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校：想法一流，水平二流，广告三流 《新周刊》：为什么香港的大学对内地学子具有吸引力? 丁学良：虽然香港的大学比不上国际上最好的大学，但到香港上学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以后到国际上最好的大学深造。当然，内地最好的学生的第一选择不会是香港的大学，而是西方最好的大学。对于那些资源和条件没有这么好的学生，香港成为他们的次优选择。 《新周刊》：在香港上学之后留在香港工作，这种跳板的作用也是原因吧? 丁学良：从过去50年世界留学的历史来看，接收留学生的地区和国家有两个基本的考虑。一个是能够吸引优秀的生源，也能吸引较高的学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都把这个产业看作是最重要的出口产业之一。第二个考虑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希望为本地区重要的产业吸收最优秀的人才。英国、日本的模式没有很好地重视第一个方面；而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就很重视第二方面。香港以往走的是英国模式，对香港之外的留学生开放也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主要是因为香港想加速自己在高附加值产业方面的转型，仅靠本地人是不够的，所以修改了相关的法律，使之能够吸引外地来的留学生，并能留住这些人，让他们成为香港发展新产业的力量。 《新周刊》：香港在1940年代作为海外知识分子回国报效的智力中转站和情怀码头，现在地位怎么样? 丁学良；现在香港已经不是一个中转站了，内地的政策也希望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并没有一个政策说你不要回来，问题是现实和政策相距太大了。一些海外留学生或者是找不到自己最想找的工作，或者是因为文化和习惯的差别不想留在西方。香港这个地方，虽然不像西方那样先进，但在重要的地方它跟西方是很接轨的，而且到中国大陆很方便。它不中不西，亦中亦西。香港也有很多独特的条件，比如说税率很低，工资待遇也很高，再加上它生活上很方便，所以吸引了一大批大陆出去的留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 《新周刊》：香港的大学处于全球高校版图上的什么位置? 丁学良；虽然香港的大学在世界上来说是二三流的位置，但它知道什么是一流，而且也知道迈向一流的关键是什么，在某些领域也有很显著的进步。香港的一些高校会在报纸上说“我们已经世界一流了”，那是在做广告。 《新周刊》；香港的大学有什么优势与不足? 丁学良：香港是一个世界性的金融中心，也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信息很流通。信息流通让香港的高校立刻能知道世界最优秀大学的教学模式是怎么样的，不像中国内地很多人不知道。 它的劣势就是生源太差，它的财政又不能支持它在国际上找到最好的教师。如果财政条件好，香港的大学在全球招聘的话，后者就能很快解决，但生源的问题不好解决，本地高校能留住的好生源比较少。再加上香港最优秀的生源不喜欢学科学、理工这类专业，他们要学的是金融、投资、银行等等，或者医生、律师。所以香港最早在内地开放的时候最主要是在这些领域。 《新周刊》：香港的大学如何应对与内地的经济互动? 丁学良：香港的办学财政基本上还是来自于本地，所以他们还是主要为香港服务。当然也有少数有眼光的高校负责人在开拓。比如说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他是香港高校中最突出的有大中华眼光的人。香港科技大学在番禺建了一个霍英东研究院，扩大培养科技尤其是工程方面的研究生，与内地的产业互动，这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想法。但朱经武的很多很好的想法经常受到中国教育系统的官僚阻挡，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是体制性的原因。 《新周刊》：你怎么看香港的大学精神? 丁学良：很难说香港的大学有一个统一的精神。香港几个比较好的大学都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都知道西方好的大学办起来要有一些基本的制度。这些基本的制度就是学术要独立，高等教育要遵循教育本身发展的科学来发展，不能有太多的行政干涉。高等教育应该有一个开放的系统，应该对全球开放。高等教育应该在社会的创新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要培养最优秀的人才，创造最好的产业，推动社会的进步。 即使在香港，学术有些时候也会受到一些行政的干扰。但这种干扰也不会横行霸道、只手遮天。所以香港的高校要改正这些缺点，这样在迈向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学校时，才会更顺利一些。(采访 邝新华) 香港学术未跟它的人才相对应 在香港，有的学校拥有不少名教授，却显得有点浪费。因为有政府资助的学校研究生名额不够。政府又要缩减经费，但一些大学原有的名额不肯放弃。所以，香港很多名教授，每年能收到很多人的EMAIL和来信希望跟他学习，有的是很好的学生，但他们不敢答应。我现在手上就有一个北大来的博士，这一年他正好碰上了有名额，就没有问题。但明年再申请一个，就不一定有奖学金了。 在香港，成为“大学”很重要。“大学”跟“学院”的区别是，学院里面开什么会、做什么事情，自己不能评审，而要请其他学校的人来评审。但等你变成大学的时候，就可以自己评审。最重要的是，政府可以给大学钱，那是更重要的。 香港的大学是每个学校独立的，有自己的校董会，通常是社会最著名的一些人，政府就只给钱，其他的都不管。最近教统局长李国章让教育学院和中大合并的风波正在聆讯，聆讯的要点是李国章有没有跟教育学院的校长讲过，你要不要合并――这发生在内地的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教育部长去跟北大和北师大说合并，北大和北师大可能是一致的；但在香港，两个学校是否要合并，那是它自己的事情，你不能强迫。这也从侧面说明，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中，政府只给钱，不能控制大学。 香港的大学是独立的，从好的角度来讲，这是最理想的；但从不好的角度来讲，政府只给钱不管，各个学校里的标准都不一样，有时候就缺乏竞争。内地经常会搞大学的排名，但在香港对这些学校获得经费等产生的影响不大。另外，港大的副教授，和岭南大学的副教授，待遇是没有分别的――香港没有一个动力让老师在学校间转来转去。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的大学是相当共产主义的。这是从欧洲来的观念，给你足够的钱，抗拒政府跟教会的诱惑，坚持你的学术自由。开个玩笑，香港老师都在抗拒股票和楼市的诱惑。但给你足够的钱，可以保证你不要做生意，不要搞政治。 关于教授的工资，内地与香港有差别。1990年代，内地和香港教授工资的收入差达10倍。而现在，相差的是5到6倍。但香港的楼贵、生活指数高，香港的收入是做减法的。而内地的收入是做加法，国内的教授还有其他调动资源的能力、荣誉、学生和成功感。当然，除了北京以外，同样资历的教授来到香港，不会处于一个很高的位置。打个比方，以高度为地位，在内地任何城市，身处在8楼、9楼位置的教授，跑到香港来，看资历，会住到2楼3楼。香港是一个人才非常集中的地方，但有一个问题是，由于香港本身的制度的问题，这么多出色的人才来了香港
以后，不大出成果。香港本身的学术，没有跟它所聚集的人才有相对应。 这个问题的具体原因有很多，包括只给钱不管学术、学院里的官僚制度。生源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全世界所有好的大学，都是在全世界范围招收好的学生，为什么美国的教育好过德国和日本，就是这个道理。但香港大学绝大部分学生是本地的，600万人口不足以提供足够的人才。所以，在香港招内地的尖子学生是非常正常的，大学教育要发展得好，需要好的博士、好的硕士、很多的研究机构、需要相应产业的发展，而香港消化高级人才的机制很少。在香港，有很多工业是不存在的，基本没有化学、物理、航天的工业，香港的大学在医学、法律、财经、法律、旅游、人文方面强，但假如你想造机器，要不就去美国，要不就去重庆。香港的社会非常商业化，它急功近利，它不鼓励你的学术，博士读出来，工作不一定比硕士好找。香港是一个第三产业为主、消费型的、赚快钱的，要玻璃变钻石的经济，它要人适应快，讲实用，这样对大学显然是不利的。(采访 黄俊杰) 香港在很多方面相当保守 香港现在像美国一样，没有最好的大学，要看不同的专业。总体朝这个方向发展。港大、中大、科大，这三个是研究型大学，总体排前，但某些领域、某些专业又不见得。 关于高等教育评估标准 从1992年开始，政府想用市场竞争的手段来激发各院校的素质提高，主要是研究方面，让香港的大学慢慢发展国际地位。研究表现成为资源分配很重要的指标和因素――这个标准建立起来了。各院校经费来源，很大程度上看研究表现。以往很多香港大学老师不做研究，现在基本上没有人会不做研究。 高等教育评估也是现在很蓬勃发展的形式。评估上以国外为标准，评审委员很多是海外知名学者，但中文系是否以英文发表的论文算好呢?是否每个人文学科都要把欧美标准拿过来，这是有争议的。 现在所有这些机制，都是为了分资源。好处是，把整个教研梯队的素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但再往前做领先研究，不是靠这个。若对学问有兴趣的话，不会以很大的功利来看学术。你要真正成为领先梯队的话，本身要有学术自由，而非SCI等数字。 应该说香港现在很多学校老师接受的专业训练还是很好的，非一般内地院校可比。但另一方面，香港的地缘环境，不太鼓励我们做本土化的工作。香港哪个专业同行有写一本好的本科或研究生教科书?很少很少。与受过好的训练的专业良师对比，这是极大的反差，没有用中文媒介把它普及化。这是目前香港的困境。 关于通识教育与中国 香港的通识教育还是不如美国的大学，尽管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做得最好。香港城市大学的全人教育理念是好的，但它没有很多人文学科来支持它的人文追求。你要一个香港理工科学生思考人生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是要看原著的，不读原著达不到训练思维的效果)，当前这种机制达不到训练学生独立思考、深入认识中国文化的目的，差不多就相当于《世纪大讲堂》而已。 我心目中的大学是百家争鸣的，为了理念的东西争得很热闹，这样思想才活跃。 现在香港的大学教育正规是正规，老师没有什么理念上的讨论了，只是各自搞研究，很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不团结。学生反而推动了大学的思考，对学校的发展作了很大的贡献(如双语讨论)。 香港学生还没有这样的意识，即放眼中国，走出香港，不惧竞争。中文系之外，你问成绩好的香港学生：长江在黄河以北还是以南?好多人回答不出来。你问：湘、桂是哪里?这些都不知道，你怎么去中国运作呢? (采访 何树青)
香港高校：想法一流，水平二流，广告三流 《新周刊》：为什么香港的大学对内地学子具有吸引力? 丁学良：虽然香港的大学比不上国际上最好的大学，但到香港上学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以后到国际上最好的大学深造。当然，内地最好的学生的第一选择不会是香港的大学，而是西方最好的大学。对于那些资源和条件没有这么好的学生，香港成为他们的次优选择。 《新周刊》：在香港上学之后留在香港工作，这种跳板的作用也是原因吧? 丁学良：从过去50年世界留学的历史来看，接收留学生的地区和国家有两个基本的考虑。一个是能够吸引优秀的生源，也能吸引较高的学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都把这个产业看作是最重要的出口产业之一。第二个考虑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希望为本地区重要的产业吸收最优秀的人才。英国、日本的模式没有很好地重视第一个方面；而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就很重视第二方面。香港以往走的是英国模式，对香港之外的留学生开放也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主要是因为香港想加速自己在高附加值产业方面的转型，仅靠本地人是不够的，所以修改了相关的法律，使之能够吸引外地来的留学生，并能留住这些人，让他们成为香港发展新产业的力量。 《新周刊》：香港在1940年代作为海外知识分子回国报效的智力中转站和情怀码头，现在地位怎么样? 丁学良；现在香港已经不是一个中转站了，内地的政策也希望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并没有一个政策说你不要回来，问题是现实和政策相距太大了。一些海外留学生或者是找不到自己最想找的工作，或者是因为文化和习惯的差别不想留在西方。香港这个地方，虽然不像西方那样先进，但在重要的地方它跟西方是很接轨的，而且到中国大陆很方便。它不中不西，亦中亦西。香港也有很多独特的条件，比如说税率很低，工资待遇也很高，再加上它生活上很方便，所以吸引了一大批大陆出去的留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 《新周刊》：香港的大学处于全球高校版图上的什么位置? 丁学良；虽然香港的大学在世界上来说是二三流的位置，但它知道什么是一流，而且也知道迈向一流的关键是什么，在某些领域也有很显著的进步。香港的一些高校会在报纸上说“我们已经世界一流了”，那是在做广告。 《新周刊》；香港的大学有什么优势与不足? 丁学良：香港是一个世界性的金融中心，也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信息很流通。信息流通让香港的高校立刻能知道世界最优秀大学的教学模式是怎么样的，不像中国内地很多人不知道。 它的劣势就是生源太差，它的财政又不能支持它在国际上找到最好的教师。如果财政条件好，香港的大学在全球招聘的话，后者就能很快解决，但生源的问题不好解决，本地高校能留住的好生源比较少。再加上香港最优秀的生源不喜欢学科学、理工这类专业，他们要学的是金融、投资、银行等等，或者医生、律师。所以香港最早在内地开放的时候最主要是在这些领域。 《新周刊》：香港的大学如何应对与内地的经济互动? 丁学良：香港的办学财政基本上还是来自于本地，所以他们还是主要为香港服务。当然也有少数有眼光的高校负责人在开拓。比如说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他是香港高校中最突出的有大中华眼光的人。香港科技大学在番禺建了一个霍英东研究院，扩大培养科技尤其是工程方面的研究生，与内地的产业互动，这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想法。但朱经武的很多很好的想法经常受到中国教育系统的官僚阻挡，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是体制性的原因。 《新周刊》：你怎么看香港的大学精神? 丁学良：很难说香港的大学有一个统一的精神。香港几个比较好的大学都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都知道西方好的大学办起来要有一些基本的制度。这些基本的制度就是学术要独立，高等教育要遵循教育本身发展的科学来发展，不能有太多的行政干涉。高等教育应该有一个开放的系统，应该对全球开放。高等教育应该在社会的创新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要培养最优秀的人才，创造最好的产业，推动社会的进步。 即使在香港，学术有些时候也会受到一些行政的干扰。但这种干扰也不会横行霸道、只手遮天。所以香港的高校要改正这些缺点，这样在迈向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学校时，才会更顺利一些。(采访 邝新华) 香港学术未跟它的人才相对应 在香港，有的学校拥有不少名教授，却显得有点浪费。因为有政府资助的学校研究生名额不够。政府又要缩减经费，但一些大学原有的名额不肯放弃。所以，香港很多名教授，每年能收到很多人的EMAIL和来信希望跟他学习，有的是很好的学生，但他们不敢答应。我现在手上就有一个北大来的博士，这一年他正好碰上了有名额，就没有问题。但明年再申请一个，就不一定有奖学金了。 在香港，成为“大学”很重要。“大学”跟“学院”的区别是，学院里面开什么会、做什么事情，自己不能评审，而要请其他学校的人来评审。但等你变成大学的时候，就可以自己评审。最重要的是，政府可以给大学钱，那是更重要的。 香港的大学是每个学校独立的，有自己的校董会，通常是社会最著名的一些人，政府就只给钱，其他的都不管。最近教统局长李国章让教育学院和中大合并的风波正在聆讯，聆讯的要点是李国章有没有跟教育学院的校长讲过，你要不要合并――这发生在内地的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教育部长去跟北大和北师大说合并，北大和北师大可能是一致的；但在香港，两个学校是否要合并，那是它自己的事情，你不能强迫。这也从侧面说明，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中，政府只给钱，不能控制大学。 香港的大学是独立的，从好的角度来讲，这是最理想的；但从不好的角度来讲，政府只给钱不管，各个学校里的标准都不一样，有时候就缺乏竞争。内地经常会搞大学的排名，但在香港对这些学校获得经费等产生的影响不大。另外，港大的副教授，和岭南大学的副教授，待遇是没有分别的――香港没有一个动力让老师在学校间转来转去。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的大学是相当共产主义的。这是从欧洲来的观念，给你足够的钱，抗拒政府跟教会的诱惑，坚持你的学术自由。开个玩笑，香港老师都在抗拒股票和楼市的诱惑。但给你足够的钱，可以保证你不要做生意，不要搞政治。 关于教授的工资，内地与香港有差别。1990年代，内地和香港教授工资的收入差达10倍。而现在，相差的是5到6倍。但香港的楼贵、生活指数高，香港的收入是做减法的。而内地的收入是做加法，国内的教授还有其他调动资源的能力、荣誉、学生和成功感。当然，除了北京以外，同样资历的教授来到香港，不会处于一个很高的位置。打个比方，以高度为地位，在内地任何城市，身处在8楼、9楼位置的教授，跑到香港来，看资历，会住到2楼3楼。香港是一个人才非常集中的地方，但有一个问题是，由于香港本身的制度的问题，这么多出色的人才来了香港
以后，不大出成果。香港本身的学术，没有跟它所聚集的人才有相对应。 这个问题的具体原因有很多，包括只给钱不管学术、学院里的官僚制度。生源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全世界所有好的大学，都是在全世界范围招收好的学生，为什么美国的教育好过德国和日本，就是这个道理。但香港大学绝大部分学生是本地的，600万人口不足以提供足够的人才。所以，在香港招内地的尖子学生是非常正常的，大学教育要发展得好，需要好的博士、好的硕士、很多的研究机构、需要相应产业的发展，而香港消化高级人才的机制很少。在香港，有很多工业是不存在的，基本没有化学、物理、航天的工业，香港的大学在医学、法律、财经、法律、旅游、人文方面强，但假如你想造机器，要不就去美国，要不就去重庆。香港的社会非常商业化，它急功近利，它不鼓励你的学术，博士读出来，工作不一定比硕士好找。香港是一个第三产业为主、消费型的、赚快钱的，要玻璃变钻石的经济，它要人适应快，讲实用，这样对大学显然是不利的。(采访 黄俊杰) 香港在很多方面相当保守 香港现在像美国一样，没有最好的大学，要看不同的专业。总体朝这个方向发展。港大、中大、科大，这三个是研究型大学，总体排前，但某些领域、某些专业又不见得。 关于高等教育评估标准 从1992年开始，政府想用市场竞争的手段来激发各院校的素质提高，主要是研究方面，让香港的大学慢慢发展国际地位。研究表现成为资源分配很重要的指标和因素――这个标准建立起来了。各院校经费来源，很大程度上看研究表现。以往很多香港大学老师不做研究，现在基本上没有人会不做研究。 高等教育评估也是现在很蓬勃发展的形式。评估上以国外为标准，评审委员很多是海外知名学者，但中文系是否以英文发表的论文算好呢?是否每个人文学科都要把欧美标准拿过来，这是有争议的。 现在所有这些机制，都是为了分资源。好处是，把整个教研梯队的素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但再往前做领先研究，不是靠这个。若对学问有兴趣的话，不会以很大的功利来看学术。你要真正成为领先梯队的话，本身要有学术自由，而非SCI等数字。 应该说香港现在很多学校老师接受的专业训练还是很好的，非一般内地院校可比。但另一方面，香港的地缘环境，不太鼓励我们做本土化的工作。香港哪个专业同行有写一本好的本科或研究生教科书?很少很少。与受过好的训练的专业良师对比，这是极大的反差，没有用中文媒介把它普及化。这是目前香港的困境。 关于通识教育与中国 香港的通识教育还是不如美国的大学，尽管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做得最好。香港城市大学的全人教育理念是好的，但它没有很多人文学科来支持它的人文追求。你要一个香港理工科学生思考人生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是要看原著的，不读原著达不到训练思维的效果)，当前这种机制达不到训练学生独立思考、深入认识中国文化的目的，差不多就相当于《世纪大讲堂》而已。 我心目中的大学是百家争鸣的，为了理念的东西争得很热闹，这样思想才活跃。 现在香港的大学教育正规是正规，老师没有什么理念上的讨论了，只是各自搞研究，很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不团结。学生反而推动了大学的思考，对学校的发展作了很大的贡献(如双语讨论)。 香港学生还没有这样的意识，即放眼中国，走出香港，不惧竞争。中文系之外，你问成绩好的香港学生：长江在黄河以北还是以南?好多人回答不出来。你问：湘、桂是哪里?这些都不知道，你怎么去中国运作呢? (采访 何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