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是城镇化的"软件工程"

2013-11-25 中国智慧城市导刊

——专访中国信息协会会长 卢时彻

文/ 本刊记者  李卫忠 吴庆敏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精神,为信息化的推广应用指出了新的工作方向,也为信息化工作开辟了更加广阔的“战场”。

从某种角度上看,城镇化可谓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缩影,它综合表现了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各类矛盾和发展形态。而在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同步发展的过程中,信息化处在催生、引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间相互渗透、相互改造、相互完善、同步运行的关键位置。为此,本刊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信息协会卢时彻会长,他强调,信息化是“四化”协调发展的核心所在,讨论信息化和城镇化的关联性是落实“十八大”精神,把握发展脉络的重要课题。

本刊记者: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和特征。

卢时彻:

城镇化,也有人称城市化、都市化,它是一个历史概念。通常,我们把城镇化看作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步转变的历史进程。它涉及了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转变等等。

城镇化进程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第二,城镇化是第二、三产业向城镇聚集发展的过程;第三,城镇化是地域性质和景观转化的过程;第四,城镇化包括城市文明、城市意识在内的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和传播过程。概括起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演变;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城镇人口和城市数量的增加、城镇规模的扩大以及城镇经济社会、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从农村城镇化的角度看,城镇化可归纳为以下四方面的特征:一是时间特征,表现为过程和阶段的统一,以渐进为主;二是空间特征,表现为城镇结合,以镇为主;三是就业特征,表现为亦工亦农,非农为主;四是生活方式特征,表现为亦“土”亦“洋”,亦新亦旧,以新为主。

本刊记者: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和矛盾,您觉得基本矛盾是什么?

卢时彻:

几十年来的中国城镇化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和矛盾。

一是过去对城镇化的理解不够深刻,对解决人口城镇化滞后问题重视不够。1978-2012 年,我国城镇人口从 1.72 亿增加到 7.1 亿,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 52.57%。但到 2011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有35%左右,还有相当多的农业转移人口没有真正融入城镇,没有在城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和城镇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待遇,制约城镇化对扩大内需和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

二是我国城镇发展的空间布局不尽合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东部沿海城市群,有效带动了东部地区快速发展,三大城市群以3%左右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3%左右的人口,创造了36%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是东部一些地区人口、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矛盾却日益加剧,节能减排和污染治理的压力巨大。中西部地区一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对较强的地区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能力还不够强。中小城市集聚产业和吸纳人口的能力有待提高。

三是大规模人口迁徙的城镇化暴露很多弊端。年富力强的家人都去大城市打工了,家里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等“三留守”人员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种给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城镇化建设更难付诸实践,必然加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四是城镇化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土地没有发挥出节约集约效应。现在全国出现建新区和新城的热潮,很多冠以“开发区”、“工业园区”和“城市新区”的区域都有其名而无其实,很多三四线城市在没有人口导入和产业集聚的前提下直接进行房地产大规模开发性质的造城运动,这种“被城镇化”蕴藏着很大的风险,市场供应难以有效消化,另外土地的粗放使用也对严守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构成威胁。

五是一些地方城镇化和工业化没有有效协调和同步发展,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不强。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和就业比重大多在 70%-80%以上,我国目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只有 43%,就业比重只有 36%,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及对城镇化的支撑作用亟待挖掘。

六是一些城市承载力不强,城市病问题突出。面对大城市高昂的房价和房租,很多农业转移人口和低收入群体聚集在城市内部的棚户区或城乡结合部地带,使目前我国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同时又产生了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苗头。一些城市发展远远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人口、土地、资源、环境矛盾突出。

七是城镇化过程中城乡矛盾突出。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以征地拆迁冲突、环境污染冲突和劳动争议为主因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部分地方拔苗助长的城镇化率是导致群众和政府的隔阂产生的根源,稍有不慎就会激发矛盾酿成冲突甚至群体事件。

八是阻碍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缓慢。城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破除很多体制机制壁垒,但是目前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土地利用和管理制度、财税和投融资体制、社会保障和就业制度等各项体制机制遇到的实际问题较多,改革进程总体较慢。

总之,基于城镇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我国的城镇化始终面对两个基本矛盾:其一是要解决如何统筹城市发展的物质资源、信息资源、智力资源,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等共性问题;其二,是要回答如何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城镇个性化道路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决策主体的能力及其拥有的信息基础,而决策主体与信息的能力提升,恰是信息化建设的基本问题。

本刊记者:

请您谈谈信息化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卢时彻:

在全球化的开放条件下,城镇化进程面临单一化与多样化、一体化与分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等多重内在矛盾。如何选择道路、减少失误,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地域与外部环境的交换能力,其中占主导作用的是信息能力。信息作为主导城镇演化的先导性媒介,将直接影响各行为主体的判断和选择,将诱发城市化建设的活力和特色。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当前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遥感遥测、空间地理信息系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按照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总体要求,我们认为发展的主线是把握城镇化与信息化互动的脉络。

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空间载体,不断展现城镇社会结构演化的“形”和“貌”;信息化作为协调城镇化各类资源的“粘合剂”,激发城镇化内生和外部需求动力的“催化剂”,以及引领城镇化特色道路的“指示剂”,不断发挥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倍增器”作用。我们可以将信息化看作是城镇化的“软件工程”。推动二者相互依赖、形神合一、两位一体、同步运行,是全面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水平的依据所在。

本刊记者:

在促进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过程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卢时彻:

由于城镇化建设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城镇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是创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选择,为了促进我国城镇化理性务实、健康有序发展,建议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组织实施。

由于城镇化几乎映射了全社会的所有问题,城镇化规划的编制要“想的大”。要综合考虑城镇的历史条件和外部环境,政治、经济基础及文化特色,产业及区位比较优势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形成纵观全局的战略思路,使规划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前瞻性、指导性。规划的建设要“起步小”。要区分轻重缓急,坚持重点先行、分布推进,避免盲目跟风。规划的组织实施要“节奏快”。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调整资源配置,制定适合城镇化发展的新的制度安排,快速推进城镇的健康成长。

二是要明确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

从发展方向看,要大力推进城市规划的科学化,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市社会管理的精细化,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和产业发展的现代化;而对建设重点的要求,建议针对制约自身发展的突出矛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问题,分层次、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城镇化建设。

三是要完善组织保障和政策体系,构成城镇健康发展新机制。

建议关注城镇建设的组织协调机制。制定鼓励多方参与建设的城镇发展政策,建立确保城镇建设规范有序的管理机制,从整体上逐步完善城镇化建设的政策环境。

四是要重视培训,把握城镇化建设的主动权。

由于“以信息化推进城镇化化发展”是个涉及面广、复杂程度高、关系发展全局的重大主题,如何通过多样化、务实的培训活动,组织力量、研究问题,提高城镇各类行为主体的认识水准,即成为把握城镇化建设主动权的重要任务。

为此,在城镇化规划及建设的进程中,如何确立城镇化与信息化的相关理念,如何提取所在城镇发展的突出问题,如何识别城镇信息化的个性和共性的、近期和长远的、局部和全局的需求,如何建立城镇化与信息化互动的生态系统等议题,应成为信息化、城镇化研讨和培训的重点内容。

在培训方法上,建议强调面向问题的研讨和培训,使之能够聚合多方思路,在实践中有针对性的积累和总结,逐步梳理出有关信息化、城镇化的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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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5 中国智慧城市导刊

——专访中国信息协会会长 卢时彻

文/ 本刊记者  李卫忠 吴庆敏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精神,为信息化的推广应用指出了新的工作方向,也为信息化工作开辟了更加广阔的“战场”。

从某种角度上看,城镇化可谓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缩影,它综合表现了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各类矛盾和发展形态。而在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同步发展的过程中,信息化处在催生、引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间相互渗透、相互改造、相互完善、同步运行的关键位置。为此,本刊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信息协会卢时彻会长,他强调,信息化是“四化”协调发展的核心所在,讨论信息化和城镇化的关联性是落实“十八大”精神,把握发展脉络的重要课题。

本刊记者: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和特征。

卢时彻:

城镇化,也有人称城市化、都市化,它是一个历史概念。通常,我们把城镇化看作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步转变的历史进程。它涉及了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转变等等。

城镇化进程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第二,城镇化是第二、三产业向城镇聚集发展的过程;第三,城镇化是地域性质和景观转化的过程;第四,城镇化包括城市文明、城市意识在内的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和传播过程。概括起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演变;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城镇人口和城市数量的增加、城镇规模的扩大以及城镇经济社会、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从农村城镇化的角度看,城镇化可归纳为以下四方面的特征:一是时间特征,表现为过程和阶段的统一,以渐进为主;二是空间特征,表现为城镇结合,以镇为主;三是就业特征,表现为亦工亦农,非农为主;四是生活方式特征,表现为亦“土”亦“洋”,亦新亦旧,以新为主。

本刊记者: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和矛盾,您觉得基本矛盾是什么?

卢时彻:

几十年来的中国城镇化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和矛盾。

一是过去对城镇化的理解不够深刻,对解决人口城镇化滞后问题重视不够。1978-2012 年,我国城镇人口从 1.72 亿增加到 7.1 亿,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 52.57%。但到 2011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有35%左右,还有相当多的农业转移人口没有真正融入城镇,没有在城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和城镇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待遇,制约城镇化对扩大内需和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

二是我国城镇发展的空间布局不尽合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东部沿海城市群,有效带动了东部地区快速发展,三大城市群以3%左右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3%左右的人口,创造了36%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是东部一些地区人口、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矛盾却日益加剧,节能减排和污染治理的压力巨大。中西部地区一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对较强的地区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能力还不够强。中小城市集聚产业和吸纳人口的能力有待提高。

三是大规模人口迁徙的城镇化暴露很多弊端。年富力强的家人都去大城市打工了,家里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等“三留守”人员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种给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城镇化建设更难付诸实践,必然加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四是城镇化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土地没有发挥出节约集约效应。现在全国出现建新区和新城的热潮,很多冠以“开发区”、“工业园区”和“城市新区”的区域都有其名而无其实,很多三四线城市在没有人口导入和产业集聚的前提下直接进行房地产大规模开发性质的造城运动,这种“被城镇化”蕴藏着很大的风险,市场供应难以有效消化,另外土地的粗放使用也对严守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构成威胁。

五是一些地方城镇化和工业化没有有效协调和同步发展,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不强。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和就业比重大多在 70%-80%以上,我国目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只有 43%,就业比重只有 36%,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及对城镇化的支撑作用亟待挖掘。

六是一些城市承载力不强,城市病问题突出。面对大城市高昂的房价和房租,很多农业转移人口和低收入群体聚集在城市内部的棚户区或城乡结合部地带,使目前我国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同时又产生了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苗头。一些城市发展远远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人口、土地、资源、环境矛盾突出。

七是城镇化过程中城乡矛盾突出。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以征地拆迁冲突、环境污染冲突和劳动争议为主因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部分地方拔苗助长的城镇化率是导致群众和政府的隔阂产生的根源,稍有不慎就会激发矛盾酿成冲突甚至群体事件。

八是阻碍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缓慢。城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破除很多体制机制壁垒,但是目前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土地利用和管理制度、财税和投融资体制、社会保障和就业制度等各项体制机制遇到的实际问题较多,改革进程总体较慢。

总之,基于城镇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我国的城镇化始终面对两个基本矛盾:其一是要解决如何统筹城市发展的物质资源、信息资源、智力资源,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等共性问题;其二,是要回答如何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城镇个性化道路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决策主体的能力及其拥有的信息基础,而决策主体与信息的能力提升,恰是信息化建设的基本问题。

本刊记者:

请您谈谈信息化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卢时彻:

在全球化的开放条件下,城镇化进程面临单一化与多样化、一体化与分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等多重内在矛盾。如何选择道路、减少失误,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地域与外部环境的交换能力,其中占主导作用的是信息能力。信息作为主导城镇演化的先导性媒介,将直接影响各行为主体的判断和选择,将诱发城市化建设的活力和特色。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当前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遥感遥测、空间地理信息系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按照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总体要求,我们认为发展的主线是把握城镇化与信息化互动的脉络。

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空间载体,不断展现城镇社会结构演化的“形”和“貌”;信息化作为协调城镇化各类资源的“粘合剂”,激发城镇化内生和外部需求动力的“催化剂”,以及引领城镇化特色道路的“指示剂”,不断发挥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倍增器”作用。我们可以将信息化看作是城镇化的“软件工程”。推动二者相互依赖、形神合一、两位一体、同步运行,是全面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水平的依据所在。

本刊记者:

在促进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过程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卢时彻:

由于城镇化建设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城镇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是创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选择,为了促进我国城镇化理性务实、健康有序发展,建议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组织实施。

由于城镇化几乎映射了全社会的所有问题,城镇化规划的编制要“想的大”。要综合考虑城镇的历史条件和外部环境,政治、经济基础及文化特色,产业及区位比较优势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形成纵观全局的战略思路,使规划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前瞻性、指导性。规划的建设要“起步小”。要区分轻重缓急,坚持重点先行、分布推进,避免盲目跟风。规划的组织实施要“节奏快”。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调整资源配置,制定适合城镇化发展的新的制度安排,快速推进城镇的健康成长。

二是要明确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

从发展方向看,要大力推进城市规划的科学化,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市社会管理的精细化,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和产业发展的现代化;而对建设重点的要求,建议针对制约自身发展的突出矛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问题,分层次、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城镇化建设。

三是要完善组织保障和政策体系,构成城镇健康发展新机制。

建议关注城镇建设的组织协调机制。制定鼓励多方参与建设的城镇发展政策,建立确保城镇建设规范有序的管理机制,从整体上逐步完善城镇化建设的政策环境。

四是要重视培训,把握城镇化建设的主动权。

由于“以信息化推进城镇化化发展”是个涉及面广、复杂程度高、关系发展全局的重大主题,如何通过多样化、务实的培训活动,组织力量、研究问题,提高城镇各类行为主体的认识水准,即成为把握城镇化建设主动权的重要任务。

为此,在城镇化规划及建设的进程中,如何确立城镇化与信息化的相关理念,如何提取所在城镇发展的突出问题,如何识别城镇信息化的个性和共性的、近期和长远的、局部和全局的需求,如何建立城镇化与信息化互动的生态系统等议题,应成为信息化、城镇化研讨和培训的重点内容。

在培训方法上,建议强调面向问题的研讨和培训,使之能够聚合多方思路,在实践中有针对性的积累和总结,逐步梳理出有关信息化、城镇化的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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