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 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大一统”一词始见于《春秋·公羊传》。《春秋经》开篇首句就是：“（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对此，《公羊传》解释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所说的“大一统”问题，指的是春秋时期诸侯一律听命于周天子，即全国由地位至尊无比、权力至高无上的周天子进行统治。
西汉武帝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以维护中华帝国的统一，董仲舒以儒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得到武帝的支持，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董仲舒特别强调儒家"大一统"思想，认为大一统是宇宙间的普遍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他将大一统思想推崇到“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的高度，后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大一统思想的内涵因此也相应地扩大为万民归心，国家统一[1]。历史的发展使这一元典精神最终成为中华文化最基本的思维观念及中国各民族共同的精神理念
和价值取向，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台湾学者李威熊指出：“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安详而有层次的社会，使我们的国家2000多年来始终维持大一统的局面，不像面积与中国等大的欧洲，一直四分五裂，国家居然有二三十个之多，由这一点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博大能
容。”[2]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思想贯穿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的始终。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有追求国家统一的心理特质。陆游的诗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正是中华民族盼望和守护国家统一的心理写照。
大一统思想的孕育和探索
四海一家，万邦和协是我国的人们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形成的心理趋向和精神模式。先秦时期，华夏的初民们分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创造着璀璨的多元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珍珠般地镶嵌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各自发展，在当时并没有整合成统一的文化形式。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植根于共同地域基础之上的、人们之间的经
济联系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断扩大，终于形成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社会局面。客观形势促使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先人们开始酝酿国家的大一统问题。然而，大一统还只是当时人们头脑中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却无法实现。尽管如此，先哲们还是从政治、经济、社会、地理等各个方面对未来的大一统的国家模式进行了探索，为后来的中华大一统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在我国的元典文化古籍中，大一统的理想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一）《山海经》——大一统的自然地理观
《山海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自然地理著作。根据顾颉刚先生考证，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全书分《山经》和《海经》两部分。《山经》把全国分为东西南北中5部分，以今天山西省的西南隅和河南省的西部为《中山经》，自此以东为《东山经》，以南为《南山经》，以西为《西山经》，以北为《北山经》，分别加以描述。《山经》以山为纲，分述方向和道里，后附记相关的地理知识，如河流、动物、植物以及矿产资源等，共5卷，又称
《五藏山经》。《海经》有8卷，《大荒经》并附《海内经》共5卷，记录了古代的人们对于远方的地理知识，内容充满了怪异和迷信。《山海经》首次用地理大视角来描述客观世界的状况，其意义不仅在于描述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表达远古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们追求国家统一的自然地理观。
（二）《尚书·禹贡》——大一统的社会经济观
《尚书·禹贡》是先秦时期一篇系统的古代地理文献。它以简洁的文字描述当时中国的地理概貌，以分区的形式表达区域地理、疆域轮廓和各区域的农业、物产、贡赋，同时系统记录山脉、河流、土壤、田地、道里。《禹贡》描述各地的社会经济状况、贡赋等级和入贡道里，其目的是服务于当时的经济大一统的需要。《汉书·地理志》序说：“昔在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古人尊禹为神，相信禹平定天下，因此有“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的
说法，禹迹也就成了天下的代称。从《禹贡》的名称来看，贡赋是该篇文献的重心，侧重表达远古时期中国辽阔大地上的社会经济状况，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希望实现经济统一的强烈愿望。
（三）九州和畿服制——大一统的政治地理观
《尚书·禹贡》把天下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区域，称为九州。这种地理区域的划分，虽然还不具有实际意义，但是反映了华夏民族活动范围的扩大，他们的地理视野也随之拓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向往国家统一的超越心理和思想倾向。同时，九州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地方制度，展示了人们向往国家大一统的政治蓝图。“畿服”之说最早见于《国语·周语》，祭公谋父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即所谓的五服。《尚书·禹贡》也表达了五服的观念：“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按照书中所描绘的、以方五百里或以方千里这样整
齐化一的尺度来划分天下，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如此，古人以丰富的想象来表达政治大一统的思想却是真诚而又热切的。
向往国家统一，整合多元文化，还只是先秦时期哲人的理想。在政治分裂的春秋战国时代，“大一统”思想的孕育和产生，为继之而来的秦汉统一王朝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
大一统思想的实现与巩固
公元前，秦灭六国，中国第一次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地域上的空前的统一，先秦时代的大一统理想终于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秦始皇北逐匈奴、南定百越，经过一系列的兼并战争，形成“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3]的庞大帝国，初步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地域基础。秦始皇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废分封、置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等，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把中国纳入到统一的模式中去。
汉代继秦之大一统，进一步经营、促进和巩固了中国的统
一。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国土疆域的大规模扩展时期：“南抵岭南，北达贝加尔湖，东临大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奠定了统一的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地理基础。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帝国统一，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儒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确立儒家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体地位。儒家思想不但从精神层面上统一人们的思想，形成中国人独特的思维观念与民族精神，而且带来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的外在表现就是秦汉时代所奠定的中华大一统观念。它作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民族心理特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操守。在历史上，尽管中国社会分合无定，但是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却愈加强化，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心理底层的、不可动摇的文化根基。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沿着国家大一统的轨道行进，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国历史演进的主旋律。纷争离合的政权更迭、际会风云的古今之变，无不围绕大一统这条主线展
开。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分裂到统一的三个发展周期。
第一周期：先秦到秦汉的大一统。相传，黄帝有百里之国万区，商代有方国3 000，周初封国1800，春秋时有100多个国家。经过相互并吞，战国时，只剩下7个大国和十几个小国。最后秦灭六国，中国第一次实现国家统一。从秦到汉，历时400年，初步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地理格局。其间经过楚汉战争、七国之乱、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等几次短暂分裂，社会政治格局终于稳定下来。这一时期是大一统的磨合期。
第二周期：三国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大一统。这一时期持续了700年左右，先是三国鼎立，接下来是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形成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在继之而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原居于中原的汉人却偏居东南一隅。南朝经历了从东晋到宋、齐、梁、陈各政权的线性更迭，北朝则从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后变成北周、北齐对峙。整个中国此时维持着有限的几个政
权的对立。再往后，隋继秦再次统一中国。李唐王朝创造了大唐盛世，奠定了东方天朝大国的地位，开创了中国大一统最光辉灿烂的时代。隋唐两朝，经历了隋末农民战争、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战争等几次大的动乱。但总的来说，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经济格局真正稳定下来。这一时期是大一统的发展期。
第三周期：从五代十国到宋、辽、金分立，再到元明清的大一统。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5个政权依次更迭，外加周边的一些封建政权，共约10个左右的政权对立。经过宋、辽、金、西夏的南北对峙，元朝统一中国，再次形成大一统的局面。明清继元之后，继续保持着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元明清时期是继承与发扬隋唐大一统的时期，也是国家大一统的定型时期。中国的疆域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持续时间长达600多年。除了元末和明末所进行的改朝换代战争外，王朝内部具有分裂性质的大规模战争仅有三藩之乱和太平天国运动，但历时都很短，根本不足以破坏国家大一统的格局。这一时期是大一统的巩固期。
可见，中国历史发展呈现出“大分裂——统一 →中分裂——统一 →小分裂——统一”的周期发展律。中国社会分裂的次数越来越少，分裂的程度也越来越低。分裂时期，中国社会貌离神合，形散而神不散，大一统的思想在分封割据、独占一方的封建政权统治者的观念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从古至今，有文字记载的全部中国史告诉人们，中国社会分裂的时间短，统一的时间长。统一是中国发展的大趋势。而中华文明的长盛不衰是与中国的统一密切相关的。中华文明就是中华大一统思想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巩固和强化的结果。近代以来，中国各族人民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们并肩战斗，抵御外侮，共同保家卫国，英勇地捍卫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从根本上证明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中华文明以其数千年的发展，为人类文明史续写了十分罕见的辉煌篇章。
大一统思想的表现与影响
大一统观念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华
文化的永恒主题。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是割据时期，还是统一时期，各个封建政权无不以大一统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无不以国家统一大业作为首要任务。大一统的观念随着时间的演进而不断得到充实强化。中国历代王朝的分分合合、政权的更替变迁，无不发生在大一统的框架体系内。纵观历史，中国大一统观念的主要表现是：
（一）中华共同始祖的追认
神话是一个民族幼年时期的记忆形式。它集中反映这个民族最原始的观念。炎帝与黄帝，是中国历史传说中的著名人物。黄帝是大约4000多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原始部落联盟的首领，是传说中的英雄。炎帝，为上古时代姜姓部族的首领，也是一位治国有道、安民有方的杰出帝王。据史料记载和神话传说，在中华大地上曾经生活着三个大的部落集团：黄帝族、炎帝族和九黎族。后来，炎、黄两族联合打败了九黎族，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联盟，在黄河流域长期生活、繁衍，构成了后来的华夏族的主干成分。现在，人们把中华民族称为炎黄子孙，就源于
此。炎黄二帝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大陆学者徐旭升说，华夏、夷、蛮实为秦汉间所称的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他们中间的交通相当频繁，始而相争，继而相亲；相争相亲，参互错综，而归于完全同化[4]。除了炎黄二帝之外，尧、舜、禹等缔造中华民族、建树丰功伟业的最早人物，历来被看作是大统一思想的象征。
大一统思想在中华始祖的神话和传说的基础上延续、传承。例如，东晋十六国时期，前赵的开国皇帝刘渊，本是匈奴人，但他建国号为“汉”，自称汉王，并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鲜卑族也把自己当作黄帝之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5]。赫连勃勃建立夏国，“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6]，以此来说明自己秉承夏朝正朔，以中国正统皇帝自居。契丹人始终把自己称作是炎帝、黄帝的子孙。《辽史》记载契丹族为“轩辕后”，“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7]，表达了他们与汉族同祖的思想感情。众多民族对中华共同先祖的确认，从精神层面上认同和确立了中国各族人民基于共同的血缘纽带。
（二）汉文明的主导地位
考古证明，中华文化属于多源文化。在青铜起源与文明初曙时期,燕山南北、黄河上游和长江中、下游的发展，本来是与中原齐头并进的,有的甚至走在中原的前面。正是在这些先进文化汇聚、各个部落集团融合的基础上,才出现夏人、商人、周人，并且先后建立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复经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形成了稳定发展的华夏民族。华夏民族在中华民族中首先形成，是以炎黄部落集团为核心、融合太昊、少昊、三苗及其他部落集团和吸收四方先进文化的结果[8]。
中华文化的多元起源构成大一统的基础，又在各个民族文化融合、促进的基础上，形成丰富多彩的华夏文明。中国文化重视和谐与统一。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观，表现出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中原文化的先进性使各少数民族积极向汉文明靠拢。他们向汉民族的文化学习，接受汉族文化，用汉族文化来充实和提高自己。
契丹、女真等民族政权借助汉字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其他民族也效仿汉族姓氏。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行汉族衣冠，改姓自己的拓跋氏为元姓。辽太祖仰慕汉高祖刘邦，取姓刘氏。不仅如此，其他民族也大量吸收和借鉴汉文化的各种有益内涵。同时，汉民族也虚心向其他民族学习，积极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加以吸收融合，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中华文化就是在中国各族人民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中共同缔造的。
中国历代王朝，无论是汉民族建立的王朝，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以中华文明的正统传人自居，都以“混一寰宇”作为最基本的政治目标，不容许存在割据政权。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来自中国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文化的自我认同感。这种文化归属感超越了民族、种族、地域、国界，成为中国各族人民所共同具有的心理特质，由此带来中华大一统的文化向心力。
民国时期的《民报》曾经刊文，对中华的概念作了恰如其分的解释：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
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种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之可决也[9]。
这种文化上的认同，促成了中华民族持久、强大的凝聚力，造就了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内在驱动力。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长久屹立于世，就在于它具备了能够内化于心的文化整合要素。而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两河文明以及希腊文明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一旦灭亡便不能得以重建。中华文明却可以像凤凰涅槃一样，灵魂不灭，海纳百川，永葆活力，历数千年发展而长盛不衰[10]。
（三）华夏正统观念的鼎立
黄河中下游及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举世公认的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域。先秦时期，中国是指周王朝的京都所在地。秦汉以后，中国成为定都于中原地区的历
代王朝的代称。中华民族既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地区由单一汉民族向四方扩散所形成，也不是来自中国域外的任何一方，而是由各族祖先在祖国大地上长期融合所生成的中华民族统一体。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祖国。
在少数民族掌握中原政权时期，各统治者均以中华正统自居而不自外于中国。西晋之后，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入主中原，形成历史上东晋十六国时代，又称作“五胡乱华”。世居中原的汉族被迫远离故土，偏居一隅。在历史上，中原地区出现的所谓“五胡乱华”，实际上就是华夷融合。其重要性还在于，它突破了以中原汉民族为中心的狭隘观念，使各民族共同获得了中华一体观念，也使大一统观念得到空前扩展，得到广泛认同。南北朝时期，北朝占领中原，以身居中原为中华正统，斥偏处一隅的南朝为蛮夷；南朝以其秉承中华正朔自居，也没有把北方各民族当成中原之主。如果说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还是相互排斥、各自以中华正统自居的话，那么到了宋、辽、金时期，南北政权则以互相承认来表达对大一统现实的理解和
认可。在宋、辽、金对峙时期，辽、金自称北朝，称宋为南朝。宋真宗也自称南朝，把契丹称为北朝。辽代从耶律阿保机到耶律德光，将中国帝王名数“尽袭用之”，以此表达自己是中国之君。10世纪上半叶，回鹘人在西域西部建立的黑汉朝（喀喇汗），其汗王自称是“桃花石汗”，“桃花石”乃中国之代称。在11世纪著名的维吾尔族人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编纂的《突厥语大词典》中，称华北辽朝为“秦”，称中原宋朝为“桃花石”，亦即“马泰(大秦)”，又称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王朝版图为“下秦”。“桃花石”与“秦”即中国[11]，说明作者特别强调喀喇汗王朝与中原自古都是秦——中国这一大家庭的共同成员。作者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大家庭完整的意愿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康熙时期，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建立准噶尔汗国时，依然不敢自外于中华皇帝。他承认本人及本汗国始终“在中华皇帝道法之中”，并且与“中华一道同轨”[12]。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经指出：“从历史记载来看，秦以前，华夏族称它的祖国为中国，中国是华夏各国的总
称；秦以后，中国扩大为当时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所以，中国这一名词的涵义就是祖国，朝代则是统治阶级在各个不同时期所建立的国家称号。中国为各族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所共有，„„朝代有兴有亡，一个代替一个，中国本身总是存在着并且发展着”[13]。这段话极其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而不可分割的历史根源。
18世纪中后期，土尔扈特蒙古部落的回归充分说明了大一统观念在中华各族人民的灵魂深处已经牢固树立、不可动摇。17世纪30年代，厄鲁特蒙古的土尔扈特部因为受到准噶尔部的排挤，远走额济勒河（今俄国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游牧。尽管远离祖国万里，土尔扈特部依然心系故土，一直与祖国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后来，沙俄占领该地区，对土尔扈特部落进行残酷的欺压与迫害。土尔扈特部不堪忍受沙俄的残暴统治，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发动起义。他们突破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长途跋涉，历尽千难万险，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英雄壮举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反映了中华各族儿
女不可分离的骨肉关系，而大一统观念则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历经数千年沧桑岁月，经历无数次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一脉相承，历久弥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而结成统一的整体。共同的地域、悠久的历史造就了共同的民族心理，这是中国走向统一的思想基础。
（四）龙的图腾崇拜
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在中华文化里，龙是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体现。中华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初级文明如满天星斗，分布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早在六七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开始崇拜龙。濮阳西水坡遗址中出土的蚌壳龙，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都证明了不同地区人们对龙的崇拜。
龙图腾对远古时期的民族融合、文化整合起到了促进作用。龙是集中了多种动物特征的复合形象，如驼头、鹿角、牛耳、龟眼、鳄棘、鹰爪、鱼鳞、蛇身、蜃腹。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本身也集合了许多其他民族的图腾符号，组成了中华各民族共同的、整体的民族图腾，反映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性。长期以来，龙为各族人民所崇敬和喜爱，成为中华大地上各族人民共同的崇拜物。《史记》、《汉书》等典籍记载着一些民族崇拜龙。匈奴每年祭龙三次，大会龙城；契丹人称其故土为龙沙大漠；清代的满族对龙更是崇拜有加。这些都说明了其他各民族对龙的崇拜，同中原的汉族一样。他们都是龙的传人。作为各民族的共同图腾，龙沟通了中华大地上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增进了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今天，龙仍然是中国各族人民生活中重要的精神寄托。龙的形象渗透于中国各族人民的生活习俗之中，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等都离不开龙。龙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标志。它生动地体现
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兼容并蓄的协和精神。因此，龙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大团结、中华文化大一统的象征。
几千年来，中华大一统思想不断与时并进，逐渐内化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依靠这种进取精神和宽厚美德，中华大一统文化得以绵远流长，生生不息。当前，中华民族在整体上空前团结统一，不是偶然的，而是大一统文化的结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的历史证明，国家统一的时代，往往伴随繁荣富强，声名远播；国家分裂的时期，往往带来山河破碎，社会动荡。追求统一，反对分裂，这是中华各族人民的基本观念和共同心声[14]。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只有统一，中华民族才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统一，中华民族才能够走向振兴和壮大。21世纪的来临和全球化的挑战，给中华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华文化将秉承大一统的恢弘博大之气势和兼容进取之精神，吸取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开拓创新，创造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华
新文化，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华文化的大一统特质既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也决定了未来中国具有光明前景的文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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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 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大一统”一词始见于《春秋·公羊传》。《春秋经》开篇首句就是：“（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对此，《公羊传》解释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所说的“大一统”问题，指的是春秋时期诸侯一律听命于周天子，即全国由地位至尊无比、权力至高无上的周天子进行统治。
西汉武帝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以维护中华帝国的统一，董仲舒以儒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得到武帝的支持，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董仲舒特别强调儒家"大一统"思想，认为大一统是宇宙间的普遍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他将大一统思想推崇到“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的高度，后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大一统思想的内涵因此也相应地扩大为万民归心，国家统一[1]。历史的发展使这一元典精神最终成为中华文化最基本的思维观念及中国各民族共同的精神理念
和价值取向，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台湾学者李威熊指出：“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安详而有层次的社会，使我们的国家2000多年来始终维持大一统的局面，不像面积与中国等大的欧洲，一直四分五裂，国家居然有二三十个之多，由这一点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博大能
容。”[2]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思想贯穿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的始终。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有追求国家统一的心理特质。陆游的诗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正是中华民族盼望和守护国家统一的心理写照。
大一统思想的孕育和探索
四海一家，万邦和协是我国的人们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形成的心理趋向和精神模式。先秦时期，华夏的初民们分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创造着璀璨的多元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珍珠般地镶嵌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各自发展，在当时并没有整合成统一的文化形式。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植根于共同地域基础之上的、人们之间的经
济联系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断扩大，终于形成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社会局面。客观形势促使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先人们开始酝酿国家的大一统问题。然而，大一统还只是当时人们头脑中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却无法实现。尽管如此，先哲们还是从政治、经济、社会、地理等各个方面对未来的大一统的国家模式进行了探索，为后来的中华大一统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在我国的元典文化古籍中，大一统的理想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一）《山海经》——大一统的自然地理观
《山海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自然地理著作。根据顾颉刚先生考证，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全书分《山经》和《海经》两部分。《山经》把全国分为东西南北中5部分，以今天山西省的西南隅和河南省的西部为《中山经》，自此以东为《东山经》，以南为《南山经》，以西为《西山经》，以北为《北山经》，分别加以描述。《山经》以山为纲，分述方向和道里，后附记相关的地理知识，如河流、动物、植物以及矿产资源等，共5卷，又称
《五藏山经》。《海经》有8卷，《大荒经》并附《海内经》共5卷，记录了古代的人们对于远方的地理知识，内容充满了怪异和迷信。《山海经》首次用地理大视角来描述客观世界的状况，其意义不仅在于描述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表达远古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们追求国家统一的自然地理观。
（二）《尚书·禹贡》——大一统的社会经济观
《尚书·禹贡》是先秦时期一篇系统的古代地理文献。它以简洁的文字描述当时中国的地理概貌，以分区的形式表达区域地理、疆域轮廓和各区域的农业、物产、贡赋，同时系统记录山脉、河流、土壤、田地、道里。《禹贡》描述各地的社会经济状况、贡赋等级和入贡道里，其目的是服务于当时的经济大一统的需要。《汉书·地理志》序说：“昔在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古人尊禹为神，相信禹平定天下，因此有“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的
说法，禹迹也就成了天下的代称。从《禹贡》的名称来看，贡赋是该篇文献的重心，侧重表达远古时期中国辽阔大地上的社会经济状况，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希望实现经济统一的强烈愿望。
（三）九州和畿服制——大一统的政治地理观
《尚书·禹贡》把天下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区域，称为九州。这种地理区域的划分，虽然还不具有实际意义，但是反映了华夏民族活动范围的扩大，他们的地理视野也随之拓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向往国家统一的超越心理和思想倾向。同时，九州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地方制度，展示了人们向往国家大一统的政治蓝图。“畿服”之说最早见于《国语·周语》，祭公谋父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即所谓的五服。《尚书·禹贡》也表达了五服的观念：“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按照书中所描绘的、以方五百里或以方千里这样整
齐化一的尺度来划分天下，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如此，古人以丰富的想象来表达政治大一统的思想却是真诚而又热切的。
向往国家统一，整合多元文化，还只是先秦时期哲人的理想。在政治分裂的春秋战国时代，“大一统”思想的孕育和产生，为继之而来的秦汉统一王朝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
大一统思想的实现与巩固
公元前，秦灭六国，中国第一次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地域上的空前的统一，先秦时代的大一统理想终于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秦始皇北逐匈奴、南定百越，经过一系列的兼并战争，形成“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3]的庞大帝国，初步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地域基础。秦始皇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废分封、置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等，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把中国纳入到统一的模式中去。
汉代继秦之大一统，进一步经营、促进和巩固了中国的统
一。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国土疆域的大规模扩展时期：“南抵岭南，北达贝加尔湖，东临大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奠定了统一的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地理基础。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帝国统一，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儒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确立儒家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体地位。儒家思想不但从精神层面上统一人们的思想，形成中国人独特的思维观念与民族精神，而且带来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的外在表现就是秦汉时代所奠定的中华大一统观念。它作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民族心理特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操守。在历史上，尽管中国社会分合无定，但是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却愈加强化，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心理底层的、不可动摇的文化根基。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沿着国家大一统的轨道行进，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国历史演进的主旋律。纷争离合的政权更迭、际会风云的古今之变，无不围绕大一统这条主线展
开。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分裂到统一的三个发展周期。
第一周期：先秦到秦汉的大一统。相传，黄帝有百里之国万区，商代有方国3 000，周初封国1800，春秋时有100多个国家。经过相互并吞，战国时，只剩下7个大国和十几个小国。最后秦灭六国，中国第一次实现国家统一。从秦到汉，历时400年，初步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地理格局。其间经过楚汉战争、七国之乱、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等几次短暂分裂，社会政治格局终于稳定下来。这一时期是大一统的磨合期。
第二周期：三国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大一统。这一时期持续了700年左右，先是三国鼎立，接下来是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形成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在继之而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原居于中原的汉人却偏居东南一隅。南朝经历了从东晋到宋、齐、梁、陈各政权的线性更迭，北朝则从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后变成北周、北齐对峙。整个中国此时维持着有限的几个政
权的对立。再往后，隋继秦再次统一中国。李唐王朝创造了大唐盛世，奠定了东方天朝大国的地位，开创了中国大一统最光辉灿烂的时代。隋唐两朝，经历了隋末农民战争、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战争等几次大的动乱。但总的来说，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经济格局真正稳定下来。这一时期是大一统的发展期。
第三周期：从五代十国到宋、辽、金分立，再到元明清的大一统。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5个政权依次更迭，外加周边的一些封建政权，共约10个左右的政权对立。经过宋、辽、金、西夏的南北对峙，元朝统一中国，再次形成大一统的局面。明清继元之后，继续保持着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元明清时期是继承与发扬隋唐大一统的时期，也是国家大一统的定型时期。中国的疆域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持续时间长达600多年。除了元末和明末所进行的改朝换代战争外，王朝内部具有分裂性质的大规模战争仅有三藩之乱和太平天国运动，但历时都很短，根本不足以破坏国家大一统的格局。这一时期是大一统的巩固期。
可见，中国历史发展呈现出“大分裂——统一 →中分裂——统一 →小分裂——统一”的周期发展律。中国社会分裂的次数越来越少，分裂的程度也越来越低。分裂时期，中国社会貌离神合，形散而神不散，大一统的思想在分封割据、独占一方的封建政权统治者的观念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从古至今，有文字记载的全部中国史告诉人们，中国社会分裂的时间短，统一的时间长。统一是中国发展的大趋势。而中华文明的长盛不衰是与中国的统一密切相关的。中华文明就是中华大一统思想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巩固和强化的结果。近代以来，中国各族人民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们并肩战斗，抵御外侮，共同保家卫国，英勇地捍卫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从根本上证明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中华文明以其数千年的发展，为人类文明史续写了十分罕见的辉煌篇章。
大一统思想的表现与影响
大一统观念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华
文化的永恒主题。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是割据时期，还是统一时期，各个封建政权无不以大一统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无不以国家统一大业作为首要任务。大一统的观念随着时间的演进而不断得到充实强化。中国历代王朝的分分合合、政权的更替变迁，无不发生在大一统的框架体系内。纵观历史，中国大一统观念的主要表现是：
（一）中华共同始祖的追认
神话是一个民族幼年时期的记忆形式。它集中反映这个民族最原始的观念。炎帝与黄帝，是中国历史传说中的著名人物。黄帝是大约4000多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原始部落联盟的首领，是传说中的英雄。炎帝，为上古时代姜姓部族的首领，也是一位治国有道、安民有方的杰出帝王。据史料记载和神话传说，在中华大地上曾经生活着三个大的部落集团：黄帝族、炎帝族和九黎族。后来，炎、黄两族联合打败了九黎族，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联盟，在黄河流域长期生活、繁衍，构成了后来的华夏族的主干成分。现在，人们把中华民族称为炎黄子孙，就源于
此。炎黄二帝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大陆学者徐旭升说，华夏、夷、蛮实为秦汉间所称的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他们中间的交通相当频繁，始而相争，继而相亲；相争相亲，参互错综，而归于完全同化[4]。除了炎黄二帝之外，尧、舜、禹等缔造中华民族、建树丰功伟业的最早人物，历来被看作是大统一思想的象征。
大一统思想在中华始祖的神话和传说的基础上延续、传承。例如，东晋十六国时期，前赵的开国皇帝刘渊，本是匈奴人，但他建国号为“汉”，自称汉王，并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鲜卑族也把自己当作黄帝之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5]。赫连勃勃建立夏国，“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6]，以此来说明自己秉承夏朝正朔，以中国正统皇帝自居。契丹人始终把自己称作是炎帝、黄帝的子孙。《辽史》记载契丹族为“轩辕后”，“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7]，表达了他们与汉族同祖的思想感情。众多民族对中华共同先祖的确认，从精神层面上认同和确立了中国各族人民基于共同的血缘纽带。
（二）汉文明的主导地位
考古证明，中华文化属于多源文化。在青铜起源与文明初曙时期,燕山南北、黄河上游和长江中、下游的发展，本来是与中原齐头并进的,有的甚至走在中原的前面。正是在这些先进文化汇聚、各个部落集团融合的基础上,才出现夏人、商人、周人，并且先后建立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复经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形成了稳定发展的华夏民族。华夏民族在中华民族中首先形成，是以炎黄部落集团为核心、融合太昊、少昊、三苗及其他部落集团和吸收四方先进文化的结果[8]。
中华文化的多元起源构成大一统的基础，又在各个民族文化融合、促进的基础上，形成丰富多彩的华夏文明。中国文化重视和谐与统一。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观，表现出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中原文化的先进性使各少数民族积极向汉文明靠拢。他们向汉民族的文化学习，接受汉族文化，用汉族文化来充实和提高自己。
契丹、女真等民族政权借助汉字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其他民族也效仿汉族姓氏。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行汉族衣冠，改姓自己的拓跋氏为元姓。辽太祖仰慕汉高祖刘邦，取姓刘氏。不仅如此，其他民族也大量吸收和借鉴汉文化的各种有益内涵。同时，汉民族也虚心向其他民族学习，积极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加以吸收融合，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中华文化就是在中国各族人民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中共同缔造的。
中国历代王朝，无论是汉民族建立的王朝，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以中华文明的正统传人自居，都以“混一寰宇”作为最基本的政治目标，不容许存在割据政权。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来自中国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文化的自我认同感。这种文化归属感超越了民族、种族、地域、国界，成为中国各族人民所共同具有的心理特质，由此带来中华大一统的文化向心力。
民国时期的《民报》曾经刊文，对中华的概念作了恰如其分的解释：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
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种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之可决也[9]。
这种文化上的认同，促成了中华民族持久、强大的凝聚力，造就了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内在驱动力。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长久屹立于世，就在于它具备了能够内化于心的文化整合要素。而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两河文明以及希腊文明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一旦灭亡便不能得以重建。中华文明却可以像凤凰涅槃一样，灵魂不灭，海纳百川，永葆活力，历数千年发展而长盛不衰[10]。
（三）华夏正统观念的鼎立
黄河中下游及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举世公认的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域。先秦时期，中国是指周王朝的京都所在地。秦汉以后，中国成为定都于中原地区的历
代王朝的代称。中华民族既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地区由单一汉民族向四方扩散所形成，也不是来自中国域外的任何一方，而是由各族祖先在祖国大地上长期融合所生成的中华民族统一体。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祖国。
在少数民族掌握中原政权时期，各统治者均以中华正统自居而不自外于中国。西晋之后，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入主中原，形成历史上东晋十六国时代，又称作“五胡乱华”。世居中原的汉族被迫远离故土，偏居一隅。在历史上，中原地区出现的所谓“五胡乱华”，实际上就是华夷融合。其重要性还在于，它突破了以中原汉民族为中心的狭隘观念，使各民族共同获得了中华一体观念，也使大一统观念得到空前扩展，得到广泛认同。南北朝时期，北朝占领中原，以身居中原为中华正统，斥偏处一隅的南朝为蛮夷；南朝以其秉承中华正朔自居，也没有把北方各民族当成中原之主。如果说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还是相互排斥、各自以中华正统自居的话，那么到了宋、辽、金时期，南北政权则以互相承认来表达对大一统现实的理解和
认可。在宋、辽、金对峙时期，辽、金自称北朝，称宋为南朝。宋真宗也自称南朝，把契丹称为北朝。辽代从耶律阿保机到耶律德光，将中国帝王名数“尽袭用之”，以此表达自己是中国之君。10世纪上半叶，回鹘人在西域西部建立的黑汉朝（喀喇汗），其汗王自称是“桃花石汗”，“桃花石”乃中国之代称。在11世纪著名的维吾尔族人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编纂的《突厥语大词典》中，称华北辽朝为“秦”，称中原宋朝为“桃花石”，亦即“马泰(大秦)”，又称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王朝版图为“下秦”。“桃花石”与“秦”即中国[11]，说明作者特别强调喀喇汗王朝与中原自古都是秦——中国这一大家庭的共同成员。作者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大家庭完整的意愿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康熙时期，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建立准噶尔汗国时，依然不敢自外于中华皇帝。他承认本人及本汗国始终“在中华皇帝道法之中”，并且与“中华一道同轨”[12]。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经指出：“从历史记载来看，秦以前，华夏族称它的祖国为中国，中国是华夏各国的总
称；秦以后，中国扩大为当时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所以，中国这一名词的涵义就是祖国，朝代则是统治阶级在各个不同时期所建立的国家称号。中国为各族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所共有，„„朝代有兴有亡，一个代替一个，中国本身总是存在着并且发展着”[13]。这段话极其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而不可分割的历史根源。
18世纪中后期，土尔扈特蒙古部落的回归充分说明了大一统观念在中华各族人民的灵魂深处已经牢固树立、不可动摇。17世纪30年代，厄鲁特蒙古的土尔扈特部因为受到准噶尔部的排挤，远走额济勒河（今俄国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游牧。尽管远离祖国万里，土尔扈特部依然心系故土，一直与祖国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后来，沙俄占领该地区，对土尔扈特部落进行残酷的欺压与迫害。土尔扈特部不堪忍受沙俄的残暴统治，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发动起义。他们突破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长途跋涉，历尽千难万险，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英雄壮举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反映了中华各族儿
女不可分离的骨肉关系，而大一统观念则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历经数千年沧桑岁月，经历无数次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一脉相承，历久弥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而结成统一的整体。共同的地域、悠久的历史造就了共同的民族心理，这是中国走向统一的思想基础。
（四）龙的图腾崇拜
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在中华文化里，龙是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体现。中华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初级文明如满天星斗，分布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早在六七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开始崇拜龙。濮阳西水坡遗址中出土的蚌壳龙，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都证明了不同地区人们对龙的崇拜。
龙图腾对远古时期的民族融合、文化整合起到了促进作用。龙是集中了多种动物特征的复合形象，如驼头、鹿角、牛耳、龟眼、鳄棘、鹰爪、鱼鳞、蛇身、蜃腹。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本身也集合了许多其他民族的图腾符号，组成了中华各民族共同的、整体的民族图腾，反映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性。长期以来，龙为各族人民所崇敬和喜爱，成为中华大地上各族人民共同的崇拜物。《史记》、《汉书》等典籍记载着一些民族崇拜龙。匈奴每年祭龙三次，大会龙城；契丹人称其故土为龙沙大漠；清代的满族对龙更是崇拜有加。这些都说明了其他各民族对龙的崇拜，同中原的汉族一样。他们都是龙的传人。作为各民族的共同图腾，龙沟通了中华大地上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增进了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今天，龙仍然是中国各族人民生活中重要的精神寄托。龙的形象渗透于中国各族人民的生活习俗之中，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等都离不开龙。龙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标志。它生动地体现
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兼容并蓄的协和精神。因此，龙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大团结、中华文化大一统的象征。
几千年来，中华大一统思想不断与时并进，逐渐内化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依靠这种进取精神和宽厚美德，中华大一统文化得以绵远流长，生生不息。当前，中华民族在整体上空前团结统一，不是偶然的，而是大一统文化的结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的历史证明，国家统一的时代，往往伴随繁荣富强，声名远播；国家分裂的时期，往往带来山河破碎，社会动荡。追求统一，反对分裂，这是中华各族人民的基本观念和共同心声[14]。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只有统一，中华民族才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统一，中华民族才能够走向振兴和壮大。21世纪的来临和全球化的挑战，给中华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华文化将秉承大一统的恢弘博大之气势和兼容进取之精神，吸取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开拓创新，创造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华
新文化，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华文化的大一统特质既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也决定了未来中国具有光明前景的文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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