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命秘书监魏徵修隋史。《隋书》中魏徵所做序、论，尤其是帝纪后论，揭示君主心态、作为与皇朝兴亡的关系。魏徵编修、撰述的隋朝历史以及对隋朝君主的评价，对于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朝统治者来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魏徵；王朝兴亡；君主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0-218-01 上下五千年，泱泱中华史。翻开史册，我们看到的历史，跳不出王朝治乱兴亡的周期循环。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王朝初年至其中期，经历了休养生息，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往往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盛景。但这盛景之下，又往往蕴藏着危机。危机慢慢扩大，波及面渐广。至王朝末年，无疑是天下大乱，农民起义成燎原之势，群雄逐鹿，民不聊生。起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灭亡了旧王朝，在旧王朝的废墟里建立起新的王朝，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休养生息。 每个新王朝都希望自身能够长治久安，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君主、名臣开始探索王朝治乱兴亡的秘密。这些探索有些是以“君主”为中心展开，讨论君主的所做作为对王朝兴亡的作用与影响。魏徵在《隋书》纪、列传后论中所表达的对隋朝兴亡的所思所感即是其中的代表，我们且将其称为魏徵的“隋亡论”。 一、魏徵与《隋书》 魏徵此人“少孤，落魄，弃赀产不营，有大志，通贯书术”，由此可见其胸怀大志，且博览众书。在天下纷乱之际，魏徵先后跟随李密、窦建德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最终为唐政权效力，拜为太子洗马，效力于李建成。“徵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太子败，王责谓曰：’尔阋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蚤从徵言，不死今日之祸。’王器其直，无恨意。”魏徵之深谋远虑可见一斑。一方面，魏徵胸怀大志、博览群书，有能力对隋朝治乱兴亡及隋代君主所作所为做出评价。另一方面，魏徵是隋亡唐兴的见证人，亲身经历过隋末乱世，其评价则更加客观中肯。且魏徵为人耿直，不会为阿谀当朝统治者而歪曲客观事实。魏徵的个人素质决定了其史论具有较高的价值。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命“秘书监魏徵修隋史”。由此，魏徵开始以主编身份编修《隋书》。除传统编修之外，魏徵还在《隋书》纪、志、列传或前或后撰写了序或后论。史载“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从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隋书》的这些序、论，尤其是帝纪后论，以隋朝的开国之君与亡国之君作比较，揭示君主心态、作为与皇朝兴亡的关系，尽显一代名臣魏徵政论家、史论家的本色。 二、隋代君主与王朝兴亡 隋代之兴离不开隋文帝的努力。581年，隋代北周。随后便是8年的统一之战，589年，隋文帝杨坚完成了全国统一，史称“虽晋武之克平吴会，汉宣之推亡固存，比义论功，不能尚也”。魏徵对隋朝的统一大业极为推崇，称赞隋文帝顺乎潮流，“乘兹机运，遂迁周鼎”，“劬劳日昃，经营四方”，经历了“楼船南迈则金陵失险，骠骑北指则单于款塞”的统一过程，出现了“《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的统一局面。《隋书》对隋文帝在统一事业中的作用，可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统一之后，杨坚又“躬节俭，平徭赋”，自身带头提倡节俭，不沉迷于富贵的帝王生活，节俭从政，且轻徭薄赋，思虑、关注民生，不搜刮于天下，这一点尤为可贵，以致最终达到了“仓廪实，法令行”的效果。 然而，隋文帝杨坚并非完人，其亦有性格缺陷，“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魏徵认为，这一缺陷导致了其“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剪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才列，天下已非隋有”，竟为隋代由盛转衰埋下了伏笔！魏徵进而感叹：“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从此处可以看出，魏徵认为隋朝的“衰怠”、“乱亡”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起自高祖，成于炀帝，由来远矣。在后文中，魏徵则以隋炀帝的种种倒行逆施为中心，着重分析了隋亡“成于炀帝”的一系列政治原因。 首先，隋炀帝并非勤政之君，荒淫怠政；且性格狂妄自大，喜好猜忌，易构罪臣下。《隋书》称“帝性多诡谲”，“于时军国多务，日不暇给，帝方骄怠，恶闻政事，冤屈不治，奏请罕决。又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隋炀帝狂妄自大、滥杀无辜，尤其是他不听谏官之言，除之而掩过的做法，无异于掩耳盗铃。 其次，隋炀帝穷奢极欲，没有居安思危的意识。炀帝完全摒弃了隋文帝躬节俭、平徭赋的做派，“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这样的奢靡生活，必然会使隋王朝日渐走向衰亡。 最后，隋炀帝大兴土木、三驾辽左，使人民不堪其扰，最终加速了隋代的灭亡。关于这一点，魏徵的评论可谓切中肯要，他说隋炀帝“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隋炀帝大兴土木、三征高句丽，必然劳民伤财，猾吏不断地向百姓征兵、征税、征发徭役，名目繁多，百姓多为破产甚至丧命，略有反抗，便有严刑峻法临之，以致最终民不聊生，群雄揭竿而起，隋朝走上灭亡的边缘。 三、“隋亡论”在贞观年间的影响 魏徵在《隋书》的序、论中阐发了自己的“隋亡论”，探讨了君主的所作所为对于王朝兴亡的影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隋亡论”并不仅仅作为一种理论而存世，它还对现实政治，尤其是贞观年间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使唐太宗不妄自尊大，任用贤能，虚心纳谏，君臣关系良好。其次，使魏徵更加明确了“居安思危”的思想，从而劝谏帝王，进一步完善唐太宗“任贤能，受谏诤”的言论。最后，有利于唐太宗民本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隋炀帝不恤民力、竭泽而渔的做法使得隋二世而亡，这使得唐代统治者更加重视君民关系。总之，“隋亡论”对于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朝统治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刘�d，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摘要】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命秘书监魏徵修隋史。《隋书》中魏徵所做序、论，尤其是帝纪后论，揭示君主心态、作为与皇朝兴亡的关系。魏徵编修、撰述的隋朝历史以及对隋朝君主的评价，对于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朝统治者来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魏徵；王朝兴亡；君主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0-218-01 上下五千年，泱泱中华史。翻开史册，我们看到的历史，跳不出王朝治乱兴亡的周期循环。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王朝初年至其中期，经历了休养生息，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往往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盛景。但这盛景之下，又往往蕴藏着危机。危机慢慢扩大，波及面渐广。至王朝末年，无疑是天下大乱，农民起义成燎原之势，群雄逐鹿，民不聊生。起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灭亡了旧王朝，在旧王朝的废墟里建立起新的王朝，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休养生息。 每个新王朝都希望自身能够长治久安，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君主、名臣开始探索王朝治乱兴亡的秘密。这些探索有些是以“君主”为中心展开，讨论君主的所做作为对王朝兴亡的作用与影响。魏徵在《隋书》纪、列传后论中所表达的对隋朝兴亡的所思所感即是其中的代表，我们且将其称为魏徵的“隋亡论”。 一、魏徵与《隋书》 魏徵此人“少孤，落魄，弃赀产不营，有大志，通贯书术”，由此可见其胸怀大志，且博览众书。在天下纷乱之际，魏徵先后跟随李密、窦建德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最终为唐政权效力，拜为太子洗马，效力于李建成。“徵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太子败，王责谓曰：’尔阋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蚤从徵言，不死今日之祸。’王器其直，无恨意。”魏徵之深谋远虑可见一斑。一方面，魏徵胸怀大志、博览群书，有能力对隋朝治乱兴亡及隋代君主所作所为做出评价。另一方面，魏徵是隋亡唐兴的见证人，亲身经历过隋末乱世，其评价则更加客观中肯。且魏徵为人耿直，不会为阿谀当朝统治者而歪曲客观事实。魏徵的个人素质决定了其史论具有较高的价值。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命“秘书监魏徵修隋史”。由此，魏徵开始以主编身份编修《隋书》。除传统编修之外，魏徵还在《隋书》纪、志、列传或前或后撰写了序或后论。史载“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从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隋书》的这些序、论，尤其是帝纪后论，以隋朝的开国之君与亡国之君作比较，揭示君主心态、作为与皇朝兴亡的关系，尽显一代名臣魏徵政论家、史论家的本色。 二、隋代君主与王朝兴亡 隋代之兴离不开隋文帝的努力。581年，隋代北周。随后便是8年的统一之战，589年，隋文帝杨坚完成了全国统一，史称“虽晋武之克平吴会，汉宣之推亡固存，比义论功，不能尚也”。魏徵对隋朝的统一大业极为推崇，称赞隋文帝顺乎潮流，“乘兹机运，遂迁周鼎”，“劬劳日昃，经营四方”，经历了“楼船南迈则金陵失险，骠骑北指则单于款塞”的统一过程，出现了“《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的统一局面。《隋书》对隋文帝在统一事业中的作用，可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统一之后，杨坚又“躬节俭，平徭赋”，自身带头提倡节俭，不沉迷于富贵的帝王生活，节俭从政，且轻徭薄赋，思虑、关注民生，不搜刮于天下，这一点尤为可贵，以致最终达到了“仓廪实，法令行”的效果。 然而，隋文帝杨坚并非完人，其亦有性格缺陷，“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魏徵认为，这一缺陷导致了其“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剪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才列，天下已非隋有”，竟为隋代由盛转衰埋下了伏笔！魏徵进而感叹：“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从此处可以看出，魏徵认为隋朝的“衰怠”、“乱亡”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起自高祖，成于炀帝，由来远矣。在后文中，魏徵则以隋炀帝的种种倒行逆施为中心，着重分析了隋亡“成于炀帝”的一系列政治原因。 首先，隋炀帝并非勤政之君，荒淫怠政；且性格狂妄自大，喜好猜忌，易构罪臣下。《隋书》称“帝性多诡谲”，“于时军国多务，日不暇给，帝方骄怠，恶闻政事，冤屈不治，奏请罕决。又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隋炀帝狂妄自大、滥杀无辜，尤其是他不听谏官之言，除之而掩过的做法，无异于掩耳盗铃。 其次，隋炀帝穷奢极欲，没有居安思危的意识。炀帝完全摒弃了隋文帝躬节俭、平徭赋的做派，“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这样的奢靡生活，必然会使隋王朝日渐走向衰亡。 最后，隋炀帝大兴土木、三驾辽左，使人民不堪其扰，最终加速了隋代的灭亡。关于这一点，魏徵的评论可谓切中肯要，他说隋炀帝“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隋炀帝大兴土木、三征高句丽，必然劳民伤财，猾吏不断地向百姓征兵、征税、征发徭役，名目繁多，百姓多为破产甚至丧命，略有反抗，便有严刑峻法临之，以致最终民不聊生，群雄揭竿而起，隋朝走上灭亡的边缘。 三、“隋亡论”在贞观年间的影响 魏徵在《隋书》的序、论中阐发了自己的“隋亡论”，探讨了君主的所作所为对于王朝兴亡的影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隋亡论”并不仅仅作为一种理论而存世，它还对现实政治，尤其是贞观年间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使唐太宗不妄自尊大，任用贤能，虚心纳谏，君臣关系良好。其次，使魏徵更加明确了“居安思危”的思想，从而劝谏帝王，进一步完善唐太宗“任贤能，受谏诤”的言论。最后，有利于唐太宗民本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隋炀帝不恤民力、竭泽而渔的做法使得隋二世而亡，这使得唐代统治者更加重视君民关系。总之，“隋亡论”对于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朝统治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刘�d，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