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年12月, 第37卷第6期, Dec . , 2007, Vol . 37, No . 6Journal of North 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 on )
黄土高原地区清代城镇化发展的途径与方式
刘景纯, 徐象平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陕西西安 710062)
摘要:目的 揭示黄土高原地区清代城镇化发展的途径与方式, 为该区现代城镇化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方法 文献资料分析与实际考察相结合。结果 3种力量, 即政府、晋陕商人和域外商人(包括外国资本势力) 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两种城镇化发展途径。结论 发展的主要力量, 。要加快该关 键 词:; 清代中图分类号:5:A 文章编号:10002274Ⅹ(2007) 0620921204 清代与明代相比, 黄土高原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表现为两点:一是蒙古族的内附; 二是区域空间意义由旧的军事边防空间转变为与内地相若的区域社会空间。在这些变化的影响下, 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 其影响因素也与以前迥然有别。
甘肃设化平川直隶厅、宁灵厅(同治年间) , 共计20多个行政中心。这些城镇集中分布于今青海、宁夏和内蒙古等省和自治区, 是清政府对新归服地区以及由于边地移出而对原属地区进行有效统治和管理而进行的城镇化工作。后者从1723—1735年的雍正年间起对明代到清前期分布于这一带的军事城镇进行行政化的变革, 产生了一批新的基层行政中心城镇。其中由卫所转变的府有2个, 即西宁府和宁夏府, 县级城镇有19个, 包括神池、五寨、左云、平鲁、偏关、天镇、阳高、潼关、靖边、定边、怀远、灵州、
由于结束了旧的军事对立和军事防御局面, 清政府从建国初年到雍正初年的70余年对这一带的城镇建制进行了整理和调整, 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地方行政体制, 促进了城镇化的新发展。其主要的建树表现为两点:一是建立新的行政中心城镇。其中包括新设厅、县、旗等县级城镇和将旧的军事城镇转化为新的行政中心城镇。前者从1649年(顺治六年) 至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 先后于鄂尔多斯地区增设6旗(1649年) , 于山西设立虞乡县(雍正年间) , 于内蒙古设立归化城厅、绥远城厅、和林格尔厅、清水河厅、托克托厅、萨拉齐厅(乾隆年间) , 五原(厅) 、东胜厅(光绪年间) , 于西宁府设立巴燕戎格厅、循化厅(乾隆年间) 、1829年(丹噶尔厅) , 于
收稿日期:2005210212
基金项目:教育部科学研究重点基金资助项目(2000Z DX M770012) ;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04F004Z ) 作者简介:刘景纯(1965—) , 男, 陕西礼泉人, 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博士, 从事城市历史地理研究。
1 新的政策调整与行政中心城镇的确
立
平罗、中卫、碾伯、大通、贵德、平番、庄浪等。这种转变促使环黄土高原西北沿“边”城镇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新的变化, 实现了城镇人员结构的调整。如
西宁卫, 1725年(雍正三年) 改卫为府, 附郭西宁县儒学旧无署, 乾隆初经知府刘洪绪、佥事杨应琚等勘定捐建, 并置学田、书籍, 招考学生。这一时期创设的还有社学、新社学、回民社学等。碾伯县儒学及其相应机构社学、义学亦相继建立
[1]
。另外, 大通县、
贵德所也在文化中心化方面有所进展。“大通卫, 系新辟戎疆, 番回厝杂, 以前并未设立学校, 乾隆二年(1737) 经佥事杨应琚、署守备李恩荣、孙捷捐俸于卫城及卫属之向阳堡创建义学二处……乾隆二十六年(1761) , 大通卫改设县治……定修文庙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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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37卷
训导署随泮宫一并兴修”。可以看出, 为卫时, 先
是没有学校, 乾隆二年虽设了学校, 仅为义学一处。设县后, 按照县制, 一套儒学机构俱相修建, 文化中心地位渐次确立。与此相类, 许多新城镇都不同程度地在这些方面发生变革。二是增置新的驻防城镇和增建“满城”。清朝建立后, 根据新的政治形势要求, 在西宁府等地构建新的防卫城镇, 促进了部分地方军事城镇化的发展。据乾隆《西宁府新志》和《大清一统志》, 这些城镇主要有大通城、白塔城、丹噶尔城、永安城、嘈课城、黑古城、思观城、什札巴城、河拉库托、千户庄城、亦杂石城、甘都堂城、巴燕戎城等。这些城主要集中在西宁府, 是政府加强对本区少数民族统治和防御而增筑的城镇, 客观上促进了该区城镇化的发展城”, 乃是清政府实施种族隔离, 控和统治的产物。, 、太原、潼关。这些设置客观上促进了城镇化的进程。
响的状况, 后来在易马城(红山市城) 与镇北台之间, 修建了一座关帝庙作为互市场, 以至于这里取代易马城发展成为每年“正、二、五、七、九、十月的十
[5]
三至十八日”的骡马大会。后者如山西省天镇县新平堡镇, 明代时为边疆极冲之地, 戍堡并峙, 烽堠相望, 同时也是与边地少数民族互市之处。边市开放后, 在原来基础上发展为一颇具规模的市镇。清末民初有商家60余户, 其中坐商40多户。行业有药铺、缸户、醋房、当铺、染房、木匠铺、布铺、杂货铺、糕点铺、肉铺、面铺、木杠房、糖坊、裁缝铺、铁货铺等。”城镇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6]
晋、陕商人崛起于明代, 最初主要从事长途贩运, 以后又发展起各种各样的商业经营。他们对于城镇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①促成某些重要城镇的兴起和兴盛。如包头, 清初本是蒙民巴图尔家族的一片牧场, 汉蒙贸易禁令解除后, 汉族商人走出口外与蒙民做生意, 包头始有商人足迹。1723年(雍正元年) 清廷下诏“令各地官员劝导百姓开垦矿土”, 山西农民纷至沓来, 开垦种地。他们与蒙商一起在
[7]
此形成村庄集市, 1809年(嘉庆十四年) 改为镇。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后, 包头发展成为羊毛市场, 大毛商也都是山西人。其中店铺大部分为皮毛
[8]
店、粮店及专营蒙古和西北各省贸易的商号。又如归化城, 也是晋商把持和垄断的城镇, 据说民国初
[8]
年商号最多时有3700家, 大多数为晋商。明清时代黄土高原地区西北沿边各军事城镇、城堡商业市场的兴起大都是晋陕商人促成的。②促成全国性金融中心城镇在山西形成。山西商人积累了巨大的商业资本, 自1823年(道光三年) 起相继经营票号, 开拓了新的商业领域。据研究资料, 山西票号在国内124城镇设有总号、分号647家, 国内外共133城镇, 票号657家。其中总号主要分布在平遥、祁县、太谷, 是当时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城镇。涉及黄土高原地区城镇票号分布数是:平遥24, 祁县21, 太谷21, 太原12, 曲沃6, 介休6, 忻州5, 绛州3, 解州5, 大同4, 运城4, 张兰(属介休) 3, 汾阳3, 文水1, 交城1, 寿阳1, 宗艾(属寿阳) 1, 安邑1, 归绥9, 包头5, 怀庆1, 漯河1, 洛阳1, 西安18, 三原18, 兰州4, 宁夏[7]
1。
作为一种新行业, 票号的出现, 促进并带动了其他行业(包括服务业) 的发展, 推动了城镇化的进
2 设置“边境”市口、边贸市场等经济
中心城镇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设置茶马司。清承明制, 在黄土高原地区设置西宁、河州、庄浪(驻平番) 、甘州(驻兰州) 4个茶马司。茶马司的设立, 促使大量茶商的西北流动和各类相关贸易人员向这几处城镇集中, 促进了城镇商业贸易的繁荣。茶马司自1644年(顺治元年) 始, 经历了康熙、雍正朝, 自乾隆朝衰
[2]
落, 1840年(道光二十年) 鸦片战争为止停罢。二是开放边贸互市。清承明制, 于汉蒙边界设立边市, 使汉民与蒙民交易。康熙《延绥镇志》云:“有明之互市惟于西番行之和好最久, 若开原、广宁、大同、宣抚诸市或开或罢, 惟延、宁之花马池市、红山市颇有利, 然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随着蒙人的归服, 海内一统, “市口久经罢斥, 而日中为市, 蒙汉无
[3]
争, 交易而退, 城乡得所, 诚治平气象也”。边蒙市场全部开放, 加速了边地城镇化和乡村城镇化的步伐, 所谓“镇城及营堡俱有市, 而沿边村落亦间有
[4]
之”。在长期互市过程中, 有些过去简陋的市场得以更新, 有些城镇随着人员的入住, 人口规模及繁荣程度有所增长。前者如榆林府北的红山堡市、以东的神木市和黄甫川市, 旧“有土城, 不屋, 陶穴以
[4]
居, 或施帐焉”, 其中红山堡市, 边商为改变这种简陋的市场状况, 特别是刮风下雨天集市贸易受影
第6期 刘景纯等:黄土高原地区清代城镇化发展的途径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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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程。所以, 余秋雨考察平遥后说:“如此密麻的金融商业构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务系统来配套, 其中包括适合来自全国不同地区商家的旅馆业、餐饮
[9]
业和娱乐业”。③理念变化与晋商普遍进入陕甘府州县城。1724年(雍正二年) , 山西“重利之念, 甚于重名”的观念已经为当世所称道。雍正皇帝曾说:“山右大约商贾居首, 其次尤肯力农, 再次者谋
[10]
入营伍, 最下者方令读书。”这种理念, 指导着晋商一代代走向四方。南方商品经济发达区自不必说, 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西北黄土高原地区, 许多城镇多是晋陕商入据和占领的地盘, 他们是一些县城商业的“拓荒者”。如陕北保安县“城乡贸易皆同州、朝邑、韩城及山西人居多, 县人入夥生理者
[11]
十不过一二”。当时知县彭瑞麟《保安杂咏[11]
注说:“开设行府俱是山西及同州府人陕西陇州商贾“俱系晋省暨西, [12]
渔猎”。。“宜川(县) 商民, , 商民一切
[13]
事务均由山西会馆会长主持办理”。安塞县“囊
[14]
城镇有贸易尽山西及韩城人为之”。甘肃平凉东关为商旅繁盛之区, 有山陕会馆, 多山陕商人。由此可见, 黄土高原地区西北诸府州县中, 晋、陕商人占有相当的比重。
晋陕商人大量进入这些县城, 一方面促进了各级城镇人口增加, 另一方面带动了其他一些行业的发展或当地人员的加入。上文提及保安县有“入夥”者即其一种方式。这是该区域城镇化的一条基本途径。
[15]
购皮毛, 辇归制造……”。宁夏府平罗县石嘴子, “此地为甘肃羊毛一大集散地。每年由此地通过羊毛一千万斤。驻此者有英商新泰兴、天长仁、仁记、平和等洋行及德商的瑞记、兴隆等洋行。”
[15]
域外商与陕晋商人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相同之处, 也有不同之点。其相同处是:第一, 二者都是城镇化的催发力, 都必然带动本地相关要素(如同伙者, 佣力者、代理人以及为适应他们需要的其他服务业) 向城镇聚积。第二, 二者本身都入居城镇并促成城镇的设施利用、开发和空间拓展。其不同点是:第一, 外商、; 而) 主要占。前者依据货品和交, 而后者较为全面地渗透和占据; 第二, 前者带有资源掠夺性质, 后者则没有这种性质。由此导致从长远看是抑制原初工业化的发展, 并由此导致抑制地区城镇化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展开, 而后者则是有助于资本积累和从总体上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仅管如此, 就当时的城镇化意义而言, 二者的促进作用, 都是应当肯定的。
以上论述表明, 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化的主要途径与方式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所领导的自上而下的城镇化, 表现为政府改制、区划调整、地方开发乃至移民等所造成的城镇化, 这在沿“边”区和少数民族分布区比较典型; 二是晋陕商人为主体的商业发展所促进的城镇化发展, 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途径, 虽说各地程度有差异, 但这种发展方式在黄土高原地区较为普遍。这两种情况相结合, 表明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化走的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晚清时期外商的作用虽也有助于城镇化的发展, 但它主要表现在一些重要的城镇点上, 就整个地区而言不具有普遍性, 其推动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黄土高原地区清代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 在传统产业结构下, 加强政府的干预、开发和大力发展地区工商业和对外贸易是该区域城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4 域外商人与本区城镇化
域外商人分为两种:一种是长期以来不断进行
的零星移民, 其中部分有经商或从事小手工业者, 如山东、河南等地铁匠, 有入城为人佣力者等; 另一种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随着沿海、沿江商埠的开辟, 黄土高原地区晋北、陕北、甘肃(包括宁夏、西宁二府) 地区的皮货、毛货和药材等土产成为外贸的重要货物, 进而促使洋商、沿海商人纷纷深入该区, 在一些重要城镇开设皮庄、皮毛行等收购货物, 由此而带动的相关因素的城镇化。如凤翔县, 有上海、武汉等地商人设有皮庄收购皮货。泾阳、三原及其附近一些小市镇, 如礼泉县北屯镇等都是山西、河南
[17]
等地商人採购皮毛货的重要场所。又如丹噶尔厅, “若洋商、皮商, 更携巨资, 开设羊毛行。县境设有羊毛行十五六处。资本少者万金, 多者十余万, 专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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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雷雁林)
The way and of develop ment i n loess
n g the Qi n g Dynasty
L IU J ing 2chun, XU Xiang 2p ing
(Center for H ist orical Envir on ment and Soci o 2Econom ic Devel opment in North west China of Shaanxi Nor mal University, X i ′an 710062, China )
Abstract:A i m T o study the way and pattern of urbanizati on devel opment in l oess p lateau area during the Q ing Dynasty, and offer the guide and reference for modern urbanizati on devel opment in this area . M ethods Docu ment material analysis and descri p ti on . Results It is f ound that there are three powers t o influence the urbanizati on de 2vel opment in l oess p lateau area during the Q ing Dynasty, and their influence pattern and regi onal difference are als o researched . Conclusi on Govern ment interventi on and devel opment of the commercial gr oup s in the area are the most i m portant fact ors f or urbanizati on devel opment in l oess p lateau area during the Q ing Dynasty; s pecial l ocal re 2s ource exp l oiting abs orbed s o me f oreign cap ital and this would be active power t o s peed urbanizati on devel opment . These hist orical experiences should be referenced f or modern urbanizati on devel opment in the area t oday . Key words:Q ing Dynasty; l oess p lateau area; urbanizati on; way and pattern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年12月, 第37卷第6期, Dec . , 2007, Vol . 37, No . 6Journal of North 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 on )
黄土高原地区清代城镇化发展的途径与方式
刘景纯, 徐象平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陕西西安 710062)
摘要:目的 揭示黄土高原地区清代城镇化发展的途径与方式, 为该区现代城镇化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方法 文献资料分析与实际考察相结合。结果 3种力量, 即政府、晋陕商人和域外商人(包括外国资本势力) 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两种城镇化发展途径。结论 发展的主要力量, 。要加快该关 键 词:; 清代中图分类号:5:A 文章编号:10002274Ⅹ(2007) 0620921204 清代与明代相比, 黄土高原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表现为两点:一是蒙古族的内附; 二是区域空间意义由旧的军事边防空间转变为与内地相若的区域社会空间。在这些变化的影响下, 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 其影响因素也与以前迥然有别。
甘肃设化平川直隶厅、宁灵厅(同治年间) , 共计20多个行政中心。这些城镇集中分布于今青海、宁夏和内蒙古等省和自治区, 是清政府对新归服地区以及由于边地移出而对原属地区进行有效统治和管理而进行的城镇化工作。后者从1723—1735年的雍正年间起对明代到清前期分布于这一带的军事城镇进行行政化的变革, 产生了一批新的基层行政中心城镇。其中由卫所转变的府有2个, 即西宁府和宁夏府, 县级城镇有19个, 包括神池、五寨、左云、平鲁、偏关、天镇、阳高、潼关、靖边、定边、怀远、灵州、
由于结束了旧的军事对立和军事防御局面, 清政府从建国初年到雍正初年的70余年对这一带的城镇建制进行了整理和调整, 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地方行政体制, 促进了城镇化的新发展。其主要的建树表现为两点:一是建立新的行政中心城镇。其中包括新设厅、县、旗等县级城镇和将旧的军事城镇转化为新的行政中心城镇。前者从1649年(顺治六年) 至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 先后于鄂尔多斯地区增设6旗(1649年) , 于山西设立虞乡县(雍正年间) , 于内蒙古设立归化城厅、绥远城厅、和林格尔厅、清水河厅、托克托厅、萨拉齐厅(乾隆年间) , 五原(厅) 、东胜厅(光绪年间) , 于西宁府设立巴燕戎格厅、循化厅(乾隆年间) 、1829年(丹噶尔厅) , 于
收稿日期:2005210212
基金项目:教育部科学研究重点基金资助项目(2000Z DX M770012) ;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04F004Z ) 作者简介:刘景纯(1965—) , 男, 陕西礼泉人, 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博士, 从事城市历史地理研究。
1 新的政策调整与行政中心城镇的确
立
平罗、中卫、碾伯、大通、贵德、平番、庄浪等。这种转变促使环黄土高原西北沿“边”城镇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新的变化, 实现了城镇人员结构的调整。如
西宁卫, 1725年(雍正三年) 改卫为府, 附郭西宁县儒学旧无署, 乾隆初经知府刘洪绪、佥事杨应琚等勘定捐建, 并置学田、书籍, 招考学生。这一时期创设的还有社学、新社学、回民社学等。碾伯县儒学及其相应机构社学、义学亦相继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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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大通县、
贵德所也在文化中心化方面有所进展。“大通卫, 系新辟戎疆, 番回厝杂, 以前并未设立学校, 乾隆二年(1737) 经佥事杨应琚、署守备李恩荣、孙捷捐俸于卫城及卫属之向阳堡创建义学二处……乾隆二十六年(1761) , 大通卫改设县治……定修文庙如制,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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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37卷
训导署随泮宫一并兴修”。可以看出, 为卫时, 先
是没有学校, 乾隆二年虽设了学校, 仅为义学一处。设县后, 按照县制, 一套儒学机构俱相修建, 文化中心地位渐次确立。与此相类, 许多新城镇都不同程度地在这些方面发生变革。二是增置新的驻防城镇和增建“满城”。清朝建立后, 根据新的政治形势要求, 在西宁府等地构建新的防卫城镇, 促进了部分地方军事城镇化的发展。据乾隆《西宁府新志》和《大清一统志》, 这些城镇主要有大通城、白塔城、丹噶尔城、永安城、嘈课城、黑古城、思观城、什札巴城、河拉库托、千户庄城、亦杂石城、甘都堂城、巴燕戎城等。这些城主要集中在西宁府, 是政府加强对本区少数民族统治和防御而增筑的城镇, 客观上促进了该区城镇化的发展城”, 乃是清政府实施种族隔离, 控和统治的产物。, 、太原、潼关。这些设置客观上促进了城镇化的进程。
响的状况, 后来在易马城(红山市城) 与镇北台之间, 修建了一座关帝庙作为互市场, 以至于这里取代易马城发展成为每年“正、二、五、七、九、十月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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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十八日”的骡马大会。后者如山西省天镇县新平堡镇, 明代时为边疆极冲之地, 戍堡并峙, 烽堠相望, 同时也是与边地少数民族互市之处。边市开放后, 在原来基础上发展为一颇具规模的市镇。清末民初有商家60余户, 其中坐商40多户。行业有药铺、缸户、醋房、当铺、染房、木匠铺、布铺、杂货铺、糕点铺、肉铺、面铺、木杠房、糖坊、裁缝铺、铁货铺等。”城镇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6]
晋、陕商人崛起于明代, 最初主要从事长途贩运, 以后又发展起各种各样的商业经营。他们对于城镇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①促成某些重要城镇的兴起和兴盛。如包头, 清初本是蒙民巴图尔家族的一片牧场, 汉蒙贸易禁令解除后, 汉族商人走出口外与蒙民做生意, 包头始有商人足迹。1723年(雍正元年) 清廷下诏“令各地官员劝导百姓开垦矿土”, 山西农民纷至沓来, 开垦种地。他们与蒙商一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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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形成村庄集市, 1809年(嘉庆十四年) 改为镇。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后, 包头发展成为羊毛市场, 大毛商也都是山西人。其中店铺大部分为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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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粮店及专营蒙古和西北各省贸易的商号。又如归化城, 也是晋商把持和垄断的城镇, 据说民国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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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商号最多时有3700家, 大多数为晋商。明清时代黄土高原地区西北沿边各军事城镇、城堡商业市场的兴起大都是晋陕商人促成的。②促成全国性金融中心城镇在山西形成。山西商人积累了巨大的商业资本, 自1823年(道光三年) 起相继经营票号, 开拓了新的商业领域。据研究资料, 山西票号在国内124城镇设有总号、分号647家, 国内外共133城镇, 票号657家。其中总号主要分布在平遥、祁县、太谷, 是当时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城镇。涉及黄土高原地区城镇票号分布数是:平遥24, 祁县21, 太谷21, 太原12, 曲沃6, 介休6, 忻州5, 绛州3, 解州5, 大同4, 运城4, 张兰(属介休) 3, 汾阳3, 文水1, 交城1, 寿阳1, 宗艾(属寿阳) 1, 安邑1, 归绥9, 包头5, 怀庆1, 漯河1, 洛阳1, 西安18, 三原18, 兰州4, 宁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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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新行业, 票号的出现, 促进并带动了其他行业(包括服务业) 的发展, 推动了城镇化的进
2 设置“边境”市口、边贸市场等经济
中心城镇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设置茶马司。清承明制, 在黄土高原地区设置西宁、河州、庄浪(驻平番) 、甘州(驻兰州) 4个茶马司。茶马司的设立, 促使大量茶商的西北流动和各类相关贸易人员向这几处城镇集中, 促进了城镇商业贸易的繁荣。茶马司自1644年(顺治元年) 始, 经历了康熙、雍正朝, 自乾隆朝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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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1840年(道光二十年) 鸦片战争为止停罢。二是开放边贸互市。清承明制, 于汉蒙边界设立边市, 使汉民与蒙民交易。康熙《延绥镇志》云:“有明之互市惟于西番行之和好最久, 若开原、广宁、大同、宣抚诸市或开或罢, 惟延、宁之花马池市、红山市颇有利, 然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随着蒙人的归服, 海内一统, “市口久经罢斥, 而日中为市, 蒙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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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交易而退, 城乡得所, 诚治平气象也”。边蒙市场全部开放, 加速了边地城镇化和乡村城镇化的步伐, 所谓“镇城及营堡俱有市, 而沿边村落亦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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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长期互市过程中, 有些过去简陋的市场得以更新, 有些城镇随着人员的入住, 人口规模及繁荣程度有所增长。前者如榆林府北的红山堡市、以东的神木市和黄甫川市, 旧“有土城, 不屋, 陶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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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或施帐焉”, 其中红山堡市, 边商为改变这种简陋的市场状况, 特别是刮风下雨天集市贸易受影
第6期 刘景纯等:黄土高原地区清代城镇化发展的途径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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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所以, 余秋雨考察平遥后说:“如此密麻的金融商业构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务系统来配套, 其中包括适合来自全国不同地区商家的旅馆业、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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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娱乐业”。③理念变化与晋商普遍进入陕甘府州县城。1724年(雍正二年) , 山西“重利之念, 甚于重名”的观念已经为当世所称道。雍正皇帝曾说:“山右大约商贾居首, 其次尤肯力农, 再次者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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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营伍, 最下者方令读书。”这种理念, 指导着晋商一代代走向四方。南方商品经济发达区自不必说, 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西北黄土高原地区, 许多城镇多是晋陕商入据和占领的地盘, 他们是一些县城商业的“拓荒者”。如陕北保安县“城乡贸易皆同州、朝邑、韩城及山西人居多, 县人入夥生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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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不过一二”。当时知县彭瑞麟《保安杂咏[11]
注说:“开设行府俱是山西及同州府人陕西陇州商贾“俱系晋省暨西, [12]
渔猎”。。“宜川(县) 商民, , 商民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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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均由山西会馆会长主持办理”。安塞县“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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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有贸易尽山西及韩城人为之”。甘肃平凉东关为商旅繁盛之区, 有山陕会馆, 多山陕商人。由此可见, 黄土高原地区西北诸府州县中, 晋、陕商人占有相当的比重。
晋陕商人大量进入这些县城, 一方面促进了各级城镇人口增加, 另一方面带动了其他一些行业的发展或当地人员的加入。上文提及保安县有“入夥”者即其一种方式。这是该区域城镇化的一条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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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皮毛, 辇归制造……”。宁夏府平罗县石嘴子, “此地为甘肃羊毛一大集散地。每年由此地通过羊毛一千万斤。驻此者有英商新泰兴、天长仁、仁记、平和等洋行及德商的瑞记、兴隆等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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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商与陕晋商人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相同之处, 也有不同之点。其相同处是:第一, 二者都是城镇化的催发力, 都必然带动本地相关要素(如同伙者, 佣力者、代理人以及为适应他们需要的其他服务业) 向城镇聚积。第二, 二者本身都入居城镇并促成城镇的设施利用、开发和空间拓展。其不同点是:第一, 外商、; 而) 主要占。前者依据货品和交, 而后者较为全面地渗透和占据; 第二, 前者带有资源掠夺性质, 后者则没有这种性质。由此导致从长远看是抑制原初工业化的发展, 并由此导致抑制地区城镇化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展开, 而后者则是有助于资本积累和从总体上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仅管如此, 就当时的城镇化意义而言, 二者的促进作用, 都是应当肯定的。
以上论述表明, 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化的主要途径与方式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所领导的自上而下的城镇化, 表现为政府改制、区划调整、地方开发乃至移民等所造成的城镇化, 这在沿“边”区和少数民族分布区比较典型; 二是晋陕商人为主体的商业发展所促进的城镇化发展, 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途径, 虽说各地程度有差异, 但这种发展方式在黄土高原地区较为普遍。这两种情况相结合, 表明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化走的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晚清时期外商的作用虽也有助于城镇化的发展, 但它主要表现在一些重要的城镇点上, 就整个地区而言不具有普遍性, 其推动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黄土高原地区清代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 在传统产业结构下, 加强政府的干预、开发和大力发展地区工商业和对外贸易是该区域城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4 域外商人与本区城镇化
域外商人分为两种:一种是长期以来不断进行
的零星移民, 其中部分有经商或从事小手工业者, 如山东、河南等地铁匠, 有入城为人佣力者等; 另一种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随着沿海、沿江商埠的开辟, 黄土高原地区晋北、陕北、甘肃(包括宁夏、西宁二府) 地区的皮货、毛货和药材等土产成为外贸的重要货物, 进而促使洋商、沿海商人纷纷深入该区, 在一些重要城镇开设皮庄、皮毛行等收购货物, 由此而带动的相关因素的城镇化。如凤翔县, 有上海、武汉等地商人设有皮庄收购皮货。泾阳、三原及其附近一些小市镇, 如礼泉县北屯镇等都是山西、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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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商人採购皮毛货的重要场所。又如丹噶尔厅, “若洋商、皮商, 更携巨资, 开设羊毛行。县境设有羊毛行十五六处。资本少者万金, 多者十余万,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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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雷雁林)
The way and of develop ment i n loess
n g the Qi n g Dynasty
L IU J ing 2chun, XU Xiang 2p ing
(Center for H ist orical Envir on ment and Soci o 2Econom ic Devel opment in North west China of Shaanxi Nor mal University, X i ′an 710062, China )
Abstract:A i m T o study the way and pattern of urbanizati on devel opment in l oess p lateau area during the Q ing Dynasty, and offer the guide and reference for modern urbanizati on devel opment in this area . M ethods Docu ment material analysis and descri p ti on . Results It is f ound that there are three powers t o influence the urbanizati on de 2vel opment in l oess p lateau area during the Q ing Dynasty, and their influence pattern and regi onal difference are als o researched . Conclusi on Govern ment interventi on and devel opment of the commercial gr oup s in the area are the most i m portant fact ors f or urbanizati on devel opment in l oess p lateau area during the Q ing Dynasty; s pecial l ocal re 2s ource exp l oiting abs orbed s o me f oreign cap ital and this would be active power t o s peed urbanizati on devel opment . These hist orical experiences should be referenced f or modern urbanizati on devel opment in the area t oday . Key words:Q ing Dynasty; l oess p lateau area; urbanizati on; way and pat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