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业过剩
所谓行业过剩，就是某些行业供过于求，库存积压，产能过剩，价格暴跌。
萨伊定律对此的解决方案是增加其他行业的供给与产出，使交换在更高的比例上进行，这无疑是有道理的。
市场经济认为需要加强信息对称，这些行业供过于求，价格下跌，企业亏损，该价格信号被充分传播，行业内企业自然退出，转而其他盈利行业。相比于萨伊定律，这是原有水平上的交换比例，即经济没有增长，但这表明市场存在自行解决该类过剩的机制。
计划经济则为了避免这种间接的模式，省略了个体的盲目摸索，要求直接用兰格中心计算机模式进行按比例生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生产过剩解决方案。
市场与计划不同点在于：前者是多计划，自主决策；后者是单一计划，被动服从。这导致两者的生产积极性存在极大差异。即前者更多出现的是过剩和创新，后者更多出现不足和守旧。
上述三个方案，理论上都可以解决该类过剩，但这是有前提条件的：即是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中平均利润率大于零。自然经济中，交换只是生产目的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即除了交换外，剩余为地主享用或储备，它没有来自货币债务的压力。而商品经济中，正是由于平均利润率大于零，这些过剩产业的资本和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其它盈利行业，因此，可以保持经济不衰退，即所谓均衡。
目前中国面临产能过剩，主流经济学家与官方认为该类过剩应该进行结构性改革，即通过技术进步、转型升级来淘汰落后生产力，去库存、去杠杆、去产能，化解过剩，解决危机。他们大声呼喊，中国人有充裕的消费需求，不过都去日本买马桶盖了，而国内只剩下品质低劣、数量无穷大的钢铁、煤炭、水泥、家电、汽车、计算机、手机、家具、房子、多晶硅、太阳能。
他们忘了中国人去国外购买的商品，很多是产自中国的，只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更便宜实惠，中国人的出国购物潮不能简化为暴发户的视金钱如粪土，而是躲避国内的高税负，或者出口退税，他们精打细算，满世界淘宝，这不是在炫耀无尽的奢侈性消费，而是穷怕了的自然反射。
他们忘了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如果中国成功所谓转型升级，能生产包括日本马桶盖、瑞士手表、法国葡萄酒、意大利皮具，也就是包罗万象的世界总工厂，中国不但可以自给自足，而且不必进口外国产品，那么中国将是所有外国的顺差国，成为贸易战争的世界公敌，这是重商主义的狂想症发作。
他们忘了这些逆差债务怎么能还的上？昔日的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顺差债权无可匹敌，但随着殖民地的独立，这些纸上富贵顷刻灰飞烟灭。
二、全面过剩
全面过剩指的是几乎所有行业都出现了销售不畅，商品严重积压，产能过剩，利润下滑的情况，社会平均利润为零甚至为负，形成流动性陷阱，千年一遇的负利率（李扬语）此刻也登场亮相了，它直接让经济学教科书中依据利率建立的IS-LM模型破产。
一方面是资本、劳动力、资源、技术过剩、库存积压、产能过剩，另一方则是在债务危机压迫下的企业大规模倒闭、工人群体性非自愿失业、厂家无可奈何地倾倒牛奶、苟延馋喘的工人不得不节衣缩食、等待救济人员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同在，何其荒谬？！
有人说，大数据下可以通过订单式经济解决这些过剩。然而这势必陷入企业等订单，工人等就业等收入，最终双方僵死的局面。也就是说，订单经济只适用于个别企业或行业，而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或者说，只适合行业过剩而无力解决全面过剩。
因此，市场对全面过剩无能为力，只能通过周期性的衰退从头再来。
三、相对过剩
那么，全面过剩是怎样造成的？是不是消费者的基本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而过剩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有效需求、利润的实现、货币的内生外生性找根源。
有效需求：指的是有需求的欲望并且有购买能力。
现实看，失业是普遍存在的，很多人的基本需求没有被满足，这种全面过剩却是相对过剩。
那么企业利润是怎么实现的呢?
企业要有利润，首先要生产出更多的实物，即产出大于投入；其次，这些产出要能销售出去，即在货币上，销售收入要高于总的投资成本，也就是盈利。
而销售分为内部销售——即通过内部竞争，抢占对手的市场份额，导致竞争对手商品滞销，发生货币性亏损；或者让消费者借贷消费与按揭贷款，即消费者负债的方式完成。
外部销售则为开辟国外市场，挤占他国的市场，相当于从一个封闭的市场走向开放的市场，即赚取顺差，但这势必导致逆差国的债务增加，从而不可持续。
由上我们建立了新宏观主义的经济分析工具体系：
实物利润——实物的增值，即从实物循环来考察，表现为实物的供给；
货币利润——货币的增值，即从货币循环来考察，表现为货币的需求；
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同步。即经济增长不是微观个体的盈利，它是宏观层次的问题，微观视野中的市场需求容量无限大是不成立的。
产业树模型
假设市场上只有一家顶级企业联合体，能生产所有的消费品，其它的企业为中间级加工商。市场存量货币为零，它从央行借贷1万亿元投资，用于雇佣工人与购买设备与原材料，最终1万亿被分成两部分流入工人与中间级企业主手中，如果前者为7千亿，那么后者就是3千亿，进一步考虑企业主的自身消费和工人工资储蓄，两者对冲，假定仍为7:3。
进一步假设顶级企业共生产了1万2千亿件商品，每件定价一元，它所能得到的销售收入只有7千亿，剩下的5千亿商品本来中间级企业主有能力购买3千亿，但因为它不是用来消费的，而是要保值增值的；还有2千亿从价值上讲属于顶级企业的利润，但外面却没有货币购买力；如果强卖给消费者，那么只能让他们借贷购买，并且无法偿还，因为工资不可能大于顶级企业的投资成本。所以，从总量看，5千亿的商品在价值上属于企业主、而不是消费者。
因此，指望消费者去库存是缘木求鱼。
从产业模型中可以看出，市场可以自行产出实物利润，但货币利润却无法自生，即它的货币来源是借贷，这是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不匹配的根源。
由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货币的演变。
在自然经济时代，人们之间的交易使用金银货币，该货币不仅仅是物权货币，即它本身含有使用价值，具有物权，而非债券，更重要的是它来自于金属采掘业，人们用一般商品与之交换，交换后双方互不相欠。早期的纸币不过是私人发行的债券，形如工分，没有必然偿还的义务，还不上只是个人信用破产，不会有系统性的经济危机。而生产的目的只是部分交换，大部分为自用，卖不出去就囤积储备，也就是在自然经济时代，最终需求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没有过剩。
由于分工和交易的扩大，经济发展到现代商品经济，货币为从央行借贷出的统一纸币，需要还本付息，生产的目的不再是自用而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投资需求变成了中间手段，最终需求只有消费需求。但消费需求又来自于投资需求，不可能为投资需求带来货币利润。根据供求定理为总需求/总供给=物价水平，在实物层面，总需求为消费需求，总供给为实物；在价值层面，总需求仍为消费需求，但总供给变为投资需求，也即厂商的货币成本，即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成本覆盖率1，这就是宏观投资必然亏损，债务不可偿还。其实质是实物利润无法实现货币利润，需要价值补偿。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要么减产，要么借贷，即央行创造基础债务，商行创造衍生债务，前者就是大萧条，后者则为次贷危机、主权债务危机、企业债务危机。
为了区分这两种基础货币，我们可以把来自采掘的金银定义为内生货币，因为它不会给经济系统带来债务，而央行发行的现代纸币则为外生货币，因为它需要还本付息，带来了系统性债务危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内生的实物利润与外生的货币利润矛盾造成了债务危机，而债务周期性地制造与消灭成就了经济周期。
因此，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因为它是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的基础，没有投资需求，就没有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
投资需求又是经济增长的非充分条件，因为它可以产生实物利润，但货币利润却不足，即消费需求小于投资需求。
也就是经济增长没有投资需求不行，有了还不行。
夏斌从实证角度论证了中国近年来投资收益率逐年下滑的事实。据测算，2005-2008年，1元社会融资量能带动4元GDP，到了2012年，1元社会融资量只能带动1.93元GDP。2012年，未扣除利息前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 为8.88%，但银行一般贷款的加权利率却为7.07%，如果算上各种理财、影子银行中的高利率因素，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实际上已接近其融资成本，有相当部分企业已低于融资成本。而在 2013年 5月，居民与企业的债务却已超过82.9万亿元，若仅以7%的利息测算，每年的利息就高达5.8万亿元（有人以非金融企业债务合计算利息，利息高达8万亿元-9万亿元），分摊到每月为4840亿元 。也就是说，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企业除本来需增加一定的正常贷款外，在企业资产收益率接近甚至有些企业已追不上融资成本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其日常生产和投资活动而不“崩盘” ，还需另外增加一块以偿还利息为目的的新贷款，才能维持整个资金链的不断裂。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2013年一季度GDP增速比2012年一季度下降0.4个百分点，但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却是同比上升64.2个百分点的原因。”
吴敬琏论证了需求三驾马车理论的落伍，并兴奋异常地提出了供给侧理论：
一种是从需求侧的三个构成要素: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入手进行分析，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上述“三驾马车”的动力不足。由此提出的对策，是采取刺激政策，多发钞票，多上投资项目。2009年用4万亿元投资（两年）、10万亿元贷款进行刺激，虽然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成为需要长期消化的负担。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一方面是投资的增速效应递减，另一方面，投资高速增长却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使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不断提高。在杠杆率过高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发生偿债困难就不可避免。更危险的是，如果杠杆率继续提高，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
另一种分析方法是从供给侧驱动经济增长因素出发进行分析。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因素不外三个：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投入（投资）和效率提高。近年来不少中外经济学家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能够高速增长和目前增长速度为什么持续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劳动力，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所说的“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他的问题有两点：没有回答大规模投资与债务累积的关系；将投资效益下降与债务上升归因于人口红利消失缺乏理论和实践依据。
吴敬琏据此反对投资，他忽视了没有投资需求就没有就业，从而使消费需求进一步减少，经济不可避免地下滑，也即他没有看到投资需求的必要性；
林毅夫则认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
可以看出，林毅夫支持扩大投资还是从生产效率角度出发的，也就是实物利润，而没有上升到货币利润，产能过剩是生产效率提高而非下降，因此他无法解释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投资效益下降的矛盾。也就是说他没意识到投资需求的非充分性。
“加杠杆，经济增长，债务危机；消灭债务，去杠杆，经济衰退。”这就是当前货币政策困境的真实写照，也是《新宏观主义》推出的结论。
吴晓灵说，不能指望放松流动性拉动经济，因为在增加流动性的同时，也增加了债务。
作者在和余永定老师的通信中对吴晓灵女士的上述观点做出这样的评论：
“这的确是至理真言，但问题在于没有流动性，经济就要萎缩萧条，无法保增长。而在长周期的后阶段，即使有了流动性，也不一定能增长，因为有了债务压力，失去了利润空间，企业不再主动投资，也就是流动性陷阱。这一困境，表白了货币的真谛——债务性。”
余永定老师表示赞同。
从货币实践经验中的认可这一事实，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李扬等著名经济学家，这是难能可贵的，比沉溺于资源、劳动力、技术等供给学派前进了一大步。
但他们同样是从实证与经验得来，是坚持了实事求是，还没有从理论逻辑上找到其根源。
计划经济能不能解决经济周期？
计划缺乏实物利润，失去了过剩的前提。
有人把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周期的原因，因为他们观察到，每次经济复苏几乎都伴随着新技术的涌现，马克思则把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更新视为经济复苏的动力，事实上，技术进步时刻存在；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有的是被动的，比如2009年的4万亿政府投资；有的则是盲目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债务的消灭，物价与成本的降低，预期的利润空间开始出现。把经济周期混同于技术周期是经济分析的肤浅化表现。
人口红利消失了？
对于顺差拉动的国家而言，本质是出口实物利润，进口货币利润，结果物价上升，物价水平逼近逆差国，顺差消失，经济陷入下滑境地；该国当局转而通过债务拉动房地产，利用市场存在的正反馈惯性，鼓吹泡沫经济，制造虚拟利润，保持表面的增长态势。但该类措施抬高了生产生活成本，而企业销售端仍然受制于消费不足，只有限产保价，裁撤工人，消费需求减少，只有进一步减产，形成滞胀。此刻房租成本高，抚养成本高，生育率下降，人工成本高，但失业率也高。典型表现为高物价，低增长、老龄化的日本经济。
中国在经历30年高速增长后经济放缓的原因并非是人口红利消失，而是在重复日本滞胀道路，无出路的过剩资本炒作地产推高了生产生活成本所致，每年700万大学生就业有困难，农民隐性失业普遍存在。
而炒作房产的恶果是遍布全国的空置房、巨大的资源浪费、严重的环境污染，实践呼唤变革经济理论，寻找更好的出路。
四、绝对过剩
中国人都很熟悉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图片——物质极大丰富，人类自由发展，不再受生存困境的压迫。世界多国奉此昭示，纷纷进行共产主义实验，但结果不欢而散。
尽管实验失败了，但不能说这样的理想就是错误的，毕竟过程不是唯一的，而是可改进的。资源不足可以储备，环境污染可以治理，科技进步缓慢可以推动，而完成这一切，人类需要克制无限的消费欲望，从最终消费单纯依赖消费转向消费与储备并重，发扬节俭的美德，将货币储蓄转化为实物储备，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五、储备需求
方案即为新宏观主义的储备需求，它是联系市场经济与公益经济、实现天地为仓、智力为库的纽带。
具体到化解社会养老金保值困境、铁总债务为：
社保养老基金投入4万亿购买中铁总公司的铁路资产，成为独资控股股东；
铁路总公司将地方铁路分公司分解为独立公司，进行客货运经营，展开良性竞争，提高质量和服务水平；
央行根据当前社会投资平均收益，以高于社保养老基金往年的平均收益水平确定通行费基数，以所有客货运公司的总运量、营运收入、总税收决定通行费调整系数；
如此，社保养老基金获得了稳定的收益，并为社会公益经济做出实质性贡献；
铁路总公司卸下了4万亿的还本付息的巨大包袱，可以专心于国民的客货运服务；
央行通过支付通行费，在给予社会过剩资本创造利润空间的同时，也实现了为社会投放非债务货币的目的，从而保证了经济增长，又消除了对外汇占款的依赖，增进了本国国民福利。
央行增发货币为社会的负债，而央行用增发的人货币购买准公共品为社会免费使用，是实质性的偿还债务，它是宏观公有的实现形式。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于公有制的理论是不断进化的，即从早期的大一统到公私共存，十八大则提出资本运营，即扬弃了具体的资产运营而上升到资本层面，而央行的储备需求则是更上一层楼，从经济系统角度实现了社会公有，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具有系统稳定性和自我发展的、多赢的方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又一次大发展。
一、行业过剩
所谓行业过剩，就是某些行业供过于求，库存积压，产能过剩，价格暴跌。
萨伊定律对此的解决方案是增加其他行业的供给与产出，使交换在更高的比例上进行，这无疑是有道理的。
市场经济认为需要加强信息对称，这些行业供过于求，价格下跌，企业亏损，该价格信号被充分传播，行业内企业自然退出，转而其他盈利行业。相比于萨伊定律，这是原有水平上的交换比例，即经济没有增长，但这表明市场存在自行解决该类过剩的机制。
计划经济则为了避免这种间接的模式，省略了个体的盲目摸索，要求直接用兰格中心计算机模式进行按比例生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生产过剩解决方案。
市场与计划不同点在于：前者是多计划，自主决策；后者是单一计划，被动服从。这导致两者的生产积极性存在极大差异。即前者更多出现的是过剩和创新，后者更多出现不足和守旧。
上述三个方案，理论上都可以解决该类过剩，但这是有前提条件的：即是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中平均利润率大于零。自然经济中，交换只是生产目的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即除了交换外，剩余为地主享用或储备，它没有来自货币债务的压力。而商品经济中，正是由于平均利润率大于零，这些过剩产业的资本和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其它盈利行业，因此，可以保持经济不衰退，即所谓均衡。
目前中国面临产能过剩，主流经济学家与官方认为该类过剩应该进行结构性改革，即通过技术进步、转型升级来淘汰落后生产力，去库存、去杠杆、去产能，化解过剩，解决危机。他们大声呼喊，中国人有充裕的消费需求，不过都去日本买马桶盖了，而国内只剩下品质低劣、数量无穷大的钢铁、煤炭、水泥、家电、汽车、计算机、手机、家具、房子、多晶硅、太阳能。
他们忘了中国人去国外购买的商品，很多是产自中国的，只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更便宜实惠，中国人的出国购物潮不能简化为暴发户的视金钱如粪土，而是躲避国内的高税负，或者出口退税，他们精打细算，满世界淘宝，这不是在炫耀无尽的奢侈性消费，而是穷怕了的自然反射。
他们忘了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如果中国成功所谓转型升级，能生产包括日本马桶盖、瑞士手表、法国葡萄酒、意大利皮具，也就是包罗万象的世界总工厂，中国不但可以自给自足，而且不必进口外国产品，那么中国将是所有外国的顺差国，成为贸易战争的世界公敌，这是重商主义的狂想症发作。
他们忘了这些逆差债务怎么能还的上？昔日的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顺差债权无可匹敌，但随着殖民地的独立，这些纸上富贵顷刻灰飞烟灭。
二、全面过剩
全面过剩指的是几乎所有行业都出现了销售不畅，商品严重积压，产能过剩，利润下滑的情况，社会平均利润为零甚至为负，形成流动性陷阱，千年一遇的负利率（李扬语）此刻也登场亮相了，它直接让经济学教科书中依据利率建立的IS-LM模型破产。
一方面是资本、劳动力、资源、技术过剩、库存积压、产能过剩，另一方则是在债务危机压迫下的企业大规模倒闭、工人群体性非自愿失业、厂家无可奈何地倾倒牛奶、苟延馋喘的工人不得不节衣缩食、等待救济人员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同在，何其荒谬？！
有人说，大数据下可以通过订单式经济解决这些过剩。然而这势必陷入企业等订单，工人等就业等收入，最终双方僵死的局面。也就是说，订单经济只适用于个别企业或行业，而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或者说，只适合行业过剩而无力解决全面过剩。
因此，市场对全面过剩无能为力，只能通过周期性的衰退从头再来。
三、相对过剩
那么，全面过剩是怎样造成的？是不是消费者的基本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而过剩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有效需求、利润的实现、货币的内生外生性找根源。
有效需求：指的是有需求的欲望并且有购买能力。
现实看，失业是普遍存在的，很多人的基本需求没有被满足，这种全面过剩却是相对过剩。
那么企业利润是怎么实现的呢?
企业要有利润，首先要生产出更多的实物，即产出大于投入；其次，这些产出要能销售出去，即在货币上，销售收入要高于总的投资成本，也就是盈利。
而销售分为内部销售——即通过内部竞争，抢占对手的市场份额，导致竞争对手商品滞销，发生货币性亏损；或者让消费者借贷消费与按揭贷款，即消费者负债的方式完成。
外部销售则为开辟国外市场，挤占他国的市场，相当于从一个封闭的市场走向开放的市场，即赚取顺差，但这势必导致逆差国的债务增加，从而不可持续。
由上我们建立了新宏观主义的经济分析工具体系：
实物利润——实物的增值，即从实物循环来考察，表现为实物的供给；
货币利润——货币的增值，即从货币循环来考察，表现为货币的需求；
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同步。即经济增长不是微观个体的盈利，它是宏观层次的问题，微观视野中的市场需求容量无限大是不成立的。
产业树模型
假设市场上只有一家顶级企业联合体，能生产所有的消费品，其它的企业为中间级加工商。市场存量货币为零，它从央行借贷1万亿元投资，用于雇佣工人与购买设备与原材料，最终1万亿被分成两部分流入工人与中间级企业主手中，如果前者为7千亿，那么后者就是3千亿，进一步考虑企业主的自身消费和工人工资储蓄，两者对冲，假定仍为7:3。
进一步假设顶级企业共生产了1万2千亿件商品，每件定价一元，它所能得到的销售收入只有7千亿，剩下的5千亿商品本来中间级企业主有能力购买3千亿，但因为它不是用来消费的，而是要保值增值的；还有2千亿从价值上讲属于顶级企业的利润，但外面却没有货币购买力；如果强卖给消费者，那么只能让他们借贷购买，并且无法偿还，因为工资不可能大于顶级企业的投资成本。所以，从总量看，5千亿的商品在价值上属于企业主、而不是消费者。
因此，指望消费者去库存是缘木求鱼。
从产业模型中可以看出，市场可以自行产出实物利润，但货币利润却无法自生，即它的货币来源是借贷，这是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不匹配的根源。
由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货币的演变。
在自然经济时代，人们之间的交易使用金银货币，该货币不仅仅是物权货币，即它本身含有使用价值，具有物权，而非债券，更重要的是它来自于金属采掘业，人们用一般商品与之交换，交换后双方互不相欠。早期的纸币不过是私人发行的债券，形如工分，没有必然偿还的义务，还不上只是个人信用破产，不会有系统性的经济危机。而生产的目的只是部分交换，大部分为自用，卖不出去就囤积储备，也就是在自然经济时代，最终需求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没有过剩。
由于分工和交易的扩大，经济发展到现代商品经济，货币为从央行借贷出的统一纸币，需要还本付息，生产的目的不再是自用而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投资需求变成了中间手段，最终需求只有消费需求。但消费需求又来自于投资需求，不可能为投资需求带来货币利润。根据供求定理为总需求/总供给=物价水平，在实物层面，总需求为消费需求，总供给为实物；在价值层面，总需求仍为消费需求，但总供给变为投资需求，也即厂商的货币成本，即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成本覆盖率1，这就是宏观投资必然亏损，债务不可偿还。其实质是实物利润无法实现货币利润，需要价值补偿。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要么减产，要么借贷，即央行创造基础债务，商行创造衍生债务，前者就是大萧条，后者则为次贷危机、主权债务危机、企业债务危机。
为了区分这两种基础货币，我们可以把来自采掘的金银定义为内生货币，因为它不会给经济系统带来债务，而央行发行的现代纸币则为外生货币，因为它需要还本付息，带来了系统性债务危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内生的实物利润与外生的货币利润矛盾造成了债务危机，而债务周期性地制造与消灭成就了经济周期。
因此，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因为它是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的基础，没有投资需求，就没有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
投资需求又是经济增长的非充分条件，因为它可以产生实物利润，但货币利润却不足，即消费需求小于投资需求。
也就是经济增长没有投资需求不行，有了还不行。
夏斌从实证角度论证了中国近年来投资收益率逐年下滑的事实。据测算，2005-2008年，1元社会融资量能带动4元GDP，到了2012年，1元社会融资量只能带动1.93元GDP。2012年，未扣除利息前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 为8.88%，但银行一般贷款的加权利率却为7.07%，如果算上各种理财、影子银行中的高利率因素，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实际上已接近其融资成本，有相当部分企业已低于融资成本。而在 2013年 5月，居民与企业的债务却已超过82.9万亿元，若仅以7%的利息测算，每年的利息就高达5.8万亿元（有人以非金融企业债务合计算利息，利息高达8万亿元-9万亿元），分摊到每月为4840亿元 。也就是说，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企业除本来需增加一定的正常贷款外，在企业资产收益率接近甚至有些企业已追不上融资成本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其日常生产和投资活动而不“崩盘” ，还需另外增加一块以偿还利息为目的的新贷款，才能维持整个资金链的不断裂。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2013年一季度GDP增速比2012年一季度下降0.4个百分点，但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却是同比上升64.2个百分点的原因。”
吴敬琏论证了需求三驾马车理论的落伍，并兴奋异常地提出了供给侧理论：
一种是从需求侧的三个构成要素: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入手进行分析，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上述“三驾马车”的动力不足。由此提出的对策，是采取刺激政策，多发钞票，多上投资项目。2009年用4万亿元投资（两年）、10万亿元贷款进行刺激，虽然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成为需要长期消化的负担。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一方面是投资的增速效应递减，另一方面，投资高速增长却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使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不断提高。在杠杆率过高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发生偿债困难就不可避免。更危险的是，如果杠杆率继续提高，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
另一种分析方法是从供给侧驱动经济增长因素出发进行分析。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因素不外三个：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投入（投资）和效率提高。近年来不少中外经济学家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能够高速增长和目前增长速度为什么持续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劳动力，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所说的“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他的问题有两点：没有回答大规模投资与债务累积的关系；将投资效益下降与债务上升归因于人口红利消失缺乏理论和实践依据。
吴敬琏据此反对投资，他忽视了没有投资需求就没有就业，从而使消费需求进一步减少，经济不可避免地下滑，也即他没有看到投资需求的必要性；
林毅夫则认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
可以看出，林毅夫支持扩大投资还是从生产效率角度出发的，也就是实物利润，而没有上升到货币利润，产能过剩是生产效率提高而非下降，因此他无法解释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投资效益下降的矛盾。也就是说他没意识到投资需求的非充分性。
“加杠杆，经济增长，债务危机；消灭债务，去杠杆，经济衰退。”这就是当前货币政策困境的真实写照，也是《新宏观主义》推出的结论。
吴晓灵说，不能指望放松流动性拉动经济，因为在增加流动性的同时，也增加了债务。
作者在和余永定老师的通信中对吴晓灵女士的上述观点做出这样的评论：
“这的确是至理真言，但问题在于没有流动性，经济就要萎缩萧条，无法保增长。而在长周期的后阶段，即使有了流动性，也不一定能增长，因为有了债务压力，失去了利润空间，企业不再主动投资，也就是流动性陷阱。这一困境，表白了货币的真谛——债务性。”
余永定老师表示赞同。
从货币实践经验中的认可这一事实，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李扬等著名经济学家，这是难能可贵的，比沉溺于资源、劳动力、技术等供给学派前进了一大步。
但他们同样是从实证与经验得来，是坚持了实事求是，还没有从理论逻辑上找到其根源。
计划经济能不能解决经济周期？
计划缺乏实物利润，失去了过剩的前提。
有人把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周期的原因，因为他们观察到，每次经济复苏几乎都伴随着新技术的涌现，马克思则把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更新视为经济复苏的动力，事实上，技术进步时刻存在；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有的是被动的，比如2009年的4万亿政府投资；有的则是盲目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债务的消灭，物价与成本的降低，预期的利润空间开始出现。把经济周期混同于技术周期是经济分析的肤浅化表现。
人口红利消失了？
对于顺差拉动的国家而言，本质是出口实物利润，进口货币利润，结果物价上升，物价水平逼近逆差国，顺差消失，经济陷入下滑境地；该国当局转而通过债务拉动房地产，利用市场存在的正反馈惯性，鼓吹泡沫经济，制造虚拟利润，保持表面的增长态势。但该类措施抬高了生产生活成本，而企业销售端仍然受制于消费不足，只有限产保价，裁撤工人，消费需求减少，只有进一步减产，形成滞胀。此刻房租成本高，抚养成本高，生育率下降，人工成本高，但失业率也高。典型表现为高物价，低增长、老龄化的日本经济。
中国在经历30年高速增长后经济放缓的原因并非是人口红利消失，而是在重复日本滞胀道路，无出路的过剩资本炒作地产推高了生产生活成本所致，每年700万大学生就业有困难，农民隐性失业普遍存在。
而炒作房产的恶果是遍布全国的空置房、巨大的资源浪费、严重的环境污染，实践呼唤变革经济理论，寻找更好的出路。
四、绝对过剩
中国人都很熟悉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图片——物质极大丰富，人类自由发展，不再受生存困境的压迫。世界多国奉此昭示，纷纷进行共产主义实验，但结果不欢而散。
尽管实验失败了，但不能说这样的理想就是错误的，毕竟过程不是唯一的，而是可改进的。资源不足可以储备，环境污染可以治理，科技进步缓慢可以推动，而完成这一切，人类需要克制无限的消费欲望，从最终消费单纯依赖消费转向消费与储备并重，发扬节俭的美德，将货币储蓄转化为实物储备，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五、储备需求
方案即为新宏观主义的储备需求，它是联系市场经济与公益经济、实现天地为仓、智力为库的纽带。
具体到化解社会养老金保值困境、铁总债务为：
社保养老基金投入4万亿购买中铁总公司的铁路资产，成为独资控股股东；
铁路总公司将地方铁路分公司分解为独立公司，进行客货运经营，展开良性竞争，提高质量和服务水平；
央行根据当前社会投资平均收益，以高于社保养老基金往年的平均收益水平确定通行费基数，以所有客货运公司的总运量、营运收入、总税收决定通行费调整系数；
如此，社保养老基金获得了稳定的收益，并为社会公益经济做出实质性贡献；
铁路总公司卸下了4万亿的还本付息的巨大包袱，可以专心于国民的客货运服务；
央行通过支付通行费，在给予社会过剩资本创造利润空间的同时，也实现了为社会投放非债务货币的目的，从而保证了经济增长，又消除了对外汇占款的依赖，增进了本国国民福利。
央行增发货币为社会的负债，而央行用增发的人货币购买准公共品为社会免费使用，是实质性的偿还债务，它是宏观公有的实现形式。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于公有制的理论是不断进化的，即从早期的大一统到公私共存，十八大则提出资本运营，即扬弃了具体的资产运营而上升到资本层面，而央行的储备需求则是更上一层楼，从经济系统角度实现了社会公有，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具有系统稳定性和自我发展的、多赢的方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又一次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