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苏轼“为《论语说》，与孟子辨者八”，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的思想。一是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一是主张恪守一定的规范界限，给礼信等五常的规范严格划界。在心性论上，由于对儒释道思想都予以广泛吸纳，因此，苏轼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在政治上，苏轼受到王安石变法的影响，因而不认可权，反对个人主观随意的变通。情本论是苏轼反对权变思想的根源。苏轼的“辨孟”思想也是孟子升格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关键词] 苏轼；孟子；辨孟；心性论；权变思想 [中图分类号] B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1—0030—05 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苏轼（1037—1101）对孟子思想既有赞同，又有争辩。其与孟子的辩论，并不是从否认孟子的角度出发，而是认为，与深得孔子之堂奥的孟子进行分辩，可以直达孔子。可见苏轼是将孟子当做上达圣人的阶梯，他是在对孟子推崇的前提下与之进行辩论的。苏轼说：“吾为《论语说》，与孟子辨者八。吾非好辨也，以孟子为近于孔子也。世道衰微，老庄杨墨子之徒，皆同出于孔子，而乖离之极，至于胡越。今与老庄杨墨辨，虽胜之，去孔子尚远也。故必与孟子辨，辨而胜，则达于孔子矣。”[1]苏轼这种辨孟思想在学者金生杨的《论苏轼的孟学思想》[2]（以下简称金生杨文）中阐述得较为全面。由于题目所限，本文仅就辨孟的内容进行讨论，对辨孟产生的背景、缘由及其影响还有待深入挖掘。 一、苏轼“辨孟”{1}思想概述 由于金生杨文对苏轼的孟学思想有详细的介绍，这里对苏轼尊孟内容从略。笔者只就苏轼辨孟的有关内容作更深入的讨论，以便看清苏轼辨孟的实质及其在宋学中的作用与影响。 苏轼“为《论语说》，与孟子辨者八”，表面上涉及到八个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的思想。第一，反对孟子的性善论，第二，苏轼主张恪守一定的规范界限，给礼信等五常的规范严格划界。在不同范畴的区分上主张是非分明，不容混淆，不认可权的合法性，因此反对个人随意的变通。以下对苏轼辨孟思想的八条进行分析，而对其具体内容不再做详细的引述。 辨者一，关于“久假而不归，安之其非有”的问题[3]。苏轼对此条批驳道：“假之与性，其本亦异矣，岂论其归与不归哉？使孔子视之，有终日而决，不待三月也，何不知之有？”[4]金生杨在该辨结束的时候说：“如此说来，苏轼的辩难是误会中的误会，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了。”[5]但实际上在该文中，朱熹所说的诸儒对孟子的误解还是没有交代清楚。朱熹的意思如果我们参看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话则豁然明白起来，他说：“言窃其名以终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盖叹世人莫觉其伪者。’亦通。旧说，久假不归，即为真有，则误矣。”[6]苏轼以为假之以性，则性之本就不同，因此即使不归，五霸也不能得到真正的仁义。而朱熹以为，假之以性就是窃其名，则自然我们就知道其非真有。朱熹与苏轼都认为“假之与性”就不能拥有真仁义，但是他们对“恶知其非有”作出了不同的理解，苏轼理解为“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真有呢”，而朱熹理解为“谁都知道他们不会真有”，意思恰好完全相反。基于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同，他们都从“假之与性”最终不会真的拥有性的观点出发，苏轼对孟子会拥有真性提出了批评，而朱熹对孟子不会拥有真性作出了肯定。朱熹以为苏轼的此条辟孟子是由于诸儒的误解引起的，但是很显然，诸儒的理解应当更符合孟子的原义，朱熹对最后一句话的理解反而显得牵强附会。苏轼的解释表明了仁义的真实标准丝毫来不得半点含糊，如果是假的，永远不会变成真的，表现出对“仁义”内涵的恪守，苏轼认为这是原则问题不能有丝毫的变通。这种解释与他不认可权的合法性（详后）、主张恪守礼的准则是一脉相承的。 辨者二，人性无所谓善恶的问题。苏轼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无善无恶论。他在人性论上对孟子的不认同，体现了他对人性论的独特认识，同时也表明在建构儒学心性道德之学上，从他所认为的对有利于建构心性论的立场出发，苏轼宁愿要全面地吸收借鉴儒释道的思想，而不管它的宗派属性。 辨者三，“以生道杀民”的问题[7]。苏轼指出，民为盗主要是统治阶级压迫的结果，如果此时用生道杀之，很显然是不义的。所以问题的实质不是要用生道杀之的问题，而是要消除民盗产生的根源，而这主要又是与统治阶级的统治政策相关。苏轼的这个批评是受到了王安石变法的影响而提出来的。由于变法有些措施不当，给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的破坏，以致盗贼滋生。因此，苏轼从盗贼产生根源的角度认为，统治者与其以生道杀之，不如自我反省。 辨者四，“食色，性也”的问题[8]。在此处苏轼也是反对模棱两可的语言，以防给别人留下任何口实。他说：“君子之教人，将以其实，何谓不谓之有？”[9]苏轼主张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反对孟子将性与命相混淆。当然孟子也是从特定的角度来说的，但是苏轼认为孟子这种说法可能造成一定的流弊。 辨者五，“大人者言不必信”的问题[10]。此问题与辨者七合论。 辨者六，“今乐犹古乐”的问题[11]。孟子以君侯所嗜为药物投其所好，苏轼认为这是失其本心。苏轼的这个解释还是主张恪守礼教，反对无原则的变通，这与他不认可权的思想动机是相同的。 辨者七，“较礼食之轻重”的问题[12]。苏轼以为，如果像孟子那样较礼食之轻重，就会出现对礼进行去取的情况，而这就可能导致“私意权之”的结果。他说：“或曰：‘嫂叔不亲援，礼也。嫂溺而不援，曰礼不亲援，可乎？礼有时而去取也。’曰：‘嫂叔不亲援，礼也。嫂溺援之以手，亦礼也，何去取之有？’”[13]苏轼以为嫂叔不亲援是礼，而嫂溺叔援之以手也是礼，而不是去礼之权，苏轼以此来反对“私意权之”。可见，他是将权当做礼的对立面来认识的。但他完全是从名义上否定权的合法性，而对其实质的认同与孟子并没有什么差异，这只能表明苏轼对权变思想怀着高度戒备心理。 苏轼认为礼不可以去取，即不可以做出选择，是相对于当时的现实政治而言的。他说：“今立法不从天下之所同，而从其所未尝有，以开去取之门。使人以为礼有时而可去取也。则将各以其私意权之，其轻重岂复有定物。从孟子之说，则礼废无日矣。”[14]为了防止对礼“开去取之门”，苏轼否定了权变作法的合理性，无疑是矫枉过正的一种看法，但其中也包含着他的良苦用心。对苏轼辨孟的这种思想动机，余允文与王若虚似乎都没有指出。在辨者五中，苏轼所说到的“言必信，行必果”之说[15]也是这样，他说：“今也以‘不必信’为大，是开废言之渐，非孔子去兵、去食之意。”[16]孟子仍然是从权的角度来立论，而苏轼从杜绝废言的动机出发，对权表现出否定的态度。
[摘 要] 苏轼“为《论语说》，与孟子辨者八”，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的思想。一是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一是主张恪守一定的规范界限，给礼信等五常的规范严格划界。在心性论上，由于对儒释道思想都予以广泛吸纳，因此，苏轼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在政治上，苏轼受到王安石变法的影响，因而不认可权，反对个人主观随意的变通。情本论是苏轼反对权变思想的根源。苏轼的“辨孟”思想也是孟子升格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关键词] 苏轼；孟子；辨孟；心性论；权变思想 [中图分类号] B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1—0030—05 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苏轼（1037—1101）对孟子思想既有赞同，又有争辩。其与孟子的辩论，并不是从否认孟子的角度出发，而是认为，与深得孔子之堂奥的孟子进行分辩，可以直达孔子。可见苏轼是将孟子当做上达圣人的阶梯，他是在对孟子推崇的前提下与之进行辩论的。苏轼说：“吾为《论语说》，与孟子辨者八。吾非好辨也，以孟子为近于孔子也。世道衰微，老庄杨墨子之徒，皆同出于孔子，而乖离之极，至于胡越。今与老庄杨墨辨，虽胜之，去孔子尚远也。故必与孟子辨，辨而胜，则达于孔子矣。”[1]苏轼这种辨孟思想在学者金生杨的《论苏轼的孟学思想》[2]（以下简称金生杨文）中阐述得较为全面。由于题目所限，本文仅就辨孟的内容进行讨论，对辨孟产生的背景、缘由及其影响还有待深入挖掘。 一、苏轼“辨孟”{1}思想概述 由于金生杨文对苏轼的孟学思想有详细的介绍，这里对苏轼尊孟内容从略。笔者只就苏轼辨孟的有关内容作更深入的讨论，以便看清苏轼辨孟的实质及其在宋学中的作用与影响。 苏轼“为《论语说》，与孟子辨者八”，表面上涉及到八个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的思想。第一，反对孟子的性善论，第二，苏轼主张恪守一定的规范界限，给礼信等五常的规范严格划界。在不同范畴的区分上主张是非分明，不容混淆，不认可权的合法性，因此反对个人随意的变通。以下对苏轼辨孟思想的八条进行分析，而对其具体内容不再做详细的引述。 辨者一，关于“久假而不归，安之其非有”的问题[3]。苏轼对此条批驳道：“假之与性，其本亦异矣，岂论其归与不归哉？使孔子视之，有终日而决，不待三月也，何不知之有？”[4]金生杨在该辨结束的时候说：“如此说来，苏轼的辩难是误会中的误会，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了。”[5]但实际上在该文中，朱熹所说的诸儒对孟子的误解还是没有交代清楚。朱熹的意思如果我们参看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话则豁然明白起来，他说：“言窃其名以终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盖叹世人莫觉其伪者。’亦通。旧说，久假不归，即为真有，则误矣。”[6]苏轼以为假之以性，则性之本就不同，因此即使不归，五霸也不能得到真正的仁义。而朱熹以为，假之以性就是窃其名，则自然我们就知道其非真有。朱熹与苏轼都认为“假之与性”就不能拥有真仁义，但是他们对“恶知其非有”作出了不同的理解，苏轼理解为“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真有呢”，而朱熹理解为“谁都知道他们不会真有”，意思恰好完全相反。基于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同，他们都从“假之与性”最终不会真的拥有性的观点出发，苏轼对孟子会拥有真性提出了批评，而朱熹对孟子不会拥有真性作出了肯定。朱熹以为苏轼的此条辟孟子是由于诸儒的误解引起的，但是很显然，诸儒的理解应当更符合孟子的原义，朱熹对最后一句话的理解反而显得牵强附会。苏轼的解释表明了仁义的真实标准丝毫来不得半点含糊，如果是假的，永远不会变成真的，表现出对“仁义”内涵的恪守，苏轼认为这是原则问题不能有丝毫的变通。这种解释与他不认可权的合法性（详后）、主张恪守礼的准则是一脉相承的。 辨者二，人性无所谓善恶的问题。苏轼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无善无恶论。他在人性论上对孟子的不认同，体现了他对人性论的独特认识，同时也表明在建构儒学心性道德之学上，从他所认为的对有利于建构心性论的立场出发，苏轼宁愿要全面地吸收借鉴儒释道的思想，而不管它的宗派属性。 辨者三，“以生道杀民”的问题[7]。苏轼指出，民为盗主要是统治阶级压迫的结果，如果此时用生道杀之，很显然是不义的。所以问题的实质不是要用生道杀之的问题，而是要消除民盗产生的根源，而这主要又是与统治阶级的统治政策相关。苏轼的这个批评是受到了王安石变法的影响而提出来的。由于变法有些措施不当，给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的破坏，以致盗贼滋生。因此，苏轼从盗贼产生根源的角度认为，统治者与其以生道杀之，不如自我反省。 辨者四，“食色，性也”的问题[8]。在此处苏轼也是反对模棱两可的语言，以防给别人留下任何口实。他说：“君子之教人，将以其实，何谓不谓之有？”[9]苏轼主张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反对孟子将性与命相混淆。当然孟子也是从特定的角度来说的，但是苏轼认为孟子这种说法可能造成一定的流弊。 辨者五，“大人者言不必信”的问题[10]。此问题与辨者七合论。 辨者六，“今乐犹古乐”的问题[11]。孟子以君侯所嗜为药物投其所好，苏轼认为这是失其本心。苏轼的这个解释还是主张恪守礼教，反对无原则的变通，这与他不认可权的思想动机是相同的。 辨者七，“较礼食之轻重”的问题[12]。苏轼以为，如果像孟子那样较礼食之轻重，就会出现对礼进行去取的情况，而这就可能导致“私意权之”的结果。他说：“或曰：‘嫂叔不亲援，礼也。嫂溺而不援，曰礼不亲援，可乎？礼有时而去取也。’曰：‘嫂叔不亲援，礼也。嫂溺援之以手，亦礼也，何去取之有？’”[13]苏轼以为嫂叔不亲援是礼，而嫂溺叔援之以手也是礼，而不是去礼之权，苏轼以此来反对“私意权之”。可见，他是将权当做礼的对立面来认识的。但他完全是从名义上否定权的合法性，而对其实质的认同与孟子并没有什么差异，这只能表明苏轼对权变思想怀着高度戒备心理。 苏轼认为礼不可以去取，即不可以做出选择，是相对于当时的现实政治而言的。他说：“今立法不从天下之所同，而从其所未尝有，以开去取之门。使人以为礼有时而可去取也。则将各以其私意权之，其轻重岂复有定物。从孟子之说，则礼废无日矣。”[14]为了防止对礼“开去取之门”，苏轼否定了权变作法的合理性，无疑是矫枉过正的一种看法，但其中也包含着他的良苦用心。对苏轼辨孟的这种思想动机，余允文与王若虚似乎都没有指出。在辨者五中，苏轼所说到的“言必信，行必果”之说[15]也是这样，他说：“今也以‘不必信’为大，是开废言之渐，非孔子去兵、去食之意。”[16]孟子仍然是从权的角度来立论，而苏轼从杜绝废言的动机出发，对权表现出否定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