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论丛Ａｐｒ．，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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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月（第３２秽第４期）
（ＤｏｎｇＹｕｅＴｒｉｂｕｎｅ）
巾国与世界
——义和团运动１１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李期耀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取得了相当进展。值义和团运动ｌｌＯ周年之际，为交流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推进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国史学会、山东大学、上海大学、中国义和团研究会联合主办了“义和团运动ｌｌＯ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本次讨论会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７日至２１日在山东大学和上海大学召开。与历次义和团运动国际学术会议不同。这次会议首次采用双会场方式，以山东大学为主会场，将讨论“东南互保”问题的分会场设在上海大学。来自德、英、美、俄、澳、日、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百余名学者参加会议，共收到专著４部，论文６０余篇。
作为一股历久常新的史学研究潮流。义和团运动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十年一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自改革开放以来也举办了四届。本次会议围绕“中国与世界”这一主题，从义和团运动史事钩沉、义和团运动前因后果、国内外舆论回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会学者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和辩论反映了义和团运动研究的趋势和特点。现谨将与会学者在这些方面的主要观点和争鸣综述如下。
之后被不断神化。刘平、朱丹（山东大学）对“黄莲圣母”被神化的背景、过程与影响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基本再现了“黄莲圣母”的本来面目。文章对林黑儿被神化的过程进行了全景分析，义和团时期从渔家女到“黄莲圣母”，革命时代则成为反帝爱国的象征。通过分析红灯照成员的行为，作者进而指出“黄莲圣母”领导的红灯照具有妇女解放运动的性质之说不能成立。
义和团运动与传统中国武术密切相关。周伟良（杭州师范大学）考察了义和团的习武活动，认为义和团的武术活动推动了武术的社会普及和促进了当时武术流派的技术交融。梅花拳在义和团运动中具有重要地位，杨彦明（河南安阳市委统战部）则利用调查掌握的第一手材料，爬梳、考辨所见资料中的各种根源及流变，建立起梅花拳起源、传播的历史空问，基本理清了梅花拳支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２、八国联军研究
以往对八国联军的研究多着力于对列强之间矛盾及其暴行的细致描写及批判，此次会议文章在批评八国联军暴行的前提下，从多个视角分析这些暴行，颇有新意。贝恩德・马丁（ＢｅｍｄＭａｒｔｉｎ）（德国弗莱堡大学）根据德国政府文件和
一、义和团运动史事钩沉
ｌ、义和团研究
对义和团本身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受资料所限，仍有许多问题存疑，尚待深入研究。路遥（山东大学）著文钩沉了义和团的若干史事。他利用日本官方文档，考证出集聚在天津的坎字团由离卦教演变而来，指出李来中是天津义和团的首领。同时通过田野调查，作者发现王觉一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仍有活动。文章判断普济于光绪四年创立九宫道，指出他不仅有教门性格的一面，还有佛教性格的一面，但强调不宜对普济评价过高，并判断光绪十八年的南山极乐寺普济碑为后人伪作。与路遥相呼应，周育民（上海师范大学）通过对五台山南山寺的实地考察，发现学界从未注意的光绪九年｛：五台山大万圣佑国南山极乐寺重建万人碑记》。根据碑文内容．判断此碑真实可靠．并以此对九官道若干历史问题进行了辨析。林黑儿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号称“黄莲圣母”，
士兵的战地日记，追踪了第一批两个德国海军营从动员到撤离中国的经历。在此微观研究中，该文以时间为经，细致梳理了在德国进行的志愿者招募、前往中国的航行、从天津向北京的进军和他们在北京亲历的地狱景象。从德国档案来看．作者认为德军对中国人的大屠杀行为并非获自德国政府的指令，发生这些大屠杀的原因主要有：德国向参战士兵灌输义和团是低等人类的观念；士兵战前对中国的毫无准备导致他们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产生了恐惧心理；指挥官的错误指挥。苏珊妮・卡斯（ＳｕｓａｎｎｅＫｕｓｓ）（德国弗莱堡大学）的文章以英、美、德国军队的行动为例，以多国合作主义为视角，分析了八国联军中的多国合作主义和暴力行为。该文着重分析多国合作主义对八国联军进行第三阶段战争（１９００年秋至１９０１年春）的影响，认为尽管参战国之间存在分歧，但是军队的多国性质事实上并未阻碍他们使用武力攻击中国平民。
３、清政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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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政府高层官员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进行研究是义和团运动研究的一个面相。随着大量档案史料的公开，学术界对清政府官员的认识又有所深入。孔祥吉（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利用档案所见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的“召见单”，认为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奕勖被“慈禧搁置到了一边”，“载漪欲杀奕勖”，奕勖作用“正在彻底瓦解”的观点与史实相距甚远或相反。运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档案，孔祥吉发现《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慈禧曾大规模向日本占领军军官授勋，考证出奕勖是这一事件的策划与执行者。文章认为慈禧授勋的原因是联Ｅｌ外交政策和感谢日本在《辛丑条约》议定时候保持慈禧统治地位所作出的贡献。另外，文章通过研究李秉衡这一时期的言行。认为李秉衡在很多方面与守旧派的愚昧排外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视为爱国。陆玉芹（江苏盐城师范学院）聚焦许景澄、袁昶和徐用仪主张剿杀义和团的原因，以及三人被杀的原因及影响，同时分析了昭雪后公祭三人的社会意义。认为这些现象突出反映了义和团运动期间形成的南北分野格局。以及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权力与利益关系的相互制约。值得注意的是，该文认为三人背后有东南督抚的支持是他们主张剿杀义和团的原因之一，亦是被杀的根源之一。袁世凯新军实力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大为扩张。张华腾（陕西师范大学）对这一时期袁世凯新军实力扩张产生的背景、新军建立过程、在山东局势中的作用作了探讨，认为袁世凯在山东扩练新军，对山东复杂的政治局势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
４、义和团迷信、反洋教研究
义和团往往与迷信、反洋教联结在一起。郭大松（山东师范大学）通过考察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势力及其传道方略的不同、胶东民风、胶东经济与文化闪素等方面，分析了胶东何以未兴义和团。刘宏（河北社会科学院）对清政府最高统治者认可义和团迷信的原因及影响所做的考察，反映出清政府守旧派认可、利用义和团迷信受到秉承儒家传统的官、绅阶层的坚决反对，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因而大大加深。黄庆林（广东工业大学）从政治宗教学的角度认为清政府守旧派在鼓吹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背后未必真上Ｅ深信义和团的神术。其目的在于利用“拳民”抵御外侮之心鼓动起国内抗击列强的热情。
５、“东南互保”研究
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东南各省实行“互保”，这次会议特设“东南互保”策源地上海为分会场进行讨论。史全生（南京大学）着眼于当时的语境和条款具体内容，分析了“东南互保”的影响，认为“东南互保”稳定了社会秩序，防止了社会动荡；基本维护了该地区社会安定和经济命脉，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彭淑庆（山东大学）在将由“自保东南”到中外“订约互保”的过渡分为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认为“东南互保”方案发轫于６月２３日前后到６月２６日三四天内。文章认为由“自保东南”到“订约互保”主要有三个原因：对清廷“招抚”政策的彻底失望；外国的军事压力和政治“诱惑”；来自东南社会精英阶层的强烈要求。戴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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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利用中外史料，以重点检讨义和团运动时期英、日、美驻沪领事的活动，透视该时期各国的对华政策。文章对领事个人给予了适当关注，初步再现了西方外交官与清朝人士交往的一般形态。
６、其他研究
义和团运动时期，法驻滇领事方苏雅“强运军火”人滇，最终酿成了昆明教案。李元鹏（贵州师范大学）在对这一事件爆发的过程进行探讨后指出，时任云贵总督丁振铎一面试图利用民众的力量来摆脱法人过多的胁迫与干预．同时又怕引起外国侵略，故而又控制民众的反洋仇教风潮。
义和团运动时期，台湾割让给日本已约五年，仍有不少反抗日本统治的活动，因而该时期台湾的动静值得探究，但学术界关注较少。古伟瀛（台湾大学）从《台湾日日新报》中的相关叙述，整理出日本对义和团的认识，以及日本在厦门事件发牛前后的表现。古伟瀛详细分析了该报的三个主题：对义和团的报道；义和团时期的台湾谣言；厦门谣言及厦门事件。文章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令统治台湾的日本人感受到了威胁，也有日人想趁此混乱占领厦门，虽未得逞。但日人通过对台湾新兴报纸媒体的操控，控制了台岛的情势和舆论。
教会是义和团运动的主角之一，但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罕有对天主教教徒的原生态考察。在义和团运动１００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巴斯蒂（ＭａｒｉａｎｎｅＢａｓｔｉｄ—Ｂｒｕｇｕｉｅｒｅ）《义和团运动时期直隶省的天主教教民》一文认为直隶两南代牧区有较佳的教友质量，因此有良好的民教关系，从而在义和团运动时教友伤亡很少。陈方中（台湾辅仁大学）质疑了这一观点。通过对直隶北代牧区和直隶西南代牧区在传教模式、民教关系及义和团运动中的情况ｉ个方面的异同比较．论证了直隶西南代牧区较低的死亡数字并不能说明在该区有较佳的民教关系这一观点。他认为在义和团运动的历史研究中，必须设法回到当时的时空环境，尝试建立更清楚的教友性质及民教关系，或许能产生更客观的研究成果。
二、义和团运动前因后果
１、前因
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产生原因的研究已有较多的成果。这次会议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在认同学界关于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的基础上二。李学智、迟维强（天津师范大学）撰文认为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发展到最后那样的程度。是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及后党集团与列强关系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结果。康大寿（西华师范大学）对近代外国在华治外法权进行探讨后指出。该特权的存在和滥用是造成近代中国教案频发以致酿成义和团运动的一个深层原因。同时，作者认为在华传教十的治外法权是在１８７１年才获得的。佐藤公彦（东京外国语大学）撰文着重讨论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周这一危机是引发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原因。他认为。这一危机对包括知识分子、官界、地方社会、经济、军事在内
的整个中国社会造成冲击，各地、各阶层都有抵抗，义和团只是较为突出的表现而已。苏位智（山东大学）从梳理综合的角度人手，认为国际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起因的分歧日少，共识趋多。以往产生分歧的原因在对史料、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探寻和运用上。文章认为在义和团运动起因中。“文化冲突”和“强权政治”属于普遍因素；山东、直隶地区的具体原因则是特殊因素。文章在回顾了百余年来的义和团运动研究后认为应尽量摒弃意识形态影响，突破历史语境藩篱，重点采取宏观把握与微观进路相结合的方法。
２、后果
义和团运动对后来中国社会影响深远。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通过伍廷芳在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中的行为探讨义和团运动导致的皇权神威的式微。天津师范大学李学智、迟维强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做了探讨，认为义和团运动与清末新政是一种间接的因果关系，并且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对待在华外人的政策吸取了义和团运动的教训。
《辛丑条约》是义和团运动的结果之一。以往研究主要是从列强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角度进行分析，对其与整个中外条约关系发展过程的相互关系关注不足。李育民（湖南师范大学）著文对《辛丑条约》产生背景、在中外条约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地位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辛丑条约》是列强各国从根本上解决条约关系危机的必然结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文认为《辛丑条约》在相当程度上摧抑了中国的反抗精神，使中国人民由仇外变为媚外。
义和团运动为俄国占领东三省提供了借口。李学峰（中国社会科学院）选取参与中俄交收东三省谈判的奕勖为研究对象，认为由于李鸿章的存在和清政府对俄态度暖昧，奕勖在谈判的大多时间，特别是在谈判最关键时期态度消极，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研究义和团运动对２０世纪育论界话语的影响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刘学照（华东师范大学）侧重考察了庚子事变后几年间中国革命书报中的话语转换与观念更新，显现了庚子后中国人开始用现代思维解读“中国与世界”。并凸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从而认为义和团运动推动了２０世纪初言论界的话语转换和观念革新。田涛（天津师范大学）则透过２０世纪初年知识界的文野言说。考察了义和团与近代中国思想运动的关联，认为在自我文化认同危机思想情境下，２０世纪初年知识群体将义和团的排外举动打上了“野蛮”的标记。他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促成中国知识阶层全面认同西方文明价值的一个重要契机，也是近代思想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民族主义是近代国家的标志之一。王先明（南开大学）在考察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后，通过对义和团运动与其后民众抗争运动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从传统向近代转折的历史界标。他认为以“革命话语”为主导的“新的民族觉醒”的历史转折始于义和团运动。
基督教在义和团运动中遭遇重大挫折。之后教会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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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
很多反应。胡卫清（山东大学）在对义和团运动后的教会自立运动进行探讨后指出，中国基督教会的觉醒最主要的标志是不少本土教会人士尤其是一些教会领袖已经具备了明确的近代国家观念。文章最后提到本土教会如何面对国家这一问题，发人深思。
张德明（北京大学）选取英国浸礼会在山东传教事业为个案，细致分析义和团运动对其在华事业的影响，进而尝试探索义和团运动前后基督宗教与政府、民众关系的演变，认为表面上中国社会与教会势力的冲突似乎不再像１９世纪末那样尖锐，但深层次的文化冲突及西方国家仍在中国享有特权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作为义和团运动导火线的教案问题不仅未在辛丑谈判中得以解决，反而在义和团运动后频频发生。赵树好（聊城大学）通过对晚清教案赔款交涉所有个案的具体分析，以讨价还价和拒绝赔款的案例为反例，认为清政府在教案赔款交涉中以妥协为主，但有一定抗争性。李期耀（山东大学）以交涉为切人点，围绕背景因素、交涉过程本身及其影响，对义和团运动后民教冲突交涉进行了探究，部分揭示了当时清政府的外交实际。文章认为，中外双方通过交涉这种方式解决了一些具体的民教冲突，但却无法阻止民教冲突继续发生。与赵树好相同，该文认为清政府在民教冲突交涉中对列强的要求会进行抗争，并非一味屈服。
《辛丑条约》规定列强可以“常留兵队分保使馆”。美国第十五步兵团正是因为此款自１９１２年开始在天津驻扎。王成勉（台湾中央大学）以美国第十五步兵团为例，论及他们在华驻扎的经过，他们共同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如何影响到他们日后对华事务的处理。王成勉认为，此项驻军不仅让美军有了第一手的在华经验。同时培养了一批美军中的“中国经验特别影响到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也影响到他们对华所采取的策略，进而对中美军事关系，甚至对中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此文有助于我们了解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美国对华的军事态度及与中国军事交往所采的作法。
三、国内外舆论回响
义和团运动有些出乎时人的预料，因而受到国内外舆论的较多关注。对国内外舆论中有关义和团运动报道的关注和研究是本次学术讨论会的一大突出特点。
１、国内舆论
《申报》在近代中国影响巨大，但长期以来在义和团的研的原因主要同它的历史背景以及它所面对的读者群体有关。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万国公报》进行了大量相关报道和１９１
究中对其关注不够。邵雍、王惠怡（上海师范大学）以义和团运动期间《申报》的报道以及评论为切入点，分运动兴起前、爆发后、议和阶段三个时段梳理了《申报》的舆论导向，认为《申报》是反对义和团运动的。作者认为，这种舆论导向产生评论，形成了鲜明的舆论特色。王林（山东师范大学）认为，
通”，如马歇尔、史迪威、陈纳德。文章认为他们早期在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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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公报》维护教会的利益，维护外人在华利益，对联军侵华极力辩护。作者同时看到了这一时期《万国公报》的另一面相，能从中了解基督宗教在义和团时期的立场；能从中了解外人如何看待义和团和联军侵华；能为后人研究这一阶段的历史提供重要的史料。马光霞（山东大学）则将林乐知与《万国公报》对义和团运动的报道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认为林乐知在其中体现了他“美国”、“基督教”、“传教士”的三重身份立场，同时其身上还有以上海为代表的东南方各省的印记。林乐知虽以西方现代的“文明”尺度衡量和否定义和团运动，但仍希望中国走向“文明”，为中西文化交流贡献颇多。
２、国外舆论
《科伦日报》与德国政界的关系密切，吕一旭（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以义和团运动时期该报对中国的报道为研究对象，观察德国的新兴殖民心理，认为这些报道具有民族主义叙述的特征。该文特别关注了（ｆ４伦日报》从使馆区解围到西方与清廷恢复正式外交之间的他异性话语，认为“种族他者”的话语明显处于支配地位。作者最后指出《科伦日报》不仅是个半官方的权威声音，而且也反映了德国中产阶级读者的价值观。
孔正滔（ＴｈｏｒａｌｆＫｌｅｉｎ）（英国拉夫堡大学）通过对德国＜前进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和法国《震旦报》（Ｌ’Ａｕｒｏｒｅ）两份欧洲左翼报纸中关于八国联军新闻报道的审视，认为两报对八国联军行为持批评态度。但作者发现这两份报纸同情义和团或其他中国人的报道很少，且认为这些报道并不是对中国事件的直接反应，而是被嵌入了已确定的话语，两报编辑更关切于维护西方道德的整体性。与此不同．李宏生（山东师范大学）从另一角度认为这些左翼报纸对八国联军的批评给予义和团运动以巨大声援。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德国自由派新闻媒体指控基督宗教应对这次运动负主要责任。孙屯新（北京师范大学）的文章回顾了德困新教传教士的辩护，他们首先对欧洲列强的侵略政策、西方商人的贪婪和天主教传教与政治联盟的行为提出了批评，然后认为中国人的仇外是造成这一灾难的最根本原因，中国政府应当对其爆发负主要责任。由此揭示了他们的立场观点与外交官和商人的立场观点没有本质的不同。
达旗升（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Ｄａｔｓｙｓｈｅｎ）（俄罗斯西伯利亚联合大学）考察了俄国社会舆论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该文认为俄罗斯媒体对俄罗斯参与中国战争给予否定的评价。不存在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敌对情绪，甚至在描写反俄罗斯战斗中前仆后继的中国将领时也表达出对他们的喜爱之情。
姚斌（北京外国语大学）则将比较文学引入义和团运动研究视野，对不同时期美国人心中的拳民形象进行了分析，认为拳民形象产生后在美国依循了两条不同的路径流布与嬗变。在美国大众的想象中。拳民体现了中国人非理性、狂
１乾
万方数据
热的性格，具有“妖魔化”的特征。而在美国学术界，义和团研究都有意识地与大众想象中的拳民形象对话，试图更多地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视角解读拳民形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拳民“解妖魔化”。文章继而指出，拳民形象在美国延续与演变的过程中，大众想象与学术研究之问有着不断对话的关系。学术研究的灵感往往来自大众想象的刺激，而大众想象的缓慢变迁又常常得益于学术成果的渗透。
四、其他
ｌ、专著推介
崔华杰（上海大学）专文介绍了狄德满的《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的基督宗教传播与社会冲突》（Ｒ．
Ｇ．Ｔｉｅｄｅｍａｎｎ．Ｖｌｏ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ＦＥＡ砒ＮＧ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班ｉａ帆ｔｈｅ
Ｅｖｅ
ｏｆｔｈｅ
Ｂｏｘｅｒｕｐ－
ｍｉｎｇ）一书。该书研究了基督宗教的传播和山东地区的地方结构与社会生活变迁这些动量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在“原发性组织”如大刀会以及其他地方自卫型组织在向义和团演变的历史时间段内所起到的作用。文章认为该著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其一，它对稀缺天主教档案材料的使用；其二，它对地缘政治学、集体行动理论等跨学科理论方法的引介；其三，它对山东天主教与百姓冲突的关注。
苏位智（山东大学）撰文介绍达旗升（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Ｄａｔｓｙｓｈ・ｅｎ）的专著《１９００年满洲的俄中战争》。面对被俄罗斯史学界遗忘的１９００年中俄战争，该著总结这场战争时认为：俄国作了充分的战前准备；俄国进入中国具有侵略的意图和行为。
２、文献介绍
傅德华、于翠艳（复旦大学）介绍了《义和团运动——盛
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中有关德国的文献。文章总结该部分文献内容包括德国与东南互保；清政府封疆大吏德国观；英、美、法、俄等国在此期间对德的种种看法。廖大伟（东华大学）则介绍了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有关义和团的资料
及其价值。该文详细统计了除《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
资料选辑之七》外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有关义和团的资料，通过实例分析认为还大有挖掘和利用的空间，可将义和团运动研究进一步推进和深入。
本次学术讨论会在各个方面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研究，预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和路径。借助新发掘的档案及材料进一步丰富了研究的内容，新视角的开辟给义和团运动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总体而言，学者们开始注重长效性，但在深度和广度上也需要进一步拓展。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与世界——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李期耀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岳论丛
DONGYUE TRIBUNE201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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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取得了相当进展。值义和团运动ｌｌＯ周年之际，为交流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推进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国史学会、山东大学、上海大学、中国义和团研究会联合主办了“义和团运动ｌｌＯ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本次讨论会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７日至２１日在山东大学和上海大学召开。与历次义和团运动国际学术会议不同。这次会议首次采用双会场方式，以山东大学为主会场，将讨论“东南互保”问题的分会场设在上海大学。来自德、英、美、俄、澳、日、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百余名学者参加会议，共收到专著４部，论文６０余篇。
作为一股历久常新的史学研究潮流。义和团运动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十年一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自改革开放以来也举办了四届。本次会议围绕“中国与世界”这一主题，从义和团运动史事钩沉、义和团运动前因后果、国内外舆论回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会学者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和辩论反映了义和团运动研究的趋势和特点。现谨将与会学者在这些方面的主要观点和争鸣综述如下。
之后被不断神化。刘平、朱丹（山东大学）对“黄莲圣母”被神化的背景、过程与影响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基本再现了“黄莲圣母”的本来面目。文章对林黑儿被神化的过程进行了全景分析，义和团时期从渔家女到“黄莲圣母”，革命时代则成为反帝爱国的象征。通过分析红灯照成员的行为，作者进而指出“黄莲圣母”领导的红灯照具有妇女解放运动的性质之说不能成立。
义和团运动与传统中国武术密切相关。周伟良（杭州师范大学）考察了义和团的习武活动，认为义和团的武术活动推动了武术的社会普及和促进了当时武术流派的技术交融。梅花拳在义和团运动中具有重要地位，杨彦明（河南安阳市委统战部）则利用调查掌握的第一手材料，爬梳、考辨所见资料中的各种根源及流变，建立起梅花拳起源、传播的历史空问，基本理清了梅花拳支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２、八国联军研究
以往对八国联军的研究多着力于对列强之间矛盾及其暴行的细致描写及批判，此次会议文章在批评八国联军暴行的前提下，从多个视角分析这些暴行，颇有新意。贝恩德・马丁（ＢｅｍｄＭａｒｔｉｎ）（德国弗莱堡大学）根据德国政府文件和
一、义和团运动史事钩沉
ｌ、义和团研究
对义和团本身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受资料所限，仍有许多问题存疑，尚待深入研究。路遥（山东大学）著文钩沉了义和团的若干史事。他利用日本官方文档，考证出集聚在天津的坎字团由离卦教演变而来，指出李来中是天津义和团的首领。同时通过田野调查，作者发现王觉一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仍有活动。文章判断普济于光绪四年创立九宫道，指出他不仅有教门性格的一面，还有佛教性格的一面，但强调不宜对普济评价过高，并判断光绪十八年的南山极乐寺普济碑为后人伪作。与路遥相呼应，周育民（上海师范大学）通过对五台山南山寺的实地考察，发现学界从未注意的光绪九年｛：五台山大万圣佑国南山极乐寺重建万人碑记》。根据碑文内容．判断此碑真实可靠．并以此对九官道若干历史问题进行了辨析。林黑儿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号称“黄莲圣母”，
士兵的战地日记，追踪了第一批两个德国海军营从动员到撤离中国的经历。在此微观研究中，该文以时间为经，细致梳理了在德国进行的志愿者招募、前往中国的航行、从天津向北京的进军和他们在北京亲历的地狱景象。从德国档案来看．作者认为德军对中国人的大屠杀行为并非获自德国政府的指令，发生这些大屠杀的原因主要有：德国向参战士兵灌输义和团是低等人类的观念；士兵战前对中国的毫无准备导致他们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产生了恐惧心理；指挥官的错误指挥。苏珊妮・卡斯（ＳｕｓａｎｎｅＫｕｓｓ）（德国弗莱堡大学）的文章以英、美、德国军队的行动为例，以多国合作主义为视角，分析了八国联军中的多国合作主义和暴力行为。该文着重分析多国合作主义对八国联军进行第三阶段战争（１９００年秋至１９０１年春）的影响，认为尽管参战国之间存在分歧，但是军队的多国性质事实上并未阻碍他们使用武力攻击中国平民。
３、清政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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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岳论丛Ａｐｒ．，２０１１
Ｖ０１．３２Ｎｏ．４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９３２影第４期）
（ＤｏｎｇＹｕｅＴｒｉｂｕｎｅ）
对清政府高层官员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进行研究是义和团运动研究的一个面相。随着大量档案史料的公开，学术界对清政府官员的认识又有所深入。孔祥吉（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利用档案所见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的“召见单”，认为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奕勖被“慈禧搁置到了一边”，“载漪欲杀奕勖”，奕勖作用“正在彻底瓦解”的观点与史实相距甚远或相反。运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档案，孔祥吉发现《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慈禧曾大规模向日本占领军军官授勋，考证出奕勖是这一事件的策划与执行者。文章认为慈禧授勋的原因是联Ｅｌ外交政策和感谢日本在《辛丑条约》议定时候保持慈禧统治地位所作出的贡献。另外，文章通过研究李秉衡这一时期的言行。认为李秉衡在很多方面与守旧派的愚昧排外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视为爱国。陆玉芹（江苏盐城师范学院）聚焦许景澄、袁昶和徐用仪主张剿杀义和团的原因，以及三人被杀的原因及影响，同时分析了昭雪后公祭三人的社会意义。认为这些现象突出反映了义和团运动期间形成的南北分野格局。以及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权力与利益关系的相互制约。值得注意的是，该文认为三人背后有东南督抚的支持是他们主张剿杀义和团的原因之一，亦是被杀的根源之一。袁世凯新军实力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大为扩张。张华腾（陕西师范大学）对这一时期袁世凯新军实力扩张产生的背景、新军建立过程、在山东局势中的作用作了探讨，认为袁世凯在山东扩练新军，对山东复杂的政治局势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
４、义和团迷信、反洋教研究
义和团往往与迷信、反洋教联结在一起。郭大松（山东师范大学）通过考察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势力及其传道方略的不同、胶东民风、胶东经济与文化闪素等方面，分析了胶东何以未兴义和团。刘宏（河北社会科学院）对清政府最高统治者认可义和团迷信的原因及影响所做的考察，反映出清政府守旧派认可、利用义和团迷信受到秉承儒家传统的官、绅阶层的坚决反对，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因而大大加深。黄庆林（广东工业大学）从政治宗教学的角度认为清政府守旧派在鼓吹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背后未必真上Ｅ深信义和团的神术。其目的在于利用“拳民”抵御外侮之心鼓动起国内抗击列强的热情。
５、“东南互保”研究
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东南各省实行“互保”，这次会议特设“东南互保”策源地上海为分会场进行讨论。史全生（南京大学）着眼于当时的语境和条款具体内容，分析了“东南互保”的影响，认为“东南互保”稳定了社会秩序，防止了社会动荡；基本维护了该地区社会安定和经济命脉，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彭淑庆（山东大学）在将由“自保东南”到中外“订约互保”的过渡分为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认为“东南互保”方案发轫于６月２３日前后到６月２６日三四天内。文章认为由“自保东南”到“订约互保”主要有三个原因：对清廷“招抚”政策的彻底失望；外国的军事压力和政治“诱惑”；来自东南社会精英阶层的强烈要求。戴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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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利用中外史料，以重点检讨义和团运动时期英、日、美驻沪领事的活动，透视该时期各国的对华政策。文章对领事个人给予了适当关注，初步再现了西方外交官与清朝人士交往的一般形态。
６、其他研究
义和团运动时期，法驻滇领事方苏雅“强运军火”人滇，最终酿成了昆明教案。李元鹏（贵州师范大学）在对这一事件爆发的过程进行探讨后指出，时任云贵总督丁振铎一面试图利用民众的力量来摆脱法人过多的胁迫与干预．同时又怕引起外国侵略，故而又控制民众的反洋仇教风潮。
义和团运动时期，台湾割让给日本已约五年，仍有不少反抗日本统治的活动，因而该时期台湾的动静值得探究，但学术界关注较少。古伟瀛（台湾大学）从《台湾日日新报》中的相关叙述，整理出日本对义和团的认识，以及日本在厦门事件发牛前后的表现。古伟瀛详细分析了该报的三个主题：对义和团的报道；义和团时期的台湾谣言；厦门谣言及厦门事件。文章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令统治台湾的日本人感受到了威胁，也有日人想趁此混乱占领厦门，虽未得逞。但日人通过对台湾新兴报纸媒体的操控，控制了台岛的情势和舆论。
教会是义和团运动的主角之一，但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罕有对天主教教徒的原生态考察。在义和团运动１００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巴斯蒂（ＭａｒｉａｎｎｅＢａｓｔｉｄ—Ｂｒｕｇｕｉｅｒｅ）《义和团运动时期直隶省的天主教教民》一文认为直隶两南代牧区有较佳的教友质量，因此有良好的民教关系，从而在义和团运动时教友伤亡很少。陈方中（台湾辅仁大学）质疑了这一观点。通过对直隶北代牧区和直隶西南代牧区在传教模式、民教关系及义和团运动中的情况ｉ个方面的异同比较．论证了直隶西南代牧区较低的死亡数字并不能说明在该区有较佳的民教关系这一观点。他认为在义和团运动的历史研究中，必须设法回到当时的时空环境，尝试建立更清楚的教友性质及民教关系，或许能产生更客观的研究成果。
二、义和团运动前因后果
１、前因
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产生原因的研究已有较多的成果。这次会议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在认同学界关于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的基础上二。李学智、迟维强（天津师范大学）撰文认为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发展到最后那样的程度。是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及后党集团与列强关系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结果。康大寿（西华师范大学）对近代外国在华治外法权进行探讨后指出。该特权的存在和滥用是造成近代中国教案频发以致酿成义和团运动的一个深层原因。同时，作者认为在华传教十的治外法权是在１８７１年才获得的。佐藤公彦（东京外国语大学）撰文着重讨论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周这一危机是引发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原因。他认为。这一危机对包括知识分子、官界、地方社会、经济、军事在内
的整个中国社会造成冲击，各地、各阶层都有抵抗，义和团只是较为突出的表现而已。苏位智（山东大学）从梳理综合的角度人手，认为国际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起因的分歧日少，共识趋多。以往产生分歧的原因在对史料、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探寻和运用上。文章认为在义和团运动起因中。“文化冲突”和“强权政治”属于普遍因素；山东、直隶地区的具体原因则是特殊因素。文章在回顾了百余年来的义和团运动研究后认为应尽量摒弃意识形态影响，突破历史语境藩篱，重点采取宏观把握与微观进路相结合的方法。
２、后果
义和团运动对后来中国社会影响深远。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通过伍廷芳在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中的行为探讨义和团运动导致的皇权神威的式微。天津师范大学李学智、迟维强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做了探讨，认为义和团运动与清末新政是一种间接的因果关系，并且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对待在华外人的政策吸取了义和团运动的教训。
《辛丑条约》是义和团运动的结果之一。以往研究主要是从列强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角度进行分析，对其与整个中外条约关系发展过程的相互关系关注不足。李育民（湖南师范大学）著文对《辛丑条约》产生背景、在中外条约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地位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辛丑条约》是列强各国从根本上解决条约关系危机的必然结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文认为《辛丑条约》在相当程度上摧抑了中国的反抗精神，使中国人民由仇外变为媚外。
义和团运动为俄国占领东三省提供了借口。李学峰（中国社会科学院）选取参与中俄交收东三省谈判的奕勖为研究对象，认为由于李鸿章的存在和清政府对俄态度暖昧，奕勖在谈判的大多时间，特别是在谈判最关键时期态度消极，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研究义和团运动对２０世纪育论界话语的影响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刘学照（华东师范大学）侧重考察了庚子事变后几年间中国革命书报中的话语转换与观念更新，显现了庚子后中国人开始用现代思维解读“中国与世界”。并凸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从而认为义和团运动推动了２０世纪初言论界的话语转换和观念革新。田涛（天津师范大学）则透过２０世纪初年知识界的文野言说。考察了义和团与近代中国思想运动的关联，认为在自我文化认同危机思想情境下，２０世纪初年知识群体将义和团的排外举动打上了“野蛮”的标记。他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促成中国知识阶层全面认同西方文明价值的一个重要契机，也是近代思想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民族主义是近代国家的标志之一。王先明（南开大学）在考察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后，通过对义和团运动与其后民众抗争运动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从传统向近代转折的历史界标。他认为以“革命话语”为主导的“新的民族觉醒”的历史转折始于义和团运动。
基督教在义和团运动中遭遇重大挫折。之后教会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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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
很多反应。胡卫清（山东大学）在对义和团运动后的教会自立运动进行探讨后指出，中国基督教会的觉醒最主要的标志是不少本土教会人士尤其是一些教会领袖已经具备了明确的近代国家观念。文章最后提到本土教会如何面对国家这一问题，发人深思。
张德明（北京大学）选取英国浸礼会在山东传教事业为个案，细致分析义和团运动对其在华事业的影响，进而尝试探索义和团运动前后基督宗教与政府、民众关系的演变，认为表面上中国社会与教会势力的冲突似乎不再像１９世纪末那样尖锐，但深层次的文化冲突及西方国家仍在中国享有特权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作为义和团运动导火线的教案问题不仅未在辛丑谈判中得以解决，反而在义和团运动后频频发生。赵树好（聊城大学）通过对晚清教案赔款交涉所有个案的具体分析，以讨价还价和拒绝赔款的案例为反例，认为清政府在教案赔款交涉中以妥协为主，但有一定抗争性。李期耀（山东大学）以交涉为切人点，围绕背景因素、交涉过程本身及其影响，对义和团运动后民教冲突交涉进行了探究，部分揭示了当时清政府的外交实际。文章认为，中外双方通过交涉这种方式解决了一些具体的民教冲突，但却无法阻止民教冲突继续发生。与赵树好相同，该文认为清政府在民教冲突交涉中对列强的要求会进行抗争，并非一味屈服。
《辛丑条约》规定列强可以“常留兵队分保使馆”。美国第十五步兵团正是因为此款自１９１２年开始在天津驻扎。王成勉（台湾中央大学）以美国第十五步兵团为例，论及他们在华驻扎的经过，他们共同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如何影响到他们日后对华事务的处理。王成勉认为，此项驻军不仅让美军有了第一手的在华经验。同时培养了一批美军中的“中国经验特别影响到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也影响到他们对华所采取的策略，进而对中美军事关系，甚至对中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此文有助于我们了解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美国对华的军事态度及与中国军事交往所采的作法。
三、国内外舆论回响
义和团运动有些出乎时人的预料，因而受到国内外舆论的较多关注。对国内外舆论中有关义和团运动报道的关注和研究是本次学术讨论会的一大突出特点。
１、国内舆论
《申报》在近代中国影响巨大，但长期以来在义和团的研的原因主要同它的历史背景以及它所面对的读者群体有关。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万国公报》进行了大量相关报道和１９１
究中对其关注不够。邵雍、王惠怡（上海师范大学）以义和团运动期间《申报》的报道以及评论为切入点，分运动兴起前、爆发后、议和阶段三个时段梳理了《申报》的舆论导向，认为《申报》是反对义和团运动的。作者认为，这种舆论导向产生评论，形成了鲜明的舆论特色。王林（山东师范大学）认为，
通”，如马歇尔、史迪威、陈纳德。文章认为他们早期在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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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公报》维护教会的利益，维护外人在华利益，对联军侵华极力辩护。作者同时看到了这一时期《万国公报》的另一面相，能从中了解基督宗教在义和团时期的立场；能从中了解外人如何看待义和团和联军侵华；能为后人研究这一阶段的历史提供重要的史料。马光霞（山东大学）则将林乐知与《万国公报》对义和团运动的报道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认为林乐知在其中体现了他“美国”、“基督教”、“传教士”的三重身份立场，同时其身上还有以上海为代表的东南方各省的印记。林乐知虽以西方现代的“文明”尺度衡量和否定义和团运动，但仍希望中国走向“文明”，为中西文化交流贡献颇多。
２、国外舆论
《科伦日报》与德国政界的关系密切，吕一旭（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以义和团运动时期该报对中国的报道为研究对象，观察德国的新兴殖民心理，认为这些报道具有民族主义叙述的特征。该文特别关注了（ｆ４伦日报》从使馆区解围到西方与清廷恢复正式外交之间的他异性话语，认为“种族他者”的话语明显处于支配地位。作者最后指出《科伦日报》不仅是个半官方的权威声音，而且也反映了德国中产阶级读者的价值观。
孔正滔（ＴｈｏｒａｌｆＫｌｅｉｎ）（英国拉夫堡大学）通过对德国＜前进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和法国《震旦报》（Ｌ’Ａｕｒｏｒｅ）两份欧洲左翼报纸中关于八国联军新闻报道的审视，认为两报对八国联军行为持批评态度。但作者发现这两份报纸同情义和团或其他中国人的报道很少，且认为这些报道并不是对中国事件的直接反应，而是被嵌入了已确定的话语，两报编辑更关切于维护西方道德的整体性。与此不同．李宏生（山东师范大学）从另一角度认为这些左翼报纸对八国联军的批评给予义和团运动以巨大声援。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德国自由派新闻媒体指控基督宗教应对这次运动负主要责任。孙屯新（北京师范大学）的文章回顾了德困新教传教士的辩护，他们首先对欧洲列强的侵略政策、西方商人的贪婪和天主教传教与政治联盟的行为提出了批评，然后认为中国人的仇外是造成这一灾难的最根本原因，中国政府应当对其爆发负主要责任。由此揭示了他们的立场观点与外交官和商人的立场观点没有本质的不同。
达旗升（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Ｄａｔｓｙｓｈｅｎ）（俄罗斯西伯利亚联合大学）考察了俄国社会舆论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该文认为俄罗斯媒体对俄罗斯参与中国战争给予否定的评价。不存在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敌对情绪，甚至在描写反俄罗斯战斗中前仆后继的中国将领时也表达出对他们的喜爱之情。
姚斌（北京外国语大学）则将比较文学引入义和团运动研究视野，对不同时期美国人心中的拳民形象进行了分析，认为拳民形象产生后在美国依循了两条不同的路径流布与嬗变。在美国大众的想象中。拳民体现了中国人非理性、狂
１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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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的性格，具有“妖魔化”的特征。而在美国学术界，义和团研究都有意识地与大众想象中的拳民形象对话，试图更多地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视角解读拳民形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拳民“解妖魔化”。文章继而指出，拳民形象在美国延续与演变的过程中，大众想象与学术研究之问有着不断对话的关系。学术研究的灵感往往来自大众想象的刺激，而大众想象的缓慢变迁又常常得益于学术成果的渗透。
四、其他
ｌ、专著推介
崔华杰（上海大学）专文介绍了狄德满的《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的基督宗教传播与社会冲突》（Ｒ．
Ｇ．Ｔｉｅｄｅｍａｎｎ．Ｖｌｏ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ＦＥＡ砒ＮＧ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班ｉａ帆ｔｈｅ
Ｅｖｅ
ｏｆｔｈｅ
Ｂｏｘｅｒｕｐ－
ｍｉｎｇ）一书。该书研究了基督宗教的传播和山东地区的地方结构与社会生活变迁这些动量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在“原发性组织”如大刀会以及其他地方自卫型组织在向义和团演变的历史时间段内所起到的作用。文章认为该著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其一，它对稀缺天主教档案材料的使用；其二，它对地缘政治学、集体行动理论等跨学科理论方法的引介；其三，它对山东天主教与百姓冲突的关注。
苏位智（山东大学）撰文介绍达旗升（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Ｄａｔｓｙｓｈ・ｅｎ）的专著《１９００年满洲的俄中战争》。面对被俄罗斯史学界遗忘的１９００年中俄战争，该著总结这场战争时认为：俄国作了充分的战前准备；俄国进入中国具有侵略的意图和行为。
２、文献介绍
傅德华、于翠艳（复旦大学）介绍了《义和团运动——盛
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中有关德国的文献。文章总结该部分文献内容包括德国与东南互保；清政府封疆大吏德国观；英、美、法、俄等国在此期间对德的种种看法。廖大伟（东华大学）则介绍了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有关义和团的资料
及其价值。该文详细统计了除《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
资料选辑之七》外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有关义和团的资料，通过实例分析认为还大有挖掘和利用的空间，可将义和团运动研究进一步推进和深入。
本次学术讨论会在各个方面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研究，预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和路径。借助新发掘的档案及材料进一步丰富了研究的内容，新视角的开辟给义和团运动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总体而言，学者们开始注重长效性，但在深度和广度上也需要进一步拓展。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与世界——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李期耀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岳论丛
DONGYUE TRIBUNE201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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