的位置。这实际上是一种封建传统的体现。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为了能够达到长治久安，他们也要求各级官吏同时肩负起管理与教化的双重职能，所谓“以吏为师”、“化民成俗”的提法，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而且，还为这一职能的发挥规定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一方面提出“重民”思想，强调以民为本、顺应民心，欲“教民”先“富民”。另一方面，要求为官者修身正己、以身作则，为社会作出表率，并明确了修、齐、治、平的逻辑顺序。这些思想至今仍不乏借鉴意义。然而，在封建时代，由于官是凌驾于民之上，处于民之对立面，所以，对仁政、爱民的呼吁，并没有能够避免暴政、残民的出现；对统治集团的道德劝诫，也无法遏制它最终整体性地走向腐败。结果，不仅失去了教化民众的物质依据和道德资本，而且最终还会被民众推翻——历朝历代莫不如此。剥削阶级的所谓富民、教民无不以维护自身的统治为出发点，这使得它无法化解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之间的矛盾。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自共产党开始。中国共产党深深地植根于人民之中，它对人民的重视和教育，不再是以维护本集团的统治为出发点，而是真正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都曾经历过许多曲折，但却始终得到人民的有力支持，原因就在于此。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然而，历史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之所以强而有力、成效非凡，从根本上说不是因为共产党使用了多么特殊的方法，而是由它自身那非凡的品质所决定。如果说共产党在这方面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并掌握了一个铁的法则——只有选择了人民，才会被人民选择！现在某些干部动辄把群众斥为不服管教的“刁民”，他们就很有必要重温一下这个已被其淡忘、背弃的法则。
（二）向人民学习。领导干部深入到群众之中，只要他是良知未泯，就会因目睹群众的疾苦而受到震动、感到内疚，就会发现自己工作的差距并努力加以改善。这对领导干部当然可以说是一种教育，也是很必要的。但是，仅仅把人民群众看作是需要被关怀、受拯救的弱势群体，又显然是不够的。一提起思想政治工作，就只想到如何教育群众而不是向群众学习，这是当前许多干部认识上存在的一个误区。千百年来，对民众的所谓教化，都是从统治者的视角居高临下地展开。它完全是一种单向的运动过程，贯穿其中的一种浓重的精英心态，即教育者的优越感和对被教育者的轻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共产党人从根本上突破了这一局限。因为共产党人懂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具有无穷的智慧和扭转乾坤的伟大力量。所以，必须以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实际上，这也是我党一个极可宝贵的历史传统，并且为党的几代领导人所珍重和强调。早在40年代，毛泽东就曾经这样告诫党的干部们：“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哪一位干部可以置身其外。即使如毛泽东这样知识渊博、拥有崇高威望的领袖也同样如此。所以他才会真诚地表示：“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792页）90年代末，在论及党的思想道德建设时，江泽民同志又再次强调：“我们的各级干部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一切工作都是为了群众，也必须依靠群众才能做好。要恭恭敬敬地向人民群众学习，学习人民群众的优良品质和优良作风，学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204页）当然，教育广大干部摆正自身的位置，仅靠把道理讲清、说透是不够的，还必须配之以硬性的规定。通过“三讲”教育，我们获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吸收了我党开门整风的优良传统，要求领导干部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直接面对群众的批评，寻找自身的差距。由于这种作法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很多地方已经把它制度化，对领导干部每年深入群众中的方法、时间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一经验就很值得总结和推广。
（三）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理论宣传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各级党报党刊以及有关图书的出版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一是依靠人格的力量，一是依靠真理的力量。所以，对于干部的教育，除了要着重于干部的品行之外，理论学习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目前，我们的干部队伍已经进入一个新老交替的时期，有很多材料显示，许多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虽然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有硕士、博士学位，但在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掌握方面却有所欠缺，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然而，对于日常工作繁忙的各级领导干部而言，无论是集中进行的“三讲”教育，还是脱产到党校学习，都只能是阶段性的，他们更多的时间恐怕只有依靠平时的自学，即读书看报。所以，在教育干部的过程中，我们的报刊和图书的出版，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报刊、图书在干部教育中的重要性相比，其质量显然还有待提高。比如，现在全国有大批的面向各级干部的理论报刊，其中当然不乏深受读者喜爱的精品，但是坦白地说，具有两多、两少的报刊也绝非少数，即从内容上看，说空话、套话的文章比较多，能够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文章比较少。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自然就是，在发行上，依靠行政命令用公费订阅的比较多，个人、自费订阅的比较少。这不仅使得它的作用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更有甚者，有时还会因为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宣传党中央的精神，而引起干部队伍思想的混乱，在社会上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何使我们的理论宣传做到准确到位、入脑入心，在提高干部理论修养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这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此外，在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除了要重视传统媒体之外，还必须加强对互联网的研究和运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展开论述。简言之，我们的宣传工作者应该去主动地占领这块阵地，用高点击率的红色网站战胜、代替那些散布错误主张的灰色、黑色网站，形成网上的主旋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刚刚起步。
作者介绍：叶梓 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
作者：叶梓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1年06期
一、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
如何教育好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党员干部，已是当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把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置于一个突出的位置，这是由我党的执政地位所决定的。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已明确指出：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强调：各级党委应将主要精力用于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把这项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上。既然思想政治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是党的主要工作，既然它是每一位领导干部的份内之事，那么，教育干部也就自然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它不仅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相反，甚至可以将其视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起点——因为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而党的领导干部则理应首先成为全党的表率。“我们是执政党，己不正焉能正人？”（《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373页）必须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能否有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干部队伍是否合格。所谓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道理也正在于此。
（二）高度重视对干部的教育，是现实提出的迫切要求。这些年来，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之所以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有一点恐怕是难以否认的，这就是我们干部队伍的状况直接制约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和加强。目前，它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思想政治工作缺乏一贯性。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无非是要培养人、塑造人。这个性质就决定了这是一项必须常抓不懈的工作。因为无论是远大理想的确立，还是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完成于朝夕之间，而只能是循序渐进、潜移默化。思想政治工作无法立竿见影地“量化”成骄人“政绩”，更不能指望它以运动的方式一次性完成。同样，忽视思想政治工作，最初也许会波澜不惊，看似无关大局，但是随着问题的累积，它终将会以某种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这时再被动地去谈“加强”讲“改善”，就不免事倍功半。不能持之以恒，实为思想政治工作之大忌。然而，遗憾的是，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的一次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思想政治工作太差的原因，就在于缺乏一贯性。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党中央下发了一份份文件，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了一次次讲话，反复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从历史的传统到现实的经验，从“生命线”到“重中之重”，其语气之重、上纲之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文件、讲话的指涉对象是明确的——它首先针对的就是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再三重申，就是因为问题始终未能解决。由于存在着认识上的局限，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的一些干部对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能够做到的也仅仅是上传下达，满足于到会上谈一谈，在报纸上表表态，结果往往是轰轰烈烈地走过场，无法将工作做到实处、收到实效。这些年已渐成痼疾的“一手软、一手硬”，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忽冷忽热，大都根源于此。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思想政治工作缺少一份应有的责任意识，这是需要通过教育加以纠正和解决的。
第二，思想政治工作的权威性受到减损。党的领导干部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时，能否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是非常关键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位在人格上完全没有感召力的领导却可以教育、说服群众。干部队伍的风气不正，特别是腐败的蔓延，不仅玷污了党的形象，而且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如果领导干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对百姓的疾苦不予关心，对他们的实际困难不设法解决，那么，他的思想政治工作必定是苍白乏力的。更有甚者，当有的干部一方面花天酒地地挥霍，一方面又振振有词地要求领不到工资乃至下岗的员工要承受改革的阵痛时，有的人一方面大肆侵吞着国家的资产，一方面又冠冕堂皇地教育群众要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时，势必激起群众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极大反感，以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说空话、假话。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客观环境的变化对思想政治工作造成的冲击和挑战，如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对外开放的双重效应，经济格局、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及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我们只是想强调，切不可将对客观因素的分析变成对主观过失的开脱。要知道，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不是诞生于一个一元、封闭的环境之中，当初它同样是面对着复杂的局势，经受住了种种的冲击、挑战，以及今天所没有的暴力镇压。它最终赢得胜利、走向辉煌，就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不仅是真理的传播者，也是真理的信仰者，更是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献身的革命者。
（三）强调对领导干部的教育，也是中央的一贯精神。只要翻阅一下中央的有关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就会发现，在论及对人民的教育时，往往首先强调的就是对党员特别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这是一个基本的思路，甚至所用的语式都非常类似。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放松了思想政治教育。对此，江泽民同志指出：“我理解，其中首先包括放松了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50页）真可谓一语中的。
二、摆正自身位置，增强理论修养
对干部的教育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可以有多种方法和手段。就笔者所见，在当前具有普遍性的三方面工作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一）作人民公仆。如前所述，当前改善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障碍，是因为一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颠倒了公仆与主人的位置。这实际上是一种封建传统的体现。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为了能够达到长治久安，他们也要求各级官吏同时肩负起管理与教化的双重职能，所谓“以吏为师”、“化民成俗”的提法，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而且，还为这一职能的发挥规定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一方面提出“重民”思想，强调以民为本、顺应民心，欲“教民”先“富民”。另一方面，要求为官者修身正己、以身作则，为社会作出表率，并明确了修、齐、治、平的逻辑顺序。这些思想至今仍不乏借鉴意义。然而，在封建时代，由于官是凌驾于民之上，处于民之对立面，所以，对仁政、爱民的呼吁，并没有能够避免暴政、残民的出现；对统治集团的道德劝诫，也无法遏制它最终整体性地走向腐败。结果，不仅失去了教化民众的物质依据和道德资本，而且最终还会被民众推翻——历朝历代莫不如此。剥削阶级的所谓富民、教民无不以维护自身的统治为出发点，这使得它无法化解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之间的矛盾。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自共产党开始。中国共产党深深地植根于人民之中，它对人民的重视和教育，不再是以维护本集团的统治为出发点，而是真正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都曾经历过许多曲折，但却始终得到人民的有力支持，原因就在于此。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然而，历史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之所以强而有力、成效非凡，从根本上说不是因为共产党使用了多么特殊的方法，而是由它自身那非凡的品质所决定。如果说共产党在这方面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并掌握了一个铁的法则——只有选择了人民，才会被人民选择！现在某些干部动辄把群众斥为不服管教的“刁民”，他们就很有必要重温一下这个已被其淡忘、背弃的法则。
（二）向人民学习。领导干部深入到群众之中，只要他是良知未泯，就会因目睹群众的疾苦而受到震动、感到内疚，就会发现自己工作的差距并努力加以改善。这对领导干部当然可以说是一种教育，也是很必要的。但是，仅仅把人民群众看作是需要被关怀、受拯救的弱势群体，又显然是不够的。一提起思想政治工作，就只想到如何教育群众而不是向群众学习，这是当前许多干部认识上存在的一个误区。千百年来，对民众的所谓教化，都是从统治者的视角居高临下地展开。它完全是一种单向的运动过程，贯穿其中的一种浓重的精英心态，即教育者的优越感和对被教育者的轻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共产党人从根本上突破了这一局限。因为共产党人懂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具有无穷的智慧和扭转乾坤的伟大力量。所以，必须以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实际上，这也是我党一个极可宝贵的历史传统，并且为党的几代领导人所珍重和强调。早在40年代，毛泽东就曾经这样告诫党的干部们：“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哪一位干部可以置身其外。即使如毛泽东这样知识渊博、拥有崇高威望的领袖也同样如此。所以他才会真诚地表示：“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792页）90年代末，在论及党的思想道德建设时，江泽民同志又再次强调：“我们的各级干部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一切工作都是为了群众，也必须依靠群众才能做好。要恭恭敬敬地向人民群众学习，学习人民群众的优良品质和优良作风，学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204页）当然，教育广大干部摆正自身的位置，仅靠把道理讲清、说透是不够的，还必须配之以硬性的规定。通过“三讲”教育，我们获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吸收了我党开门整风的优良传统，要求领导干部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直接面对群众的批评，寻找自身的差距。由于这种作法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很多地方已经把它制度化，对领导干部每年深入群众中的方法、时间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一经验就很值得总结和推广。
（三）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理论宣传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各级党报党刊以及有关图书的出版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一是依靠人格的力量，一是依靠真理的力量。所以，对于干部的教育，除了要着重于干部的品行之外，理论学习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目前，我们的干部队伍已经进入一个新老交替的时期，有很多材料显示，许多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虽然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有硕士、博士学位，但在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掌握方面却有所欠缺，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然而，对于日常工作繁忙的各级领导干部而言，无论是集中进行的“三讲”教育，还是脱产到党校学习，都只能是阶段性的，他们更多的时间恐怕只有依靠平时的自学，即读书看报。所以，在教育干部的过程中，我们的报刊和图书的出版，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报刊、图书在干部教育中的重要性相比，其质量显然还有待提高。比如，现在全国有大批的面向各级干部的理论报刊，其中当然不乏深受读者喜爱的精品，但是坦白地说，具有两多、两少的报刊也绝非少数，即从内容上看，说空话、套话的文章比较多，能够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文章比较少。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自然就是，在发行上，依靠行政命令用公费订阅的比较多，个人、自费订阅的比较少。这不仅使得它的作用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更有甚者，有时还会因为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宣传党中央的精神，而引起干部队伍思想的混乱，在社会上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何使我们的理论宣传做到准确到位、入脑入心，在提高干部理论修养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这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此外，在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除了要重视传统媒体之外，还必须加强对互联网的研究和运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展开论述。简言之，我们的宣传工作者应该去主动地占领这块阵地，用高点击率的红色网站战胜、代替那些散布错误主张的灰色、黑色网站，形成网上的主旋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刚刚起步。
作者介绍：叶梓 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